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论文文献综述）
菅金蕾[1]（2020）在《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剧烈,个人裹挟于时代之下,斗转星移间虽然身份不断变化,但个人往往却有着一如既往的思想主张,并且在思想主张的指导下进而转化成为政治行动。个人的政治行动虽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但通过其思想主张或可窥探一二,因此本文力图通过清末民初国会议员的代表人物——褚辅成,来试图探析其不同时期政治活动背后所蕴含的地方分权与联省自治思想,以及其在不同时期思想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本文所叙述之褚辅成早年经历了身份的转变,最初只是一名专心求取功名的传统士绅,随着甲午战败,慨国家衰败,不再囿于传统科举,东渡日本,服膺新思想,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具备新思想的民主人士。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浙江光复,褚辅成参与光复后浙江的社会管理,作为调和者,无形中弥合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诸多矛盾,同时主张地方分权,维护浙江社会稳定。褚辅成这一阶段作为咨议局议员以及加入同盟会,积极与袁世凯相抗衡以及为巩固自身党势,主张地方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建设民主政府,但也终因忽视中央权威,不为袁世凯所容以被撤职告终。褚辅成从浙江政坛退出以后即入国会参与制宪,偕众议院国民党之势力表示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以及因弹劾袁世凯罢免国民党三督,被逮捕拘禁达三年之久,在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中重入国会,主张省长民选,省制入宪,再次提倡给予地方自治地位。关于省制入宪的讨论也引发了国会中的极大政潮,随着黎元洪与段祺瑞矛盾的激化,国会被黎元洪下令解散,褚辅成选择跟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南方非常国会内部派系争斗频发,致使褚辅成偕少数国会同人远赴滇渝,非常国会几度分裂,对国会制宪失望,转而主张联省自治。一直到1920年陈炯明回粤讨桂后,褚辅成才得以回到广东,但因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主力持慎重之说而远赴上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法统重光,褚辅成重新北上参与国会,参与制宪,继续主张伸张地方权力,限制中央权力,在曹锟、吴佩孚逼迫黎元洪出走,吴景濂为曹锟当选总统出谋划策以后,褚辅成继续赴沪成立国会议员通讯会与之相斗争。20年代兴起一股“联省自治”思潮,为多数无军事实力政客所提倡,褚辅成自1919年南北和谈时就力倡“废督裁兵”之说,主张先制省宪,再由各自治省选派代表制定国宪,依国宪组织国会及政府,可以说与民国初年主张一脉相承,但此时只是在报纸上零星见其言论。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反直三角同盟胜利而结束,段祺瑞出山主持召开善后会议,褚辅成受邀出席,并发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此草案是辛亥前后褚辅成关于联邦论和地方主义思想的延续,主张实行三十三名执政组成的国务院执行国家最高权力,临时政府采取合议制,在善后会议以及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因段祺瑞执政府极力疏通以及奉天派极力反对,以及褚辅成所属联治派内部分歧频发,导致“褚案”在善后会议命途多舛,直至最后被搁置,褚辅成也在多方夹击下黯然离场,蛰伏沪上兴办教育。褚辅成身份虽几度变化,但不变的是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从民国初年主张的扩大地方权力,限制中央集权,以及在国会中主张的省制入宪,省长民选,直到最后形成集其思想之大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在中国实行联治是其矢志不移的理想追求,但终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
肖建东[2]（2018）在《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棋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谭群玉[3]（2009）在《制度转型下国会议员与武力派的政治角力——以1918年军政府改组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维护法律的国会议员与迷信强权的武力派并存,前者的政治影响力往往受到怀疑。1918年军政府改组,国会激进派民友社领袖的政治失利,似乎即是武力派战胜国会议员的不争事实。然而如果注意到国民党国会稳健派即益友社和政学会的政治主动性,就会发现,此次改组,或者可以看作是军政府内部体制由元首制向合议制的一次调整,是领袖人物由国会激进派向稳健派的暂时转移。当时国会议员和武力派的宗旨利害相互渗透,各自内部及相互之间立场不断重组,这使得国会议员有可能利用武力派之间的矛盾空隙,推进自己的主张,从而实际上对政局发生影响。
邓正甜[4]（2008）在《岑春煊在1918》文中研究说明岑春煊虽然贵为"中国近代史上关健人物"（1）之一,但是,史家在叙述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军政府改组"的时候,几乎都匡定岑春煊在这个事件中"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2"）排
龙长安[5]（2008）在《近代中国联邦制运动研究 ——以宪政为视角》文中提出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追求联邦主义体制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继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对于国家制度转型而进行的又一次努力。如果说戊戌维新所追求的制度是以明治日本为模型的君主立宪政体,那么联省自治的目标则是要建立以美国等国为参照的联邦共和政体。自清末以来,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纷扰,联邦主义作为一种地方分权思想开始逐步被引介到国内,并在与集权专制思想斗争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由于与专制独裁发生联系,而使中央集权成为罪恶的代名词,失去了推动国家政治统一和现代化国家构建功能,使利用地方分权模式进行国家政治整合的联邦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后袁世凯时期,当战争与和谈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时,急需要寻找新的国家统一和建构的合法性来源,受国外民族自决意识和国内联邦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联邦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最终催生了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的内涵有三个层次,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组织联邦政府。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各省实行自治；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部联省宪法,成立联邦国,借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以自治省的联合形式构建国家结构,以省自治作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实施途径,最终实现国家由帝国而至宪政的民主转型。联省自治运动的发生,与以地方主义为主要形态的省区主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具有政治保守主义倾向的省区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目标的相异,它又不断地削弱联邦主义的宪政色彩,并使联省自治运动与军阀割据相纠缠,从而影响了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联省自治运动是自下而上地构建国家统一模式,省区自治和省宪法成为其基础性环节。省宪运动和联省会议的轰轰烈烈地开展,推动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宪政民主意识的启蒙,形成了联省自治的重要实践。从各地颁布的省宪法和上海国是会议宪草来看,都体现了制约军阀专制和弘扬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实质,出现了宪政制度的显着创新,并显示出走向联邦国的宪法趋势。但是省宪运动始终为军阀所控制,它导致联省自治运动出现发展的困境,引发中央集权主义者的严厉批评。联邦论者认为省级自治是实现国家独立的第一步,而国民党则坚持民族统一是实现省级自治的先决条件。陈炯明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实现了中国政治发展从英美模式向苏俄模式的典范转移。相比于美国的联邦制建设历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这次民主转型却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两国的联邦制建设路径和政治传统的迥异,使中国的联邦主义发生语境错乱和语义倒置。美国先邦后国的历史实际和地方自治的传统,决定着联邦制的双向分权成为宪法的必然要求,联邦制的建立回应了美国发展所需要的国家能力和人民民主两个问题,并使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而政治统一和单一制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范式,联邦分权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直找不到合法的位置。联省自治的联邦制建设路径,不能不以打乱中国的政治秩序为代价,在地方自治传统和民主力量匮缺的环境下,省区自治并不表现为地方自治的必然要求,反而演化为地方军阀对抗中央政府的工具,使联邦制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联邦主义无法回应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提高国家能力的现实问题,最终也无法实现宪政在中国的落实和国家的民主转型。虽然联省自治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一次民主转型的努力,它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参与,丰富了地方制宪的经验和确立了民权的宪法性保障地位。联邦主义虽因与中国国情相抵牾而失败,但它也留下了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并推进地方自治以实现国家民主建设的世纪思考。
王雷[6]（2008）在《误读的共和：1916-1924年的北京国会》文中提出辛亥革命后,共和甫立,西方的代议制第一次在中国落地。革命党为限制袁世凯独裁专制,颁布《临时约法》,由于时间仓促,仅用一个月时间制定的约法在政体规划层面存在重大缺陷。总统府和国务院权限不清,立法权力过重,行政权无法和立法权抗衡,形成畸形的二元中枢体制架构。国会成立后,处处掣肘政府,弹劾阁员,袁世凯借二次革命驱逐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修改约法,并籍此实现了从议会竞争政治向家长制权威政治的转向。袁世凯帝制覆亡后,各派政治势力又掀起新旧约法之争。国民党、进步党急于分享反帝制果实,未充分认识到约法的缺陷,一味要求无条件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琪瑞为了实现南北统一而作出让步,《临时约法》再次恢复,从此成为法定程序来约束进入政治场域各方的游戏规则,这就为其固有弊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更鲜明、更彻底的方式再次暴露提供了条件。在畸形二元中枢体制架构下,府院之争贯穿始终,国会弹劾、倒阁政潮不断,对德参战问题使各方冲突达到极致,各省督军纷纷独立,要求解散国会,修改约法。然而,恰恰这部约法又没有赋予行政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黎元洪只能非法解散国会,张勋乘机复辟。段祺瑞平定复辟,意识到《临时约法》体系对行政权干预的消极后果,他不愿再受国会约束,在梁启超的鼓动下,毁法造法,另组建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安福国会。此举遭到以护法为己任的国民党议员坚决反对,他们南下广州,另立政府,另行召集国会,中国从此南北分裂。安福国会一直处于合法、非法之争的漩涡中,新任大总统徐世昌为再次实现南北统一,倡议召开南北和谈,但南北在新旧国会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以和谈完成统一的努力终成泡影。此时北洋内部分裂、直皖战争爆发,安福国会在派系倾轧中,终因皖系的失败而垮台。1922年恢复法统,国会再次恢复,仍奉《临时约法》为正统,约法体系弊端进一步发挥,总统、内阁、国会、军事实力派的“四角冲突”愈演愈烈,危机波及面更广。曹锟贿选最终将国会的法统、道统之路堵死,民众对代议制彻底丧失信心。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段祺瑞执政府取消法统,解散国会,国民党亦放弃护法主张,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国民革命运动。对1916——1924年以《临时约法》为基础的国会政治史的考察表明,中国早期民主政治的失败,除了在当时并不具备支撑多元竞争性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以及北洋军阀势力的跋扈之外,还由于《临时约法》制定者与国会议员们本身在政治上的幼稚与不成熟,他们仅仅着眼于限制北洋军人集团的专权而“因人立法”,完全忽视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有机平衡与相互制约的重要原理。对这一内部矛盾百出的《临时约法》体制的历史考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辛亥革命失败的制度因素,认识到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合理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极端重要性;更清晰的明了民初政治乱状的一大根源,进一步理解议会制为什么失败的特别快,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民众的抛弃。
谭群玉[7]（2007）在《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陆荣廷、桂系与1918年军政府改组》文中研究指明以陆荣廷、桂系为代表的武力派,在1918年军政府改组问题上,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既彼此冲突,又时有合作,体现了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各有优势,宗旨利害交互作用,彼此牵制,以及武力政治与政党政治交织渗透的政治特点。
刘国良[8]（2007）在《吴景濂与护法运动》文中认为吴景濂是护法运动时期着名的国会领袖，他为护法运动的开展和国会制宪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因执着护法而身败名裂。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对吴景濂南下护法的经过、改组军政府的原因及目的、推动国会在广东制宪、组织国会千里迁移、由“护法”走向“违法”原因等作一番探讨。以期加深对吴景濂的研究，对他作一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章论述了吴景濂南下护法的原因及经过。段祺瑞指使督军团向国会施压，国会议员纷纷辞职，吴景濂在国会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众议院议长。张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吴景濂响应孙中山号召，率领议员南下护法，开始了国会护法。第二章主要论述吴景濂与军政府改组的关系，分析他坚持军政府首次改组的原因和他在改组中所起到的作用。当吴景濂发现桂系企图排挤孙中山、独霸军政府后，力图补救。为反对南北勾结牺牲国会，吴景濂掀起了军政府二次改组风潮。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吴景濂为正式国会在广州召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以国会议员制成宪法为天职，数次组织议员在广东议宪。为抵制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出卖国会，维护国会的尊严与权威，吴景濂率领议员千里颠簸迁移国会。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吴景濂由“护法”走向“违法”的原因、经过。分析吴景濂与孙中山关系破裂的原因，指出这次分裂对吴景濂思想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吴景濂与直系军阀合作，“恢复”了法统，并走上了帮助曹锟贿选的道路。贿选使吴景濂身败名裂，也使国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张淑娟[9]（2007）在《吴景濂与民国政治：1916～1923》文中认为1916年，原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党副理事长吴景濂因在护国运动中成绩低微，没能像谷钟秀等护国功臣一样入掌阁席，但他拒绝了湖北省长这个空头位置，留在北京做一名普通议员，并努力重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重要分支益友社的党魁。1917年5月底，有关督军团将要北上解散国会的风声正紧，汤化龙辞去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凭借多年累积的政治资本、社会网络继任。吴氏临危受命，勇于负责，虽然声称约法上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但面对武人，仍然不得不承受被解散的难局。1917年8月，吴景濂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他认为护法者自身应首先遵法，在法律范围内，联络实力派，共同进行。而孙中山到广州之后，建立总统制式的大元帅府。吴景濂和益友社成员与政学会合谋，对军政府加以改组，容纳唐继尧、陆荣廷等实力军阀，以图更大的发展空间。1919年，南北双方派代表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政学会不断跟北京私下接触，希望通过法律上的让步换取政治职位。吴景濂领导益友社打出护法来不能以毁法终的旗号，并通过坚持总代表唐绍仪的决定权，保障本派利益，使政学会、陆荣廷、唐继尧通过法律上的让步交换政治条件的意图落空，但因此造成了护法政府的分裂，制宪进程也受到了干扰而停滞。1920年到1921年，吴景濂在上海，因孙中山回粤后建立了革命政府，吴氏不愿意再下广州，倡导联省自治，并决定依靠唐继尧、李纯等在长江一带建立有国会的“第三政府”，但因缺乏实力派的支持，最终没有实现。1922年吴景濂北上，依靠直系第二次恢复旧国会，建立直系支持的北京政府。吴景濂联合亲近曹锟的王承斌、边守靖等直系分支，利用国内对外交问题的敏感，提出罗文干私下借款卖国案，推翻了由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吴景濂与曹锟商定，利用金钱贿买议员，主持国会选举曹锟登上总统之位，而曹锟任内第一届内阁由吴氏组织。1923年10月5日成功选曹锟为总统，10月10日宣布完成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但曹锟上台后并未兑现承诺，吴景濂利用国会反对曹锟提出的其他任何总理人选，不久即受到武力威胁，于年底出京，淡出政界。通过吴景濂在1916～1923年的政治活动，说明国会在这一阶段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招牌”角色，而且还具有适合它存在的社会土壤，并发挥出一定程度的活力，行使着监督行政、立法等政治效能。相对于段祺瑞组织的御用安福国会（第二届国会），第一届国会虽屡遭抨击、解散，却能几度恢复，并成为某系军阀证明自身具备中央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说明第一届国会仍具有一定的政治魅力，使它能够独享政府合法性的裁判权。吴景濂个人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道德问题，需要联系1923年的场景，他与曹锟的对抗，但所依赖的支持者王承斌不但与曹锟同属一系，且是其手下将领，很难为了吴氏与曹锟决裂。另外，第一届国会议员到1923年10月10日到期，虽经过国会自身议决延期，但合法性已大打折扣。第一届国会在具体行为上受到诸多批判，但只有到期换届才使它离开政治舞台。且第一届国会受到非议并不能等同于彻底废除国会制度的要求，1925年左右人们仍然把议会政治当作救国的选择之一。
廖德明[10]（2007）在《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探（1949-2006）》文中提出来新夏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主要集中精力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此，本文选择《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探》为论题，以探讨来新夏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结合来新夏生平，对其北洋军阀史研究成就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探讨其学术理念和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来新夏与其他学者在北洋军阀史领域研究成果的比较，笔者认为来新夏在新中国北洋军阀史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推动者，具有自己独特的史学研究方法。来新夏的学人风骨和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而他的治学方法、史学思想则是个硕大的宝库，我们有必要通过研读他的着作，挖掘这个宝库。是为本文立意所在。
二、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论文提纲范文）
（1）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有关褚辅成的生平与主要论点 |
| (二) 褚辅成关系网络研究 |
| (三) 关于议会政治的研究 |
| (四) 关于联省自治思潮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初年倡导地方分权(1911-1920) |
| 第一节 主政浙江中主张地方分权 |
| 一、参与浙江光复 |
| 二、主持光复后浙江民政建设 |
| 三、浙江政治浮沉 |
| 第二节 褚辅成在国会中被逮捕始末 |
| 一、被捕之缘由 |
| 二、各方对于议员被捕之反应 |
| 三、主张省制入宪 |
| 第三节 府院之争:褚辅成南下赴粤 |
| 第四节 褚辅成率领流亡国会远迁滇渝 |
| 第二章 20年代倡导军民分治与联省自治(1921-1924) |
| 第一节 离粤赴沪中主张联省自治 |
| 一、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 |
| 二、主张“联省自治” |
| 第二节 国会重开中之众议院选举 |
| 一、北上参与国会 |
| 二、吴景濂运动褚辅成竞选 |
| 三、参与国会制宪 |
| 第三节 政潮声中归于沉寂 |
| 第三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草案》之纠葛(1925-1927) |
| 第一节 褚辅成出席善后会议 |
| 第二节 “褚案”提出后舆论界之反响 |
| 第三节 “褚案”提出后各方争议不断 |
| 第四节 “褚案”提出后被搁浅闲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汤化龙君主立宪思想的酝酿与形成 |
| 第一节 早年维新改良思想的出现 |
| 一、楚文化对汤化龙的深刻影响 |
| 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启蒙 |
| 三、早期维新改良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留学日本与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一、自请留学日本学习宪政 |
| 二、力图仿效日本维新宪政思想 |
| 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 |
| 四、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君主立宪的实践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筹办湖北咨议局 |
| 一、湖北咨议局的创设与斗争 |
| 二、积极参与湖北咨议局的筹办 |
| 三、湖北咨议局的选举与成立 |
| 第二节 主导并重组湖北咨议局 |
| 一、力争湖北咨议局的地位与作用 |
| 二、湖北咨议局议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 |
| 三、递补为湖北咨议局议长 |
| 四、大力培植君主立宪思想 |
| 第三节 在咨议局常年会中推动湖北宪政实践 |
| 一、实际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 |
| 二、正式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 |
| 三、在湖北咨议局议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四节 积极参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一、拒债保路风潮的缘起 |
| 二、积极投身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三、对拒债保路方案的部分修改 |
|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激进派 |
| 一、汤化龙与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
| 二、汤化龙与反对“皇族内阁”运动 |
| 三、反皇族内阁的失败与对清廷的绝望 |
| 第六节 君主立宪宪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三章 转向共和:汤化龙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第一节 积极参与武昌首义并扩大革命成果 |
| 一、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二、成为武昌首义骨干人物 |
| 三、维稳并全面扩大革命成果 |
| 第二节 倡导并积极向全国推动辛亥革命 |
| 一、发出麻痹清政府的电报 |
| 二、发动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 |
| 三、发出照会和主张让各国驻汉领事中立 |
| 四、策反清廷海军 |
| 第三节 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和《鄂州约法》 |
| 一、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 |
| 二、革命党人对《鄂军政府组织条例》的修正 |
| 三、与宋教仁共同草拟《鄂州约法》 |
| 第四节 为维护辛亥革命的大局面委曲求全 |
| 一、维护湖北军政府的权威 |
| 二、秘密出走上海 |
| 三、回避武汉革命党人的攻击 |
| 第四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及其思想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组织大政党的努力与效果 |
| 一、政党之预备:共和建设讨论会 |
| 二、做民主党的决策者 |
| 三、进步党的组建 |
| 四、政党政治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二节 汤化龙在民初国会中的表现与斗争 |
| 一、汤化龙与北京临时参议院 |
| 二、汤化龙与众议院第一期常会 |
| 三、在众议院处理善后大借款问题 |
| 四、制定宪法和选举大总统问题 |
| 五、熊梁内阁即“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出现 |
| 六、全力反对“二次革命” |
| 七、极力阻止解散北京临时参议院 |
| 第三节 汤化龙与袁世凯在民初宪政道路上的合作与决裂 |
| 一、权当教育总长,反击读经与复古逆流 |
| 二、为挽救共和宪政,汤化龙脱离袁世凯阵营 |
| 三、激烈反袁,积极鼓动与广泛策反 |
| 第四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的全面展示 |
| 一、积极倡导并恢复民初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 |
| 二、不党宣言与研究系的组建 |
| 三、关于“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宪政思想 |
| 第五节 恢复民初国会后汤化龙的宪政活动 |
| 一、国会恢复后排斥汤化龙的风波 |
| 二、在府院之争中拥护段祺瑞内阁 |
| 三、在国会竭力维护段祺瑞内阁 |
| 四、国会制宪问题 |
| 五、国会有关对德绝交与宣战问题的讨论 |
| 六、汤化龙对国会的绝望与决裂 |
| 第五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与实践的曲折和失败 |
| 第一节 张勋复辟前后汤化龙宪政活动走向 |
| 一、与国会决裂后仍然主张共和国体 |
| 二、反对张勋复辟并协助段祺瑞讨逆 |
| 三、汤化龙拒绝恢复旧国会,组建临时参议院 |
| 第二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的最终失败 |
| 一、汤梁内阁“贤人政治”的出现 |
| 二、与段祺瑞皖系的矛盾全面爆发 |
| 三、组建临时参议院与筹办新国会的失败 |
| 四、“四面楚歌”与悲惨结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近代中国联邦制运动研究 ——以宪政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Abstract |
| 内容提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比较视野 |
| 1.2 本研究的学术回顾 |
| 1.3 研究的潜力与方向 |
| 1.4 研究的架构 |
| 2 中国早期宪政运动中的联邦主义 |
| 2.1 晚清权力政治格局演变与宪政建设 |
| 2.1.1 晚清中央权威的危机 |
| 2.1.2 立宪改革与危机的加重 |
| 2.1.3 地方政治集团的崛起与帝国崩溃 |
| 2.2 民初宪政运动发展与联邦主义的选择 |
| 2.2.1 民初政争与联邦制 |
| 2.2.2 宪政危机:从集权到独裁 |
| 2.3 北洋时期的国家分裂与联邦主义的复兴 |
| 2.3.1 地方制度入宪与南北分立形成 |
| 2.3.2 "战""和"之困境与联省自治运动萌发 |
| 3 宪政历程中的联邦主义思潮 |
| 3.1 联邦主义的传入与发展 |
| 3.1.1 晚清联邦主义的传入 |
| 3.1.2 民国时期联邦主义的发展 |
| 3.2 联邦制思潮之要旨 |
| 3.2.1 联省自治的本质与路径 |
| 3.2.2 中国实行联邦制之原因 |
| 3.2.3 中国构建联邦制的具体发展模式 |
| 3.3 联邦论之争 |
| 3.3.1 联邦论的内部分歧 |
| 3.3.2 联邦论与反联邦论之争 |
| 3.4 对联邦主义思潮的评价 |
| 3.4.1 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可能性基础 |
| 3.4.2 中国实行联邦制的困难 |
| 3.4.3 省宪理论研究的不平衡性 |
| 3.4.4 联邦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 |
| 3.4.5 两种话语之争 |
| 4 联邦制、宪政与省区主义 |
| 4.1 省区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 4.1.1 省域意识与省区主义 |
| 4.1.2 清末地方政治集团和省区主义 |
| 4.2 制度变迁与省区主义 |
| 4.2.1 民初联邦论与集权、分权之争论 |
| 4.2.2 省制改革与省区主义 |
| 4.3 联省自治运动与省区主义 |
| 4.3.1 联邦制理论与省区主义 |
| 4.3.2 省宪法与省区主义 |
| 5 联邦主义、集权主义与省宪运动 |
| 5.1 省宪运动的启动 |
| 5.1.1 湖南省宪的早期启动 |
| 5.1.2 浙江与广东省宪运动的启动 |
| 5.1.3 湖南制宪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 |
| 5.2 省宪运动的扩展 |
| 5.2.1 浙江制宪的发展与各省的响应 |
| 5.2.2 陈炯明与广东制宪 |
| 5.3 省宪运动的曲折 |
| 5.3.1 湖南行宪与省政府的成立 |
| 5.3.2 浙江与广东制宪的曲折 |
| 5.3.3 护宪、修宪与湖南政局变化 |
| 5.4 省宪运动的转向与式微 |
| 5.4.1 陈炯明、孙中山之争与广东省宪运动 |
| 5.4.2 政治发展模式转向与省宪运动的式微 |
| 6 联邦制运动中制度创新与宪政转型困境 |
| 6.1 制度创新的动因 |
| 6.2 省宪法与制度创新 |
| 6.2.1 《湖南省宪法》评述 |
| 6.2.2 《浙江省宪法》评述 |
| 6.2.3 《四川省宪法》评述 |
| 6.3 联省宪法与制度创新——《国是会议宪草》评述 |
| 6.3.1 国是会议与国是会议宪草的背景 |
| 6.3.2 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的制度设计特点 |
| 6.3.3 国是会议与国是宪法草案的影响 |
| 6.4 制度创新与转型困境 |
| 7 被放弃的历史选择:联邦制运动经验与宪政启示 |
| 7.1 联邦制运动失败的原因 |
| 7.1.1 大一统国家观念与联邦分权模式 |
| 7.1.2 军阀政治与民主政治 |
| 7.1.3 宪政挫折和激进思潮 |
| 7.1.4 政治动员与民主意识 |
| 7.2 联邦制运动的历史意义 |
| 7.2.1 政治参与和民主建设的推进 |
| 7.2.2 确立了民权的宪法保障地位 |
| 7.2.3 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 7.3 联邦制运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启示 |
| 7.3.1 联邦制与中国政制之抵牾 |
| 7.3.2 适度重视中央权威 |
| 7.3.3 中央与地方之权力平衡 |
| 7.3.4 重视地方自治建设 |
| 8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误读的共和：1916-1924年的北京国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路径 |
| 四、基本史料 |
| 第一章 帝制到共和的转型 |
| 第一节 祛魅到入魅：跳跃的共和思维 |
| 一、祛魅：君主万恶论 |
| 二、入魅：共和万能论 |
| 三、困惑：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争论 |
| 第二节 多变的共和蓝本 |
| 一、《十九信条》、《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
| 二、《临时约法》体系：畸形的二元中枢体制 |
| 三、新约法：强人政治的集中体现 |
| 第三节 私议的共和：知识精英对共和政体的规划 |
| 一、凌驾于三权之上的政体规划 |
| 二、立法和行政之关系 |
| 三、国会和内阁之关系 |
| 第二章 从国会分裂到国家分裂 |
| 第一节 从寡头到多头：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政局 |
| 第二节 新旧约法之争 |
| 一、约法至上：国民党、进步党的态度 |
| 二、成立专门机构修正约法 |
| 三、段祺瑞的困境 |
| 第三节 两权致乱：互为掣肘的立法、行政机关 |
| 一、喜忧参半：中外对宪政前景的不同评论 |
| 二、旧国会，新格局 |
| 三、不甘无为的总统：府院之争 |
| 四、一政不举的总理：国会对内阁的否决和弹劾 |
| 五、国会制宪引发的党争 |
| 六、北洋实力派解散国会的计划 |
| 第四节 总统、内阁、国会、实力派的四角冲突 |
| 一、府院冲突：在对德参战问题上的争执 |
| 二、国会、内阁冲突：公民团事件和段祺瑞免职 |
| 三、国会和实力派冲突：再遭非法解散 |
| 第三章 合法、非法漩涡中的安福国会 |
| 第一节 毁法造法 |
| 一、新旧国会之争 |
| 二、府院矛盾凸显：冯国璋联系西南恢复旧国会的计划 |
| 第二节 私人派系卵翼下的国会 |
| 一、安福国会的组建 |
| 二、派系妥协下的总统选举 |
| 第三节 南北议和中的新旧国会 |
| 一、各方对新旧国会的态度 |
| 二、南北议和中对新旧国会的争执 |
| 三、安福国会掌控和谈 |
| 四、安福国会的覆亡 |
| 第四章 法统和道统的危机 |
| 第一节 法统争执 |
| 一、各方酝酿恢复旧国会 |
| 二、黎元洪的法统问题 |
| 第二节 国会内部的急剧分化 |
| 一、民六、民八议员资格之争 |
| 二、倒阁政潮 |
| 第三节 道统危机：贿选 |
| 一、解释总统任期 |
| 二、留京离京：国会内部分化 |
| 三、离京议员应对策略：国会南迁 |
| 四、留京议员应对策略：以宪促选 |
| 五、南迁国会计划涣散 |
| 第四节 曲终人散：国会的衰亡 |
| 一、国会内讧 |
| 二、代议制的终结 |
| 结语 国会政治语境的消亡 |
| 一、“淮橘为枳”－－局中人的反思 |
| 二、《临时约法》――共和的紧箍咒 |
| 三、代议制之后――国民运动的兴起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 |
（7）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陆荣廷、桂系与1918年军政府改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元帅制下武力派与国会多数政派的联合 |
| 二、武力派单独操纵西南联合会议与国会政派的立异 |
| 三、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合议制政府的确立 |
| 四、主席总裁竞争下的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立场重组 |
（8）吴景濂与护法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南下护法 |
| 1.1 国会危难，再任众议院议长 |
| 1.2 响应护法，南下广东 |
| 1.3 吴景濂的护法主张 |
| 1.4 出任非常国会议长，参与组建军政府 |
| 第二章 吴景濂与军政府改组 |
| 2.1 坚持军政府首次改组 |
| 2.2 掀起军政府二次改组风潮 |
| 第三章 推动国会制宪 组织国会迁移 |
| 3.1 筹备召开国会正式会议 |
| 3.2 广东议宪 |
| 3.3 组织国会议员迁移国会 |
| 第四章 由“护法”走向“违法” |
| 4.1 吴景濂与孙中山关系的破裂 |
| 4.2 “恢复”法统 |
| 4.3 吴景濂助曹锟贿选的原因及手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吴景濂与民国政治：1916～192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 |
| 三、史料及思路 |
| 第一章 韬光养晦:北京，1916-1917 |
| 第一节 重返北京:吴景濂及其面临的政治空气 |
| 第二节 危机与机遇:吴景濂与“帝制”运动后的政治场 |
| 第二章 护法: 广州，1917-1920 |
| 第一节 军政府的创建与改组 |
| 第二节 吴景濂的护法网络与政治对手 |
| 第三节 1919年南北议和 |
| 第四节 宪政与分裂:和谈中断后的局势 |
| 第三章 蛰伏:上海，1920-1922 |
| 第一节 护法之余波 |
| 第二节 “议长”之尴尬身份与生活 |
| 第三节 新的转机 |
| 第四章 主持贿选:北京，1922-1923 |
| 第一节 益友社的北上与法统重光 |
| 第二节 吴景濂的关系网络新变动 |
| 第三节 吴景濂的政治目标与内阁风潮 |
| 第四节 癸亥政变与曹锟贿选 |
| 结论 |
| 一、1916-1923年国会面临的政治环境 |
| 二、吴景濂、第一届国会与1916-1923年的民国政治 |
| 附录: 吴景濂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探（1949-200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选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
| 1.3 学术史回顾和研究方法 |
| 第2章 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缘起和历程 |
| 2.1 发轫阶段(20世纪50年代) |
| 2.2 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
| 2.3 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
| 第3章 对北洋军阀史研究有关学术理论的探索和争鸣 |
| 3.1 来新夏对军阀的定义的研究 |
| 3.2 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理论的研究 |
| 第4章 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具体史实的研究 |
| 4.1 来新夏对北洋军阀战争史的研究 |
| 4.2 来新夏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研究 |
| 第5章 来新夏对北洋军阀史资料的收集与编纂:两部《北洋军阀》之比较研究 |
| 第6章 来新夏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学术特点及启示 |
| 6.1 来新夏研究北洋军阀史的学术特点 |
| 6.2 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研究对当代史学研究的启示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论文参考文献）
- [1]分权与自治：褚辅成早年政治理念与实践探析（1911-1927）[D]. 菅金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肖建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3]制度转型下国会议员与武力派的政治角力——以1918年军政府改组为中心[J]. 谭群玉. 近代史研究, 2009(02)
- [4]岑春煊在1918[A]. 邓正甜. 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 2008
- [5]近代中国联邦制运动研究 ——以宪政为视角[D]. 龙长安. 浙江大学, 2008(01)
- [6]误读的共和：1916-1924年的北京国会[D]. 王雷. 上海师范大学, 2008(12)
- [7]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陆荣廷、桂系与1918年军政府改组[J]. 谭群玉.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5)
- [8]吴景濂与护法运动[D]. 刘国良. 湖南师范大学, 2007(06)
- [9]吴景濂与民国政治：1916～1923[D]. 张淑娟. 复旦大学, 2007(05)
- [10]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论探（1949-2006）[D]. 廖德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