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性恶——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善恶观及其人性论

一、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论文文献综述）

陈德和,高婷婷^[1]（2021）在《董仲舒的人性教化论及其教育人类学义涵》文中研究表明据《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对比于孟子、荀子以探究董仲舒思想中人性论与教化论观点,并与新兴学科"教育人类学"进行适度对话,尝试披露其所可能含蕴之义理,借以展现董仲舒思想在现代学术中之风姿与意义。董仲舒论人性以中民为对象,强调人性之可教化与人性之可造化,此与现今教育人类学认为人之存在本质乃具可塑性、可教育性的观点不谋而合。董仲舒论人性,徘徊于孟子性善论及荀子性恶论之间。他将人性的来源及道德的依据皆归于神性义上的宗教天。董仲舒论教化,从教化之所由起、教化之所以行及教化之所当成三部分进行,通过宗教天,为王权寻找其合理性,同时提醒和期待统治者可以正德厚生成就王者之道,以求目的王国之实现与道德宇宙之建立。

吕清照^[2]（2021）在《探析康德的人性论》文中认为

贾志远^[3]（2021）在《阳明善恶思想及其问题略探》文中认为

汪博^[4]（2021）在《基于Cite Space知识图谱的荀子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文中指出当前正处在对传统儒学的系统性反思与政治儒学转向的历史阶段,荀子因其鲜明的政治向度和丰富的制度资源,被认为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故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基于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出近20年来国内荀子研究的知识图谱,全面客观地展现荀子研究的现状和趋势。荀子研究的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接续传统研究的发展期（1998-2006）;有重要突破而又多样化的繁荣期（2007-2014）;内在意蕴和价值得以深度拓展的深化期（2015-2018）。当前学界关注的主题集中在三方面:荀子哲学地位和历史评价反思;荀子传统命题再探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荀子研究。近年来国内关于荀子的研究主题稳中有新,继承与变化并存,前期主要接续荀子的一些传统命题,后期不断向多元化拓展,西方哲学的引进激发了荀子研究的新话题。在未来研究中,荀子与诸子关系、荀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探讨将成为新的知识增长点。

周慧^[5]（2021）在《所与和生成：戴震人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性关乎生,由生可探寻性之内涵。生具有天生和生长两种含义,性亦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性是天之所与,另一方面性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逐步体现,是生命发展之所向。相应地,性具有所与和生成的双重结构。根据对人性内容的不同理解,儒家所与和生成之论性结构展开为两种模式:由孟子开创的实现模式,以及由荀子确立的创造模式。具体的,孟子之实现模式以先天的道德情感为依据,认为顺此道德情感之发展则自然生成仁义礼智之德,道德的实现方法在于反求诸己、扩充四端之心,从自然所与的四端之心到生成的仁义礼智四德不存在本质的转换。这一种模式经由宋明理学的发展成为儒家的主流,并体现为复归本体之性。荀子之创造模式以知、情、欲为人性的内容,在否认人性中存在先天的道德依据的基础上,要求走向道德性的生成,将道德的实现归结为知的力量,知在对情欲的衡量中制定礼义,修养方法表现为重学、重积。在创造的过程中,道德来源于人的认知,人性从所与到生成经历了本质的转换。戴震将天道作为人性的来源,认为天道以气为唯一的实体,且具有条理,是包含理气的浑沦,并将天道之气化流行道德化,认为此包含仁、义、礼之德。天道所与之人性以血气心知为实体,以知、情、欲为内容,此人性包含仁、智之德性:仁体现为生生之心,智则指向“悦理义”的认知能力,且血气心知之人性自身具有其理则,此理则是需要人凭借天赋之德性实现的理义之规定性,故而在所与之人性的基础上,戴震要求走向理义。人性走向生成、获得理义的方法为心知即情欲、人伦日用求其至当之处,是向外求索而不是反求诸身。此理义建立在情欲的基础上,也随着情欲的发展而变化。在人性生成的过程中人之仁德不断扩充,知也不再只是天赋能力而具有了实质内容,情、欲亦转换了其表现形式,总之人性转换了其本质,从自然走向了必然。在人性论上,戴震以自然人性为基础,以德性为依据,以知为方法,以理则为归宿,确立了创造以实现、实现中创造的论性思维模式。他的人性论不是简单的自然人性论也不只是德性人性论,可以称为综合人性论。戴震的这一人性论以批判、走出程朱理学人性论为目标,为了解决程朱理学在气质之性上另增一义理之性所带来的理义实体化、外在化以及主观化的问题,他接受了荀子对人性内容、制定礼义及修养方法的论述,与此同时继承了孟子性善论的立场和论性的思维方式,认为生成必有其依据而且此过程符合人性自身的法则,融合二者创立了自己的人性论。最终,戴震将理义的基础、理义的实现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并把人性看作不断一个化外物为自身的日新的过程。但是由于戴震在天道论上混事实与价值,事物之理与人伦之理不分,在人性论上将血气心知和仁、智之德混在一起,其论性并未摆脱宋明理学的论性模式,求理义之法未予以充分论证,而且还面临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难以相容以及逻辑上异质类比的问题。

冀晋才^[6]（2021）在《“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朱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理论思维水平的代表——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说人性论是朱熹思想体系建构的根基,那么“情”思想就是其构建人性论的依据。因此,对朱熹“情”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明晰其思想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意图。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朱熹对“情”概念的诠释及其思想体系中“情”概念与“天理”、人性论、修身论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其“情”思想。以“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为主干的理学“道统”是朱熹“情”思想的主要渊源。《中和新说》是朱熹“情”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是其根本要旨。由此观之:孔子的“实情观”、孟子由“四端之情（情感之初萌）”体察“仁义礼智之性”的思路为朱熹由“情善”追溯“性善”、“天理至善”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未发已发”诸说及《礼运》中对“情”概念的总结,对朱熹“情”思想的形成多有启发;二程“性即理”“情是性之动处”等观点和从“气本”层面分离“情”“欲”概念的思路,是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等观点的直接来源。荀子及汉唐儒家合“情”“欲”而言“性”,使得“性”有善有恶,因违背了朱熹“情”思想之本旨而而被其否定。影响朱熹“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多层次的,但促使朱熹比二程更关注现实生活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靖康之变”后南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声称掌握“天理”、“天道”的理学一派必须拿出一个既合于其思想主旨又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朱熹的“情”思想应运而生。由此造就了朱熹比二程更重视“情”思想的实践维度,形成了朱熹注重“理欲之辩”“情欲之别”、强调在生活日用中分辨“天理”“人欲”的“情”思想特色。“情”与“天理”之间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的源流梳理。朱熹由“情”悟“性”、由“性”溯“理”,证实了“天理”内在于人,实现了为其“性善论”溯源的目的。继而从“天理”推扩至“情”,完善了其“性善论”。他将“天理”融入“气化生人”、人“心”之静动各环节中,使“天命之谓性”、“情是性之动”实现了逻辑上的贯通和完善。他分别从“体用”、“静动”两个层面言“性”、“情”关系,以“理”而言是“体用”关系,以“气”而言是“静动”关系。从“体用”角度言“性”、“情”关系,意在理清“天理”、“天命”、“性”与“情”之间的源流关系,为“性善论”正本清源。从“静动”层面言“性”、“情”关系,意在于阐明人“心”应当“循性”而思,为修身论的提出做铺垫。“情”与人性论关系的建构,是朱熹对“性善论”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朱熹对“性”、“情”、“欲”作了精细的概念剥离:首先,将“性”完全纳入“天理”的范畴,将“情”作为“性”在气动层面的表现,由此使“情”脱离了善恶之辨;其次,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专作为人之形体之气动的呈现、与“性”无涉,于是善恶之辨就最终被落实到了“欲”范畴之内。“性”即“天命之性”或人之本性,是人所禀受之“天理”;“气质之性”是从“气化成人”的意义上言人性,即人之形体的本能。朱熹将“欲”从“情”中分离出来纳入“气质之性”的范畴中,最终为“恶”论证出了形而上本源,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性善论”。“情”与“修齐治平”的关联,是朱熹推动理学思想向现实生活渗透所作的的思想准备。朱熹主张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以“正心”为本,“正心”即精察“心”之思虑形成之根源以实现“去人心、存道心”。“心”作为人之视听言动的主宰者,其意识形成的依据有二,即“理义”与“形气”,也即“性”与“欲”。“心”由“性”主宰,则所生之意识合于“天道”,故此“心”被称为“道心”;“心”被“欲”蒙蔽引诱,则意识会追逐物欲,万恶由此而生,此心被称为“人心”。“正心”实质上就是“存道心”,因为做到了“存道心”,自然也就实现了“去人心”。“存道心”首在悟“道”,也就是“穷天理”。“穷理”的途径有二:一是读书明理,即深入研习儒家圣人遗书中的道理;二是格物穷理,即在生活日用中体悟圣人书中道理的伟大意义。以这两个途径“穷理”事实上就是“正心”、修身的过程,久之则“天理”可明、“人欲”可去,那么在齐家、治国诸事上自能禀“道心”而思虑营为。但穷究“天理”、修养道德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合乎“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制定、又由谁来裁评?人是否必须先经历“穷天理”的过程方能去齐家治国吗?这些都是朱熹未能说明且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靖康之变”后,南宋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探索变革图强、复国雪耻之策逐渐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朱熹的“情”思想便是其中的一股。由于朱熹“一切以修身为先”的说法及近乎苛刻的修身论主张与时代对改革图强具体之策的急迫需求格格不入,且朱熹固执的坚持其思想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批判打压其他儒学思想,于是反朱子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主干的永嘉学派。在“情”与人性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摒弃朱熹用“理”“气”来诠释“性”“情”“欲”的方法,直视“情”和“欲”为人性之固有内容;在“情”与修身论的关系上,永嘉学派否了朱熹“万事以修身为先”、修身即“穷理、去欲、复性”的观点,指出圣王之道蕴含于其实政实德之中、以保民养民为要。继而,永嘉学派对儒家的天人观、“道”和“道统”进行了重构,极大地冲击了朱子学话语体系。朱熹的“情”思想体系完善、源流清晰,且对孔孟儒学的传承发展与社会人心的治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而有众多的信从者。陈淳是朱熹众多信从者中的典型,在继承了朱熹“性体情用”、“心主性情”、“情”“欲”有别等“情”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陆九渊“心学”、永嘉之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批驳,极大地翼护和弘扬了朱熹的“情”思想。当然,陈淳在“情”思想上也有自己的独见。首先,在对“情”之善恶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从“情”之生发过程上言其善与不善,初萌之“情”是“性之动”,全善无不善,“迁于物之情”则掺杂了物欲在其中,故而不是全善。陈淳则明确指出“情”有善有不善,而且为二者剖析了形成根源。“情”之善,即“情”之发而中节,是出于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即理”。“情”之不善形成的根源有二:从“心”的层面言,是“人心”、“人欲”作乱;从“气”的层面言,是因形体之“气”有驳杂,使“理”发出时偏离了原定的轨道。其次,在对“心”的认识上有独见。朱熹主张“心主性情”,认为“心”是意识的主宰、具有知觉思虑的能力,因而能在“道心”、“人心”间作出抉择。陈淳则认为“心”只是和贮藏“性”的器官,并无知觉审绌之能,真正主宰人之思虑言行的是“意”。最后,陈淳在修身论上只强调“穷天理”,而很少再提“去人欲”,这与朱熹也略有不同。陈淳的这些独见并不是对朱熹“情”思想的反对,而是补充和完善。朱熹通过对“情”“欲”“性”的概念分离,及对“情”与“天理”、“人性论”、“修齐治平”的关系建构,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情”思想体系。由此,朱熹不仅解决了前代儒家“以情欲论性”而导致的“性”善恶难辨等问题,更使理学思想贯通了生活世界和形上之维。朱熹的“情”思想也是南宋时期儒学逐渐转向“内在”的表现,而无论是永嘉学派由初期注重经世实政研究转向后期致力于批判朱熹的“情”思想,亦或是陈淳对朱熹“情”思想的传承、翼护与发展,都体现出这种“内在转向”的不断加强。这种趋势表明了在南宋统治集团不断腐朽颓废的形势下士大夫群体的进取心在逐渐衰退,也揭示了南宋后期的历史发展走向。

王亮^[7]（2021）在《乐以成人--荀子乐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乐”在古代中国不仅指音乐,也包括诗歌、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乐”是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主要作用于人性中的情感以及欲望,侧重于对人的感性方面的教育。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乐论》篇集中反映了荀子“乐”以成人的思想,主张通过“乐”的方式对人性进行道德教化。荀子乐论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和思想渊源。五帝之时已有用“乐”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的记载,西周设立“大司乐”制度,用“乐”教育贵族子弟是其重要职能。孔子认为“乐”可以成就完美人格,子夏认为古乐有利于修身治国,孟子认为“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十分深刻。荀子在前人关于“乐”的思想基础上,系统构建自己的乐论思想。荀子乐论思想以其人性论思想为基础。他认为人性是天生的,包含情感、欲望,所以情感、欲望也是天生的,本身没有善恶好坏的分别,只有当情感、欲望被放纵时才会带来恶果,使人性成为“恶”。情感、欲望中既有向善的一面,也有趋恶的一面,所以人性既可带来善的结果,也可带来恶的结果。“乐”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教化手段与方式,就在于人性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天生具有情感、欲望,天性喜好音色;而“乐”作为感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便于为人性接纳。荀子认为,“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体现为三个方面:扬善、止恶与遵礼。正音雅乐作为一种感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符合人爱好音色的本性,易于为人接纳,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向善之情与向善之欲,也能够遏制人性中的趋恶之情与欲,在潜移默化中唤起人的道德情感,对人性起教化作用。“乐”还能使人遵“礼”,而“礼”对人的情感、欲望也具有制约、引导、升华的作用。“乐”使人遵“礼”,以此建立人的道德理性,从而有助于教化人性。荀子乐论思想注重“乐”对道德人格的培养作用,这是其鲜明特点,有其合理性,对当代具有借鉴意义。立足当代视角,荀子乐论思想的局限性体现在偏重“乐”的德性教化作用而没能足够重视“乐”自身的独立属性。

王天娇^[8]（2021）在《康德根本恶思想与改恶向善的可能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善恶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关键问题。与传统善恶观不同,康德在自由的基础上谈论根本恶与改恶向善问题,人的本性拥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和趋恶的自然倾向两种可能性,人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善恶行为负责就是因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可以自由的选择道德法则或自爱动机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根本恶”就是由于自由的任性选择颠倒了道德秩序造成的,是人有意识的心灵的颠倒,这种“伪善”是人的一种沉沦与自欺欺人。既然道德秩序被颠倒,那么人想要改恶向善就需要重新确定道德的秩序,实现一场心灵的革命。康德在对传统宗教进行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宗教”,它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克服根本恶,达到至善的关键。本文尝试研究康德根本恶思想以及改恶向善问题,从其着作中系统的阐述康德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善恶思想的根本内容。因此,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康德善恶问题的理论溯源。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以往传统善恶观对善恶问题的看法,论述了古希腊时期、奥古斯丁时期以及近代自然主义下的人性善恶思想,系统分析康德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善恶理论与以往思想的根本区别,突出康德对于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第二部分,康德善恶问题的理论前提。这一部分将对善恶问题的前提、基础以及立场进行厘清,通过对准则与法则、倾向与禀赋等要素加以分析解释,阐明人是站在自由的前提上对本性中蕴含的向善禀赋与趋恶倾向进行选择。第三部分,康德的根本恶思想。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康德关于根本恶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对“人天生是恶的”以解释论证,梳理清晰根本恶的实质与起源。并且尝试对围绕康德根本恶思想的几种批判进行回应,首先,对于学者提出康德通过大量经验事实来证明“人天生是恶的”不具备合理性,给予人类学研究对其普遍性的证明。其次,对阿利森通过严格主义反证趋恶倾向的普遍性证明予以反驳,试图论证阿利森提出的“趋善的倾向”前提本身不成立。最后,对趋恶倾向的普遍性与自由如何兼容予以证明。通过这部分论证将证明,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感性偏好的影响,根本恶就是由于人自由的任性选择将自爱动机置于道德法则之上。这种有意识的颠倒道德秩序的伪善,败坏了一切道德意念,是最为恶劣的恶。第四部分,人性的改恶向善。这一部分将重点分析人的改恶向善,层层论证康德是如何用理性宗教来处理人改恶向善的问题。至善是“德福一致”,是德性与幸福相统一的状态,但是由于二者身处不同世界,无法形成因果关系,为了让人在现实世界中有动力追求德性,康德最终只能选择用“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来连接二者的统一,从而论证了康德的“道德必然导致宗教”。并且本文将对当代学者所提出的,关于外在的幸福与内在德性作为至善目标之间的矛盾、上帝的神恩与人的自发性之间的矛盾进行尝试性回应,维护康德的善恶思想。

关沁^[9]（2021）在《科学主义人性论道德基础探索 ——平克《白板》的伦理学研究》文中认为

黄勇^[10]（2021）在《道德实在论：朱熹美德伦理学的进路》文中研究指明引言在元伦理学中,特别是在道德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实在论者承认（1）道德命题有真假,而且至少其中有些是真的;（2）其真假取决于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性质。反实在论者都否认（2）,有的还否认（1）,而对（1）的否定又可采取两种形式,要么根本否认有道德命题存在,要么承认有道德命题存在,但否认有任何道德命题为真。（1）因此,道德反实在论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

二、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Cite Space知识图谱的荀子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所与和生成：戴震人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乐以成人--荀子乐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康德根本恶思想与改恶向善的可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道德实在论：朱熹美德伦理学的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四、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董仲舒的人性教化论及其教育人类学义涵[J]. 陈德和,高婷婷. 衡水学院学报, 2021(05)
• [2]探析康德的人性论[D]. 吕清照.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阳明善恶思想及其问题略探[D]. 贾志远. 山东大学, 2021
• [4]基于Cite Space知识图谱的荀子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J]. 汪博. 邯郸学院学报, 2021(02)
• [5]所与和生成：戴震人性思想研究[D]. 周慧. 山东大学, 2021
• [6]“只是吾心初动机” ——朱熹“情”思想研究[D]. 冀晋才. 山东大学, 2021(12)
• [7]乐以成人--荀子乐论思想研究[D]. 王亮.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2)
• [8]康德根本恶思想与改恶向善的可能性研究[D]. 王天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9]科学主义人性论道德基础探索 ——平克《白板》的伦理学研究[D]. 关沁. 宁夏大学, 2021
• [10]道德实在论：朱熹美德伦理学的进路[J]. 黄勇. 现代儒学,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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