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作为人类理想的象征

一、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论文文献综述）

蔡青辰^[1]（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潘从义^[2]（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崔京宪^[3]（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丛麟懿^[4]（2020）在《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致力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木下尚江从未停止过对和平的呼唤,但由于同时具备社会主义者和教徒的双重身份,木下的和平论与社会主义观也兼具宗教的非理性与科学的理性。该特点一方面让木下能够调和唯物论与宗教信仰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又让木下最终因无法接受暴力革命而亲手否定了自己一直坚信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脱离了政治运动。本文的目的便是以时间为线索来展示木下尚江在退出社会主义运动之前暴力观的变化过程及特点,并探明暴力观在木下的社会主义观中发挥的作用。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通过介绍木下的出生世代问题及大学毕业以前的成长与受教育经历来体现木下在时代背景下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文明等问题的思考,并展现其天生的宗教性。第二章则将展示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后的木下从资本主义文明的坚定拥护者到欲以基督教的爱之精神来改变日本的革命者的转变,笔者将这一过程视为木下的反战思想及非暴力革命观的形成期,并把追求超理性的神爱、人类同胞爱的革命理想与从社会进化论而来的对和平世界的乐观展望视为其非暴力思想的根源。第三章则将讲述木下离开故乡,前往东京成为新闻记者并正式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笔者认为这段时间是木下将基督的爱邻精神毫无矛盾地融入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理念,最为坚决地主张以信仰之爱和政治革新来实现和平世界的思想上的稳定发展期。第四章则将木下在日俄战争时期参加主张非战的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并坚决反对日俄战争及帝国主义的行动视为探讨重点。本文主张,平民社时期的木下虽然通过种种行动以彻底显现其和平精神,但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出现强烈的否定现实秩序、政治,试图通过人的灵魂、道德、信仰来打破现状,实现和平的倾向。第五章则刻画了木下从创办《新纪元》杂志再到亲手决定废刊,并彻底脱离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政治运动的最后时刻,并揭示木下因兴奋于伴随着时局进展而来的暴力革命或运动而愈发在和平革命的理想与暴力革命的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矛盾的思想历程,以此展现暴力观在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灭亡问题上占据的重要位置。在尾声中,笔者也通过描写脱离社会主义运动并彻底回归神爱理想的木下的主张来体现其暴力观的变化。在笔者看来,木下对近代日本爆发出最为彻底且猛烈的反抗精神,坚决追求以和平、同胞之爱的神国来取代充斥压制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坚定的神爱思想却反而限制了他对革命手段的进一步构想,最终使其不得不放弃更为现实的暴力革命,遁入精神世界,主张以静坐、冥想等精神修行来实现个人的、精神的和平。

漆志超^[5]（2019）在《德日进宗教哲学研究》文中认为纵观历史,从希腊时代的有限的、符合理性的古代宇宙观,到近代的无限的、永恒的机械宇宙观,再到现代的有机的演化宇宙观,人类的宇宙论已经发生了彻底地改变。随着宇宙论的改变,我们不仅对宇宙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空有机维度以及精神现象都应当被加入到宇宙的本质之中。德日进认为,作为整体的宇宙处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变化中,一种是进化运动,即宇宙整体朝向越来越有秩序、精神现象越来越彰显的状态前进;另一种是熵化运动,即宇宙在演化过程中总的熵值不断增加,宇宙越来越混乱,最后走向混沌和死亡。这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不仅与存在和非存在相关,亦与秩序和混沌相关。由于宇宙的进化运动和熵化运动的存在,人类所面临的威胁与希望同时被扩大了,受到熵化的影响,我们的威胁不再是个体生命的死亡,而是宇宙整体的覆灭;受到进化的作用,我们的希望不再是个体的生命和精神得到拯救,而是宇宙整体进入超越境界。遗憾的是,现代的科学与宗教并没有适应演化的宇宙,它们仍然秉持着静态宇宙观的逻辑,既不能克服新的威胁,又不能拥抱新的希望。从科学方面来说,科学过于依赖分析方法,试图通过宇宙中某一特殊现象,或者某一领域的一套理论系统来对宇宙的本质做通盘解释,但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理论的自洽性把宇宙丰富的现象排除出去,因而漏掉了实在,无法揭示宇宙的本质;从宗教方面来说,传统基督教普遍认为宇宙是上帝通过“分有的创造”而得来的,人类的灵魂虽然归于上帝而得救,却要以割裂人类和宇宙的连接的方式进行,由于上帝的存在并没有给宇宙的未来更多的助益,因而上帝变成了纯粹逻辑概念中的存在。现代科学与宗教之所以能用“分析”或者“分割”的方式来看待宇宙,那是因为在它们看来宇宙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它们追求的是“伟大的平衡”,德日进却告诉我们,宇宙正在经历着“伟大的运动”,用静态宇宙论逻辑来处理演化宇宙论问题,自然是不会成功的。德日进综合科学理论与宗教理想,构建其“广义进化论”思想,他积极肯定了生命和精神的超越价值,德日进说,在个人层面,如果生命不是决定性地超越死亡,那么生命意义和价值就会即刻被抽空,在整体层面,情况更是如此,生命是宇宙论意义上地超越死亡,只有把熵化现象看作进化现象的副效应,宇宙才能够被理解。德氏指出,从科学层面来看,人类是宇宙中的特殊现象,只有人类独自突破了思想阶,从而把宇宙提升进新的境界,因此人类是宇宙进化的轴心和前沿,宇宙的进化过程在人的身上仍然再次跃进,把人类由个体性的存在提升到“精神智慧圈”的存在,“精神智慧圈”发展到极限,必然汇合于超越时空的Ω点,此即进化的终局,通过进入时空而超越时空,这就是宇宙进化的完整过程;从宗教层面来看,如果宇宙激活的总能量刚好只够其达到Ω点,那么宇宙的进化就会因其能量匮乏而自动消解,因此需要上帝在宇宙进化到终末整个地把它转化纳入“神的氛围”,万事万物的价值才最终实现。广义进化论需要上帝的预设以补全其宇宙论,因此科学与宗教不是互不干涉或者相互对立的,毋宁说是为了追求同一真理的两条不同进路。根据广义进化论,可以说德日进的神学是末世论向度的。只有在进化的终末,上帝才向人类显现其所是,因此上帝不再是某种超越宇宙的实体,而是宇宙的延伸,如此世俗世界与超越境界就由宇宙的进化连通在一起,德氏的上帝观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处于宇宙进化过程中的人类虽然无法把握上帝,却被上帝所把握,通过参与到上帝创世的伟大工程,人类就能逐渐对上帝加深了解,所以上帝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超人格、超智慧的氛围,德氏称之为“神的氛围”。“神的氛围”和Ω点给予人类以生命的目的和希望,而人类在实践上应当效仿基督,才能切实地朝着希望迈进。基督通过“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之路”的奥迹,明确地表达出通过进入世界而提升世界的宇宙进化逻辑。因此,现代人不仅要投入工作与生活,而且还要从中不断超拔提升,只有如此,作为有限生命的人格中心才能与作为“万有之万有”的基督中心合而为一。一方面,德日进的思想在基督教世界虽然称不上主流,但是它却与中国宗教思想高度契合,不论是人生哲学、宇宙论,甚至是本体论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德氏的思想能够为沟通东西方宗教搭建一座桥梁。另一方面,在演化的宇宙中,我们需要的是进入历史的上帝,而不仅是逻辑概念的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科学,而不仅是片面深入的科学,所以德日进在现代神学转型的尝试中,可以称为一个先锋人物。第一章主要讨论从静态的宇宙观到演化的宇宙观的转化而带来的宇宙的进化和熵化关系问题。德日进的宗教哲学与他的宇宙论密不可分,由于人类的宇宙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传统宗教所关心的问题如今要么失去其效力,要么产生了新意,这些新生成的变化和问题,都需要通过对演化的宇宙论进行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加以审视和厘清。由于宇宙论的转化,曾经威胁到个体生命的死亡现在扩展到宇宙整体,这不仅是范围的扩大,也是程度的加深,整个宇宙都会因为熵化的影响而走向总体的死亡。单独依靠宗教或是科学根本无法克服这种威胁,科学过于依赖分析方法,从宇宙的基本单位出发无法解决宇宙总体倾向问题,宗教教导人类抛弃宇宙,这就掩盖了上帝创世的积极意义。因为熵化是宇宙整体的变化,也只有另一种变化才能克服这一威胁,那就是宇宙的进化,但是生物进化论漏掉宇宙的精神本性,狭义进化论可被还原为一套物质秩序,都无法把宇宙从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德日进综合科学和宗教的洞见,提出精神乃物质复杂化所显露的实在,并归结为“复杂性——意识性”定律,科学处理的是宇宙的理化能量,而宗教协调的是宇宙所激发出的精神能量,这样我们就在现象层面把宇宙统一起来。可以说,我们所生活的宇宙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在物质层面有熵化堕落的危险,但是在精神层面却有无限提升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把熵化作为进化的副效应,从而彻底地肯定生命与精神的价值。第二章主要讨论人在宇宙进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在静态宇宙论的逻辑中,科学与宗教所产生的往往是歪曲的人的形象,因此人类被放置在宇宙的边缘,人的神圣性也被遮蔽起来,而在演化宇宙论的逻辑中,人类是进化的轴心和前沿,因此宇宙的价值提升离不来人的参与和实践,人的神圣性得以充分地彰显出来。科学视精神为副现象而把人类排除在宇宙本质之外,宗教视精神为超现象而割裂了人类和宇宙的联系,无论哪种情况,人都处于宇宙的边缘地带,两者都产生了歪曲的人类形象。德日进在彻底地坚持系统论与进化论的基础上指出,科学的分析只不过是不断朝着宇宙最为基础的底层实在前进,但是当他们到达某一层面的实在后,转身就抛弃这个层面而又进入另一更深的层面,这样就对宇宙的有机整体价值视而不见了;上帝不仅有创造宇宙的活动,还有进入宇宙的过程方能显露他的仁爱,可以说,上帝不仅创造宇宙,更加透过万事万物而提升宇宙。这样看来,人就不再是宇宙中的异类,而是宇宙进化的轴心和前线,人的价值也由参与到上帝的创世工程而彰显出来。对于人类自身,宇宙的进化过程仍然在起作用,未来人类将由自我存在走向“精神智慧圈”的总体存在,而“精神智慧圈”将通过时空有机维度而达到超越时空的超人格的、超智慧的Ω点,同样的过程也是人类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旅程,因着宇宙进化的功德,人类终将彻底地告别熵化和死亡。第三章主要讨论在演化的宇宙中,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新的上帝观给人类的启示。在德氏的广义进化论中,上帝的存在作为宇宙论的补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科学与宗教在功能上是相互补充的,毋宁说它们是达到同一真理的不同进路。德日进指出,上帝是宇宙的延伸,只有到宇宙进化的终末,上帝自身的存在才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德氏的上帝观既是内在超越的,又是末世论的。对于处在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上帝不再可被设想为某种超越宇宙的实体,而应当被设想为一种全然包裹着我们的超人格的、超智慧的氛围,德氏称之为“神的氛围”。为了认识上帝,德日进扬弃了传统的“形式”与“质料”认识方法,而采用朝向未来、朝向进化的“结构”与“能量”认识方法,德氏意识到,宇宙的进化过程就是精神能量和爱的能量不断激活的过程,凭借着这些能量,宇宙朝着上帝的国度不断攀升,这也说明了世俗世界与超越境界是连接在一起的。Ω点和“神的氛围”给人以崇高的理想,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之路”的奥迹则能够指导人类的实践。基督通过进入宇宙而提升宇宙向我们展现了拯救的真理,人类也应当积极投身建设世界的伟大工程并与他人相结合以提升人格,如此才能使宇宙整体地与作为“万有之万有”的基督中心合而为一。第四章主要讨论德日进的宗教观与中国宗教思想的一致性,为沟通东西方宗教思想架起一座桥梁。本文选取方东美与唐君毅的思想与德日进的思想做一比较,发现他们不论在人生哲学方面,在宇宙论方面,还是在本体论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契合性。方东美强调,人类需要参与到作为整体的宇宙生命之中,就能自然地把宇宙带入真、善、美的宗教胜境;唐君毅指出,人类需要朝着心之本体不断前进,才能够把宇宙的苦、恶、错转化为真、善、乐。他们二者的思想可以用德日进的理论总结为,“提升个体的中心”以契合“超越的中心”,与“移个体的中心”进入“超越的中心”这两种相互配合的运动以达到宇宙进化的目的。也只有通过宇宙整体的进化,个人的存在才能达到古今、内外、上下、主客的自由贯通。

姜丽娜^[6]（2019）在《论张翎小说创作与《圣经》原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带着她的作品逐渐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是美洲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国,外来移民占了其人口总量的大多数。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对加拿大的未来就显得举足轻重,处于其中的基督教文化成为加拿大的主流信仰。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又常年旅居基督教氛围浓厚的加拿大,这一经历背景使得张翎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小说中或隐或显的《圣经》文化原型,张翎甚至在多部小说中多次直接引用《圣经》话语,基督教文化对其的影响可见一斑。本文以张翎小说创作与《圣经》的关联作为切入点,主要以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为工具,深入探析张翎小说中的相关《圣经》原型,考察《圣经》与张翎创作的深度关联与意义,进而管窥宗教之于当代作家的精神联系与个体实践。正文部分分三章,分别从其小说中“与《圣经》有关的文化意象”、“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小说主题的《圣经》原型”三个方面入手,充分挖掘、细致分析张翎在创作中对《圣经》相关元素的创造性的化用与变异,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为张翎小说的研究工作略尽绵力。

林瑛^[7]（2019）在《从现代性反思到审美社会主义 ——威廉·莫里斯的创作与思想》文中认为威廉·莫里斯（1834-1896）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着名的作家、艺术家、社会主义活动家。莫里斯的文学创作起于诗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思想开始发生社会主义转向后,他转而写作小说与散文。本文认为,在莫里斯创作文类流变这条明线之下暗藏着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性危机反思渐次入深而抵达社会主义的思考历程。本论文也以此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读莫里斯的诗歌、小说与散文作品,结合这些作品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阐述莫里斯从现代性反思到审美社会主义的思想演进过程。本论文由五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从“现代性”概念出发,确定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针对“现代性”的讨论需要在历时性中才能确立其合法性。本文所取用的“现代性”,主要指在工业革命与启蒙理性催进之下,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现代”与“过去”的断裂状态。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危机”主要表征为:一个崛起的机器世纪、一个新生的消费时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愈渐明显的宗教危机。在社会转型期展开的这一系列现代性图景共同构成了莫里斯反思与批判的目标。第一章围绕莫里斯的诗歌创作,阐释莫里斯寄寓于北欧萨迦叙事中的现代性反思。莫里斯的诗歌创作先后涉及中世纪浪漫传奇题材与北欧萨迦题材。这一过程既体现出了莫里斯对于“中世纪精神”的偏好,又呈现出他在“中世纪精神”内部的探源。莫里斯以诗歌关照、反思现实的求索最终表现为对于北欧文学与文化的寻根。将莫里斯的萨迦代表作《伏尔松家族的西古尔德》与《埃达》中的伏尔松诗篇、《伏尔松萨迦》以及《尼伯龙人之歌》作以比较阅读,细察莫里斯在情节增删与人物塑造中的匠心可以发现:莫里斯在北欧萨迦的书写之中以“人”为中心重构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强调人性、道德在情节发展中的推动力,寄寓了莫里斯对变化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信仰缺失的关切与反思。同时,莫里斯的萨迦书写将冰岛萨迦与日耳曼英雄传奇融合,意在贯通文化遗产的血脉,将北欧萨迦的英雄精神融入英国文化传统,为处于历史转型期中的维多利亚人发明传统,重塑时代精神。继而,本章进一步论述了“中世纪精神”自身所内蕴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内涵,从而于学理层次反驳了部分学者对莫里斯早期诗歌创作中“逃避主义”倾向的质疑。第二章主要聚焦于莫里斯的小说书写,阐述莫里斯在乌托邦小说叙事中重新绘制的现代生活图景。已有诗人之名的莫里斯在19世纪80年代转而写小说。《乌有乡消息》写作时期,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现代出版市场已经形成。莫里斯以开放的文学视野融入“新罗曼司”的文化潮流,以小说文类为载体传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乌有乡消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于贝拉米的畅销小说——《回顾》的还击。本章在两部小说的比较阅读中着力呈现了莫里斯小说书写中的叙事造诣与乌托邦构想的独特性。《乌有乡消息》延续了莫里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关注,然而与诗歌的曲笔不同,莫里斯将现实批判与解决方案清晰地张举了出来。“复兴手工技艺”是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现代性危机提出的一种抵抗策略,莫里斯赋予了手工技艺以反思机器世纪、反抗消费时代与挽救宗教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活力。第三章以莫里斯的散文书写为中心,综论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梳理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巴克斯合着的《社会主义:起源与前景》集中体现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观念。受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思维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影响,莫里斯首先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具有历史可达性的社会形态。其次,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观念起自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艺术饥荒”、异化劳动等社会病症的批判,以实现人人平等、人尽其才、共同福利为主要诉求。“艺术饥荒”是不平等在艺术领域中的蔓延,“艺术饥荒”又与“奢侈消费”相伴而生,加重异化劳动,激化阶级对立。莫里斯认为“艺术饥荒”与异化劳动带来的后果是——审美之退场。莫里斯因而主张做“令人愉悦的工作”,只有愉悦的工作才能有劳动者感性生命的投注,才能创造出艺术品。在艺术化劳动中,莫里斯格外推崇手工技艺,并认为每一个手工艺人都是艺术家,由此为小型艺术正名。莫里斯认为小型艺术是真正为人民并且属于人民的艺术形式。莫里斯的工作观与艺术观紧密相连,彼此依存,共同助力实现莫里斯的审美社会主义想象。第四章在回顾莫里斯现代性反思的历程后,进一步提炼莫里斯审美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并对其审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作以评价。艺术与审美思考是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轫之处,而艺术与审美的实践是莫里斯社会主义思想的落脚之处。回到维多利亚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莫里斯对现代性进行着不懈的反思却也将自己卷入了现代性的复杂漩涡之中,这既再现了历史语境的复杂,也同时是以审美在现代性内部进行反思的必然困境。不同于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自律主张,莫里斯的审美思想受到马克思实践观的影响,强调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强调艺术实践对于日常生活的介入。本文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实践”这一审美主张之中,莫里斯为解决维多利亚现代性危机,消弭阶层不平等提出了一条极具价值的路径。莫里斯对现代性的反思承袭了英国独特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的哲学传统,并深受19世纪中期知识界现代性反思氛围的影响;尽管对于现代文明有着明确的反抗,莫里斯并无意图将历史车轮拉回至中世纪。正是在这些意义上,莫里斯的思想与实践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当代价值。

胡振江^[8]（2019）在《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他完成了俄罗斯哲学体系的构建,从此,俄罗斯有了自己独立的哲学传统和理论体系—俄罗斯宗教哲学。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对俄国哲学影响巨大,他的哲学成为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西方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理论基石是东正教神学传统,论证方法是西方理性主义。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由万物统一、自由神智学、神权政治三大理论支柱构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综合的自由神智学,科学、哲学、神学的统一才是完整知识。神智学即爱“神的智慧”,索洛维约夫引入了“索菲亚”概念,并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说,即“智慧学”的索菲亚思想,索菲亚思想贯穿于索洛维约夫整个宗教哲学体系中,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内部构成机理和核心原则。首先,本文系统论述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俄罗斯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高度使命感与宗教性的俄国知识分子,反思和寻求俄罗斯民族文化与哲学的发展道路;批判地吸收了圣经中“神的智慧”、诺斯替教的“索菲亚阴性创世”的思想,借鉴并发展了犹太教神秘主义神学和古罗斯女性崇拜的传统;传承了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的“努斯”、“灵魂”思想,借鉴了斯宾诺莎“精神与物质”同一、谢林“同一哲学”的思想。其次,本文全面阐述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体系的批判对象:对传统宗教的反思与批判,对西方哲学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对俄罗斯哲学自身非体系化困境的反思与批判,是索洛维约夫索菲思想建构的理论批判基础。再次,本文揭示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的建构逻辑与多维内涵:在东正教神学的思想语境中,在神秘主义的理论前提下,在理性主义论证逻辑下的建构起索菲亚思想体系;从本体论、拟人化、人类学三个维度详细阐释了索菲亚思想的哲学内涵:本体论维度上的索菲亚是世界灵魂、是第二绝对者;拟人化维度上的索菲亚是上帝的化身、与圣子同位格、永恒女性形象;人类学维度上的索菲亚是基督里的人、理想的人类、上帝和人的联结。最后,本文评价了索洛维约夫哲学及其索菲亚思想在俄罗斯哲学发展史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与深远性的影响。这种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为后来俄罗斯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即“万物统一”哲学本体论范式、“新宗教意识”哲学取向以及普世意识的基督教世界观;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对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价值是宗教唯心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消解及其后宗教的救赎主义理想。同时,索洛维约夫的菲亚思想也存在深刻的矛盾性和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周泓^[9]（2018）在《神圣基核与历史理性——神学人类学管窥之二》文中认为作者比较基督诸教,提出1.神学人类学不同于宗教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与上帝创世观或神灵信奉并非必然一致,而神学人类学则作上帝或神灵宇宙观的理解。宗教人类学多从宗教外部认识其功能系统;神学人类学由宗教内部认知神界宗旨、神域历史、神圣意义,即研究者与宗教研究内容及其表达融合。宗教人类学内容各异,神学人类学基本据神学形态。2.神职、教徒据上帝意志、教义经典和神教本位,以神启感召或圣灵信仰解说人类学事项,为神学本体的神学人类学;信徒或人类学者据主位神圣信仰、圣事体验和学科理论解章,为人类学本体的神学人类学。3.仪式是神阶与信徒一同抑或分自、乃至个人寻求神学意义之祈祷感验体悟的过程与载体,并非仅如涂尔干所言之集体表征,亦是神圣性、宗教正统性、象征性之表征。4.广义神学包括其教阶体系实践,故宗教修行涵括教会及其神职和信众双主体层面。5.神学人类学关注宗教何以引导认知、过程与结构。审视作为与国家历史并行的宗教历史可以认为,人类世界可分类为宗教和世俗两大界域。6.新教提供了神学人类学的认知基础,其本身即神学人类学化的过程。正教-天主教-新教承载神学人类学之形构。

楚小庆^[10]（2018）在《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形态的变化也及时回应着技术的变化。论文以技术作为艺术形态发展脉络的参照系,以技术的变化历程为时间坐标,对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做了梳理,着力思考在这个轨迹中,技术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以及艺术对技术发展的回应。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及其规律问题的探讨和展开,是以技术与艺术两者之间的辩证发展和相互影响关系为理论基础,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三个维度予以分析概括,以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和展望归纳研究结论。论文从绪论到结论,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绪论包括概念与范畴、目的与创新、思路与方法、研究现状分析四个部分,并由此作为铺垫,引出关于本研究选题的理论思考部分。第二章理论思考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内在本质特征:关联、多元、辩证、统一,西方理论比较:三个主要流派,社会现实意义:重要性、复杂性、艺术学宏观视角,理论基点与关键问题:普遍性、特殊性与中国实践。整篇论文以此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立足点,展开了关于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论述、分析,其分析的脉络主干和主要依托为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延续上下五千年的宏大进程,论文又一分为二的从两个方面展开客观分析,也即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以及艺术对技术的影响。从章节上,关于两者的关系和影响,分别从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形态变化与门类拓展、技术进步推动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变化、技术进步推动新艺术形式的衍生与跨界整合这三个维度做了分析概括,而从具体的现象和形态领域梳理,则可分成以下八个方面,也即:艺术空间:文化生态与传统审美内涵变化,艺术语言:动态综合、主观体验与传播维度变化,艺术门类:新形态涌现、艺术扩容与门类拓展,艺术程式:作品呈现与欣赏场域、方式变化,艺术观念:作品创作工具、方法、观念变化,主客体关系:实践中作品创作与欣赏关系的变化,新艺术形式:与新技术环境融合共生,跨界整合:创作表现实践活动的新探索。以上述这八个方面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为基础,以前述四方面的理论思考为着眼点,以技术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依托,以技术对艺术的作用与艺术对技术的影响的客观分析为关照和平衡尺度,论文经过上述系统的梳理、分析,得出了技术与艺术的共同未来与发展走向。对于技术与艺术共同未来具体内容的阐述,论文又从分析和展望两个方面具体入手,从发展规律与文化表现、辩证关系与社会影响、交互多元的文化景观三个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从文化逻辑与美学观念、技术控制与文化自觉、审美理想与精神追求三个方面做了理论层面的宏观展望。在具体三点分析和三方面的展望之基础上,从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分析和阐述中得出核心观点,也即艺术审美活动的方向与精神文化坐标:以人为原点,携手传承与弘扬,创作生产技术与艺术相互协调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全文结论为:技术与艺术共同携手面向美好未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与艺术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技术进步虽然与艺术形态的发展变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等同对应关系,但艺术自身又确实存在着对技术的依存关系。艺术作品既是技术之物,是技术支撑的具体呈现,与技术的进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在观念的显现和表达。在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从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对艺术作品形态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艺术则主要通过交流的方式、审美的途径、教化的功能、创意的驱动四个维度,展现着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艺术折射了社会文化中人与社会之间不断调整着的相互关系;同样,技术在自身发展中也以人为原点,关注并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手段。技术不断延长和拓展着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的思想、观念、方法,带来了艺术作品外在感受方式和欣赏者心理感知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作品内在意蕴、精神品格和思想内涵的变化。技术进步逐步改变着整个艺术生态,在艺术形式表现中促使产生了新的形式特征,生成了新的艺术形态,形成了新的艺术门类。技术进步推动着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随之变化,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形成了对传统经典艺术创作和表现形式认识的提升,由此生成的艺术精神则进一步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引领。技术的不断进步赋予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不同的时代信息和技术特征。技术决定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必然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与手段,并呈现出不同面貌;同时,技术变革更使隐含在艺术表象内部的艺术观念同步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在外部显现为创作工具、材料应用、表现载体以及创作手法的改变,在内部则折射出审美追求、认识方式与评价模式的变化。艺术创作的数字化和艺术作品的虚拟化,反映了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创作对于新材料、新介质以及新的存在、传播方式的广泛运用,以及个人审美精神领域中一种新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艺术的发展变化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步伐。技术不断以各种方式介入艺术创作并影响着艺术的形态,而在艺术创作和作品表现形式中,也无不凸显出技术在视觉体验、界面形态变化和不同维度改变等方面的作用。艺术作品形态的蜕变,受制于艺术观念的更新,更深层是技术在创作中推动作品外在形式表现变化与内在观念创新的体现。由于介质的改变以及艺术题材、外在形式等表现空间范畴的拓展,技术在实际上不断丰富着艺术的感知效果和体验维度;同时,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艺术场域依托于技术进步得到了极大扩展,作品创作和艺术精神都实现了对于原有地理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主、客观隔阂的有效跨越。技术进步加速了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跨界融合,顺应了高技术应用及其与有关艺术领域交叉融合的新趋向,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拓展了新的存在空间,并日渐成为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历史上,艺术创作主体与技术进步之间始终是相互适应的。技术在客观物质层面超越和支撑着艺术特别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活动,艺术则在主观精神层面努力突破着技术模式对艺术创意自由舒展的客观制约和技术理性思维的惯性束缚,同时,艺术还在用自身的创新和先锋思想在审美欣赏和价值判断等精神层面,实现着对社会的引领。在网络信息时代中,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促使艺术创作中实际操作的入门条件降低,社会大众普遍成为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并可在二者之间轻易实现转换。技术进步自然突破和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原有边界,艺术继而从精神层面扞卫和重构出作品自身新的审美形式边界,出现了艺术创作与欣赏、接受过程之间相互渗透、角色互换等互动发展的文化新景观。艺术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艺术欣赏者发现自然山川的美、体会社会生活的美、感受精神心灵的美。在艺术作品中追求和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并以美感人、以文化人,最终提升社会大众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境界,引领社会风尚是艺术的实践追求和文化价值的核心问题所在。在当前这个高新技术普遍应用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普遍存在已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在技术给予我们更多帮助和机会的同时,我们着眼更多的应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经典作品创作理念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坚守。以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为中心,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会创造出精美的作品,而且会在现代化传媒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中,催生出以人为原点的理论价值体系。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磨合、驱动,会共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应以此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准,涵养国民艺术精神。我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不断实现对于技术的规范、引导、超越、提升,就一定能够促使艺术最终成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持续动力,以及不断超越现实、启蒙思想、开创未来、实现美好社会生活的智慧源泉。

二、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论文提纲范文）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德日进宗教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张翎小说创作与《圣经》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7）从现代性反思到审美社会主义 ——威廉·莫里斯的创作与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8）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论文参考文献）

•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3]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4]木下尚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展开 ——以暴力观为中心[D]. 丛麟懿.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德日进宗教哲学研究[D]. 漆志超. 武汉大学, 2019(01)
• [6]论张翎小说创作与《圣经》原型[D]. 姜丽娜. 青岛大学, 2019(02)
• [7]从现代性反思到审美社会主义 ——威廉·莫里斯的创作与思想[D]. 林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D]. 胡振江.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9]神圣基核与历史理性——神学人类学管窥之二[J]. 周泓. 民族论坛, 2018(04)
• [10]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楚小庆. 东南大学, 2018(05)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