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退耕还草,实现新疆生态保护与高效养羊生产的有机统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军亮[1]（2020）在《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天然草地资源非常丰富,总面积达3.93亿hm2,占国土面积的41.41%,居世界第三位。放牧草地面积为3.31亿hm2,占天然草地资源总量的84.27%,是农田面积的2.2倍,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草地资源类型。天然草地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和高原寒带地区,生态系统脆弱。而深居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植被覆盖率仅为40.4%,其中天然草地面积为5725万hm2,占植被覆盖总面积的85.1%,因而天然草地在维护新疆生态安全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新疆放牧草地4800万hm2,是新疆37个牧业及半牧业县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农牧民增收的主阵地,2019年底存栏食草牲畜4616.9万头（只）,出栏4552.3万头（只）,新疆的放牧草地是畜牧业持续发展和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保障人类生存环境、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新疆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超载过牧和、人为活动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干扰甚至掠夺式利用,导致我国放牧草地退化、沙化,养分固持作用减弱,涵养水源能力丢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甚至绝大部分放牧草地被毒害草、劣质植物滋生蔓延,鼠虫病害等生物灾害频发多发,导致放牧草地生产力下降、利用率降低,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功能。近年来,放牧草地毒害草对牧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影响国家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的效果及牧民的脱贫致富。因此,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放牧草地的主要毒害草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对危害严重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用传统的植物化学方法,对其生物碱成分进行提取和分析,对后三种毒害草颗粒化替代山羊日粮中粗饲料,进行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试验,目的是为减少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危害、发生,为综合防控和利用进行理论和技术上的技术支撑。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及危害调查通过实地调查,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主要分布在伊犁州河谷草原、阿勒泰高山草原、阿克苏荒漠草原、乌鲁木齐市天山北坡草原、博州荒漠草原、巴州塔里木河沿岸荒漠草原、哈密荒漠戈壁草原等70多市县的放牧草地。毒害草种群分布中,主要以醉马芨芨草（Achnatherum inebrians）、乌头（Aconitum）、橐吾（ligularia sibirica）、毒芹（Cicuta virosa）、无叶假木贼（Anabasis aphylla）、小花棘豆（Oxytropisglabra）、变异黄芪（Astragalus variabilis）、骆驼蓬（Peganum harmala）和苦豆子（Sophora alopecuroides）等9种毒害草为优势种,其危害面积约占毒害草危害总面积的80%以上。从区域分布来看,新疆东部干旱荒漠草原以醉马芨芨草和变异黄芪分布为主;新疆南部塔里木河、和田河和叶尔羌河流域以小花棘豆危害分布最广,昆仑山北坡高山草甸草原以黄花棘豆分布为主,巴音布鲁克高寒草甸草原以马先蒿、唐松草、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新疆北部伊犁河谷草原和阿勒泰山高山草原以乌头、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可见,新疆天山东部、南部和北部地理地貌和气候特点的差异性,导致毒害草种群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尤其是毒害草种群在海拔1500-2500m垂直范围内分布广,且危害严重。调查发现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发生面积为682.06万hm2,其中轻度危害469.93万hm2,中度危害126.73万hm2,重度危害89.4万hm2,危害放牧家畜的主要毒害草约有44种。其中,在全疆分布造成危害的毒害草有9种,占毒害草总数的20.5%;北疆有25种;南疆有27种。每年数十万放牧牲畜中毒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56亿元。2.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在南疆选择引起放牧家畜中毒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分离提取生物碱,并经GC-MS和UPLC-MS/MS联用仪检测分析,共鉴定出18种生物碱（GC-MS鉴定出6种,UPLC-MS/MS鉴定出12种）。骆驼蓬主要含鸭嘴花酮碱、骆驼蓬灵、骆驼蓬碱、6-甲基哈马兰、6-甲基哈尔满、哈尔明碱、促黑激素N-氧化物和野百合碱;白喉乌头主要含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醉马芨芨草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黄花棘豆检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倒千里光裂碱、次乌头碱、毛果天芥菜碱N氧化物、克氏千里光碱;碎米蕨叶马先蒿主要含3-乙基石松胺、槐果碱、去甲基蝙蝠葛啡碱和9-甲氧基玫瑰碱。表明这些毒害草含有多种生物碱,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可能是这些生物碱共同作用的结果。3.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含毒害草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进食量显着高于对照组,但表观消化率差异不显着;与对照相比,添加毒害草制成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可明显提高山羊瘤胃内的乙酸浓度,同时提高山羊的血红蛋白浓度,试验中各处理间山羊血清中的谷氨酰转移酶、葡萄糖、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均无显着差异;含10%黄花棘豆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血清中的钾、钠、氯、钙、镁和磷均显着低于其他处理,但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丙氨酸转氨酶活性均显着升高。4.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按照地貌对新疆天然草地的生态功能进行划分,有针对性地提出毒害草的防控对策。对重要放牧地,优先保证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采用化学防控、轮牧和区域生物防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毒害草治理,辅之栽培草地建设;涵养水源地采用栽培草地与生物防控配合的方法实施;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沙漠化控制和荒漠化控制功能的生态功能区,对毒害草不进行防控,有条件时要进行科学种植与开发,发挥其生态修复功能;对于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畜产品加工和水文调蓄生态功能的毒害草防控主要采取人工与机械的物理防控方法、农牧结合、牧民定居、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式来进行综合性防控。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治理的策略要充分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价值,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采取相应的综合防制和开发利用措施。一是要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不能简单采取清除或灭除的方法。二是要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三是要大力建设栽培草地,改良天然草场,实现草畜平衡。四是要科学定位毒害草的利与害,挖掘毒害草的潜在利用价值,提升毒害草资源化利用水平。综上所述,该研究比较系统地调查了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的种类与分布,明确了主要优势毒害草种群的区域分布特点。通过对五种主要毒害草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成分的提取与分析,初步阐明其所含生物碱成分的种类;研究了毒害草颗粒化替代日粮中粗饲料对山羊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表明按照10%的比例添加制成的草颗粒对山羊的毒性作用较低。提出了新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对策,对指导新疆草地毒害草的科学防控和综合利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张丽[2]（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宋慈[3]（2020）在《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探究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及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实现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协调发展,对国家绿色发展空间的维护、绿色发展方式的形成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长期定位于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张家口市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弱,水源涵养目标又对当地产业发展形成了硬性约束。本研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的“两山”理论为指导,针对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水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构建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以张家口市为例,分析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主要工作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如下:（1）构建了基于生产方式转变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概念模型,为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有效转化提供框架思路。在多系统整体性框架下,从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角度阐释“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并从“资源-资产-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入手提出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阐述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即发展偏好、技术进步、土地利用方式、生态补偿）和路径机制（即产业转换机制、金融机制、财政机制、市场机制）。（2）提出并核算了水源涵养价值,通过编制2012年张家口市投入产出表、核算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构建了以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动态优化模型,并以张家口市为例开展了实证分析和模拟实验。实现了用一个目标函数同时反映水资源消耗、水环境损害和水源涵养效益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向影响,丰富了投入产出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设定,也为以往只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核算的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指标的可预测性提供了模型参考。模拟期内,水量保持和水环境控制两个水源涵养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到2035年,张家口市森林和草地总持水量达132万立方米,向北京供应的地表水资源量5.25亿立方米;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的处理能力逐年提高,模拟期末COD可实现零排放;水源涵养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247.3亿元和4155.39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6.73%和6.79%。（3）基于转化机理,结合模拟结果,分析提出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即增加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的转化、拓展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和分配、新兴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等。
金辉[4]（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罗万云[5]（2019）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当前,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仍然面临着生态资本内涵不清,服务价值核算困难、生态补偿粗放等基础性难题。对于干旱内陆河流域来说,水源涵养服务是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一种可再生的“生态资本”,只要我们谨慎使用,积极保护,生态系统就会持续的向外界供给。但是,由于自然和人文因素导致石羊河流域水源涵养功能萎缩、土地沙化加剧,荒漠植被衰败,生态退化导致了石羊河生态资本供给量下降,“绿水青山”难以实现向“金山银山”转换。本研究以甘肃省石羊河为案例区,将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态资本”,运用生态经济方法对生态资本补偿问题展开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概念,从经济学视角对生态资本补偿逻辑做了分析,试图解决生态资本补偿中的如下问题:第一,石羊河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究竟有多少?其服务价值又是多少?第二,模拟土地利用情景与生态资本供给量变化的关系?明确生态资本补偿的目标。第三,分析土地利用转换过程中补偿价格、转换比例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存在的联系?第四,农户作为生态资本供给者,其受偿意愿额多少?又存在那些因素影响受偿意愿额?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试图对生态资本补偿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做有益尝试。分别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石羊河流域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土地利用转换工程进行分析,搜集统计资料,结合多次实地调查结果,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现行生态资本补偿进行评价,分析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和农户的博弈行为和机理。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制度的生态资本补偿应该考虑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转换项目中的工作积极程度和风险规避特征以及生态资本供给量等因素,实现委托双方利益最大化。（2）政府作为生态补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生态补偿设计之初,补偿标准并不能有效弥补农户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农户的生计诉求常常被忽视,造成了较低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不足额补偿,消极参与）。政府应该在土地利用转换中选择足额补偿策略,以解决农户消极参与问题,提高土地利用转换面积,实现生态资本供给量的增加。第二,本文运用InVEST模型,经过参数本地化处理,定量分析了2000年和2015年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能力有所提升,生态资本的单元栅格价值由2000年的67679.61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75541.11元/年,单元栅格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上游向下游逐渐递减趋势。（2）从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总量来看,石羊河流域由2000年的40.09×108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44.79×108元/年,上游肃南县、天祝县的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最高,为12.27×108元/年和15.71×108元/年;下游地区是生态资本供给能力的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民勤、金昌等地。（3）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资本供给能力各有差异,依次为林地>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第三,2000-2015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土地之间转换。从土地利用转换与生态资本供给量来看,退耕还林对提升生态资本供给量的贡献最高,其次是退耕还草、草地禁牧。结果表明:（1）通过InVEST模拟,石羊河流域将适宜的土地进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草地禁牧”转换,生态资本供给量达到59.68×108元/年、56.58×108元/年、48.99×108元/年。（2）本文运用Matlab2017a中全局优化工具箱（Matlab Global Optimization Toolbox）,得到“保留耕地”、“退耕还草”、“草地禁牧”、“退耕还林”转换类型的分类条件（T1=11.98、T2=30.11、T3=59.97）,确定石羊河流域适宜退耕还草区域为6588.57万亩、适宜草地禁牧区域为2455.33万亩、适宜退耕还林区域为1110.36万亩。第四,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到生态资本供给者的土地利用转换成本,根据现有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工程执行情况,运用最小数据方法,利用Matlab2017a软件模拟了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生态资本供给量与生态补偿标准的关系。结果表明:（1）现行给予土地利用转换而实施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退耕还林（草）”工程若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569.14元/亩,肃南县538.68元/亩,民勤县1490元/亩,1671.44元/亩,永昌县1907.92元,金昌市1380.41元/亩,古浪县651.45元/亩）对农户展开补偿,可以激励大部分农户的耕地转化为林地或者草地,实现“退耕还林（草）”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的理想目标（天祝县1.97×108立方米/年、肃南县1.46×108立方米/年、民勤县0.12×108立方米/年、武威市0.39×108立方米/年,永昌县0.41×108立方米/年、金昌市5.37×104立方米/年、古浪县0.51×108立方米/年）。（2）“草地禁牧”工程若能够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247.94元/亩、肃南县120.43元/亩）对农户进行补偿,可以实现“草地禁牧”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天祝县0.35×108立方米/年、肃南县0.42×108立方米/年）。（3）现行生态补偿难以弥补地方政府和农户参与土地利用转换的成本支出,若按照情景3执行,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比低于1542083.34万元（天祝县245323.2万元、肃南县205977.53万元、民勤县52761.06万元、武威市425603.06万元、永昌县409192.36万元、金昌市4085.97万元、古浪县199140.16万元）。第五,通过贝叶斯估计可以看出,石羊河流域农户的受偿意愿额是存在明显土地类型差异以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从土地类型来看,石羊河流域农户的耕地受偿意愿额明显高于草地（耕地828.97元/亩,草地185.51元/亩）。（2）从空间来看,上游天祝县、肃南县的农户受偿意愿额明显低于中下游民勤县、永昌县、金昌市、武威市、古浪县的。（3）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农户受偿意愿额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年龄、受访者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耕地/草地数量、家庭年收入、水资源紧缺程度、耕地/草地转换的生态效益评价、生态资本认知等。
高艺宁[6]（2019）在《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研究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将传统生态问题与其地理空间属性相结合,采用“格局—过程—机制—可持续”的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研究范式,按照“景观动态分析—驱动机制探究—生态质量评价—安全格局构建—发展模拟选择”的研究框架,基于草地生态足迹划分分析时段,分析景观格局及其生产力动态,探究荒漠草原区景观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而评价草原景观生态质量,构建基于生态安全的景观格局分区,模拟未来荒漠草原区在自然发展、经济驱动和生态安全3种情景下的资源配置方案,旨为草原生态保护规划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主要研究结论:（1）研究区草地生态演变可划分为3个阶段:低度协同阶段（1987—2002年）、政策驱动阶段（2002—2009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6年）;不同阶段变量之间的短期波动系数（-2.289、-1.082和0.495）的绝对值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降低,表明前期剧烈波动而后期变化平缓;长期趋势（0.292%、0.728%和1.355%）则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长,反映了单位草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草地消耗在经济贡献中比重的下降,说明粗放式的资源利用正向生态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2）植被年均生产力表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1987～2016年研究区有94.23%的地区年均植被NPP总体呈动态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约3.77g Cm-2a-1;位于东南丘陵区的乡镇植被NPP呈动态增加,而受人类活动干扰明显的乌兰花镇植被NPP呈动态减少;植被NPP与年均温度和年均降水量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而与年均降雨量相关系数值更高。1987～2016年,景观类型数量变化较为明显,森林景观和人工景观分布面积处于增长状态,而草地景观、荒漠景观、农田景观和水域景观面积有所减少;从动态方向上看,约有112696.3ha的草地和农田转为森林,76574.41ha荒漠转为了草地;从动态速率上看,各景观类型变化经历了“缓慢变化—持续变化—快速变化”的过程。从类型水平上看,草地景观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大,农田景观与此相反,斑块增大且形态连片:研究区景观趋于破碎化、边缘效应降低、连通性相对稳定,异质性明显变化。（3）自然因素和人为扰动是景观动态的根本原因,且人为干扰的影响程度更为显着。农业生产、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是研究区农田景观、草地景观和人工景观变化的主要原因。农田景观受人口状况影响较大,草地景观则深受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影响,人工景观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而不断增加。受时间尺度影响,同一景观类型变化的驱动力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明显的改变且影响效果也会随之变化。（4）研究区各村域草地生态质量总体属敏感脆弱型,综合指数范围为0.003—0.765,敏感脆弱型的村域约占研究区域的82.73%,且存在北部高南部低的区域差异,表明各村域草地生态质量总体水平偏低。草地生态质量存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相关性反映出研究区草地生态质量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与空间依赖。经济压力和环境压力对于草地生态质量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口压力和资源压力。（5）不同景观累积耗费距离表面共划分为5类生态安全格局分区,即重点优化区、潜在优化区、重点关注区、生态保护区以及生态治理区。未来研究区在自然发展、经济驱动和生态优化3种情景下生态格局模拟结果表明农田、森林、水域、人工乃至荒漠景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新增农田、森林和人工景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规模数量和空间分布。对比配置方案发现生态安全情景更符合未来发展趋势,既能保持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供给,又能考虑草原保护对生态空间的需求。
古强[7]（2019）在《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巴黎气候大会后,气候变化已经受到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伴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碳汇研究成为热点。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积极进行节能减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态碳汇。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原总面积将近4亿公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0%,为现有耕地面积的3倍,发挥天然草原碳汇优势成为未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国区域间草原碳汇协同管理存在协同方间协同合作少,单个协同方对于草原碳汇的推进效果不大、影响力不强等问题,不能真正发挥草原碳汇整体协同效能。因此,加强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成为发掘中国草原碳汇潜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对于现有森林碳汇、草原碳汇以及区域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的整理,梳理出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协同治理以及系统协同论对于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研究的理论意义以及适用性。然后,本文对于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参与主体进行分析,根据参与管理的状况明确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的协同内容,依据草原生态经济学说建立包括碳汇生态、经济、社会的区域碳汇管理协同指标体系,并依据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模型对于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生态、经济、社会的的协同程度进行测度,分析现有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程度处于较低水平,仅个别地区勉强达到协调,草原生态碳汇价值社会化、经济化成为决定区域内、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发展的序参量,草原碳汇管理协同中经济层面相关指标成为决定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系统发展的慢豫驰变量组。通过对于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的测定发现存在区域差异较大,涨落波动频繁,趋势不明显,配套措施不完善,发展持续力较差等问题,说明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处于起步阶段,鉴于目前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水平不高,需要完善和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利用草原碳汇经济机制推动区域间草原碳汇资源整合,调和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生态治理行为差异增强联动性,提升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的社会基础,充分挖掘的草原碳汇的生态经济价值。
池永宽[8]（2019）在《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连片区之一,具有分布面积广、地貌类型多、发育序列全等特点,世界罕见。石漠化是该区域最严重最典型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了南方8省的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草畜工程是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快速修复喀斯特石漠化受损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地理学、岩溶学、生态学、草学、畜牧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理论与多元分析原理,针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在2012-2019年以代表中国南方喀斯特总体结构的贵州关岭-贞丰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和毕节撒拉溪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为核心研究示范区,综合运用野外试验与监测、实验室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数理统计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法等系统化研究技术方法,较为系统的研究了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与优化机理及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与策略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式构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和推广研究,以期为喀斯特石漠化治理与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与优化机理通过镇压、覆膜、碎草覆盖以及不同覆土水平对牧草出苗试验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紫花苜蓿等4种牧草出苗率均在中度覆土覆膜处理方式时出苗最短、出苗率最高,变异系数最稳定,其次是镇压和碎草覆盖处理,无处理措施表现最差。牧草出苗时间随覆土厚度增加而增加,中度覆膜覆土出苗率最高保水保墒的效果最好,是最佳牧草种植方式之一。通过对不同石漠化等级“花椒+紫花苜蓿”和“刺梨+多年生黑麦草”等15种林草配置模式的土壤理化性质恢复效果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林草配置对土壤理化性质具有改善作用,随着年限的增长,其不同配置模式改善效果也有差异,但基本上呈趋于良好的态势。中-强度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壤理化性质改善速率要好于潜在-轻度区。林草配置模式的土壤物理性质基本优于纯林地,化学性质变化不明显。两个试验区的15种林草模式中均存在部分养分指标低于国家土壤养分标准值,需要针对性补充所缺乏营养元素。通过对紫花苜蓿等退化草地进行施肥改良试验,结果显示:除对照组外,3个退化草地类型施肥改良前后的土壤理化性质差异较大。改良后的土壤在钾:氮肥施肥比为60:60kg/hm2时的土壤含水量、田间持水量、毛管持水量、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等物理性质显着改善（P<0.05）。各施肥处理的土壤氮、钾含量普遍高于未施肥的对照组,且所有施肥处理磷含量普遍偏低。（2）石漠化草地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与策略机制草地分别施硫酸铵、硝酸铵和不施肥（对照）的试验结果显示:施硫酸铵肥的牧草硫的含量显着高于施硝酸铵肥组与对照组（P<0.01）,但硝酸铵施肥与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施硫酸铵肥的牧草硒含量极明显低于硝酸铵施肥草地与对照草地（P<0.01）,而硝酸铵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牧草硒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采食施硫酸铵肥牧草的贵州半细毛羊血液中硒、铜、铁、血红蛋白（Hb）等含量和红细胞压积容量（PCV）、血清铜蓝蛋白含量（Cp）、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血液过氧化氢酶（CAT）和丙二醛（MD）极显着低于硝酸铵组和对照组（P<0.01）。草地施用硫酸铵肥会影响牧草微量元素含量以及家畜微量元素的生理代谢和血液生理生化参数。牧草中硒等微量元素含量低的草地更适合施用硝酸铵肥。在正常草地（对照组）与锌缺乏草地（试验组）开展贵州半细毛羊放牧对比分析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草地的土壤和牧草中锌含量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而其它元素没有明显差异（P>0.05）。试验组的贵州半细毛羊血液锌含量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其他元素无显着差异（P>0.01）。试验组血液中白细胞（WBC）、淋巴细胞（LY）和中性粒细胞（E）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Hb与对照组无显着性差异（P>0.01）。试验组血液生化参数中碱性磷酸酶（AKP）活性、SOD、GSH-PX和CAT的活力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而血液MDA含量极显着高于对照组（P<0.01）。草地缺锌对家畜血液生理生化参数和机体抗氧化酶有显着影响,引起机体抗氧化系统功能和免疫功能出现异常,影响其正常生长发育。补锌对缺锌草地和家畜十分必要,是维持喀斯特畜牧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关岭黄牛和贵州黑山羊、威宁黄牛和贵州半细毛羊开展不同日粮能蛋平衡对体重影响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比较分析,试验后较试验前各处理均显着增重（P<0.05）,但净增重差异不十分显着（P>0.05）。但从增重效果上看,表现出中能量中蛋白日粮增重绝对值最高,低能量高蛋白效果次之,高能量低蛋白效果最差的特点。牛羊采食“高蛋白低能量”日粮饲料时,日粮中的蛋白质难以较好的被牛羊利用,造成蛋白质营养浪费。适中蛋白-能量的饲料组合则是最佳能蛋平衡饲喂方式。对喀斯特地域特色家畜品种贵州半细毛羊与西南地区系列半细毛肉质横向比较。结果显示:贵州半细毛羊的氨基酸总量为18.34%,在西南系列半细毛羊中含量最高。在氨基酸计分、必须氨基酸指数（EAAI）评价、必需氨基酸化学评分（CS）中均是贵州半细毛羊肉质最优。通过西南系列半细毛羊的肉质常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氨基酸计分、必须氨基酸指数、必需氨基酸化学评分等综合比较,评价出贵州半细毛羊是优质的羊肉资源。通过综合常规营养和氨基酸含量等主要肉质评判指标得出,喀斯特地区的特色黄牛的肉质品质要好于西门塔尔牛。（3）模式构建与技术研发以适宜性与限制性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等理论为支撑,确定典型模式的构建边界条件,并结合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特性进行对比分析,构建了关岭-贞丰花江石漠化逆境特色林草建植与特色健康养殖生态畜牧业模式和毕节撒拉溪石漠化草地高效生产与标准化特色健康养殖生态畜牧业模式。通过对现有技术与成熟技术进行总结,研发喀斯特地区牧草发芽实验装置及方法、石漠化地区牧草标准化建植等系列关键共性技术。喀斯特高原峡谷石漠化区应根据其干热河谷的特点,在保持水土恢复环境的前提下,研发暖季牧草高产等关键技术;喀斯特高原山地石漠化区根据其立地条件,研发冷季型牧草高效生产技术等急需关键技术。（4）示范应用与推广自2012年10月以来,在核心示范区累积建设各项示范面积约5000 hm2,牛羊健康养殖等示范2300头/只。运用ArcGIS栅格数据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喀斯特高原峡谷（花江）和高原山地（撒拉溪）石漠化治理示范模式的推广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在中国南方8省“花江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27.38×104 km2、45.89×104 km2、54.69×104 km2、39.28×104 km2、27.14×104 km2;“撒拉溪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20.33×104 km2、43.47×104 km2、50.72×104 km2、45.92×104 km2、33.26×104 km2。
王晶[9]（2019）在《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研究 ——以西部地区细毛羊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绒毛用羊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农牧民从事的主要产业,该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农牧民增收,也关系到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绒毛用羊产业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约束趋紧、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养殖方式粗放、生产效率较低、标准化养殖水平不高、规模化比重偏低等诸多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养殖模式的转变,以标准化为核心、以规模化为特征,逐步形成绒毛用羊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的新格局。因此,有必要对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的经济效益、影响因素、运行模式及相关扶持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养殖模式的转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牧户养殖经济效益增长和畜产品的长期有效供给。本文首先对我国绒毛用羊养殖的标准化程度和规模化程度进行定性评价和分析;其次,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分规模）和散养模式下农牧户的成本收益、单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然后,用模糊数学法和似乎无关方程组模型对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5个环节标准化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牧户养殖规模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再次,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的实施路径、典型经验和运行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的相关扶持政策进行评价;最后,提出提高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的各项措施,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参考和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论是:（1）绒毛用羊各环节标准化程度存在差异,畜禽良种、养殖设施和疾病防控3个环节相对最高,生产管理次之,粪污无害化最低。绒毛用羊规模化养殖有长足发展,小规模散养仍占据绝对优势,规模化程度区域差异明显。（2）标准化规模养殖户总收益、纯收益和成本收益率均显着高于散养户,各投入产出指标及构成比例地区差异显着;标准化规模养殖户的单要素生产率显着高于散养户;标准化规模养殖户技术效率显着高于散养户,配置效率显着低于散养户,提升产出水平和压缩生产成本的空间都较大。（3）经济要素、技术要素、政策要素和个人家庭特征对绒毛用羊标准化养殖均有重要影响。养羊收入比重、固定资产比重有显着正向影响。人工授精、选址和棚圈设计、饲养管理、饲料配制、机械剪毛分级打包、病死羊无害化处理和粪便及污水处理7项养殖技术对标准化养殖有显着正向影响;8项政策对标准化养殖有显着影响,种公羊补贴、能繁母羊补贴、人工授精补贴、畜牧养殖机械购置补贴、标准化规模养殖奖励、禁牧补助和贴息贷款7项政策有正向影响,草畜平衡奖励有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养殖时长、劳动力人数、加入合作组织4项因素对标准化养殖有显着正向影响,年龄有显着负向影响。经济、政策、环境和个人家庭特征对我国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化均有显着影响,养殖收益、受教育程度和加入合作组织有正向影响,禁牧政策、草场面积和养殖时长有负向影响。（4）“家庭草库伦”、“种羊场+农牧户”、“生产基地+农牧户”、“委托管理式养殖小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草畜联营合作社”和“公司+合作社+农牧户”7种模式运行机制各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主体构成、覆盖范围、资源供给、环境约束、协作程度和运行效果6方面。（5）农牧户对相关扶持政策的认知度、需求度、获取程度、满意度等各有差异,扶持政策较少且缺乏系统性,部分政策存在范围小、标准低、效果不显着等问题。
马思敏[10]（2018）在《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环保政策法规的不健全导致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因此探索建立多元的生态补偿机制逐渐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前人关于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参照各地的实践,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沙雅县区位特征、发展水平以及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归纳整理了沙雅县各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现状。分别从受偿者、补偿者、管理者和社会发展角度提出了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补偿者与受偿者界定不清、补偿标准低、补偿方式单一、补偿范围小、补偿监管不到位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从设定补偿原则与目标、界定补偿者与受偿者、选择补偿方式、确定补偿标准,强化补偿监管等基本要素着手,构建了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最后提出拓展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与生态补偿方式、加强生态补偿资金管理与教育宣传、健全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与考核评价体系、促进产业升级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以解决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所存在的问题。
二、退耕还草,实现新疆生态保护与高效养羊生产的有机统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退耕还草,实现新疆生态保护与高效养羊生产的有机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及生态安全 |
| 1.1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1.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 1.2 天然草地畜牧业的生态安全 |
| 1.2.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 1.2.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 1.2.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 |
| 第二章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
| 2.1 天然草地资源特征 |
| 2.1.1 水分与热量的组合状况决定草地在地表的分布 |
| 2.1.2 草原植物种群与特征 |
| 2.2 草地退化及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 2.2.1 天然草地退化 |
| 2.2.2 天然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 2.3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退化类型 |
| 2.3.1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 |
| 2.3.2 我国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及危害 |
| 2.4 天然草地退化成因分析 |
| 2.4.1 自然因素 |
| 2.4.2 人为因素 |
| 第二篇 试验研究 |
| 第三章 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调査研究 |
| 3.1 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与危害调查 |
| 3.1.1 北疆片区的基本情况 |
| 3.1.2 材料与方法 |
| 3.1.3 调查结果 |
| 3.2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及危害调查 |
| 3.2.1 南疆片区的基本概况 |
| 3.2.2 材料与方法 |
| 3.2.3 调查结果 |
| 3.3 讨论 |
| 3.3.1 北疆片区天然草地毒害草因生态环境差异而分布不同 |
| 3.3.2 放牧牲畜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或区域性 |
| 3.3.3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危害严重,部分地区仍在持续 |
| 3.3.4 要更加重视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的生态价值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 |
| 4.1 采样地区基本概况 |
| 4.2 试验材料 |
| 4.2.1 植物来源 |
| 4.2.2 主要仪器及试剂 |
| 4.3 生物碱提取与鉴定 |
| 4.3.1 生物碱提取 |
| 4.3.2 气质联用和液质联用检测 |
| 4.3.3 生物碱成分鉴定 |
| 4.4 结果 |
| 4.4.1 骆驼蓬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2 白喉乌头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3 醉马芨芨草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4 黄花棘豆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4.5 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检测结果 |
| 4.5 讨论 |
| 4.5.1 植物生物碱与毒性形成的关系 |
| 4.5.2 不同种类植物生物碱对动物毒性的种属差异 |
| 4.5.3 毒害草毒性成分检测技术比较 |
| 4.5.4 毒害草资源化利用前景分析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3种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 |
| 5.1 试验材料 |
| 5.2 试验方法 |
| 5.2.1 试验日粮 |
| 5.2.2 试验设计 |
| 5.2.3 测定指标 |
| 5.2.4 数据统计 |
| 5.3 结果 |
| 5.3.1 干物质及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变化 |
| 5.3.2 瘤胃内发酵性状的变化 |
| 5.3.3 血液指标的变化 |
| 5.4 讨论 |
| 5.4.1 毒害草经过适当加工可作为饲料来源 |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瘤胃发酵性状的影响 |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血液指标的影响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 |
| 6.1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现有虽技术 |
| 6.1.1 人工防控技术 |
| 6.1.2 机械防控技术 |
| 6.1.3 物理防控技术 |
| 6.1.4 化学防控技术 |
| 6.1.5 生物防控技术 |
| 6.2 天然草地毒害草治理策略 |
| 6.2.1 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 |
| 6.2.2 合理利用天然草地生态功能区 |
| 6.2.3 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 |
| 6.2.4 科学定位毒害草利与害,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
| 6.2.5 加大科技投入,避免草地恶化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名录 |
| 附录2: 新疆天然草地主要草原类型 |
| 附录3: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种类 |
| 附录4: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地理分布图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
| 1.1.2 生态功能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
| 1.1.3 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性研究成果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
| 2.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研究 |
| 2.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
| 2.3 水源涵养研究 |
| 2.3.1 水源涵养功能机制研究 |
| 2.3.2 水源涵养效益研究 |
| 2.4 最优化模型研究 |
| 2.4.1 多目标优化模型 |
| 2.4.2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
| 2.5 文献述评 |
| 3 基于“两山”理论的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机理分析 |
| 3.1 “两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3.1.1 思想萌芽和理论提出阶段 |
| 3.1.2 解读深化和发展完善阶段 |
| 3.1.3 体系成型和升华指导阶段 |
| 3.2 “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 |
| 3.2.1 “绿水青山”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 |
| 3.2.2 “两山”理论的多系统整体性分析 |
| 3.3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 |
| 3.4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 |
| 3.4.1 发展偏好 |
| 3.4.2 技术进步 |
| 3.4.3 土地利用方式 |
| 3.4.4 生态补偿 |
| 3.5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机制 |
| 3.5.1 产业转换机制 |
| 3.5.2 金融机制 |
| 3.5.3 财政机制 |
| 3.5.4 市场机制 |
| 3.6 本章小结 |
| 4 张家口市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现状分析 |
| 4.1 地理位置和区域定位 |
| 4.2 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
| 4.2.1 土地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2.2 矿产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2.3 水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3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 |
| 4.3.2 居民生活 |
| 4.4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构建 |
| 5.1 模型设定 |
| 5.1.1 前提假设与模型框架 |
| 5.1.2 土地利用方式和水污染物质分类 |
| 5.1.3 污水处理技术引入 |
| 5.1.4 政策组合 |
| 5.1.5 数据来源 |
| 5.2 模型基础 |
| 5.2.1 投入产出表编制 |
| 5.2.2 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核算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目标函数 |
| 5.3.2 社会经济子模块 |
| 5.3.3 水量保持子模块 |
| 5.3.4 水环境控制子模块 |
| 5.3.5 水资源供需子模块 |
| 5.4 外生参数设定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动态优化分析 |
| 6.1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模拟 |
| 6.1.1 情景设置 |
| 6.1.2 各情景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
| 6.1.3 最优情景选择 |
| 6.1.4 模型检验 |
| 6.2 最优情景下水源涵养功能和价值实现情况 |
| 6.2.1 水量保持功能 |
| 6.2.2 水环境控制功能 |
| 6.2.3 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 |
| 6.3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
| 6.3.1 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转化 |
| 6.3.2 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拓展 |
| 6.3.3 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及分配 |
| 6.3.4 新兴主导产业培育与发展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3.1 研究难点 |
| 1.3.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 现有研究的基本概况 |
| 1.4.1 文献数量 |
| 1.4.2 期刊分布 |
| 1.4.3 高产作者 |
| 1.4.4 被引情况 |
| 1.4.5 热点分布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资本概念 |
| 2.1.2 生态资本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生态资本补偿内涵与框架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核心理论 |
| 2.3.1 生态系统理论 |
| 2.3.2 生态资本理论 |
| 2.3.3 生态安全理论 |
| 2.3.4 公共物品理论 |
| 2.3.5 博弈理论 |
| 2.3.6 契约理论 |
| 2.4 本章小结与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的研究逻辑 |
| 3.1 生态资本补偿的必要性 |
| 3.1.1 生态资本补偿的自然过程 |
| 3.1.2 生态资本补偿的人文过程 |
| 3.2 生态资本补偿的主客体界定 |
| 3.2.1 生态资本的“购买者”(补偿主体) |
| 3.2.2 生态资本的“供给者”(补偿客体) |
| 3.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以及价值评估 |
| 3.3.1 确定生态资本的供给量 |
| 3.3.2 生态资本供给价值的评估 |
| 3.4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 3.4.1 生态安全条件下生态资本补偿目标的厘定 |
| 3.4.2 土地适宜性判别与补偿目标选择 |
| 3.5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 3.5.1 生态资本补偿标准计算 |
| 3.5.2 生态资本补偿总额计算 |
| 3.6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区概况与调研过程 |
| 4.1 研究区概况 |
| 4.1.1 区域选择说明及功能定位 |
| 4.1.2 自然地理概况及项目政策执行情况 |
| 4.1.3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4.2 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概况 |
| 4.2.1 现有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情况 |
| 4.2.2 生态补偿项目执行面临的问题 |
| 4.3 调研过程及数据来源 |
| 4.3.1 调研过程 |
| 4.3.2 数据处理及调查对象分析 |
| 第五章 现有生态补偿政策面临的利益冲突 |
| 5.1 生态补偿主体界定和利益冲突分析 |
| 5.1.1 相关利益主体界定 |
| 5.1.2 生态资本补偿的涵盖内容 |
| 5.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分析 |
| 5.2.1 委托双方的成本支出与期望收益分析 |
| 5.2.2 土地利用转换中双重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
| 5.2.3 模型求解及分析 |
| 5.3 政府与农户的行为博弈分析 |
| 5.3.1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构成分析 |
| 5.3.2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与解释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 6.1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的遥感模型 |
| 6.1.1 InVEST模型原理与算法 |
| 6.1.2 影子工程法 |
| 6.2 模型参数获取与处理分析 |
| 6.2.1 模型参数获取与来源 |
| 6.2.2 主要模型参数处理与分析 |
| 6.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 6.3.1 生态资本供给量 |
| 6.3.2 生态资本供给量价值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 7.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系 |
| 7.1.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联逻辑 |
| 7.1.2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 7.1.3 土地利用的情景判别 |
| 7.2 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 7.2.1 土地利用特征 |
| 7.2.2 土地利用的转换矩阵分析 |
| 7.3 土地利用转换情景模拟 |
| 7.3.1 土地利用情景设置 |
| 7.3.2 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生态资本供给量 |
| 7.3.3 适宜土地利用情景判别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 8.1 确定生态资本补偿标准的思路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8.2.1 最小数据方法 |
| 8.2.2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 |
| 8.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研究结论 |
| 8.3.1 概率模型模拟 |
| 8.3.2 农户机会成本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 |
| 8.3.3 不同补偿价格下的实施成本与交易成本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 9.1 农户受偿意愿额的估计 |
| 9.1.1 耕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估计值 |
| 9.1.2 草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额估计 |
| 9.1.3 农户受偿意愿额与生态补偿成本测算 |
| 9.2 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9.2.1 分位数回归方法在农户受偿意愿额影响因素的应用 |
| 9.2.2 变量选取和测量 |
| 9.2.3 结果与分析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主要研究结论和展望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不足与政策建议 |
| 10.2.1 研究不足 |
| 10.2.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石羊河流域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2:石羊河流域社区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3:石羊河流域考察提要及访谈录音整理报告 |
| 附录4:资料清单 |
| 附录5:实地考察和调研照片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研究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 |
| 1.2.2 荒漠草原区景观生态研究进展 |
| 1.2.3 发展趋势及关注重点 |
| 1.2.4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预处理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资源条件 |
| 2.1.3 社会经济 |
| 2.2 数据预处理 |
| 2.2.1 景观分类 |
| 2.2.2 遥感数据处理 |
| 3 草地生态足迹演变特征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草地生态足迹 |
| 3.1.2 计量建模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非结构突变协整检验 |
| 3.2.2 结构突变协整检验 |
| 3.2.3 草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比 |
| 3.2.4 草地生态足迹演变阶段特征 |
| 3.3 讨论与小结 |
| 4 景观格局及生产力动态特征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区域植被概况 |
| 4.1.2 数据处理 |
| 4.1.3 分析方法 |
| 4.2 植被生产力动态分析 |
| 4.2.1 植被NPP空间分布特征 |
| 4.2.2 植被NPP时空变化特征 |
| 4.2.3 植被NPP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 4.3 景观结构类型的变化特征 |
| 4.3.1 景观类型动态幅度 |
| 4.3.2 景观类型动态方向 |
| 4.3.3 景观类型动态速率 |
| 4.4 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 |
| 4.4.1 类型水平的格局变化 |
| 4.4.2 景观水平的格局变化 |
| 4.5 讨论与小结 |
| 5 景观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构建驱动因子的指标体系 |
| 5.1.2 回归分析与空间模型选择 |
| 5.2 景观变化与驱动指标空间回归过程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拟合结果评估 |
| 5.3 景观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
| 5.4 讨论与小结 |
| 6 景观生态质量评价 |
| 6.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草地生态质量评价 |
| 6.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2.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 6.3 结果与分析 |
| 6.3.1 草地生态质量的评价结果与类型划分 |
| 6.3.2 草地生态质量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3 OLS与GWR的模型比较 |
| 6.3.4 基于GWR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 讨论与小结 |
| 7 基于生态安全的景观格局优化 |
| 7.1 安全格局构建 |
| 7.1.1 生态安全的识别与构建 |
| 7.1.2 模型的选择 |
| 7.1.3 景观格局优化途径 |
| 7.2 生态安全格局配置分区 |
| 7.2.1 不同生态源累积阻力表面 |
| 7.2.2 不同生态源累积耗费距离表面 |
| 7.2.3 不同生态源耗费阻力分区 |
| 7.2.4 生态安全格局优化配置分区 |
| 7.3 情景模拟方法 |
| 7.3.1 景观适宜性指标体系选择 |
| 7.3.2 景观适宜性图集 |
| 7.3.3 CA-Markvo模型构建 |
| 7.3.4 CA-Markvo模型数据处理 |
| 7.3.5 CA-Markov模拟精度检验 |
| 7.4 不同情景配置方案模拟结果 |
| 7.4.1 不同情景的转移概率 |
| 7.4.2 不同情景的配置方案 |
| 7.4.3 不同情景配置下景观适宜性分布 |
| 7.4.4 不同情景模拟结果 |
| 7.5 讨论与小结 |
| 8 结论、创新与不足 |
| 8.1 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 |
| 8.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7）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草原碳汇管理研究现状进展 |
| 1.3.2 跨区域协同机制研究进展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草原碳汇 |
| 2.1.2 草原碳汇管理 |
| 2.1.3 草原碳汇管理协同 |
| 2.2 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2.1 低碳发展理论 |
| 2.2.2 协同理论 |
| 2.2.3 协同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现状及参与主体分析 |
| 3.1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现状 |
| 3.2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参与主体分析 |
| 3.2.1 中央政府管理部门 |
| 3.2.2 地方政府管理部门 |
| 3.2.3 企业部门 |
| 3.2.4 农牧民 |
| 3.2.5 金融机构 |
| 3.2.6 社会组织 |
| 第四章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模型构建及测度 |
| 4.1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测度模型的构建 |
| 4.1.1 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指标选取 |
| 4.1.3 模型方法选择 |
| 4.1.4 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测度模型构建 |
| 4.2 跨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测算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序变量数据标准化及赋权 |
| 4.2.3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度计算 |
| 第五章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问题分析 |
| 5.1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生态层面协同问题分析 |
| 5.2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经济层面协同问题分析 |
| 5.3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社会层面协同问题分析 |
| 5.4 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区域主体层面协同问题分析 |
| 第六章 推进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政策建议 |
| 6.1 增强草原碳汇管理生态状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
| 6.1.1 加强区域政府间草原碳汇生态治理行为的监管 |
| 6.1.2 调节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生态治理差异 |
| 6.2 增强草原碳汇经济的整合发展能力 |
| 6.3 提升对于草原碳汇管理社会认同程度 |
| 6.3.1 推动草原地区社会向绿色低碳发展 |
| 6.3.2 提升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的社会资本存量 |
| 6.4 建设保障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发展的长效制度 |
| 6.4.1 推动草原碳汇管理立法 |
| 6.4.2 建设层级分明的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目标体系 |
| 6.4.3 建立区域间草原碳汇管理状态专业评估体系 |
| 6.4.4 推动跨区域草原碳汇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8）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 1.1 人工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 |
| 1.2 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 |
| 1.3 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研究进展与展望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2.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2.3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2.4 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第三章 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及优化 |
| 3.1 牧草高效控苗建植 |
| 3.2 林草配置模式与土壤性质 |
| 3.3 施肥与草地改良 |
| 第四章 石漠化草地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及策略 |
| 4.1 草地施肥对牧草-家畜的影响 |
| 4.2 草地微量元素与特色家畜健康养殖 |
| 4.3 日粮能蛋平衡配置与家畜育肥 |
| 4.4 特色家畜品质评价与比较 |
| 4.5 地域特色饲用资源发掘 |
| 第五章 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及技术 |
| 5.1 模式构建 |
| 5.2 技术研发与集成 |
| 第六章 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应用及推广 |
| 6.1 模式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 |
| 6.2 模式优化调整方案与推广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研究 ——以西部地区细毛羊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说明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3 标准化理论 |
| 2.4 农户行为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发展历程与启示 |
| 3.2 与绒毛用羊产业相关的国内外标准 |
| 3.3 中国绒毛用羊养殖标准化程度分析 |
| 3.4 中国绒毛用羊养殖规模化程度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
| 4.1 标准化规模养殖(分规模)与散养模式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
| 4.2 标准化规模养殖(分规模)与散养模式的单要素生产率比较分析 |
| 4.3 标准化规模养殖(分规模)与散养模式的经济效率比较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绒毛用羊标准化养殖影响因素分析 |
| 5.2 绒毛用羊规模化养殖影响因素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分析 |
| 6.1 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 |
| 6.2 不同运行模式特点比较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相关扶持政策评价 |
| 7.1 现有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相关扶持政策 |
| 7.2 农牧户对标准化规模养殖相关扶持政策的评价 |
| 7.3 畜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对标准化规模养殖相关扶持政策的评价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10）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划及生态补偿现状 |
| 3.1 沙雅县概况 |
| 3.2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划 |
| 3.3 沙雅县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
| 3.4 沙雅县生态补偿现状 |
| 第4章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 |
| 4.1 受偿者角度 |
| 4.2 补偿者角度 |
| 4.3 管理者角度 |
| 4.4 社会发展角度 |
| 第5章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
| 5.1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目标与原则 |
| 5.2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补偿者与受偿者 |
| 5.3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方式 |
| 5.4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标准 |
| 5.5 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监管 |
| 第6章 完善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利用地区优势,解决资金不足,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 |
| 6.2 加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加大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 |
| 6.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与评价体系,加强资金管理,提高利用效率 |
| 6.4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全区协调发展,促进生态补偿脱贫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退耕还草,实现新疆生态保护与高效养羊生产的有机统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D]. 王军亮. 扬州大学, 2020(04)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3]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D]. 宋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5]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D]. 罗万云. 兰州大学, 2019(02)
- [6]荒漠草原区景观动态及生态格局优化研究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D]. 高艺宁.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9(01)
- [7]跨区域草原碳汇管理协同研究[D]. 古强.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9(01)
- [8]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D]. 池永宽. 贵州师范大学, 2019
- [9]中国绒毛用羊标准化规模养殖研究 ——以西部地区细毛羊为例[D]. 王晶. 中国农业大学, 2019(02)
- [10]沙雅县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马思敏. 新疆农业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