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议“晋商学”的研究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荣晓峰[1]（2021）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文中指出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贸易而兴盛、由战争而变革调整、由政府强力废除而解体的过程。开埠之后,在国内外贸易的推动下,天津银两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实银两制度层面,从开埠前各种银锭混用的状态演变为以化宝银为主的实银两体系,炉房建立起由其主导的改铸制度,19世纪末天津出现了由改铸制向公估局制的演进趋势,但由于炉房阻碍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虚银两制度层面,库平银和关平银构成天津官用银两的主体,民用银两呈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行平和公砝平成为主要的银两平砝,992成色成为化宝银的标准成色。行化银产生并发展为天津的标准银两,成为与上海规元银、汉口洋例银并行的国内三大虚银两。以银两票和银两拨码为主的银两信用制度形成,银两票主要由天津钱局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信用稳定且流通广泛,但受到外国银行纸币的冲击。拨码制度便利了钱业资金清算,扩大了银号信用,是近代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庚子事变”对天津银两制度产生重大冲击,战乱对天津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破坏,白银严重匮乏,金融秩序紊乱。天津相继爆发两次规模较大的银两货币危机即“贴水风潮”和化宝银危机,银两货币在信用货币和实体货币两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天津银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调整。首先,实银主体发生变化,化宝银遭遇信用危机而被停止铸造,被白宝银取代退出货币市场。其次,关平银制度出现调整并导致关税补色风波。第三,天津的银锭保证制度正式由改铸制演变为公估局制,天津众商公估局终于成立,但发挥作用有限,由于外国银行低色化宝的公估重铸问题而引发风波,中外各方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形成损害天津银钱业利益的方案而解决,公估局制度也得以巩固。第四,银两信用制度发生变化,天津银钱业发行的银两票遭遇严重信用危机,外国银行趁机大量发行银两票以控制货币市场,货币主权进一步丧失。天津拨码制度也同样遭遇危机,在经历短暂的废止后又重新恢复。民国之后,天津银两制度进入衰落期。银元在天津经历了以外国银元为主演变为以中国银元为主的过程。废两改元在天津经历了较为充分的酝酿,天津银行公会积极推进币制改革,推广孙像银币的使用。银行与钱业合组公库共同应对银元过剩危机,积极参与财政部开展的币制调查并提出中肯建议。1933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天津有力地执行了中央废两改元的决议,关平银和行化银先后被强力废除,天津银两制度最终解体。天津银钱两业多次向财政部申请重开天津造币厂以缓解银元短缺问题,但遭到拒绝。炉房和公估局在天津并没有立刻消亡,直到1935年才被勒令关闭。天津拨码制度转变为以银元记值而继续运行。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金融机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国民政府掌控的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的统制力继续增强;天津银号代表的传统金融势力虽然损失部分利益,但整体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华商银行代表的新兴金融势力摆脱钱业的束缚,力量进一步壮大;外国银行势力遭受一定打击,丧失了部分金融市场的主导权。近代天津的银两货币是在实银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货币体系,整体呈现出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演进的特征。通过信用扩张机制,发展出银两票、银两拨码、银两支票、银两汇票等信用货币形式,并承担不同的货币职能。天津银两票的发展总体呈现出外国银两票对本国银两票的“货币替代”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建立的基础,行化银在近代天津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天津的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在银两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外金融机构在天津银两制度的型塑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传统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分别扮演了银两制度的主导者、改造者和“终结者”的角色。近代天津的银两制度是在钱局、银号、炉房、公估局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下构建起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推动了银两制度的改造,并成为实际操纵者;华商银行势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币制变革。银两制度对近代天津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银两制度在推动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行化银对银两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天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银两货币为基础的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拆借市场和拨码制度的构建又便利了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银两制度的不完善、“两元并用”的格局以及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的不统一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增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银两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征。以库平银为主的官用银两体系支撑着王朝政权以及直隶和天津府县各级衙门的运转,银两制度也被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利用,逐步渗透到天津的贸易和金融领域,以达到其操纵和控制天津经济的目的。银两本来为我国的主权货币,但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之下,却逐步成为了它们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命脉的工具,这是银两货币主权丧失的表现,也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货币制度中的真实写照。本文在近代中西交汇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将微观和宏观分析视角相结合,既深入微观层面剖析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核心要素的变化,又从宏观层面将银两制度置于货币金融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中进行考察,将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狭义和广义银两制度的概念并努力在框架和范式上进行创新。本研究表明,贸易、战争和强权三种力量是推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整体呈现出从称量制度向记账和信用制度演进的主要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洋厘市场、国内汇兑市场、外汇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传统金融机构在银两制度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较好地验证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操控进而控制天津经济发展。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是我国区域银两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变迁、运行及影响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区域银两制度的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演变以及各区域代表性银两制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陈文慧[2]（2021）在《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财政是国家政务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着政治统治的统一或分裂、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衰落、社会秩序的规范或混乱。清代生息银两制度是以政府信用为形式的财政政策,即政府拨出一定数额的专门款项,交给政府官员或者商人进行营运生息,定期收取息银用于特定开支。生息银两制度伴随满清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演化,呈现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皇廷帑本生息到地方银钱发商、从八旗赏恤到地方公用的历史变迁过程,此过程清晰地勾勒出发商生息在全国各地普及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方式的演变路径。发商生息作为生息银两制度地方化的主要内容,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相比虽数额微小,但其对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意义。山西发商生息以国家财政体制为制度归因,发端于雍正末年的“晋阳书院赐帑生息”,并伴随财政状况演变在生息银两制度变迁轨迹内形成了乾隆朝的初兴、嘉道时期的持续、咸丰朝的低落、同治朝的回升、光绪朝的高峰以及宣统朝消亡的发展过程。期间,布政使司库、河东运库、归绥道库、地方府县级政府、晚清署局所先后利用资本优势、职能特权或行政权威发商生息,累积本金约银482万余两、钱49万余串。研究发现:布政使司库、河东运库、归绥道库和清末署局（所、会）多以官款为本,府县级政府发商生息则以社会性本金为主导,清代后期随着政府经费日渐短缺,“以利作本”和“借款生息”不断增多;生息率受国家政策号召和商人利润空间的影响,以“一分生息”最为普遍;生息收入随发商生息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加,并在清前中期主要满足政府行政统治职能的经费需求,在清代后期向地方社会的民生需费倾斜。山西发商生息因经理主体不同可分为三大财库发商生息、各署局所发商生息、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三大类型。三大财库发商生息的“本金”、“生息率”、“息金”因素特征,无论是长时段的纵向考察,还是在某时期的横向比较,都因其财政职能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各署局（所）是晚清自治财政发端的产物,因其政务运转和人事需费而发商生息,对地方自治财政的产生运行有重要意义。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是当地政府（或地方官）直接或间接调动官方和民间资源,以获取当地公共事务经费补充,具有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并在时空分布上表现出阶段性和地域集中性。通过对各类发商生息相关史料的整理发现,山西发商生息有“官方营运”和“官督绅营”两种营运模式。“官方营运”模式下,生息银钱在官与商之间直接流动,“生息立项”、“本银发放”、“商人领本”、“利银解交”、“息银支用”各环节是在清代财政管理体系内,由各财政机关或地方行政单位的协作完成,体现出政府强制性和商人被动性。“官督绅营”模式采取了“绅”与“官”协作互动和制衡博弈。“绅”作为特殊社会阶层,不仅要捐集资金,组织发商生息,通常还受地方官员委托,直接管理生息经费的预算收支;“官”即地方政府,通过注册立案、存根账簿、悬榜公示、勒石立碑等多重方式幕后监控生息银钱运作。相对而言,“官督绅营”模式突破了政府行政体系范畴,引入地方士绅的社会力量,更具效率优势。就发商生息的经济效应,发商生息与区域经济存在着互动效应。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时间截面上,经济繁荣和发商生息存在显着的对应关系,经济繁荣是有“商”可发的必要前提;反之,发商生息对商贸经济有着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影响。从微观角度,商人权益在本银承领、息银解交、生息期限的程序受到严重损害;从宏观角度,发商生息对经济的市场环境、商路安全、市场秩序等存在积极作用。就发商生息的社会效应,发商生息为社会文教、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社会治安四方面的公共事务提供了财政分配之外的经费支持,为清代地方社会公共事业带来了生机,对地方社会的民生福祉、社会秩序、礼仪法度、国家稳定等都有积极作用。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发商生息作为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变迁的效率性选择,是地方政府补充财政分配不足的手段之一;虽然生息营运以维护满清封建统治为根本,且存在政府对商人集团的剥削压迫、本金筹集中的强制性劝捐以及生息银钱的贪腐侵挪等弊端,但其在政府公费、商贸环境、市场秩序、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等方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效应。
张喜琴[3]（2020）在《晋商文化在新时代传播刍议》文中指出近年,习总书记多次考察山西,并多次提到晋商,且对晋商精神予以高度概括。本文对新时代晋商学的定位、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传授晋商知识的同时应融入思政元素,以提高文化自信,培育爱党爱国,热爱家乡的人文情怀。
李鑫[4]（2020）在《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山西时,充分肯定了晋商文化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山西省应当坚定晋商文化自信。晋中是晋商文化的发祥地,有着丰富的晋商文化旅游资源。《山西省旅游业“十二五”规划》确立了晋中市晋商文化旅游作为山西省六大旅游板块之一,以着名的平遥古城和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等为代表性景点,通过观光旅游,可以深入地感受到晋商文化。晋商文化旅游业在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也急需有力的专业人才支撑,晋中市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面向的工作领域是导游服务、旅行社工作、景区服务与管理。因此,晋商文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是必要的。晋商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教学资源,符合教师和学生的兴趣需求。因此,晋商文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是可行的。分析了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探索将晋商文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的路径。首先,对中职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调研,并进行景点实地考察。其次,明确晋商文化依据教育性、职业性和适应性原则融入课程。再次,构想将晋商文化融入课程的方案,探索适合融入的课程、时间、方式、学时和内容,将其分别融入《旅游地理》、《导游基础知识》、《地方景点导游》等课程中。最后,将晋商文化旅游资源“课程化”,并分类梳理可融入课程的内容。以研究对象A学校为例,探索融入晋商文化的具体应用。首先,将晋商文化的精神内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通过感知诚实守信、勤奋敬业、团结协作等晋商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的诚信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其次,从教材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方面入手,融入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从教材内容入手,在原教材基本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找到适合融入的章节,补充或新增对应的学习内容;从教学目标入手,调整融入晋商文化内容后相应的教学目标,把握教学方向,按照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开展教学活动;从教学方式入手,采用丰富的教学方式,不同的课程采用适合的教学方式,有针对性地提高学习兴趣。最后,通过合理安排专业实习实训、积极举办校内文化活动、大力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丰富体验情感。通过具体的应用研究,期望能够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内容,传承和创新晋商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为地方旅游业输送具有晋商文化底蕴的讲解和服务人才。
杨伟[5]（2019）在《清末民初忻州商人的经营及生活 ——以田氏和孙氏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主要以忻州田氏和孙氏为中心,对清末民初忻州商人的商业活动及日常生活做出研究。商业活动主要包括忻州商人经营的行业种类、经商区域、外出商路及孙氏、田氏在商业经营中所采取的各种制度;日常生活主要从田氏和孙氏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及体现的家族和商业伦理做出分析。本文观点如下:首先,忻州商人兴起于清乾隆时期,它的兴起是当时特殊政治经济状况、忻州地理位置,经济条件,道路交通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次,忻州商人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内蒙及新疆地区,以内蒙地区为主;行业种类方面认为,忻州商人从事业务众多,大到长途贩运、银钱典当,小到针头线脑、柴米油盐都有涉及。此外,忻州商人从事的行业种类前后期发生了变化,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外出商路以北路为主,西路次之。商业经营方面认为:第一,东掌制度下,财东和掌柜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较为和谐,但不和谐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商铺所有权及经营权分离亦不明显,必要时财东还会对商号进行巡视和监督;第三,忻州商人经营中运用激励机制,尊重了伙计的人生权利,改善了掌柜和伙计的生活质量,减少商号内部矛盾,增强了店铺的整体竞争力。社会生活方面认为,社会日常与商业经营共同构成了商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商人日常生活中衣食住的种类及社交活动,不仅是商人品味高低、伦理价值观念的体现,更是家族综合经济实力的反映;而忻州商人日常社会行为所体现的商业伦理,在丰富传统商业道德伦理的同时,规范了晋商在商业活动中的行为,成为了他们在激烈商业竞争中致胜的法宝,也为时下的商业人士做了表率。
杨军[6]（2019）在《论中俄恰克图贸易与晋商发展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俄恰克图贸易是自17世纪以来,两国在政治、外交、经贸往来的背景下,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和民间交流地需要,形成以当时中俄两国边界恰克图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中俄贸易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关中俄两国互市贸易的条款。而恰克图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则是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依据条约规定在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两国边界进行商业贸易,恰克图贸易由此开始它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兴衰史。恰克图贸易地发展和兴衰过程是中俄两国之间不断交流、碰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方贸易的主体——晋商积极参与的产物。恰克图贸易时兴时衰也成为衡量中俄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恰克图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俄两国经贸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清）出现了与南方广东十三行相对应的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窗口——恰克图。二者构成了清代陆上和海上、一南一北两大对外贸易通道。山西地处中国南北之交通要道,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后期更是成为货物流通的交通枢纽。便利的区位优势使得晋商在参与恰克图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了先机。再加上晋商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推行“掌柜制”“伙计持股制”等富有创新性的经营措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商活动,晋商最终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商业群体。晋商是推动中俄恰克图贸易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中俄恰克图贸易尽管在历史记载中被定义为边关贸易,与定期来清代都城北京的商队贸易并称。但并非中国蒙古地区与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边境地区贸易,而是通过边关贸易形式所进行的国家间贸易,同时也是清代中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地重要实践。中俄恰克图贸易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经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被纳入西方现代化进程之前,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是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亚封贡体系。在封贡体系之下,整个东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主要体现在以进贡与恩赐为主的官方往来和以下层商贸为主的民间往来。这一时期,西方普遍存在的国际贸易体系还未真正进入东亚地区。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是试图打破东亚传统封贡体系的尝试。在此之后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则是进一步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带入了东亚传统地区。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东亚传统的经贸体系注入了新的动力。晋商与恰克图贸易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俄恰克图贸易是中俄两国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依据双方边境协定而形成的互市贸易。对等地商贸往来与国家维护商业贸易的能力是晋商参与恰克图贸易的关键因素。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获得了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货品采购的权利,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改变。俄国逐渐减少对恰克图贸易地依赖。再加上俄国获得了不对等的贸易特权,使得晋商失去了先前垄断恰克图贸易的主要优势。随着中俄恰克图贸易地衰落,晋商也逐步由鼎盛走向衰亡。
郝彤亮[7]（2019）在《清代山西科举家族研究 ——以《清代朱卷集成》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来英雄辈出,文风鼎盛。清代山西进士的人数以及在全国进士总额中所占比例都超前代,创造了自科举创立以来取士最多的记录,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非常有名的科举家族,针对这些科举家族的研究对丰富山西地方科举史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以《清代朱卷集成》中山西士子的履历为主要资料,《清代朱卷集成》收录了自嘉庆至光绪年间的山西朱卷54份,共涉及54名山西士子。通过将这些履历进行归纳、统计和总结,再结合其他相关的地方志以及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整理得出有关清代山西科举家族的一些结论。清代山西南北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差异较大,晋北地区因历史原因、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情况,使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从整体上看,科举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南强北弱的特点。另外,在科举家族的延续和发展过程中,家族之间的联姻以及家族对族人科举事业的引导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科举家族为了维持在当地的声望以及巩固其家族社会地位的需要。清代山西受制于地形条件、灌溉水源不足以及气象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发展受限。当时,山西人口增速较快,迫使生计,大量人口投身商业,并且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清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使得晋商在清代实现了两次大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山西地方经济的发展,为山西的科举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晋商在事业发展的初期,为了追求生计,不得不“弃儒从商”,待经商致富之后往往特别重视家族科举事业的发展,或重金捐官,或鼓励族中子弟追求科名。与此同时,晋商也通过捐助书院办学等方式,对清代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王佳玉[8]（2019）在《新晋商文化的传播困境与突围策略》文中指出晋商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曾叱咤商海五个世纪,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票号帝国传奇,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以晋商为延续的“新晋商”开始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但是新晋商群体的发展并没能再创晋商的辉煌,反而一直在边缘徘徊。2009年,山西省政府响应国家发展文化的号召,开始推进“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措施,同时制定了《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9-2015）》,主要致力于省内文化产业建设的建设,特别是新晋商文化的发展。2017年2月又发布了《山西省“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等兴晋强晋方略,打造强势的新晋商文化品牌。就目前新晋商文化的传播现状来看在当下并不乐观。以拉斯韦尔的传播学“5W”模式理论来分析,新晋商文化在传播主体上面临边缘困境,在传播内容上面临区域困境,在传播渠道上面临封闭困境,在传播受众上面临接受困境,在传播方式上面临新媒体困境。究其原因,新晋商文化传播中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内因来看,新晋商文化本身理念落后,缺乏一定的影响力;从外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外来文化的冲击、受众对于新晋商文化的认识程度低下、媒体对新晋商文化报道的缺失都是造成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困境的原因。针对新晋商文化的发展困境,同样要从多角度分析,以其使新晋商文化得到更好的长足发展。要从传播主体上展现其独特魅力,从传播内容上发展现代内涵,从传播手段上大力运用新媒体推陈出新,做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从传播效果上促进新晋商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本文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推进新晋商文化的有效传播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探讨,期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新晋商文化的传播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也希望新晋商文化在今后能够得到更加科学的发展和传承,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再创辉煌。
柴菲[9]（2018）在《清末民初山西中下层商人家庭研究 ——以《武氏家书》、《王富堂家书》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更迭期,清末民初中下层山西商人遍布全国,经营广泛。其商业活动、人物命运、家庭教育、精神世界、婚姻生活等等,往往因作为普通人的一般属性,而更能够代表一个群体的整体特征,更能够全面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变迁。以一批中下层山西商人的家书为研究基础,通过微观视角,主要围绕商业活动、家庭教育、家事家风、婚姻生活等方面展开考察,探微山西中下层商人的心路历程和家庭实景,揭示所反映的广阔社会信息,以期开辟晋商研究的新视角。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为文本研究,主要考察梳理山西商人及商人家庭的学术史、民间家书的文献价值、晋商家书的研究现状等方面。第二部分开始选取《武氏家书》和《王富堂家书》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家书中所体现时代背景、商业活动和家庭结构概况,具体分析其所属社会阶层。第三部分至第五部分通过分析家书往来,具体研究其所体现出的家庭教育的原则理念、家事家风、婚嫁观念、女性地位、家庭分工等,探讨家书从微观层面和一个侧面所折射出的山西中下层商人的家庭状态。第六部分通过总结全文形成研究结论,并分析探讨山西中下层商人家庭文化所传达给我们的当代启迪。这批家书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家庭信息、行业信息,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于研究资料相对匮乏于晋商名族的山西中小商人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可以从探知清末民初中下层山西商人在家庭教育、经商理念、家事家风、婚姻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生活实景。
王中良[10]（2018）在《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研究 ——以刘建民藏书信资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刘建民先生收藏的晋商典当业书信资料是反映清代民国时期晋商在直隶、山东、湖北、湖南等地进行跨地域典当经营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利用这批书信资料,以清代至民国初年的晋商典当业为研究对象,对前人关注不够以及尚未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除绪论、结语、附录外,论文正文分为八章。第一章对这批新发现的晋商典当业书信资料进行考证,包括时间、地点、收寄双方身份以及所反映的内容等信息,并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这批书信资料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将明清以来山西典当商人的跨地域经营活动划分为明代中后期、清代前期、清末民国等三个历史阶段,并利用碑刻、方志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记载对上述三个历史阶段的概况分别进行了论述。第三章至第六章是论文的重点部分,分别研究了晋商典当业的业务、资本、运营制度、社会关系等问题。在业务方面,重点分析了晋商典当业的主营业务抵押放贷,兼营业务存款、信用放贷、发行私票,并论及汇兑、担保、估衣铺等其他商业行为;在资本方面,围绕资本组织形式、资本规模、负债经营、联号经营以及日常资金管理等前人关注不够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运营制度方面,主要是对书信资料所反映的营业制度进行梳理,具体包括开停当、满货处理、账簿组织、营业报告等;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官吏、同乡工商字号、地方基层社会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晋商典当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七章和第八章是论文的难点和创新部分。第七章分析了晋商典当业东家的职权,掌柜的职责和东家与掌柜的互动方式,认为东家、掌柜之间并非学界所认为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关系,而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度分离,东家、掌柜相互合作、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对当铺的经营管理。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山西典商利用书信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认为商号书信在格式、编号、内容以及寄信方式等方面体现了区别于一般家信、友人书信的特征,书信内容的程序化要求以及体现的经营性功能是山西典商利用书信完成经营活动的关键所在。这批书信资料反映的“书信经营”是山西典商完成跨区域营业的一种习俗性、制度性保障,体现了山西商人群体发展、行业发展的运营机制。
二、浅议“晋商学”的研究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议“晋商学”的研究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相关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银两制度研究 |
| 1.2.2 货币金融研究 |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银两制度概论 |
| 2.1 基本术语及界定 |
| 2.1.1 银锭与银两 |
| 2.1.2 实银两与虚银两 |
| 2.1.3 化宝银与行化银 |
| 2.2 我国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1 古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2.2 近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 2.3 银两制度的主要内容 |
| 2.3.1 银两价值构成 |
| 2.3.2 银两制度分类 |
| 2.3.3 实银两制度 |
| 2.3.4 虚银两制度 |
| 第三章 开埠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 实银两制度的发展 |
| 3.1.1 实银两体系的建立 |
| 3.1.2 改铸制度的形成与式微 |
| 3.2 虚银两制度的构建 |
| 3.2.1 官用银两的发展 |
| 3.2.2 民用银两的整合 |
| 3.2.3 行化银向标准银两的发展 |
| 3.3 银两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银两票的产生与发展 |
| 3.3.2 拨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变革 |
| 4.1 天津银两制度变革的背景 |
| 4.1.1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破坏 |
| 4.1.2 租界的扩大和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 |
| 4.1.3 天津金融中心的转移 |
| 4.2 银两货币危机的爆发与影响 |
| 4.2.1 “贴水风潮” |
| 4.2.2 化宝银危机 |
| 4.3 化宝银实银主体地位的丧失 |
| 4.4 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1 津海关道对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 4.4.2 关税补色风波的产生与解决 |
| 4.5 改铸制度的破坏与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5.1 炉房势力的衰落与改铸制度的破坏 |
| 4.5.2 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 4.6 外国银行低色化宝补色风波与中外力量的博弈 |
| 4.6.1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产生 |
| 4.6.2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僵持期” |
| 4.6.3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谈判期” |
| 4.6.4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化解期” |
| 4.7 银两信用制度的变化 |
| 4.7.1 外国银两票的泛滥 |
| 4.7.2 拨码制度的废止与恢复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废两改元与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1 银元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 |
| 5.1.1 外国银元主导时期(1860~19世纪末) |
| 5.1.2 天津自铸银元和中外银元并用时期(19 世纪末~1914年) |
| 5.1.3 中国银元主导时期(1914~1933年) |
| 5.2 天津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 |
| 5.2.1 清末的“两元之争” |
| 5.2.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酝酿 |
| 5.2.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实施 |
| 5.3 废两改元在天津的酝酿 |
| 5.3.1 天津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
| 5.3.2 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 |
| 5.3.3 孙像银币在天津的推广 |
| 5.3.4 天津银钱业合组公库 |
| 5.3.5 积极参与财政部币制调查 |
| 5.4 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 5.4.1 虚银两的废除 |
| 5.4.2 银元的兑换与重开天津造币厂的努力 |
| 5.4.3 炉房和公估局的消亡 |
| 5.4.4 拨码制度的演变与废除 |
| 5.5 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的影响 |
| 5.5.1 白银货币的统一 |
| 5.5.2 金融市场的变化 |
| 5.5.3 金融机构的消长 |
| 5.6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5.7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金融的关系 |
| 6.1 银两制度与货币信用 |
| 6.1.1 银两形态的演进与货币职能的发挥 |
| 6.1.2 银两货币的信用扩张机制 |
| 6.1.3 货币替代与天津银两票发展的特征 |
| 6.1.4 天津拨码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作用 |
| 6.2 银两制度与金融市场 |
| 6.2.1 近代天津银钱比价的变化 |
| 6.2.2 天津洋厘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2.3 构建国内区域性汇兑网络 |
| 6.2.4 推动天津外汇市场的建立 |
| 6.2.5 同业拆借市场建立的基础 |
| 6.3 银两制度与金融机构 |
| 6.3.1 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银两制度的主导与构建 |
| 6.3.2 外国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影响与改造 |
| 6.3.3 中国新式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抵制和终结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 7.1 银两制度与经济发展 |
| 7.1.1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促进作用 |
| 7.1.2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消极影响 |
| 7.2 银两制度与社会政治 |
| 7.2.1 天津地方官府维持统治的基础 |
| 7.2.2 外国势力操控天津经济的工具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清代地方财政的文献综述 |
| 1.2.2 清代生息银两制度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兴起发展 |
| 2.1 制度背景:生息银两制度变迁 |
| 2.1.1 康熙朝: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 |
| 2.1.2 雍正朝:生息银两制度的制度化 |
| 2.1.3 乾隆朝:生息银两制度的转折 |
| 2.1.4 嘉道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普及 |
| 2.1.5 晚清时期:发商生息的高潮与流变 |
| 2.2 财政背景:山西财政状况 |
| 2.2.1 清代前中期的山西财政 |
| 2.2.2 清代后期的山西财政 |
| 2.3 山西发商生息的兴起与规模化发展 |
| 2.3.1 兴起及根源 |
| 2.3.2 规模化发展 |
| 2.4 山西发商生息的要素特征及变化 |
| 2.4.1 经理主体机构 |
| 2.4.2 本金来源 |
| 2.4.3 生息率 |
| 2.4.4 生息收入 |
| 第三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类别与特征 |
| 3.1 三大财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1 司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2 运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3 道库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1.4 三类发商生息的特征差异 |
| 3.2 晚清各署局(所、会)经理的发商生息 |
| 3.2.1 署局(所、会)代表性的发商生息 |
| 3.2.2 署局(所、会)发商生息的各要素特征 |
| 3.3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 |
| 3.3.1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的双重属性 |
| 3.3.2 各府州县(厅)发商生息的规模特征 |
| 第四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营运模式 |
| 4.1 发商生息的官方营运模式 |
| 4.1.1 生息本金的承领 |
| 4.1.2 生息利金的申解 |
| 4.1.3 生息银钱的奏销 |
| 4.1.4 生息银钱的转拨 |
| 4.1.5 生息银钱的积欠与亏挪 |
| 4.1.6 生息银钱的核算稽查 |
| 4.2 发商生息的官督绅营模式 |
| 4.2.1 官督绅营模式的采用 |
| 4.2.2 发商生息的政府立案 |
| 4.2.3 营运绅士的选拔任用 |
| 4.2.4 账簿管理与监督管理 |
| 第五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经济效应 |
| 5.1 商贸繁荣是发商生息的前提 |
| 5.1.1 地域视角:归绥地区商贸经济与发商生息 |
| 5.1.2 时间截面:道光年间的商贸经济与发商生息 |
| 5.2 发商生息的经济负效应 |
| 5.2.1 商人承领本银的相关分析 |
| 5.2.2 商人解交利银的相关分析 |
| 5.2.3 生息基金还本期限的相关分析 |
| 5.3 发商生息的经济正效应 |
| 5.3.1 发商生息有助于商路的通畅与安全 |
| 5.3.2 发商生息有利于河东盐业经济及市场 |
| 5.3.3 发商生息有利于维系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 |
| 第六章 山西发商生息的社会效应 |
| 6.1 发商生息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效应 |
| 6.1.1 发商生息是书院、义学的普遍经费来源 |
| 6.1.2 发商生息对科考宾兴的经费资助 |
| 6.1.3 发商生息对教育近代化的经济贡献 |
| 6.2 发商生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效应 |
| 6.2.1 发商生息为备荒仓储提供积谷经费 |
| 6.2.2 发商生息对赈灾救荒的经济意义 |
| 6.2.3 发商生息是慈善机构的主导性经费 |
| 6.3 发商生息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效应 |
| 6.3.1 水利设施——河道堤堰 |
| 6.3.2 交通设施——道路桥渡 |
| 6.3.3 行政设施——城垣署廨 |
| 6.3.4 宗教设施——坛庙神祠 |
| 6.4 发商生息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效应 |
| 6.4.1 发商生息有助于社会矛盾缓和 |
| 6.4.2 发商生息促进地方的治安巡防 |
| 6.4.3 发商生息成为警政狱制改革的筹资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思考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基于财政信用的思考 |
| 7.2.1 财政功能方面 |
| 7.2.2 信用功能方面 |
| 7.2.3 当代的启示 |
| 7.3 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晋商文化在新时代传播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晋商学》的定位 |
| 二、新时代《晋商学》的传授方法 |
（4）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1.国家层面 |
| 2.地方层面 |
| 3.中等职业教育层面 |
| 4.旅游专业人才层面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文化 |
| 2.晋商文化 |
| 3.晋商文化旅游 |
| 4.中职旅游专业 |
| (二)理论基础 |
| 1.情境模式课程论 |
| 2.文化教育学理论 |
| 3.生活教育理论 |
| 4.人本主义教学理论 |
| 三、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一)必要性分析 |
| 1.传承创新晋商文化的时代需求 |
| 2.助推发展经济转型的地方需求 |
| 3.积极适应中职旅游的人才需求 |
| (二)可行性分析 |
| 1.晋商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教学资源 |
| 2.晋中市政府及社会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 |
| 3.满足中职旅游专业教师学生的兴趣需求 |
| 四、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路径探索 |
| (一)前期调查与分析 |
| 1.中职教师学生的调查与分析 |
| 2.晋商文化旅游景点实地考察 |
| (二)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原则 |
| 1.教育性原则 |
| 2.职业性原则 |
| 3.适应性原则 |
| (三)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方案构想 |
| 1.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的教学计划分析 |
| 2.晋商文化融入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方案构想 |
| (四)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内容分类与梳理 |
| 1.晋商文化之晋商精神 |
| 2.晋商文化之大院建筑 |
| 3.晋商文化之民俗风情 |
| 4.晋商文化之名人名史 |
| (五)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评价建议 |
| 1.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
| 2.注重评价方式的多样化 |
| 3.注重评价过程的动态性 |
| 五、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探索——以A学校为例 |
| (一)贯穿人才培养,提升职业素养 |
| 1.A学校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分析 |
| 2.晋商文化的精神内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
| (二)融入课程教学,掌握专业知识 |
| 1.分析教材内容,融入晋商文化 |
| 2.明确教学目标,把握教学方向 |
| 3.丰富教学方式,提高学习兴趣 |
| (三)开展专业活动,丰富体验情感 |
| 1.合理安排专业实习实训 |
| 2.积极举办校内文化活动 |
| 3.大力开展校外实践活动 |
| (四)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实践案例——以A学校为例 |
| 1.晋商文化·主题教学案例 |
| 2.晋商文化·假期社会调查 |
| 3.晋商文化·知识竞赛活动 |
| 六、研究总结与展望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5）清末民初忻州商人的经营及生活 ——以田氏和孙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史料介绍 |
| 第一节 忻州田氏相关文献及概况 |
| 第二节 忻州孙氏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其他碑刻介绍 |
| 第二章 忻州商人的兴起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明清晋商的兴起和发展 |
| 第三节 忻州商人的兴起 |
| 第三章 清末民初忻州商人的活动区域及经营行业 |
| 第一节 忻州商人的经商区域及路线 |
| 第二节 忻州商人从事的行业种类及基本概况 |
| 第四章 忻州商人的经营及管理 |
| 第二节 忻州商人的商业经营 |
| 第二节 孙氏及田钟富所在商铺概况 |
| 第五章 忻州商人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忻州商人田钟富及孙汾年谱 |
| 第二节 忻州田氏日常生活中的衣食行 |
| 第三节 田氏、孙氏的社交往来 |
| 第四节 忻州商人的的商业伦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论中俄恰克图贸易与晋商发展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1章 中俄恰克图贸易及晋商的发展 |
| 1.1 中俄恰克图贸易的背景 |
| 1.1.1 中俄勘定系列边境条约 |
| 1.2 中俄双方对恰克图贸易的态度表现 |
| 1.2.1 俄方对恰克图贸易的关切态度 |
| 1.2.2 中方较为保守的理念 |
| 1.3 晋商的兴起 |
| 1.3.1 晋商兴起的背景 |
| 1.3.2 晋商的发展 |
| 1.4 晋商的经营 |
| 1.4.1 晋商初期的经营 |
| 1.4.2 中俄恰克图贸易的机遇 |
| 第2章 晋商在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与优势 |
| 2.1 晋商参与恰克图贸易 |
| 2.1.1 晋商在恰克图贸易的发展 |
| 2.1.2 恰克图贸易历史上的几次闭关 |
| 2.1.3 晋商取得在恰克图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
| 2.2 晋商自身的优势 |
| 2.2.1 独特的地理位置 |
| 2.2.2 “敢为人先”的开放理念 |
| 2.2.3 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 |
| 2.3 晋商在恰克图贸易发展中的优势 |
| 2.3.1 晋商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 |
| 2.3.2 金融领域的先导——创建山西票号 |
| 第3章 晋商参与恰克图贸易的历史意义 |
| 3.1 晋商参与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
| 3.1.1 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定位 |
| 3.1.2 晋商参与恰克图贸易的历史意义 |
| 结语 |
| 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清代山西科举家族研究 ——以《清代朱卷集成》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概念的阐释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材料说明 |
| 第一章 清代山西科举与教育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山西的社会情况 |
| 一、地域地理特征 |
| 二、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清代山西的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
| 一、清代山西的书院与教育 |
| 二、清代山西科举考试概况 |
| 第二章 朱卷所见山西科举家族概况 |
| 第一节 朱卷所涉及山西士子的履历情况 |
| 第二节 山西科举家族的婚姻和举业传承 |
| 一、山西科举家族的婚姻状况 |
| 二、山西科举家族的举业传承 |
| 第三章 晋商科举与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清代晋商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晋商与科举的关系 |
| 一、晋商的教育 |
| 二、朱卷所见晋商的科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新晋商文化的传播困境与突围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新晋商文化概述 |
| 第一节 晋商文化和新晋商文化的内涵 |
| 一、晋商文化和新晋商文化 |
| 二、新晋商文化和晋商文化的区别 |
| 第二节 新晋商文化的特征与核心理念 |
| 一、“义利融合”的特征 |
| 二、“信、新、稳、担、雅”的价值理念 |
| 第三节 新晋商文化的传播价值 |
| 一、推助经济发展 |
| 二、促进文化繁荣 |
| 三、具有教育意义 |
| 四、塑造地域形象 |
| 第二章 新晋商文化的传播困境 |
| 第一节 传播主体的边缘现实 |
| 一、新晋商文化的的边缘化现状 |
| 二、新晋商文化传播者的能力缺失 |
| 第二节 传播内容的区域困境 |
| 一、新晋商文化传播内容缺乏吸引力 |
| 二、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区位束缚 |
| 第三节 传播渠道的封闭困境 |
| 一、新晋商文化的现有传播渠道 |
| 二、新晋商文化传播渠道不畅 |
| 第四节 传播受众的接收困境 |
| 一、受众缺乏精准定位 |
| 二、反馈缺乏即时互动 |
| 第五节 新晋商文化传播的新媒体困境 |
| 一、碎片化传播难以维持新晋商文化的热度 |
| 二、媒体泛娱乐化现象干扰新晋商文化传播 |
| 三、缺乏产业化运营使新晋商文化话语权式微 |
| 第三章 新晋商文化传播困境的内外在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晋商文化自身的发展局限 |
| 一、新晋商企业中的制度文化理念落后 |
| 二、新晋商文化自身整体缺乏影响力 |
| 第二节 新晋商文化传播的外界局限 |
| 一、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新晋商文化的发展 |
| 二、外来文化对于新晋商文化的冲击 |
| 三、受众缺乏对新晋商文化的有效认知 |
| 四、媒体缺乏对新晋商文化的专题深度报道 |
| 第四章 新晋商文化在当前环境下的传播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主体强化：展现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 |
| 一、发挥典型形象的带动作用 |
| 二、依靠地域特点打造新晋商文化品牌 |
| 第二节 内涵阐释：发展新晋商文化的现代内涵 |
| 一、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性过渡 |
| 二、提升文化免疫系统 |
| 第三节 融媒传播：推进新晋商文化的传承传播 |
| 一、推进新晋商文化产业化发展 |
| 二、探索多样化的传播载体 |
| 第四节 推陈出新：优化新晋商文化的传播生态 |
| 一、增加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 |
| 二、培养专门人才 |
| 三、细分受众实现精准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清末民初山西中下层商人家庭研究 ——以《武氏家书》、《王富堂家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中下层山西商人的界定 |
| (二)本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1、山西商人及商人家庭研究的学术脉络 |
| 2、山西商人书信的研究现状 |
| (四)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二、家书与家庭简况 |
| (一)家书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及其商业活动概况 |
| (二)家书作者家庭情况概述 |
| 三、从家书看山西中下层商人的家庭教育 |
| (一)家庭教育的理念：四民“商”为首 |
| (二)家庭教育的内容：经世致用,学以保商 |
| 四、从家书看山西中下层商人的家事家风 |
| (一)强调家风家教 |
| (二)强调孝悌之道 |
| (三)强调勤俭持家 |
| 五、从家书看山西中下层商人的婚姻状态 |
| (一)家庭婚姻观念 |
| (二)女性的家庭分工 |
| (三)女性的生存状态 |
| 六、总结与启示 |
| (一)结语 |
| (二)当代关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研究 ——以刘建民藏书信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内容及主体资料介绍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发现的晋商典当业书信的整理及其研究价值 |
| 第一节 晋商典当业书信介绍 |
| 第二节 晋商典当业书信的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晋商典当业跨地域营业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的兴起 |
| 第二节 清前期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发展概况 |
| 第三章 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的业务 |
| 第一节 抵押放贷 |
| 第二节 存款 |
| 第三节 信用放贷 |
| 第四节 发行私票 |
| 第五节 汇兑、担保及兼营估衣铺 |
| 第四章 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的资本 |
| 第一节 资本组织方式 |
| 第二节 资本规模 |
| 第三节 负债资本 |
| 第四节 联号经营 |
| 第五节 日常资金管理 |
| 第五章 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的营业制度 |
| 第一节 开当、停当 |
| 第二节 满货处理 |
| 第三节 账簿组织 |
| 第四节 营业报告 |
| 第六章 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官吏 |
| 第二节 同乡工商字号 |
| 第三节 地方基层社会 |
| 第七章 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的东伙关系 |
| 第一节 早期股俸制东伙关系及其变化 |
| 第二节 东家的职权 |
| 第三节 掌柜的职责 |
| 第四节 东家、掌柜的互动方式 |
| 第八章 清代至民国初晋商典当业的书信经营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商号书信的特征 |
| 第三节 商号书信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浅议“晋商学”的研究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D]. 荣晓峰. 山西大学, 2021
- [2]清代山西发商生息研究[D]. 陈文慧. 山西大学, 2021
- [3]晋商文化在新时代传播刍议[J]. 张喜琴. 史志学刊, 2020(05)
- [4]晋商文化融入晋中市中职旅游专业课程的应用研究[D]. 李鑫.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清末民初忻州商人的经营及生活 ——以田氏和孙氏为中心[D]. 杨伟. 河北大学, 2019(08)
- [6]论中俄恰克图贸易与晋商发展的关系[D]. 杨军.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9(09)
- [7]清代山西科举家族研究 ——以《清代朱卷集成》为中心[D]. 郝彤亮.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新晋商文化的传播困境与突围策略[D]. 王佳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9]清末民初山西中下层商人家庭研究 ——以《武氏家书》、《王富堂家书》为中心[D]. 柴菲. 山西大学, 2018(04)
- [10]清代至民国初年晋商典当业研究 ——以刘建民藏书信资料为中心[D]. 王中良. 河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