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单位普查为契机确立抽样调查主体地位

一、以基本单位普查为契机确立抽样调查的主体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曹海苓^[1]（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李佳娟^[2]（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孙晓静^[3]（2020）在《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失真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真实性和准确性是统计数据的核心价值,用统计数据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各级党政科学决策提供数据保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是政府统计工作的宗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计工作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管理方式的科学化迅速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统计数据的关注和需求越来越多,对政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统计数据来自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从采集、汇总到分析,都会产生统计误差,但技术层面的统计误差是可预估可防控的,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误差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对于政府统计来说,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关键是人为因素。地方政府统计部门是统计体系的中坚力量,与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紧密,代表政府产生官方权威数据,在提高数据真实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由于地方政府统计部门受国家统计局与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当整体与局部、国家与地方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曲解政府统计的“政治性”,存在人为干扰统计数据的情况,加之经济社会现象复杂,地方政府统计部门受制于人才、技术等原因,对客观世界认识水平有限,处理复杂情况的手段不多,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地方政府统计部门常常成为统计数据失真的重灾区。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失真会扰乱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影响企业和社会公众决策,降低政府公信力,阻碍国家进行国际交流,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升地方政府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不仅是推动统计工作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学科范畴内,从统计、政府统计的起源及发展、相关概念、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的定义、与政府统计的辨析等角度阐释地方政府统计数据失真的内涵,梳理地方政府统计数据失真的现状和危害,从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体制机制、法治保障、统计地位等方面剖析产生失真问题的根源,归纳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治理失真的经验,总结对我国治理地方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失真的有益启示,明确治理该问题应把握的原则,提出改革完善统计体制,制度方法,构建规范统一的统计标准,提升统计法律权威,提高执法能力,深化多元统计体系建设,对统计数据进行内外部评估,加快数据公开,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等具体措施。以期为提高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真实性,提升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工作能力提供参考。

石雅茗^[4]（2016）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且呈现出了持续时间长、偏高程度大、涉及范围广等显着特征,由于这一问题将会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而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活动。然而,现有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制度等外围因素入手,缺乏家庭经济文化视角的原因分析和新型家庭生育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本论文选择《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这一题目,并重点把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因素定位在社会最小细胞——家庭层面,力求从生育决策的主体出发,通过对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以及干预生育性别行为的深入研究,探讨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本论文共10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至3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从而使本研究有了准确定位;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做出了系统梳理,使本研究得以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突破口;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的科学设计,使本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工具;主要内容和创新点,则是简要提炼了论文的核心内容与观点,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做出了界定,简要介绍了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相关理论;最后分析了出生性别比的特点及社会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4至8章,首先分析了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影响,首次提出了生育政策的作用需要得到家庭回应、生育政策的运行是政府与家庭之间双向互动过程的观点。本研究认为,我国以一孩为主导的偏紧生育政策的出台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动时间相一致,随后又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问题,这是一种历史机遇的巧合。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度的大背景下,即使没有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挤压,家庭同样会做出偏好男孩的选择,“提倡一孩”的生育政策只是起到了“推手”或“帮手”的作用。然后,分别从家庭经济因素、家庭文化传承、家庭生育决策和家庭推力机制四个维度,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微观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在家庭经济因素中,把孩子成本效益、孩子作为家庭养老资源、家庭资源分配和家业继承视为生育决策的重要条件,并且进行了系统论证。在家庭文化传承中,把重男轻女思想观念作为传统生育文化传承的主线和性别偏好形成的思想根源,通过对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第一场所、父母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的分析,得出了家庭世代形成的家德、家风和祖训等家庭文化以及子随父姓、妇从夫居、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对家庭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论文强调了生育主体是生育决策第一人、生育决策是由生育理性决定的观点,即:生育主体的个人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主导着家庭的生育决策。由于家庭类型和家庭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家庭对生育的不同态度,如果生育主体把对男孩的投资视为家庭财富的积累,把对女孩的投资视为家庭财产的流失,必然会刺激偏好男孩倾向的活跃和强化,进而导致对生育性别的干预和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推力机制中,首次提出了家庭推力的命题,对其涵义做出界定,分析了家庭推力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家庭推力机制分析模型,并且以黑龙江省为例,运用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模型,计算了黑龙江省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动力评价综合指数。第三部分包括第9至10章,在分析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家庭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研究引向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实践。首先介绍了国家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行动计划”的框架,总结了实施“行动计划”中创造和积累的实践经验,归纳为“六项工程”和“六度效应”,并且用六个省区的实际资料进行了实证。通过对“行动计划”实际效果的评估,指出“行动计划”设计中存在目标缺失精准度、行动计划覆盖有限性、任务分解缺乏可操作性等三个方面的短板,并且分析了“行动计划”设计短板带来的负效应。论文以“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路径选择”收关,意在把理论研究转化为实践成果,指导实践创新发展。论文提出了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专项治理向社会性别平等、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全方位治理转变的方向标,设计了四个方面的发展目标和18项具体评估指标,标示出实现目标的最佳路径——构建社会与家庭互动机制,提出调整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领域等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对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行动的深入开展,尽快实现出生性别比正常化的治理目标,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提出了影响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的“家庭动力机制”模型,并作出科学诠释;通过筛选评估指标,构建了以家庭因素为核心的出生性别比指标体系;强调以生育主体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把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的重点放在家庭层面,使治理措施接通了地气。

杨玉香^[5]（2016）在《“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研究：国际经验与启示》文中研究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开展过六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就普查方法来讲,历次人口普查均采用入户访问、全面调查的传统方法。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流动现象严重、群众配合度下降导致人口普查调查成本高、数据质量低和参与人员负担重等难题,传统的人口普查方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寻找一种新的人口普查方法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纵观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采用行政记录与抽样调查结合的“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目前被较多国家使用。新方法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更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一种节约。据此,本文尝试构建人口行政记录与统计调查结合的人口普查方法的基本理论,选择荷兰和瑞士两个国家,归纳“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地,通过分析我国实施“组合模式”人口普查的可行性,尝试提出我国国情的“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具体实施路径。第一章,阐述采用“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开展状况进行简要介绍与概括。第二章,探讨“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基本理论。概括“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基本定义和基本特征,分析实施“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所需的基本条件,探讨“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实施步骤和技术难点,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归纳、分析“组合模式”人口普查国际经验。鉴于资料的完整性和可得性,选取荷兰和瑞士两个国家进行重点分析,主要从人口普查的历史、人口普查的内容、法律保障、使用的行政记录类型、行政记录库和行政记录系统的构建、已有人口统计数据的使用、抽样调查的开展、各类数据资源间的链接、人口总数估计方法等方面展开,并对两个国家的开展过程进行比较和分析。第四章,借鉴以上国家的开展思路,尝试设计我国“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具体路径。与人口普查内容进行比对,挑选人口行政记录资源和已有人口统计数据资源,二者共同构成“人口行政记录系统”,以获取部分人口普查信息。进一步地,对于剩余的人口普查信息,采用非专项调查的调查方法,在已有调查表的基础上进行搜集。本文在如下方面存在着创新：1.对“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尝试归纳“组合模式”人口普查的基本理论框架,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2.首次对已经实施“组合模式”人口普查的国家梳理、归纳和分析,提供一系列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实施经验；3.借鉴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开创性的开展“组合模式”应用于我国的实践探索,初步提出我国“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的实施路径。

朱孟光^[6]（2016）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基层党组织作为政党与社会的联系纽带,是政党动员社会的组织基础。政党基层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直接决定了政党力量的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基层党组织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又取决于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活动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耦合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与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之间内在耦合度降低。其作用发挥的传统空间被挤压,其有效性和影响力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只有实现其活动方式的社会化,才能破解当前基层党组织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的困境,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凝聚社会和影响社会的能力,并进而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三大部分。绪论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对本文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提出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是指基层党组织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以开放型的理念面向社会,通过组织结构与功能定位调适、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社会化的方法、手段和技术运用,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多学科理论视角的梳理和审视。这包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以及从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非权力性影响力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视角下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分时段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这段时期的四点历史经验,即要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构建覆盖社会的组织网络;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功能;要积极培育并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努力获得“非权力性影响力”。第三章主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实践探索与创新进行研究。在对其背景原因以及探索历程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朝阳区和武汉市硚口区为实践案例,对其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区域化党建活动方式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指出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基层党组织存在角色功能错置,且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提升;二是基层党组织与党员融入社会的动力不足、水平不高。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具有典型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按照政党的类型划分,分别对以古巴、越南为代表的国外共产党,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党,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以绿党和“茶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进行了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践经验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通过调整自身组织结构,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设置方式与活动方式,增强政党组织对社会群众的吸引力;二是要通过支持、培育和利用社会组织来增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三是要善于借助并利用网络媒体等新技术载体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第五章主要是提出面向未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思路与对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要坚持“开放型”党建活动方式的理念,通过扁平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社会服务功能开发与拓展,实现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方法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借助新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评价、激励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政党基层组织与社会良性互动制度化的目标。结束语主要提出要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就要既从纵向将其放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整合重构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又从横向将其放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中国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社会与基层党组织传统“惯习”的反复博弈才能最终实现。

唐丽娜^[7]（2012）在《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农村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改革开放后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乡二元经济的影响,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国内学者提出了养老资源的概念,并从不同角度分别研究了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农村养老模式、养老资源城乡统筹以及国外农村养老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但是已有研究没有解决养老资源的概念界定以及资源配置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动因问题,缺乏从定量的角度探讨如何整合我国农村养老资源,为此,本文从养老资源的概念界定出发,探讨其配置机制,研究构建出养老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分析我国农村传统养老资源配置面临的困境与瓶颈,分析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动因,探索研究我国农村养老改革的新思路,以期优化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将养老制度改革的核心由政府关注转变为全社会关注,由关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变为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养老资源,最终实现全社会养老,缓解农村乃至全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总体水平低下,表现为协理机制配置的弱化、政府机制配置的低效率和市场机制配置滞后三个方面,同时伴随着城乡非均衡和区域非均衡的特点。通过对我国GDP发展、城乡二元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经济动因和文化理念、法制建设、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农村家庭结构等非经济动因的现状及其未来变化趋势的分析,本文提出：应当通过固化道德约束、发展农村经济、完善政策激励等方面不断创新我国农村养老资源的协理配置机制,通过健全法制约束、强化基金管理和完善制度衔接方面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养老资源的政府配置机制,通过培育并增强商业保险意识来积极探索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市场配置机制,拓展农村养老思路。论文的创新性主要是：（1）建立了研究养老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框架。论文认为关键是要综合考虑三方面要素：养老资源的需求、养老资源的供给和影响配置动态变化的动力因素。在动力因素的驱动下,养老资源的需求、养老资源的供给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不同的变化,同时,三要素之间存在互动性；一般来看,养老资源的需求具有超前性,养老资源的供给具有滞后性；养老资源的供给必须以养老需求为前提,在动因作用下,实现养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2）丰富了养老资源配置的三种机制,包括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协理机制。三类机制共同构成了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支持体系：政府机制利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市场机制以自有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协理机制通过共同体的资源满足社会需要。（3）深入分析研究了影响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经济动因和非经济动因,构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模型、城乡收入差异系数模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系数模型,并做了因果分析和协整分析,厘清国内生产总值、城乡收入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等对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体系和机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对于有关研究和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国荣^[8]（2012）在《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统计事业发展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中国统计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匹配不足。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是发展统计事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统计制度创新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从统计制度理论分析入手，分析何为统计制度，并对统计制度的功能、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统计制度是界定统计活动各相关主体的权益、约束统计活动各相关主体行为，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费用，并保障统计活动各主体权益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实施保障。统计制度具有激励与约束的核心功能，统计制度产生与发展及其功能的实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在对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统计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项统计制度之间的变迁关系、统计制度变迁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寻找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规律。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济增长与统计制度的变迁有共同发展变化的关系，统计制度的变迁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过来统计制度的变迁也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作用；第二，各项统计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因而统计制度的变迁符合理论上的系统协调变迁要求；第三，统计制度变迁与其他法律制度是相互关联的，每一项统计制度的变迁都可能涉及部门法，所以在考察统计制度变迁时绝对不能将其看成一个孤立的领域。统计制度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综合分析统计制度变迁的趋势，未来中国统计制度变迁应以提高经济社会生产能力为基础，以提高统计能力为目标，由单一制度变迁向多元制度系统变迁转变，更多的考虑变迁成本。对中国统计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当前统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统计制度与市场制度不适应。统计制度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很好的契合，造成许多不适应；第二，统计制度供需不平衡。统计制度的变迁没有跟上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度并存；第三，统计制度的法律地位不高。在法律规定上及现实统计工作开展时，统计制度的法律地位明显不高，发挥作用受限；第四，各项统计制度协调性差。各层次、各类别的统计制度制定者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造成各项统计制度常包含着局部利益的安排，在实施时存在相互矛盾与冲突。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应采取中央一级统计管理体制，然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目前统计管理是多级化的；第二，社会生产力发展局限。目前技术方法手段无法对统计行政管理的责权利关系给出合理的核算；第三，受社会意识的影响，社会公众和行政领导对统计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制度供给时滞和政府垄断制度供给，统计制度变迁为政府主导型；第五，调查制度制定权、统计法律制度立法权过于分散。统计制度存在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国统计制度的运行效率分析表明，中国统计制度运行效率相对较低。对发达国家统计制度安排进行分析，从中得到启示。第一，在统计组织管理体制方面，各国应根据本国的特点，选择不同的统计组织管理体制，选择的关键在于适合本国国情；第二，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体系完善依赖于调查资料的完善；第三，统计法律制度完善应注意实施机制的健全，实施效果与国家法制体系状况直接相关，统计法律制度有效宣传有利于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在统计制度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创新、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创新和统计法律制度创新建议。第一，建立“三元”统计管理体制。综合考虑我国国情，我认为，国民经济社会基础统计工作及重点统计工作应采取由中央政府统计机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高度集中管理方式，其他统计工作由地方政府统计机构及部门统计机构根据政府和部门各自的市场需求来设置安排，形成中央、部门、地方的“三元”统计管理体制；第二，建立统计机构协调机制。建立统计咨询协调常设机构，协调国家统计机构与部门统计机构和地方统计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政府统计工作重复和遗漏，减少制度运行成本；第三，建立独立、中立、超然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中国政府统计管理体制运行状况予以监督，对统计管理成本进行核算；第四，加强统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完善统计干部选拔机制、加强对现有统计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及引进新生力量三个方面推进；第五，构建统计调查制度基本框架。统计调查制度框架应包含普查制度、经常性调查制度及其他调查制度所涉及的质的规定、量的规定和调查制度实施监督检查专门机构；第六，推动统计调查方法技术创新。通过统计技术复制、统计技术创造性模仿和统计技术自主创新三个层次安排，实现统计调查从业人员统计技术能力的升级；第七，建立行政记录报告制度，充分利用行政记录，节约调查成本，减少重复工作；第八，创新GDP核算制度。建立完善、可行的服务业调查核算制度体系，对各地区GDP核算中涉及重复计算的内容做出制度性规定；第九，调整投入产出核算制度，解决资料搜集问题，解决统计核算技术问题，参照多国的成功经验适时调整投入产出核算制度；第十，建立环境资源核算制度，对环境资源投入产出进行核算；第十一，建立统计核算制度的一致性保障，改善统计核算基础条件，形成支出法GDP核算制度与其他核算制度的衔接一致关系；第十二，健全统计法律制度。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权归一化管理，在统计法中增加统计活动各方参与者权利和义务条款，明确规定统计活动各方参与者的法定地位，增加政府统计经费保障条款；第十三，健全统计法律制度执行体系，制定新的统计法实施细则，建立完善的统计违法处罚制度，建立中立和独立的统计执法部门；第十四，建立统计制度间协调机制，以统计法律制度为基础，保障统计法律制度、统计管理体制和统计调查核算制度三者协调。

李翔^[9]（2012）在《协同理论视角下的云南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统计地理信息系统’（SGIS,Statist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是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利用计算机技术和先进成熟的GIS平台,将统计数据与其空间位置紧密结合而建立的地理综合数据库。SGIS具有业务整合能力强大的优势,为此,统计部门把SGIS建设作为统计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加大建设力度,希望利用SGIS的优势来加强部门协作,改进统计信息生产方式,提升统计服务能力。但是SGIS的建设和应用中却受到组织协调不力、信息更新缓慢、数据难以共享等问题的困扰,而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基于此,本文以云南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为个案,应用科层制（Bureaucracy）理论和协同（Synergy）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SGIS在建设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SGIS协同政务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即构建SGIS协同政务中存在什么问题,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云南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中的问题是由于科层制的功能失调（dysfunctions of bureaucracy）而引起的。科层制的功能失调对SGIS建设的影响主要是：部门整合失灵、本位主义盛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应用协同理论对SGIS建设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分析,发现传统科层制组织结构的条块分割,割裂了部门协作的途径；组织目标和部门利益不能很好地统一,破坏了部门协作的基础；部门规章制度之间的差异和矛盾,阻碍了部门协作的积极性；电子政务中部门软件的不衔接,带来了部门协作无法开展的现实。这些因素才是最终导致SGIS建设中科层制的功能失调的根源。针对问题的根源,笔者提出构建SGIS协同政务的设想：从构建新型组织形式、构建新型管理方式、构建新型服务机制、构建新型协调机制、构建新型激励机制、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六个方面搭建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本研究,可以为政府部门存在的类似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横向上对同类项目产生启示作用,纵向上也可以为全国SGIS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借鉴。

贺建风^[10]（2010）在《多重抽样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抽样调查中调查对象的流动日益频繁,传统的单一抽样框很难完整覆盖流动性的目标总体,如果一定要使单一抽样框实现完整覆盖,成本必定是高昂的,甚至由于编制过程漫长使抽样调查失去其时效性。本文突破传统抽样调查理论研究范畴,将传统基于单一抽样框的抽样调查扩展到基于多重抽样框的抽样调查情况,使多重抽样框可以实现对目标总体完整覆盖的基础上,还可以节省调查总成本。本文就多重抽样框的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一：本文系统的梳理了国外已有的几种双重抽样框的估计方法,利用一个简单的估计模式将这些估计方法进行统一。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统一的估计量渐近方差表达式,并对各种估计方法的功效进行比较,此外,根据估计过程是否对抽样总体实行了关于子域的虚拟分解将已有的各种估计量分为分离抽样框估计量和组合抽样框估计量两类。在系统研究国外已有的双重抽样框估计方法的基础上,将已有估计量扩展到重数更多（大于2）的情形,并将扩展后的各估计量用一个的类似于HT估计量的简单形式进行统一,并给出相应的渐近方差计算公式。最后,针对各种估计方法的不足,提出估计量改进的具体思路,给出了基于抽样框重数的多重抽样框估计方法,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抽样框重数估计量相比较其他估计量具有更高的功效,且基本不受样本单元被错误归类影响。其二,本文针对多指标分层抽样、二阶段抽样及连续性抽样等抽样实践中常用的特定抽样调查的多重抽样框估计方法进行研究,以求为特定抽样形式下基于多重抽样框的抽样调查实践工作提供有关理论基础。对多指标分层抽样的情形下利用多重抽样框估计方法进行抽样设计,给出相应的简单估计量,并讨论了样本量的确定及层间的最优分配问题；在讨论多重抽样框情形下的二阶段抽样的估计方法时,利用最优化分析方法得出最优抽样权重系数及最佳样本量；在分析多重抽样框下的连续性抽样估计问题时,引入总体变动估计量,给出了简单随机抽样情形下的极大似然估计及复杂抽样设计下的伪极大似然估计。其三,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我国统计调查体系中影响抽样框的现存问题,提出我国应用多重抽样框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三农”抽样调查为例,建立了基于多重抽样框的抽样调查体系,为涉及“三农”问题的实际调查工作者提供抽样方法上的指导。

二、以基本单位普查为契机确立抽样调查的主体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基本单位普查为契机确立抽样调查的主体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失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研究：国际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协同理论视角下的云南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多重抽样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基本单位普查为契机确立抽样调查的主体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3]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统计数据失真治理研究[D]. 孙晓静. 新疆大学, 2020(07)
• [4]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D]. 石雅茗. 吉林大学, 2016(08)
• [5]“组合模式”人口普查方法研究：国际经验与启示[D]. 杨玉香. 浙江工商大学, 2016(02)
• [6]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朱孟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7]我国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研究[D]. 唐丽娜. 西北大学, 2012(11)
• [8]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D]. 李国荣. 吉林大学, 2012(08)
• [9]协同理论视角下的云南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研究[D]. 李翔. 云南大学, 2012(10)
• [10]多重抽样框方法及其应用研究[D]. 贺建风. 暨南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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