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一、必须加强农村的公民道德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佀咏梅^[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探索中推进,在推进中日益成熟,不仅丰富了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也推动文化民生建设在多方面展开,取得了卓越成绩。同时,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局限,文化民生建设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探寻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推进文化民生建设的措施,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民生建设展现出来的重大意义,并系统总结文化民生建设的经验,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构筑民族精神家园的需要;不仅是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而且是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民生建设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具有特定的现实需要、理论依据和历史前提的。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在动力。虽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文化民生建设”这一概念,但是经典作家的思想中一直包含着文化民生建设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人的需要理论、文化发展的人民主体性思想是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致力于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并通过文化民生建设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并不断丰富文化民生建设的内容。文化民生建设从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出发,在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为民族凝聚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家园,进而孕育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并培育高素养的国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终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归宿。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中,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公共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注重群众的文化娱乐休闲需要、引导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并以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文化是否繁荣兴盛作为文化民生建设效果的评判标准。党的文化民生建设在深入推进中逐步建立了动力机制、评价反馈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长效机制。文化民生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改革赋予动力。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也解放了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人,激发了人在文化创造和享受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保证文化民生建设的成效以及建设的深入推进,探索建立了文化民生建设的评价反馈机制,通过多方参与,形成文化民生建设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为保证人们在文化民生建设中的各项权利,出台各项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文化民生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各项机制的配合互动为推动文化民生建设提供了保证。但是,文化民生建设要出实效,还需要运用多元化的载体,探索具体推进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运用文化惠民工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网络信息化事业作为文化民生建设的载体,并以这些载体为基础,通过植入政治仪式、融合地方文化资源、利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利用文化新业态等具体形式,推进文化民生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基本文化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多元文化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党的文化民生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文化民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文化民生建设的有效供给不充分、主体需求释放不充分、法律保障不充分;文化民生建设理论指导实践的力度不足、内容创新力度不够、资源整合不深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文化民生建设水平、思想多元化对文化民生建设的冲击以及文化人才队伍的质量影响文化民生建设效果。因此,要继续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民生建设的预判力、引领力和整合力,培养适应人民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和文化强国需要的高质量文化人才队伍,改革文化民生建设的财政投入路径,并且要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意义深远、经验丰富。在理论上,党的文化民生建设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认识;在实践上,文化民生建设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对于筑牢民族复兴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表现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党的领导统领文化民生建设,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民生建设协调推进,以经济发展奠定文化民生建设的基础,通过文化民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才保障;始终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并积极运用市场的力量,吸收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民生建设;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其是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要求提高文化民生建设的水平;始终坚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回归文化育人化人的本质,不断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党的文化民生建设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决定了对文化民生建设的研究没有终点。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特点的研究,并深入研究文化民生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探索文化民生建设的规律。通过党的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研究推动文化民生建设的实践深入,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智赋能赋力。

向东梅^[2]（2021）在《南五里桥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与经验研究》文中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公民道德建设取得显着成效。云南省大理市南五里桥村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在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中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有着积极的区域示范效应。南五里桥村的公民道德实践,对于丰富和发展公民道德建设的相关成果,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指出,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作为建设着力点。”本文从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与经验相关的文献研究入手,着眼于公民道德建设实现路径的进一步优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践的梳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南五里桥村公民道德建设在“四个着力点”层面的具体实践、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研究,深化了对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的认识。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内容,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公民道德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交融,公民道德建设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霍军亮^[3]（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文中提出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赵继琛^[4]（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发展与建设的相关问题被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在随后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出了详细的规划与解读。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五个总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农村做好物质文明丰富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精神文明的繁荣发展。其中对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和在农村范围内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具体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结晶和高度总结,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所以,深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方向的理论契合之处,根据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现状,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从而提升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效果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此部分主要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等方面进行叙述说明。第二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作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作用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总结。第三部分,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阐述,从道德、公民道德建设、农村公民道德建设三个方面对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建设现状及问题分析。第五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研究,根据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和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

张卓^[5]（2020）在《“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是行政力量主导下撤村建居的结果,是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再造。“村改居”社区将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村改居”社区。“村改居”社区虽小,但是牵连着千家万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转变。“村改居”社区的居民也正由村民向市民转变,居民道德不能只停留在公共场合讲文明、上车排队、主动让座这样的要求上,需要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同新时代相符合,在社会责任、生态文明、公共卫生防治、国家安全等公益精神上有新的境界。进行道德治理就是要引领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导道德实践,提高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努力缩减城乡发展差距,使所有人都能共享现代文明,为小康社会的实现汇聚力量。笔者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就十分关注“村改居”社区的治理问题。学界对道德治理的热议引发了笔者的关注,对于道德治理的概念存在着一些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道德作为治理手段理解,是一种工具性的解释;二是将“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简化为道德治理,即对不道德的现象进行治理。笔者认为,不否认可以从以道德作为治理手段这个层面去理解“道德治理”,但是如果道德都出现了问题,何来道德治理?所以既然道德治理要靠道德进行治理,那么首先要对道德自身进行治理,整肃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出现的严重偏颇,以确立道德的价值取向。所以本文所探讨的“道德治理”就是对道德问题进行治理,是在思想领域搞建设,培养一种观念,塑造一种精神,树立一种风尚,这也更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研究就是对“村改居”社区存在的道德问题进行治理。但这种治理应该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在当今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立足于社会治理理论才更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由此笔者展开了调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党员座谈会以及个案访谈的方式对“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的现状进行了考察。从社区角度,管理角度、个人角度探析了“村改居”社区的道德问题。在这些道德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深刻的原因,不仅仅是居民文化素养低所形成的。村改居的转型,带来了经济上致富,也引发了因为利益而出现的纷争,比如拆迁处置资产问题,由此也影响了居民对两委班子的信任。撤村建居后,村委会还没有完全适应变为居委会的工作制度,出现了工作人员思想惰化的风险,党员干部的政德意识薄弱,这些转型变化也给居民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村改居后,由于公共文化空间缩减,居民们住到了鳞次栉比的高层里,邻居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邻里乡亲,守望相助不曾再现。因此,“村改居”社区的道德治理一方面要从主体道德入手,党员干部作为社区的领导力量,要淬炼党性带好头,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力量,要强化社区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入手,做好制度保障,推动道德实践,内外结合进行“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实现有效的道德治理必将扶正祛邪,使居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张鹏程^[6]（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施玲慧^[7]（2020）在《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问题及提升对策研究 ——以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特别是处在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是目前农村生产与发展的有生力量,他们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时期助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快慢和好坏,同时也将关系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把握好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出现的问题,提升新生代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已成为当下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和谐社会构建实际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实证调查以及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导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国外研究现状等相关的基础问题,为后续的写作做参考及铺垫。第二,对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基础理论概述进行介绍,这部分主要是从新生代农民概念界定及主要特征、思想道德素质、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内涵、提升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意义、以及研究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问题的理论基础来进行论述的。第三,主要是依据研究方法,以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为例,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做调查和分析,包括调查实施的具体步骤介绍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第四,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对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现状进行分析总结,既包括积极方面,也包括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出现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在立足于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对提高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出有效对策。这部分主要结合新生代农民自身以及农村实际情况提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文化素质,引导其转变观念,优化农村社会环境,为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工作力度的对策。

王蕾^[8]（2020）在《论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功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我国乡村自治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治理经验,并在治理实践中得以丰富与创新,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应有之义,其既是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要素,也是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良好秩序状态的制度基石,是乡村治理的法律保障;德治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道德治理方式,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并成为新时代乡村践行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乡村治理的价值支撑。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要求三者有机融合与协同治理,而并非各行其道。法治与德治要以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为基础践行落实;自治与德治要以法治为根本遵循,将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自治与法治要以道德规范、道德精神等良善的道德元素维系与引领乡村治理。因此,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应然性需求,更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性与追求善治目标的实然性路径。毋庸置疑,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中,法治与德治均是围绕提升自治水平与自治能力而深入展开的,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逻辑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应形成德治与法治的良性互补关系,应用道德等“软性”或“隐性”规范有效支撑“硬性”或“显性”的法律制度。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法治要素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制,同时需要道德的滋润与支撑。在理论层面,道德为乡村治理法治化提供正当性证成;在实践层面,道德为乡村治理法治化奠定价值基础。从客体满足主体价值需求的角度来说,德治是解决乡村治理法治化实际问题的道德需要,而道德教育、道德激励、道德约束、道德引领、道德融合、道德评价等道德功能是实现这一“道德需要”的载体形式或具体方法。本文围绕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善治要求,将德治的价值性要素嵌入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中,在分析乡村治理道德现状的基础上,以道德价值、道德建构为向度,探讨道德引领、道德融合、道德评价之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功能。因此,通过丰富乡村道德内涵,培育优良道德文化,形成充满时代新意的乡村道德规范,为乡村治理法治化奠定价值基础。通过德治与法治的融合发展,将法律规范的具体调整与道德规范的价值指引有机结合,完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道德需要作为切入点,通过道德的“利他性”评价机制,树立法治信仰并强化法治认同,将法治价值转化为乡村治理的道德力量,发挥法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保障作用。

李丽^[9]（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方琳琳^[10]（2020）在《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历来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但是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价值观的多元交织使公民道德有时难以发挥有效调控力,公民道德领域依然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情况。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道德生活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外在动力如道德教育、法治手段等供给不足存在矛盾,而公民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层面内容融入法治建设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动力支持。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集体主义原则的公民道德建设受多元道德观冲击,亟需以法治这一有力手段来凝聚公民道德共识,同时法治对公民道德建设也有充分诉求,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必要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互补和道德法律化理论的成熟,加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就和国外成功经验,都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可行性。但是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存在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公民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如地方道德规范存在不合法元素,公民道德教育中法治内涵的层次性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是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式不成熟问题,一些公民道德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涉及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过于单一粗暴,司法判决与公民道德观脱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有道德与法律两者冲突的内在原因,也有立法项目论证制度不完善、公民法治意识不高和执法司法主体德法平衡能力不足的综合原因。针对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和成因,可以从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加以解决。首先从理论层面整体把握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以惩恶扬善和德福统一为基本尺度,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为目标、以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为基本方法,以公民道德教育和规范法治手段为建设重点,再进一步从以法治精神夯实公民道德建设根基和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两个角度规范建设内容;从实践层面针对现实具体问题提出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细化公民道德的立法范围、以分层的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规范法治手段解决公民道德突出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整体推进建设。

二、必须加强农村的公民道德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必须加强农村的公民道德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南五里桥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问题及提升对策研究 ——以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论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必须加强农村的公民道德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民生建设研究[D]. 佀咏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南五里桥村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与经验研究[D]. 向东梅. 大理大学, 2021(10)
• [3]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J]. 霍军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陕西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研究[D]. 赵继琛.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 [5]“村改居”社区道德治理研究[D]. 张卓.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5)
•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7]新生代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问题及提升对策研究 ——以贵州省岑巩县龙田镇为例[D]. 施玲慧.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8]论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功能[D]. 王蕾. 江苏大学, 2020(06)
• [9]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10]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D]. 方琳琳. 浙江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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