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

一、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安娜（Tarasenko Anna）^[1]（2021）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外销画这一独特的艺术现象,从清代外销画的出现的背景、中国南方口岸外销画的艺术特征、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出现的历史脉络、俄罗斯收藏的北京外销画的艺术特征、外销画在俄中艺术交流中的特别贡献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外销画作品首次在广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十九世纪外销画也在北京出现了。外销画包括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玻璃画等等。这些美术作品结合了欧洲和中国绘画的技法。其内容讲述中国风景与风情,以及中国异地的动植物。外销画的诞生不仅归功于中西贸易的迅速发展,这种艺术作品还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耶稣会代表是最初到达中国的。十八世纪,俄罗斯在北京也成立了东正教使团。传教士把欧洲书籍和各种西方艺术作品带到中国,其中包括绘画和铜版画。在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中出现了艺术家,其中有格拉蒂尼,郎世宁,马国贤,等。至于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活动,除了在中国传教之外,他们的任务还包括中国的全面研究。在本研究中,使团最重要的代表是N.Ya.比丘林和Z.F.列昂季耶夫斯基。除了写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面作品,他们把大量图片的资料带到俄罗斯,主要是由中国的画家们制造的。这些图纸不仅作为书面研究的补充,但同时也成为了关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重要信息来源。过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定期的贸易增加了俄罗斯贵族对东部邻国的兴趣。这些接触不能不给俄罗斯艺术留下明确的印记,因此中国的主题逐渐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艺术品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使团的代表从北京带来的画品包括中国风景,其人民和他们习俗的图像。这些收藏品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知识。这些幅画出现在俄罗斯的收藏中对随后的改变是一种巨大的冲动。此后不久,由俄罗斯皇帝的法令决定在东正教使团的成员中应该有一位专业艺术家。于是,从第十一届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中有专业画家:A.M.列加舍夫、K.I.科尔萨林、I.I.奇穆托夫、L.S.伊戈列夫。他们的职责包括绘制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画品。这项任务要求是最准确中国形象的传送。多亏了东正教使团的艺术家的作品,近世有机会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了解那个时期的在中国生活。在世纪之交,外销画中呈现的中国生活的现实形象间接影响了在俄罗斯新艺术派和先锋派中的新潮流的形成。N.S.冈察洛娃、I.I.马什科夫和其他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艺术表现。此时,从中国风的异国情调和外销画的民族志性的展示过渡到艺术形象的象征深度,通过民间艺术的简化形式来传达。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艺术家们感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艺术在艺术、文化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深度互动。本探讨突出两点认识:一是通过史料文献挖掘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二是注重俄中通过外销画实现的艺术交流路径与形成的影响力。这样的两点,共同着力于中外艺术比较研究,即比较外销画的传播与影响,从而揭示中俄艺术交流史的脉络演变。

李艳营^[2]（2020）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规则是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有着不同的治理规则,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理规则目的都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满足人民利益需求,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农村社区治理规则也在不断发展变迁。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进行研究利于我们在动态中把握治理规则变迁的规律特征,完善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甚至预测治理规则变迁方向,实现农村社区更有效治理。农村社区有效治理需要什么样的治理规则,是我们探索的主要问题。从治理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治理规则不仅包含治理规则本身的内容,还包含治理规则由谁制定即治理规则制定主体,甚至是治理规则所要发挥的功能。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分别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21世纪以来为节点,对农村社区治理规则的类型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主体变迁及其特征、治理规则的功能变迁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治理规则不断从“单一的国家法”向“多样化治理规则”过渡;从“国家制定为主”向“多元主体共同制定”变迁;从强化“基层政权稳定”向强化“合作共治”方向发展。并提炼出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是一种合作型制度变迁模式,变迁的动因主要包括国家阶段性治理目标、农村社会环境变化、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治理规则变迁的特征,即从国家制定到多元主体协商制定、从国家建构到国家建构与乡村内部创制相结合、从对人的束缚到对人解放;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机理,即弹性与张力中的规则供需动态平衡。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整体分析,发现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的内在本质是农村社区居民自由发展的解放亦或束缚。而实现新时代农村社区有效治理,其治理规则要满足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新要求,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结合、国家正式法与民间法相融合、法治基础上治理规则的多样化、灵活性。其实每个历史阶段的农村社区都有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没有一成不变的最优治理规则,因为治理规则总是在不断发展变迁、优胜劣汰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规则越来越能保障人的自由、满足人的需要,越来越接近善治目标的实现。

王增元^[3]（2020）在《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研究 ——以《太行山上》等三部电影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是一个不断丰富更新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具有一条承前启后又有所不同的发展脉络,实质是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政治多极化背景下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本文以电影《太行山上》《金陵十三钗》《举起手来》等为例,通过对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类型和典型人物等的综合分析,对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和艺术美学总结。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文献分析法、典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目的是总结与探寻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的类型和典型,让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实现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抗战终极人文关怀,并通过论文正文五章内容分别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现实依据和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并且说明研究现状、目标、方法与创新,以及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研究文献综述和论文框架及研究主要内容等。第二章概述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起源和发展,呈现21世纪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第三章对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中塑造的的正面人物类型、反面人物类型和小人物类型进行归纳总结。第四章对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中刻画的典型人物进行重点分析。第五章是对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研究进行的几点思考。

魏琪^[4]（2020）在《21世纪初后发国家政体变革比较 ——基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文中指出政体即政治体制,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它有多种类型,国家政体的选择既受国内条件的制约,也受国外因素的影响。本文专注于影响21世纪初期后发国家政体变革外部因素的研究,不仅因为现有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而且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探究,诸如,21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政体变革是否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受到了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是否与那些国家政体变革的方向直接相关?基于此,本文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比较政治相结合,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将21世纪初期后发国家政体变革的实践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影响21世纪以来后发国家政体变革的外部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要有地缘政治因素、与加入欧盟和北约需求相关的外部因素以及来自国外援助主体施压的因素,据此可将近20年后发国家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发生的政体变革归纳为三大类: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政体变革;入盟需求+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政体变革;国外援助主体压力下的国家政体变革。乌克兰、土耳其、尼泊尔分别是上述三种政体变革的典型。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政体变革的模型,内在逻辑是,以地缘政治为主的外部因素与派别斗争激烈的国内政治交织作用于一国的政体变革;入盟需求+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政体变革的模型,内在逻辑是,派别斗争这一国内政治因素,与地缘政治以及加入欧盟或北约的需求这两大外部因素,共同促使一国政体变革的发生;而国外援助因素影响国家政体变革的模型,内在逻辑是,国内民主倒退、爆发政治危机这两大国内政治因素,与来自国外援助主体施加的压力这一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最终导致一国的政体变革。对三种模型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政体变革的目标、变革的动力,还是大国的作用、国内政治力量的意愿方面,三种模型都具有相似性,其原因与后发国家的政治制度大多不成熟,政治派别斗争频繁,且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等国内政治共性,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客观环境有关;而三种模型在后发国家对外部因素的需求、政体变革方向、外部影响因素的类型、国内政治因素方面存在差异性,这是由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现代化进程与民主化进程所处阶段的不同所造成的。基于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第一,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是后发国家政体变革的决定因素;第二,外部因素对后发国家政体变革起不可或缺的驱动作用;第三,外部因素与后发国家政体变革的方向存在相关性;第四,后发国家的政体变革并非是达致国内政治稳定的不二途径。

鞠斐^[5]（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陈日红^[6]（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提出“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李国敏^[7]（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稂建中^[8]（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刘嘉圣^[9]（2019）在《我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研究：1978年至2008年》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世代的大学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把握不同世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世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轨迹及规律,而且对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引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从1978年至2008年,即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轨迹,笔者将改革开放30年不同世代的大学生群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以及21世纪初大学生,其中本文研究的21世纪初大学生主要指的是2000年至2008年步入大学的青年群体。笔者受到吴鲁平等学者对于价值观界定的启发,抓取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不同世代大学生在在学习就业、交友婚恋、消费休闲等价值取向以及引发他们对于价值观讨论的焦点事件,得出改革开放30年不同世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通过收集回忆文章、历史资料等,总结、提炼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主义、由集体主义向个体意识转型。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21世纪初大学生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上展现出团结奉献的形象,呈现出富有家国情怀与勇于担当责任的价值观,打消了人们对于这代大学生是“垮掉的一代”的质疑。通过比较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抽象概括出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大学生价值观总体上经历了从一元主导经分化到多元,从精神高蹈经物质落地到功利主义,从自由意识的觉醒到个人意识的强烈表达。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本文在小结部分尝试借助现代性理论分析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原因,进行反思。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指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改革开放30年我国不同世代大学生分别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转向消费社会的阶段,不同的经济阶段影响着不同世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所以得出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30年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原因。根据韦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他认为现代性是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过程会出现工具理性的上升以及价值理性的衰落,工具理性的膨胀最终会导致大学生出现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呈现出张凤阳在《现代性谱系》中指出现代性体现出三个发展趋势,即“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1）体现为他们由追求精神高蹈到物质落地,并且展现出对于世俗与趣味的追求,他们也表现出工具理性,出现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等新现象。针对这些新现象,有必要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引导,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价值观的重要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要以中国梦激扬青春梦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其次要形成新时代奋斗观,最后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杨松^[10]（2019）在《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起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运动,在漫长而又复杂的19世纪,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散播到整个帝国范围内,是英帝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本文旨在考察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它在帝国传播的历史。笔者立足于历史学和体育学等学科视角,在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勾勒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并对其阶段特征与传播动力给予分析,梳理体育运动传播的具体路径,着重探讨体育运动的传播对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最后,从国际史角度审视帝国殖民地与欧美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在传播过程中的抵抗与博弈。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工业革命以前,体育运动已广泛分布于英国,不仅植根于封建王室,而且依附于宗教庆典,弥漫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英国体育运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血腥残忍、野蛮无序、赌博性强且在整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和等级性的特点。伴随着英国工业经济的扩张与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促进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体育运动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始向规范化、秩序化和文明化转型。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交通变革、工人休闲时间的增多与实际工资的提高以及商业化等广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使体育运动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为它在英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从整体上考察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历史。从英国体育横向与纵向发展阶段看,传统体育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几乎同步向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体育运动伴随着英国的文化扩张与殖民统治扩散至帝国各个殖民地。从时间上看,在19世纪以前,体育运动的扩散属于不自觉的传播阶段,主要以迁移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为主,保持的“英格兰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体育运动的传播则日益发展为帝国统治者的行为,传播力度大、范围辽阔、目的性强,英国诸多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运动项目。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具有多方面动力因素,既包含现代体育自身的内源性动力,又受到英帝国对外扩张的驱动,以及基于“白人优势理论”所阐发的帝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第三章阐述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具体路径。首先是发端于英国公学的体育运动,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仿照公学模式建立的学校同样以体育为课程内容,促进了体育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其次,以“强健派基督徒”为主的英国宗教,他们在向殖民者传播福音与帝国意识形态过程中,借助体育运动进行布道,逐渐形成四种传播模式,推进了英国体育运动的扩散。最后,是英国军队对体育运动的传播。19世纪中后期,军事体育的发展使帝国守卫者可以将体育带到帝国各个殖民地,不仅作为娱乐休闲,而且作为军事训练体系普遍存在,在一些战略要地和港口城市,英国军队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它们是英国人在殖民地建立文化霸权,控制并稳定帝国秩序的主要工具,对于维持英帝国影响力至关重要。第四章着重探讨现代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中的影响。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之一,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扩散在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一种道德隐喻、政治象征和文化纽带,是英帝国主要的精神输出。对英国而言,体育运动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铸就了“英国人”共有的身份,有助于“英国性”的塑造,至19世纪末已成为英国“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帝国,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帝国的重要基石,在军事意义与行政管理上培养了殖民世界的未来长官,确保并维持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空前强盛;此外,体育运动是使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具有关键性的文化要素,它建构起英帝国观念,联结起散居在海外的英国人,以体育运动作为帝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纽带,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凝聚与团结。第五章则审视了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过程中遇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以及与西方大国间的博弈。在英帝国秩序内部,基于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的广阔背景,爱尔兰创建盖尔运动协会的直接目的就是抵抗英国体育的传播与文化侵略,以配合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则使英国体育实现“本土化”,将它当作一种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人并与统治者相竞争。澳大利亚更多将体育运动充当为与母国调解的工具和表现民族意识的方式,以摆脱英国人看待他们伪善与施恩的态度。它们是殖民地社会反抗英国统治的代表,通过抵制体育运动的途径来实现民族独立或寻求国家自治。从世界范围看,欧洲殖民国家中的法国与德国将体育看作是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之一,对体育运动的参与隐含着浓烈的政治化色彩;在大西洋彼岸,经历南北战争及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则排斥具有象征性地英国板球并建构起棒球运动的神话,以尝试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现代体育运动是英国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帝国的传播与文化扩张具有密切联系,在英帝国殖民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启发式工具和视角,以英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为观察视域,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英帝国史的新思路,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丰富历史学科的整体研究。此外,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搜集、深度挖掘和详细分析,可以为英帝国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资源。

二、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研究 ——以《太行山上》等三部电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21世纪初后发国家政体变革比较 ——基于外部因素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5）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研究：1978年至2008年（论文提纲范文）

（10）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画对中俄艺术交流形成影响研究[D]. 安娜（Tarasenko Anna）.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社区治理规则变迁研究[D]. 李艳营.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21世纪初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人物形象研究 ——以《太行山上》等三部电影为例[D]. 王增元.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21世纪初后发国家政体变革比较 ——基于外部因素的影响[D]. 魏琪. 郑州大学, 2020(02)
• [5]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7]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9]我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研究：1978年至2008年[D]. 刘嘉圣.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9(01)
• [10]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D]. 杨松.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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