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征服与精神救赎——匡燮《记忆蛛网》序

一、审美征服与精神拯救──匡燮《记忆蛛网》序（论文文献综述）

姜文莉^[1]（2021）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一直以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先锋派作家”的姿态存在于日本文学界。他扎根于东亚版图边缘的家乡,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异质文化,逐渐形成了表现人类普遍性主题的独特文体。曾翻译包括大江获诺奖的《个人的体验》等多部作品的美国译者约翰·纳森（John Nathan）称其为“日本最后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作品在创作主题和叙事技巧方面等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福克纳、叶芝、R.S.托马斯、艾略特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作品也反映出现代人的孤独、异化、彷徨与痛苦,关注现代人尤其是日本战后青年一代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有现代意识。而美国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福克纳一直是包括大江健三郎、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等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大江健三郎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而且他走向创作高峰的契机之一正是从1966年春开始为创作长篇小说而系统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本论文为大江文学研究提供了以福克纳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参照系。以文本细读、平行研究为主的方法,以跨文化的视角,对这两位既不同时代,也不同地域,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诺奖作家的作品群进行全景式的比较研究,探究他们在创作思想渊源与历程、创作主题、叙事技巧与文体特征等方面的契合与差异,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和分辨大江文学创作中所包含的西方文学元素,进一步解析大江创作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以期在动态视野之中考察其文学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较为详实的梳理,特别加强了对日本的大江研究、美国的大江研究、中国的大江研究现状的综述,分析并探寻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与本选题相关的尚待开拓的研究空间。论文正文由四章组成,分别从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创作主题、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互文性文体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一章以传记研究的方式梳理和比较了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思想渊源与创作历程。阅读两位作家的传记与作品群不难发现,他们创作的思想渊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怀乡情节浓重的乡土作家。福克纳基于家乡密西西比北部地区的风土人情与地理环境,构筑了其15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美国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和它的县城杰弗森镇。而大江健三郎则在作品中回归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将故乡作为灵魂的救赎、回归与再生之所。在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源自怀乡想象的文学创作中,除了汲取地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中透射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表达了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对异域的感受和跨文化体验,体现出两位诺奖作家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恢弘视野。两位作家都将个人的地域性、历史性的独特创作资源与异域的个人生命体验及对国家乃至人类的时代困境的体察相融合,创作出洞察人性、救赎人类心灵的经典作品。第二章通过比较这两位作家创作中所共通的的三个现代性主题——身份主题、女性创伤主题与反战主题,探寻他们各自作品中揭示人性的善恶本质与自我灵魂救赎的途径。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救赎思想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福克纳文学的影响,这成为二者可比性的基石。而福克纳和大江健三郎都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作家,在他们殊途同归的主题书写中,无不透射出人类所共有的矛盾、痛苦、焦虑与挣扎等复杂情感倾向,构建出心灵异化的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图景。第三章探讨大江健三郎的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源泉,以及与他所喜爱并系统阅读过的福克纳作品中所共有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叙事时间的多样化运用。福克纳和大江既是各自民族地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主义创作技法的实验家,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独特文体,以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想象力,为读者呈现出战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图景,并且从中折射出人类共通的情感倾向与心理特征,体现出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本论文通过比较他们所采用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叙事手法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出其中的道德伦理意义。随着两位作家对作品中主人公意识与心理描摹的多样化与不断深入,他们对叙事时间的运用也体现出了非凡的现代主义想象力。通过“闪回”来追述挥之不去的家族与历史记忆,并凸显出时代特征;通过“时光交错”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作品产生“时空变异”,并成为关于“记忆”和“启示”的经典之作。第四章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互文性创作的契合与差异。他们的互文性创作既有对自我作品的指涉,也有对他者文学经典的记忆。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在自我指涉的互文性创作中,都通过家宅空间意象的构建、蛛网式作品群内人物的穿梭与再现,以及对前文本的利用与改写,使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文学传统得以传承。另一方面,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都在与他者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中获得灵感,创作出力图救赎人类灵魂的作品:在与宗教文学经典《圣经》的互文中,折射出他们对人类的拯救意识;在与詹姆斯·弗雷泽《金枝》的互文中,凸显出他们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社会与政治意蕴;在与西方现代诗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透射他们各自的文学记忆与时代精神。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宣扬人性中正直与善良的本质,关注人内心的冲突,呼吁全人类的爱与良知,倡导人类拥有同情、牺牲与忍耐的灵魂,承担起道义和责任,寻找人类美好而安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共通的、最为突出的精神财富。

付玉琪^[2]（2021）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着人们的生存焦虑,各种现代科学的治理方案却未能立竿见影。因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在精神领域探索疗救的重要路径。生态批评超越了国家、地区、种族的界限,在当今全球化态势愈加明确的时代背景下,生态批评的东西方对话趋势逐渐突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寻求跨文化的生态文明事业的共赢。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关注儿童生存的具体文化语境,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童年生态问题的救治。尽管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但是运用生态批评方法论对整个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系统化梳理和研究的着作尚未出现。因而本论文将社会性的生态问题与个体精神疗救相结合,探寻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审美意识的嬗变规律,概览生态童年的特征,进而试图建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生态整体主义赋予了“自然”与“人”同等的独立审美地位,它不再是抒情工具与征服对象,能够以其自身特有的美质吸引读者,并塑造他们独特的童年经历与生命体认。受到社会文化与儿童“野性”思维的双重规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童年建构由“非自觉”走向“自觉”的过程中,童年精神也经历了由“家园意识”、“荒野意识”到“星球意识”的发展,并且逐渐带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以及“生命写作”的文学内涵。!生态童年建构始终贴近童年生活现实,同时勾连起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人类历史与宇宙历史,从而将儿童生命的自我实现置于更加广阔的“自然”空间。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国式童年精神生态的诗学,或将能够积极推动中国童年研究、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更新,以及社会生态文明事业。

谢静^[3]（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系统解读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将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理论特色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以政治美学为核心线索将其一生的致思理路与政治运动实践贯穿起来,开显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的革命潜能和政治批判功能。选定此主题的原因在于感性、理性、美与政治作为关键范畴充斥于马尔库塞着作文本之中,本文致力于将这些看似孤立且矛盾的范畴放置于马尔库塞的学术经历中加以联系,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演变。马尔库塞回到“美”与“知觉”同源的古希腊哲学中,探索美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在“美”的原初语境中,它指的是柏拉图所认定的那种低级的、发源于肉体的感性欲望。而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美不只代表着少年的肉体之美,更意味着超越一切形体之美的美的原则,而美的原则是爱欲之神的化身,是生命的源泉。马尔库塞在此意义上,发现了感性欲望与爱欲的关系,重新挖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与肉体欲望的关系,使爱欲超越性欲成为一种更大的生物本能,将体验快感的感官范围从生殖器官扩张到人的整个身体,实现身体的爱欲化。马尔库塞认为积淀在个体血肉之躯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爱欲的存在场域,爱欲是情欲的人化,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情欲的理性塑造与陶冶过程,它以生物根源为基础,但其中具有理性的渗透,从而超越了动物的性质。他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的心理分析,挖掘审美中情欲因素与复杂性,在对“艺术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的理解中,确定了美感是爱欲这个人性总体结构中的心理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新感性这个情感心理本体。马尔库塞从精神分析中关于性本能（力比多）与自我、生欲与死欲的对抗中发现了爱欲作为人类集体的生命本能所蕴含的强大政治效力。因原本自由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过程在权威国家的公共生存中被同化了,个人精神的失调、爱欲的压抑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总体的失调,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学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体现了反抗现实原则的快乐原则,是人类爱欲本能的最高精神产物,美学与艺术是审美形式的外化结果,是爱欲、快乐本能解放动力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反叛统治秩序的革命潜能。可见,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改变了传统意义上非功利的美学,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人的审美本质基础上将人类爱欲的解放界定为广义的政治学。他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有明确的批判指向——理性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技术理性。受理性主义文化的影响,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科技体系合谋将人性之中的感性丰富性从生存理性中排挤出去,人类以技术理性取代包含感性之维的生存理性,使理性中的自由、否定之义消失,导致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极权统治将历时的感性生命本身整合进压抑性的文明进程与消费性的社会生产领域。这种感性生存境况造成了爱欲与新感性作为情感本体的审美之维的缺失,是人类单向度的精神危机的根源。马尔库塞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审美人性的复归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与理论旨归,融合多种对抗技术理性与理性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了以爱欲满足为中心的新感性政治革命路线。以人的自然生物本能为物质基础,将深藏于“类本质”之中导源于快乐原则的反叛激情挖掘出来,在理性的否定性推动力下,使人的整个身体重新回归到代表游戏与闲暇的审美冲动中去。发挥想象力对感性与理性的沟通作用与为感性秩序立法的革命潜能,重建象征着完整人性的新感性。在不满于固定规训的审美形式的更迭性运动中寻求重建通往幸福与自由的新秩序的可能。这也是马尔库塞整个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不能否认马尔库塞以艺术与美学为解放之途的批判方式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缺少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批判,这使他的政治美学批判最多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水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所扭结而成的社会结构领域,削弱了其理论的现实性,造成了其理论中历史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承认与积极利用审美感性的多样性、偶然性、多变性,以此拯救感性力量的否定性和批判功能,这种对本真生命的尊重态度,是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借鉴的。因此,对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情势变更的理论选择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满足物质匮乏的经济革命不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的主旋律,更令人关注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人生而为人所一直追求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研究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能够让我们在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今天,去冷静地分析资本的逻辑与审美的价值之间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不迷失自我和初心,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个体自身的身心协调发展,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花林^[4]（2020）在《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研究 ——以70、90、10年代生中国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童年是每个人心中永恒的回忆,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西方童年社会学家把童年当成和阶层、性别等一样的要素,视童年是一种既持续变化又永恒存在的结构形式。近年来教育学界更是掀起了研究童年的热潮,在笔者看来,童年的玩具不仅仅是儿童游戏的物质材料,还有着更加丰富的符号意义,承载着更多的文化。本文主要研究三代人的童年玩具文化以及玩具文化的变迁,选取70、90、10年代出生的三代中国人作为访谈对象进行开放式的深度访谈,并通过扎根理论的工作方法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通过逐级编码总结出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的实质性理论,阐释不同年代童年玩具文化的要素及特征。其次,通过比较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的变迁,发现玩具文化变迁主要表现在:玩具符号价值、玩具文化的时空条件以及儿童玩具文化建构的张力上,接着应用新童年社会学的阐释性再构理论模型:圆蛛网模型进行原因分析。再次,在结论中分析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的特点,提出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的共同特质是:儿童主体的文化、重视过程和体验的文化、有创造性的诗性文化、原初的复演性文化,以及童年玩具文化的功能属性对儿童来说是适应儿童的存在方式并形成社会的自我,对成人来说是童年文化的反哺。并分别在事实和价值的层面上论述儿童玩具的本质,提出在应然层面:儿童玩具的本体性功能是实现游戏的本质精神、儿童玩具是能引起美感的、儿童玩具是儿童的。最后,从应然层面上为当今儿童玩具的实践提出有关建议,并展望在之后的学术工作中利用田野调查等方法收集更多的一手资料,检验并丰富童年玩具文化的研究。

宁乐^[5]（2019）在《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当代作家斯蒂芬·金以数目众多的作品闻名于世,在世界文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金是通俗小说家,国外学术界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曾有过多年的争议,但目前普遍持认可的态度。现阶段,国内外对于金的作品的研究多倾向于做内部研究,即从人物形象、故事主题、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探讨。鉴于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性,对金的作品进行外部研究也十分必要。如以身体叙事为载体,将内、外部研究相融合,从文本结构与叙述机制同故事主旨与故事内涵之间的有机联系层面对金的小说创作进行探讨,从而发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则有助于提供一种审视金的创作之美学价值的全新途径。身体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身体叙事学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依托身体叙事理论对金的作品进行再思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身体在金的小说中扮演了诸多角色。在结构上,身体是故事的基本矛盾,也是金的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内容上,身体有着隐喻性质,可以起到构建故事主题和深化故事现实意义的作用。从身体学出发去考察金的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另一条有效途径。在金的作品中,有关身体的象征和隐喻、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对人性的挖掘、对人与社会间关系的刻画都具备着文学的教诲作用。从审美角度看,金的作品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上的完美结合是其文学价值所在。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当代家庭的关注上。在《凯丽》中,凯丽的“身体问题”是贯穿故事的主要矛盾,凯丽的悲剧是她身体的内部力量与单亲家庭、校园暴力、宗教信仰危机等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凯丽》的教诲作用则在于用凯丽的“身体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在教育、宗教和家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惊鸟》中的女性身体是故事的核心叙事要素,引领着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多萝丝与维拉的“身体遭遇”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学书写,她们在身心上承受的伤痛也代表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下的不幸婚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惊鸟》的政治美学价值则在于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上的戕害;《一号书迷》以身体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安妮“女魔鬼”的形象,安妮和保罗对“身体控制权”的矛盾也是不断推进叙事的动力。金通过保罗和安妮你死我活的斗争表达了对当代西方社会男女性别气质失衡后果的思考;《噩兆》中家庭成员的“欲望身体”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情感、婚姻和财务上出现的种种危机均来自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噩兆》的文艺美学价值与政治美学价值统一于由身体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之中;《宠物公墓》中美国中产家庭成员的“身体危机”是故事的核心矛盾,金通过普通人的离奇遭遇透视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在于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众心理状态。《神秘火焰》中的身体叙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体现在金揭露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极端身体政治策略,批判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死亡区域》中约翰尼的身体与自我身份之间从妥协到抗争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叙事线索,约翰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过程中的遭遇也反映了冷战后期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质疑、对冷战、越战、水门事件构成的政治环境所持的悲观情绪;《迷雾》中的身体叙事具有烘托主题的作用,其故事的政治美学价值在于反映冷战时期由军事试验和环境污染给美国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金的小说的文学价值也体现在对未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担忧上。《漫漫长路》中的身体元素在建构人物和推进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事的内涵在于借助人性弱点探索人的异化问题,同时抨击了“美国梦”的虚伪性;《奔跑的人》中以理查为首的民众抵抗自己身体被“物化”的过程是故事的主线,金借反乌托邦社会中身体成为“消费品”的事实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揭示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手机》中被手机控制的人类身体是对现代人被科技异化的隐喻,其中人类对工业空间的反抗则象征着现代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生存困境。金的小说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得以广泛传播有着多种因素。金不仅继承了哥特式小说与惊悚小说使用恐怖、悬疑、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的创作形式,而且秉承了后现代思潮下的文学创作理念,其作品以身体叙事等后现代的叙事策略突破了传统的哥特小说和惊悚小说的藩篱,产生了后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美学价值;金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隐喻、对两性平等的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足以支撑起作为“严肃文学”的内涵;金的作品由教诲功能体现出的伦理价值也对人类思考如何应对自身的未来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金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极高的政治美学价值。总体上,金的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拥有很高的文艺美学价值,在故事内涵和教诲作用上也存在很高的政治美学价值,二者统一于以身体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后现代书写之中,形成了文学的文艺美学价值对其政治美学价值的“增值”,因而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能够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青睐。

于健^[6]（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荀羽琨^[7]（2019）在《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丝绸之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为从古到今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诞生于现代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丝路文学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强烈的时代意识,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丝路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变迁和精神嬗变。本文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多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入手,系统的梳理了现代以来这一地理文化空间中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使这一文学形态独特的文化蕴涵和美学精神得以准确而全面的呈现。第一章,回顾古代丝绸之路和丝路文学的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来自于军事外交和商业力量的推动,它不仅是中西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路文化随着民族迁徙、文化使者、宗教求法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在丝绸之路上诞生的神话、诗歌、游记等作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第二章,梳理了现当代丝路本土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丝路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赋予了丝路文学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品质。共和国时期的丝路文学和新中国的创业实践同声共振,丝绸之路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文化成为表征革命精神的一个巨大的构型空间。新时期的丝路文学则经历了从地方意识到丝路文化的自觉,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源泉。第三章,梳理西行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轨迹。民族国家危机语境中,外国探险家、文人学者、中外记者共同创造了丝路游记的繁荣。建国后西进热潮中的出现的“牧歌”与“战歌”,把异域文化元素整合到歌颂新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新时期丝路上的流寓作家则通过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表达了他们的在地经验,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温度的人文丝路形象。第四章,分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丝路文学的文化主题。乡土守成构成了丝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价值立场,推动作家穿透乡土生活和民俗风情的表层书写,不断抵进文化心理的深度呈现。丝绸之路上丰富的宗教元素为张承志、石舒清、雪漠这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作家提供了理解文学和生命的价值根基。红柯的小说则试图把游牧文化的刚健之气灌注到关中文化之中,实现儒家文化的更新和重建。第五章,概括了丝路文学的美学精神。创造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基石,作家满怀激情的歌颂了丝路民众在建设新国家和新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量。丝路文学中所体现的苦质精神是丝路文学的审美内质,苦行僧式的写作观念和对苦难的超越成就了丝路文学崇高的精神追求。中国现代西北丝路文学携带着丝路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文化重建的时代命题之中,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丝路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一种更新,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张宪军^[8]（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王丹丹^[9]（2018）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三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陆欣^[10]（2018）在《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后半期在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思潮背景下,文学叙事空间的硏究越来越备受重视。面对纷繁复杂的空间话语和研究角度,笔者结合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特征与载体新变,从空间存在的基本意义,即小说叙事的物理空间与虚构空间两个认知层面进行阐释。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媒介空间。文学叙事依靠语言来进行,必然会受到语言本身物理媒介的影响,所以应注重小说语言物理媒介空间（口语-印刷-屏幕）的研究;二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隐喻性空间。隐喻性空间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提出,针对读者阅读接受的一种心里感知,小说叙事情节结构中的一种“结构隐喻”;三是小说叙事文本中所呈现的虚拟非现实存在但又与叙事主体密切相关的虚幻空间;四是小说叙事文本中呈现的现实可感知的实体空间。学界对叙事空间问题的关注源于1945年美国学者弗兰克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概念,20世纪末“空间形式”理论由学者秦林芳介绍到中国,此后在更新不断的理论热潮中一直持续发展。但是在文学批评中“空间形式”、“叙事空间”以及“空间叙事”等概念一直含糊不清,笔者在对概念进行区分的同时也对其在新世纪小说研究中的得失进行阐释。首先,笔者以文学叙事研究中媒介意识的觉醒为切入点,探讨在叙事中媒介空间变革带来的小说叙事的变革。新世纪网络的普及,屏幕空间与超文本小说—无论是网络纯文本型超文本小说还是多媒体超文本小说都为文学叙事开辟了另类途径;其次,分析新世纪小说叙事“隐喻性空间”呈现的方式。新世纪小说通过并置、碎片化、蒙太奇和多重情节取消和掩盖时间性或者简单地省略时间指示。“隐喻性空间”有两个突出特征,即时间空间化与并置结构。以“辞典体”小说为例,新世纪“辞典体”小说与实用文体互文,消解文本虚构,“零距离”叙事,突破线性时间叙事的常规,呈现叙事空间;再次,探讨虚拟空间与“乌托邦”叙事。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乌托邦空间理想的实践与乡土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叙事;最后,实体空间与“异托邦”叙事。新世纪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主要表现在底层叙事中,城市“异托邦”主要指城市底层的生存空间,比如矿区、建筑工地、垃圾堆等。

二、审美征服与精神拯救──匡燮《记忆蛛网》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审美征服与精神拯救──匡燮《记忆蛛网》序（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研究 ——以70、90、10年代生中国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审美征服与精神拯救──匡燮《记忆蛛网》序（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碰撞 ——威廉·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创作的比较研究[D]. 姜文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2]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D]. 付玉琪. 兰州大学, 2021(09)
• [3]马尔库塞的政治美学批判理论研究[D]. 谢静.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三代人童年玩具文化研究 ——以70、90、10年代生中国人为例[D]. 花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斯蒂芬·金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D]. 宁乐.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研究[D]. 荀羽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9]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10]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D]. 陆欣. 兰州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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