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中长期国债政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闫博[1]（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刘雅茹[2]（2021）在《新冠疫情下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遏制疫情扩散,世界上各个经济体采取了社交隔离等防疫措施,而这些规定大大阻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疫情初期便紧急降息至零利率,紧接着推出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创新来恢复信贷和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不仅影响着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对于各国中央银行未来调控经济,特别是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创新实践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明确了货币政策创新的实施背景、含义、政策工具以及政策目标,然后从定性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在新冠疫情下传统货币政策失效,货币政策创新可以通过四种传导机制影响经济。在定性分析中,本文在整理归纳出美联储应对危机所采用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从四种货币政策创新传导机制的具体传导路径和最终目标两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定性分析发现,传统货币政策在危机中失效,无法达到政策目标,相反,货币政策创新对于恢复金融信贷和刺激实体经济复苏具有一定的作用。在实证检验中,本文运用SVAR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并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四种传导渠道效应进行检验,最后使用递归方差分解分析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创新具有刺激消费支出和促进就业的作用,同时明确了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创新传导机制中对于两个政策目标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关于我国货币政策创新的启示,并且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李黎明[3]（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提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付英俊[4]（2021）在《收益率曲线控制：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与政策启示》文中指出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些国家央行启动了量化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本文在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理论基础上,回顾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收益率曲线控制的政策实践,总结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效果与优点缺陷。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下阶段美联储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的可能性及路径,并指出收益率曲线控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王冰冰[5]（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李婧,高明宇[6]（2019）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成本探索》文中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给美国本土金融系统、实体经济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该政策影响了美国金融系统的秩序和效率,延迟了经济结构调整,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使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热钱冲击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难题。各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并谨慎地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政策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现结构改革任务。为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各国需要加强货币政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
龙小燕[7]（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邱林卉[8]（2016）在《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国债市场是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场所,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可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拖累,甚至造成经济危机或国家破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远远超出了财政的范畴。现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风向标,中央银行也视其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对象,国债市场能够在金融资产定价、对冲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债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国家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全文由绪论加七章正文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国债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一章主要结合马克思虚拟经济理论分析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概括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理论。第二章对国债市场的宏微观经济功能和国债收益率传导机制进行梳理分析,并从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股票市场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三章对我国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分析,以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为标的,分析从2002年-2015年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结合西方相对成熟的国债市场经验,从国债规模、期限利率结构、国债发行和交易市场、国债持有者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国债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归纳。第四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从国债发行基本概况、国债需求供给、国债持有人等因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经济功能,并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走势进行分析。第五章从总需求、总供给和国债市场微观经济效应方面比较美、日、中三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别分析了美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对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并对三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总结。第六章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梳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和经济政策效果,并对他们的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不同经济体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差别的原因。第七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对发挥我国国债经济功能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栾稀[9]（2015）在《关于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利率所需条件的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看起来只差存款利率放开这“临门一脚”,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基准利率以及基准利率体系的形成和建立。许多学者和官员也提出需要健全一条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发挥国债收益率的基准利率作用,有利于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也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有序推进。本文通过对国债收益率的决定因素、基准利率的形成条件以及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债券市场的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我国当年是否存在一个可供市场和央行参考的基准利率进行论证,并找出制约因素,最后针对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本文以基准利率为主线、以国债收益率为切入点对基准利率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主要安排如下:第一章,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的对基准利率进行筛选和考察的文章多集中在对该利率与其他市场利率的关系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的传导作用进行计量方面的检验。本文认为计量检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依靠计量而不对内在的利率传导逻辑进行分析略有舍本求末之嫌。我国的金融体系虽然有众多缺陷,但并非混乱无序。利率传导虽然缓慢,但并非无效。对大部分市场形成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进行上述计量检验,均能得到较好的检验结果。这也就是这种基准利率的选择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的原因。本文认为基准利率的选择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哪个利率是市场基准或央行基准,而在于形成这样的基准利率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二章,根据投资者偏好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从市场供求角度对国债收益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首先,我国的国债市场是个买方市场,国债供给对收益率的影响极小,收益率受需求因素影响较大;其次,我国国债收益率受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状况的影响较大;最后,回购利率对长期国债的影响程度有限。这部分的结论为之后的论述提供了相应的论述支持。第三章,对基准利率的形成条件进行分析。首先,对中美利率体系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差别不大,主要的不同集中在短期利率上。在我国,短期利率体系中,国债收益率并非是处在市场最底部的利率,活期存款和短期定期存款利率均比短期国债收益率更低。但在长期收益率上,两国基本是相同的,即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利率的底部。然后,本文从社会融资结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为何美联储可以通过调整单一的基准利率影响到所有金融市场的价格,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指出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现状离单一品种的基准利率形成还有一定的距离,市场中尚不存在一种利率可以成为可供央行操控和全市场参考的基准利率,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同样的,国债收益率也不满足这样的条件,若仅讨论市场基准,也取决于市场的范围有多大。本文保守起见,下文仅对国债收益率作为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的条件进行讨论。第四章,对国债收益率作为市场基准的条件进行分析。通过对美国国债收益率成为市场基准的历史进行分析,提出极好的流动性是长期国债能够成为市场基准的关键,而与流动性相关的因素有国债的发行规模、庞大的回购市场和期货市场以及与市场中其他产品价格相关性。第五章,对国债收益率与市场中其他产品价格相关性进行检验,发现中长期国债与企业债、国开债的相关性明显优于短期,资产支持证券由于其自身流动性较差,因此与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并不高。并对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与企业债、国开债、ABS收益率的时间序列进行VAR方差分解,同样也发现中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动对同期限其他券种的收益率的变动的影响较大。第六章,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中主要券种的流动性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我国债券市场的整体流动性与国外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再对各券种以及各期限的债券进行流动性检验,本文选取换手率、买卖价差以及即时交易成本三个指标对流动性进行检验,检验同样发现长期债券的交易成本要低于短期债券,本文从交易费用、发行规模、投资者结构、做市商结构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结合当前市场上关于市场基准选择的一些变化,提出了当前是否国开债可以称为更好的市场基准的疑问。随后本文从流动性、发行规模与频率、回购市场的规模、与企业债收益率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了检验,发现在这几个方面,国开债明显优于国债。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开债可以作为市场基准的选择。第七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了我国目前尚没有一个利率可以成为可供央行和全市场参考的基准利率,而国债收益率作为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也存在一些改进之处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丽丽[10]（2012）在《美国量化宽松背景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各种救市政策来遏制经济的衰退，但是这些救市工具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在各国都面临着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困境以及已经降至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的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开始求助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初只是被日本政府用于应对其国内19世纪末的泡沫经济危机，并没有被大范围的运用。此次大规模的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出现，因此其对世界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成为各种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将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大的背景出发，研究其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为应对量化宽松政策而进行的货币政策调整。⑴本文首先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综述，指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⑵本文就量化宽松这一政策理论进行了研究。包括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内涵的界定、运行机理的研究以及货币政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导途径。⑶本文的两个实证研究。首先，我们应用SVAR模型和脉冲效应函数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包括了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环境的影响检验和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检验。我们发现，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产出水平是有正方向影响的，对中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也是具有正方向影响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和紧缩性两个阶段的效应分别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原因。⑷为了更好地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基于前述实证研究结论，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和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两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中长期国债政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中长期国债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冠疫情下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安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计量分析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创新有效性理论基础 |
| 一、新凯恩斯经济学基本理论概述 |
| 二、理性预期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创新实践理论研究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创新有效性实证研究 |
| 第四节 SVAR模型 |
| 第二章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实践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实施背景 |
| 第二节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含义 |
| 第三节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目标 |
| 第四节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工具 |
| 第三章 外生冲击下货币政策创新传导机制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 |
| 一、利率传导机制 |
| 二、汇率传导机制 |
| 三、信贷传导机制 |
| 四、其他资产价格传导 |
| 第二节 货币政策创新传导机制 |
| 一、公众预期引导传导机制 |
| 二、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传导机制 |
| 三、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传导机制 |
| 四、外汇宽松传导机制 |
| 第三节 传统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创新的比较 |
| 一、相同点 |
| 二、不同点 |
| 第四章 新冠疫情下美国货币政策创新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SVAR模型概述 |
| 第二节 基于DAG方法的SVAR模型识别 |
| 第三节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四种传导途径下货币政策创新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
| 一、公众预期引导传导机制 |
| 二、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传导机制 |
| 三、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传导机制 |
| 四、外汇宽松传导机制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实证检验结论 |
| 第五章 美国货币政策创新对我国的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创新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 |
| 一、注重公众预期引导 |
| 二、疏通金融部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
| 三、立足本国国情,适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
| 四、增强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强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一、美国货币政策创新对中国的外溢性 |
| 二、未来美联储政策走向 |
| 三、美国国内经济泡沫 |
| 四、货币政策创新退出机制 |
| 五、使用分区数据进行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收益率曲线控制：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与政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理论渊源 |
| 凯恩斯长端利率控制思想 |
| 利率期限结构市场分割理论 |
| 自然利率学说 |
| 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历史经验 |
| 美联储的收益率曲线控制 |
| 1942—1951年美联储的收益率曲线控制 |
| 1 9 6 1—1 9 6 3年美联储的扭曲操作(OT1) |
| 2011—2012年美联储的期限扩展计划（MEP,OT2) |
| 日本央行控制收益率曲线的QQE政策 |
| 澳大利亚收益率曲线 |
| 结论与启示 |
（5）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 4.1.1 家庭部门 |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 5.1 SV-TVP-VAR模型 |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结论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致谢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虚拟资本与国债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二、关于国债市场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关于各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分析 |
| 第三节 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比较研究框架 |
| 一、国别之间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比较研究类型 |
| 二、国别之间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比较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思路及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 |
| 三、论文的创新点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比较研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债与国债市场 |
| 一、国债概念界定 |
| 二、国债市场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形成的背景 |
| 一、虚拟资本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二、闲置货币资本的存在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虚拟资本应运而生 |
| 第三节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研究与论述 |
| 一、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概述 |
| 二、马克思利率决定理论与国债对利率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论述 |
|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债市场负效应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债市场正效应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中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思想的小结 |
| 第二章 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和国债收益率传导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理论研究 |
| 一、国债市场的宏观经济功能 |
| 二、国债市场的微观经济功能 |
| 第二节 国债市场与国债收益率相关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国债市场收益率传导机制分析 |
| 一、经济基本面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分析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分析 |
| 三、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分析 |
| 四、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相互影响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债市场收益率的经济影响力分析 |
| 一、我国国债市场与经济基本面分析 |
| 二、我国国债收益率的经济影响力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分析 |
| 一、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分析2002年-2003年 |
| 二、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分析2004年-2006年 |
| 三、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分析2007年-2009年 |
| 四、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分析2010年-2012年 |
| 五、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分析2013年-2015年 |
| 第三节 我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发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国债市场规模有待扩大,国债发行的市场化程度不够 |
| 二、国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尚不健全 |
| 三、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 |
| 四、国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统一的国债收益曲线尚不成熟 |
| 五、国债的持有者结构不合理 |
| 六、国债市场缺乏衍生品交易,产品过于单一 |
| 第四章 美国和日本发挥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析 |
| 一、美国国债市场概况 |
| 二、美国国债市场的总需求效应 |
| 三、美国国债市场的总供给效应 |
| 四、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曲线分析 |
| 第二节 日本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析 |
| 一、日本国债市场概况 |
| 二、日本国债市场的总需求效应 |
| 三、日本国债市场的总供给效应 |
| 四、日本国债市场收益率曲线分析 |
| 第五章 美国、日本与中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日本、中国国债经济功能比较 |
| 一、美国、日本、中国国债总需求方面比较 |
| 二、美国、日本、中国国债总供给方面比较 |
| 三、美国、日本、中国国债微观经济功能比较 |
| 第二节 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关系及原因分析 |
| 一、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回顾 |
| 二、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实证分析 |
| 三、中美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原因分析 |
| 四、中美债市收益率联动展望 |
| 第三节 中日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关系及原因分析 |
| 一、中日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分析 |
| 二、中日长期国债收益率联动实证分析 |
| 三、中日长期国债收益率在近两年出现同步下行的原因 |
| 第六章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走势比较分析 |
| 一、2007年-200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走势比较分析 |
| 二、2010年-201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走势比较分析 |
| 三、2013年-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走势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政策及政策效果比较分析 |
| 一、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政策 |
| 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政策效果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政策效果差别的原因分析 |
| 一、不同的国债市场规模 |
| 二、不同的世界货币地位 |
| 三、国债市场政策的实施时机 |
| 四、国债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
| 第七章 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债规模合理化 |
| 第二节 优化国债期限利率结构 |
| 第三节 大力发展做市商业务,为国债市场提供流动性 |
| 第四节 统一国债市场和国债收益率曲线 |
| 第五节 健全和繁荣国债衍生产品市场 |
| 第六节 调节国债持有者结构 |
| 第七节 健全国债市场法律法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关于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利率所需条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一、利率市场化下传统利率与市场利率已开始脱钩 |
| 二、国债收益率可以作为基准利率选择的理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利率决定理论概述 |
| 二、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综述 |
| 三、关于基准利率选择的研究 |
| 四、关于基准利率定义的讨论 |
| 五、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债市场的现状及收益率决定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债券市场的组织结构现状 |
| 一、中国债券市场组织体系的现状 |
| 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国债收益率的决定因素——从供求关系的角度 |
| 一、相关问题及研究 |
| 二、市场供求因素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 |
| 三、回购利率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基准利率形成的条件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利率体系对比 |
| 一、美国市场利率体系的特点分析 |
| 二、我国市场利率体系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关于基准利率形成条件的讨论 |
| 一、利率传导的前提条件 |
| 二、美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单一的基准利率的形成 |
| 第三节 我国当前并没有适合全市场的基准利率 |
| 一、跨市场的机构和产品 |
| 二、直接融资有待发展 |
| 三、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 |
|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 |
| 五、利率市场化之后的变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国债收益率成为基准利率的历史 |
| 第一节 1970年代前：美国国债收益率并不作为基准利率 |
| 一、1950年代期间债券价格时常会出现飙升和骤降，投机泛滥 |
| 二、1960年至1970年代初：价格动荡，长短期价格数次背离 |
| 三、1970年代前国债收益率不适合作为基准利率的原因 |
| 第二节 1970年中后期至1980年中期：逐步成为市场基准 |
| 一、政府财政赤字推动国债滚动式发行 |
| 二、石油危机和金融创新刺激了国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
| 三、公司债和市政债市场的式微 |
| 第三节 1980年中后期：为何国库券没有成为短期基准 |
| 一、国库券利率由于受规律性供给的影响，其利率对供给的弹性较差 |
| 二、国库券市场的透明度不如欧洲美元市场 |
| 第四节 1990年代末至2000年初：长期国债基准受到质疑 |
| 第五节 国债成为市场基准利率的条件 |
| 第五章 国债收益率与其他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 |
| 第一节 国债收益率与其他利率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
| 一、数据选取和检验方法 |
| 二、关于国债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
| 三、国债收益率与企业债收益率 |
| 四、国债收益率与资产证券化产品收益率 |
| 五、国债收益率与国开债收益率 |
| 第二节 国债收益率变动对其他利率变动的贡献度——基于VAR方差分解的结果 |
| 第六章 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检验 |
| 第一节 债券市场流动性概述 |
| 一、流动性的定义 |
| 二、流动性对基准利率形成的重要性 |
| 三、流动性的度量 |
| 第二节 我国银行间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检验 |
| 一、我国债券市场流动性概况 |
| 二、银行间国债市场流动性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
| 一、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
| 二、各期限交易成本差异的原因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国开债收益率可以作为市场基准的选择 |
| 一、流动性 |
|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频率 |
| 三、和其他价格的相关性 |
| 四、银行间回购市场对国开债的偏好 |
| 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我国尚不具备形成单一的基准利率的条件 |
| 二、长期国债更适合作为市场基准 |
| 三、长期国开债收益率具有成为市场基准利率的潜质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放宽投资者准入，优化投资者结构 |
| 二、降低直接融资门槛，降低企业债发行成本 |
| 三、发展资产支持证券，扩大规模，盘活存量 |
| 四、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银行业的转型和竞争 |
| 五、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10）美国量化宽松背景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有关的研究现状 |
| 1.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三条渠道分析 |
| 1.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 |
| 1.2.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分析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4 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理论分析 |
| 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界定 |
| 2.1.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概念 |
| 2.1.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原理 |
| 2.1.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的区别 |
| 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运行机理 |
| 2.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 |
| 2.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 |
| 2.2.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 |
| 2.3 货币政策由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传导途径 |
| 2.3.1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依据 |
| 2.3.2 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传导途径分析 |
| 小结 |
| 第3章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 |
| 3.1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1.1 实证模型选取、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1.2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1.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
| 3.2 量化宽松政策后中国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检验 |
| 3.2.1 滞后阶数的确定 |
| 3.2.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
| 3.2.3 AR 根检验 |
| 3.2.4 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
| 3.3 量化宽松政策后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
| 3.3.1 滞后阶数的确定 |
| 3.3.2 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
| 4.1 国际方面 |
| 4.1.1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 |
| 4.1.2 国际资本大量流向中国 |
| 4.1.3 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大 |
| 4.2 国内原因 |
| 4.2.1 通货膨胀预期增加 |
| 4.2.2 资产价格泡沫 |
| 4.2.3 负利率影响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的应对措施 |
| 5.1 针对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环境的影响 |
| 5.1.1 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相关建议 |
| 5.1.2 国际游资方面的政策建议 |
| 5.1.3 资产价格方面的建议 |
| 5.2 针对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中长期国债政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冠疫情下美国货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D]. 刘雅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21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收益率曲线控制：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与政策启示[J]. 付英俊. 金融市场研究, 2021(02)
- [5]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6]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成本探索[J]. 李婧,高明宇. 社会科学辑刊, 2019(04)
- [7]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8]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D]. 邱林卉.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9]关于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利率所需条件的研究[D]. 栾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5(12)
- [10]美国量化宽松背景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研究[D]. 王丽丽. 山东财经大学, 2012(03)
标签：基准利率论文; 国债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