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瑞士有关机构为越南小型砖瓦企业提供援助（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闫亚娟[2]（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孙艳晓[3]（2021）在《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国际援助体系的变革,三方合作作为沟通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桥梁,正呈现由小众议题发展成为主流议题的趋势。不同于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寄希望于通过三方合作将新兴援助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的立场,新兴援助国的态度则相对复杂。其中,印度的案例具有一定特殊性。印度拒绝接受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与规范,与传统援助国开展三方合作似乎并不符合其逻辑,然而曾经偏于边缘的三方合作正在成为其对外援助的重要选项,从冷战时期的有限参与,到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后的谨慎开放,再到莫迪上台之后一系列三方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大型旗舰项目的推进,印度主动布局三方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印度看似相悖的行为背后是基于多重诉求形成的逻辑自洽。脆弱的国内基础限制了印度援助政策的选择,也赋予三方合作以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内在动力。印度视南亚地区为休戚相关的国际舞台,主导地区事务的诉求与自身处境的落差促使印度探索在可控范围内借重域外力量实现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紧迫感使印度将三方合作视为在南亚与中国对抗、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工具。而提升对外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渴望进一步激发了印度对三方合作的期待。印度的三方合作以传统和创新两种形式进行。传统形式上,一是将美国和英国视为最重要的传统援助国合作伙伴,主要面向南亚和非洲开展三方合作,二是以印巴南基金和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基金为典型,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由南方国家主导的三方合作。创新形式上,印度主要以搭建三方合作平台的形式凸显自己的主导地位,亚非增长走廊是印日发起的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平台,国际太阳能联盟是印法发起的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平台,而抗灾基础设施联盟是印度发起和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平台。从冷战初期的零星参与到莫迪上台之后对传统形式三方合作的积极推进和三方合作平台的搭建与主导,印度开展三方合作的战略性日渐明朗化。印度在开展三方合作时展现出一定特殊性。一是合作伙伴的偏好。传统援助国是印度的主要伙伴,联合国机构次之。相较而言,联合国机构相对中立,而与传统援助国合作则情况相对复杂。二是合作形式的创新。除了参与传统形式的三方合作,印度十分注重合作平台的搭建,印度以“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的指挥棒”自居,以此凸显自身的主导地位。三是援助对象的差异。印美合作重点指向南亚,印英合作主要面向非洲,印日合作呈现战略布局态势,印度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面向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四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印度开展三方合作时以国家为主导,同时注重利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智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相对优势,调动更多资源。印度的三方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印度而言,在部分项目中印度既是援助国也是受援国,合作对其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印度在援助能力建设上有所推进,但是合作的政治化使得地区形势复杂化;对受援国而言,合作中受援国的参与度较高,并获得了一定收益;从援助方的协调配合来看,对主要案例的分析显示印度和合作伙伴基本实现了优势互补,并在部分项目中呈现战略对接态势。但与此同时,援助理念与规范的不相容、项目的可持续性、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瓶颈以及合作的过度政治化等问题成为合作继续推进的掣肘。
刘笑晨[4]（2020）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外投资保险发端于美国,随后在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根发芽。尤其是当时间跨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增速迅猛,复杂的政治风险伴随着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机遇一同到来,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推动了海外投资保险的快速发展。中国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提供“安全保障”,即效仿发达国家,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然而,中国海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导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略显羸弱。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值得深入研究,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中国土壤上成长遇到的藩篱更具研究价值。经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与数据统计,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病灶”已见端倪。在“对症下药”的过程中,本文针对重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修缮海外投资保单展开研究,旨在促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全文分为八章,自研究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为起始,阐发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继而展开对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以及代位求偿权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最后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最终落脚于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本文第一章探讨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界定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虽然海外投资保险起源于上世纪的美国,但是现在已有最新的发展变化。2018年,美国通过《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运营近50年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这一最新变化源于美国对外发展政策从“援助”向“发展”的转变,这也在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承保海外投资保险时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要求上得以凸显。第二章分别就外交保护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展开论述。首先,诠释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基于外交保护是指一国针对其国民因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以国家名义为该国民采取的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结合海外投资保险,一是论证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发挥类政府机构职能,其承保的是政策性风险,属于“以国家名义”;二是关于“其他和平手段”,基于“非武力”的手段即可认为是和平手段,海外投资保险可以认定是和平手段。其次,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载体揭示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聚焦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作为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目前,普遍形成了三种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合并式立法模式和分立式立法模式。结合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鲜有采用分立式立法模式的国家,即专门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国家尚未出现。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亦不多见,并且混合式立法模式存在立法“碎片化”的缺陷。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合并式立法模式,在合并式立法模式中,以美国等国基于将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与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合并立法和日本等国将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立法最具代表性。这二者对比之下,后者日本式合并立法模式更能够聚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宗旨并且满足追求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率平衡统一的目标。第四章厘清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财产保险合同的疑问。挑战了国内学者通常将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归入信用保险合同的观点。鉴于信用保险订立的初衷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投保债务人的信用风险的一种保险。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到期债务,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对应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特许协议,则债务人是东道国,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换言之,只有当被保险人是子公司时,海外投资保险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是信用保险。如果母公司是投保人（被保险人）,那么此时的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仍然归于财产保险合同,子公司相当于母公司的财产载体。第五章阐述了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美式双边投资条约极少或未规定代位权条款,而是通过与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公司签订单独的协议。这一做法是有风险的。无论是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还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均与东道国地位不对等,难以签署合作共赢的协议;即使签署了这类协议,其地位无法与条约相比,东道国的违约责任亦无法上升为国际法的国家责任。区域性条约之下的代位求偿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规定缔约国之间承认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权;二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行使代位求偿权。二者相比较,后者更具优势。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亦存在困境。这是源于多边条约的缔约国千差万别,加剧了细节的难度,并且国家在外国法院放弃管辖豁免,并不意味着也放弃执行豁免。投资者母国国内的保险公司在行使代位权时,如果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行使代位求偿权可能会遭遇主体不适格的问题。第六章是“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证研究。本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的帮助下,揭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严峻态势,尤以征收风险和战争风险最为严重。但是即便如此,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亦尚未得到投资者的足够重视。第七章是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国内立法问题和国际立法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问题。中国属于混合式立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之中,缺乏诸如分立式立法模式的专门性规范。缘此,在实践中不得不依赖于“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约束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国际立法问题在于“旧”。中国虽然签订了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但是这些双边投资条约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多数签订于2000年以前。这些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确准入时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导致间接征收风险,最低待遇中的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的缺陷亦导致投资者面对恐怖主义风险难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其次,“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存在缺陷。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成为解决准司法和司法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其条款的“合规性”有待商榷。一是责任条款的表述难以认定间接征收,亦未另辟独立恐怖险险种;二是“中信保”免除责任的情形——除外责任条款未明确危害或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中违法行为与险别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三是追偿条款无法约束东道国子公司;四是赔偿条款与“赫尔原则”存在距离。第八章是针对第七章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从国内立法入手,以合并式立法模式取代混合式立法模式。鉴于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提出通过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护法”,设专章规制海外投资保险的问题;二是经海外投资保险纠纷的实证分析,针对解决国内纠纷的另一个依据——“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进行完善;三是针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障碍,对于条款过时的BIT进行重新谈判或补充谈判。
李燕玉[5]（2020）在《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资源形势的不断变化,世界各国围绕着全球资源控制权进行着激烈博弈,部分国家则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际资源供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及配套措施体系,在高效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过程中成效显着。在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组成的良性互动机制下,日本政府主导的海外资源开发支援体系发挥着对内稳定资源供给、保证资源安全,对外增强日本资源开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这对于中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近年来,中国资源开发国际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以石油、天然气为主,逐步扩展到了煤炭、电力、风能、生物质燃料、核能、能源科技等领域,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西方国家恶意狙击、资源民族主义影响以及国际资源市场剧烈波动的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特点鲜明、成效显着的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作为研究对象,以国际投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外交理论、国际地缘政治理论为支撑,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特征、实施过程及体系构成,重点研究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经济、外交、技术等措施,并通过评价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措施的成效,总结其经验,并对我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简要回顾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形成历程,系统梳理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及战略体系实施现状,分析得出,日本获取海外资源的形式从单纯购买,逐渐转变为融资开发、合作开发及自主开发,且自主开发比率在不断上升,在战略布局上通过几十年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动和政策演变,已经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海外资源布局,其海外资源的开发和并购遍布世界各大洲。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经过形成、确立、完善阶段,目前已形成扶持领域全面无缝隙、扶持力度强;政府引领、行政法人协调、企业组织实施,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资源外交全方位的战略体系特点。（2）重点探讨了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分析得出,作为组织措施,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加强各参与机构的内部协作;作为经济措施,具体包括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等财政援助措施,投融资、债务担保等金融援助措施,实施备用金制度、税费特别扣减制度、税收抵免制度、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等税收援助措施,以及设立资源能源综合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保险援助措施;作为外交措施,包括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实施发挥技术、产业优势的资源外交策略,以及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加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作为技术措施,包括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实施技术支持与咨询及技术人才培养,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3）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理性评估了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研究证明,推进措施的有效实施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提升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在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方面,基于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出的结果是,在总效率分析上,1995、2005、2012这三个年份效率最高,此外,从2013年到2018年也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资源产出的增加比例是大于政府的投入增加比例,即政府的政策措施达到了提高资源开发效率的效果,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也可以发现除了2016年之外,其它年份都表现出较高水平。（4）借鉴日本海外资源战略推进措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海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建议。建立一套包括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企业三方有效联动的海外资源开发国际化战略体系,以政府牵头做好开发前期合作关系的确立,做好人力资本、技术安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保障;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海外资源开发活动,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除产业链上的行政垄断现象,加速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公关能力建设,加强与资源国的深度合作,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做好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
刘美珊[6]（2020）在《隐性逻辑关系与经济类文本的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兴市场或称新兴经济体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走出去”战略鼓励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进入新兴市场。本报告是笔者针对《新兴市场大趋势》（Rajiv Biswas 2018）第五至八章的汉译而作,希望该书的翻译可以增进国内读者对新兴市场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了解,可以为我国制定对外投资策略提供参考价值。该书属于经济金融类着作,体现了较强的客观性、信息性,属于严谨理性、富有逻辑的论述文体。因此,基于交际翻译理论的视角,本次翻译实践主要遵循忠实和通顺的翻译标准,译者在翻译时应确保译文的准确性、专业性、可读性。目前,在对经济文本汉译时,大多数译者更多地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原文进行理解和表达,而对原文本中逻辑关系分析推理的研究和运用则较少。原文大部分逻辑主要通过显性逻辑词表现出来,但是也有很多逻辑不会通过显性逻辑关联词表现出来。这些隐含的逻辑关系,往往超出了语言学的翻译,需要借助于语法分析和逻辑判断才能分清楚,所以使得原文很难忠实又通顺地用汉语再现。因此,通过对译文和案例的分析,本报告重点探讨原文本中隐性逻辑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翻译方法。笔者发现原文本中的隐性逻辑关系主要隐藏在动词化结构,定语从句以及短语（with引导的介词短语和分词短语）之中,于是提出了四种相应的翻译方法:改变主位和述位,明晰化,词性转换法和增译法,以期译文逻辑关系更加明确,语言更加流畅自然,从而避免因逻辑混乱或模糊而带来的表意不清、误译和翻译腔问题。
张帆[7]（2020）在《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业的关键领域。如何维护银行稳定,降低银行发生挤兑风险概率,实现问题银行有序平稳退出,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越发关心的问题,构建由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金融监管三大基石组成的金融安全网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其在金融安全网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制度实施的范围持续扩大到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挡、利率市场化、金融保护体系重塑等宏观经济条件下,2015年3月发布的《存款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与央行最后贷款人和审慎监管制度共同成为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核心支柱。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只有5年左右的运营实践,其制度内容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规范要求不断调整、改革和完善。韩国在积极借鉴美国等国际社会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较好地实现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本土化”,在全球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营实践中独树一帜。因此,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将会对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素材,论文的选题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道德风险理论和银行挤兑理论为理论支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运行机制,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首先,考察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韩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隐性存款保护、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五个阶段。其次,分析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等。再次,探讨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包括存款保险筹资机制,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监管机制,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第四,提炼出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了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经验有不断完善制度基础、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等。对中国的启示包括提升“存款保险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内容,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应对互联网银行等网络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等。
陈彦蓉[8]（2020）在《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2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对于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而言,荷兰总是在国际排名中获得高分。荷兰被誉为卓越的贸易国和投资国。多年来,荷兰在内向和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方面,一直处于世界前茅。荷兰普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荷兰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劳动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创新和技术的投资,荷兰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荷兰成立的一个公司,公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持有海外资产,主要原因有两个:（1）发展实际经济活动,如生产或销售,（2）或通过税收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集团的纳税。第一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常规公司所执行;第二个原因,常常由荷兰的特殊金融机构,在定向投资其他国家。荷兰有时被称为过境国。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9%来自荷兰常规公司,有71%来自特殊金融机构。特殊金融机构即信箱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实体。特殊金融机构是仅仅出于税务原因而在荷兰成立且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的公司。2015年,荷兰拥有超过14,000家特殊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在荷兰设立特殊金融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尽可能的少缴税,意即避税。荷兰低预扣税,参与免税,税收裁定,荷兰税务机关的可获得性以及荷兰信托部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特殊金融机构通过荷兰重新定向投资的主要原因。本论文从二方面着手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OFDI）,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从荷兰实体经济出发:深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微观、宏观二个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探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况、深入研究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0年的发展概述。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卢森堡、瑞士和德国等。荷兰根据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生产,而对发达国家流向高科技生产。2015年,整个荷兰商业界大约有160万个公司,其中只有1.2%是大型公司,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2015年,大约有1%的荷兰公司会进行对外直接外投资。其中大型公司占20%,中小企业占80%。这14,000家荷兰公司总共在国外投资了45,059家公司。就价值和参股比率而言,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通常都比大型公司小。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持股两家公司,大型公司平均持股八家公司。大型公司有51%进入欧盟27国的某个国家投资,个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有67%。大型公司有18%进入亚洲和大洋洲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11%。对大型公司来说有8%进入欧洲其他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6%。大型公司有10%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的某个国家投资,中小企业有5%。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有70%以上是由特殊金融机构完成的。2015年荷兰常规公司对外投资了35,144家公司,特殊金融机构对外投资了24,237家公司。比较特殊金融机构和荷兰常规公司的投资地理分布时,他们主要都投资于欧盟地区,但欧盟地区对特殊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远低于荷兰常规公司。特殊金融机构更重视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例如,特殊金融机构相对更重视在亚洲和大洋洲投资。特殊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相对经常投资。荷兰以其庞大的国际条约网络而闻名。尤其着重于三种双边条约;双边税收协定（142个）,双边投资条约（91个）和双边贸易条约（581个）。外国公司利用特殊金融机构,转移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用荷兰与这些目的地国家缔结双边条约。其中税收协定的效果最大。当公司尝试逐步征服国外市场时,国际化是伴随而来的过程。首先,出口比投资渠道使用的频率高17倍。其次,公司已经向该国出口后,开始投资的机会就会增加。独立的中小企业首先在特定国家的投资之前,先有出口经验。贸易政策中的各种工具可以影响投资和出口。例如,当法规差异更大时,荷兰出口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非出口。出口壁垒大,荷兰公司通过投资比出口更具吸引力。与荷兰缔结条约的国家,若是没贸易壁垒,出口比投资多。投资条约也是如此。对于荷兰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言,目的地国的特征对于选择特定目标市场至关重要。通常市场离荷兰越远,荷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荷兰投资者或出口商在该国活跃的可能性就越小。欧盟27国,北美和亚洲其他地区（中东以外）是投资项目的相对重要目的地。市场规模与决定在有关国家开展业务的荷兰公司的数量成正比,而与荷兰之间的距离则成反比。荷兰公司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得更快,而随着目标市场的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得更快。除了距离和规模外,文化上的亲近也是企业家的重要因素。与荷兰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企业家越容易投资。以人均平均收入表示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出口商和投资者的数量成正比。岛国对荷兰出口商和投资者来说,是相对不受欢迎的目的地。平均进口关税对荷兰进入者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目标国家适用的进口关税越高,该国家对荷兰出口商的兴趣就越小,进口关税高的国家的新投资者,数量大大低于关税低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新冠病毒危机,比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程度还要更严重。在锁国之后,家庭的工作和收入损失,以及较低的企业投资和国际投资,可能会延长复苏的道路。2021年以后,全球增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上一次金融危机,荷兰大约花了13年的时间,才复苏经济,这一次受创较深,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通常是综合考虑所有的投资因素才能做出最佳的决定。
王效玉[9]（2019）在《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研究》文中指出印支难民（1）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印支三国政治剧变,期间有近160万的外逃难民涌入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在华印支难民也有近30万,他们大多被集中安置在云南、广西、江西、广东、福建、海南六省和自治区的华侨农场中。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和物质上难以支撑规模如此巨大的难民救济,难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出现一定问题。我国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合作,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欧共体（欧盟前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世界红十字会等组织的支持和援助。截止到2000年,联合国难民署对华援助已近1亿美元,实施各类项目六百余个,使90%以上的在华印支难民不同程度受益。作为我国首次与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问题上进行合作,对拓展我国的外部国际空间,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致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都有着较大的作用。此次合作让我国了解到了规范化、国际化的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模式。并且,对于难民问题,我国也有了自己的理性和审慎的认识,推动了我国难民立法和难民政策的形成。
汪炜[10]（2019）在《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描述和解释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理,并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雅加达和马尼拉为案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分权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央地关系,并逐渐影响到各自国家首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进而影响了城市环境治理格局。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雅加达和马尼拉逐渐成长为全球城市。在经济参与了全球体系分工的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也吸纳了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由此,两座城市被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卷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为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雅加达与马尼拉分别在城市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跨国城市网络层面开展了与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合作,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在城市层面,以“主体治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在国家层面,城市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治理形式,在多个方面配合整体的环境治理;在区域层面,东盟在法律政策设置和开展创新项目上,为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多类型的服务;在跨国城市网络层面,跨国城市网络协调内部资源、动员外部资源,就雅加达和马尼拉较为集中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治理。在四个层面上与多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即使不能完全治理两座城市的环境问题,但最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全球治理时代,没有什么行为体能与其他行为体相区隔,多层次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多层次国际合作能够将城市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相联系,打通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线。以C40和ICLEI为代表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和以Citynet为代表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给雅加达和马尼拉带来一种新的治理体验:无中心,扁平化,高度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与议程设置帮助雅加达和马尼拉接触到国际最为先进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将“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勾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体现东南亚全球城市外交的最新方式。多层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注重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消弭内外政治治理的“鸿沟”,确保将城市环境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的议程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城市主义理念的落地生根,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创造出城市发展的绿色命运共同体。
二、瑞士有关机构为越南小型砖瓦企业提供援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瑞士有关机构为越南小型砖瓦企业提供援助（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界定与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兴起与发展 |
| 一、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
| 二、传统援助关系转型语境下的三方合作 |
| 三、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语境下的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一、概念辨析:双边援助、多边援助与三方合作 |
| 二、概念界定:不同参与主体的界定 |
| 三、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构成要件 |
| 四、印度对三方合作概念的理解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理论阐释 |
| 一、多维视角下的援助动机理论 |
| 二、角色理论对于解释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独特价值 |
| 第三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有限参与时期(1947-1991) |
| 一、角色认知: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 |
| 二、角色选择:以受援国角色为主 |
| 三、角色实践:有限参与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谨慎开放时期(1991-2014) |
| 一、角色认知:由政治驱动转向经济崛起 |
| 二、角色选择:成为净援助提供国 |
| 三、角色实践:对三方合作的谨慎开放 |
| 第三节 从谨慎开放走向主动布局(2014至今) |
| 一、角色认知:领导型强国 |
| 二、角色选择:宏大的援助目标与有限的援助能力 |
| 三、角色实践:由谨慎开放走向主动布局 |
| 第四章 印度开展与推进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动因 |
| 第一节 内生动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 |
| 一、脆弱的国内基础是印度寻求合作的最大现实 |
| 二、三方合作是解决印度自身发展问题的途径 |
| 三、印度同时作为受援国和援助国的双重身份 |
| 第二节 地区因素:借重外力实现地区诉求 |
| 一、三方合作为印度管控周边国家关系提供选项 |
| 二、三方合作为印度推进地区互联互通搭建桥梁 |
| 第三节 中国因素:寻求合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
| 一、三方合作是印度在南亚冲抵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工具 |
| 二、三方合作是印度在非洲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战略工具 |
| 第四节 技术考量:提升援助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
| 一、三方合作有利于提升印度的援助能力 |
| 二、三方合作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话语权 |
| 第五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形式与案例 |
| 第一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传统形式 |
| 一、印度与传统援助国开展的三方合作 |
| 二、印度与国际组织开展的三方合作 |
| 第二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创新形式 |
| 一、对“三方合作平台”的理解 |
| 二、亚非增长走廊 |
| 二、国际太阳能联盟 |
| 三、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
| 第三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案例研究 |
| 一、印度-美国-南亚区域能源一体化倡议三方合作项目 |
| 二、印巴南基金几内亚比绍三方合作项目 |
| 三、印度-日本-斯里兰卡科伦坡港东集装箱码头三方合作项目 |
| 第六章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评估 |
| 第一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效果评估 |
| 一、印度的收益评估 |
| 二、受援国的收益评估 |
| 三、援助方的协调配合评估 |
| 第二节 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现实困境 |
| 一、理念与规则的兼容性问题 |
| 二、政策与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 |
| 三、合作过度政治化 |
| 四、公民社会组织及私营部门的参与问题 |
| 结论 |
| 一、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自身逻辑 |
| 二、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特征 |
| 三、印度开展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专着、编着、论文集 |
| (二)期刊、报纸文章 |
| (三)学位论文 |
| (四)网络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一)专着、编着、论文集 |
| (二)期刊文章 |
| (三)学位论文 |
| (四)网络文献 |
| (五)档案资料 |
| 三、网站 |
| 附录:印度参与的主要三方合作项目 |
| 后记 |
（4）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中外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及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初始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及相关概念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内法体系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最新立法趋势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东道国最新立法趋势 |
| 第三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国际法最新立法趋势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国际法体系 |
| 二、BIT的待遇条款的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三、区域性协定的待遇条款最新趋势与海外投资保险的关联性 |
| 四、多边公约——《汉城公约》之历程及修订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 |
| 第一节 外交保护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是“以国家名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是“其他和平手段”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理论与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关联性 |
| 一、符合全球治理下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特征 |
| 二、全球治理下的海外投资保险是解决多元化主体间摩擦的路径 |
| 三、MIGA为海外投资保险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考察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分类与各国实践 |
| 一、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定义 |
| 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外延 |
| 三、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立法模式的域外实践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投资母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一、美国等国基于对外援助或发展政策的合并式立法模式 |
| 二、日本等国基于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险合并式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混合式立法模式难以成为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投资母国的普遍选择 |
| 一、混合式立法模式的立法体系呈碎片化 |
| 二、混合式立法模式过度倚重规范性文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存疑及厘清 |
| 第一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的性质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信用保险合同的质疑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诘问 |
| 第二节 海外投资保险契约于境外子公司的效力 |
| 一、海外投资保险契约无权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契约可以约束境外子公司的情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条约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瓶颈及突破 |
| 第一节 美式BIT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的现实 |
| 二、美式BIT未规定或极少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及弊端 |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中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一、对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施加了严格条件的ACIA式区域性条约 |
| 二、《设立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公约》的代位求偿权条款 |
| 第三节 多边条约——《汉城公约》下的代位求偿权行使、困境及其出路 |
| 一、由MIGA行使代位求偿权 |
| 二、MIGA代位求偿权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四节 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及路径 |
| 一、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难题 |
| 二、规避以自己的名义通过ICSID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保海外投资保险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风险呈复杂性 |
| 三、中国企业未重视“中信保”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保障的作用 |
| 第二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性分析 |
| 一、“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政治风险定性 |
| 二、“中信保”尚未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遇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定性 |
| 三、传统与非传统政治风险的关联性 |
| 四、MIGA给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政治风险救济 |
| 第三节 “中信保”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各类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
| 一、基于“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保险的定量 |
| 二、“中信保”调研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问题概述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外延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模式及BIT问题 |
| 一、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混合式立法体系组成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国内立法“缺”在何处 |
| 三、中国签订的BIT之“旧”阻碍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的疑问 |
| 一、“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分属两种有名合同的情形 |
| 二、“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条款之缺失 |
| 第四节 “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纠纷实证分析 |
| 一、被保险人与“中信保”纠纷的准司法救济分析 |
| 二、“中信保”与东道国之间的代位求偿权纠纷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外国立法模式启示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因应 |
| 第一节 外国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一、日本合并式立法模式的启示 |
| 二、美国的合并式立法模式更加契应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内容的因应 |
| 一、“海外投资保护法”的具体立法建议 |
| 二、海外投资保险国际立法——BIT之“革新” |
| 第三节 弥补“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之缺失对策 |
| 一、规范保险责任条款 |
| 二、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中的免除责任条款 |
| 三、规范“中信保”海外投资保单征收险的赔偿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内容和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 |
| 2.1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一般分析 |
| 2.1.1 资源的概念界定及分类 |
| 2.1.2 海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及形式 |
| 2.1.3 资源外交的概念界定 |
| 2.2 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
| 2.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3 资源外交理论 |
| 2.2.4 国际地缘政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1 日本实施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背景 |
| 3.1.1 对海外资源依赖度不断加大 |
| 3.1.2 海外资源开发面临新的挑战 |
| 3.2 战后日本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2.1 战后30年海外资源开发情况 |
| 3.2.2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资源开发现状 |
| 3.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布局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确立及实施现状 |
| 4.1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
| 4.1.1 1950~1960年代:探索阶段 |
| 4.1.2 1970~1980年代:初步形成阶段 |
| 4.1.3 1990年代:确立阶段 |
| 4.1.4 21世纪后:完善阶段 |
| 4.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体系的特点 |
| 4.2.1 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体系 |
| 4.2.2 政府、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和企业三者良性互动体系 |
| 4.2.3 全方位资源外交体系 |
| 4.3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实施现状 |
| 4.3.1 在中东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2 在非洲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3.3 在其他地区的实施现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组织措施 |
| 5.1 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 |
| 5.1.1 领导机构 |
| 5.1.2 服务机构 |
| 5.1.3 推进机构 |
| 5.1.4 执行机构 |
| 5.2 加强各职能机构的内部协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济措施 |
| 6.1 财政政策措施 |
| 6.1.1 实施海外资源基地补贴政策 |
| 6.1.2 建立海外资源风险勘查补助金制度 |
| 6.2 金融政策措施 |
| 6.2.1 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 |
| 6.2.2 金融政策的具体成果 |
| 6.3 税收政策措施 |
| 6.3.1 实施备用金制度 |
| 6.3.2 实施税费特殊减免制度 |
| 6.3.3 实施税费抵扣制度 |
| 6.3.4 实施资源开发亏损准备金制度 |
| 6.4 保险政策措施 |
| 6.4.1 设立海外事业资金贷款保险 |
| 6.4.2 设立海外投资保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外交措施 |
| 7.1 推行综合性、多层次性资源外交策略 |
| 7.1.1 以加强高层往来为引领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
| 7.1.2 以技术资金援助为手段树立良好国家友好形象 |
| 7.1.3 积极利用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开发空间 |
| 7.2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外交措施的效果 |
| 7.2.1 中东地区资源开放程度及合作模式 |
| 7.2.2 日本在中东地区的资源外交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技术措施 |
| 8.1 针对不同资源改良和提高开发技术 |
| 8.1.1 石油天然气资源 |
| 8.1.2 金属矿产资源 |
| 8.2 对资源开发作业现场进行技术援助 |
| 8.2.1 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2 金属矿物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2.3 煤炭资源开发作业现场 |
| 8.3 技术支持及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3.1 技术支持 |
| 8.3.2 开放技术中心实验室 |
| 8.3.3 国内技术人才培养 |
| 8.4 向资源国提供技术援助与人才培养 |
| 8.4.1 提供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 |
| 8.4.2 实施技术转移 |
| 8.4.3 举办产油气国技术人员研修 |
| 8.4.4 向资源国提供资源信息 |
| 8.4.5 提供专门面向海外的技术教材 |
| 8.5 大力支持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
| 8.5.1 采取节能激励政策 |
| 8.5.2 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 |
| 8.5.3 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推进措施的成效 |
| 9.1 资源开发权益方面的成效 |
| 9.1.1 拓宽了海外资源开发范围 |
| 9.1.2 提高了资源自主开发比率 |
| 9.1.3 增加了企业参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与权益 |
| 9.2 资源开发效率方面的成效 |
| 9.2.1 模型与方法介绍 |
| 9.2.2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收集 |
| 9.2.3 结论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
| 10.1 日本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经验教训 |
| 10.1.1 经验 |
| 10.1.2 教训 |
| 10.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 |
| 10.2.1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实施现状 |
| 10.2.2 中国海外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10.3 积极推进中国海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
| 10.3.1 政府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2 行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3.3 企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隐性逻辑关系与经济类文本的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1.TASK DESCRIPTION |
| 1.1 Task Background |
| 1.2 An Overview of the Source Text |
| 1.3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Source Text |
| 1.4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1.5 Objectives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2.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 |
| 2.1.1 Literature Review |
| 2.1.2 Preparation of Dictionaries and Online Resources |
| 2.1.3 Preparation of Parallel Texts |
| 2.1.4 Preparation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
| 2.1.5 Preparation of Glossary |
| 2.2 Process of Translation |
| 2.2.1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
| 2.2.2 Translation Schedule |
| 2.3 After-translation Management---Quality Control |
| 3.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Implicit Logic Connection and Implicit Logic Relation |
| 3.2 Expression Forms of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
| 4.CASE STUDY |
| 4.1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Expressed by Verbalization |
| 4.2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Expressed by Attributive Clauses |
| 4.3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Expressed by Phrases |
| 4.3.1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Expressed by Prepositional Phrases |
| 4.3.2 Implicit Logic Relations Expressed by Participle Phrases |
| 5.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
| REFERENCES |
| APPENDICES |
| Appendix A |
| Appendix B |
（7）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存款保险定价模型研究 |
| 1.3.2 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研究 |
| 1.3.3 存款保险制度运行的有效性效果研究 |
| 1.3.4 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写作思路 |
| 1.5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一般分析 |
| 2.1 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2.1.1 政策性 |
| 2.1.2 公益性 |
| 2.1.3 可退出性 |
| 2.2 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
| 2.2.1 维护储户存款安全 |
| 2.2.2 有利于商业银行发展 |
| 2.2.3 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 |
| 2.3 存款保险制度划分标准和类型 |
| 2.3.1 按存款保险制度职权划分 |
| 2.3.2 按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划分 |
| 2.3.3 按是否出台相关法律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存款保险制度的相关理论 |
| 3.1 外部性理论 |
| 3.1.1 外部性的内涵 |
| 3.1.2 外部性理论的产生 |
| 3.1.3 外部性理论的发展 |
| 3.1.4 外部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1.5 外部性的内在化 |
| 3.2 道德风险理论 |
| 3.2.1 道德风险的内涵 |
| 3.2.2 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
| 3.2.3 克服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办法 |
| 3.3 银行挤兑理论 |
| 3.3.1 银行挤兑的内涵 |
| 3.3.2 银行挤兑产生的原因 |
| 3.3.3 银行挤兑理论的分类 |
| 3.3.4 解决银行挤兑的办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 |
| 4.1 隐性存款保护阶段(20世纪60年代—1987年) |
| 4.1.1 出台金融发展的相关法律 |
| 4.1.2 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 |
| 4.2 隐性存款保护向显性存款保护过渡阶段(1988—1995年) |
| 4.2.1 利率市场化加剧银行竞争 |
| 4.2.2 政府的隐性担保存在弊端 |
| 4.2.3 加入OECD及金融市场的开放 |
| 4.3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综合存款保险体系建立阶段(1996—2000年) |
| 4.3.1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
| 4.3.2 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存款保险制度的调整 |
| 4.3.3 综合存款保险体系的建成 |
| 4.3.4 实施即时矫正行动 |
| 4.4 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阶段(2001—2008 年) |
| 4.4.1 恢复部分存款保险制度 |
| 4.4.2 存款保险基金的二元化 |
| 4.5 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 |
| 4.5.1 引入目标基金制度 |
| 4.5.2 实施差别费率制度 |
| 4.5.3 存款保险标识、说明和确认制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
| 5.1 强制保险、保险范围和最高偿付限额 |
| 5.1.1 投保的强制性 |
| 5.1.2 存款保障范围 |
| 5.1.3 最高偿付限额 |
| 5.2 存款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 |
| 5.2.1 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筹措 |
| 5.2.2 存款保险基金债券偿还基金管理 |
| 5.2.3 相互储蓄银行结构调整特别账户管理 |
| 5.3 管控参保金融机构的风险 |
| 5.3.1 事先预防风险1:调查及共同检查 |
| 5.3.2 事先预防风险2:差别费率及道德风险的防止 |
| 5.3.3 事后处理:公共资金的投入及其管理 |
| 5.4 破产处置及破产财团管理 |
| 5.4.1 破产处置 |
| 5.4.2 破产财团管理 |
| 5.4.3 特别资产管理和相关资产接管 |
| 5.5 追究参保金融机构亏损责任 |
| 5.5.1 对破产金融机构调查和追责 |
| 5.5.2 对亏损金融机关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追责 |
| 5.5.3 破产相关人员资产追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 |
| 6.1 存款保险筹资机制 |
| 6.1.1 事先筹资机制 |
| 6.1.2 存款保险基金的积累机制 |
| 6.1.3 保费评估与收取机制 |
| 6.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常态化监管、评估和早期纠正机制 |
| 6.2.1 存款保险常态化监管机制 |
| 6.2.2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早期发现和评估机制 |
| 6.2.3 参保金融机构风险的及时矫正机制 |
| 6.3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机制 |
| 6.3.1 存款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制 |
| 6.3.2 存款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延伸机制 |
| 6.3.3 存款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开机制 |
| 6.3.4 存款保险公司中长期发展机制 |
| 6.4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的合作机制 |
| 6.4.1 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协调机制 |
| 6.4.2 信息收集及共享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运行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7.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 |
| 7.1.1 存款保险制度接近“核心原则与评价标准” |
| 7.1.2 存款保险覆盖范围宽泛 |
| 7.1.3 综合保护方案及存款保险公司的独立性 |
| 7.1.4 风险最小型存款保险制度职能 |
| 7.1.5 存款保险采取属地方式 |
| 7.2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成效 |
| 7.2.1 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 |
| 7.2.2 保障问题银行的平稳退出和金融结构调整 |
| 7.2.3 增强参保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定性 |
| 7.2.4 间接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
| 7.2.5 提升国民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度 |
| 7.2.6 扩大国际存款保险合作领域 |
| 7.3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存在的问题 |
| 7.3.1 存款保护水平有待提高 |
| 7.3.2 多个存款保险机构并存需要协调 |
| 7.3.3 保险公司会计标准的变更及风险 |
| 7.3.4 储蓄银行对存款保险带来的潜在风险仍很大 |
| 7.3.5 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对存款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的经验与对我国的启示 |
| 8.1 韩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经验 |
| 8.1.1 不断完善制度基础 |
| 8.1.2 持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化 |
| 8.1.3 存款保险机构拥有较高权限 |
| 8.1.4 加强存款保险公司与金融安全网成员的合作 |
| 8.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1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然性 |
| 8.2.2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现状 |
| 8.2.3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及运行存在问题 |
| 8.3 对我国的启示 |
| 8.3.1 提升法律效力及完善法律体系 |
| 8.3.2 动态调整存款保险制度具体内容 |
| 8.3.3 强化存款保险运行机制 |
| 8.3.4 应对互联网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8）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价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理论 |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 二、内部化理论 |
| 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三、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第一节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
| 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
|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 |
| 三、投资政策发展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
| 二、投资流量的宏观概述 |
| 三、荷兰的就业情况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特征 |
| 一、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 |
| 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 第四章 特殊金融机构 |
| 第一节 特殊金融机构的作用 |
| 一、特殊金融机构的定义 |
| 二、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 |
| 三、荷兰常规公司和特殊金融机构投资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双边条约的重要性 |
| 一、荷兰是国际条约体系的核心 |
| 二、不同类型双边条约的吸引力 |
| 三、特殊金融机构对荷兰经济重要性有限 |
| 第五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一、独立的中小企业主要进行小规模投资 |
| 二、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荷兰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 |
| 一、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二、金融业跨国公司 |
| 三、非金融服务业跨国公司 |
| 第六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出口和投资的介绍 |
| 二、出口和投资齐头并进 |
| 三、出口和投资的方式 |
| 第二节 条约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一、条约和非关税措施与投资和出口的关系 |
| 二、贸易协议的深度 |
| 第三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选择因素 |
| 第七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德国 |
| 一、德国的经济概况 |
| 二、荷兰对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
| 第八章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和挑战 |
| 第一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 |
| 一、85年的货物贸易和投资趋势 |
| 二、金融危机 |
| 三、新冠病毒危机 |
| 第二节 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
| 一、优势(Strength) |
| 二、劣势(Weakness) |
| 三、威胁(Threat) |
| 四、机会(Opportunity) |
| 第九章 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结论 |
| 第二节 本文的建议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中越国家关系框架下的在华印支难民研究 |
| 二、在华印支难民问题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概念定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概念定义 |
| 三、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印支难民潮 |
| 第一节 越南输送难民 |
| 一、越南与印支联邦 |
| 二、迫害、驱赶印支华侨 |
| 第二节 印支难民接待与安置 |
| 一、各级安置难民机构的设立 |
| 二、华侨农场与难民安置 |
| 第三节 在华印支难民生活状况 |
| 一、安置初期生活状况 |
| 二、侨房改造 |
| 三、难民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
| 第三章 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 |
| 第一节 联合国难民署 |
| 一、联合国难民署的建立与发展 |
| 二、联合国难民署的作用与问题 |
| 三、联合国难民署与中国 |
| 第二节 联合国难民署援助项目及实施 |
| 第四章 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评估 |
| 第一节 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的作用 |
| 一、为我国与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 二、促进我国难民问题处理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的社会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城市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雅加达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二节 马尼拉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体治理:城市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城市 |
| 第二节 雅加达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马尼拉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授权治理: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与城市 |
|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菲律宾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治理: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城市环境治理的东盟机制 |
| 第二节 东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协调治理:跨国城市网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中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困境及解决之道 |
| 第一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 |
| 第二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
| 小结 |
| 结束语:未竟的治理进程 |
| 一、初步的结论 |
| 二、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四、瑞士有关机构为越南小型砖瓦企业提供援助（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研究[D]. 孙艳晓.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4]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 刘笑晨.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5]日本海外资源开发战略的推进措施研究[D]. 李燕玉. 吉林大学, 2020(01)
- [6]隐性逻辑关系与经济类文本的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报告[D]. 刘美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7]韩国存款保险制度研究[D]. 张帆. 吉林大学, 2020(08)
- [8]荷兰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陈彦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联合国难民署援华印支难民项目研究[D]. 王效玉. 华侨大学, 2019(01)
- [10]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D]. 汪炜. 暨南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