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之窥见（论文文献综述）
曲晓燕[1]（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陈勇[2]（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徐艳兰[3]（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王洋[4]（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邱丽媛[5]（2020）在《“天虚我生”的“游戏文章” ——民国国货运动背景下的设计批评研究》文中指出陈蝶仙,原名陈寿嵩,字昆叔。后改名为栩,号栩园,号蝶仙,别号“天虚我生”。作为晚清文人的代表,陈蝶仙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民国时期着名的民族企业家。陈蝶仙的实业成就主要在于创立“家庭工业社”,其生产的“无敌牌”牙粉和“无敌牌”蝶霜将大量倾销的日本“金刚石”牙粉、美国“三花牌”化妆品,赶出了中国市场,为国货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投入实业之前陈蝶仙的成就多在于文学创作方面,参与实业救国后,他的文学方向转为结合时事的批评性文章,所写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也会撰写实用生活科普小文、简单工业日用品制造方法、传播实业经验的“游戏文章”,主要发表于其主编的《机联会刊》（又名《机联》）。《机联会刊》这个“游戏文章”平台的建立,为陈蝶仙的思想提供了持续而又稳定的传播途径,也正因为有此平台,“能文能武”的陈蝶仙成为民国时期资本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这类“游戏文章”所具备的特定历史观和批评价值,可以窥见民国时期国货运动背景下,陈蝶仙所具有的独特思想特征,也有利于呈现民国时期的社会面貌,对展开民国时期“国货运动”背景下的设计批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余洋[6]（2020）在《诉讼的话语：民国河口档案中民众的法律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档案的整理与利用,一直是法律史研究中最基础和重要的工作之一。相较于法典、法条,司法档案、审判记录展现了法律的运作痕迹,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自从“表达与实践”的范式被提出以来,司法档案研究成为研究的一个转向。过去常常将民国时期使用法院作为民众法律或是权力意识觉醒的标志,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这大体是不错的,因为这相比于私力救济或更为直接的说暴力,确实如此。但是从更为具体的观察角度来说,法院的使用者是否真的像宏观上说的那样具有法律诉讼意识或者具有怎么样的法律诉讼意识,值得更进一步观察。这意味着需要更为仔细的回答,民国时期基层民众是如何诉讼的?本项研究是关于民国基层社会民众在民国法庭实践经验的研究。希望将民国时期走进近代法院,以试图解决个人问题的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院初体验呈现出来。本文以民国中后期江西河口司法档案中的“细故”民事纠纷为主要资料,辅之以《江西法院志》、《铅山县法院志》等其他史料文献,采用历史社会法学的研究进路研究民国时期社会基层民众的法律实践,围绕民众在使用法庭的过程中书面或口头说了什么,以期呈现出民众直观的法庭想象和法律诉讼实践,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本次研究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以及结论,笔者试图以“司法舞台”和“司法剧目”的形式来展开。第一章主要是关于铅山县和河口法院及其法官们的介绍。河口法院设立在铅山县河口戴家弄。铅山作为内陆省份的县城,具有比较特色的本地产业,也曾经有过比较繁荣的经济形势。随着卷入以战乱为主的时局漩涡之中,带给该地区和当地民众的变动与震荡是全面且巨大的,这些虽然也曾随着地方驻军和重要机构的迁入而好转。但总体来说,仍体现为人口的锐减与无序流动、经济发展的停滞与畸形、社会关系的破碎与紊乱、基层民众的生活清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为纠纷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并扩大了它。在介绍了铅山县的情况后,笔者梳理了该地区的法院及其中法官们的情况。第二章主要围绕河口档案中的同居案件进行展开。河口司法档案中存有一批完整详尽的同居纠纷案件。笔者首先将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虽然当事人身份各异,向法院请求的案情也各有不同,但实际上无非是伴侣试图维持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或是女性单方面想从中摆脱出来。在处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原、被告的构成特点反映出当时民国基层社会中两性亲密关系在自由自主风气下真实的另一面,即在看似自由的非婚同居中,女性仍然谈不上自由,而在婚内同居关系中男性在小家庭的生活中似乎也不是那么自主。出于这样的情况,在目的上,使用法庭的民众希望法庭能发挥出法律作用的同时,也尝试利用法律以外的重启谈判、公开宣告等社会功能以获取新的话语资本,虽然这多半也依托于法律有可能被运作起来运作的潜在可能性。而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他们在法庭审理时依靠传统诉讼话语给法庭呈现出了“多次忍耐的男性”“单纯无知的妇人”等这些他们认为对自身有利的社会形象。第三章围绕河口档案中的回赎纠纷案件进行展开。以期读者能对民国河口地区的回赎纠纷能有快速了解,因此笔者首先集中梳理、介绍了河口地区民众回赎纠纷的案情概况。在此基础上,通过借助于双方诉状和法庭询问记录,在这些民国时期河口地区的回赎纠纷中,双方之间不少其实存在着以亲属为主的千丝万缕的熟人联系。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交易之初,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和信用上的保证。但当发生纠纷之时,处在熟人社区中的原、被告带着各种话语涌入法庭,以大揭对方老底的方式引用对方日常行经和社会职位,又或是以女性不识字或是改嫁等进行全面的法庭竞争。这一系列行为导致了民众对法庭的使用和体验变的更为复杂。这些法院的使用和体验,客观展现了民国时期基层社会民众法律意识“嫁接”的矛盾一面。这已经开始提醒我们民国河口地区民众在法律实践中“走上法院”与所谓“权利意识”之间的关联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往往更为复杂。第四章围绕河口档案中的债务纠纷案件进行展开。债务纠纷的司法档案在笔者所关注的河口司法档案中是最为多见的。作为相对频发、生活气息非常浓厚的债务案件,笔者首先对其进行了整理分类,并指出这些案件从侧面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也暴露了民国时期河口地区经济、社会的波动和震荡。当地民众将这些日常发生的债务纠纷带入基层法院以寻求解决时,司法档案为我们呈现了这些法庭实践的丰富细节。面对使用法庭的第一关,民众有时会自力解决他们的法庭困扰,亲自动手撰写诉状;同样,民众也不会拒绝去寻求某些经验老到的民间土讼来撰写诉状,只不过他们的出品有时并不稳定;当然,民众也会愿意委任专业的律师职业群体介入到他们的诉讼过程中来,根据具体的情况,介入的程度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时候是与土讼一样代拟诉状,有时则是作为律师出庭。而在这些河口地区的债务纠纷之中,为了在法庭竞争中获得胜利,不论是出于自己或是他人的帮助下,民众会尝试多样的诉讼策略,其中既会使用像诉讼时效等在债务纠纷中比较关键的法律知识,也会使用一些在笔者看来带有时局意味比较诡谲的策略,比如控告对方所谓赤化;并且民众仍会有针对性的使用传统诉讼策略引入“富人”“保长”“孀妇”等形象。这一系列法庭言说构成了民国时期河口地区诉讼的真实面相——传统和现代在拉锯中变迁。第五章着重谈论、总结和分析了民国河口地区民众这些法庭实践诉讼的话语类型。通过观察民国时期河口地区民众这些法庭实践,笔者指出民国时期河口地区民众的诉讼话语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运用新式法律知识,据法争讼的法律话语;另一类是带有明显传统诉讼话语痕迹,运用“冤抑”话语和夸张手法请求伸冤的道德话语。虽然也许并非直接传抄,但这两类诉讼话语都有其比较直接的示范来源,一类是大量刊印的新式诉讼指导用书,另一类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民间讼师秘本。从两者在诉讼实践中的兴退趋势来看,诉讼知识的转型已经在民国河口地区确实发生了,新式法律知识为代表的据法争讼法律话语将逐渐取代传统的道德诉讼话语在诉讼实践中更多被运用,则背后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福柯意指的“权力与知识”关系:裁判权力与新式法律知识紧密结合。而从两者在当时的民众诉讼实践中确实被配合运用来看,一方面是出于当时法制变迁的现实过渡状况,犬牙交错必然的;另一方面,由于正义与合法之间所具有的天然亲近性,在民众的朴素观念中两者能一定程度被对接上,并且对诉权形式上比过去更少的限制放纵了这样情况或说被利用了。发生在法庭关于民众诉讼话语的一切,充分展现了民国时期河口地区民众为了让“制度的不利达到最小”的“适度遵从”与“谨慎反抗”。论文结语部分主要论及了河口地区民众日益广泛而复杂的近诉讼意识。在形式上,民众近代诉讼意识是广泛的,广泛而普遍地接受使用法院来解决问题,意味着这种终局性国家权力越发普遍地介入民众生活,伴随着渐强的诉讼意识还有对背后国家权力的依赖。在内容上,民众近代诉讼意识是复杂的,在认可法庭是运作法律场域的同时,也怀疑其不只是运作法律的场域,其他尝试也会试图加入进来。将使用法庭和权利与权力的混合体联系起来可能更为合适,而法庭在其中起到了平衡。
史强[7]（2020）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府支持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农村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下移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随着国家一揽子利好政策的出台,我国农村电子商务迎来了蓬勃发展期。囿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城乡差距问题一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实现农产品的上行,既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增加农村发展资本,也有助于实现城市居民对乡愁、乡情的精神满足。在我国,农村电子商务起步晚、基础薄、人才少,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着先天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其后天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制约,故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这从近几年政府频频出台支持农村电子商务措施可以窥见一斑。自2015年以来,菏泽市政府提出“电商兴市”的战略,将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全市实现“科学赶超、后来居上”目标的突破口,大力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经过五年的发展,菏泽市淘宝镇、淘宝村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为菏泽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其中也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产品品牌含量低等问题。本研究依托政府支持理论,通过对菏泽市淘宝镇的实地调研,对该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并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政府支持行为进行分析,找到政府支持行为中出现的问题,深挖问题根源,找到痼疾所在。针对菏泽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本文基于政府支持理论,因地施策,从优化科学规划、深化政府监管职能、优化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解决措施,既可以为菏泽市政府改进支持措施,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参考,也对其他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借鉴意义。
周雨薇[8]（2020）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G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政策深入推进以来,党和政府格外关注扶贫进程,“十三五”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时代使命。境内精准扶贫执行效力日益增强,且涉猎面积持续延展,基层治理领域暴露出更多棘手的贪腐问题,主要特征为“频发、普遍、不易发觉、系列案件关联、协助隐瞒、涉资额小”等,明显危及贫困人口的实质权益。此外,基层政治体系内已形成不良风气,不利于廉政建设任务顺利开展,这构成新时代考验。要实现“全面小康”这一宏观目标,精准扶贫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能够对其产生核心影响力。但精准扶贫期间,廉政风尚不易构筑,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精准扶贫进度,令社会整体面临严重问题。因而,我们理应明确当下精准扶贫工程内的建设要务,把握腐败现象的战略危害,第一时间打造廉政程序,规避贪腐风险。本文选取村干部这一群体,依托精准扶贫的宏观背景,分析有关廉政建设办法,凸显出关键实务价值。本文主要理论依据包括公共选择、委托代理及权力寻租理论,选用文献综述、个案解析两重分析手段,根据提问—探究—处理的经典研究路线,选取G区村干部作为样本区间,获取样本对象,归纳其辖域内精准扶贫现状,窥见当中廉政问题,主要问题有:资金配置期间,人情关系大于法治;挪用定向公款;私吞公款;强制收取不合规资费等。以上情形显然背离了精准扶贫宗旨,不利于该政策顺利落地,也对G区经济、社会领域构成不良影响。本文根据有关村干部廉政层面失范行为,寻找问题诱因,归纳了下述影响因子:村干部素质不佳,操守及法治意识淡薄;贫困人口介入程度不深;基层监督作用较弱;基层扶贫办法有待健全等。围绕以上因素,本文设置了针对性优化建设提议,主要建设举措涉及四部分内容:多方位增强村干部队伍素养水平;为贫困人口开拓更多有效介入渠道;注重发挥各界监督作用;设置优化制度体系,防止干部钻营漏洞。本文建议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廉政问题所致扶贫效率低下、秩序混乱问题,期望有关结论可以用于G区实务建设过程,协助党风建设工作高效开展,打造国家、党组织的公信形象。
赵跃[9]（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张春辉[10]（2020）在《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贵州地处西南,历史上游离于中央政治之外。民国以降,军阀割据,南北对峙,双方均想将西南军阀拉入己方阵营。西南军阀中滇、川系实力最强,黔系实力较弱,南北双方企图从黔系入手在西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贵州遂成为南北争斗的一个缩影。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挑拨黔系军阀最终以剿匪为名入主贵州。本文力图从军事角度入手,论述黔系军阀产生的原因以及各军事将领之间的争斗,进而分析其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贵州军阀形成原因纷繁复杂,清末举办团练导致地方势力膨胀;编练新军促使贵州军事集团初步形成;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社会进阶之路堵塞,原处于政治边缘的军人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化推动了从军热潮,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了贵州军阀的形成。民国时期各军事将领之间的斗争反映出南北势力在贵州地区的角逐,贵州军阀的向心积淀与离心倾向是由于军阀自身的封建性以及心中的民族主义所驱使的矛盾运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各军事将领利用民主政体谋夺军政大权,造成地方主义猖撅,严重阻碍贵州政治现代化进程;巨额税收均被用于扩充军队以及个人享用,从而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以供经济建设;军队缺乏纪律,兵匪不分、兵匪勾结,成为危害贵州社会的一个“毒瘤”;在全国现代化浪潮裹挟下,黔系军阀不得不顺势作出有利于贵州教育、交通通讯等事业发展的行为,但是其积极建设毕竟是有限的。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探讨黔军与贵州社会的关系,了解军阀体制下贵州现代化历程的曲折发展。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之窥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之窥见（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要旨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 一、芝罘的兴衰 |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 五、士兵“土匪”论 |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 参考文献 |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主持课题 |
| 致谢 |
（2）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天虚我生”的“游戏文章” ——民国国货运动背景下的设计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的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二节 选题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文章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天虚我生”的“游戏文章”之路:批评者身份的转变 |
| 第一节 、文学之路 |
| 一、文人陈蝶仙的成长经历 |
| 二、陈蝶仙的文学创作 |
| 三、“栩园编辑社” |
| 第二节 、国货精英 |
| 一、陈蝶仙与“家庭工业社” |
| 二、“国货之隐者” |
| 第三节 、意见领袖 |
| 一、从陈蝶仙到“天虚我生” |
| 二、“授人以渔” |
| 第二章 《机联会刊》:“游戏文章”平台的建立和作用 |
| 第一节 、民国批评刊物的蓬勃发展 |
| 一、《申报·国货周刊》 |
| 二、《机联会刊》 |
| 第二节 、“天虚我生”与《机联会刊》 |
| 第三节 、“天虚我生”与其他刊物 |
| 第三章 “天虚我生”之“游戏文章”的多样化特点 |
| 第一节 、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教育批评 |
| 一、青年职业观教育 |
| 二、青年婚姻观教育 |
| 三、工商业者教育 |
| 四、文学修养教育 |
| 第二节 、有利于普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制造批评 |
| 一、化繁为简 |
| 二、去伪存真 |
| 第三节 、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享 |
| 一、改良造纸业 |
| 二、工艺制厂方式 |
| 三、工厂改进方法 |
| 第四节 、渗透于日常生活文化的写意生活态度 |
| 第五节 、读者的反馈批评 |
| 第四章 “天虚我生”之“游戏文章”的思想特征 |
| 第一节 、实践结合理论的设计批评特征 |
| 一、廉价竞争是国货的死症 |
| 二、不可用机器打倒人工 |
| 三、复原购买力 |
| 第二节 、“游戏文章”:文学性和批评性写作的结合 |
| 第三节 、鲜明的民族主义态度 |
| 一、轰轰烈烈的国货宣传 |
| 二、“天虚我生”国货批评的全面探究 |
| (一)国货和女性 |
| (二)国货和送礼 |
| (三)国货和广告 |
| 第五章 “天虚我生”之“游戏文章”的反思 |
| 第一节 、“天虚我生”之“游戏文章”的历史意义 |
| 一、国货必须强大自身 |
| 二、国货运动对于“崇洋习气”的打击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设计批评的思考 |
| 一、“洋”货和“洋货” |
| 二、被商业和营销利用的“国货”运动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诉讼的话语：民国河口档案中民众的法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处在边缘的话语 |
| 二、诉讼话语与司法档案的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诉讼的话语 |
| 第一章 舞台:铅山县及其法院与法官们 |
| 第一节 铅山的社会历史 |
| 一、铅山的建置 |
| 二、民国时期的铅山 |
| 第二节 铅山的法院 |
| 一、清末民初的审判机构 |
| 二、河口地方法院和高四分院 |
| 第三节 法院的法官们 |
| 一、人员编制 |
| 二、任免考核 |
| 三、经济待遇 |
| 第二章 “逃家的爱人”——河口档案中的同居纠纷 |
| 第一节 同居纠纷的类型与性别 |
| 一、请求同居 |
| 二、脱离同居 |
| 三、同居与脱离中的男女 |
| 第二节 为什么走进法院 |
| 一、获得更多交涉 |
| 二、发布社会宣告 |
| 第三节 如何更值得保护 |
| 一、多次忍耐的男性 |
| 二、单纯无知的妇人 |
| 三、以刑代民的手段 |
| 小结 |
| 第三章 “掯契抗赎”——河口档案中的回赎纠纷 |
| 第一节 回赎纠纷的案件概述 |
| 第二节 回赎纠纷的当事双方:熟人 |
| 一、以亲属关系为代表的直接关系 |
| 二、具有其他的临近间接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回赎纠纷的诉讼策略 |
| 一、民众会尝试使用法律 |
| 二、民众也会在法律之外尝试更多 |
| 小结 |
| 第四章 “欠债还钱”——河口档案中的债务纠纷 |
| 第一节 债务纠纷的案件类型 |
| 一、日常生活借贷之债务 |
| 二、存钱吃息之债 |
| 三、合伙纠纷之债 |
| 四、买卖之债 |
| 五、家庭原因之债务 |
| 第二节 债务纠纷诉状的作者 |
| 一、两造亲自出马 |
| 二、依靠土讼帮讼 |
| 三、聘请律师代理 |
| 第三节 债务纠纷的诉讼策略 |
| 一、法律的诉讼策略:以时效为例 |
| 二、诡谲的诉讼策略:“共产主义影响” |
| 三、传统的诉讼策略:“富人”“保长”“孀妇”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众法庭实践中的话语兴衰与配合 |
| 第一节 民众法庭实践的话语种类 |
| 一、法律话语及其范本 |
| 二、道德话语及其范本 |
| 第二节 民众法庭实践的话语兴退 |
| 一、从道德到法律话语 |
| 二、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变迁 |
| 第三节 民众法庭实践的话语配合 |
| 一、出于近代法制的现实变迁情况 |
| 二、由于正义与合法的天然亲近性 |
| 小结:适度遵从与谨慎反抗 |
| 结语:河口地区民众复杂的近代诉讼意识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府支持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点 |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 2 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电子商务 |
| 2.1.2 政府支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干预理论 |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 3 菏泽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支持分析 |
| 3.1 菏泽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
| 3.2 菏泽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地方政府支持措施 |
| 3.2.1 出台电商发展利好政策 |
| 3.2.2 推进电商领域放管服改革 |
| 3.2.3 支持电商发展基础建设 |
| 3.3 菏泽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成效 |
| 3.3.1 增加了农民收入,电商脱贫效果逐渐显现 |
| 3.3.2 发展线上订单市场,现代农业园区初见雏形 |
| 3.3.3 改善农村道路设施,物流瓶颈有所缓解 |
| 4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地方政府支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地方政府支持存在问题 |
| 4.1.1 宏观层面: 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一致性和操作性 |
| 4.1.2 中观层面: 对市场恶性竞争、知识侵权现象制止不力 |
| 4.1.3 微观层面: 技术和人才供给能力不足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重微观轻宏观 |
| 4.2.2 重投入轻监管 |
| 4.2.3 重计划轻执行 |
| 5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优化政府支持对策建议 |
| 5.1 优化科学规划,引导农村电子商务走特色品牌发展之路 |
| 5.1.1 完善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划 |
| 5.1.2 优化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布局 |
| 5.1.3 增强经济协调参与能力 |
| 5.2 深化政府监管职能,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
| 5.2.1 加强市场监管 |
| 5.2.2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
| 5.3 优化服务供给,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健康 |
| 5.3.1 加强农村电子商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
| 5.3.2 培育电子商务人才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菏泽市农村电商发展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G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户 |
| 2.1.2 精准扶贫 |
| 2.1.3 村干部廉政建设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权力寻租理论 |
| 3 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及危害——以G区为例 |
| 3.1 G区基本情况 |
| 3.1.1 G区概况 |
| 3.1.2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
| 3.2 G区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现状 |
| 3.2.1 精准识别中优亲厚友 |
| 3.2.2 挪用专项扶贫资金 |
| 3.2.3 贪污侵占扶贫资金 |
| 3.2.4 扶贫过程中违规收费,收受贿赂 |
| 3.3 G区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的主要特点 |
| 3.3.1 一把手涉案比例较大 |
| 3.3.2 集体贪腐行为日益增多 |
| 3.3.3 案件涉及面较广且手段多样 |
| 3.3.4 低保、危房领域问题集中 |
| 3.4 G区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的主要危害 |
| 3.4.1 不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 |
| 3.4.2 严重损害贫困群众切身利益 |
| 3.4.3 影响农村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理 |
| 3.4.4 不利于基层社会稳定 |
| 4 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
| 4.1 村干部作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体存在的问题 |
| 4.1.1 村干部整体素质偏低 |
| 4.1.2 官本位和特权思想严重 |
| 4.1.3 法治观念淡薄 |
| 4.2 贫困群众参与度不高 |
| 4.2.1 扶贫政策获取上处于劣势 |
| 4.2.2 贫困户较少关注扶贫动向 |
| 4.3 精准扶贫基层监督不力 |
| 4.3.1 政府部门监督跟进不力 |
| 4.3.2 村民监督虚化弱化 |
| 4.3.3 农村财务监管制度不完善 |
| 4.4 基层精准扶贫政策制定存在缺陷 |
| 4.4.1 部分政策论证不够科学 |
| 4.4.2 政策调整跟进不力 |
| 5 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解决对策 |
| 5.1 全面提升村干部综合素质 |
| 5.1.1 优化村干部选拔机制 |
| 5.1.2 坚定村干部的宗旨意识 |
| 5.1.3 加强反腐败的法治教育 |
| 5.1.4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
| 5.2 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度 |
| 5.2.1 加强扶贫政策宣传 |
| 5.2.2 加强村务公开 |
| 5.2.3 增强贫困群众的维权意识 |
| 5.3 加强对精准扶贫工作的监督 |
| 5.3.1 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建设 |
| 5.3.2 构建多层次的监督体系 |
| 5.3.3 加大对村干部腐败惩处力度 |
| 5.3.4 规范农村财务监管机制 |
| 5.4 增强精准扶贫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
| 5.4.1 政策制定要立足实际 |
| 5.4.2 细化完善扶贫工作程序 |
| 5.4.3 加强政策执行中的跟进调整 |
| 6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动态分析 |
| (一) 民国时期贵州军阀研究相关史料分析 |
| (二) 报刊资料 |
| (三) 专着类作品分析 |
| (四) 地方性资料分析 |
| (五) 相关论文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重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贵州军阀形成原因 |
| 一、兵权下移:贵州地方势力膨胀 |
| (一) 兴办团练 |
| (二) 刘氏崛起 |
| 二、清末新军:军事集团初步形成 |
| (一) 贵州新军编练概况 |
| (二) 军事团体初形成 |
| 三、社会动乱:军人群体急速膨胀 |
| (一) 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减少 |
| (二) 土地兼并严重,失业人口剧增 |
| (三) 城市工业落后,就业岗位稀缺 |
| 四、科举废除:军人社会地位提高 |
| (一) 废除科举制度,社会进阶之路被堵 |
| (二) 军人角色转变,政治经济地位提高 |
| 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军阀产生发展过程 |
| 一、偶得必失:贵州大汉军政府成立 |
| (一) 军政府组建过程 |
| (二) 军政府瓦解原因 |
| (三) 唐继尧代理黔省 |
| 二、南北博弈:少壮派与元老派之争 |
| (一) 护国战争:拥袁与反袁 |
| (二) 柳渝铁路借款案:元少公开斗争 |
| (三) 少壮派与元老派正式交锋 |
| 三、王文华亡:贵州政局乱象纷呈 |
| (一) 王文华被刺案始末 |
| (二) 五旅纷争与袁祖铭定黔 |
| 四、响应北伐:贵州军事集团被瓦解 |
| (一) 黔军被迫响应北伐 |
| (二) 蒋介石分化瓦解 |
| 小结 |
| 第三章 军阀统治对贵州社会的影响 |
| 一、军人干政与贵州政治 |
| (一) 军阀对民主政体的利用与破坏 |
| (二) 地方主义日趋严重 |
| 二、军费开支与贵州经济 |
| (一) 军费开支在黔财政开支中的地位 |
| (二) 军费征收对贵州经济的影响 |
| 三、军人素质与社会治安 |
| (一) 匪患严重 |
| (二) 匪患与兵患之关系 |
| 四、军阀统治下有限的社会建设 |
| (一) 艰难前行的贵州教育 |
| (二) 交通通讯事业近代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之窥见（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3]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4]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5]“天虚我生”的“游戏文章” ——民国国货运动背景下的设计批评研究[D]. 邱丽媛.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6]诉讼的话语：民国河口档案中民众的法律实践[D]. 余洋.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府支持问题研究 ——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D]. 史强.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8]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干部廉政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G区为例[D]. 周雨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9]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10]民国时期黔系军阀研究（1912-1935）[D]. 张春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