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张载“周道止是均平”说——陕西“隐型文化”研究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阮思宇[1]（2021）在《试论张载的孟子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梦莹[2]（2021）在《张载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王宝峰[3]（2020）在《关学的“眉县宗指”》文中提出关学是由张载创立的礼教理学。"眉县宗指"指礼教理学"知礼成性"的哲学学理及"张子四为"的志向与境界。"知礼成性"一方面追溯礼教实践之形上学根源;另一方面将儒学形上观念落实于礼教工夫之中。"知礼成性"合内外、一天人,成为礼教理学独特的"关中道统脉络"。"张子四为"斥异学以立圣学道统,展现了哲学家"勇于造道","大其心",以德合天地之心,参赞化育的境界,以及归宗周礼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眉县宗指"所确立的"礼教理学范式",对于重建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中国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子峻[4]（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韩星,李雅雯[5]（2019）在《中国士人使命担当的经典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新解》文中研究指明太平大同思想源于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经过孔子及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儒家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对儒家理想社会的重申和发挥。张载以三代之治为太平蓝图,提出了"渐复三代之治"的治理之策——恢复井田、重建封建、恢复肉刑。《西铭》也是其太平大同理想的简洁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其个人政治抱负的表达,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社会担当的经典表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仍然放射着璀璨光芒。
胡长海[6]（2018）在《宋儒与宋代宗族文化建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以来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国社会基本是以世族为主构成上层社会,以均田制下的平民构成下层社会,形成世族与平民并行的二元体制。世族是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按照宗族发展类型划分属于世族宗族。唐宋变革中,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化加剧,均田制下的平民阶层发生分化,逐步形成新兴庶族地主阶层。同时,旧有世族门阀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变革而逐步衰落,强化了新兴庶族地主对社会的主导地位。唐宋社会变革的本质是由土地制度变革引发的社会阶层重构与制度重建。从社会阶层看,庶族面对科举荣辱与贫富转换无常兴起了一股保富论思潮,从而回归传统宗族建设,以此常保家族兴旺;贫民阶层失去均田制保障,转而寄希望于传统宗族制度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唐宋变革打破了旧有的国家统治秩序,亟需重建社会制度,在基层社会主要体现为宗族文化的重建。基于此,宋儒具有极其强烈的内在动因与外在要求来阐发儒家经典,建构儒家理想中的亲亲宗法社会,逐步完成理论与制度设计,并推向社会实践,从而推动传统世族宗族社会向庶族宗族社会的转变。宋儒在宋代宗族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推动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具体内容上,宋儒从宗族祭祀、宗族谱系、宗族教育、宗族保障等主要方面着力宋代宗族文化建设。在宗族祭祀层面,宋儒阐发义理建构哲学依据,提出以气解释宇宙以及鬼神的哲学论述,强调祭祀是家族成员与祖宗感应沟通;在阐发传统的祭祀要义上,宋儒提出祭祀四代不害义理、无后者祭之别位、祭必用尸、支子不祭的宗族祭祀基本内容;在祭祀时间上,宋儒既继承传统的祭祀时间,也接纳民间习俗,提出四时、寒食、清明、中元等都应祭祀祖先;在祭祀地点上,宋儒提出古不墓祭,又认为墓祭也不害义理,并适当变通传统经典,提出重塑家庙祭祀,吸取佛老肯定影堂以及设立画像祭祀;在传统儒家宗族祭祀与民间习俗的冲突上,宋儒在火葬、风水、水陆道场、焚香、焚纸等习俗上既提出批判,又部分接纳,体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点。总体而言,宋儒在宗族祭祀上,继承儒家经典与传统,要求延续旧有的礼仪秩序,又接受现实,部分认可民间习俗对儒家宗族祭祀的影响,体现出庶族地主脱胎平民的阶层本色。在以宗子法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层面,宋儒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宗子法毁坏,宗族体系缺乏社会凝聚力,导致帝王依靠的大家族崩溃,引发社会动荡。宋儒认为重建宗族根本在于重新确立宗子法的权威,重塑以宗子为核心的宗族等级秩序。宗子法除了祭祀特权外,还在于宗子对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继承特权。宋儒提出重塑宗子法要确立宗子在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的优先继承地位。宋代的具体案例上体现为基层社会财富继承必须以继承宗子地位为基本前提。在政治权力方面,在皇族体现为濮议之争,明确继嗣方能继统,政治权力以宗法权力为前提;在普通士人阶层体现为宗子对爵位的优先继承权。确立宗族的祭祀、政治、经济等级秩序后,必然以具体的形式进行确认。家谱的重塑即是以图谱的形式明确家族内部关系,对内敬宗收族,对外凝聚家族力量,明确亲疏之别。体例上主要依据欧阳修与苏轼创建的两种族谱模式,以此明确宗子法所确定的宗族等级秩序。在宗族教育层面,宋儒的着力点主要在家训与族学两个方面。在家训建设中,宋儒延续汉唐部分家训传统,凸显家训对家与国的双重关怀,提出治家可以治国,兴家务必强化家庭传统建设。在宋代家训的具体内容上分为家族伦理教育与家族管理教育。在人伦方面强调夫妇、父母、兄弟等基本人伦秩序,批判当时出现的诸多人伦沦丧的社会现象。在家庭经营管理上,宋儒提出婚姻不可贪求阀阅,经营务必重视契约,重视教育兴家,强调妇德妇功对家族发展的作用。在宋代族学教育层面,宋儒强调族学以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宋代族学教材既有儒家经典,又融合宋学着作;基于族学的家族性质,及对科举的重视,宋儒追求族学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宋儒还吸取佛老等礼仪,建构族学祭祀圣贤,体现宋儒推动儒学民间化与融合佛老的时代特点。在宗族保障层面,宋儒基于官场起伏无常,贫富转化转瞬而已的客观现实,强化了对宗族保障制度的建设。贫民阶层面对天灾人祸难以维持,也寄希望于宗族保障建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宋儒认为古代井田制度破坏之后范仲淹创立的义庄制度最为符合儒家理想,故而大量的模仿,建构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团结族人,帮助贫困乡邻。同时,宋儒又积极完善社仓制度,从基层社会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对义庄制度进行补充,完善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族福利制度建设。在宗族管理上,宋儒进一步提出要强化家规族法的建设,以此规范宗族内部的秩序与管理。后世大量的家规族法的出现和严格化正是对宋代宗族家规族法的继承与发展,强化了宗族管理与宗族福利制度的社会功能,保障了宗族福利制度的可延续性。概括地说,宋儒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是以理学为理论依据,是从政治儒学的视角对儒家社会进行制度建构,奠定了宋以后至清代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近八百年的社会治理基本模式。在宋儒建构庶族宗族文化的过程中,鲜明的凸显出宋代儒学的时代特征,体现为宋儒宗族文化建设既继承儒家经典与传统,又吸取佛老等民间习俗,既坚持儒家等级秩序,又推动儒家礼仪平民化的二重性特点。同时,宋代宗族文化建设是庶族宗族建设的开创阶段,是理论与制度的系统重构时代,凸显出这一时期宗族理论与制度建构的系统性与未完成性特点。此外,应该看到,宋代宗族文化建设对建构传统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凸显出儒家理论明确等级与化解矛盾的文化能力,以及宋代宗族文化建设带来专制化、弱化妇女权利、阻碍经济发展、引发家族械斗等历史流弊。最后,宋代宗族文化建设强调以家族为核心建构社会治理模式,从家族内部明确秩序、化解矛盾与建构福利制度,这对当代转型社会治理及家庭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瑶[7]（2018）在《张载法律思想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载是我国北宋时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及关学的创始人,对北宋理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礼就是理,但理先于礼,对先秦时期的礼给予新的定义。他还提出了气的一元论,以及宇宙本体论,认为“太虚即气”,在此基础上提出宇宙就是一个大家庭,人类都是其子的观点,和“天人合一”思想。张载将这种天地、乾坤、阴阳、刚柔的思想与礼相结合,把先前的儒家思想提升到天地人和的思想境界,为实现有序的封建伦常秩序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封建社会制度开始走下坡路的北宋时期,张载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和改善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提出的“复三代之礼”的变法思想尤为重要。本文重点研究张载的法律思想以及对当今法制变革提供参考。具体言之,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张载法律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理论基础。该部分前半部分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描述了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后一部分主要阐述儒释道思想相互交融是张载法律思想形成基础,其中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第二部分为张载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这是本文的重点和主体。本章将张载的法律思想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在立法上,张载主张推崇以礼立法;在刑法上,张载主张要恢复肉刑,用肉刑来代替死刑,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流失;在预防犯罪上,他提出要遏制人们的欲望,他认为不欲则不盗;在经济上,他倡导实行井田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在平均分配给农民;另外他还否定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认为这样会造成官府对市场的垄断,但主张要自由贸易。第三部分为张载法律思想的评价及启示。这一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之上,对张载的法律思想做了评价,优势是对于重构当时的社会秩序十分有益,但部分思想又略显保守。最后笔者指出其思想对当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公民优良道德具有借鉴意义。
马启慧[8]（2017）在《关学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人才具有综合知识及跨专业的技能。在此背景下,以人文素质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是当前高校教育发展的重点,我国在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利用传统文化的学习来增强大学生人文素养,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关学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精髓之一,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理念,与文化素质教育的诉求一致。加强关学思想在高校的学习和推广,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知识素养,树立正确的大学学习精神,明确大学教育的本质和内涵,实现个人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目标,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论文通过査阅关学相关古籍、以及关学相关资料,从中梳理出关学思想的特点,然后论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关理论,以及对当前中国推行素质教育中的发展现状,面临的发展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论证加强关学思想文化的学习对推动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的现实意义,最后就如何将关学教育思想实践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提出建议。论文通过六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为绪论,主要论述选题背景、意义和相关研究状况。第二和第三是关学相关理论概述、关学思想特点和大学生文化素南教育相关理论概述和发展。第四,分析关学思想特点与高校素质教育的内在相关性。第五,重点分析关学思想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德育、学风及社会理想价值。最后,提出关学思想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实现途径。文化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人文文化知识为重点的教育模式,关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不仅继承了其中的人文文化知识,还富含浓厚的自然科学精神,将关学思想中的思想理念与大学生的文化教育相结合是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王金凤[9]（2015）在《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文中指出两宋新儒学的形成、发展与新儒家群体对儒学经典文本的诠释存在密切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宋经典诠释的过程就是新儒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然而,如若将上述观点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共识,则会忽略甚至错过大量值得深度挖掘的问题。不唯如是,学界目前对两宋经典诠释领域的诸多细节性问题及其与新儒学互动关系的研究不够充分,这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对“两宋新儒学是如何在经典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勾画与回答。意欲说明两宋经典诠释的形态、特征及其与新儒学之间的关联,北宋时期（9601127）就是一个不能绕开的时间段。历史中的北宋隶属两宋的初始阶段,是两宋新儒学整体思想内核与精神气质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并且,该阶段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与观念形态的多样程度令人瞩目。本文以北宋新儒学作为两宋新儒学相关研究的切入点,是时间维度与思想维度两方面共同推动的结果。文章将北宋时期分为庆历年前后与熙宁年前后两个阶段,选取范仲淹、孙复、胡媛、欧阳修与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作为这两个阶段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分别考察上述人物为代表的新儒家群体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以及这些诠释方法与理论背后的学理依据,也就是这些新儒学人物所提出的新观念或新概念,并对这些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理论的逻辑论证、可行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其诠释开展的逻辑结构、论证机制、特质与可能的义理困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上述新儒学人物在经典文本诠释过程中呈现出的特质,并分析上述北宋新儒学人物的经典诠释思想在新儒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庆历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形成的关系如下:范仲淹尚未形成完整的经典诠释思想,“随义而发”的经典诠释方法在经典诠释领域主要体现为对经典诠释方法转变的探索,这种经典诠释思想带来的是新儒学初期的意识的转向与观念的引导;孙复的经典诠释理论表现为“出新意”的形态,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尊王”的观念诠释经典文本,这种在经典诠释过程中代入自我观念以及这种自我观念所表征的政治意识,标识了新儒学初期的走向;胡瑗的经典诠释思路是“义必理胜”,其经典诠释理论是“以人事言之”的设定来解释经典文本,并由此涉及道德修养领域,因此胡瑗的经典诠释理论表明了新儒学话题的显露。欧阳修的经典诠释基调是“质疑”之前的诠释范式,取而代之的是“人情”的经典诠释概念。作为新的经典诠释概念而提出的“人情”已经跨越了经典诠释领域的界限而成为欧阳修思想中的普遍概念,经典诠释领域中使用的观念、概念与思想领域的新命题显示出逐渐重合的态势,这也使欧阳修的经典诠释思想确定了之后新儒学的开展形态。熙宁年前后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及其与新儒学发展的关系如下:“一道德”与“道德性命”的强调凸显了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转向,对“义理”的追求是其经典诠释思想的主旨,王安石以形上道理与抽象性论所构成的“义理”诠释内容是对两宋新儒学义理基调的奠定。张载在寻找义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推考”与“精思”成为其经典诠释思想的风格,其“心解”的经典诠释方法既表征了一种新诠释样态的萌发与兴盛,也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证明,由此涉及的心性学说与修养工夫的思路对其后新儒学存在拓展论域的作用。程颢与程颐“明理”的经典诠释诉求则更为清晰,为了实现这一诠释诉求,二程引入“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这种经典诠释理论不仅预示两宋新儒学独立成为一个有效并有说服力的思想系统的趋势,同时也使二程“天理”或“理”的哲学概念合法化,这是新儒学在理论上推进的表现。基于上述讨论成果,本文就孙复《春秋》诠释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及其评价、“不言性”是否可以代表欧阳修对性情问题的看法、“穿凿”是否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等问题对北宋新儒学人物经典诠释思想中的若干问题给予进一步讨论,继而展开有关思考:一是借助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行为的内在机制的考察,说明构成某种经典诠释范式或形态有效性的必要因素。二是通过对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中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讨论,指出以价值取向为主导的诠释形式存在有效范围及其方法论启示。三是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形态入手,分析北宋经典诠释思想的演变是一个从“文本的诠释”转型为“观念的诠释”、再渐化为“思想的诠释”的过程,并以此推进“儒学如何形成当代哲学新形态”等问题的思考。
李旭然[10]（2014）在《北宋四子的“诚”论》文中研究说明“诚”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之一,被认为是最难理解的概念。“诚”字最早出现在古代文献中,在先秦时期被思想家们广泛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诚”的意义也逐渐以人为中心而不断发展,由最初的信、真实之意,逐步增加了主体性、道德性、统一性、政治性等多方面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孟子和荀子的贡献是巨大的,“诚”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在其他学派思想中的地位重要,集中体现在《大学》与《中庸》之中。汉唐时期的儒学以注疏经学为主,收录了《大学》与《中庸》的《礼记》地位不高,《大学》与《中庸》中“诚”长期不受重视。出于对抗佛教的目的,唐代的韩愈和李翱开始重视《大学》与《中庸》,李翱提出了以“诚”复性的学说。这种风气延续至北宋初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地位上升,《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而成为经典。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周敦颐、张载和二程高度重视《大学》与《中庸》中的“诚”,以“诚”为中心,对世界的构成与发展、伦理道德的培育、封建国家学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关于“诚”的理论,简称为“诚”论。宋明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周敦颐、张载和二程,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从儒学的传统中寻找资源,发掘出了《大学》与《中庸》中的“诚”,肯定天道因为“诚”而为真实,人性也是由“诚”而真实的,由此达成人性与天道的一致。周敦颐、张载和二程又将《大学》、《中庸》与《易》、《礼》相结合。《易》所说的天尊地卑、阳主阴从,是社会礼乐制度的直接来源,人在在现实生活之中,必须遵从礼乐制度,理学家们将《易》、《礼》与“诚”相结合,确立了“诚”在政治上的意义。周敦颐、张载和二程都极为重视人以诚为依据的道德修养,在肯定诚为天道的前提下,以自诚、诚之、思诚为现实的出发点,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既与礼乐制度相符合,又自强不息而与《易》的生生不息合一,“诚”最终落实到了人的活动中。他们的“诚”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诚”的本体论,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心性论与道德培育的境界论,最终以政教论的方式实现于人的社会活动,将中国思想史的“天人和谐”的思维模式提升到了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颐、张载和二程以“诚”作为中心,围绕着“诚”进行的一系列的论述,“诚”就成为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理论基石。通过对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诚”论进行研究,厘清四子作为理学奠基者的思想线索,对于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体现了融汇诸家学说而贯通为独特的思想系统的发展脉络。
二、论张载“周道止是均平”说——陕西“隐型文化”研究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张载“周道止是均平”说——陕西“隐型文化”研究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4）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5）中国士人使命担当的经典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一、儒家太平思想的渊源流变 |
| 二、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意蕴 |
| 三、结 语 |
（6）宋儒与宋代宗族文化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术语概述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相关说明 |
| 1.2 重点难点与解决方案 |
| 1.3 研究目的、总体构想与创新点 |
| 1.4 学术史回顾 |
| 1.4.1 宋儒宗族思想的个案研究 |
| 1.4.2 对宋代宗族相关专题研究 |
| 1.4.3 对宋代宗族问题的着作类研究 |
| 第2章 宋儒重建宗族的历史境遇 |
| 2.1 唐宋变革与社会危机 |
| 2.1.1 土地变革引发社会变革 |
| 2.1.2 宗教冲击人伦 |
| 2.1.3 政治制度危机 |
| 2.2 庶族的崛起与社会重建 |
| 2.2.1 世族门阀的阶层壁垒 |
| 2.2.2 庶族的崛起与保富论 |
| 2.2.3 宋儒与宋代宗族重建 |
| 2.3 经学向理学的学术转向 |
| 2.3.1 世族与经学的紧密关系 |
| 2.3.2 批评汉学 |
| 2.3.3 批判佛老“异端” |
| 2.3.4 阐发义理,重建人伦 |
| 第3章 溯源流而崇祭祀 |
| 3.1 宋儒对宗族祭祀理论的重塑 |
| 3.1.1 “通天下一气耳” |
| 3.1.2 “鬼神只是气” |
| 3.1.3 “子祭祖先以气类而求” |
| 3.2 宋儒对宗族祭祀内涵的因革 |
| 3.2.1 “祭四代亦无害义” |
| 3.2.2 “无后者祭之别位” |
| 3.2.3 “古人祭祀,无不用尸” |
| 3.2.4 “支子不祭” |
| 3.3 祭必以时 |
| 3.3.1 “凡祭有四时” |
| 3.3.2 “寒食至桑墓拜扫” |
| 3.3.3 “明年清明,拜墓上” |
| 3.3.4 “中元日为设斋位” |
| 3.4 祭祀地点问题 |
| 3.4.1 “古不墓祭” |
| 3.4.2 “墓祭不害义理” |
| 3.4.3 “许群臣立家庙” |
| 3.4.4 “晨入影堂焚香展拜” |
| 3.4.5 “图其像,日祭之” |
| 3.5 宋儒宗族祭祀对民俗的现实容纳 |
| 3.5.1 “火化而害于恩” |
| 3.5.2 “风水之说,断然无之” |
| 3.5.3 “吾家治丧,不用浮屠” |
| 3.5.4 “香只是佛家用之” |
| 3.5.5 “每祭不烧纸” |
| 第4章 明宗法与建谱系 |
| 4.1 宋儒对宗子法的重建 |
| 4.1.1 “王者,天下之大宗” |
| 4.1.2 “宗子法久不行” |
| 4.1.3 “立宗子法,亦是天理” |
| 4.2 宗族财产与权力继承 |
| 4.2.1 “有别籍异财之禁” |
| 4.2.2 入嗣与财产继承问题 |
| 4.2.3 宗藩入嗣与濮议 |
| 4.2.4 “诸侯袭封,功臣继绝” |
| 4.3 宋儒对宗谱理论的创新 |
| 4.3.1 “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
| 4.3.2 “遭时多艰,宗谱散亡” |
| 4.3.3 宗族不散,有谱之力 |
| 4.3.4 宋以迄于今,遵用欧苏遗法 |
| 第5章 训人伦而滋日用 |
| 5.1 宋儒家训的家国关怀 |
| 5.1.1 “正家而天下定矣” |
| 5.1.2 “成就门伐,盖家训致然” |
| 5.2 宋儒家训重视人伦教化 |
| 5.2.1 夫妇之道,风化之本原 |
| 5.2.2 父母之命,勿逆勿怠 |
| 5.2.3 “兄弟至亲,一体而分” |
| 5.3 宋儒家训与家庭经营管理 |
| 5.3.1 婚姻不可贪阀阅之高 |
| 5.3.2 注重产权、节俭的家产管理 |
| 5.3.3 重视教育兴旺家族 |
| 5.3.4 强调妇德妇功 |
| 5.4 宋儒的族学理念与族学建设 |
| 5.4.1 重科举兴家族 |
| 5.4.2 关怀天下国家治理 |
| 5.4.3 族学教材的义理化、家族化 |
| 5.4.4 族学教师的家族化、名士化 |
| 5.4.5 吸纳佛老建构族学祭祀 |
| 第6章 建保障以延宗嗣 |
| 6.1 宋儒与义庄族田建设 |
| 6.1.1 良田美宅,转盼俱尽 |
| 6.1.2 “哀族人不能为生” |
| 6.1.3 “采地废而后有义庄” |
| 6.1.4 “取范公遗法依仿而行” |
| 6.1.5 “置义田以恤其家” |
| 6.2 宋儒强化宗族的制度保障 |
| 6.2.1 “立规法以贻永久” |
| 6.2.2 非严定罚规,无以示惩 |
| 6.2.3 发展中的宋代家族家规 |
| 6.3 社仓对族田义庄功能的补充 |
| 6.3.1 “社仓之制仿于隋” |
| 6.3.2 “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 |
| 6.3.3 “久之则不能无弊” |
| 第7章 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特点、影响与启示 |
| 7.1 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特点 |
| 7.1.1 宗族建设中宋儒的二重性 |
| 7.1.2 宋代宗族文化的系统性 |
| 7.1.3 宋代宗族文化的未完成性 |
| 7.1.4 宋学是宗族建设的理论依据 |
| 7.2 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历史影响 |
| 7.2.1 宋代宗族文化与超稳定社会结构 |
| 7.2.2 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流弊 |
| 7.3 宋代宗族文化建设的现代启示 |
| 7.3.1 当代社会转型与社会重建 |
| 7.3.2 以家庭为单位建构社会 |
| 7.3.3 立足生活,服务现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学术论文 |
（7）张载法律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张载法律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理论基础 |
| (一) 产生背景 |
| (二) 理论基础 |
| 二、张载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推崇以礼立法 |
| (二) 提倡恢复肉刑 |
| (三) 主张不欲不盗 |
| (四) 倡导土地改革 |
| (五) 否定市易之政 |
| 三、张载法律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 (一) 评价 |
| (二) 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关学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选题的社会背景 |
| 1.1.2 选题的学术背景 |
| 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2.关学相关理论概述和关学思想特点 |
| 2.1 关学相关理论 |
| 2.1.1 关学的起源与发展 |
| 2.1.2 关学人性理论 |
| 2.2 关学思想特点 |
| 2.2.1 尊礼重儒 |
| 2.2.2 笃实践履 |
| 2.2.3 求真务实 |
| 3.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关理论概述及其发展 |
| 3.1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关理论概述 |
| 3.1.1 文化素质和文化素质教育 |
| 3.1.2 文化素质教育内容 |
| 3.1.3 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 |
| 3.1.4 文化素质教育实施的原则 |
| 3.2 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 |
| 3.2.1 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出的背景 |
| 3.2.2 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现状 |
| 3.2.3 我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趋势 |
| 4.关学思想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在相关性研究 |
| 4.1 关学思想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关理论的关系分析 |
| 4.1.1 关学思想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内容的相关性分析 |
| 4.1.2 关学思想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相关性分析 |
| 4.1.3 关学思想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原则的相关性分析 |
| 4.2 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
| 4.2.1 关学思想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供教育素材 |
| 4.2.2 关学思想是塑造大学精神的重要思想源泉 |
| 4.2.3 关学思想是大学生爱国教育的重要支点 |
| 5.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价值 |
| 5.1 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德育价值 |
| 5.1.1 以德育人，求为圣贤 |
| 5.1.2 重视早教，养正于蒙 |
| 5.2 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学风价值 |
| 5.2.1 目标明确，坚定志向 |
| 5.2.2 循序渐进，自强不息 |
| 5.2.3 精思熟虑，学会反思 |
| 5.2.4 勤勉顽强，学则需疑 |
| 5.3 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理想价值 |
| 5.3.1“为生民立道”的人学理想价值 |
| 5.3.2“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价值 |
| 6.关学思想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实现途径 |
| 6.1 正确认识大学教育的本质，将关学与素质教育理念相结合 |
| 6.1.1 学习关学教育方式，转变高校教师的教育态度 |
| 6.1.2 学习关学学习理念，提高大学生自我学习意识 |
| 6.2 创新关学思想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手段 |
| 6.2.1 增设关学教育课程，设置关学文化讲座 |
| 6.2.2 创新教育方式，利用新媒体教学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参与课题 |
（9）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写作思路与文献综述 |
| 一、研究动机与写作思路 |
| 二、成果回顾与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创新之处与论文价值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学术价值 |
| 第三节 相关术语的使用说明 |
| 一、“新儒学”称谓的使用及其分期说明 |
| 二、“经典诠释”一词的界定及其分辨 |
| 三、新儒学视域下经典诠释人物的归置及其依据 |
| 第一章 新儒学形成时期(庆历前后)的经典诠释思想 |
| 第一节 范仲淹的经典诠释与诠释转变的探索 |
| 一、范仲淹经典诠释与“必明理道”的诠释转变 |
| 二、范仲淹“随义而发”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二节 孙复的经典诠释与“尊王”的诠释观念 |
| 一、孙复经典诠释思想的溯源与“出新意”的诠释观念 |
| 二、孙复“尊王”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三节 胡瑗的经典诠释与“人事”的诠释设定 |
| 一、胡瑗的经典诠释及其“义必理胜”的诠释思路 |
| 二、胡瑗“以人事言之”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四节 欧阳修的经典诠释与“人情”的诠释概念 |
| 一、欧阳修的经典诠释及其“质疑”的诠释基调 |
| 二、欧阳修“人情”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二章 新儒学发展时期(熙宁前后)的经典诠释思想 |
| 第一节 王安石的经典诠释与“道德性命”的义理诠释转向 |
| 一、王安石的思想脉络及其“一道德”与“道德性命”的诠释转变 |
| 二、王安石“义理”的经典诠释意识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二节 张载的经典诠释与“心解”的诠释方法 |
| 一、张载“推考”的学术风格与“精思”的诠释倾向 |
| 二、张载“心解”的经典诠释方法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三节 程颢、程颐的经典诠释与“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 |
| 一、程颢、程颐的诠释走向与“明理”的诠释诉求 |
| 二、程颢、程颐“自得”的经典诠释理论与经典诠释实践 |
| 第三章 新儒学形成时期(庆历前后)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的关联 |
| 第一节 范仲淹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初期的转向 |
| 一、范仲淹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 二、范仲淹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初期的转向 |
| 第二节 孙复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走向的引导 |
| 一、孙复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 二、孙复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走向的引导 |
| 第三节 胡瑗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与新儒学话题的显露 |
| 一、胡瑗经典诠释理论的特质 |
| 二、胡瑗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话题的显露 |
| 第四节 欧阳修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形态的定型 |
| 一、欧阳修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 二、欧阳修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形态的定型 |
| 第四章 新儒学发展时期(熙宁前后)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的关联 |
| 第一节 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基调的确定 |
| 一、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 二、王安石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基调的奠定 |
| 第二节 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论域的拓展 |
| 一、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 二、张载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论域的拓展 |
| 第三节 程颢、程颐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与新儒学理论的推进 |
| 一、程颢、程颐经典诠释思想的特质 |
| 二、程颢、程颐的经典诠释与新儒学理论的推进 |
| 第五章 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余论 |
| 第一节 新儒学视域下北宋经典诠释的若干思考 |
| 一、“多贬少褒”、“有贬无褒”的评价是否公允?——再议孙复《春秋》诠释与《春秋》三传的关联 |
| 二、“不言性”还是“不穷性”?—一从欧阳修经典诠释的核心概念“人情”说起 |
| 三、“穿凿”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吗?——兼论“义理”的诠释意识及内容 |
| 四、关于张载经典诠释思想相关问题的讨论 |
| 第二节 经典诠释的有效性何在?——基于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内在机制的考察 |
| 第三节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的价值取向及其反思 |
| 第四节 从“观念的诠释”到“思想的诠释”——北宋新儒学经典诠释形态的演变及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10）北宋四子的“诚”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现状 |
| 1. 对《中庸》中诚的研究 |
| 2. 对理学家诚论的研究 |
| 3. 其他方面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第一章 理学产生以前的诚论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诚论 |
| 1. 前诸子时代的诚论 |
| 2. 诸子的诚论 |
| 第二节 《大学》与《中庸》的诚论 |
| 1. 道与诚 |
| 2. 由内圣开外王 |
| 3. 神秘主义问题 |
| 第三节 汉宋之间的诚论 |
| 1. 董仲舒对诚的“深察” |
| 2. 经学家的解释 |
| 3. 理学的前奏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敦颐的诚论 |
| 第一节 本体论 |
| 1. 无极与太极 |
| 2. 《易》与诚 |
| 第二节 心性论 |
| 1. 性的善恶与人极 |
| 2. 立人极而为圣人 |
| 3. 诚与复性 |
| 第三节 境界论 |
| 1. 动静相即 |
| 2. 由动入静与由静入动 |
| 第四节 政教论 |
| 1. 人极与人伦 |
| 2. 政治上的实现 |
| 3. 以诚为依据的刑罚观 |
| 小结 |
| 第三章 张载的诚论 |
| 第一节 本体论 |
| 1. 太虚与诚 |
| 2. 批判佛老之虚妄 |
| 第二节 心性论 |
| 1. 心性的来源 |
| 2. 尽心而尽性 |
| 3. 与天合德 |
| 第三节 境界论 |
| 1. 体物不遗 |
| 2. 诚知与神化 |
| 第四节 政教论 |
| 1. 礼的来源 |
| 2. 自立于礼 |
| 3. 礼的统一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二程的诚论 |
| 第一节 本体论 |
| 1. 理与诚 |
| 2. 诚论的展开 |
| 第二节 心性论 |
| 1. 性命之源 |
| 2. 诚而不动心 |
| 3. 敬的工夫 |
| 第三节 境界论 |
| 1. 与物同体之仁 |
| 2. 格物而诚 |
| 第四节 政教论 |
| 1. 复尧舜之治 |
| 2. 格君心之非 |
| 3. 以诚治天下 |
| 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 |
| 第一节 四子诚论的特点 |
| 第二节 四子之后的诚论 |
| 1. 理学派的诚论 |
| 2. 心学派的诚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四、论张载“周道止是均平”说——陕西“隐型文化”研究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试论张载的孟子思想研究[D]. 阮思宇. 西北大学, 2021
- [2]张载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梦莹. 西安工业大学, 2021
- [3]关学的“眉县宗指”[J]. 王宝峰. 儒藏论坛, 2020(00)
- [4]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5]中国士人使命担当的经典表达——张载“为万世开太平”新解[J]. 韩星,李雅雯.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 [6]宋儒与宋代宗族文化建设[D]. 胡长海. 湖南大学, 2018(01)
- [7]张载法律思想初探[D]. 张瑶.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8]关学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研究[D]. 马启慧. 西安理工大学, 2017(02)
- [9]经典诠释与北宋新儒学研究[D]. 王金凤.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北宋四子的“诚”论[D]. 李旭然. 西北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