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原则之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卢政宜[1]（2020）在《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文中指出我国于2013年修订了公司法,开启了公司资本制度改革。通过确立纯粹的注册资本认缴制,在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最低限额、非货币出资比例、强制验资要求和出资认缴期限等方面大幅度地放松了管制。认缴制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由实缴向有限认缴再到纯粹认缴的转变,意味着将资本的严格法定限制变成公司内部的自主事项,使保护债权人与公司内部自治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这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持续讨论,也促使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成为认缴制下的争议焦点。在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更需要得到关注,从而使静态和动态的交易安全能够得到均衡保障。债权人保护的传统路径有其自身局限性,在实践层面,债权人保护还面临着司法裁判标准混乱和配套性制度缺失的困境。特别是在公司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变的环境下,债权人保护规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更加重要。本文立足于认缴制改革的背景,从以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公司人格否认为重点的司法裁判方向,以公司信息公示、债权人会议制度为重点的规则构建方向入手,剖析债权人保护的关键问题。前者强调了认缴制如果被滥用所引发的司法裁判问题,后者则强调了认缴制在债权人保护问题上的规则缺失。通过对以上问题在理论学说和司法裁判方面的全面整理和深入分析,找到问题症结并针对债权人保护规则提出制度完善建议。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是保护公司债权人的重要手段,但现有公司法框架下,由于缺乏实体规范基础,对于是否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存在着较大的理论争议和裁判分歧。本文认为,鉴于公司债权人在公司组织中的天然弱势地位、其权利救济难度较大以及股东权利应该受到必要限制,在特定条件下,应当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首先,《九民纪要》在明确了保护股东期限利益的立场的同时,为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提供了两种例外情况。其次,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可以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扩张解释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一般条款,在特定情形下支持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最后,对传统救济手段如代位权规则进行商法方向的突破性改造,也可为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提供支持。在认缴制背景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条件可以分为主观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并无太大变化,在过度控制和资本显着不足方面,仍存在公司人格否认的可能性。衡平居次规则作为特殊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对保护债权人平等性具有重要意义,其适用标准应考虑公司资本显着不足的特别影响。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时,应统一司法判断标准,防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还应注意相邻制度的衔接,特别是与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顺序和适用竞合。在认缴制改革后,建立和完善公司信息公示制度和债权人会议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在公司信息公示制度构建方面,需要科学界定公司信息公示的范围,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和质量,督促公司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对于债权人会议制度,应以《破产法司法解释三》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债权人会议在破产程序中的权限和功能,并在重大事项上确立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会议的监督机制。当前公司债债权人会议的职权行使完全依赖于合同内容,严重影响运行效率。应在未来公司法或证券法的修订中明确引入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提高规范层级,强化公司债债权人会议组织法属性,并厘清公司债债权人与受托管理人的相互关系。对于公司债权人保护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通过前述对公司债权人保护存在重要影响的制度进行分析,需要从以下三个方向着手:一是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统一化,这包含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以及在立法规则构建过程中,强调部门法内部的规则协调、跨越部门法的规制系统形成。第二,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适用时商法思维的强化,除注重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外,更应当作出符合商法思维的判断,即重视利益的平衡保护而非绝对保护。同时,还要综合考量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后者是公司有限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组织法角度理解债权人保护的特殊性。第三,要重视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评价。外在评价方面,应当重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所带来的规则改革压力;内在评估方面,应当重视民商事部门法制度规则评价体系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姚鹭[2]（2020）在《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发放问询函的方式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以期发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从2014年开始,交易所在其官网公开披露问询函。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要求审计师关注风险。交易所出具的问询函可能提示了哪些审计风险?审计师如何利用问询函来识别与评估上市公司审计风险?审计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本文运用规范研究法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问询函以及审计风险的相关研究文献,并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问询函及其现状,明确本文研究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界定和分类。其次,进行理论分析,构建本文理论框架。进一步运用规范研究法分析交易所问询函对审计风险评估的影响,阐述在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基本思路。最后,将内容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以康得新为案例阐述审计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具体利用。了解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及回复基本情况,运用内容分析法总结问询及回复内容,具体阐述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针对康得新案例提出可采取的措施。本文结合理论与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交易所问询函通过问询问题能够提示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交易所问询函信息含量丰富,能够作为审计师风险评估的重要信息来源;审计师可以利用交易所问询函来识别、评估审计风险,判断高风险领域;审计师也可以利用问询函的回复内容进一步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且回复内容的可靠性也是审计师需要验证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相联系,既丰富了两个领域的研究,也为审计师识别、评估上市公司审计风险提供新的思路,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杜方正[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张文[4]（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表明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欧阳有恒[5]（2020）在《论我国捐助法人的法律制度完善 ——以公益基金会为例》文中提出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律,其既围绕私人权利展开,又要回应现实问题,是一种包含经验理性市民立法。《民法总则》采用以功能性为导向的立法模式,虽更具开放性,然仍难免有待完善之处。捐助法人作为非营利法人枝分下的法人分类,其以特定的以非营利为目的组织为规范对象,丰富了我国法人分类体系的逻辑自足性。更无疑表露出立法机关对于个人合理自主安排其权利的充分尊重,甚为鼓励,乃至为实现宪法所承诺的结社自由提供了法律基础,其本质实为结社自由之制度保障。然《民法总则》为捐助法人提供了原则性的制度框架,这是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故其必然面临充实完善转向为更具包容性体系结构的现实需要。这样的改变则需回归到公益财团法人的理论研究,并借鉴吸取他国的立法经验与教训。恰在社会公益组织中数量较多和治理问题突出的基金会,是用于检视捐助法人制度设置是否完备的理想对象。本文共分五章,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捐助法人概念作为切入点,自历史分析其发展沿革视角分析其在法人分类理论中的形成脉络,同时通过法律规范分析的路径对我国捐助法人制度形成进行立法梳理。在以上分析结果,发现对其依托于财团法人理论尤其可行性。第二章通过比较法的方式,对比德日两国的财团法人制度内容,对其可供借鉴的内容纳入制度完善的建议当中。第三至第五章,分别自捐助法人的设立、组织架构、治理规则三方面进行分析。最后结论得出捐助法人制度会因社会的诱致性法律变迁而作出调整,而其制度完善既需强调私法自治的理论,亦需要有公法的适当介入。
蓝澜[6]（2020）在《论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案件频发,造成投资者财产损失,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究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不足。各国为强化会计监督,依据其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不同解决方案。尽管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会计监督权,但在实践过程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文章立足于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现状及问题,运用定性法分析造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困境的原因,并用定量的回归分析法来验证上述成因分析的准确性。以分权制衡这一原则为理论依据,构建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并基于此提出完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具体措施。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存在缺陷的具体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重外部监管而轻内部监督。由于司法难以干预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性事务,导致公司内部各机构的分权较为混乱,故司法实践所强调的会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与证监会国家监督无法从根源上防止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案件的发生。其二,各机构会计监督职权分权不明。立法对于会计监督的部分概念在法律和会计意义上存在争议,致使会计监督职权难以明确,各机构因会计监督职权范围界定不明而导致行使效率低下。其三,无有效的机制平衡会计监督职权冲突。相关理论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存在争议,《公司法》在法律条款中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设立独立董事,而实践中因董事会与监事会存在冲突导致会计监督职权难以发挥。通过回归分析,对比存在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和对照组即未发生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成因验证。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制度缺陷的根源在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之间的权力未能实现合理分配与制衡。分权制衡原则与内部会计监督具有契合性,且分权制衡原则对内部会计监督的实现起到促进作用。基于分权制衡原则构建了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故可从三方面实现对分权制衡原则的具体适用:即通过董事会实现有效内部分权和界定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权力来实现内部会计监督的分权;通过引入“人员混合”与“利害关系人”制度来实现内部会计监督的制衡;以及通过避免董事会“监而不事”与谨防独立董事沦为“花瓶董事”来保持分权制衡的有效性。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应基于分权与制衡原则加以完善:其一,通过明确股东义务性规范和规范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条件来明晰内部会计监督各机构的权力边界;其二,通过扩大监事会规模和平衡各机构会计监督权力来实现内部会计监督交互制约机制;其三,通过建立独立董事代理公司与增强监事会监督的专业性来实现强化内部会计监督机构。
贺琪[7]（2020）在《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结构化金融创新模式,资产证券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发展和应用,而特殊目的载体正处于这一“金融炼金术”的核心。长期以来,关于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文献资料不胜枚举。在我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步“试水”资产证券化开始以来,对于资产证券化的介绍及其交易机制的法律研究日渐增多,而且关于资产证券化及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已横跨法学、经济学、银行学等多个学科范畴。同时,伴随着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则的持续完善,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也是一日千里,尤其是2014年以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增量和存量规模均创下新的记录。近两年多时间里,随着存量资产支持证券偿付逐步到期,市场中相继出现各类资产证券化项目的评级下调事件,甚至多个项目出现违约偿付,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严重困难。面对这样的情形,抛开整体经济周期性以及监管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聚焦于资产证券化本身的交易机理,分析并探究这一项金融交易创新机制的内核所在。通过分析发现,在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和整体架构当中,无论是基础资产的独立及现金流的保障,还是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间的偿付安排,亦或是各中介管理服务机构之间的配合与道德风险防控,均与特殊目的载体存在关联。那么,特殊目的载体在资产证券化交易机制应当如何进行定位,其功能应当如何界定,该功能又应当如何通过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机制和特殊目的载体自身的必要配备来实现,成为一个具有研究必要和研究价值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为:从当前资产证券化实践问题出发,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着重探究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资产证券化问题的不利影响（第一章）;接下来,将聚焦在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整体研究上,归纳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所应当具有的核心功能及两大制度功能（第二章）;在明确特殊目的载体功能之后,遵循主体和行为的基本逻辑,从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和行为基础出发,分别研究分析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具体方式和路径（第三至第五章）。在组织基础部分,明确特殊目的载体应当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商事主体而存在;在行为基础部分,引入行为范式理论,并形成特殊目的载体应当具有的行为范式及其实施路径。除导言与结语外,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问题与成因。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下来,主要表现为: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仍然未脱离对主体信用的依赖、发起人经营状况与基础资产质量的关联程度过高、缺乏对基础资产甄别与筛选的严格把控以及现金流归集管控存在漏洞等。从特殊目的载体的研究角度出发,深究前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理论探索和认知不足、特殊目的载体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环境融合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或冲突、资本市场监管格局与部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以及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与制度供给滞后性之间存在矛盾。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难以发挥以基础资产为支撑的资产证券化信用机制效能、难以保障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体系的稳固与平衡、难以保障现金流归集管控的安全到位。由此,我国当前资产证券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缺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对特殊目的载体功能进行科学定位并完善保障其功能实现的制度举措和机制,将有利于缓解和解决资产证券化的现存问题。第二章,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从基本原理、交易环节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多重立足点出发,结合对当前问题及产生原因的分析,归纳总结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一个核心功能”和“两大制度功能”。“一个核心功能”即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具体表现为“两大制度功能”,即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和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保障基础资产独立是特殊目的载体的首要制度功能,基础资产的独立也是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机制的根本所在。缺少了基础资产的独立,资产证券化所独有的资产信用支撑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特殊目的载体通过三个方面来保障基础资产的独立:首先,创设基础资产独立的承载主体。基础资产在实现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真实销售之后,呈现出了资产人格化的趋势,即基础资产本身具有取得独立法律主体资格的倾向,由此作为基础资产承接平台的特殊目的载体应当首先构造出持有并管理基础资产的主体;其次,特殊目的载体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之间实现真实销售与破产隔离。这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过程,特殊目的载体需要将基础资产的权益和风险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实现彻底分割,并且需要防范来自特殊目的载体自身和发起人（原始权益人）两个破产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资产支持证券存续期间,特殊目的载体还应当保障基础资产的产权安全和稳定存续,消解对基础资产及其产生的现金流权属争议或者被侵占、混同、挪用的风险,以及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在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当中,特殊目的载体缔造出了资产证券化相比于股权、债权融资的制度优势,实现了融资信用机制转变和风险再分配,创设出新型的财产权关系和对于融资者的控制关系,并实现现金流和交易信息的统合与均衡配置。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确定,是其发挥制度价值的关键所在。第三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从法律属性的视角审视,特殊目的载体是一种契约集合还是特定的法律主体,两大法系之间存在认知的差异。在英美法系当中,契约精神历史悠久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强大的法律穿透力。合同解释或契约视角,为客观认识法律组织体特别是商事主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但是,将特殊目的载体视为一个契约集合体,难以解释特殊目的载体的法律主体本质,二者在构建原理、运作方式和责任机制方面均存在不同。通过对美国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形态的考察,认知到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形式在美国法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与之相对应的大陆法系,则更加关注法律主体的独立性和财产权的具体归属问题,并形成了严密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因此,运用大陆法系的思维来分析资产证券化中的财产权关系和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属性,则会更加强调和突出特殊目的载体作为法律组织体的特性。同时,特殊目的载体与财团法人、中介组织以及信托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分,这也突出了特殊目的载体在目的、形态和存续方面存在的特性。从实现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角度来看,有必要赋予特殊目的载体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并将其纳入特殊商事主体类型的范畴。第四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行为范式理论的引入。欲保证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实现,除了具备必要的组织基础之外,特殊目的载体实施特定行为也是基础性条件之一。从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目的来看,其本身的行为能力和行为范围确系有限。但是,如果将特殊目的载体完全界定为被动不作为的“通道”,则资产证券基本原理所赋予的制度功能将难以实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被动不作为的“通道”特殊目的载体,仅仅是作为承接基础资产,并与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在风险和权益上相隔离的法律载体,尚无法发挥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和安全以及其他投资者权益保护功能。与普通商事主体的行为不同,特殊目的载体基于特定目的,在设立之初就已经划定了行为范围和行为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借鉴了科技哲学领域的范式理论,并将其运用到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研究之中。范式理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代表了一种探索与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行为范式则是范式理论逻辑上的种概念。行为范式可以理解为某一个行业或行为主体应当具有的稳定成熟的、合乎常规或法理的行为模式。而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式,具有标准化、不可通约性、层次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这个五个方面的特征,可据此来解剖并深入分析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同时,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式还应当遵守统合性、合法合规性和谦抑性三原则。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能够系统化解构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构成、合理界分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围、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提供模式遵循以及防范特殊目的载体的越权及其他风险行为。这些价值,为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行为保障。第五章,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行为范式的实施。在行为范式理论的指引下,特殊目的载体通过具象化的行为才能达到功能实现的目的。在“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之中,包含了避免特殊目的载体破产风险和限定特殊目的载体对外经营范围两个主要部分。特殊目的载体具备破产隔离的能力是所有资产证券化的基石,美国资产证券化中避免特殊目的载体自愿破产,主要通过设定特殊目的载体章程、发起人协议或者其他组织性文件等,对申请自愿破产的情形加以限制来实现的;日本资产证券化避免特殊目的载体自愿破产则更加注重事前的预防和规制。这两部分的行为范式,是保障基础资产独立、价值和安全重要路径。“重塑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之中,以行为对象为标准,将行为范式划分为针对发起人、投资者和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三大类。在与发起人的行为范式中,特殊目的载体需要承接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并抵御可能的实体合并风险。真实销售需要遵循法律意义上的严格标准,而避免实体合并除了具备真实销售标准外,还需要关于控制关系是否存在的判断规则;在与投资者的行为范式中,既需要强化资产支持证券的信息披露,又需要确保现金流的依法归集和分配,还应当理性运用信用增级措施,实现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全流程化;在与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行为范式中,特殊目的载体应当发挥作为委托方的监督职责,明确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职责边界,并防范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最后结语部分,通过上述五个章节的阐述,总结本文对特殊目的载体的定位:特殊目的载体基于特定目的,拥有特定的功能,并需要特定法律组织形态和特定行为范式来实现该项功能。如此,方能充分发挥出资产证券化金融创新和投资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效用,保障资产证券化事业稳步发展。
贾巧玉[8]（2020）在《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改革开放的成功到“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再到“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实施,我国向来致力于推动内地资本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争取推动内地资本市场达到“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发展状态。内地企业赴境外交叉上市是我国资本市场连接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香港作为亚洲与国际金融中心,拥有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是我国内地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窗口,也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之地。本文以在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同时交叉上市的A+H企业为样本,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探讨香港更为严格的法律和信息披露标准是否能够发挥绑定作用。绑定假说（Bonding Hypothesis）是近年来学术界用以解释交叉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特征的重要理论,主要内容为企业到外部监管更严格的资本市场交叉上市,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方法日益创新,国内学者们采用不同数据对绑定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沈红波等,2009;辛清泉等,2010;王亚星等,2012;李双燕等,2013;周开国等,2014;董秀良等,2016）。已有相关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度量并不全面,且止步于探讨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没有继续研究该影响带来的企业绩效变动。因此,鉴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多样性,很难评价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利弊。本文利用2007年至2016年A+H交叉上市企业及其配对纯A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引发的企业未来业绩的变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就法律体系而言,香港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效率均高于内地;就信息披露标准而言,以两地资本市场采用的会计准则为比较对象研究发现,相较遵循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利润表,遵循IFRS的利润表具有增量信息,反映出香港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标准更为严格的事实。第二,A+H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均显着低于配对的纯A股企业,说明香港更为严格的法律制度和信息披露标准发挥了绑定作用,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约束其盈余管理行为。第三,资本市场中应计盈余管理以有效契约观为主导动机,其与企业未来业绩正相关;真实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占主导地位,其与企业未来业绩负相关。因此,采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交叉上市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业绩有负向影响,而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业绩有正向影响。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已有研究探讨了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直接度量盈余管理水平,或者仅考虑应计盈余管理而忽略了真实盈余管理,鉴于真实盈余管理的重要性,已有研究未能全面呈现交叉上市的影响,且说服力不强。因此,本文同时考虑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检验交叉上市对两种盈余管理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可能存在重复计量的问题,本文在度量应计盈余管理时,尽量剔除了真实盈余管理的干扰,证明了交叉上市对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且全面。其次,传统研究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与企业未来业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业绩有负向影响,但是,在不考虑企业未来业绩真实性的情况下进行的研究是不严谨的。企业未来披露的业绩可能受到当期盈余管理在未来各期反转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未来各期实施盈余管理的影响,因而不能代表企业未来真实的经营成果。因此,本文改进了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度量方法,从当期披露业绩中剔除来自盈余管理的部分,得到企业真实经营业绩,进而检验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经营业绩的影响,得到了与传统研究不同的结论,即应计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业绩有正向影响,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业绩有负向影响。其中,应计盈余管理对于维持债务契约有效性有显着作用的研究结果,打破了外界认为盈余管理是投机行为的固有偏见,证明了盈余管理对企业发展有益的一面。再次,已有研究关注了交叉上市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检验其影响路径。本文在检验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之后,继续将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提取出来,检验了交叉上市通过影响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真实业绩产生的影响,不仅分离出交叉上市影响企业未来业绩的盈余管理路径,也明确了交叉上市影响盈余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客观评价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最后,本文基于会计准则比较视角对比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标准,尽管我国2007年施行的新会计准则已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质趋同,但二者在利润表格式与准则内容两方面尚存差异。与以往比较我国旧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内容差异的研究不同,本文立足于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准则内容和报表格式两方面差异,研究发现两方面尚存差异均能给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利润表数据越大,越能够给A股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不仅反映出香港信息披露制度更加严格的现实,同时为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基于我国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信息披露标准的差异,检验了A+H交叉上市通过影响盈余管理继而对企业未来业绩产生的影响,研究结论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者、监管者及投资者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首先,对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比较研究支持我国正在进行的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鉴于投资者关注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经营利润、资产减值和资产重估,建议会计准则制定者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将这些项目作为核心数据加以列报,以便于投资者对盈余数据加以比较,增强其对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理解。其次,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者和投资者洞悉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真实盈余管理被大股东和管理层视作攫取私利的主要手段,而资本市场中大多应计盈余管理旨在缓解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维护企业价值,从而维护债务契约有效性。因此,在我国内地资本市场借鉴吸收境外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中,在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盈余管理作为企业重要财务战略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避免轻易给盈余管理贴上“管理层舞弊”的标签,从而一味追求高盈余质量。
李垚垚[9]（2020）在《科创板注册制视阈下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科创板金融市场的设立是落实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是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推进打响了注册制改革的第一枪,预示着我国资本市场发行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相较于核准制来说,注册制发行制度更为注重企业的成长性和未来发展潜力,对于符合科创板市场条件的创新企业更具包容性和接纳性,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为顺畅的通道,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注册制的实行势必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不稳定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指导思想。科创板刚刚起步,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对“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理解都需进一步深化。所以,本人结合目前现有资料,以科创板注册制下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为资本市场证券制度改革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绪论中,本文逐一介绍了科创板注册制下信息披露的选题背景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实证等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本文阐述的重点、难点、创新点。正文将分为四部分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对科创板注册制与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理论阐释。首先对科创板的概念及市场定位进行了科学界定,其次介绍了注册制下企业的上市条件以及注册制对推进科创板发展的价值分析。最后通过对科创板注册制的基础性介绍,结合信息披露的一般原理、市场动因理论、成本效益分析,逻辑性推导出科创板市场对信息披露的内在特殊需求。因此对科创板注册制与信息披露的认识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我国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的现状及其问题展开了研究。本部分从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入手,结合最新颁布的《证券法》,归纳总结了目前科创板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及监管责任分配,最终发现我国科创板信息披露仍存在整体质量不高、上海交易所性质定位模糊、中介机构职责泛化、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第三部分探讨了域外注册制视阈下证券信息披露运行机制。通过比较分析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在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特殊制度设计,总结出有益经验。第四部分针对我国现阶段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体系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如以市场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的转变,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性,强化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责任承担,最终辅之以差异化退市标准、转板机制,从而完善投资者保护路径,为科创板证券市场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孟铂林[10]（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解决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监管手段之一。随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更为重大。然而,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着广泛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失真;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存在自利性;以及,普通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整个体系,运用调查问卷、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披露规定层面上,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模糊性降低了违规披露的成本,相关规定的分散性则增加了合规披露的成本,且细化规定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在披露信息层面上,不断增加的披露信息不仅导致了监管上成本收益的失衡,而且导致了投资者吸收和运用披露信息上成本收益的失衡,此外海量的披露信息还扭曲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了证券市场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并且引发了上市公司之间的“马太效应”;在监管监督层面上,上市公司、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关,以及投资者形成了一个“伞形”利益关联体系,由于利益冲突和监管“俘获”等原因,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监督很有可能出现缺位问题。比较分析中美两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路径,规范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法律机制方面,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入手:在事前法律机制方面,可以通过立法,适当增加司法机关、监管机关和监督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披露标准化的方式,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可操作空间;在事中法律机制方面,应该着重保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在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业务和资产评估业务中增设同行评审环节,在审计业务和资信评级业务中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事后法律机制方面,应该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与此同时,立足于“法律+技术”的视角,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可以通过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缓解披露信息的“数量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监管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监管效率、促进监管合作、强化监管制约。
二、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原则之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原则之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认缴制对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影响 |
| 第一节 认缴制衍生的公司债权人保护问题 |
| 一、认缴制的制度构成 |
| 二、认缴制诱发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债权人保护困境 |
| (一)认缴制诱发的问题 |
| (二)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困境 |
| 第二节 对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再认识 |
| 一、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价值分析 |
| (一)认缴制下的资产信用凸显债权人保护的必要性 |
| (二)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意义 |
| 二、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路径探索 |
| 第二章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加速与债权人保护 |
| 第一节 认缴制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争议与裁判困境 |
| 一、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争议 |
| (一)支持说 |
| (二)反对说 |
| (三)折衷说 |
| 二、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裁判困境 |
| (一)裁判立场简述 |
| (二)司法裁判思路总结 |
| 第二节 以出资加速到期保护债权人利益正当性分析 |
| 一、认缴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特殊性 |
| 二、限制股东期限利益的正当性 |
| 第三节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解释论阐释 |
| 一、《九民纪要》的裁判规则梳理 |
| 二、代位权规则适用的可行性 |
| (一)传统代位权构造的适用局限 |
| (二)突破传统代位权的正当性 |
| 三、公司法现有规则的局限与突破 |
| (一)公司财产对外担保责任的正当性分析 |
| (二)股东出资义务扩张的正当性分析 |
| 四、法律原则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适度控制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空间 |
| (二)比例原则的适用 |
| 第四节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司法适用 |
| 一、对现有规则的司法调适 |
| 二、纠纷解决的诉讼结构 |
| (一)适格当事人 |
| (二)地域管辖与举证责任分配 |
| (三)先诉抗辩权 |
| 第三章 认缴制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
| 第一节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定位与司法裁判现状 |
| 一、比较法视角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
| 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
| 三、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正当性 |
|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司法裁判现状 |
| 第二节 认缴制下公司人格否认的判断标准 |
| 一、认缴制下人格混同与过度控制的构成 |
| (一)人格混同的法律判断 |
| (二)过度控制的法律判断 |
| 二、认缴制下资本显着不足的构成 |
| 第三节 认缴制下衡平居次规则的引入 |
| 一、认缴制下破产阶段的债权人保护 |
| (一)破产阶段的债权人风险及现有制度之不足 |
| (二)衡平居次规则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关系 |
| 二、衡平居次规则的现实尝试 |
| (一)衡平居次规则引入的正当性讨论 |
| (二)“沙港案”的扩张适用及其评价 |
| 三、衡平居次规则的制度设计 |
| (一)衡平居次规则的立法例选择 |
| (二)认缴制下衡平居次标准的认定 |
| 第四节 认缴制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更生 |
| 一、公司人格否认判断规则的全面整合 |
| 二、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竞合适用 |
| (一)适用场合比较 |
| (二)请求权竞合适用顺序选择 |
| (三)综合评价 |
| 第四章 认缴制下债权人保护的配套制度评价 |
| 第一节 公司信息公示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 |
| 一、认缴制下公司信息公示对债权人保护的特殊意义 |
| (一)公司信息公示的制度功能 |
| (二)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
| 二、我国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现状与问题 |
| (一)我国公司信息公示的基本内容 |
| (二)我国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现实问题 |
| 三、公司信息公示制度的完善 |
| (一)科学界定公司信息公示的范围 |
| (二)确立公司信息公示的筛选标准和质量门槛 |
| (三)进一步强化公司信息公示人的披露义务 |
| 第二节 债权人会议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 |
| 一、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强化 |
| 二、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的引入 |
| 第五章 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实现 |
| 第一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统一化 |
| 一、裁判规则的统一:以《九民机要》为例 |
| 二、立法规则构建的协调统一:以部门法协调为例 |
| (一)部门法内部的规则相互协调 |
| (二)不同部门法间规制系统的形成 |
| 第二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适用理念的强化:以商法理念为中心 |
| 一、商事裁判理念的强化:以利益衡量为中心 |
| 二、从交易法到组织法: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再评价 |
| 一、外部评价:营商环境指标再解读 |
| 二、内在评估:成本收益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2）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问询函研究 |
| 二、关于审计风险研究 |
| 三、关于问询函与审计风险关系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信号传递理论 |
| 三、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
| 第三章 交易所问询函相关概述及现状 |
| 第一节 交易所问询函相关概述 |
| 一、交易所问询函的定义及构成 |
| 二、交易所问询函的发展 |
| 三、交易所问询函的类别 |
| 第二节 交易所问询函现状 |
| 一、交易所问询函的发函现状 |
| 二、交易所问询函的行业分布现状 |
| 三、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审计师回复的现状 |
| 第四章 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交易所问询函对审计风险评估的影响 |
| 一、审计风险评估相关理论 |
| 二、交易所问询函影响审计风险评估路径 |
| 三、交易所问询函在审计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的基本思路 |
| 一、了解交易所问询函及回复情况 |
| 二、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 |
| 三、针对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审计风险的措施 |
| 第五章 审计风险评估中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具体利用:康得新案例 |
| 第一节 康得新案例介绍 |
| 一、康得新简介 |
| 二、康得新年报审计意见情况 |
| 三、康得新事件回顾 |
| 第二节 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及回复 |
| 一、交易所对康得新的问询函情况 |
| 二、康得新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情况 |
| 第三节 在康得新审计风险评估中利用交易所问询函 |
| 一、利用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 |
| 二、针对交易所问询函识别与评估康得新审计风险的措施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会计师事务所层面 |
| 二、审计师层面 |
| 三、监管机构层面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论我国捐助法人的法律制度完善 ——以公益基金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捐助法人制度立法现状与问题剖析 |
| 第一节 捐助法人制度立法现状梳理 |
| 一、民事基本法之规定 |
| 二、民事特别法与行政法规之规定 |
| 第二节 捐助法人制度现行法问题剖析 |
| 一、组织架构越界 |
| 二、治理规则失当 |
| 三、设立要件未明 |
| 四、外部监管缺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完善捐助法人制度的基础理论框架与路径 |
| 第一节 捐助法人内涵 |
| 一、捐助法人概念特征 |
| 二、捐助法人与其他法人之比较 |
| 第二节 完善捐助法人制度的研究路径 |
| 一、以公益财团法人制度为理论依托的必要性 |
| 二、以公益基金会为研究范例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公益财团法人制度理论的捐助法人比较法考察 |
| 第一节 德国 |
| 一、《德国民法典》二〇〇二年修法介述 |
| 二、法人事业目的 |
| 三、法人组织机构 |
| 四、法人治理规则 |
| 第二节 日本 |
| 一、日本二〇〇六年法人改革概述 |
| 二、法人事业目的 |
| 三、法人组织机构 |
| 四、法人治理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捐助法人的设立要件剖析与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基于公益事业目的 |
| 一、法人事业目的之界定 |
| 二、法人营利活动的限制 |
| 第二节 完成捐助行为 |
| 一、捐助行为主体范围 |
| 二、捐助行为性质与形式 |
| 三、捐助行为效力 |
| 第三节 获准许可并办理登记 |
| 一、现行法登记管理模式分析 |
| 二、业务主管部门审查行为分析 |
| 三、登记行为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捐助法人组织架构设计剖析与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捐助法人组织架构基本框架 |
| 第二节 捐助法人组织架构的设置与完善 |
| 一、他律乎:决策机构 |
| 二、虚位乎:监督机构 |
| 三、本位乎:执行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捐助法人治理规则剖析与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人事任免规则方面 |
| 一、引入经济关系审查标准 |
| 二、任免特征与治理绩效关联性指引 |
| 第二节 监督制衡规则方面 |
| 一、内部监督:监事会监督职权之扩充 |
| 二、外部监督:税务与司法机关之参与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规则方面 |
| 一、信息披露失当现状之反思 |
| 二、披露准则与诚信惩戒机制之规范 |
| 第四节 法律救济规则方面 |
| 一、内设机构之义务规范 |
| 二、瑕疵决议之认定与救济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论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现状及问题 |
| (一)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的司法裁判及问题 |
| 1.司法裁判涉及大量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案件 |
| 2.现实问题: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构缺乏制约机制 |
| (二)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
| 1.我国平行型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
| 2.缺陷:我国会计监督机构权力规定过于原则化 |
| (三)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的理论研究及评述 |
| 1.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权力分权研究 |
| 2.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权力制衡研究 |
| 3.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独立性研究 |
| 4.总评:缺乏理论依据导致研究未能体系化 |
| (四)本文问题及研究方法 |
| 1.本文问题: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存在缺陷 |
| 2.研究方法 |
|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缺陷成因分析 |
| (一)重外部监管轻内部监督 |
| 1.司法难以干预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性事务 |
| 2.外部监管无法从根源上防止会计信息虚假陈述案件发生 |
| (二)会计监督机构分权不明 |
| 1.立法的部分概念在法律和会计意义中存在争议 |
| 2.各监督机构因职权范围界定不明致行使效率低下 |
| (三)缺乏有效规则平衡职权冲突 |
| 1.理论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存在争议 |
| 2.董事会与监事会难以发挥会计监督职权 |
| (四)对上述成因的回归分析验证 |
| 1.内部会计监督影响因素的变量选取与基本假设 |
| 2.内部会计监督样本选取与模型建立 |
| 3.影响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机构因素的回归分析 |
| 4.量化分析成因的结果验证 |
| 三、以分权制衡作为构建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应以分权制衡为理论依据 |
| 1.分权制衡原则的历史演进及内涵 |
| 2.分权制衡理论与内部会计监督的契合性 |
| 3.分权制衡对内部会计监督实现的促进作用 |
| (二)内部会计监督分权的实现 |
| 1.董事会应实现有效的内部分权 |
| 2.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权力界定应明确 |
| (三)内部会计监督制衡的建立 |
| (四)内部会计监督分权制衡的保持 |
| 1.避免监事会“监而不事” |
| 2.谨防独立董事沦为“花瓶董事” |
| 四、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的建议 |
| (一)明晰内部会计监督各机构权力边界 |
| 1.明确股东义务性规范 |
| 2.规范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标准 |
| (二)确立内部会计监督交互制约机制 |
| 1.扩大监事会规模 |
| 2.平衡各机构会计监督权 |
| (三)强化内部会计监督机构独立性 |
| 1.建立独立董事代理公司 |
| 2.增强监事会监督的专业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思路方法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特殊目的载体现状: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一、资产证券化及特殊目的载体现状 |
| 二、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基于风险事件与涉诉案例的展开 |
| 第二节 资产证券化问题成因的基本分析 |
| 一、理论认知: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理论探索不足 |
| 二、法域融合:特殊目的载体规则与中国法律环境的融合与冲突 |
| 三、监管体制:资本市场监管格局与部门权力的分割和制衡 |
| 四、法律供给:资产证券化发展迅猛与制度供给滞后性的矛盾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缺失对资产证券化的不利影响 |
| 一、难以发挥以基础资产为支撑的资产证券化信用机制效能 |
| 二、难以保障资产证券化结构性交易体系的稳固与平衡 |
| 三、难以保障现金流归集管控的安全到位 |
| 第二章 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 |
| 第一节 核心功能: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一、资产证券化制度构建的重要使命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保护投资者利益系资产证券化赋予特殊目的载体的核心功能 |
| 三、特殊目的载体核心功能具体表现为两大制度功能 |
| 第二节 制度功能一:保障基础资产独立 |
| 一、基础资产独立的必要性 |
| 二、成为基础资产独立的承载主体 |
| 三、实现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与破产隔离 |
| 四、保障基础资产的产权安全和稳定存续 |
| 第三节 制度功能二: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 |
| 一、缔造出资产证券化相比于股权、债权融资的制度优势 |
| 二、实现融资信用机制转变和风险再分配 |
| 三、支撑资产证券化特殊交易架构 |
| 四、创设新型的财产权关系和对于融资者的控制关系 |
| 五、实现现金流和交易信息的统合与均衡配置 |
| 第三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 |
| 第一节 契约集合还是法律主体?两大法系认知路径差异 |
| 一、英美法系:契约精神所具有的法律穿透力 |
| 二、大陆法系:对于法律主体与产权关系的严谨界分 |
| 三、基于法系基因对比:对特殊目的载体的应有认知 |
| 第二节 特殊目的载体法律定性之掣肘——基于财产权关系审视 |
| 一、特殊目的载体法律定性的争议与实质 |
| 二、特殊目的载体的特性及其与近似概念的辨析 |
| 三、基于财产权关系的审视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组织属性的法律回应 |
| 一、特殊目的载体系独立法律主体 |
| 二、特殊目的载体系商事主体范畴 |
| 三、特殊目的载体系特殊类型商事主体 |
| 第四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一:行为范式理论的引入 |
| 第一节 作为还是不作为?资产证券化原理项下的再确认 |
| 一、单纯不作为“通道”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弊端 |
| 二、实施特定行为系特殊目的载体的制度要求 |
| 第二节 如何作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建构 |
| 一、行为范式的科学内涵 |
| 二、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基本特性 |
| 三、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特殊目的载体行为范式的价值 |
| 一、系统化解构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构成 |
| 二、合理界分特殊目的载体的行为范围 |
| 三、为特殊目的载体行为提供模式遵循 |
| 四、防范特殊目的载体的越权及其他风险行为 |
| 第五章 特殊目的载体功能实现的行为基础二:行为范式的实施 |
| 第一节 “保障基础资产独立”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 |
| 一、避免特殊目的载体破产风险 |
| 二、限定特殊目的载体对外经营范围 |
| 第二节 “塑造结构化融资交易法律关系”功能实现的行为范式 |
| 一、行为范式对象一:发起人 |
| 二、行为范式对象二:投资者 |
| 三、行为范式对象三:管理人及中介服务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重要概念的界定 |
| 1.2.1 交叉上市 |
| 1.2.2 盈余管理 |
| 1.2.3 企业绩效 |
| 1.3 研究思路与本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主要创新与学术贡献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法与金融理论 |
| 2.1.2 绑定假说 |
| 2.1.3 框架效应 |
| 2.1.4 盈余管理动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交叉上市动因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2.2 交叉上市与企业绩效的文献综述 |
| 2.2.3 盈余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
| 第3章 交叉上市的法律约束和信息披露约束 |
| 3.1 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法律约束 |
| 3.1.1 引言 |
| 3.1.2 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比较研究 |
| 3.1.3 本节小结 |
| 3.2 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信息披露约束 |
| 3.2.1 引言 |
| 3.2.2 相关文献回顾 |
| 3.2.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2.4 研究设计 |
| 3.2.5 变量设计 |
| 3.2.6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2.7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2.8 稳健性检验 |
| 3.2.9 本节小结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设计 |
| 4.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回归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内生性检验 |
| 4.5.2 “A+B”股作为控制样本的检验 |
| 4.5.3 联立方程模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交叉上市约束盈余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设计 |
| 5.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回归分析 |
| 5.4.3 进一步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基于市场绩效的检验 |
| 5.5.2 结构方程模型(SEM) |
| 5.5.3 真实盈余管理重新度量 |
| 5.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9）科创板注册制视阈下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创新点 |
| 第二章 科创板注册制与信息披露基础理论分析 |
| 2.1 科创板注册制解析 |
| 2.1.1 科创板概述 |
| 2.1.2 科创板注册制上市条件 |
| 2.1.3 注册制对推进科创板发展的价值分析 |
| 2.2 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分析 |
| 2.2.1 信息披露的一般原理 |
| 2.2.2 信息披露的市场动因理论 |
| 2.2.3 信息披露成本效益分析 |
| 2.3 科创板市场对信息披露的内在特殊需求 |
| 2.3.1 审批方式的改变:核准制转向注册制 |
| 2.3.2 上市条件的改变:淡化盈利指标 |
| 2.3.3 股权设置的改变:允许公司特殊股权设计 |
| 2.3.4 股票定价方式的改变:市场化发行定价 |
| 2.3.5 股票交易机制的改变:更加贴近国际市场 |
| 第三章 我国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的现状及其问题 |
| 3.1 当前我国科创板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现状 |
| 3.1.1 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法规梳理 |
| 3.1.2 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特点 |
| 3.1.3 科创板对信息披露监管与责任分配 |
| 3.1.4 科创板信息披露现状的实证研究 |
| 3.2 当前我国科创板信息披露法律规制面临的问题 |
| 3.2.1 当前科创板信息披露整体质量不高 |
| 3.2.2 上海交易所性质定位模糊 |
| 3.2.3 中介机构责任尚不规范 |
| 3.2.4 配套措施有待完善 |
| 第四章 注册制视阈下证券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的域外启示 |
| 4.1 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信息披露运行机制 |
| 4.1.1 美国信息披露发展现状 |
| 4.1.2 日本信息披露发展现状 |
| 4.1.3 我国台湾地区信息披露发展现状 |
| 4.2 对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启示 |
| 4.2.1 注册制下信息披露监管权力再分配 |
| 4.2.2 以投资者为核心的信息披露制度构建 |
| 4.2.3 强化投资者民事救济途径 |
| 第五章 科创板注册制下信息披露的完善路径 |
| 5.1 科创板注册制的信息披露监管理念转变 |
| 5.1.1 以市场主导为中心 |
| 5.1.2 以风险控制为着力点 |
| 5.1.3 以满足投资者需求为导向 |
| 5.1.4 以服务科创企业为目标 |
| 5.2 优化科创板信息披露质量 |
| 5.2.1 信息披露内容更加有效 |
| 5.2.2 信息披露言语表达更加清晰简明 |
| 5.2.3 信息披露风险警示更加突出 |
| 5.3 强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法律责任 |
| 5.3.1 严格发行人及特定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
| 5.3.2 明晰中介机构的专业性责任 |
| 5.3.3 完善先行赔付主体的追偿机制 |
| 5.3.4 构建良好的中介机构声誉体系 |
| 5.4 加强科创板信息披露配套制度的构建 |
| 5.4.1 严格执行退市制度 |
| 5.4.2 探索适用转板机制 |
| 5.4.3 完善投资者保护机构运行机制 |
| 5.4.4 引入示范诉讼与示范判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失灵 |
| 第一节 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自利性 |
| 一、上市公司文字叙述的模糊披露 |
|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盈余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报告的失真问题 |
| 一、律师事务所IPO尽职调查报告失真导致“业绩变脸” |
| 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失真导致“资本消失” |
| 三、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报告失真导致“评级失灵” |
| 四、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报告失真导致“资产缩水” |
| 第三节 我国证券散户投资者难以吸收并运用披露信息 |
| 一、详尽披露导致的“过犹不及”问题 |
| 二、专业性导致的“知识壁垒”问题 |
| 三、散户投资者自身抗拒分析披露信息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的原因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模糊且分散 |
| 一、规定模糊导致了低廉的违法成本 |
| 二、规定分散导致了高昂的披露成本 |
| 三、披露立法的困境 |
| 第二节 信息的单向棘轮:“数量至上”的误区 |
| 一、披露信息“大爆炸”的单向棘轮 |
| 二、数量问题导致了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
| 三、数量问题导致了投资者成本收益的失衡 |
| 四、数量问题引发了潜在的其他影响 |
| 第三节 “伞形”利益关联体系下监督的缺位 |
| 一、保荐人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关联 |
| 三、监管机关所面对的利益诱惑 |
| 第三章 中美案例及制度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典型案例显示信息披露造假技术不断提升 |
| 二、监管趋严以及新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国信息披露典型案例及制度发展过程 |
| 一、“蓝天案件”与“安然、世通事件” |
| 二、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中美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分析 |
| 一、全面实施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二、美国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过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三、技术进步对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实现立法上的“刚柔并济” |
| 一、转移立法重心,实现“以柔克刚” |
| 二、制定标准模板,实现“以刚制柔” |
| 第二节 保证“看门人”的独立性 |
| 一、实现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分离 |
| 二、增加同行评审环节 |
|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 |
| 第三节 完善监管督察机制和证券诉讼制度 |
| 一、完善信息披露监管督查机制 |
| 二、完善相关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
| 第五章 “法律+技术”视角下的可行性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信息披露评级机制 |
| 一、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机制简析 |
| 二、构建新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偏好型信息披露体系 |
| 一、顺应信息披露的单向棘轮 |
| 二、以个性“化繁为简” |
| 三、双轨体系与双重标准 |
| 第三节 构建数据共享机制 |
| 一、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原因 |
| 二、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思路 |
| 三、构建数据共享机制的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沪深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1 日—2018年12月31 日间上市公司统计表 |
| 附录2: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个人投资者中实际效果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四、我国会计信息披露法律原则之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认缴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D]. 卢政宜. 吉林大学, 2020(03)
- [2]交易所问询函与审计风险研究 ——以康得新为例[D]. 姚鹭.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4]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论我国捐助法人的法律制度完善 ——以公益基金会为例[D]. 欧阳有恒.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论上市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完善[D]. 蓝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特殊目的载体的功能及其实现[D]. 贺琪.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交叉上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贾巧玉.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9]科创板注册制视阈下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研究[D]. 李垚垚. 河北大学, 2020(08)
- [10]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失灵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D]. 孟铂林.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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