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晶[1]（2020）在《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文本研究 ——基于英格拉姆与施耐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知识经济背景下,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之一,其研发的技术是否能及时有效地转移到行业,是影响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当前在各方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相关政策不断出台,投入力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效率仍旧较低。作为高校技术转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发挥,对于高校技术转移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而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运用的结构又直接影响着政策效能的发挥。因此,对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优化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结构,提升其政策效能,最终实现高校技术转移效率的提升。本研究对自1980年技术转移合法化至2019年间的高校技术转移政策进行了梳理,选取了96份与高校技术转移直接相关的政策文本,运用政策工具理论,一方面从政策发文时间、文本类型及发文部门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基础分析;另一方面运用政策工具构建了政策文本分析框架,从横向与纵向对其进行了政策工具分析。基于此,发现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从时间及内容上呈现出三个阶段发展特征,各阶段均综合运用了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符号和规劝工具以及学习工具等五种政策工具,且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结构与内容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征,也存在一些问题,抑制了政策效能的发挥。总体来说,问题主要表现为缺乏整体统筹、可操作性不足,权威工具使用过多而学习工具使用不足等。为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提高政策效能,本研究针对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以及高校等主体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1）加强纵横沟通协调,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2）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统筹协调技术转移政策实施;（3）优化政策工具运用结构,提高高校政策工具活力;（4）压实各级领导责任,推进高校技术转移活动;（5）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政策学习,提高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效能。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政策工具分析方法运用于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研究领域,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动态分析了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及现状,其意义在于从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结构、内容及制定与运行机制方面找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各主体提出了有助于提升其政策效能的有益建议。
赵珂艺[2]（2020）在《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制度研究及启示》文中指出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创新着商业模式的种类,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数字经济潜藏的巨大发展潜力的认知。率先抓住时代发展机遇的互联网企业,在社交媒体、在线零售平台、流媒体广告播放、协作式参与平台等新兴商业模式中向前领跑,借助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数据即价值以及无需物理空间等特性,不断成长并扩充全球市场规模,赢得数字经济发展巨大红利,占领全球数字市场相当一部分地位。然而,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突破了现行收入定性方式以及常设机构概念等传统规则,造成企业部分应征收入处于税收征管之外的游离真空,形成税收流失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大型跨国互联网企业激进的税收筹划造成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间税负不公的问题,市场国较多的“价值贡献”却得不到应有利润,触及了收入来源国（市场国）与居住国关于数字经济在税收利益上的分配问题,迫使现行国际税收体系亟需变革。对此,OECD承诺将在2020年年底提交一份全球统一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现实中国际利益协调一致的困难性以及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紧迫性,部分国家已率先探索对大型跨国互联网特定数字服务收入征税的方式,如: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的数字服务税。本文着眼于率先开征数字服务税解决部分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英法两国方案给我国带来的经验与启示,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介绍数字服务税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其次,基于我国国情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关税制现状;再次,深入对比分析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的开征背景、税制要素和影响效应;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探索开征该税的可能性,并分析该税给我国解决部分数字经济税收问题带来的经验与启示,以期更好的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税制完善。本文的研究发现:英法两国的数字服务税制度在征税对象等方面与我国所面临的数字经济发展局面有所不同,因此,在短期内,该方案有一定局限,基于我国现有税制在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上的情况及税制改革方向等因素,我国应重点完善现行税收规则体系;长期内,仅当具备一定的开征条件,我国可考虑吸收数字服务税的优点结合我国实际转化为解决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备选方案之一。
曾维新[3]（2019）在《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网络文化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新兴产业,并日益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大部分国家对该产业采取扶持政策。目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以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新闻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已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及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众多涉及该产业的重要政策,从明确该产业的重要地位到文化产业统计范围变化以及各种财政、税收、金融扶持补助政策不一而足。这些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提供的各种政府资源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都归入了政府补助范畴。然而对于政府是否应当介入和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尚存争议,有关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扶持政策情况如何,因扶持政策形成的巨额补助是如何落实到网络文化企业层面,补助是否实现了政府部门既定目标,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探讨。因此研究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政府补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一是当前国内外对网络文化产业并无权威统一的界定,众多学者或部门将其称之为数字创意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内容产业、互联网文化产业等;二是现有对政府补助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战略新兴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鲜有以网络文化产业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对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较少以定量方法来研究政府补助的绩效;四是在考察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影响时,大都只考察总体补助的作用,较少考察不同类型补助的效果差异,且对政府补助类型的研究仍有细化的空间。基于此,本文依据“要不要-怎么样-行不行”的逻辑,聚焦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研究其政府补助问题。“要不要”是解决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补助,这就需要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及在中国国情下的现实必要性开展研究。“怎么样”是解决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如何,这就需要梳理中国现有的关于网络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和研究当前中国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和内容特征。“行不行”则要解决政府补助是否有效,即绩效评价问题,这就需要验证政府补助（包括总体补助和不同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社会责任方面是否起到积极作用。最终目的在于为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依据,并帮助其更好的制定和修正补助政策,实现补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本文的研究工作可概括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在明确和完善网络文化产业概念及系统研究网络文化产业各种特性的基础上,先是从市场失灵、产业竞争力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出发论述政府扶持该产业的理论依据;然后在介绍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现状及其原因之后,从中国经济转轨及文化体制改革角度探讨政府通过补助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同时尝试明确政府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全面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现状。一是依据重要政策出台或技术进步的关键节点将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并详细梳理各阶段的政府政策,总结政策演进情况以及特点和问题。二是依据筛选的179家网络文化上市公司（其中核心领域132家,相关领域47家）年报中披露的政府补助金额数据剖析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特征,包括总体政府补助和不同类型补助（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在所有制、细分行业和区域等方面呈现出的分布特征;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和LSD多重比较法（Least-Significant Difference）验证所有制性质、细分行业和区域因素是否是影响网络文化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因素。三是对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进行分析。基于补助的目的和具体指向性,将样本企业补助明细科目归类整理分为七大内容板块,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内容结构特征。第三部分检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本文搭建了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框架,利用179家网络文化样本企业2013-201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三方面的影响。不仅考察总体政府补助,还考察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种细分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在整个实证研究中还考虑了所有制因素和细分行业因素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各种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此外还检验了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归纳为:第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通过梳理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学者繁杂众多的概念中可知,从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内容产业到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再到互联网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这些概念的出现是文化产业和不同时段的技术融合发展产生的必然结果。随着科技进步,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网络文化产业的定义还会不断演进。第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网络文化产业具有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三重属性,同时表现出强大的产业融合和技术关联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让其具备了其他产业没有的优势。市场失灵理论（外部性、公共产品、信号传递理论）、产业竞争力理论及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政府介入网络文化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石。同时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缓解中小科技型网络文化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情况也需政府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本文还明确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为公共网络文化产品的监管者和提供者,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者和调控者,网络文化市场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第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从萌芽发展至今可划分为六个阶段,管理和补助扶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并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现有补助政策呈现出规制监管的专门性和政府补助的一般性,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网络化转型补助政策多过扶持新兴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等特征。同时补助政策也存在不够具体,相对被动和滞后需求等问题。虽然我国已形成了包含财政资金、专项基金、税收减免、政府采购、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项目补贴和政府奖励等在内的多种手段的综合补助政策体系,但尚未建立对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和绩效进行评价的机制。第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政府补助覆盖率在95%以上,说明补助对于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是“普惠”政策,而非“特惠”政策。财政拨款是我国网络文化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最主要的形式,其次为税收优惠;政府奖励呈现出“奖励名目较多,奖励金额不高”的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网络文化企业、相关领域企业和东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相较于非国有、核心领域和中西部地区的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补助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法研究发现,网络文化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上存在显着的所有制和细分行业差异,而地区差异并没有统计上的显着性。第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主要内容。中国政府对网络文化产业的补助大部分都投向了技术和创新方面,这符合网络文化产业与技术高度关联的特征。其次为产业专项补助和项目专项补助,投融资补助、涉外补助、人才和就业补助、无形资产补助四块内容的政府补助金额占比较少。第六,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在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方面,政府补助的影响较为复杂,其中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企业财务绩效并无显着影响;在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就业）方面,政府补助均有积极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类型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拨款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创新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税收优惠对其网络文化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增加就业方面均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奖励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有负向影响;（3）所有制因素并没有对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的经营绩效、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4）细分行业是影响政府补助和网络文化企业创新、就业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以生产网络文化设备为主的相关领域相较于以网络内容生产为主的核心领域而言,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和增加就业的影响更加显着;（5）研发投入（RD）在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有6.63%是通过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的。鉴于以上主要发现和研究结论,本文就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二是明确财政拨款、政府奖励和税收优惠三类补助各自的特征和效果,依据政策既定目标选择合适的补助类型,确保补助发挥最佳效用;三是破除“所有制惯性”,坚持“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原则,给予国有和民营网络文化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公平合理分配补助资源。四是关注网络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差异,鉴于核心领域企业是网络文化产业的主体最能体现该产业特性,补助可适当向核心领域企业倾斜;五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以提高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
张金艳[4]（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韩联郡[5]（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研究说明“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刘亚丽[6]（2019）在《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祝天航[7]（2018）在《中关村和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将“建设创新型国家”列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2009年3月北京中关村获批成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陆续批复建设18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各示范区在发展定位、空间布局、支柱产业等方面各具特色,体现在政策内容和结构上,各示范区虽然都围绕自主创新总目标,但会基于自身的禀赋和特色而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侧重。此外,现有研究发现:政策的协同度对政策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只有政策体系内的各政策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推动科技进步、支撑自主创新,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首个示范区成立至今9年,示范区政策体系结构和协调情况值得探究。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示范区创新政策的研究却相对缺乏,且大多为规范性研究,同时,存在研究视角不全面、时间跨度不完整等不足。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选取示范区成立以来至2017年底的创新政策文本,采用扎根理论和政策测量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半定量化处理,再进而采用加权共词分析方法,比较两个示范区的政策体系结构和构成要素;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比较两个示范区的政策协同演进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两个示范区当前的创新政策总体做到了因地制宜。中关村的目标定位在激励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主要通过更直接、更具体的政策手段促进创新,比如奖励、补贴等,体现出政府强大的主动性和广泛的牵涉性;张江关注重点产业发展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能力,通过更间接、更宏观的方式促进创新,比如搭建平台,更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更多关注中小企业发展。（2）政策协同度方面,中关村基础较好且逐年上升,创新政策的连续性强,政策的互补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都有所体现;张江基础较低,先增后降,2014年后政策没有很好的延续,出现了中断的情况。本研究为各示范区优化政策体系结构及明确政策取向提供参考,对于加强示范区创新政策相互配合支持,进而提升创新政策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王影航[8]（2017）在《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优化设计》文中研究说明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作为一项促进知识创新及其效益转化的重要制度,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知识创新资源紧缺的当下,业已成为诸多国家创新战略所关注的重点。我国概莫能外,新近推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视为推动国内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国内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尚未阐明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问题,更难以为实践中纷繁复杂的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设计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知识产权财税激励制度做一番系统的梳理与探索。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梳理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研究背景,进而推导出其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随后,第一章在梳理并评析国内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认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本文第二章集中讨论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要解释什么是、为何要以及如何设计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问题。此章包括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概念、理论依据、功能定位与应然走向等四个部分:首先,本文通过定性的研究范式对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目的、基本模式与基本属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认定其是以激励知识产权创新、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税收优惠措施为基本形式、具有知识产权相关性的公共财产支出手段。随后,顺着该制度的概念界定,本文以公共政策学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准公共产品供给失灵理论以及法学领域的公共财产法理论,对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了阐述: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因激励知识创新、驱动知识经济的双重使命而生,为知识产权这种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适度的干预以防控其创造与运用市场的失灵,同时该制度作为公共财产支出的一种形式,具有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内在禀赋,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须体现税收法定与利益平衡的法治理念。在厘清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本文阐明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在知识产权创新活动与知识产权市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展现出来的多元激励、市场协调与规范保障功能,并在功能比较的基础上明确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科技创新税收激励政策、辅助性的知识产权激励供给制度以及政府介入性低的公共财政补贴手段的制度定位。基于上述的理论研究,本文第二章最后一节从制度定位与功能实现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设计的应然走向:即在顶层设计上通过立法相关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的完善落实税收激励法定原则,在具体规范上充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与供给均衡理念（着重激励知识产权创造、商品化与产业化行为）,同时通过运行保障层面的申报、管理与反避税机制来控制相关规范的风险而实现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动态均衡。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实践探索,就是探究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现状,并从顶层设计、具体规范与运行保障机制等三个维度分别探讨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现有问题、经验借鉴与优化设计。这些问题的讨论分布在本文的第三至六章。其中,本文第三章立足于相关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国际环境,根据最新政策信息对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具体规范与运行保障机制进行了梳理,创造性地从激励知识产权创造、商品化与产品化等三个维度对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具体规范进行了划分,从而便于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视角对我国相关制度进行分析。第四、五、六章则承接第三章的梳理对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在顶层设计、具体规范与运行保障机制等三个维度的现有问题、国外经验与优化方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基于上述的实证研究,本文第四、五、六章最终通过运用制度比较与效益分析的方法,面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求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具体规范与运行保障机制提出一些合理可行的优化设计方案,包括通过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相关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等顶层设计的针对性优化来落实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领域的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商品化激励、产业化激励等三个层次的具体税收规范来实现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创新驱动发展任务;通过优化我国的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申报机制、监管机制与反滥用机制为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保驾护航。
董大伟[9]（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认为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刘佐[10]（2016）在《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梳理了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内容涉及以下11个方面:（1）宏观政策和重大改革;（2）农业、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3）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4）流通、对外经济往来和国际税收关系;（5）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6）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证券;（7）就业、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和宗教;（8）教育、文化、宣传、卫生和体育;（9）区域发展;（10）其他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11）税收法制和税收管理。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文本研究 ——基于英格拉姆与施耐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高校技术转移研究 |
| (二)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研究 |
| (三)现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目的与框架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研究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技术转移 |
| 二、高校技术转移 |
| 三、高校技术转移政策 |
| 四、政策效能 |
| 第二节 政策工具理论及其应用 |
| 一、政策工具研究概述 |
| 二、政策工具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二章 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的基础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文本的选择 |
| 第二节 政策文本的基础分析 |
| 一、政策文本类型分析 |
| 二、政策发文时间分析 |
| 三、政策发文部门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一、权威工具 |
| 二、激励工具 |
| 三、能力建设工具 |
| 四、符号和规劝工具 |
| 五、学习工具 |
| 第二节 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的纵向分析 |
| 一、1980-1998年:高校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初步建设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分析 |
| 二、1999-2005年:高校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内容细化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分析 |
| 三、2006-2019年:高校技术转移政策体系协调建设阶段的政策工具运用分析 |
| 第三节 高校技术转移政策工具的横向分析 |
| 一、权威工具的运用及分析 |
| 二、激励工具的运用及分析 |
| 三、能力建设工具的运用及分析 |
| 四、符号和规劝工具的运用及分析 |
| 五、学习工具的运用及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基础分析结论 |
| 二、政策工具分析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纵横沟通协调,提升政策制定过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
| 二、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统筹协调技术转移政策实施 |
| 三、优化政策工具运用结构,提高高校政策工具活力 |
| 四、压实各级领导责任,推进高校技术转移活动 |
| 五、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政策学习,提高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效能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汇总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制度研究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数字服务与数字经济 |
| 二、数字服务税 |
| 第二节 数字服务税的理论依据分析 |
| 一、税收公平理论——传统模式与在线模式的公平竞争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做出贡献 |
| 三、税收管辖权理论——合理分配来源国与居民国税收权益 |
| 第二章 我国税制在数字经济层面的现状及政策梳理 |
| 第一节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 |
|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及态势 |
|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的特征 |
| 第二节 我国针对数字经济层面的税收征管政策梳理 |
| 一、间接税层面 |
| 二、直接税层面 |
| 三、其他法律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现行税制在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层面的局限 |
| 一、部分增值税优惠规则给予税收筹划便利 |
| 二、所得税征管方面的旧规则面临挑战 |
| 三、涉税信息收集和监管面临挑战 |
| 四、缺乏针对性的税收政策法规 |
| 第三章 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制度介绍及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的开征背景 |
| 一、直面困难——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之难 |
| 二、追求公平——解企业间税负不公问题 |
| 三、避免垄断——推动数字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
| 四、财政之压——亟需解决财政压力问题 |
| 五、配套组合——配合原有政策重拳出击 |
| 第二节 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制情况介绍 |
| 一、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开征历程 |
| 二、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税制要素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对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 |
| 二、对征纳双方的税收负担的影响 |
| 三、对国际税收秩序的影响 |
| 四、对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五、对税收—贸易争端的影响 |
| 第四章 数字服务税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及相关启示 |
| 第一节 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在我国开征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征税目标的一致性 |
| 二、征税对象的可行性 |
| 三、征税范围的可行性 |
| 四、征管技术的可行性 |
| 五、征收时效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数字服务税制度的开征经验启示 |
| 一、明确数字服务税的职能作用 |
| 二、立足国情充分评估税负的合理程度 |
| 三、与现行税制的兼容性及与税制改革目标的衔接 |
| 四、注重国际层面税收方案的协调统一 |
| 五、密切关注国际税制改革动向 |
| 第三节 数字服务税对我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相关启示 |
| 一、总体完善思路 |
| 二、短期方案思考 |
| 三、长期方案遐想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相关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3）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论文结构和创新 |
| 四、研究不足及展望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政府补助界定及类型 |
| 二、政府补助的动机研究—政府宏观角度 |
| 三、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企业微观角度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界定和分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及评价 |
| 三、网络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
| 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及国际经验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综述 |
| 一、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和角色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财税金融补助政策 |
| 三、政府补助对网络文化企业的影响 |
| 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必要性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的特性 |
| 一、网络文化产业的“三重属性” |
| 二、网络文化产业的经济特征 |
| 三、网络文化产业的产业特征 |
| 第二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失灵理论 |
| 二、产业竞争力理论 |
| 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依据 |
| 一、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简析 |
| 二、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因 |
| 三、中国政府补助网络文化产业的现实考虑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定位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演进历程及政策梳理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孕育期(2000 年以前)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初步发展期(2001-2004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期(2005-2008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四节 网络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期(2009-2012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五节 步入移动互联网时期(2013-2015 年)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第六节 成为战略新兴产业新时期(2016 年至今) |
| 一、发展演进情况 |
| 二、政策梳理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特征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筛选与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一、样本公司筛选和数据来源 |
| 二、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总体政府补助特征 |
| 一、总体政府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总体政府补助的实际控制人分布特征 |
| 三、总体政府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四、总体政府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不同类型政府补助特征 |
| 一、不同类型补助的所有制分布特征 |
| 二、不同类型补助的细分行业分布特征 |
| 三、不同类型补助的区域分布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分类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明细科目情况 |
| 二、网络文化上市公司补助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特征 |
| 一、网络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补助内容结构总体分析 |
|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三、不同细分行业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四、不同区域的政府补助内容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一、区域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二、区域与所有制性质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三、所有制性质与细分行业政府补助内容结构交互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有效性验证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和度量 |
| 三、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绩效 |
| 二、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创新 |
| 三、政府补助与网络文化企业社会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一、网络文化产业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概念 |
| 二、中国扶持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 |
| 三、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政策不断完善但仍需优化 |
| 四、中国网络文化产业补助具有普惠性并且特征复杂 |
| 五、技术创新类补助是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的主要内容 |
| 六、补助有益于企业提升市值及促进创新和增加就业 |
| 第二节 网络文化产业补助优化建议 |
| 一、建立专门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补助体系 |
| 二、明确各类补助的特征和效果确保发挥最佳效用 |
| 三、破除所有制惯性确保市场主体可公平获得补助 |
| 四、关注产业内部结构差异可适当向核心领域倾斜 |
| 五、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补助绩效评价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A:《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
| 附录 B:中国网络文化及相关产业上市公司名单 |
| 致谢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6）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及税收规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以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为展开 |
| 二、对两组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
| 第二节 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之必然 |
| 一、宗教组织的需要 |
| 二、社会信众的需要 |
|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不自洽税收规制之必要 |
| 一、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的意义 |
| 二、宗教组织经济不自洽的影响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现行税收规范 |
| 四、宗教组织税收相关信息公开的规范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二、宗教组织应税界定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四、对宗教组织的税收监管规范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
| 一、宗教组织相关税收法律滞后 |
| 二、受宗教自养免税政策的影响 |
| 三、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不协调 |
| 第三章 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 |
| 第一节 政教合一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财税支持的基础及表现 |
| 二、宗教组织涉税法制评析 |
| 第二节 政教主从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政教主从下的宗教经济 |
| 二、宗教组织“不徭不役” |
| 三、宗教组织“亦徭亦役” |
| 第三节 政教分离下宗教组织涉税理论及评析 |
| 一、社会型理论依据及分析 |
| 二、经济型理论依据及评析 |
| 三、宗教组织涉税之本文观点 |
| 第四章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 |
| 一、内在特殊宗教性 |
| 二、外在特殊法原则 |
| 第二节 对宗教组织征税的正当性分析 |
| 一、对宗教组织征税与主权概念不冲突 |
| 二、对宗教组织征税不违反宗教自由原则 |
| 三、对宗教组织征税应有所限制 |
| 第三节 对宗教组织税收减免的正当性分析 |
| 一、政教分离原则实质上是适当的分离 |
| 二、宗教组织税收减免不违反政教分离 |
| 第四节 国家税收与宗教组织的互惠作用 |
| 一、国家税收对宗教组织的支持作用 |
| 二、宗教组织教义对国家税收的遵从 |
| 第五章 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的应税规范 |
| 三、宗教组织的信息公开 |
| 四、宗教组织的税务稽核 |
| 第二节 日本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法人纳税主体规范 |
| 二、宗教法人的减免税优惠 |
| 三、宗教法人有特色的制度 |
| 四、对宗教法人的税务调查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 |
| 二、宗教组织的税收优惠 |
| 三、宗教组织的监管制度 |
| 第四节 域外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对宗教组织免税资质的审查规范 |
| 二、注重对宗教组织经济活动的应税规范 |
| 三、注重对宗教组织捐赠抵扣的税收规范 |
| 四、注重对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 |
| 第六章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规范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法律规定 |
| 一、宗教组织应予以特别的税收规范 |
| 二、民间宗教组织纳入应税主体范围 |
| 三、完善宗教组织的纳税主体要件 |
| 第二节 明确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一、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界定的前提 |
| 二、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三、宗教教职人员收入的应税规范 |
| 第三节 改进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税收机制 |
| 一、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积极法律定位 |
| 二、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具体税收措施 |
| 第四节 加强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法律规定 |
| 一、转变宗教组织税收监管观念 |
| 二、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内容 |
| 三、切行宗教组织税收监管措施 |
| 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中关村和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政策相关研究 |
| 2.2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相关研究 |
| 2.3 政策研究的相关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
| 2.3.1 扎根理论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
| 2.3.2 词频分析方法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
| 2.3.3 共词网络分析方法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
| 2.3.4 复合系统协调度测算方法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
| 2.4 研究评述 |
| 第3章 研究设计与政策文本处理 |
| 3.1 数据来源 |
| 3.2 政策文本半定量化处理 |
| 3.2.1 初始编码:提取代表政策内涵的关键词 |
| 3.2.2 开放编码:归并关键词 |
| 3.2.3 轴心编码:聚合关键词 |
| 3.3 政策图谱绘制 |
| 第4章 两个示范区创新政策体系结构与构成要素比较 |
| 4.1 政策体系结构比较 |
| 4.1.1 构建加权共词矩阵 |
| 4.1.2 结果与分析 |
| 4.2 政策体系构成要素比较 |
| 4.2.1 关键词聚类 |
| 4.2.2 结果与分析 |
| 第5章 两个示范区创新政策协同度演进比较 |
| 5.1 数据与方法 |
| 5.1.1 政策有效性的量化值确定 |
| 5.1.2 示范区政策的复合系统协调度计算 |
| 5.2 结果与分析 |
| 第6章 启示及建议 |
| 6.1 政策启示 |
| 6.2 政策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关村与张江创新政策一览表 |
| 附录 B 中关村与张江创新政策得分及权重表 |
| 致谢 |
（8）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优化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一) 本文的国际研究背景 |
| (二) 本文的国内研究背景 |
|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 |
| (一)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二) 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研究现状的评析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一、本文的研究目的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概念、涵义和分类 |
| 一、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概念 |
| 二、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涵义 |
| (一) 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为基本目的 |
| (二) 以税收优惠措施为基本形式 |
| (三) 以知识产权相关性为基本属性 |
| 三、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分类 |
| (一) 依知识产权行为之别的分类 |
| (二) 依知识产权类型之别的分类 |
| (三) 依涉税种类之别的分类 |
| (四) 依激励方式之别的分类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理论依据 |
| 一、公共政策学理论依据:创新驱动发展理论 |
| 二、经济学理论依据:准公共产品供给失灵理论 |
| 三、法学理论依据:公共财产法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功能与定位 |
| 一、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功能 |
| (一) 多元激励功能 |
| (二) 市场协调功能 |
| (三) 规范保障功能 |
| 二、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定位 |
| (一) 绑定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税收激励政策 |
| (二) 实现具体干预的知识产权辅助激励机制 |
| (三) 政府介入较少的公共财产支出方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应然走向 |
| 一、顶层设计:落实知识产权税收法定原则 |
| 二、具体规范:满足知识产权创新驱动需求 |
| 三、运行保障机制:实现知识产权激励均衡状态 |
| 第三章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以技术引进税收优惠为标志的初步启动时期 |
| 二、以高新企业税收优惠为标志的摸索调整时期 |
| 三、以多元税收激励措施为标志的全面实施时期 |
| 第二节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面对的国际规范 |
| 一、国际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约束性规范 |
| (一) 红灯类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禁止规范 |
| (二) 绿灯类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不可诉规范 |
| (三) 黄灯类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可诉规范 |
| 二、国际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引导性规范 |
| (一)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实质性要求 |
| (二)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透明度要求 |
| (三)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反滥用要求 |
| 第三节 我国现有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基本现状 |
| 一、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 |
| (一)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立法相关机制 |
| (二)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国际协调机制 |
| 二、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具体规范 |
| (一) 我国激励知识产权创造的税收规范 |
| (二) 我国激励知识产权商品化的税收规范 |
| (三) 我国激励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税收规范 |
| 三、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运行保障机制 |
| (一)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申报机制 |
| (二)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管理机制 |
| (三)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反滥用机制 |
| 第四章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优化设计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 |
| 一、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相关机制不合理的问题 |
| (一)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的层次较低且无统一立法 |
| (二)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领域存在“空白授权立法” |
| (三)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缺乏合理的监督与调整 |
| 二、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国际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
| (一) 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税收合作制度不完善 |
| (二) 部分制度内容有违国际知识产权税收激励规范 |
| 第二节 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经验 |
| 一、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相关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 在税收基本法层面明确税收法定原则 |
| (二) 严格监督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立法的产生与运行 |
| 二、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国际协调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 积极推动国际知识产权税收规范的制定 |
| (二) 主动遵从并内化相关国际知识产权税收规范 |
| 第三节 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顶层设计的建议 |
| 一、从立法相关机制上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 |
| (一) 提升相关立法层次并适时制定《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法》 |
| (二)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授权立法制度 |
| (三)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立法监督机制 |
| 二、从国际协调机制上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 |
| (一) 加强知识产权税收国际合作制度的建设 |
| (二) 加强国际知识产权税收规范的研究与内化 |
| 第五章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具体规范的优化设计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具体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一、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税收激励规范不完备的问题 |
| (一) 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抵免制度尚有瑕疵 |
| (二) 其他针对知识产权创造的税收激励制度尚有缺失 |
| (三) 忽视中小企业的特殊知识产权创造激励需求 |
| 二、我国知识产权商品化税收激励规范不全面的问题 |
| (一) 技术转让的企业所得税激励制度受益面太窄 |
| (二) “四技”收入的增值税激励政策适用率较低 |
| (三) 知识产权入股缺少合理的个税激励制度 |
| 三、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税收激励规范不合理的问题 |
| (一) 知识产权创新投资的税收激励制度尚有缺失。 |
| (二) 新型知识产权产业的税收激励制度有失偏颇 |
| 第二节 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具体规范的设计经验 |
| 一、国外知识产权创造税收激励规范的设计经验 |
| (一) 重视知识产权研发费用抵免税制的细化与扩围 |
| (二) 采用多元有力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税收手段 |
| (三) 设计针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激励税制 |
| 二、国外知识产权商品化税收激励规范的设计经验 |
| (一) 完善针对知识产权商品化所得的“专利盒”税制 |
| (二) 实施普惠式的自然人知识产权所得税收优惠制度 |
| 三、国外知识产权产业化税收激励规范的设计经验 |
| (一) 对知识产权产业化投资行为实施较为优惠的税收待遇 |
| (二) 对特定知识产权新兴产业实施培育性的税收激励规范 |
| 第三节 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具体规范设计的建议 |
| 一、优化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税收激励规范设计的建议 |
| (一) 构建普遍且规范的知识产权研发抵免政策 |
| (二) 针对性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的税收激励力度 |
| (三) 增设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特别激励制度 |
| 二、优化我国知识产权商品化税收激励规范设计的建议 |
| (一) 建立全面的知识产权商用化所得税收优惠制度 |
| (二) 扩大并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收入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
| (三) 明确自然人知识产权入股的缓征优惠制度 |
| 三、优化我国知识产权产业化税收激励规范设计的建议 |
| (一) 构建完备的知识产权产业化投资税收优惠制度 |
| (二) “点面结合”优化培育知识产权产业链的税收优惠政策 |
| 第六章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运行保障机制的优化设计 |
| 第一节 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运行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申报机制低效的问题 |
| (一) 缺少专门的知识产权税收优惠发布与申报渠道 |
| (二) 现有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报程序存在瑕疵 |
| (三) 缺乏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报的辅助机制 |
| 二、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管理机制缺位的问题 |
| (一)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管理工作缺乏信息交流 |
| (二) 忽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预算管理 |
| 三、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反滥用机制不足的问题 |
| (一)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反滥用措施尚有不足 |
| (二) 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滥用责任条款的操作性欠佳 |
| 第二节 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运行保障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申报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 建立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报的电子宣传与申报渠道 |
| (二) 简化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报程序 |
| (三) 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请辅助机构 |
| 二、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管理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 实行税收激励制度的统一信息化管理 |
| (二) 将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纳入税式支出管理体系之中 |
| 三、国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反滥用机制的设计经验 |
| (一) 增加知识产权税收优惠对象的“实质性经营要求” |
| (二) 不断丰富自身反避税机制的打击手段 |
| 第三节 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运行保障机制设计的建议 |
| 一、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申报机制设计的建议 |
| (一) 优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的发布与申报信息系统 |
| (二) 优化知识产权税收优惠资格的申报程序 |
| (三) 增设必要的知识产权税收优惠申报辅助措施 |
| 二、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管理机制设计的建议 |
| (一) 逐步建立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执法工作的统一管理制度 |
| (二) 构建知识产权税式支出的预算管理体系 |
| 三、优化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反滥用机制设计的建议 |
| (一)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领域的反滥用措施 |
| (二) 构建滥用知识产权税收激励的责任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及说明 |
| (一) 非公有制经济 |
| (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
| (三) 对概念处理的说明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总体概况 |
| (二) 基本观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 |
| 四、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创新点 |
| (二) 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 |
| 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 |
| 二、城乡改革起步与个体经济萌芽 |
| 三、支持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政策 |
| 四、个体户发展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 |
| 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个体经济政策 |
| 二、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三、党对个体户政治整合的继续探索 |
| 四、推进个体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五、突出问题与相关应对 |
| 第二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 |
| 第一节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 |
| 一、治理整顿的背景 |
| 二、政治风波前治理整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三、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收紧从严 |
| 四、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上处境困难 |
| 第二节 初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延续并稳定基本理论判断 |
| 二、调整经济政策 |
| 三、调整政治政策 |
| 第三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 |
| 一、在经济上,非合理高收入和非健康高消费特征明显 |
| 二、在政治上,参政意识提升,参政目的单一,参政实践无序 |
| 三、在心理上,积极与消极并存,自卑与忧虑为主 |
| 第三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 |
| 第一节 深化改革开放,稳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提供新机遇 |
| 二、十四大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走上正轨 |
| 一、丰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 |
| 二、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调查研究,加强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
| 三、重视并吸纳工商联调研意见,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
|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系统化 |
| 第四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 |
| 第一节 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一、背景:新的争论与挑战 |
| 二、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三、落实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新理论的具体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新变化 |
| 一、新的发展特点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 |
| 一、党的执政理论系统阐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身份 |
| 二、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参政议政渠道 |
| 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
| 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上日程 |
| 第五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 |
| 第一节 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
|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大政方针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稳定增长及社会贡献持续提升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相关数据变化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理论 |
| 二、在原有渠道内创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政治参与 |
|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更加广泛 |
| 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
| 第六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数量增长及经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新形势下关于工商联工作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论发展 |
| 二、平稳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内政治安排 |
| 三、思想政治工作稳中有进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理论和新政策 |
| 一、十八大前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基本形势与问题 |
| 二、十八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发展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点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 |
| 一、统战理论新发展 |
| 二、丰富多彩、持续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
| 三、光彩事业新发展 |
| 四、先进表彰活动新发展 |
| 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 |
| 六、开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局面 |
| 结语 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 |
| 一、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 |
| 二、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 |
| 三、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政策和重大改革 |
| 二、农业、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 |
| 三、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 |
| 四、流通、对外经济往来和国际税收关系 |
| 五、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 |
| 六、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证券 |
| 七、就业、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和宗教 |
| 八、教育、文化、宣传、卫生和体育 |
| 九、区域发展 |
| 十、其他重要税收政策和制度调整 |
| 十一、税收法制和税收管理 |
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政策文本研究 ——基于英格拉姆与施耐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视角[D]. 李晶晶.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2]英法两国数字服务税制度研究及启示[D]. 赵珂艺.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3]中国网络文化产业政府补助研究[D]. 曾维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丽.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中关村和张江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比较研究[D]. 祝天航.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8]我国知识产权税收激励制度的优化设计[D]. 王影航.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1)
- [9]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2015年中国税收政策与制度的重要调整[J]. 刘佐. 经济研究参考, 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