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共性与个性与民族文化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民族共性与个性和民族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马荣^[1]（2021）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民族融合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条件下,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的民族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科学预想,其实质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途径和前景的理论学说。事实上,民族融合与民族消亡是有区别的,民族融合指的是民族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社会主义制度给民族融合提供了真正条件,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融合理论,强调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的民族交往交流和共同发展。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民族融洽、民族共享、民族团结、民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则是民族融合的本来含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民族融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接着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融合思想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民族融合思想的内涵和特征,并从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生产力三方面概括了实现民族融合的条件。而后,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视角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与此同时,文章从民族的历史形成、空间布局、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四个维度论述了民族融合思想,并阐述了民族融合的实现在经历资本主义民族对立和压迫时代、社会主义推进民族融合时代,直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终结性的民族融合——民族消亡的历史阶段。最后,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民族融合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而民族融合思想对实现我国各民族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刻且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启迪。该理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各民族交流、团结社会主义各民族力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对新时代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顶层设计给予方向指引,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积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民族融合的巨大力量。

杨蕴希^[2]（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指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陈俊玲^[3]（2020）在《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音,全球泉州（闽南）人的乡音。自1990年以来,南音进入泉州地区的学校教育已近三十年。这一期间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深度合作有了显着的成果。如何建构完善的南音教育体系,追求新时代南音教育的价值目标,推进南音教育的进程,打造南音教育的升级版,进而有可能实现南音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这是当前南音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本文以南音的学校教育（时效性）价值体现、社会（有用性）价值体现与蕴藏着“以乐化人”的情怀（陶冶人的心灵世界）价值体现（精神性）为根据,进而达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等目的。全文通过五个章节及余论展开讨论。第一章通过回溯南音教育的原初方式,阐述南音教育与全球化之间的观照与应对,揭示南音教育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的精神力量,更是一种包括文化反思、文化创新在内的文化自觉。第二章通过对学校的南音教育与社会的南音教育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探索,明晰了本土文化（南音）精神的传承、南音应用型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南音爱好者和南音弦友的培养必须要与社会文化相联结,并从理论层面高度肯定了泉州地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南音人才培养的独特路径。第三章通过探究南音教育学校价值体现的四个关键之处,即理论研究的先导作用、南音教育的内在自生能力、南音教育专家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南音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阐扬时代赋予南音学校教育的使命担当,揭示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构建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独特价值。第四章通过审视南音教育社会价值体现的三个关键之处,即艺术实践之于世界闽南文化区的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文化保值与增值重在建构自己精神家园及彰显其价值的主体时效性、多重认同的社会性话语建构,剖析其对于加深南音教育的性质、特点与作用的理解,揭示南音教育关系着南音能否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的社会意义。第五章通过形而上层面讨论南音教育鲜明的教化寓意和功效,阐释南音教育对陶冶人的情操、立德树人、人文底蕴的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塑造等完整人格培养的独到价值,揭示南音教育在“化人以雅”、“化人以礼”、“化人以德”等“以乐化人”的情怀意向。余论通过探讨与南音教育相关的南音传承异化问题及发展现状,评释保护南音传统与开拓南音传承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揭示南音教育显露的清晰性之特征,即南音从被保护走向自强的可持续传承成为可能。本文对泉州地区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对于助推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开展,提供一种可循的思路。

顾超^[4]（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伏海^[5]（2020）在《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现代声乐男中音声部歌唱艺术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为背景,选择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这三位中国声乐男中音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艺术经历、演唱技术、艺术修养、社会情怀、文化观念以及声乐演唱审美意识等多种角度,关注并认识这些因素与其演唱风格形成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首次以审美范畴的理论范式,对三位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特点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概括、提炼和界定,继而又对这三位代表人物演唱风格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从技术因素和文化因素不同方面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文中还从男中音曲目择用的角度,审视中国男中音曲目择用的范围和历史选择,进而分析和认识中国男中音的发展走向。本文是在“代表人物-艺术实践-艺术风格-审美范畴-曲目择用”的综合维度中,展开对中国声乐男中音典型代表人物的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进行研究:第一章以“男中音声部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声部划分和界定”为题,主要介绍男中音在西方声部划分体系下进行声部划分的方法,以及男中音声部伴随着美声唱法的传入后在我国的发展和影响。第二章以“中国声乐男中音不同时期三位典型代表人物的演唱风格”为题,对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三位男中音歌唱家的演唱风格特征进行研究,既总结他们的不同演唱风格特征及艺术个性,又寻找他们的共性特征,通过对每一个歌唱家的演唱风格的整体把握,同时基于对他们演唱的大量作品的感性体验、审美感知,从声乐表演美学的角度,对每一位男中音歌唱家的演唱风格,分别归纳、提炼出以四个字来概括的声乐审美范畴,即:将温可铮演唱风格概括为“通”“融”“灵”“透”;将刘秉义演唱风格概括为“阔”“情”“灵”“透”;将廖昌永演唱风格概括为“阔”“雅”“韵”“透”,并分别界定和论述。第三章以“中国声乐男中音三位典型代表人物演唱风格审美范畴的共性与个性特征”为题。在本文的认识和归纳、提炼中,对三位歌唱家演唱风格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分成两个层面（技术和文化层面）进行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其演唱风格审美范畴共性个性特点的形成,和他们的生活经历、学习经历、思想情感、审美取向、文化观念、声乐流派、职业定位、时代情感等都有着一定的联系。第四章以“从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看中国男中音发展走向”为题,第一部分对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范围的历史选择做一个脉络式的梳理,第二部分是关于中国声乐男中音曲目择用的思考和认识,第三部分是对影响曲目择用的文化因素和遵循原则的认识。本文认为,中国声乐男中音的发展,从上世纪20年代传入至今,可以说处在一个中西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从美声唱法传入之初以西洋声乐为学习标准,再到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提倡,从唱法、风格、观念、曲目的择用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从西洋化到民族化、最后到以中国声乐的建立为目标的发展过程。其变化伴随着时代和变迁,呈现出一个不断融合、发展,趋于平衡且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曲菁^[6]（2019）在《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共生共存的客观现状。国家认同之上的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共识,各民族认同之上的多元格局是国家发展的动力要素。在中国,多民族地区既是广泛的客观存在,也是亟待发掘建设的重要区域。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既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藏财富,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促进多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既可以团结少数民族同胞、维护地区稳定发展,又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对“共建共治共享”治理观的明确阐述,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共同参与增进社会公平、保障人民利益的治理理念,为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拓宽了思路,增添了动力。实现共建共享,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和谐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放眼当今中国,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使命职责推进着多民族地区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世界范围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分裂思想又破坏着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合作共建与和平共享。在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合作发展进行更多思考。历史形成多元一体的现状既要承认文化的多样繁荣,又要维护一体中华文化的团结共进,美人之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和睦最深层次的体现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要消除民族文化偏见与民族文化歧视,在平等互助、精诚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本文主要侧重分析主体性身份之上的责任共建与权利共享,从内因的角度强调各民族个体的自觉性与群体的协同性,从外因的角度凸显党和政府的引导力与支持力,努力调动多民族地区各族同胞的主动参与意识,实现内部主观能动性与外部政策支撑的良性结合,以民族政治学视角发掘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之路,以期联合多民族同胞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享文化发展带来的成果,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更好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好开发建设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进而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中华文化繁荣兴旺。就方法而言,文章主要在尊重各族同胞和谐共生现状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发展理论的指导,运用文献资料整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法,借助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切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中国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推进也得依靠中国共产党。从对比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政策变化与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得出了民族文化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引领作用的具体体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向,提出共建共享的有效方案。将共建共享用于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推进,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智慧的灵活运用,是对中国几千年不同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延伸,是对中国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综合考量,具有政治、历史以及现实的综合必然性。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在现实背景下既有众多的机遇条件,又有复杂的挑战困难,需要不断扫清障碍,奋力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成为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努力的方向目标。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动摇,多民族地区的各族同胞才能筑牢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在于“以人为本”,几千年的古老文明讲求“以和为贵”,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中推动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的共建共享,我们还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只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和而不同”和“共同繁荣”,方能共建共享。总之,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共建共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操作的现实关系,在增强多民族地区各族同胞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相互信赖、文化适应的基础上,既提出整体推进的宏观设计,又做出重点突破的微观措施,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到多民族地区,以实现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集体共享。

杨学平^[7]（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古晓兰^[8]（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有机地把整个世界统一成了一个整体,真正的“地球村”已经从观念走向现实,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社会进入了新阶段,迎来了新机遇,不可避免的面临新问题,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想要妥善处理自身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和高度,以世界人民的价值共识为遵循,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困惑,我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倡导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回应时代发展的客观现实抛出来的人类困惑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共同价值不是由中国凭空锻造和主观臆想,而是基于人类命运与共、水乳交融的社会客观现实内生出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既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也有客观的生成来源;既有真善美的生成导向,也有客观的生成规律;它与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既是一种实践方式也是一种理想目标,是引导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旗帜。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价值,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各国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普遍期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它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全球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人类总能在克服一系列艰难困苦中获得进步,中国在充分认识和分析实现共同价值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障碍后,通过提供“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公共产品逐步推进共同价值的实现。本选题以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紧紧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内容主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支撑的系统认识。文章绪论部分首先提出问题,说明在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全球化时代,面临“人类该如何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时,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研究的必要性;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进而为后面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思维导向。第二章对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同价值等概念进行厘定,详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本质、特点和内容,并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解读和辨别。第三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共同价值奠定的理论基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提供的理论依据,探寻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共同价值提供的思想资源;并镜鉴了西方相关的思想理论资源。第四章则着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生成机理进行研究,详细论述了它的生成来源、生成导向和生成规律,从而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认识。第五章集中论述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现实困境分析过程中凸显了共同价值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第六章阐述了共同价值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离不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各组成要素进行统筹分析和系统把握。第七章则系统阐释了中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并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上海合作组织等具体实践论证了中国不仅是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也是坚实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梁宏^[9]（2019）在《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现当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不仅拥有众多的创作群体,在展现中国现当代画家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变迁的艺术性思考的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艺术家审美思维的拓展与变迁,构成了我国美术史乃至整个艺术发展史中一道别样的风景。然而,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研究,还没有深入、系统地展开,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审美风格研究尤其匮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现当代以来以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等西部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的少数民族题材国画为研究对象,结合艺术学、美术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和学术研究范式,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综合研究。本文分为四部分,前有绪论,后有结语。文章第一部分梳理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揭示不同历史时段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创作背景、创作现象以及作品中的艺术风格特征。纵观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近80年发展历程,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少数民族题材国画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着观念转化与视向转换。譬如,抗日战争时期的画作主要致力于一种愤懑、忧伤情绪的呈现;“十七年”时期的画作则主要聚焦于对新生活的艺术礼赞;而“文革”时期作品的艺术特质则主要体现为对艺术形象的单一化塑造。文章的第二部分研究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画家群体。画家以特定少数民族地域的景物、人物作为描绘对象,地域特征中的诸多相同因素塑造了作品的某些共性特征,同时,各个画家又因为性格、艺术经历以及对生命存在的整体领悟不同而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个性差异。比较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少数民族画家有着对当地文化的先天感性经验优势,从而可以突破外来画家“他者”视角造成的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疏离感,以“自者”的眼光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质素,将其凝定为具体可见的艺术形象。非本土画家则擅长敏感地捕获少数民族的特殊美质,汲取“民族活力因子”以充实创作内涵,从而更具理性精神。文章的第三部分分析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表现内容。少数民族题材国画与其他题材国画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取材和表现对象的不同,其核心要素是“少数民族”,无论是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日常劳作、祭祀、婚嫁、节庆;还是展现少数民族风情的霓裳之美、景观之美、歌舞之美,抑或是彰显民族精神之虔诚的宗教精神、顽强的生命精神、母爱或团结精神,其立脚点都在对“少数民族”的认识、理解与感悟的维度上展开。这种对“少数民族”质素进行的由外而内、层层递进的揭示,也使得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尽可能地避免文化“浅层化”,进而彰显了更为深刻的文化意涵。文章的第四部分研究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的艺术特征。与其他题材国画相比,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具有宗教性、民族性、抒情性、多元性等特征。绘画观念的转变带动了绘画语言的深入探索和前进,从而推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和而不同”、“多元共生”创作风貌的形成。通过对以上四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本文勾勒了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的整体面貌,同时“深描”了个案创作的艺术动因和风格特征。指出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立足传统,面向现代,扎根民间是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的根本保证。有助于厘清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的实践脉络和美学表征,同时也为现下正在进行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实践者提供历史镜鉴和经验参照。

贾兴荣^[10]（2019）在《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文中提出交往与互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个人互动、民族交往、国际交流,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血脉。从民族互动这个角度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了根基和底色。面对变化发展的民族关系状况,党和国家提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理念,为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新理念,本文从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角度追根溯源,从现实角度探寻动力,以总结新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景宁畲族自治县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也是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畲族是历史上的一个迁徙民族,畲族的漫长迁徙既是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生命史,也是一部沧桑的散杂居民族演变史,更是一部悠远深厚的畲汉民族关系史。从历史到现在,畲汉民族历经隐蔽性接触、试探性交往到开放性交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族际认同等方方面面。发展到现在,在这个重要场域内,“畲汉民族一家亲”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居民的交往观念,民族身份更多体现文化的意义,隐入公民身份之中,民族互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畲汉民族在变迁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蕴含着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经济基础是影响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政策,缩小了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加深了畲汉民族的情感,推动了畲汉民族积极的互动交流。跨文化传播为民族间相互了解提供了桥梁。文化传播为畲汉民族提供了共同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文化体验之上产生了行为和思想的相似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就变得更加自然。旅游文化资本成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力量。民族旅游所激发的高频度和高密度民族接触,使民众卷入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互动场中,形成了一张扩大的关系网。然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优惠政策的利益平衡问题等都成为深入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面临的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隐含了对我国民族关系最深入的剖析,它既是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递进性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的创新发展。回望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消解民族歧视、进一步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的完善空间。

二、关于民族共性与个性和民族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民族共性与个性和民族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论文提纲范文）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民族共性与个性和民族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思想研究[D]. 马荣. 兰州大学, 2021(02)
• [2]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南音教育的价值研究（1990-2018）[D]. 陈俊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5]中国声乐男中音声部演唱和研究 ——以温可铮、刘秉义、廖昌永为例[D]. 伏海. 中国音乐学院, 2020(08)
• [6]中国多民族地区文化共建共享研究[D]. 曲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共同价值的研究[D]. 古晓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9]现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国画创作研究[D]. 梁宏.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10]浙江景宁畲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 贾兴荣.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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