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学生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姚晓萍,余敏,王晓行[1]（2021）在《上海某郊区中学生心理知识知晓率调查》文中提出目的:了解金山区中学生心理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优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建议。方法:抽取在校中学生949名开展问卷调查,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中学生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61.42%;多因素分析显示,年级和是否重点对总得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金山区中学生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较低,应从知识、病耻感、求助能力等多方面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陈朔[2]（2021）在《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我国每年有大量海外务工人员赴非,出国劳务人员属于心理脆弱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了解身处埃塞俄比亚的中资企业员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从而为改善海外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提供策略建议。方法:本研究分别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的2020年6月27～28日和12月27～28日两个时间节点选取仍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共825名中资企业员工纳入本研究。通过各企业负责人向所在企业员工发放网络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工具为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标准心理健康量表GHQ-12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个人态度和行为、当地防控措施的主观感受、新冠肺炎知识了解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其中,心理健康状况以GHQ-12标准心理量表进行自评,以总分3分作为切分值,即GHQ-12总得分≥3分为筛查阳性,说明受试者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疑似存在心理健康问题;GHQ-12总得分<3分为筛查阴性,说明受试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好。本研究基于问卷星收集数据,通过SPSS 22.0和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Kolmogorov-Smirnov法检验正态性,前后两次调查心理健康阳性率的比较、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1.共有825名员工完成调查。其中第1次调查了671人,有38.75%（260/671）的员工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第2次调查了 154人,有48.70%（75/154）的员工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员工调查时间段前2周内的焦虑、抑郁情绪最为突出。2.第1次调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员工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OR=3.293（95%CI:1.897～5.714）]、员工担心身处非洲而无法照顾国内家人[OR=2.329（95%CI:1.198～4.528）]、所在公司在疫情期间未采取过任何防控措施[OR=4.697（95%CI:1.080～20.435）]是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而员工最近1个月内身体未出现任何症状[OR=0.305（95%CI:0.171～0.543）]、疫情期间正常上班[OR=0.517（95%CI:0.322～0.831）]、一天查看1次或隔几天查看1次埃塞确诊病例数变化[OR值分别为0.598（95%CI:0.387～0.923）、0.225（95%CI:0.095～0.533）]、感觉少数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OR=0.419（95%CI:0.234～0.750）]、认为当地口罩供应少量或充足[OR值分别为0.484（95%CI:0.242～0.968）、0.375（95%CI:0.206～0.680）]、公司保证生活必需品供应[OR=0.609(95%（CI:0.371～1.000）]、公司进行过新冠肺炎知识宣传[OR=0.335（95%CI 0.183～0.614）]为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保护因素。3.第2次调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局势动乱[OR=13.46（95%CI:1.62～111.99）]、员工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OR=24.41（95%CI:1.57～380.23）]、埃塞俄比亚累计工作年限在2年及以下[OR=14.88（95%CI:1.12～111.99）]、担忧收入减少[OR=38.61（95%CI:4.90～304.00）]、总是、经常和偶尔按照网上所述症状怀疑自己患上新冠肺炎[OR值分别为30.92（95%CI:1.19～806.09）、125.29（95%CI:5.65～2780.12）、31.80（95%CI:3.98～253.98）]是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而认为非洲生活环境较为艰苦和一般[OR分别为0.03（95%CI:0.00～0.39）、0.02（95%CI:0.00～0.28）]、疫情期间正常上班[OR=0.02（95%CI:0.00～0.80）]和在家办公[OR=0.00（95%CI:0.00～0.44）]、公司分散就餐[OR=0.02（95%CI:0.00～0.28）]、公司提供心理健康支持[OR=0.10（95%CI:0.01～0.74）]和公司发放洗手液[OR=0.07（95%CI:0.00～0.92）]是员工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4.中资企业员工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知晓率很高,前后两次调查知晓率均超过90%,但知晓率的高低与心理健康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随着疫情加重,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更加严重。有社会局势动荡、主诉有身体症状、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在埃塞工作年限在2年及以下、担忧家庭和收入、所在公司未采取充分防控措施、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和对疫情过度关注的员工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应采取多种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减轻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高原[3]（2021）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WHO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是:一个个体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有能力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并能够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且能对为其所在的社区做出一份贡献的幸福状态。心理健康的个体不仅有生命力,社会适应良好,而且心理状态积极,可以较好的发挥出其身心潜力、表现出积极的社会功能。而心理健康问题,诸如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和多动障碍等会影响到个体的日常行为活动,进而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都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当下竞争激烈的教育体制、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以及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等都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了压力,以致这一群体比较容易罹患心理健康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揭示,目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全球约有10-20%的儿童和青少年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国内研究也表明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如果这些问题未被及时处理,其严重程度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剧,并会在成年后引发各种慢性的、复杂的并发症,而且这些并发症往往是致残的,同时还会带来高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方法不统一,给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带来一定难度。患有精神疾病（psychiatric disorder,PD）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面临着更易出现精神症状的风险。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与父母的压力及照顾负担密切相关,这就可能导致父母双方（尤其是存在精神共病的孩子的父母）产生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而且孩子和父母精神状态都会对整个家庭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相互的,也是循环往复的。目前,在中国,很少有研究评估精神疾病患儿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精神疾病患儿的父母心理问题评分明显高于常人或无心理疾病患儿的父母。心理健康问题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效果,导致其学习兴趣低下、学习成绩下降等,甚至会影响儿童青少年后期的发展,使其缺乏自信,罹患抑郁症、焦虑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问题;最严重的是,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采取自杀行为,最终导致死亡。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WHO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近1/3的国家里,儿童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最高。在我国,自杀是15～34岁这一人群的死因首位,而心理问题是儿童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因素,且自杀呈现低龄化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对自身的实际健康效应。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结合多方信息评估者的信息以及影响评分,找出评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实际检出率的适宜方法,并探讨亲子之间及夫妻双方之间心理健康的关联,揭示精神疾病患儿对其父母健康的影响,最后通过儿童青少年的自杀身亡情况间接揭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对其自身健康的影响。研究方法:根据地区（城市与农村）和经济发展状况,对辽宁省三个城市（沈阳、盘锦、本溪）和三个农村（东港、彰武、清原）的小学、初中、高中学生（6-17岁）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DQ、DAWBA、GHQ-12问卷作为工具,对儿童青少年以及精神疾病患儿的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从辽宁省生命统计监测系统的城市监测点（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阜新市等）以及农村监测点（阜新县、彰武县、大洼县、东港县、建平县、清原县、辽阳县等）收集2004-2017年10-19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ICD-10编码为X60-X84）的网报信息。导出死亡者的个案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如出生日期、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等,以及自杀信息,如自杀时间、自杀地点、自杀方式等,此过程中需要对被调查者的个人隐私进行严格保密。当地的人口资料从当地公安部门获得,包括不同性别的和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学数据。结果: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当我们考虑1名信息提供者时,学生自己评价（5.9%～14.2%）比教师（3.3%～14.0%）及家长（2.5%～8.2%）评价所得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更高。当我们考虑2名信息提供者时,学生与教师组合（8.7%～24.7%）评价的检出率大于学生与家长组合（7.5%～18.8%）及家长与教师组合（5.5%～19.8%）。当我们同时考虑3名信息提供者时,检出率最高（10.1%～28.3%）。将影响评分和3名信息提供者同时考虑时,整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10.1%（影响评分≥2分）和14.5%（影响评分≥1分）,远低于我们仅考虑症状评分时的检出率（28.3%）。2.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状态对其父母健康的效应。配偶的GHQ得分、个人PD病史和子女有精神共病是父亲及母亲GHQ得分的显着独立预测因子,其中配偶GHQ得分效应特别强。低家庭收入（β=0.091,P=0.001）和慢性病（β=0.068,P=0.014）是父亲GHQ得分的显着独立预测因子,而子女LCD情况（β=0.064,P=0.024）和文化程度（β=-0.080,P=0.003）是母亲GHQ得分的显着预测因子。3.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辽宁省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2004年为2.79/10万,2017年为0.90/10万,在这14年间,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APC=-4.71%,P<0.05）。2004-2014年间自杀死亡率大致呈现出:服药>自杀坠落跳楼>上吊>溺水,而2014-2017年间呈现出:自杀坠落跳楼>服药>上吊>溺水的特征;从2004-2017年,男性和女性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自杀死亡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女性自杀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从2004年到2017年,辽宁省农村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均高于城市儿童青少年。结论:在由不同的信息提供者、不同的信息提供者组合评估以及考虑影响评分时,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存在较大差异,随着信息提供者数量的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显着增加,而当考虑影响评分时,检出率有所下降。因此,在使用SDQ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进行评估时,应根据调查或筛查的目的,充分考虑信息提供者的类型、数量和组合,SDQ界值以及影响评分的使用。最好使用多方信息提供者并考虑影响评分,以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实际负担。精神疾病患儿（特别是存在精神共病的儿童）的父母比没有精神疾病儿童的父母更易出现精神疾患症状。这些精神疾患症状的严重程度在配偶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倾向于在家庭中聚集发生。对PD患儿的父母进行筛查和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和后代的幸福感,也有助于打破精神疾患症状在亲子间的循环影响。根据相关分析,本研究认为仍有必要重点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对该人群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维护和促进其心理健康,预防自杀事件的发生,使其健康成长。
范政[4]（2020）在《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对策研究 ——以X地公安民警为例》文中指出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警察在经历或遭遇创伤事件后,由于不能有效的自我调节而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这不仅会对警察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不利于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为了探讨影响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因素,为减少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本研究以福建省X地级市278名经历创伤事件的警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借助SPSS19.0以及Process2.0等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以下结论:1、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2、人口学因素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影响。年龄、警龄、婚姻状况均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显着影响。3、创伤事件强度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创伤事件强度越大,警察越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反,越不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4、社会支持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显着负向影响。社会支持状况越好,警察越不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反,越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5、神经质人格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高神经质人格倾向的警察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低神经质人格倾向的警察不容易患创伤后应激障碍。6、社会支持和神经质人格在创伤事件强度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创伤事件强度既能直接影响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也能通过社会支持和神经质人格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影响。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着重从公安机关和警察自身两方面提出了预防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对策。
李婷[5]（2020）在《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干预措施探讨》文中指出目的了解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同伴教育和传统教育干预方式对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为改善青春早中期儿童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线调查:2017年12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重庆市某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所小学和1所中学,将抽取的小学4-6年级和初中7-9年级3554名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青春期知信行问卷和王极盛等人编订的《中学生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收集数据。干预研究:将抽取的3个乡镇随机分为同伴教育组、传统教育组及对照组,每组包括1所小学和1所中学,同伴教育组接受以青春期健康教育为基础的同伴教育干预,传统教育组接受以青春期健康教育为基础的传统教育干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措施。在干预措施实施期间,每学期对干预活动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解决同伴教育者和健康教育老师遇到的问题,同时每半年对研究对象进行一次随访问卷调查,收集其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状况数据信息。结果1.基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的青春期知识得分、态度得分、行为得分、知信行总分（按百分制计算）分别为51.03±27.64、78.46±15.74、53.78±14.44、61.09±15.26,均值占满分百分比分别为51.03%、78.46%、53.78%、61.09%。心理健康总均分为1.87±0.64,心理健康阳性检出率为34.7%。阳性检出率排名前三的因子依次是强迫症状、情绪不平衡和学习压力。对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得分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段越高、女生、好朋友数量越多、教养方式为民主型青春期知识得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父母关系越好、与父亲关系越好、学习成绩越好、好朋友数量越多、教养方式为民主型青春期态度得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女生、与母亲关系越好、学习成绩越好、好朋友数量越多、教养方式为民主型青春期行为得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女生、与母亲关系越好、学习成绩越好、好朋友数量越多、教养方式为民主型青春期知信行总分越高（P值均<0.05）。对青春早中期儿童心理健康得分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段越高、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心理健康总均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P值均<0.05）。女生、与母亲关系越差和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强迫症状均分越高,强迫症状越严重（P值均<0.05）。父母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偏执均分越高（P值均<0.05）。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敌对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均分越高（P值均<0.05）。女生、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抑郁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女生、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焦虑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学习压力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男生、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适应不良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高、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情绪不平衡均分越高（P值均<0.05）。学段越低、男生、父母关系越差、与父亲关系越差、与母亲关系越差、学习成绩越差、好朋友数量越少、教养方式为非民主型心理不平衡均分越高（P值均<0.05）。对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与心理健康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春期知信行总分和青春期态度得分与总心理健康及10个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值均<0.05）,青春期行为得分与总心理健康及除强迫症状外9个因子得分呈负相关（P值均<0.05）,青春期知识得分与偏执、敌对、心理不平衡得分呈负相关,与学习压力和情绪不平衡得分呈正相关（P值均<0.05）。2.干预效果评价青春期知信行干预效果:配对t检验分析干预后三组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与基线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半年后随访同伴教育组青春期知识、态度和知信行总分均显着提升（P值均<0.05）,传统教育组和对照组青春期知识、态度、行为、知信行总分均显着提升（P值均<0.05）;干预一年和一年半后随访三组青春期知识、态度、行为、知信行总分均显着提升（P值均<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同伴教育组青春期知识（F=7.265）的增长值显着高于对照组（P<0.05）;传统教育组青春期知识（F=40.315）和知信行总分（F=29.823）的增长值显着高于对照组（P值均<0.05）;传统教育组青春期知识（F=23.255）、行为（F=16.996）和知信行总分（F=19.977）的增长值显着高于同伴教育组（P值均<0.05）。心理健康干预效果:配对t检验分析干预后三组青春早中期儿童心理健康与基线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半年后随访同伴教育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和心理不平衡因子得分显着降低（P值均<0.05）,总心理健康和其余各因子得分变化均不显着;传统教育组总心理健康和各因子得分变化均不显着;对照组学习压力显着增加（P<0.05）,总心理健康和其余各因子得分变化均不显着。干预一年后随访同伴教育组总心理健康、强迫症状、偏执和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得分显着降低（P值均<0.05）;传统教育组强迫症状、偏执和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得分显着降低（P值均<0.05）;对照组总心理健康和除强迫症状外的因子得分均显着增加（P值均<0.05）。干预一年半后随访同伴教育组总心理健康、强迫症状、偏执、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和情绪不平衡得分显着降低（P值均<0.05）;传统教育组总心理健康、强迫症状、偏执和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得分显着降低（P值均<0.05）;对照组强迫症状显着降低（P<0.05）,敌对、抑郁和学习压力得分均显着增加（P值均<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同伴教育组总心理健康（F=10.815）、强迫症状（F=5.539）、偏执（F=7.114）、敌对（F=8.549）、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F=16.148）、抑郁（F=8.941）、焦虑（F=4.813）和心理不平衡（F=7.417）的改善情况显着优于对照组（P值均<0.05）;传统教育组总心理健康（F=8.820）、偏执（F=5.394）、敌对（F=6.360）、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F=11.229）、抑郁（F=11.746）、焦虑（F=6.838）、学习压力（F=4.043）、适应不良（F=5.075）和心理不平衡（F=5.930）的改善情况显着优于对照组（P值均<0.05）;同伴教育组总心理健康和各因子的改善情况与传统教育组比较,差异均不显着。结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不容乐观且影响因素较多,心理健康与青春期知信行呈负相关关系。基于青春期健康教育的同伴教育干预和传统教育干预能改善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应加强青春期早中期儿童的青春期健康教育。
文小桐[6]（2020）在《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文旨在了解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的现状,分析探讨中学生焦虑情绪的潜在类别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轻初中生异常焦虑情绪提供科学参考。方法: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江西省于都县、上饶县、都昌县、丰城市、抚州市东乡区、遂川县六县各选一所初中调查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在样本学校获得初中每个年级各班级的人数,根据各年级总人数在随机数字表中确定一随机数字,根据班级人数累积计算确定抽取的样本班级,班级内所有学生均参与调查。参考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YRBSS）问卷调查农村初中生基本信息及健康危险行为;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Mental Health Test,MHT）调查农村初中生焦虑现状。调查资料经核查后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并录入,运用SPSS24.0进行整理与分析,运用Mplus 7.4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做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取α=0.05。结果:本研究共发放965份调查问卷,最终有效问卷900份,问卷有效率为93.26%。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可知,173名初中生为轻度焦虑情绪型,占比为19.22%;504名初中生为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占比为56.00%;223名初中生为严重焦虑情绪型,占比为24.78%。本次调查900名初中生男女比例为1.08:1。初中生焦虑情绪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男生有中等程度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女生更小,OR男=0.579,OR值的95%C.I为（0.389,0.860）;学习压力非常大的初中生有中等程度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学习压力非常小者更大,OR学习压力非常大=7.563,OR值的95%C.I为（3.026,18.902）;学习压力大的初中生有中等程度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学习压力非常小者更大,OR学习压力大=6.980,OR值的95%C.I为（3.126,15.584）;吸烟者有中等程度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更大,OR吸烟=2.483,OR值的95%C.I为（1.177,5.239）;饮酒者有中等程度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更大,OR饮酒=1.810,OR值的95%C.I为（1.210,2.709）。男生有严重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女生更小,OR男=0.215,OR值的95%C.I为（0.131,0.353）;学习压力非常大的初中生有严重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学习压力非常小者更大,OR学习压力非常大=10.681,OR值的95%C.I为（3.610,31.601）;学习压力大的初中生有严重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比学习压力非常小者更大,OR学习压力大=5.243,OR值的95%C.I为（1.925,14.280）;吸烟者有严重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更大,OR吸烟=3.972,OR值的95%C.I为（1.760,8.965）;饮酒者有严重焦虑情绪的可能性更大,OR饮酒=2.171,OR值的95%C.I为（1.330,3.543）。结论:江西省农村村中生异常焦虑情绪较高。本研究发现女性、学习压力越大、吸烟、饮酒、过去7天体育活动越少、过去7天不吃早饭越频繁的初中生有异常焦虑情绪的可能性越高。建议初中生适当参加室外活动,学校在开设心理咨询室的同时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适当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社会通过新闻媒体等宣传方式,减少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让家长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家庭、校园及社会环境。
宋泽安[7]（2019）在《中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石家庄市不同类群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人格分布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了解当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况及其影响因素、高中生人格现况及其影响因素、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与本科室在2011年收集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的数据库进行纵向对比,为提高中学生心理素质的辅导、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方法,按地区类型（城市和农村）、学校类型（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中学类型（高中和初中）三个因素分层抽取调查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752人。问卷包括《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成人版》和自拟的影响因素问卷。收集问卷使用Epidata3.0数据库进行双人录入,数据分析和处理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有序logistic回归、双变量相关等。结果:1.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对象共计3752人,其中初二学生1829人（48.7%）,高二学生1923人（51.3%）;男生1683人（45.0%）,女生2069人（55.0%）。2.心理健康总体状况:根据MHT评分标准,总量表得分在1-35分之间者为心理健康状况好;36-55分之间心理健康状况为较好;在56-64分之间者心理状态欠佳或有问题倾向;65分及以上者为心理问题倾向较严重,需要进一步分析,并进行辅导。其中全量表得分在1-35分的学生共1471人（42.8%）;在36-55分之间的学生共1568（45.6%）人;在56-64分的学生共283人（8.2%）,得分在65分及以上共118人,占3.4%。其中各分量表的状况为:学习焦虑阳性人数2033人,占59.1%;对人焦虑阳性人数290人,占8.4%;孤独倾向阳性人数121人,占3.5%;自责倾向阳性人数697人,占20.3%;过敏倾向阳性人数1085人,占31.5%;身体症状阳性人数795人,占23.1%;恐怖倾向阳性人数253人,占7.4%;冲动倾向阳性人数196人,占5.7%。其中阳性率最高的为学习焦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3.MHT总量表阳性的影响因素:乡村学校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比值比为1.832;性格内向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比值比为1.747;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比值比为1.746;与同学关系较差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比值比为1.604;父母之间关系较差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比值比为1.495。4.高中生人格按照《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成人版》的分类和判定标准,在E、N、P各维度的分布均以中间型人数最多。E维度中间型人数1120人（58.2%）,典型内向人数117人（6.1%）,典型外向人数196人（10.2%）;N维度中间型人数1091人（56.7%）,典型稳定人数235人（12.2%）,典型不稳定人数41人（2.1%）;P维度>61.5的学生人数为238人（12.4%）。5.四种气质类型分布:在1923名高中生中抑郁质气质152（7.90%）人、胆汁质气质289（15.03）人、黏液质气质878（45.66%）人、多血质气质604（31.41%）人。6.人格各维度影响因素:业余生活和爱好较丰富的人群、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好的人群及身体健康较好的人群,E得分偏高,比较外向;学习成绩较差的人、自感性格为外向的人、身体状况较差的人、对新环境适应能力较差的人、不经常参加集体活动的人N分较高,情绪比较不稳定;与家庭成员关系较差的学生、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学生P分倾向于高分,人格特征为孤僻,不关心他人。7.2011年和2019年在自责倾向（P<0.001）、过敏倾向（P<0.001）、恐怖倾向（P<0.001）、冲动倾向（P=0.040）、和全量表（P<0.001）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2019年自责倾向、过敏倾向、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及全量表阳性率均高于2011年。结论:1.本次调查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较好,但MHT各分量表的阳性率有些较高,如学习焦虑、过敏倾向。2.乡村学校学生、父母间关系差、与同学关系差、对新环境适应能力差、性格内向的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性较高。3.高中生人格分布特征为:E维度中间型人数最多;N维度中间型人数最多;P维度在43.3-56.7分段人数最多。4.高中生黏液质气质类型人数最多,其余依次为多血质气质、胆汁质气质、抑郁质气质。5.N得分P得分与MHT各分量表得分呈正相关;L得分与E得分MHT各分量表得分呈负相关。6.典型内向、典型不稳定、P得分较高的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7.2019年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2011年要差。
胡宗凯[8]（2018）在《2006年-2016年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的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过去十年（2006—2016）对关于我国内地中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持续在进行,但是,同上一个十年的调查结果一样,这个十年的调查结果仍然存在争论和分歧。元分析方法可以用来整合这些分歧和争论,并探讨产生分歧的可能原因。过去十年调查中,大部分都使用的是90项症状自评量表即scl-90量表、MMHI量表。满足标准的scl-90原始研究共有54篇,包含90个独立样本,涉及73172名中学生。其中,有数据显示的男生28967名,女生34885名;核心期刊20篇,普通期刊26篇,硕士学位论文8篇。含有少数民族独立样本13个,08年地震群体的独立样本6个。基于scl-90量表的元分析结果显示:（1）据四省常模计算,平均效果量在-0.34—-0.01之间,平均效果量为-0.20。过去十年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与十年前调查结果相比变化不大。（2）地域效应部分显着,中学生心理健康得分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除强迫、人际敏感因子,其它七因子均存在显着性差异。（4）地震影响群体效应部分显着,受地震影响群体与非地震影响群体在敌对、恐怖、精神病性三因子上存在显着差异。（4）民族效应、出版年代效应、性别、所处学段、生源地效应不显着。（5）教育环境中高考升学率与躯体化、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四因子存在显着相关。在经济指标中,基尼系数与9个因子均存在显着相关,P<0.01。（6）根据本元分析数据,尝试制定了新的常模,得到各因子平均分与标准差,并与其他三个常模进行比较。满足MMHI标准的有31篇,47个独立样本。样本容量50254人。男生共22383名,女生23879名;核心期刊14篇,普通期刊14篇,学位论文3篇;按经济区域划分东部地区13篇,中部地区12篇,西部地区6篇。基于MMHI量表的元分析结果显示:（1）平均效果量在-0.20-0.46之间,平均效果为0.21。过去十年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严重。（2）地域效应、出版年代效应不显着。（3）被试群体效应部分显着。按学段划分偏执、敌对两因子在初高中之间存在显着性差异。男女之间在抑郁因子上存在显着性差异。（4）离婚率、总在校生人数、中考升学率、高考升学率以及GDP指数、城镇化率对学生的的适应问题有重要影响;基尼指数与强迫因子、人际敏感因子与存在显着相关。（5）本次常模除心理不平衡因子外,其他9个因子的得分均大于97年常模。两者进行对比发现除抑郁因子外,其他因子均存在显着性差异。
蔡颖莲,刘国雄,肖星勇,慕有洁,岑杏芳,邓岳明,刘建勋,何自浪,蔡志强,苏敬华,陈晓东[9]（2016）在《广东省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广东省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探讨其相关因素,为开展校园心理卫生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怀集县两所中学每个年级各抽取2个班级共12个班级的593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人口学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心理求助经历问卷进行匿名调查。通过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相关因素。结果共567份（95.6%）问卷纳入最终分析。被访者平均年龄（15.1±1.6）岁,女生293名（51.7%）。243名（42.9%）学生有心理求助经历,同学或朋友（61.7%）、亲人（48.6%）、心理医生（6.6%）是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的前三名对象。专业心理咨询求助比例为2.8%。多因素分析发现,SCL-90评分>160分（OR=2.0,95%CI:1.42.9）、班主任为女性（OR=1.7,95%CI:1.12.6）、较大年龄（OR=1.3,95%CI:1.01.3）是心理求助行为的独立相关因素。SCL-90评分越高,心理求助比例越高。结论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对象大多为关系密切的非专业医务人员,需针对学生、家人、老师进行心理卫生知识培训。
陈武朝[10]（2014）在《急诊室自杀未遂就诊患者自杀行为相关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自杀未遂是指个体在主观上存在或产生死亡的想法或愿望之后,实施了结束自己生命的行动/行为,并造成自身一定程度的躯体损害,但该行动/行为最终没有导致死亡的结局,自杀意念和躯体损害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自杀未遂是自杀死亡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有自杀未遂史者再次自杀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群的20-40倍。自杀未遂发生率远高于自杀死亡率,WHO的一项自杀行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4%-4.2%。女性自杀未遂者多于男性,15-44岁是自杀未遂行为发生的高峰年龄。虽然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下降趋势明显,但中国的自杀未遂率可能并非如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杀未遂率。中国人口基数大,无论是自杀死亡人数还是自杀未遂人数都位列世界第一,自杀问题仍是中国目前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可见,中国的自杀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开展自杀未遂及其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对自杀的预防控制和自杀的危机干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长沙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室自杀未遂病例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的访谈,并严格匹配对照开展问卷调查,拟从社会人口学因素、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躯体与精神疾病因素、人格特征因素、社会心理应激因素等方面对自杀未遂危险因素进行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为今后开展自杀的预防控制工作及相关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目的（1）探讨长沙市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急诊室自杀未遂患者的自杀行为特征；（2）比较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躯体与精神疾病因素、人格特征因素和社会心理应激因素的差异,探讨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3）为自杀的预防控制、自杀未遂者的心理干预和治疗以及相关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方法（1）研究对象：本研究属于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象分为自杀未遂组（病例组）和对照组。自杀未遂组采用整群抽样的研究方法,即先从长沙市所有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随机抽取3家,再对抽取的3家医院急诊室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连续就诊的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自杀未遂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对照组按照与病例组同性别、同社区以及年龄（±2岁）相匹配后,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条件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2）研究内容和工具采用一般情况问卷、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量表、抑郁水平评定量表、冲动性量表、Beek绝望量表、特质焦虑量表、应对技能量表、自杀意向量表等汉化版的量表调查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家庭环境和社会因素、躯体与精神疾病因素、人格特征因素、社会心理应激因素等方面的内容。综合运用Excel2007、 SPSS18.0和AMOS17.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1）基本情况：132例自杀未遂者平均年龄（31.72±7.54）岁,男女性别比为1：2.1,63.6%已婚且生活在一起,75.0%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76.7%的患者居住在农村；过半的患者夫妻关系差或一般,过半的患者与岳父/公公或岳母/婆婆的关系差或一般,男性自杀未遂患者遇到压力或困难时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帮助的比例显着高于女性（P<0.05）。3.0%的自杀未遂患者在遇到压力或困难时能够寻求获得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的帮助。（2）自杀行为特征：132例自杀未遂患者自杀高峰为5月,在4-6月份有集中趋势（Z=25.237,P<0.05）；109例居住地为农村的自杀未遂患者在3-7月份有集中趋势,高峰为5月（Z=25.318,P<0.05）,23例居住地为城市的自杀未遂患者无集中趋势（Z=1.708,P>O.05）。132例自杀未遂患者自杀高峰为12：01-20：00（Z=16.703,P<0.05）。50.8%（67/132）的自杀方式为喝农药,28.8%为喝其它毒药或过量服药,9.8%为割腕。78.0%（103/132）的自杀场所为家里。53.8%无任何自杀准备,78.0%的自杀未遂者在行动前没有与人提到自杀企图,86.4%没有后事安排,91.7%没有留下遗言、遗书或有关日记。自杀直接原因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夫妻吵架,占27.0%（31/115）；患生理或精神疾病,占13.9%（16/115）；生活压力大、活着没意思,占13.0%（15/115）。8.3%（11/132）有自杀未遂史；精神疾病总现患率为11.4%（15/132）,男性的精神疾病现患率（20.9%,9/43）显着高于女性6.7%（6/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400,P=0.020）；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有自杀未遂史的比例高于无精神疾病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9.558,P<0.001）。（3）相关因素比较：132例自杀未遂者社会支持评定总平均分为29.68±5.97分,对照为38.80±4.17分；对照组在社会支持总分以及社会支持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自杀未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自杀未遂者抑郁量表总平均分为28.68±11.49分,对照为10.47±7.68分,自杀未遂组在抑郁总评定分和郁情绪维度、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维度、人际交往维度的评定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自杀未遂者自杀前1年最常见的生活事件排前5位的依次为与配偶或同居者有激烈的争吵（发生率为30.3%）、与配偶或同居者打架（16.7%）、与家庭成员激烈争吵（16.7%）、遭遇丢面子受人歧视或被人误会（15.2%）、收入下降（12.1%）。总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率为75.0%,平均每个自杀未遂者发生2.38±2.34件负性生活事件。自杀未遂组在各相关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量的评定分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自杀未遂者冲动性人格特质总平均分为11.33±3.14分,对照为9.67±3.65分,自杀未遂组在冲动性评定总分和非功能性冲动总分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在功能性冲动总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85,P=0.115）。132例自杀未遂者积极行动应对总平均分为35.11±10.75分,对照组为46.55±9.05分；自杀未遂者消极回避应对总平均分为36.17±8.80分,对照为35.27±8.29分。自杀未遂者特质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52.28±5.90分,对照为41.92±5.77分；自杀未遂者绝望水平评分为60.83±9.13分,对照为44.71±7.15分；自杀未遂组特质焦虑水平和绝望水平评分均显着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访谈时,132例自杀未遂患者57.6%有自杀意念,对照组7.6%有自杀意念。（4）总体配对样本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OR=9.981,95%CI:1.376-72.396）、家庭地位低或一般（OR=2.982,95%CI:1.163-7.645）、高抑郁水平（OR=151.994,95%CI:14.679-1573.774）、高绝望水平（OR=28.888,95%CI:3.721-224.257）、高冲动性评分（OR=4.952,95%CI:2.072-11.838）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而高社会支持水平（OR=0.008,95%CI:0.001-0.076）和遇压力或困难能够获得帮助（OR=0.076,95%CI:0.012-0.501）是自杀未遂发生的保护因素；年龄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配对样本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OR=7.919,95%CI:1.464-42.827）、婚姻状况为不稳定婚姻类型（OR=68.514,95%CI:2.094-2241.272）、高抑郁水平（OR=27.768,95%CI:5.146-149.844）、高绝望水平（OR=3.531,95%CI:1.050-11.872）.高冲动性评分（OR=3.379,95%CI:1.228-9.299）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而高社会支持水平（OR=0.002,95%CI:0.001-0.079）是自杀未遂发生的保护因素。男性配对样本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低（OR=23.850,95%CI:2.831-200.891）、高绝望水平（0R=21.315,95%CI:2.473-183.6842）和高冲动性评分（OR=11.926,95%CI:1.463-97.189）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而高社会支持水平（OR=0.002,95%CI:0.001-0.062）和遇压力或困难能够获得帮助（OR=0.024,95%CI:0.003-0.022）是自杀未遂发生的保护因素。总体配对样本中,绝望感与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存在负交互作用（P<0.05）,抑郁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交互作用（P<0.05）；女性配对样本中,绝望感与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存在负交互作用（P<0.05）,抑郁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交互作用（P<0.05）；男性配对样本中,抑郁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交互作用（P<0.05）。（5）拟合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显示,绝望感作为中介变量对自杀意图强度起作用,绝望水平对自杀意图强度具有最强的正效应,总体效应为0.692；其次为冲动性人格,总体效应为0.438；焦虑的总体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0.426；社会支持总体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0.322；抑郁的总体效应为0.103,直接效应为0.036,间接效应为0.067。决策树分析发现,自杀未遂的高危特征群为：同时伴有绝望感、焦虑感、抑郁感的人群；同时伴有绝望感、焦虑感及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同时伴有绝望感并发生负性生活事件的人群。结论（1）女性自杀未遂患者约为男性的2倍,喝农药是主要的自杀方式,自杀地点多发生在家中。自杀高峰时间点为12：01-20：00,农村的自杀未遂患者自杀高峰为5月；8.3%有自杀未遂史；精神疾病总现患率为11.4%,其中男性为20.9%,女性为6.7%。（2）文化程度低、高绝望水平和高冲动性评分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而高社会支持水平和遇压力或困难能够获得帮助是自杀未遂发生的保护因素；绝望感与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存在负交互作用,抑郁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交互作用。低文化程度很可能是男女自杀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抑郁很可能是女性自杀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3）绝望感作为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焦虑、社会支持等因素与自杀意图强度的中介变量而存在,绝望感与自杀意图强度存在高度关联；自杀未遂者的冲动性人格特征直接对自杀未遂起作用；而抑郁直接对自杀未遂起作用但作用很小。（4）自杀未遂的高危特征群为：同时伴有绝望感、焦虑感、抑郁感的人群；同时伴有绝望感、焦虑感及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同时伴有绝望感并发生负性生活事件的人群。
二、中学生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学生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某郊区中学生心理知识知晓率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调查工具 |
| 1.3 方法 |
| 1.4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 |
| 2.2 知晓情况 |
| 2.3 影响因素分析 |
| 3 讨论 |
（2）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发展现状 |
| 1.2 我国在非劳务人员现状 |
| 1.3 海外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研究 |
| 1.4 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与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
| 1.5 非洲及埃塞俄比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 |
| 1.6 心理健康定义及标准 |
| 1.7 心理健康评估及量表 |
| 1.8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 研究资料及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资料收集 |
| 2.3 问卷设计 |
| 2.4 研究对象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框架 |
| 2.5 开展预调查 |
| 2.6 资料处理与分析 |
| 2.7 技术路线图 |
| 2.8 质量控制 |
| 3 研究结果 |
| 3.1 第一次调查结果 |
| 3.2 第二次调查结果 |
| 3.3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行为及措施 |
| 4 讨论 |
| 4.1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整体心理健康状况 |
| 4.2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
| 4.3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行为及措施 |
| 4.4 疫情常态化下的海外务工人员心理健康促进对策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创新性 |
| 5.3 局限性 |
| 5.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GHQ-12效度分析表 |
| 附录2: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第一次) |
| 附录3: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第二次) |
| 附录4: Logistic回归变量赋值表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评估研究——基于影响评分及多方信息提供者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测量工具 |
| 2.3 质量控制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2 不同信息提供者、不同地区学生的SDQ均分和影响评分的差异 |
| 3.3 不同信息提供者及其组合所评估的心理健康问题患病率的比较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儿童青少年精神状态对父母心理健康的效应研究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样本来源 |
| 2.1.2 阳性组 |
| 2.1.3 阴性组 |
| 2.2 方法与调查工具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调查内容 |
| 2.2.3 调查工具 |
| 2.3 质量控制 |
| 2.4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3.1.1 年龄 |
| 3.1.2 婚姻情况 |
| 3.1.3 文化程度 |
| 3.1.4 家庭收入水平 |
| 3.1.5 患病情况 |
| 3.1.6 对孩子学习成绩态度 |
| 3.1.7 子女基本情况 |
| 3.1.8 子女PD情况 |
| 3.2 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
| 3.2.1 单因素分析 |
| 3.2.2 多因素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的调查研究 |
| 1 前言 |
|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方法 |
| 2.3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儿童青少年不同自杀方式死亡率变化趋势 |
| 3.2 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 |
| 3.3 城乡儿童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变化趋势 |
| 4 讨论 |
| 4.1 2004-2017年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
| 4.2 2004-2017年辽宁省儿童青少年自杀方式的变化情况 |
| 4.3 2004-2017年辽宁省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变化情况 |
| 4.4 2004-2017年辽宁省城乡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变化情况 |
| 5 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性与局限性 |
| 1.本研究的创新性 |
| 2.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及其效应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对策研究 ——以X地公安民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2.1 文献分析法 |
| 1.2.2.2 访谈法 |
| 1.2.2.3 问卷调查法 |
| 1.3 创新性 |
| 1.3.1 多种影响因素综合研究 |
| 1.3.2 探讨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关于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1.1 人口学因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2.1.2 生物学因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2.1.3 心理学因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2.1.4 社会学因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2.1.5 创伤事件因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3 研究假设 |
| 4 研究方案设计 |
| 4.1 变量的选取 |
| 4.2 问卷的选取与编制 |
| 4.3 问卷的预测 |
| 4.3.1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3.2.1 创伤后应激障碍问卷 |
| 4.3.2.2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问卷 |
| 4.4 正式施测 |
| 4.4.1 问卷设计 |
| 4.4.2 问卷发放与收回 |
| 5 研究结果 |
| 5.1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各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
| 5.2 人口学因素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5.2.1 不同性别差异的比较 |
| 5.2.2 不同年龄差异的比较 |
| 5.2.3 不同警龄差异的比较 |
| 5.2.4 不同婚姻状况差异的比较 |
| 5.2.5 不同学历差异的比较 |
| 5.2.6 不同警种差异的比较 |
| 5.2.7 不同职级差异的比较 |
| 5.3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
| 5.4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5.5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中介作用分析 |
| 5.5.1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 |
| 5.5.2 神经质人格的中介作用分析 |
| 6 讨论 |
| 6.1 假设结果比较 |
| 6.2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总体情况讨论 |
| 6.3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人口学因素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6.3.2 社会支持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6.3.3 神经质人格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6.3.4 创伤事件强度对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 6.3.5 社会支持、神经质人格对创伤事件强度与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中介作用 |
| 7 结论与对策 |
| 7.1 本研究结论 |
| 7.2 对策 |
| 7.2.1 公安机关 |
| 7.2.2 警察自身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问卷 |
| 一、 个人基本资料：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符合的选项上打“√”。 |
| 二、 人员筛查表：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或在符合的答案上打√。 |
| 三、 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 |
| 四、 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问卷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一、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二、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干预措施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 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探讨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研究结论 |
| 2 研究的局限性 |
| 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焦虑情绪的定义 |
| 1.3 初中生焦虑情绪的现状 |
| 1.4 初中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 |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6 研究内容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 |
| 2.2 样本量计算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调查问卷内容 |
| 2.4.1 农村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 |
| 2.4.2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MHT) |
| 2.5 统计学分析 |
| 2.5.1 描述性分析 |
| 2.5.2 潜在剖面分析 |
| 2.5.3 单因素分析 |
| 2.5.4 多因素分析 |
| 2.6 潜在剖面分析 |
| 2.6.1 模型的提出 |
| 2.6.2 模型估计与模型识别 |
| 2.6.3 模型评价与潜在分类 |
| 2.6.4 个体后验概率分类以及分类结果验证 |
| 2.6.5 确定分类界值,明确分级标准 |
| 2.7 质量控制 |
| 2.7.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论证 |
| 2.7.2 调查员的选择与培训 |
| 2.7.3 学生问卷填写指导 |
| 2.7.4 建立问卷收集、质量核查制度 |
| 2.7.5 数据录入清洗 |
| 2.7.6 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
| 2.7.7 数据分析 |
| 2.8 伦理学证明 |
| 2.9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结果 |
| 3.1 基本情况描述 |
| 3.2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现状 |
| 3.3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潜在类别 |
| 3.4 不同焦虑情绪潜在类别初中生焦虑状况比较 |
| 3.5 样本县初中生焦虑情绪现状比较 |
| 3.6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单因素分析 |
| 3.6.1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基本人口学特征因素单因素分析 |
| 3.6.2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家庭因素单因素分析 |
| 3.6.3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学校因素单因素分析 |
| 3.6.4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健康危险行为单因素分析 |
| 3.6.5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饮食行为习惯单因素分析 |
| 3.7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多因素分析 |
| 3.7.1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多因素分析赋值表 |
| 3.7.2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基本人口学特征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7.3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家庭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7.4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学校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7.5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健康危险行为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7.6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饮食行为习惯因素多因素分析 |
| 3.7.7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多因素分析 |
| 第4章 讨论 |
| 4.1 初中生就焦虑情绪的现状 |
| 4.2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基本人口学特征因素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
| 4.3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家庭因素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
| 4.4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学校因素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
| 4.5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健康危险行为因素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
| 4.6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饮食行为习惯因素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
| 4.7 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综合多因素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第6章 不足与展望 |
| 6.1 创新之处 |
| 6.2 局限与不足 |
| 6.3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7）中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人格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2006年-2016年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的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现实依据 |
| 1.1.2 理论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
| 2.1 心理健康概念 |
| 2.2 中学生心理健康标准 |
| 2.3 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
| 2.3.1 基于scl-90量表的调查的相关研究 |
| 2.3.2 基于MMHI-60量表调查的相关研究 三.研究方法 |
| 3.1 元分析 |
| 3.2 横断历史研究 |
| 3.3 文献研究法 四.研究过程 |
| 4.1 文献搜索 |
| 4.1.1 检索范围与方式 |
| 4.1.2 文献选取标准 |
| 4.1.3 搜索结果 |
| 4.2 研究特征编码 |
| 4.2.1 编码范围 |
| 4.3 元分析统计量计算 |
| 4.3.1 效应量计算 |
| 4.3.2 出版偏倚检查 |
| 4.3.3 同质性检验 |
| 4.3.4 数据处理 五.结果 |
| 5.1 基于SCL-90量表研究的元分析结果 |
| 5.1.1 出版偏倚检查和同质性检验 |
| 5.1.2 中学生scl-90得分的总体水平 |
| 5.1.3 研究特征效应 |
| 5.1.4 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
| 5.1.5 基于scl-90研究进行新常模建构 |
| 5.2 基于MMHI量表调查研究的元分析结果 |
| 5.2.1 出版偏倚检查和同质性检验 |
| 5.2.2 MMHI得分的总体水平 |
| 5.2.3 研究特征效应 |
| 5.2.4 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
| 5.2.5 基于MMHI研究进行新常模建构 |
| 5.2.6 scl-90、MMHI量表相同因子得分对比 六.讨论 |
| 6.1 基于SCL-90调查研究的元分析结果的讨论 |
| 6.1.1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 |
| 6.1.2 研究特征的影响 |
| 6.1.3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
| 6.1.4 新常模的建构 |
| 6.2 基于MMHI调查研究的元分析结果的讨论 |
| 6.2.1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 |
| 6.2.2 研究特征的影响 |
| 6.2.3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
| 6.2.4 新常模的建构 |
| 6.2.5 scl-90、MMHI量表相同因子得分对比 七.结论 |
| 7.1 基于SCL-90量表调查研究的元分析结论 |
| 7.2 基于MMHI量表调查研究的元分析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广东省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 1 对象 |
| 1. 2 方法 |
| 1. 2. 1 调查工具 |
| 1. 2. 2 调查过程 |
| 1. 3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2. 1 一般情况 |
| 2. 2 有心理求助经历的中学生特征比较 |
| 2. 3 心理求助影响因素分析 |
| 2. 4 不同SCL - 90 评分中学生心理求助及专业心理求助状况 |
| 3 讨论 |
（10）急诊室自杀未遂就诊患者自杀行为相关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英文缩略词说明 1 |
| 前言 1.1 |
| 自杀死亡的流行现状 1.2 |
| 自杀未遂的概念界定 1.3 |
| 自杀未遂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1.4 |
| 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研究 1.5 |
| 本研究的目的 2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
| 研究对象 2.2 |
| 研究内容与研究工具 2.3 |
|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2.4 |
| 研究涉及的伦理学问题和处理 2.5 |
| 质量控制 2.6 |
| 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 3 |
| 结果 3.1 |
| 资料的质量评价 3.2 |
| 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基本情况 3.3 |
| 自杀未遂组的自杀行为特征 3.4 |
| 自杀未遂组的精神疾病发生情况 3.5 |
| 自杀未遂组的精神疾病与自杀未遂史的关系 3.6 |
| 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社会心理应激 3.7 |
| 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人格特征 3.8 |
| 访谈时自杀未遂组和对照组的自杀意念 3.9 |
| 自杀未遂相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10 |
| 自杀行为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11 |
| 自杀未遂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3.12 |
| 自杀未遂高危人群的决策树分析 4 |
| 讨论 4.1 |
| 研究方法学的评价 4.2 |
| 自杀未遂者的基本情况 4.3 |
| 自杀未遂者的自杀行为特征 4.4 |
| 自杀未遂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4.5 |
| 自杀未遂的躯体疾病因素 4.6 |
| 自杀未遂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 4.7 |
| 自杀未遂的社会心理应激因素 4.8 |
| 自杀未遂的人格特征相关因素 4.9 |
| 相关因素影响自杀的途径及程度 4.10 |
| 自杀未遂的预防及危机干预的若干建议 4.11 |
| 本研究的特色及创新点 4.12 |
| 本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展望 5 |
|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综述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致谢 |
四、中学生心理卫生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某郊区中学生心理知识知晓率调查[J]. 姚晓萍,余敏,王晓行. 中国农村卫生, 2021(19)
- [2]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陈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评估及其健康效应研究[D]. 高原.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4]警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对策研究 ——以X地公安民警为例[D]. 范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5]重庆某区青春早中期儿童青春期知信行和心理健康现状及干预措施探讨[D]. 李婷. 重庆医科大学, 2020(12)
- [6]江西省农村初中生焦虑情绪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D]. 文小桐. 南昌大学, 2020(08)
- [7]中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现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D]. 宋泽安. 河北医科大学, 2019(01)
- [8]2006年-2016年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结果的元分析[D]. 胡宗凯. 渤海大学, 2018(12)
- [9]广东省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J]. 蔡颖莲,刘国雄,肖星勇,慕有洁,岑杏芳,邓岳明,刘建勋,何自浪,蔡志强,苏敬华,陈晓东. 四川精神卫生, 2016(02)
- [10]急诊室自杀未遂就诊患者自杀行为相关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D]. 陈武朝. 中南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