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南铁路地区1990～1999年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蒋昌辉[2]（2020）在《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文中指出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国疫病高发的省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正处于民国时期疫病的高发时段,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剧了防疫形势。战后卫生与防疫建设直接关系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更关乎湖北重建及民族前途。因此,湖北省公布历年防疫计划和卫生部门建设计划,绘制卫生与防疫建设蓝图,以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不断调整卫生行政系统:卫生处直属省政府,统领下属各级卫生机关,包括直属机关和监督及指导机关;直属机关包括省级的省立医院、传染病院等,监督及指导机关包括县级的县卫生院、乡镇卫生所等。卫生处是全省卫生事宜的指导及监督者,各级机关是工作的实操者,为战后重建提供组织保证和人员基础。为有效防控疫情,湖北省政府发挥各级卫生机关基层作用,及时调查和上报各地疫情,以便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夏令卫生运动,举办防疫宣传周,通过传单、漫画等方式以广防疫常识;在疫情发生之时,采取应急预防接种,有效控制传染源,及时救疗患者。防疫工作与卫生建设息息相关,除了应急性防疫措施外,经常性卫生建设更能够有效杜绝或减少疫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是防疫治本之策:第一,发挥卫生行政的作用,改组和充实各地机关,加强复员卫生工作。第二,加强预防保健工作,通过卫生运动增强卫生意识,办理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业务以改良公共环境卫生,尤其注重厕所改造和饮水消毒,喷洒DDT以切断害虫传播疫病途径。第三,针对疫病易感人群,如孕妇、婴儿、儿童,此类人群的自身免疫力较成年人低,且幼儿的卫生习惯多未养成,卫生机关与有关机关密切协作,共同办理妇婴卫生及民族保育政策,推进学校卫生工作,借助儿童节举办时机开展儿童健康比赛,唤起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的关注。第四,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通过配发药械及现金等物资给予援助,有力推动了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是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恢复时期,1946-1948年是其大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后期,各卫生机关被降级或取消,卫生业务难以为继,是时局在卫生防疫事业上的反映。总之,文章基于对湖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卫生档案、地方志等材料的解读和分析,就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方面展开探讨,其趋势是向善的,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重视与研究,以期对解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所启发。
胡安娜[3]（2020）在《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博览会举办缘起及基本概况、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性”之呈现、日本帝国及其殖民性的呈现、“中国”的反响这四个方面叙述。首先,借助报刊、书籍、文献等对博览会的背景分析,并对日本在台举办的历次博览会及此次博览会的一般概况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载体和事件分析日本帝国在此次博览会举办前后体现的殖民性。台湾社会对“帝国”“殖民”也存在不同反应。殖民性之外,博览会的展示和设施也透露了日本带来的“现代性”。但通过其它资料的共同佐证,日本的“现代性”并不单纯。此外,被暂时分割的台湾和“中国”仍保持密切联系,不同的“中国”民众——从政府到民间,对此次博览会反应不一,值得探讨。结语部分通过分析日本举办此次博览会的契机以及台湾、“中国”民众的观感可知,在恶意掠夺下、在民族情感下、在歧视和不公下,此次博览会的“现代性”需重新解读,综合看可谓作用有限。而日本仅仅以本国利益为唯一标准,殖民性是其最好解读。本次博览会举办了五十天,是日本在台湾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博览会。本次博览会共分为五个部分,台北为主会场,其它地方设有分会场。以总督府为核心成立了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协赞会和南方大稻埕助成会三个主要机构。各个组织分工合理,进行宣传和捐款动员、展品挑选和会场布置等工作。日本希望通过博览会展示其“帝国实力”,这在各个会场的展览中可窥知一二。但在此过程中日本对于“南进”的望穿秋水,对于“理蕃政策”不变更基调的适时调整、对台湾人记忆的操纵和控制等均是其殖民性的典型表现。小部分民众对于博览会感到新奇,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参观。更有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于日方的作为并不买账,青年群体策划反日活动,知识分子撰文表达不满。会场的各馆等通过殖民当局有意安排的“今昔对比图”,刻意凸显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现代化”。台湾产业的发展、会场外交通的完善、卫生防疫体系的提高、公共设施的进步、人们的休闲娱乐的健全等。从展示来看,台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现代化”是牺牲诸多、付出惨重代价换取的。日本对台湾的资源疯狂掠夺,以期换取最大经济效益;教育上开办了更多的学校,资源分配上却向着在台日人严重倾斜。日人还在“国语”教授上大下功夫,希望借此抹除台湾人的国语记忆,进一步“日本化”。日本在台举办博览会时,“中国”也派代表团参观交流,以福建省为代表。福建省政府为振兴经济特派人赴台,此前还举办了特产竞赛会遴选产品,可谓是做足了准备。博览会上该省产品也获得好评。一些社会团体和相关人士也赴台,有参观游览者,有赴台谋生者。对于台湾的局势和特别人物,如辜显荣等人,“中国”未赴台的部分人士也表达了其观点。总之,此次博览会牵涉的面相较多。日本在博览会上,其殖民性并未展示,所想要展示的“现代性”满是污点,经不起推敲。除了台湾上下层的反应外,“中国”的反响对于研究此次博览会来说同样重要。
王明磊[4]（2019）在《新中国防疫天花历史及其经验研究（1949-1961）》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从历史视角对1949-1961年新中国防疫天花历史及其经验进行研究。天花（Smallpox,variola）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致死率高,数千年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天花疫情才被基本控制,直至1961年天花才被彻底灭绝。本文将中华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建国初期应对天花疫情的不同反应、应对策略和防疫效果相比较,从疾病社会史角度促使人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必然选择的正确性。立足当下,回顾历史。本文尝试将建国初期灭绝天花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梳理和挖掘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脉络与天花灭绝的历史进程,通过新中国成立前后灭绝天花的成效作比较,提炼历史经验,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行”等理论课题的理解,为十九大报告上习总书记提出的“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参考。除绪论外,文章主体涵盖四章内容:第一部分从天花广泛流行、封建迷信思想盛行、民众卫生意识淡薄、人口流动频繁这几个方面论述新中国天花防疫的社会背景;第二部分从新中国卫生防疫机构构建的历史脉络展开论述,具体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卫生防疫机构的建立、中央和地方卫生防疫队的创设、全国各地基层卫生组织的设立以及国境卫生检疫机构的设置等内容;第三部分根据搜集的史料,从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种痘防疫宣传、科学防疫措施、爱国卫生运动几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应对天花具体防疫措施展开铺陈论述,为提炼历史经验做好铺垫;第四部分将新中国与民国时期天花防疫成效、执政理念、方针政策三个方面国共两党存在的差异作比较,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正确领导、正确卫生方针的颁布以及“决心把人民的卫生事业逐步办好”三个方面,提炼历史经验。
吴雨[5]（2019）在《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虽只有38年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无年不疫,频繁的疫灾冲击着当时疲敝的社会,在传染病的肆虐下,社会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本文着眼于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疫灾流行状况,结合其区域的特殊性分析致灾因子,并探讨疫灾影响下社会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在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方面,时间上,民国38年间,云贵川三省几乎年年有疫,四川省的疫灾频度达到了 100%。十年疫灾指数居高不下,疫灾广度在波动中上升,波及范围在1942年达到最大,疫灾县数呈现出显着的“双峰”状态,民国后期的疫灾程度明显重于前期。空间上,疫灾多发县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半环状分布,疫灾重心虽在民国前中后期有一定的迁移,但均位于四川省内。霍乱、天花、伤寒、疟疾和鼠疫是本区的主要高发传染病,高发地除霍乱位于贵州省,鼠疫位于云南省外,其余都分布于四川省,四川省是本区的疫灾热点区域。疫灾爆发流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整体海拔偏高,疫灾流行与海拔高程之间在0.01显着性水平下呈微弱负相关（r=-0.152）,整体上海拔越高,疫灾频度越低,高发县集中在海拔500-2000米的相对平坦地带。年均温与疫灾年数成弱正相关（r=0.118）,气温较高的情况下越容易有疫灾的流行,年均降水量虽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但在耦合图中发现,年降水量在800-1200mm之间的地势低平区是高发县的集中地。河流作为当时主要的饮用水来源,通过缓冲区分析发现,距离河流越近,疫灾发生频率越高。亚热带季风气候,水、旱灾害频繁,与地震一样对疫灾具有一定的诱发机制,自然疫源地也影响着疫灾的分布,是滇西南鼠疫高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山地较多,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交往频繁的相对平坦区是疫病高发的热点区,战争除对本地疾病爆发造成影响外,病菌还会随军队和难民的迁移而扩大影响范围,少数民族聚居区特有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灾的流行。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在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首都内迁,成为抗战大后方而得到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纷纷建立起了公共卫生行政、服务和防疫体系。快速的“畸形”发展使得各卫生机构几乎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思想上公共卫生意识渐开,政府受中央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社会有识之士以科学的方法宣传防疫思想,普通民众在科学防疫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禳灾解疫的风俗习惯。虽有这一段快速的发展期,其公共卫生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这一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后,各方面支撑力量的回迁,卫生事业又陷入了濒于停滞的状态。
林木[6]（2019）在《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先后解放,中国共产党陆续接管和改造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次探索,其不仅是巩固革命成果与支援前线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建立民主政权的关键问题,因而意义重大。沈阳作为东北最大城市,具有政治色彩浓厚、工业经济发达与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代表性强。因此,论文研究1948-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思想,总结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城市的一般规律;实践上有助于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解决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理论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首先,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准备,并梳理其具体过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成效与经验,并总结其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另一方面结合沈阳具体实际,批判继承已有东北城市接管经验,并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即近代沈阳城市管理经验和苏美城市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沈阳政权、经济、文化、市政和社会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和改造,并取得显着成效,为人民带来福祉,证明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能打破旧世界,还能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顺利完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更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对当前推进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给以启迪。
何亚明[7]（2018）在《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蚊虫通过叮刺吸血,会诱发免疫反应引起叮咬部位的过敏,影响人类正常生产生活;更为严重的是在此过程中,会传播多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近年来受全球化、气候变化、城市化等因素影响,蚊虫的分布和密度发生变化,间接影响了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风险,全球蚊媒传播疾病总体呈现高发态势,每年从流行区和国家输入我国的蚊媒传染病数量也逐年增加。近年来通过调查研究蚊媒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发现,蚊虫的种群密度高低直接影响蚊媒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而蚊虫的种群密度本身又与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重庆市万州区位于三峡库区核心区域,各型水体是蚊虫孳生的重要场所。三峡工程修建以来,蓄水导致万州区域内的原有大中型水体发生变化,对蚊虫的生态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因此,了解蚊虫种群密度的变化规律,探索蚊虫种群密度的影响因素,对三峡库区万州段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的1.通过对三峡工程建设至蓄水初期受影响区域的蚊虫种群分布及密度变化进行调查,初步分析评价三峡工程建设对蚊虫生态产生的影响,找出影响因素或存在的潜在风险。2.结合该区域内蚊媒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探索蚊媒、蚊媒传染病、气象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人群健康相关改进措施和后续研究的合理化建议,为三峡工程竣工环保验收提供依据。方法1.选择三峡库区万州段作为蚊虫种群及密度调查点,从三峡水库建设完工前至蓄水初期的1999-2014年,采用栖息蚊虫捕捉法,每年5-9月开展蚊虫种群及密度调查,记录每处场所蚊虫的数量与种类,进行描述性分析。2.从重庆市气象局收集气象资料,包括1999-2014年万州区每月累积降水量、月平均本站气压、月平均气温、月平均相对湿度、月累积日照时数等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3.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收集万州区2005-2014年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4.由于获得的蚊虫密度及部分气象数据经Shapiro-Wilk检验呈非正态分布,故采用SPSS软件19.0版本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1.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主要蚊种构成由高到低依次为骚扰阿蚊、中华按蚊、淡色库蚊/致倦库蚊、三带喙库蚊,总蚊密度142.38只/（间·h）,畜圈总蚊密度244.47只/（间·h）,人房总蚊密度60.30只/（间·h）,成蚊密度在6月开始迅速上升,7月达到最高峰,8-9月蚊密度呈现下降趋势,畜圈与人房密度变化基本一致。2.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年平均降水量1276.48mm,年平均本站气压992.06hPa,年平均气温18.67℃,年平均相对湿度77.42%,年平均日照时数1197.31h。3.2005-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蚊媒传染病主要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其中疟疾、登革热均为输入性病例。乙脑发病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性别比1.93:1.00;集中在1～4岁组,占乙脑总发病数的58.54%,其中4岁组发病人数最多;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7-8月,占总发病数的96.34%。4.蚊虫密度与同期及上月平均本站气压呈负相关,与同期月平均气温、同期月累积日照时数、上月平均相对湿度呈正相关。结论蚊媒传染病的发病率高峰与蚊虫密度高峰具有时间一致性;气压、气温、日照时数、相对湿度等气象因素与蚊虫密度关系较为密切;地理环境变化通过改变气候间接影响蚊虫密度;还需继续开展相关调查监测,深入了解蚊媒传染病媒介及宿主携带病原情况,才能准确判断蚊媒传染病暴发的风险。
李春亭[8]（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李春晓[9]（2018）在《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传染病地理研究（1927-1949）》文中指出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和重要因子,直到今天,SARS、H1N1等传染病仍然对人类生活具有极大冲击。对于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传染病研究,学界目前仅有少量专着和论文对其进行专门探讨。本文将充分利用相关的传染病史料,使用历史地理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方法,对时空视阈下的民国四川地区传染病进行文献考证和相关指标描述,探讨传染病在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相关时空特征,并且从自然因子及社会因子入手探讨本时段传染病发生的原因以及传染病的防控问题等。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学术史回顾、选题意义、与本论文有关的相关概念、研究的手段与方法和需解决的主要学术问题。第一章主要探究时间视阈下的四川地区传染病的流行密度。通过对1927年之前传染病流行状态的探讨和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的类型与时间密度的研究,总结九种传染病出现的时间密度特征:第一,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传染病时间密度远大于其他时间段;第二,季节因素不仅影响各种传染病的出现时间,而且在某些年份中季节可以对传染病的严重程度起到强化作用。第二章主要研究空间维度下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传染病的初步考察。除对1927年之前传染病的传布地域进行回顾梳理外,主要对1927-1949年传染病的疫疾状态进行细致探究,总结出这一时期传染病的空间性特征:在地理方位上主要以四川中部、南部、东南部为传染病的主要分布区域,与1927年之前传染病集中于川中地区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地形分布上打破了从平原向四周扩散的模式,除高原外,平原、山地、丘陵均有传染病的分布,地形交替地带和混合地形区亦有为数不少的传染病发生地区;此外,交通通达度的提高加深了地区疫情的发生和传播速率。第三章主要探讨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子。认为地形、气候、自然灾害等相关自然因素对传染病的发生不仅在奠定四川地区无年不疫的格局中起到作用,而且对传染病的严重程度亦有加深和强化的影响;战争、卫生环境、交通等社会因素是传染病不同于其他疾病所具有的发生和传播原因,社会因子对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不仅不亚于自然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情况下大于自然因子对疫情发生和传播的作用。第四章为个案分析,主要对民国重庆霍乱疫情应对与控制模式进行相关探讨,从1937、1945年两次川省霍乱入手分析重庆在两次疫情中的表现。通过对重庆在应对霍乱时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防控过程中出现的特殊问题进行探究,认为科学的防疫手段在两次霍乱中被逐渐普及,川东地区卫生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发展。这种进步得益于控制和防疫模式的科学化、中西医文化的逐步交融以及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各章的研究分析,反映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以急性肠胃型传染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疾病,这种格局与环境水源污染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同时疫情发生与传播地的扩大使得传染病出现的原因和时空格局更加复杂;西医文化的传播对民国时期川省传染病的防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相关知识的普及在卫生现代化的进程中缓慢曲折的进行着。
苏东敏[10]（2016）在《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频繁,研究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查阅民国时期重要的报纸、两省的新方志资料,运用文献整理、时空分析的方法,以年度为纲,疫灾要素为目,建立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疫灾序列,以此揭示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闽浙一年四季均有疫灾流行,夏秋季节是多发季,与闽浙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象灾害繁多,水旱灾频繁发生有关。民国前期闽浙地区年年受灾,疫灾频度为100%,疫灾广度为72.46%；民国中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均达到100%,疫灾广度为89.86%；民国后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仍为100%,疫灾广度高达96.38%,波及县数呈上升趋势。福建省疫情以闽南、闽东各县最为严重；浙江省疫情以钱塘江中下游地区的浙东北最为严重。在闽浙地区涉及的十一种疫灾种类中,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流行最广的传染病。在民国后期闽浙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卫生行政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制度。省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市卫生行政机构、县卫生院、区（乡,镇）卫生所逐步建立行使卫生行政职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除省立医院后,1938年以后闽浙各县逐步建立起了县卫生院、区卫生分院、乡镇卫生所,除了公立卫生部门逐渐完善外,私人诊所、教会医院、华侨医院也构成了闽浙地区重要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卫生防疫体系方面,对环境卫生、饮水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检疫防疫体制不断完善；中公私立高等医科院校和护士、助产等中等医学校不断建立,同时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也是重要的防疫力量。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契机正是疫灾对其的影响,疫灾的流行客观上促进了闽浙地区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虽然疫灾流行对卫生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如导致政府官员罹难,工作系统崩溃,难以有效应对疫灾,医院人满为患,经费短缺,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环境更加恶化,疫病继续流行。但是疫灾流行促使人类积极去应对这种生命攸关的挑战,对政府部门来说,疫灾流行不仅仅是责任,更是需要履行的义务,政府通过不断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建立善后救助机构,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应对。疫灾和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矛盾体。同时在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相互作用下,民众的防疫意识、政府防疫制度、精英防疫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防疫观念从毫无防疫思想到对传染病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精英人群逐渐认识到瘟疫的传播主要由病源体、传播媒介和易感人群三方面组成,所以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防控；政府逐渐对法定传染病的预防、上报、隔离、诊治、善后制定了专门防疫制度条例,并且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治理、陆路和海陆交通防疫、特殊人群保护的制度。
二、湘南铁路地区1990～1999年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湘南铁路地区1990～1999年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框架、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与联校自保:行政运作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流亡简史 |
| 第二节 国立中学校务会议研究 |
| 第三节 国立六中行政办事人员考察 |
| 第四节 国立六中德阳分校裁并问题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情感与教育团体:教职员关系网络研究 |
| 第一节 同乡: 国立六中教职员的地缘关系 |
| 第二节 同学: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一 |
| 第三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间关系之二 |
| 第四节 同事/师生: 国立六中教员与职员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与救亡: 国立六中教学主题探析 |
| 第一节 国立六中教科书荒及其应对 |
| 第二节 启蒙教育: 国立六中的人文和科学教育 |
| 第三节 救亡教育: 国立六中的战时教育色彩 |
| 小结 |
| 第四章 贷金、卫生、阅读: 生活史视野下的国立六中师生 |
| 第一节 国家扶持与人格独立: 贷金与学生生活 |
| 第二节 为国保育与视若己出: 国立六中师生健康 |
| 第三节 党化教育与自由阅读: 国立六中阅读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意志与教育实践: 以党团冲突和校园纪念为例 |
| 第一节 党团冲突与教育统合: “校党团合一 |
| 第二节 国立六中的中共组织力量 |
| 第三节 国家纪念与教育秩序: 校园中的纪念日 |
| 小结 |
| 第六章 报效国家与纾解困境: 国立六中参军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关于青年学生从军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从军运动”前的学生参军情况 |
| 第三节 从军运动的兴起及发展 |
| 第四节 从军运动的余音 |
|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襁褓与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政策管道与文化代表: 地方中的“国家”和“大学” |
| 第二节 地方引擎: 国立六中与地方教育的发展 |
| 第三节 挟校自重: 与地方社会的冲突 |
| 小结 |
| 结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缠下的战时教育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史料与研究重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形势 |
|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的疫灾概说 |
| 一、民国以前湖北的疫情 |
| 二、民国时期湖北的疫情 |
| 第二节 战后湖北省疫情 |
| 第三节 战后湖北省卫生医疗条件 |
| 一、卫生机关情形 |
| 二、开业卫生人员与私立医疗机构情形 |
| 第二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建设 |
| 第一节 卫生部门五年建设计划 |
| 一、医政建设 |
| 二、防疫建设 |
| 三、保健建设 |
| 第二节 卫生行政系统的调整 |
| 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 二、省级各卫生机关 |
| 三、县级各卫生机关 |
| 第三节 复员卫生工作的办理 |
| 第四节 环境卫生的改良 |
| 一、举办卫生运动 |
| 二、办理卫生工程与环境卫生 |
| 第五节 特定人群健康卫生的促进 |
| 一、办理妇婴卫生 |
| 二、推进学校卫生 |
| 三、举办儿童节纪念活动 |
| 第六节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援助 |
| 一、设立湖北分署 |
| 二、开展卫生业务 |
| 第三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机制的重构 |
| 第一节 提前部署,有效防范 |
| 第二节 颁布规定,宣传常识 |
| 一、颁行防疫法规 |
| 二、宣传防疫常识 |
| 第三节 实施灭虫,抑制传播 |
| 第四节 预防接种,加强免疫 |
| 第四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评析 |
| 第一节 绩效评估 |
| 一、工作成效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制约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日据时期台湾博览会研究概况 |
| (二) 1935年台湾博览会具体角度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分析与叙事相结合的方法 |
| (二) 多领域交叉研究法 |
| (三) 微观与宏观视角结合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论文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博览会举办缘起及基本概况 |
| 一、日殖下台湾博览会事业之沿革 |
| 二、博览会之缘起 |
| 三、博览会之组织动员 |
| (一) 以台湾总督府为中心筹划动员 |
| (二) 捐款动员 |
| (三) 自发动员 |
| 四、博览会的经济效益分析 |
| 第二章 日本殖民下台湾“现代性”之呈现 |
| 一、会场布置及活动所呈现的台湾社会之发展进步 |
| (一) 博览会会场布置 |
| (二) 会场上展开的系列活动 |
| 二、博览会促进台湾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效用 |
| (一) 交通运输网更为完备 |
| (二) 公共卫生防疫的完善 |
| (三) 公共设施的进步 |
| (四) 民众休闲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
| (五) 繁荣市面 |
| 第三章 日本帝国及其殖民性的呈现 |
| 一、“日本帝国”之呈现 |
| (一) 日本元素的渗透 |
| (二) 军国主义的彰显 |
| 二、日本殖民台湾的表现 |
| (一) 南进政策的发展 |
| (二) 理蕃政策的前后调整 |
| (三) 日本对台湾产业的疯狂掠夺 |
| 三、“去中国”的教育殖民化 |
| (一) 内台之间的差别对待 |
| (二) 教授日语,传输日本文化观 |
| 四、台湾社会对“帝国”“殖民”的反应 |
| 第四章 “中国”的反响 |
| 一、“中国”对“日殖台湾”的复杂心态 |
| 二、福建省积极参与博览会 |
| (一) 政府举办福建省特产竞赛会 |
| (二) 政治观摩:陈仪、厦门市长王固磐等赴台参观 |
| 三、社会人士参观考察博览会 |
| 四、“辜显荣君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中国防疫天花历史及其经验研究（1949-196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开展天花防疫的背景 |
| 第一节 天花广泛流行,危害巨大 |
| 第二 战乱不断,自然灾害多发,人口交流频繁 |
| 第三节 旧社会预防天花措施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民众生活环境恶劣,个人卫生习惯差 |
| 第三章 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的历史条件 |
| 一、晚清民国时期中央卫生防疫机构 |
| 二、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卫生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新中国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
| 一、中央和地方卫生防疫队的创设 |
| 二、全国各地基层卫生组织的设立 |
| 三、国境卫生检疫机构的设置 |
| 第四章 新中国灭绝天花的方针措施 |
| 第一节 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第二节 积极开展有效的卫生宣教工作 |
| 第三节 施行科学防疫措施 |
| 第四节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以反细菌战为中心 |
| 第五章 新中国灭绝天花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灭绝天花的伟大成就 |
| 第二节 新中国灭绝天花的历史经验 |
| 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 |
| 二、正确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 |
| 三、“决心把人民的卫生事业逐步办好”的宗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民国时期天花疫情年表 |
（5）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区域概况 |
| 2.1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形 |
| 2.1.2 气候 |
| 2.1.3 河流 |
| 2.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 |
| 2.2.1 人口与交通 |
| 2.2.2 政权与战争 |
| 2.2.3 政区与沿革 |
| 3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 |
| 3.1 数据来源及相关概念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相关概念 |
| 3.2 疫灾流行的时间分布 |
| 3.2.1 季节变化 |
| 3.2.2 年际变化 |
| 3.2.3 长期趋势 |
| 3.3 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 |
| 3.3.1 疫灾总体空间分布 |
| 3.3.2 单个疫种空间分布 |
| 3.4 本章小结 |
| 4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环境因素 |
| 4.1.1 地形 |
| 4.1.2 河流 |
| 4.1.3 气候 |
| 4.1.4 自然灾害 |
| 4.1.5 自然疫源地 |
| 4.2 社会环境因素 |
| 4.2.1 人口 |
| 4.2.2 交通 |
| 4.2.3 战乱 |
| 4.2.4 风俗 |
| 4.3 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5.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5.1.1 卫生行政机构 |
| 5.1.2 卫生行政制度 |
| 5.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5.2.1 公立卫生部门 |
| 5.2.2 私立医疗机构 |
| 5.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5.3.1 设立防疫机构 |
| 5.3.2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5.4 本章小结 |
| 6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影响下的公共卫生意识变迁 |
| 6.1 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 |
| 6.1.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1.2 卫生经费的增加 |
| 6.1.3 清洁卫生法规 |
| 6.1.4 交通防疫法规 |
| 6.1.5 学校卫生法规 |
| 6.2 社会精英防疫思想的变迁 |
| 6.2.1 防控传染源的思想 |
| 6.2.2 防控传播途径的思想 |
| 6.2.3 防控易感人群的思想 |
| 6.3 普通民众防疫观念的变迁 |
| 6.3.1 迷信防疫习俗 |
| 6.3.2 节日防疫习俗 |
| 6.3.3 相沿成俗的防疫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核心概念阐释 |
| 1.2.1 城市接管 |
| 1.2.2 城市改造 |
| 1.2.3 城市管理 |
| 1.2.4 城市治理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理论基础及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市思想 |
| 2.2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2.2 陈云的城市工作思想 |
| 2.3 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1 哈尔滨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3.2 长春的城市接管经验 |
| 2.4 国内外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1 近代沈阳的城市管理经验 |
| 2.4.2 苏联与美国的城市管理经验 |
| 3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背景及条件 |
| 3.1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
| 3.1.1 美苏对峙格局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博弈 |
| 3.1.2 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与军事政治失败 |
| 3.1.3 共产党革命力量壮大与方针政策正确 |
| 3.2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掌握战争主动权 |
| 3.2.1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改变 |
| 3.2.2 夏秋冬季攻势取得胜利 |
| 3.2.3 辽沈战役加速推进沈阳解放 |
| 3.2.4 战争中重视对沈阳的保护 |
| 3.3 沈阳地下党组织采取有效行动 |
| 3.3.1 调查与搜集有关沈阳的情报资料 |
| 3.3.2 宣传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的方针政策 |
| 3.3.3 组织沈阳各界群众开展护城运动 |
| 3.3.4 保护沈阳党员进步分子与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 |
| 3.4 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
| 3.4.1 明确沈阳军事管制的目的与军管会的使命 |
| 3.4.2 设置沈阳军管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
| 3.4.3 调配与培训沈阳军管会所需的干部队伍 |
| 4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具体实践 |
| 4.1 沈阳政权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1.1 解散反动党团与实行公开建党 |
| 4.1.2 打碎旧政权机构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 4.1.3 留用旧职人员与整顿公职人员思想纪律 |
| 4.1.4 搜集军队遗留资财与加强军工军需生产 |
| 4.2 沈阳经济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2.1 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与建立国营工业企业 |
| 4.2.2 没收官僚资本财政金融机构与稳定金融市场 |
| 4.2.3 保护与引导私营工商业向有益于国计民生方向发展 |
| 4.3 沈阳文化教育卫生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3.1 恢复进步报纸广播与加强职工文艺活动 |
| 4.3.2 调整合并学校与实施课程教学改革 |
| 4.3.3 整治环境卫生与开展妇幼保健工作 |
| 4.4 沈阳市政系统的接管和改造 |
| 4.4.1 抢修煤气电力与自来水系统 |
| 4.4.2 抢修邮电通讯系统 |
| 4.4.3 修复铁路交通运输网 |
| 4.5 沈阳社会秩序的接管和改造 |
| 4.5.1 遣散散兵游勇与收容游民乞丐 |
| 4.5.2 开展锄奸肃特斗争与打击盗匪抢劫 |
| 4.5.3 取缔封建会道门与整顿宗教界活动 |
| 4.5.4 封闭妓院与禁绝烟毒 |
| 5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及经验 |
| 5.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效 |
| 5.1.1 政权相对稳定党政领导加强 |
| 5.1.2 经济加快恢复国家财政好转 |
| 5.1.3 文教卫发生变革人民素质提升 |
| 5.1.4 市政设施改善社会风气净化 |
| 5.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成功经验 |
| 5.2.1 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 |
| 5.2.2 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 |
| 5.2.3 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 |
| 5.2.4 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 |
| 5.3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分析 |
| 5.3.1 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
| 5.3.2 接管人员与机动兵力准备不足 |
| 5.3.3 城市工作方法过粗 |
| 6 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作用及启示 |
| 6.1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历史作用 |
| 6.1.1 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 |
| 6.1.2 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 |
| 6.1.3 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 |
| 6.1.4 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 |
| 6.2 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现实启示 |
| 6.2.1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升城市治理民主化水平 |
| 6.2.2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水平 |
| 6.2.3 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提升城市治理信息化水平 |
| 6.2.4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1999-2014年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变化研究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第三章 蚊媒传染病气候影响因素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研究的创新点 |
|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气象因素对蚊媒传染病影响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传染病地理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疾病史的研究 |
| 二、历史地理视阈下的传染病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手段与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传染病 |
| 二、法定传染病 |
| 三、四川 |
| 四、历史医学地理 |
| 五、时间断限 |
| 第一章 时间视阈下的四川地区传染病的流行密度 |
| 第一节 1927年之前的传染病流行状态 |
| 一、1848年之前的传染病时间分布状态 |
| 二、1849-1926年四川地区传染病的时间分布态势 |
| 第二节 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的类型与时间密度的研究 |
| 一、细菌感染型传染病的时间密度 |
| 二、斑疹伤寒的时间密度 |
| 三、天花的时间密度 |
| 第三节 1927-1949年传染病的时间密度特征 |
| 第二章 空间维度下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
| 第一节 1927年之前传染病的传布地域 |
| 第二节 1927-1949年传染病的疫疾传布状态研究 |
| 一、细菌感染型传染病的空间分布 |
| 二、斑疹伤寒的空间分布 |
| 三、天花的空间分布 |
| 第三节 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的空间性特征 |
| 第三章 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子探析 |
| 第一节 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发生的自然因素探究 |
| 一、地形因素 |
| 二、气候因素 |
| 三、自然灾害因素 |
| 第二节 1927-1949年四川地区传染病发生的社会因素探究 |
| 一、战争因素 |
| 二、卫生及生活环境因素 |
| 三、不恰当的疫情处理方式 |
| 四、交通因素 |
| 第四章 民国疫情应对模式的构建和卫生现代化的初探 |
| 第一节 1939年和1945年川省霍乱的传播 |
| 第二节 大轰炸下的重庆霍乱与防疫观念初建 |
| 一、1939年重庆霍乱概况 |
| 二、1939年重庆霍乱的防控手段 |
| 第三节 1945年的疫情应对模式与卫生现代化 |
| 一、1945年重庆霍乱之概况 |
| 二、1945年的霍乱控制措施 |
| 三、曲折发展中的霍乱防治 |
| 本章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图 |
（10）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2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概况 |
| 2.1 地理区位 |
| 2.2 政区沿革 |
| 2.3 社会概况 |
| 3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疫灾时间特征 |
| 3.1.1 季节变化特征 |
| 3.1.2 年际波动特征 |
| 3.2 疫灾空间分布 |
| 3.2.1 疫灾总体分布特征 |
| 3.2.2 单个疫种分布特征 |
| 3.3 小结 |
| 4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4.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4.1.1 卫生行政机构 |
| 4.1.2 卫生行政制度 |
| 4.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4.2.1 公立卫生部门 |
| 4.2.2 私立医疗机构 |
| 4.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4.3.1 公共卫生管理 |
| 4.3.2 检疫防疫体制 |
| 4.3.3 医学教育体系 |
| 4.3.4 民间社团组织 |
| 4.4 小结 |
| 5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和疫灾的互动 |
| 5.1 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 |
| 5.1.1 对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 |
| 5.1.2 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 |
| 5.1.3 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 |
| 5.2 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 |
| 5.2.1 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 |
| 5.2.2 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 |
| 5.2.3 建立善后救助机构 |
| 5.2.4 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 |
| 5.2.5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举办卫生运动 |
| 5.2.6 设立临时防疫医院 |
| 5.2.7 管制交通,隔离患者 |
| 5.2.8 发放疫苗,强制注射 |
| 5.3 小结 |
| 6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 民众防疫观念的嬗变 |
| 6.2 精英防疫思想的嬗变 |
| 6.2.1 传染源防控 |
| 6.2.2 传播途径防控 |
| 6.2.3 易感人群防控 |
| 6.3 政府防疫制度的变迁 |
| 6.3.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3.2 清洁卫生法规 |
| 6.3.3 交通防疫法规 |
| 6.3.4 学生防疫法规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四、湘南铁路地区1990～1999年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2]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D]. 蒋昌辉. 武汉大学, 2020(04)
- [3]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研究[D]. 胡安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防疫天花历史及其经验研究（1949-1961）[D]. 王明磊. 信阳师范学院, 2019(07)
- [5]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吴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D]. 林木.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7]三峡库区万州段蚊虫生态、气象因素及蚊媒病的相关性研究[D]. 何亚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8(03)
- [8]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9]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传染病地理研究（1927-1949）[D]. 李春晓. 西南大学, 2018(01)
- [10]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苏东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