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韩经贸关系的变化

一、中朝韩经贸关系变局（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许菲^[2]（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指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雷蕾^[3]（2021）在《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朝鲜核问题是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重大国际难题,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也是对中美关系走向具有影响的重要变量。自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以来,朝核问题似乎永远在挑衅、危机、接触、谈判和崩溃的周期性演变中不断升级、愈发紧张,使中美两国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美在朝核问题中的博弈亦随之复杂,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明显特征。究其竞合关系状态的原因,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具有共同利益。朝鲜彻底且不可逆转地去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出于自身和地区安全考虑而形成的共同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中美在朝核问题的战略优先项和问题解决路径等诸多方面存在立场分歧和利益冲突。中美的战略目标优先顺序存在差异——中方认为,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目标的重要性优先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而美国方面恰恰相反。两国的朝核问题解决路径迥然——中国一贯主张以对话谈判的方式化解朝核问题中的矛盾与对立,充分尊重多边框架下各方的意见,而美国方面一贯强调国际制裁。本论文共分为5个部分。第1章,从竞争与合作性理论阐述了相关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第2章,竞合理论的框架下,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驱动、两国过往的双边合作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对国际合作的参与进行了详细梳理;第3章,竞合理论的框架下,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两国围绕朝核问题的目标冲突以及两国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分歧进行了深入阐述;第4章,基于对影响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合关系因素剖析,进而对在朝核问题上中美竞合关系未来新发展态势进行预判;第5章,详细分析了中美的竞合关系对朝核问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路径提出了建议。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竞合关系总体上呈现出“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竞争日益加速、合作日益放缓”的发展态势。中美竞合关系如何认知与定位,影响着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对于朝核问题解决的未来发展态势。因此,中美未来应维持战略对话沟通,保持基本的战略互信,理性认知中美博弈现状,谨防多问题博弈相交叉,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有效结合,推进双方在区域安全机制构建与核不扩散全球治理方面的紧密合作。做好危机管控,相互协调,避免中美竞合关系走向完全失控,无疑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区域安全机制构建与防止核扩散等重大议题具有深远意义,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大政治事项。

李如来^[4]（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各地区出现“热点”问题频发、恐怖主义不断、国家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主张构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于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就不断受到西方媒体的非议和抨击,倡议被贴上了“中国要挑战现有国际规则”等负面标签,也遭到了许多国家的质疑。但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合作共赢、互惠互通的共建原则,以及积极主动与沿线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也获得了亚欧大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与支持。本着儒家“仁”的思想,“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为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所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良性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一改过去的偏见,开始积极响应,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国家乃至区域间的政策对接合作。为了减少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安全等因素对合作的限制,中国需要增强与区域内各个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在不违背各国意愿、不影响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展开合作。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同时也是朝鲜半岛国家,在东北亚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持有积极合作的意愿。文在寅就任总统后,在出访俄罗斯时提出要推行“新北方政策”,与前总统时期的“北方政策”不同的是规避并改善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因素。该政策的核心是“九桥战略规划”,它的主要合作对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就具体的合作内容来看,与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俄罗斯远东展开的合作有着广泛的重叠空间。中韩就倡议展开合作,一方面有利于改善两国的双边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着力点,分析中韩两国政策对接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建议。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两国在政策对接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的现状及对接的可能性,通过对两国官方交流、民间企业合作以及文化教育沟通等实践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意义进行了说明。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因素。受到东北亚区域安全以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影响,二者在对接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文章分别从政治、经济以及周边安全等多方面进行分析。第四部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与“九桥战略”对接面临挑战时可以采取的对策和建议,主要从加强双边关系、稳固多边关系、强化金融合作以及稳定周边安全等方面展开分析。

凌枫^[5]（2021）在《中国对朝新方略：构建“中朝命运共同体”》文中研究表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特点是积极有为,但目前对朝政策偏于保守,有必要做出适当变革。学界大多数观点基本沿袭以往被动的维稳思路,或者将解决朝核问题看作是发展中朝关系的关键。但在中国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背景下,过去的保守型政策不再适用,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下一步如何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本文通过解释朝鲜拥核的意图和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论证优先解决朝核问题并不现实。本文认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一定要首先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应优先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并由中方主动构建“中朝命运共同体”。在中朝命运共同体中,双方以和合共生为目标,首先要追求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其次要以国家为主体,尊重朝方的制度,超越中朝历史上的党际关系。最后要以合作为动力,在合作中深化共同利益,最终实现和合共生。实践层面上,构建中朝命运共同体的重心在于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维度。安全上以共生为目标,坚持维稳优先的方略,优先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并通过丰富《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探索新的合作纲领,在满足朝鲜自主外交愿望的同时,为中国实现亚洲新安全观树立典范。政治上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战略合作,尊重朝方的政权和制度,在传统友好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朝关系,超越国家发展服务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使政党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经济上,在联合国中呼吁为朝鲜进行适当松绑,关心朝方在经济和抗疫上的合理诉求,利用“一带一路”对接朝鲜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相关国家在朝鲜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张晨瑶^[6]（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吴伟波^[7]（2020）在《中日韩自贸区：机遇、挑战与前景》文中研究指明自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以来,三国经贸合作谈判历经坎坷,但仍未能取得最终结果。当前,中日韩三国处在百年大变局的进程中。分析了中日韩自贸区的机遇: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中日、中韩关系稳中向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助力。研判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政治因素和经贸领域的矛盾。最后指明了中日韩自贸区发展的前景,并从五个方面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提出了建议:一是以全球大视野谋划三国关系;二是以疫情合作为契机,推进其他领域合作;三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日韩合作;四是求同存异,增强区域合作的灵活性;五是落实"中日韩+X"合作构想。

马程^[8]（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乌倩^[9]（2020）在《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每年三月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招待会现场口译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使语言简洁明了,生动形象,铿锵有力,中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经常使用各种汉语修辞格来丰富语言,这为口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口译员要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修辞语言背后的真正内涵,并通过有效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严肃的政治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在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留原文风格,向国外表明中国态度,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以2017-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口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以释意理论为指导,结合汉语修辞格的特点和难点,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将招待会中常见修辞格分为句法修辞格和词义修辞格两类,其中句法修辞格包括排比、对偶和修辞疑问句;词义修辞格包括明喻、暗喻、引用和委婉语,并分别对各修辞格的口译策略进行总结,证明了释意理论用于指导记者招待会发言中汉语修辞格口译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希望为口译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

战丽阳^[10]（2020）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多元外交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其运作机制、理论内涵、表现形式以及突出特征,以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政策为主要案例,通过多个外交决策模式详细分析与总结,还原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外交决策运作过程,将外交决策理论与外交决策实践结合在一起。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大组成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同时通过文献分类,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解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1章论述冷战后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理性行为体决策”模式。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式与博弈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息息相关。纵观世界各国外交决策的丰富实践,“理性”原则的成功运用无疑是一个成功外交决策必备要素。本章选用的四个案例,即克林顿政府时期朝美《日内瓦框架协议》签署的“理性博弈”、小布什政府转变对朝政策背后的国内及国际“理性逻辑”、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理性考量”,以及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路径从“极限施压”转为“极限对话”的“理性运用”,都体现了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朝核问题时的理性思考与理性选择。第2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本章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内部的主要外交决策行为体进行介绍与梳理,主要包括总统本人、国务院、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另一方面集中对美国政府内部对朝政策制定权与修正权的争夺进行分析。作为“范式应用”案例包括:克林顿政府内部对“接触政策”的“官僚政治博弈”、小布什政府以“鹰式接触”取代“鸽式接触”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中官僚政治斗争、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官僚政治选择”,以及特朗普政府掌握对朝政策主导权的“官僚政治竞争”等四个方面。第3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外交决策“小集团式决策”模式。“小集团式的决策”或“小集团性”是由集团内部“一致性”决定,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越高,其“小集团性”的氛围也就越浓厚,做出失败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策集团内部“一致性”的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们及最高决策者的偏好、决策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等等。特朗普政府对朝决策的“小集团决策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展现特朗普本人的独断专行以及决策团队成员的妥协,排斥“异己”与“异见”等“小集团性现象”尤为显着。第4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总统个人的个性特征、价值观念以及行事风格会对政策制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更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染上了浓厚的“最高领导人倾向”。本章引入了“领导人性格类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引用总统的个人自传,以及他人所写的人物传记中的内容,同时借鉴其他资料展开对于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这三位总统的分析,确定其类型所属。特朗普鲜明的性格尤其被赋予了最高领导人决策模式的特征。第5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决策“国内政治决策”模式。“国内政治决策”既强调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各方力量进行宏观考察,同时又对各组成部分中的微观要素——关键个人及社会形势的研究与分析。因此该模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至关重要且运用广泛。可以看出,反对意见绝不仅仅来自国会“政治内层”,也来自一个社会群体,媒体、智库、宗教团体、军工复合体等“政治外层”,上述“内层与外层”同样给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强大的压力与阻碍。最后为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整理和总结。

二、中朝韩经贸关系变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朝韩经贸关系变局（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对朝新方略：构建“中朝命运共同体”（论文提纲范文）

（6）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日韩自贸区：机遇、挑战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8）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朝韩经贸关系变局（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美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竞合关系研究[D]. 雷蕾.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九桥战略”对接研究[D]. 李如来.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对朝新方略：构建“中朝命运共同体”[D]. 凌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6]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7]中日韩自贸区：机遇、挑战与前景[J]. 吴伟波. 对外经贸, 2020(11)
• [8]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9]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D]. 乌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10]冷战后美国对朝鲜多元外交决策模式研究[D]. 战丽阳. 吉林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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