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修辞学的理解浅析

一、朱熹理解修辞理论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顾亦佳^[2]（2021）在《封闭与开放：〈诗经〉讽寓问题的再考察 ——以〈关雎〉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讽寓论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各界学者在回应《诗经》讽寓问题时采取的不同方法,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不同阶段的不同研究取向。但“《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因而,本文将从结构特征和意义生成动力两个角度,考察《诗经》阐释和讽寓的异同点,以期进一步回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的问题。由于汉学家在展开《诗经》讽寓论争时,普遍以《关雎》作为研究切入点,又考虑到传统《诗经》阐释中,围绕《关雎》的阐释通常代表了《诗经》阐释的整体模式。故而,本文在探究《诗经》阐释时,将以《关雎》作为文本立足点,以此辐射《诗经》阐释整体。第一章主要从比较诗学的立场重新考察围绕在《诗经》讽寓问题上的论争。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争观点进行系谱性梳理的同时,围绕观点中呈现的中西文化交流范式,进行评析。反思“《诗经》是不是讽寓”这一问题中,汉学家建构的“可比”和“不可比”的模式,分析其中的合理性以及被遮蔽的问题,以展开对于这一比较诗学案例的再考察。第二章围绕《诗大序》阐释特征和讽寓的特征,分析二者具有的同形结构。首先,从《诗大序》的阐释特征“风”切入,理解《诗大序》所实现的规范性阅读中的阐释特征。接着,将讽寓和隐喻、象征等概念进行对比辨析,并结合寓意解经法阐释实践,以明确讽寓阐释中言此意彼的多元阐释特征。最后,将《诗大序》的阐释特征与讽寓进行比较,指出二者在言此意彼的阐释模式及其效果层面所具有的同形结构,并指出二者进行对话的限度,从阐释结构的角度初步回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第三章从不稳定的讽寓阐释和《关雎》阐释史入手,分析二者意义生成机制的异同。首先,围绕《雅歌》讽寓阐释不稳定性,结合拉比阿基巴和奥利金的讽寓阐释实践,理解寓意解经法的意义生成机制。接着,简要梳理不稳定的《关雎》阐释史,指出《关雎》意义不断生成的动力。最后,总结二者在意义生成动力上存在的相似结构,从阐释意义生成动力的角度进一步回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通过从阐释结构和意义生成动力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讽寓和《关雎》阐释在这两个角度上进行对话的限度和可能,可以加深对讽寓和《诗经》阐释特征的认识,拓展《诗经》讽寓问题的研究视野带来的双向观察,化解原本问题中预设的非此即彼的判断。

鹿晓燕^[3]（2021）在《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文中认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它存在的500余年和废除后的100余年里,与其一直相伴的是优劣、功过、存废的巨大争议。而经义化的内容取向,程式化的写作方式,单一化的选才路径尤其为后人诟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把它作为遗迹供后人凭吊,汲取教训;还是作为遗产供后人继承,取其精华,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八股文进行客观、全面、科学、辩证、历史地考察。八股文的盛极一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确实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继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写作能力、推动文体融合等方面还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极尽汉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美质、美形建构方面,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论文试图建立一个套叠式结构:由“争议”引出“定义”,由定义引出“演进逻辑”（动因）,由“演进逻辑”分化出“审美阈值”,进而再分化为“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最后细化为“韵律”、“结构”、“修辞”三个维度,进而推演出“八股文在形式美学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结论。如图:韵律审美内涵争议→定义→演进逻辑→审美阈值一 结构→结论审美价值修辞分述如次:“导论”从八股文的巨大争议切入,对“育才兴国”还是“毁才误国”、“禁锢思想”还是“开阔眼界”和“集诗文之大成”还是“僵死如木乃伊”三大焦点争议作概要介绍。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和如此对立的争议呢,主要源自八股文的区别性特征,于是引出八股文的科学定义来。本文在八股文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和功用定义的基础上,对八股文做了全面的描述,即描述性定义:八股文是明清两代选拔尊儒合用人才而创制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明高祖朱元璋参考宋、元考试的命题方式,因题目均取自于《四书》,故又称作四书文;因要求考生阐释经书中的义理,故又称经义;因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也有解释为奉诏敷陈经义）,故又称作制义;因八股文因时而变（也有解释为与古文相对）,故又称作时文;因明成化后渐成定式,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组成,而主体部分则是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和束二股共八个具有对比排偶形式的语段,故又称作八股文或八比文;或因八股文的文学表现方式,故又称作制艺、时艺。正因为有如上特征,所以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八股文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动因:它虽积弊甚巨,但不失为“不良之良法”,在维护统治、统一思想方面无可替代;它虽不涉实用,但不失为“无用之大用”,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官员素质、训练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它虽文体驳杂,但不失为“破体之合体”,在整合历代文体技法,兼容各体之长方面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包括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八股文的审美阈值”:其最大值就是它对汉语言文字诗性功能的张扬,其最小值就是在语言规矩和文体规矩之内的自由发挥,所谓严肃的游戏或戴着脚镣跳舞。第二章分析了八股文形式的发展及其审美内涵,侧重从八股文审美特征的形成厘析八股文体式的发展历程。起承转合与排偶等八股文体式的要素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八股文美学特征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股文体式演变出各种变格,具有了不同的美学取向;八股文自身蕴含着各种文学性的因子,其与古典文学、古代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丰富了八股文的审美内涵。第三章从声音层面探讨了八股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所蕴含的音乐性,涉及八股文中几种重要的节奏形式如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分析了平仄调配,音顿与停延的运用,头韵和韵脚的运用与八股文音乐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八股文中的语气词所带来的轻重交错的节奏感,从而发掘出八股文文本在语言单位的各个层次上所体现出的音乐美。第四章从八股文的体式方面探讨了八股文的结构艺术。八股文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带来一种固定的行文节奏;骈散结合的体式体现出寓多样于统一的和谐;排偶的平衡与对称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配合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长短句式、肯定句与否定句等对立因素的交错使用,构成了独特的参差美。第五章探讨了八股文的修辞问题。八股文的表达,需要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出自己对经典理解的深度、学术功力的深厚以及驾驭文字的才能,因此需要很高的修辞技巧。一方面,八股文作品总是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技术,特别是一些汉语中形式感很强的修辞格,如顶针、对偶、复叠、错综等等,去制造独特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代言体的形式使得八股文的写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性成分的加入,为作者文学才情的发挥提供空间;而戏剧化的修辞又使八股文与戏剧、小说等民间艺术形式发生了互喻。浩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传统的文体融合,赋予八股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形式美学角度研究八股文,可以揭示它得以流传五百年,至今还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深层次原因。

杨学祥^[4]（2020）在《《文言传》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文言传》是专门阐释乾坤二卦的篇目,对于乾坤二卦的修己安人之道阐发尤详。第一章首先讨论《文言传》的题名内涵问题。“天地之文”是《文言传》题名取义所本。《周易》中的天地之文即天地生物、成物之象所蕴涵的理序,人文是圣王法天牧民所遵循的理则伦序。《文言传》以“文德”贯通天地之文与人文、天地之道与人道。“文德”即仁德、易道生生之德。乾坤二卦作为生生之本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此生生之易道、天人贯通之“文德”,故阐释乾坤二卦德义之辞题名“文言”。第二章讨论《文言传》的文本与思想资源问题。《文言传》的产生吸收、融合了先秦诸家思想,但其整体价值取向则为儒家思孟学派。《文言传》的文本构成比较复杂,既有在孔子之前即已存世的春秋早期易学解释,也包含有孔子遗教以及思孟学派的思想。第三章讨论《文言传》的易学诠释方法问题。《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遵循了三个根本原则:以人道的视角推阐天道;言内圣必及外王,言道德必及事功;乾刚坤柔,乾健坤顺。《文言传》对乾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不只是自己,而是囊括了万事万物的。《乾·文言》的眼光是开阔的、推广的、包罗万物的。《文言传》对坤卦的解释,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自性、自身。《坤·文言》的眼光是向内的、凝聚的,就是要把自身看得通透、自性养得通明。在此基础上发用之于现实的政治治理、社会建设,也要成就一个通透、通明的事功。《文言传》的象数体例,如正中说、三才分位说、正位说、重刚说都具有一定的自身特色。第四章讨论《文言传》中的天地化生之道问题。《文言传》的天地之道思想,既有宇宙生成论层面乾坤二元生化功能的描述,也有宇宙本体论层面的内容。宇宙论方面,《文言传》在生成论上以乾坤代表易道的两种功能,乾元创生,坤元顺乾成物,元亨利贞即乾坤生化的过程。在本体论层面《文言传》则以易道为本体,乾元表创生性能,坤元表贞定性能。乾元因统坤元而亦可代表本体。人禀受于乾元的本性就是元,也即仁,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合一的。在阴阳观念的运用上,《文言传》重视对乾坤主从关系的抉发,以阴阳感应观念揭示天人一体同构的宇宙论思想,同时还蕴涵了阴阳和合、阴阳互含、阴阳转化等方面,并具有明显的扶阳抑阴的倾向。第五章探讨《文言传》中的人文化成之道问题。人道思想是《文言传》的最终理论目标所在。《文言传》的人道思想广泛涉及性情论、德性论、价值观、治道思想诸层面。性情论方面,《文言传》的性情论以“性”为万物本性,以“情”为性的功能性发用。《文言传》以乾元之善的发用过程引出性情关系,是主张性善情也善的。《文言传》的理论目标是成就人的德性。元亨利贞落实到人则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由此获得了形上的本体依据。龙的意象表征的是天道流行,寓意天地人的一体同构。龙德即圣人之仁德、文德。“君德”为君主、大人之德。“天德”即乾元之德。价值观方面,《文言传》主张义利统一,以义规定利,以利推广义。在德业观上则认为德因业而显,业因德而广。“积善有庆”是对于德行之善恶与祸福关系问题的典型论述。《文言传》整体上可以看做一套政治哲学,其最终理论指向是内圣外王。在君子之道层面《文言传》提出了兼顾知行、德业的工夫论。“体仁”的概念是《文言传》的独创。“体仁”即体本体之仁。君子之体仁,体之于身、发之于行,成就人文化成的治世之功。《文言传》认为在时遇不可用或者自身德行尚未有所成就之时,君子应潜隐修德、积蓄力量。“闲邪”是自我省察防患未然。“存其诚”是贞定住真诚无妄的道德主体。“闲邪”工夫之内在层面就是使心中的意念皆归于正,外在层面就是于日常所言无不信实,日常所行无不谨慎。其具体展开则为言信行谨、忠信进德与修辞立诚的工夫。信是真心诚意,不虚伪。信实与谨慎是在言语行动中体现的,也是要通过言语行动的锻炼方能养成。忠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还特指臣下对君主应尽的道德职责。“修辞立其诚”即通过言辞来彰显、挺立诚实之德。“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的内在理路是穷理与尽性的统一。“知至至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目标,而去努力达到;“知终终之”是明了德业修养的无有终成之时,而能够终生贯彻到底。前者偏于进德来说,后者则偏于修业来说。这一模式还体现为“学聚问辩”与“宽居仁行”的统一。“学聚问辩”讲的是进德穷理的方面;“宽居仁行”讲的则是体悟践行方面。“辩德”是在事物初始阶段就能够辨别它的吉凶善恶属性,“积善”就是选择并坚持一直做善的事,积累蕴含于其中的善的德性。《文言传》最先将“敬”视为修养工夫论之重要概念。敬是使心志专一,义是使行事合宜。敬义皆内在于心,只是在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内外之别。《坤·文言》认为臣道当内涵中正之德,从君事,终君业,功成不居而归美于君。《乾·文言》认为君道当刚健中正,遍利万物,上继乾元始物之德,下辅万民性情之正。君道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德”“化成天下（上治）”“悠久不息（天下治）”三个方面。“天人合德”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主体与易道生生之德合一的存在状态。《文言传》中的“圣人”具有鲜明的内圣外王品格,内蕴至善之德,外现覆载天下之业。“化成天下（上治）”的价值理想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太和”是宇宙之本然的终极和谐状态,“悠久不息”（天下治）就是“太和”之境界。总之,《文言传》对乾坤二卦的阐释是从天道变化中体悟价值根源的进路,乾元是人类社会一切道德的大本大源。《文言传》以德性观念为核心,以进德修业为宗旨,君子通过体仁、闲邪存诚等工夫在知行交进中证成本具的“文德”,并同时显发为安人、安百姓的盛德大业。

徐艳兰^[5]（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于沁可^[6]（2020）在《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草木与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众艺蔬果以为食,采本草以为药,织桑麻葛苎以为衣,植杨柳桑梓以为家园,伐檀榆松柏建造庙堂……,大地草木不仅造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养老送终,还蔚然荫庇着人们的家园,慰藉着人们的精神。正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草木,因此,在早期文学和文献中,关于草木的书写皆构成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中即有大量关于草木的内容。对三个文本中草木书写的内容、功能等问题,以及对这些草木的辩证与训诂,前人均已做过大量研究,本文则试图将三个文本的草木书写置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进行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发掘其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性,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诗经》屡屡以草木起兴寄情,采草木入歌吟,尤其是《国风》,许多诗篇都是先民在采集草木时所歌吟的,可以说,离开草木,就没有流韵无穷的《国风》;庄严肃穆的《颂》《雅》诗篇,往往描写烝尝祭典上丰收的五谷,对五谷的赋写和颂赞使《颂》《雅》区别于天真无邪的《国风》。《山海经》详细记载百余种草木的名称、形态和药用功能,体现出可贵的观察态度和实证精神,与《诗经》的草木起兴寄情形成鲜明对比。《楚辞》屡屡以草木为象征,以香草比喻高洁人格,以恶草比小人奸佞,“香草美人”成为千古绝唱。这三个文本,虽都关切草木,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诗经》以草木起兴和赋颂,《山海经》为草木建档立案,《楚辞》以草木为象征,它们对草木的书写、观照和呈现体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性造就了这些差异,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题。本文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作为乐歌,与民间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民们依靠草木为生,草木就是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国风》多借草木起兴,即目所及,触景生情,借草木引出歌调,而并非着意以草木为审美对象或观察对象,更非借草木为道德的象征;《大雅》和《颂》诗中一部分用于丰收庆典的祝颂诗篇,由典乐的乐师所作,极尽铺写丰收粮食的盛况,开启了“赋”的篇章,其对于草木“退一步”的观察的呈现方式,展现出与《国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山海经》中关于草木的书写,主要出现于《山经》部,《山经》以山川地理为纲,详细记述山中所出的草木鸟兽,说明其名称、形态、习性和药用,是一部以开发利用山川资源为目的的地理博物志,此书成于地官司徒一类的王官之手,体现出王官博物学者出于实用目的,而对草木作出的实证性观察。《山经》所记载的草木,几乎全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其草木书写方式体现出王官对于特别之物的聚焦和凝视,使草木书写被对象化。《楚辞》的草木书写则出自文人之手,草木成为文人自我表达的象征,“香草美人”的创作传统流韵千古。《楚辞》特别是《离骚》中,诗人自叙身世,抒发忧郁愤懑之情,其自我表达总是与香草嘉木的象征结合在一起,甚至通过服佩香草、餐花饮露、以花朵为房屋舟楫等这类极具象征性的表达,以示自己不流于世俗的精神。在《楚辞》中,草木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纯粹的道德符合和审美符号,既非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也非认知和求用的对象,而是作为纯粹的文学意象,中国文学的草木象征传统由此得以确立。《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因其赖以生成的主体性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展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创作群体对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结合对植物采集文化、王官学术和文人写作这些重要文化关节点的研究,对这三部作品的草木书写及其生成机制做出系统论述,希望这一研究对于开拓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视野,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和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张月^[7]（2020）在《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宗诚是晚清桐城后期名家,其《论文章本原》以评点的形式对《尚书》《论语》和《孟子》进行了文体学的探讨。在考据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方宗诚没有受其影响,而是直接从文本理解的角度出发,对三部经典的文体归属、文章主旨、文章技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多有创见。由此可见方宗诚的《论文章本原》是值得关注的。目前学术界关于方宗诚的研究,大部分聚焦在经学、交游、理学等范围之内,对方宗诚的文学成就以及在文体学方面的贡献进行深度解析的论文寥寥无几。值得指出的是,对方宗诚的《论文章本原》进行研究的科研成果目前较为欠缺。所以本文试以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研究作以探讨。全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是方宗诚生平与思想。首先介绍桐城鲁谼方氏谱系及家族着述,对方宗诚的家学渊源进行追溯;其次梳理方宗诚的生平与交游,可了解方宗诚其人的生活经历;最后介绍方宗诚的着述与主要思想,可对方宗诚的文化积淀有大致了解。第二章是《论文章本原》的版本及解题。首先介绍《论文章本原》的成书与版本,增进对该着的体例、版本、装帧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其次阐述方宗诚的文章观念,结合其他相关着作,指明方宗诚的“文章”观念;最后分析《论文章本原》中的“本原”。第三章是《论文章本原》的主要内容。主要分为《尚书》评论、《论语》评论和《孟子》评论三个部分。本章首先从《尚书》的文体解读、行文脉络梳理、方宗诚研究《尚书》对其他着作的取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论语》结构剖析、文义解释和与其他《论语》研究着作对比上进行切入;最后对《孟子》结构、内容和与其他着作对比,来挖掘方宗诚对这三部经典的新见。第四章讨论《论文章本原》的文体学成就。首先探讨《论文章本原》中的文体分类,对方宗诚在书中提到的文体分类进行归纳;其次为文体渊源论,对方宗诚所提及的文体继承与发展进行辨析;再次为文体章句论,主要从结构和技法方面探讨方宗诚的文体章句观;最后为文体风格论,对方宗诚指出的不同文体风格进行梳理阐述。第五章是方宗诚与晚清文体学。首先为方宗诚文章学和桐城主流文章学,主要分析《古文辞类纂》文体观对方宗诚的影响;其次为方宗诚文章学与清代理学及经世之学,主要考察贺长龄、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对方宗诚文体观的影响;最后为方宗诚文章学与曾国藩古文理论,从二人的通信及论文材料中分析曾国藩的文体观对方宗诚的影响。方宗诚的文体观及其文学成就应该受到重视,其《论文章本原》是体现方宗诚文体观的重要着作,对该着作展开研究十分有必要。本文通过文献考察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力图从总体上对《论文章本原》的作者、内容、价值等进行考察,使读者对此有比较具体而深刻的了解。以期丰富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研究内容。

梁嘉欣^[8]（2020）在《论宋人对赋比兴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比、兴是我国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是“诗六义”的一部分。本文从诗用的角度,探讨宋代学者在文学审美角度对赋比兴的研究,通过文学角度列举分析不同学者的见解来分析宋代赋比兴研究的特殊之处。宋代学者在继承了前代赋比兴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文本,探究对赋比兴手法的理性认识,造就了赋比兴研究的繁盛。宋代前的赋比兴研究,以汉儒的经学研究作为代表,比附政教为核心,围绕毛公、郑玄的理论研究建立起一套解经传统,造就了《诗经》研究的鼎峰。经学解诗的传统,也一直为后代所继承。到了魏晋南北朝与及唐朝,赋比兴研究进展缓慢,逐渐出现了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观点。但总体上还是以经学研究为主,文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但这些成果却启发了宋代对赋比兴的文学审美认识。到了疑古创新的宋代,赋比兴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学术思想的解放和创新、立足文本研究的意识,让学者们发展了从文学角度阐释赋比兴的思路,以诗论《诗》,探寻诗歌作品的本义,体现出文学审美的需求。学者们分析赋比兴手法在语段中的运用,探究上下文中情物照应关系与比兴的对应、赋比兴分用与合用的区别,开展区别于前代的《诗经》研究。其中,朱熹对赋比兴有较为明确、清晰的定义,阐释诗句中赋比兴的混用,在赋比兴研究上有杰出的成果,为后世立下了范例。前代缠夹不清的比兴问题,在宋代也得到了大致的辨明。此外,还有吴沆、李仲蒙、苏轼、葛立方等学者,都对赋比兴的含义、用法和艺术效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注重赋比兴的情物关系。另一方面,王安石、欧阳修等结合自己的政治见解、哲学思想来分析赋比兴,也让经学传统在宋代灌注了新鲜的血液。宋代赋比兴研究在《诗经》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宋代学者们敢于突破旧说的精神淡化了传统经学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文学角度阐释的意味愈浓,大量新观点不断涌现,成果丰硕。但在繁盛局面中,赋比兴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疏漏,如:盲目疑古现象、诗句注疏混乱、忽视具体用法的指导,等等。宋代成为赋比兴研究的高峰,是在学术思想的创新、重要学者的带领,以及诗学发展必然性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赋比兴情物阐释研究上的开拓也为后代学者带去了重要的影响。宋人敢于突破成见的精神、探寻“诗本义”的研究方法、情物阐释的研究角度对后代学者学术思想、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宋代赋比兴研究的学者之多、成果之丰厚、角度之开拓等,都说明了宋代赋比兴研究在历史上的特殊性。

赛俊杰^[9]（2020）在《文章学视域下的《孟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孟子的言论和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本文尝试打破《孟子》专书研究的范式,以具体的篇和章为单元,从文章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回顾和梳理《孟子》文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从文章学角度研究《孟子》一书的价值和意义,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作简要说明。第二部分是从文体学角度对《孟子》进行研究。从《孟子》一书最基本的文献单元“章”出发,对二百六十章进行文体归类,在此基础上对其文体特征、渊源及其成因进行探究。除语录体和寓言体外,依据言说对象的不同,将对话形式文章细分为问答体、问对体、论辩体三种。《孟子》文章文体的形成,与其“以圣人自居”的个人期许、战国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孟子》一书的编集过程有密切关系。第三部分主要是从《孟子》文章的语言艺术角度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修辞艺术的角度对《孟子》中所运用的比喻、对比、类推、排比等修辞手法及其运用这些修辞手法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一是从论辩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从对言说对象心理诉求的准确把握、引《诗》《书》等增强说服力以及孟子论辩过程中的随机应变能力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孟子》中所明确提出的“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论思想进行分析研究,并在前人基础上对其中蕴含的“诗言志”“迹熄《诗》亡《春秋》作”“言近旨远”的潜在文论思想进行阐述,并予以总结概括。第五部分主阐述了孟子及《孟子》一书的影响,主要是从《孟子》文章本身层面对《孟子》一书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再从孟子“圣人”的理想人格标准以及孟子人格魅力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两个层面对孟子人格魅力的影响进行探究。

马磊^[10]（2020）在《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修辞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运用恰当的言语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的活动。修辞素养是影响言语交际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辞教学是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是语文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修辞教学面临严重困境,课程标准对修辞教学要求的“局限性”、教科书中修辞教学内容编排的“随机性”、教学实施中修辞教学安排的“偶然性”、学业评价中修辞素养评价的“片面性”,以及语文教师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的匮缺,反映出修辞教学的多重危机。修辞教学的现实困境与修辞教学的重要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培育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现实需要出发,有必要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得到历史的启示,改进修辞教学的内容和策略,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通过搜集、整理、考证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史料,诸如修辞研究的论着论文、修辞学史的论着论文、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文件、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和辅助性教材、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相关着述等,梳理修辞教学思想和实践演变的历史事实,兼顾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和修辞研究的历史演进,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可将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发展史划分五个阶段,即:萌发期（1904-192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的草创和现代语文课程的独立开始萌发;勃兴期（1929-1949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和语文课程的稳步发展而勃兴;成熟期（1949-197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和语文课程的命名而趋于成熟;繁荣期（1977-1997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兴盛和语文课程的科学化热潮而走向繁荣;重生期（1997-2020年）,现代修辞教学随着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拓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知识观的变革,开启新生。中国现代修辞教学的成绩是一代又一代修辞学者和语文教育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而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在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里,修辞教学探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在萌发期,语文课程的独立设置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在勃兴期,修辞学科的初步建立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在成熟期,双基教学的讨论明确了修辞教学的基本方法;在繁荣期,能力本位的确立理清了修辞教学的价值追求;在重生期,语境观念的凸显强化了修辞教学的情境性。现代以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开展修辞教学提供了外部条件,修辞学科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学科基础,语文课程的独立和发展为修辞教学提供了课程基础,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主要动因。修辞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和修辞教学策略的现代化均有了历史性突破,但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仍任重道远。现代以来的修辞教学内容在学科来源、呈现方式、价值追求上有了重要发展,但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构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内容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在学科来源上,吸收了现代修辞研究的成果并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而更新,但并不总是即时和全面地将修辞的学科内容转化为语文的课程内容。第二,在呈现方式上,课程文件和教科书中既有显性的修辞知识内容,也有寓于言语作品积累和言语实践活动中的隐性教学内容;显性的修辞知识,既有系统化的呈现方式,也有零散的呈现方式。第三,在价值追求上,不仅重视修辞静态知识的传授,更重视修辞知识在具体的言语情境中的动态运用,在表述上经历了“技能”“能力”“素养”的演进。推进修辞教学内容现代化,就要综合吸收现代各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汲取历史上修辞教学内容系统建设的经验,并积极引入修辞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引入关于修辞动态过程研究的成果,积极重建修辞教学内容系统。语言研究越来越注重语言之外因素的制约作用,对于语境的分析不断深化,因此应把修辞的基本原则作为修辞教学的基础内容;结构主义语言学尽管受到了挑战,但仍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仍应把不同语言层级的具体修辞手段作为修辞教学的主体内容;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习要关注言语活动承载的文化因素,因此应把修辞的情感态度作为修辞教学的高层内容。修辞教学内容系统的建设还要划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教学层次,设计三个阶段的修辞学业质量标准,为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现代修辞教学策略在情境性、实践性、程序性三方面作了积极追求,但教学策略的探讨仍不充分。现代修辞教学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情境性,历来强调修辞要适应语言环境的基本要求,这一思想随着修辞研究的发展和语文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二是实践性,历来重视语文课程的实践品质,将修辞教学置于言语实践的过程中,主要在听说读写的活动中开展修辞教学。三是程序性,历来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的程序系统作过积极的探索,但教学程序系统没有较为稳定地得以传承和发展。推进修辞教学策略现代化,就要科学认识修辞学习的路径。依据“习得”与“学得”的语言学习理论,结合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现实基础,可以对“习得”和“学得”作进一步的划分,形成“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层次。在语文课程中,修辞学习存在着自然习得、引导习得、情境学得、系统学得四个路径,四个路径的理性程度递进提高。对具体修辞教学方法的探讨,应该在上述修辞学习四个路径的框架下进行,才能使教学方法的探讨走出经验主义的范式,建构教学方法的科学系统。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应该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指引,基于上述对现代修辞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认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语文学业评价的开展诸方面,作出相应变革。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要大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素养和修辞教学素养。一方面,要改进语文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更新充实修辞学相关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理论素养和修辞实践素养;另一方面,要变革语文教师教育的课程实施方式,通过“答辩式说课”“追问式评课”等途径,提升修辞教学的实践反思能力,培育语文教师的修辞教学素养。要努力培养面向未来修辞教学需要的、能继续推进修辞教学现代化的语文教师。对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的专门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后续的研究中,要将修辞学与教育学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争取建立起较成熟的汉语修辞教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修辞教学现代化。

二、朱熹理解修辞理论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熹理解修辞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封闭与开放：〈诗经〉讽寓问题的再考察 ——以〈关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言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宋人对赋比兴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章学视域下的《孟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朱熹理解修辞理论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封闭与开放：〈诗经〉讽寓问题的再考察 ——以〈关雎〉为中心[D]. 顾亦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D]. 鹿晓燕. 山东大学, 2021(11)
• [4]《文言传》思想研究[D]. 杨学祥. 山东大学, 2020(04)
• [5]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6]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D]. 于沁可. 山东大学, 2020(01)
• [7]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研究[D]. 张月.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7)
• [8]论宋人对赋比兴的研究[D]. 梁嘉欣. 广西师范大学, 2020(12)
• [9]文章学视域下的《孟子》研究[D]. 赛俊杰.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10]中国现代修辞教学发展研究[D]. 马磊. 扬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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