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配合“病人选择医疗组”的做法与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田晋嘉[3]（2020）在《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政权力量向乡村社会开展了诸多领域的改造和重构。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和农民疾病的防治问题,成为了农村工作的一大重点和难点所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建国后,农村的卫生状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充斥着政治意味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覆盖广大农村区域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民中广泛实施,遍布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不断镌刻着历史印迹。然而,在这些宏旨背后,乡村社会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样态,为新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场域。如果能从农村内部的具体实践和农民自身的生活世界细致考察,将更加有助于探讨现代卫生体系是如何在传统农村中扎根,并对农村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集体化时代山西省稷山县农村的卫生实践为考察中心,致力于展示国家在不断推进卫生事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具体形态。通过卫生社会史的视角,对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医疗状况以及建国后稷山县在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观念的培养、具体的实践、典型化塑造中所展现出的历史史实进行细致考察,探讨了中共领导的现代“卫生革命”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之间形成了良好互动关系是“革命”落地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不断被在地化的实践所落实,使得农村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卫生医疗体系。此外,现代卫生对乡村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卫生下乡促使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融合;另一方面,卫生下乡的过程也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向农村不断渗透的过程,从而促使了农村的国家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王红珠[4]（2019）在《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文中提出农村巡回医疗是一项城市医务人员支援农村卫生建设的政策和制度,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和城乡公共卫生建设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具有丰富的医疗卫生资源,是农村巡回医疗在全国最早实施、人员最充足、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65年,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探索时期,各区、县、公社卫生院卫生人员以巡回医疗的形式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1965年1月卫生部发出《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后,北京市成为全国农村巡回医疗的试点,掀起了央属驻京单位、市属、区县医疗机构和单位卫生人员下农村送医送药的热潮。1969年北京市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农村巡回医疗又多了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城市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一起,为农村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城市支援农村卫生事业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在农村公共卫生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巡回医疗缓和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难处,培养了一批志愿扎根农村的医疗队伍。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卫生事业重心的转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本文旨在利用北京市各区县原始档案、卫生志等文献资料,梳理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脉络,对比不同时期农村巡回医疗开展的异同,总结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分析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对城市医务人员的成长和郊区农村建设发展的贡献。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追溯1949-1965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历史渊源,是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探时期;第二部分介绍1965-1968年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时期,主要内容涉及巡回医疗的背景及其过程、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主要任务和特点等;第三部分介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1969-1980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与衰落;第四部分对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进行反思,包括总体评价和启示两方面。
翟媛[5]（2019）在《S省ZL医院的绩效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立医院在我国现阶段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针对临床医技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不高、医患关系紧张、人民持续增长的医疗需求与医疗服务能力无法满足人类需求的矛盾等等诸多问题,国家出台了各类医改政策。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来说,在很多方面都远远不够。因此,提升公立医院管理水平,构建绩效管理体系受到越来越多医疗机构的重视和认可。公立医院都在积极尝试探索绩效改革,来找寻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政府也加大政策支持,出台各种政策、文件和规定,一直在鼓励和引导绩效工资改革的实行。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让人不得不关注公立医院内部管理。在政府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要求下,如果公立医院一直不求发展、安于现状且故步自封,市场终将其淘汰。实行绩效考核方案、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可以帮助公立医院前进发展,有效激励职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可以吸引大量人才来院工作,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可以规范医疗行为,加强成本管控。本文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绝对评价法等,将S省ZL医院作为研究对象,召开由各部门领导组成的绩效会议,收集数据,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并且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要求,形成S省ZL医院的绩效管理机制。通过这套绩效管理体制,能为医院将来的发展增添动力。本文首先围绕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方法、研究现状目标等方面,分析在国内外研究及医改的大环境下,进行绩效改革的重要性。然后在应用激励理论、薪酬理论和相对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整个绩效管理的研究。接下来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即S省ZL医院绩效管理。首先对S省ZL医院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人员构成、社会地位、科研成果等等,接下来对医院的绩效办法进行描述,包括绩效分配方式、核算办法、核算单元、二次分配等等几个大部分,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深入研究,作为之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对绩效方案进一步进行完善的基础。随后探讨S省ZL医院绩效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绩效方案讨论会、调查问卷方式以及外出培训学习分析现行绩效方案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提出改进措施奠定基石。针对S省ZL医院绩效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包括主诊医师负责制、护理工作量的绩效评价、岗位说明书的编制、RBRVS的本土化改造、绩效信息化平台建设、医院目标管理建设。最后阐述了保障绩效方案实施的一些措施,在PDCA循环下各个科室互相配合,保障绩效改革顺利进行。
黄海红[6]（2019）在《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孤独症儿童的父母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承受着巨大的亲职压力,如果其压力得不到有效地缓解,不但影响其对孤独症孩子的抚育,而且影响其自身的心理健康。自我同情作为一个较新的心理学概念,理论和应用价值较高,研究发现,自我同情能够预测心理健康水平。为探索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间的关系,了解二者间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缓解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提供借鉴与参考。本研究使用《自我同情问卷》和《简式亲职压力量表》对南昌市某孤独症中心240名孤独症儿童父母进行调查,探讨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通过自我同情团体心理辅导来干预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自我同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我同情总分在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出方式和孩子疾病确诊时间4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是否独生、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家庭类型、医疗支出方式和孩子疾病确诊时间等人口学变量在自我同情各因子上存在显着差异。（2）孤独症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非常高。亲职压力总分在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出方式和孩子疾病严重程度上存在显着差异;性别、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支出方式和已经治疗时间等在其他各因子上存在显着差异。（3）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与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感和正念3个因子呈显着负相关关系,与自我批评、孤立感和过度认同3个因子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自我同情总分能够显着预测亲职压力水平。（4）为期8周的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显着提高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水平,并有效缓解她们的亲职压力。
王琳琳[7]（2019）在《1959-1961年聊城专区医疗卫生救助研究》文中指出1959—1961年被我国学者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时期历来备受国内外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大都集中探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灾荒产生的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及灾荒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很少有人关注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的医疗救助行动。本文以山东省聊城专区为个案,利用档案材料、口述史料考察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地方政府的医疗卫生救助及其成效,揭示了经济困难期间的另一个政治面向。第一章介绍了1959—1961年聊城专区的疫情爆发情况。“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危害聊城专区人民身体健康的主要是营养性疾病、传染性疾病两大类。该章从患病比例和易患病年龄段、发病时间和地域、弱势群体（妇女、老人、儿童）的患病情况三个方面,对这两类疾病进行分析,勾勒出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聊城专区的疫情发生情况。第二章分析了聊城专区对疫情的认识与救助措施。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后,聊城专区卫生部门高度重视疫情发展,既向省级部门汇报疫情,又对下级做出救灾指示。专区依据省级相关部门的指示,成立基层卫生机构、增加病床和医疗设备、培养卫生技术人员,设立营养食堂、疾病疗养院,派遣医疗队深入基层开展巡回医疗,在当时条件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应对。第三章考察了聊城专区的疾病治疗和救助疗效。第一节以营养性疾病中的水肿病和传染性疾病中的疟疾为例,分析了卫生技术人员对发病机理的认识、采取的治疗措施及其成效;第二节分析了营养食堂、疗养院的成就和缺陷;第三节分析了整个医疗救助在救灾度荒中的作用。从具体成效来看,聊城专区医疗救助限于客观条件和管理缺陷,仅仅是缓解了部分患者病情,抑制了大规模疾病蔓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基层政府的这种立场和姿态减少了民众怨言,是困难过后民众继续认同和支持共产党政府的心理基础。
万心[8]（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许剑峰[9]（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王魁英[10]（2017）在《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中军队医院医学救援处置流程构建及救治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Mass Casualty Incident,MCI）,表示某个区域中由于伤亡人数过高,救援能力无法达到要求的事件。MCI主要包括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生产事故、重大车祸等人为事故;恐怖事件和局部武装冲突。如汶川、芦山地震以及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事件、天津港“8.12”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MCI最严重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历次MCI救援实践和灾害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军队成为参与MCI救援的重要力量。应急医学救援是MCI救援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军事医学、卫生勤务、急救医学等领域研究热点和难点。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军民联合或军队提供机动性支援的MCI卫生救援体系。因此,为提高救治效率,军队医院迫切需要一套经过救援实践检验的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医学救援处置流程和行之有效的救治策略。研究课题—《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中军队医院医学救援处置流程构建及救治策略研究》,任务来源于全军后勤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成都军区“十一五”和“十二五”面上项目。文章通过系统的文献调查,分析国内外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应急医疗救援力量建设经验,通过比较提出我国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应急医疗救援存在问题,然后通过调查分析、文献研究分析,分别编制了MCI医学救援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援的医疗处置流程,针对处置流程中的关键节点,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救援策略。为更好的应对MCI必须具备的人力、物力基础,提出了机动卫勤分队训练方法;血液、药品、器械以及信息通讯保障策略。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国际性医疗救治任务,对境外执行MCI应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实践为手段,在实践中进行求证、修改和完善:一、基于医院遂行的汶川地震、赴黎维和等卫勤保障空运后送及空中救护演练实践,参照美军等先进国家空中救护体系,建立了“区域性空中医疗救护体系”,提出了MCI现场“两线三区”（内、外层警戒线,金、银、铜区）分区控制方法,实现了救援现场处置合理有序,伤员快速转送的目的。二、构建了以情况研判、两次分类检诊、“院中院”手术会战模式、多单位联合就地治疗等为核心的院内救治流程:（1）以汶川地震当晚伤员高峰等研判为实案,证明了MCI情况研判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动态性。（2）提出了批量伤员分类救治和入院后伤员补充分类（两次分类检诊）方法,既确保了批量伤员顺利收容救治,又降低了漏诊率。（3）建立了临床科室领导任指挥员的“院中院”手术会战模式,有效解决了MCI伤员数量多,手术量大的难题。（4）提出了“就地治疗、全军支援”批量烧伤伤员不分流情况下的救治模式。三、提出了“基于能力”的机动卫勤分队训练方法,血液、药品器械,以及信息通讯保障体系:（1）提出应在机动卫勤分队训练中突出身心适应能力、野战救护能力、卫勤指挥协同能力、信息技术能力。（2）采用虚拟血库作为应急库存血液保障的补充,通过多渠道保障方式制定了分情况药品器材保障预案,搭建了基于微信快速构建地震医疗救治信息平台。（3）建立了机动卫勤分队装备使用与维护标准操作规程体系。四、归纳总结了在境外执行MCI医疗救治过程中,军队医院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和要点。以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联合桌面推演和尼泊尔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为例,对任务启动、队伍投送、任务执行、队伍撤离等四个阶段重点关注点进行了阐述。五、以尼泊尔强烈地震后医疗救援为实践案例,通过案例对研究中所提出的MCI医疗救治中军队医院处置流程及救治策略进行了验证。通过此项研究,一是希望通过研究提出的MCI院前院内一体化处理流程及救治策略,进一步规范和建立MCI处置中现场控制、检伤分类、立体后送等院前处理流程;建立以情况研判、两次分类检诊、“院中院”手术会战模式、多单位联合就地治疗等为核心的院内救治流程。二是希望通过对MCI处置流程及救治策略基础构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高机动卫勤分队训练水平和能力建设;提升血液、药品器械,以及信息通讯保障水平。最终达到提高地震等MCI医学救援效率以及批量伤员救治效果的目的,并为未来战时伤病员救治提供具有通过实战检验过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提高我军卫勤保障能力和水平。
二、配合“病人选择医疗组”的做法与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配合“病人选择医疗组”的做法与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稷山县传统卫生医疗 |
| 一、稷山县自然地理及历史沿革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变迁 |
| 二、稷山县传统时期的卫生状况 |
| (一)政府对基层卫生的治理 |
| (二)传统农民的卫生行为 |
| (三)以医生为主的医疗资源 |
| 第二章 :送医进村:稷山县基层卫生组织和制度的建立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的卫生策略 |
| (一)“面向工农兵” |
| (二)“预防为主” |
| (三)“团结中西医” |
| (四)“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
| 二、稷山县卫生保健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一)联合诊所时期(1949-1955) |
| (二)联合保健站时期(1956-1958) |
| (三)四级卫生保健网的建立(1959-1965) |
| 三、乡村卫生制度与公约 |
| (一)卫生管理责任制度 |
| (二)集体事业中的卫生公约 |
| (三)乡村卫生制度和公约的建构逻辑 |
| 小结 |
| 第三章 :塑造新人:现代卫生观念的培养 |
| 一、基层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 |
| (一)传统医者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
| (二)医务人员的改造和培养模式 |
| 二、农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一)农民对卫生工作的态度 |
| (二)农村的卫生宣传与教育 |
| 小结 |
| 第四章 :双管齐下:“除四害”运动与生产积肥 |
| 一、“除四害”运动的话语表达和在地化实践 |
| (一)政治话语下的卫生运动 |
| (二)“除四害”运动的在地化实践 |
| 二、卫生运动中的积肥建设 |
| 三、厕所改造和粪便管理 |
| (一)从卫生到积肥:农村厕所改良的实践 |
| (二)从积肥到卫生:农村粪便处理的改进 |
| 四、畜圈改良和饲养卫生 |
| 小结 |
| 第五章 :“学赶稷山”:稷山典型化的塑造及影响 |
| 一、榜样示范:卫生模范的树立与影响 |
| (一)卫生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二)卫生模范的生成机制 |
| (三)卫生模范的社会效应 |
| 二、稷山县的典型化塑造 |
| (一)党政领导的重视 |
| (二)报刊宣传的渲染 |
| (三)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的影响 |
| (四)外宾参观 |
| 三、“学稷山、赶稷山”的卫生运动 |
| (一)“稷山化”的标准 |
| (二)“学赶稷山”的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相关史料说明 |
| 五、研究方法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初步探索(1949-1964)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缘起 |
| (二)巡回医疗的初步开展 |
| (三)主要特点 |
| 二、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全面发动(1965-1968)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全面开展 |
| (三)医疗队的人员构成及分布情况 |
| (四)主要任务 |
| (五)“文革”后巡回医疗的新特色 |
| 三、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发展及衰落(1969-80 年代初) |
| (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后的新变化 |
| (二)支援边疆的北京巡回医疗队 |
| (三)1980 年代初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衰落及影响 |
| 四、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反思 |
| (一)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的总体评价 |
| (二)农村巡回医疗对当前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S省ZL医院的绩效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访谈法 |
| 1.4.2 问卷调查法 |
| 1.4.3 德尔菲法 |
| 1.4.4 绝对评价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激励理论 |
| 2.1.1 内容型激励理论 |
| 2.1.2 过程型激励理论 |
| 2.1.3 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
| 2.2 薪酬理论 |
| 2.2.1 早期薪酬理论 |
| 2.2.2 近代薪酬理论 |
| 2.2.3 现代薪酬理论 |
| 2.3 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理论 |
| 2.3.1 概念 |
| 2.3.2 RBRVS在绩效分配中的应用 |
| 第3章 S省ZL医院绩效管理 |
| 3.1 S省ZL医院简介 |
| 3.2 S省ZL医院绩效体系 |
| 3.2.1 绩效计算公式 |
| 3.2.2 绩效核算办法 |
| 3.2.3 绩效核算单元 |
| 3.2.4 科室绩效工资的二次分配 |
| 3.3 S省ZL医院绩效体系运行情况分析 |
| 3.3.1 自然公益性与衍生公益性的权衡 |
| 3.3.2 日益扩张与精细化发展的权衡 |
| 3.3.3 行政化管理与绩效改革的权衡 |
| 第4章 S省ZL医院绩效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对S省ZL医院现行绩效方案的探讨 |
| 4.1.1 组织绩效方案讨论会议 |
| 4.1.2 调查问卷探索绩效方案问题 |
| 4.1.3 外出调研学习 |
| 4.2 S省ZL医院现行绩效方案存在的问题 |
| 4.2.1 医护绩效核算方式不合理 |
| 4.2.2 行管后勤缺乏评价标准 |
| 4.2.3 RBRVS未实现本土化改造 |
| 4.2.4 绩效考核信息化系统搭建不完善 |
| 4.2.5 绩效管理的激励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
| 4.3 S省ZL医院绩效方案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3.1 医护绩效分配问题存在的原因 |
| 4.3.2 行管后勤科室绩效分配问题的原因 |
| 4.3.3 绩效信息化平台不完善的原因 |
| 第5章 S省ZL医院绩效方案改进 |
| 5.1 主诊医师负责制 |
| 5.1.1 组建主诊医师组 |
| 5.1.2 医师组二次分配指导意见 |
| 5.2 护理工作量的绩效评价 |
| 5.2.1 RBRVS评价护理服务项目的实施 |
| 5.2.2 单项目护理人力成本分析 |
| 5.3 岗位说明书的编制 |
| 5.3.1 岗位分析的流程和方法 |
| 5.3.2 岗位说明书的主要内容 |
| 5.4 RBRVS的本土化改造 |
| 5.4.1 RBRVS编码对照中国收费价表 |
| 5.4.2 主要诊疗项目对照关系的建立 |
| 5.5 绩效信息化平台建设 |
| 5.5.1 绩效信息化软件平台设计 |
| 5.5.2 绩效信息化指标体系设计 |
| 5.6 医院目标管理建设 |
| 5.6.1 “激励”要素在绩效工资核算中的运用 |
| 5.6.2 “约束”要素在绩效工资核算中的运用 |
| 第6章 绩效改革保障措施 |
| 6.1 医院内部各科室的配合 |
| 6.2 PDCA循环 |
| 6.2.1 PDCA的主要特点 |
| 6.2.2 PDCA循环的应用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现行绩效方案的问卷调查 |
| 致谢 |
（6）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依据 |
| 1.4.1 理论依据 |
| 1.4.2 实践依据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自我同情的研究综述 |
| 2.1.1 自我同情的概念研究 |
| 2.1.2 自我同情的研究方法 |
| 2.1.3 自我同情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亲职压力的研究综述 |
| 2.2.1 亲职压力的概念研究 |
| 2.2.2 亲职压力的测量研究 |
| 2.2.3 亲职压力的相关研究 |
| 2.3 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研究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思路与假设 |
| 3.1.1 研究思路 |
| 3.1.2 研究假设 |
| 3.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研究工具 |
| 3.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第4章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亲职压力的调查研究 |
| 4.1 调查过程 |
| 4.1.1 问卷预测及分析 |
| 4.1.2 正式施测 |
| 4.2 调查结果 |
| 4.2.1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调查结果分析 |
| 4.2.2 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调查结果分析 |
| 4.2.3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相关分析 |
| 4.2.4 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对自我同情的回归分析 |
| 第5章 自我同情团体心理辅导对亲职压力的实验研究 |
| 5.1 干预理论依据 |
| 5.1.1 自我同情团体心理辅导的理论依据 |
| 5.1.2 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的理论依据 |
| 5.2 实验设计与实施 |
| 5.2.1 实验设计 |
| 5.2.2 实验实施 |
| 5.3 实验方法 |
| 5.3.1 实验对象 |
| 5.3.2 实验准备 |
| 5.3.3 研究方案 |
| 5.4 实验过程 |
| 5.5 实验结果 |
| 5.5.1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测比较 |
| 5.5.2 实验组前测与后测比较 |
| 5.5.3 对照组前测与后测比较 |
| 5.5.4 实验组与对照组后测比较 |
| 5.5.5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结果反馈 |
| 5.5.6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效果讨论 |
| 第6章 讨论与分析 |
| 6.1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状况分析 |
| 6.1.1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总体情况分析 |
| 6.1.2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
| 6.2 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状况分析 |
| 6.2.1 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总体分析 |
| 6.2.2 孤独症儿童父母亲职压力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
| 6.3 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问卷调查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附录C 活动图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1959-1961年聊城专区医疗卫生救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聊城专区三年期间的疾病状况 |
| 第一节 发病时间和地域分布 |
| 第二节 患病比例和年龄段分布 |
| 第三节 弱势群体的发病情况 |
| 第二章 聊城专区对疫情的掌握与救助 |
| 第一节 卫生部门对疫情的掌握 |
| 第二节 增加和完善医疗基础设施 |
| 第三节 创办营养食堂和疗养院 |
| 第四节 组建巡回医疗队 |
| 第三章 聊城专区医疗救助的成效与不足 |
| 第一节 医生对疾病的治疗及成效 |
| 第二节 营养食堂和疗养院的成效 |
| 第三节 聊城专区医疗救助的不足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为什么选社会运动? |
| 二、为什么从媒介切入? |
|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
| 四、为什么是太阳花?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运动研究 |
| (一) 集体行为论 |
| (二) 资源动员论 |
| (三) 政治过程论 |
| (四) 政治机会论 |
| (五) 框架建构论 |
| (六) 新社会运动论 |
| (七) 国家与社会运动 |
| (八) 抗争政治 |
| 二、社会运动与媒体 |
| (一)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二)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三) 新旧媒体关系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一) 新媒体研究 |
| (二) 国内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研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分析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过程 |
| (六)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章 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一、中天新闻的“检视”建构 |
| (一) 违法乱纪:霸占“立法院” |
| (二) 政院事件:破坏者形象构建 |
| (三) 政院延续:警察VS学生的双面建构 |
| (四) 凯道游行:负面底色下的褒贬中立 |
| (五) 检视增加:漏洞百出的运动 |
| (六) 暴力因素:对“破坏”的关注与放大 |
| (七) 造神运动:学运领袖的神化与批判 |
| (八) 运动退场:对追责的强调 |
| (九) 服贸协议:多层次说理相挺 |
| (十) 对“中天”的小结 |
| 二、TVBS:流动的框架 |
| (一) 318之夜:狼藉与混乱建构 |
| (二) 框架首转:从质疑到中立 |
| (三) 二次转变:对“占领政院”事件的报道 |
| (四) 逐渐三转:过渡时期的TVBS报道框架 |
| (五) 凯道游行:支持与切割的微妙操作 |
| (六) 框架四转:对立、退场与质疑 |
| (七) 运动退场:话题刺激性炒作 |
| (八) 五转与切割:退场之日与包围中正一 |
| (九) 对警察、服贸议题及花边新闻的特殊报道 |
| (十) 对TVBS的小结 |
| 三、新闻e论坛:对运动空间的实时民粹化展演 |
| (一) 草根视角: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
| (二) 政院之夜:突出警察暴力的实时播报 |
| (三) 凯道之前:支持立场的延续 |
| (四) 330凯道:跟随式直播 |
| (五) 退场前夕:双重标准下的正负建构 |
| (六) 退场之日:确认与升华运动价值 |
| (七) 抗争再起:连接运动框架的正面建构 |
| (八) 运动领袖:平凡化操作框架 |
| (九) 对“新闻e论坛”的小结 |
| 四、黑岛青脸书:运动核心的跟随式“喉舌”框架 |
| (一) 运动初期:实时播报的动员框架 |
| (二) 政院事件:及时切割与声援利用 |
| (三) 凯道前夕:转守为攻 |
| (四) 激情消退:改变策略维持动能 |
| (五) 退场之时:对运动的极尽讴歌 |
| (六) 路过中正一:切割与声援 |
| (七) 运动领袖的“集权”建构和警察“暴力”建构 |
| (八) 对“黑岛青”的小结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动的“战场”:新旧媒体与运动的多面互动 |
| 一、内容层面 |
| (一) 旧媒体上的新媒体 |
| (二) 新媒体上的旧媒体 |
| 二、行动层面 |
| (一) 新旧媒体之间 |
| (二) 新旧媒体与运动之间 |
| 三、“互动”对内容生产的影响 |
| (一) E论坛:徘徊于“游击”与“正轨”之间 |
| (二) 中天:内部高度一致下的组织保证 |
| (三) TVBS:收视率挂帅下的无奈 |
| (四) 黑岛青:随运动阶段变化的内容生产 |
| (五) 作为在场的“新媒体” |
| 四、对媒体与运动的最终讨论 |
| (一) 318夜晚:“没有组织,怎么冲?” |
| (二) 政院事件:内外困境和控制不足下的悲喜剧 |
| (三) 退场转折:330凯道后的衰落 |
| (四) 传统媒体:聚焦、造神、监督和权力集中 |
| (五) 新媒体:根植于运动内部的建设性角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变迁、结构、话语下的太阳花 |
| 一、财团化、贫穷化、少子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二、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 |
| (一) 历史因素及其发展背景 |
| (二)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
| (三) 社会性质与社会运动 |
| (四) “结构”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
|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太阳花 |
| (一) 国族认同焦虑和“反中国因素” |
| (二) 反黑箱服贸的民主诉求 |
| (三) 反自由贸易论述与“泛左”思想 |
| (四) 世代正义与青年参与 |
| (五) 对“话语”与框架建构论的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得出的几点结论 |
| 二、结论基础上的几点讨论 |
| (一) 社会运动发展与媒体的矛盾与困境 |
| (二) 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参与式实践” |
| (三) 关于“媒体悖论”的讨论 |
| (四) 对辩证技术观的呼唤 |
| 三、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讨论 |
| (一) 不同视角下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感 |
| (二) 研究进场和资料获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中军队医院医学救援处置流程构建及救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部分 概述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步骤与技术路线 |
| 第二部分 MCI院前急救处置流程及救治策略研究 |
| 一、MCI院前急救处置流程研究 |
| 二、MCI院前急救“两线三区”救援策略研究 |
| 三、区域性空中医疗救护体系构建研究 |
| 第三部分 MCI院内救援处置流程及策略研究 |
| 一、MCI院内救援处置流程研究 |
| 二、情况研判策略及其案例研究 |
| 三、两次分类检诊策略及其案例研究 |
| 四、“院中院”手术会战策略及其案例研究 |
| 五、“6.5”成都公交车事件伤员的医疗救治 |
| 第四部分 MCI处置流程及救治策略研究之基础构建 |
| 一、人力基础构建-------MCI 医学救援训练要点。 |
| 二、物力基础构建------装备使用与维护标准操作规程体系 |
| 三、物力基础构建-------医疗物质保障 |
| 四、物力基础构建--------指挥通信保障 |
| 第五部分 境外执行MCI医疗救治应关注的问题 |
| 一、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桌面推演活动的启示 |
| 二、参加国际MCI医疗救治应注意的问题 |
| 第六部分 案例研究 |
| 一、尼泊尔强烈地震后医疗救援的案例研究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国内外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应急体系的发展现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配合“病人选择医疗组”的做法与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集体化时代稷山县的“卫生革命”与乡村变迁（1949-1965）[D]. 田晋嘉. 山西大学, 2020(01)
- [4]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考察（1965-1980年代初）[D]. 王红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S省ZL医院的绩效管理研究[D]. 翟媛.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6]孤独症儿童父母自我同情与亲职压力的关系研究[D]. 黄海红. 南昌大学, 2019(02)
- [7]1959-1961年聊城专区医疗卫生救助研究[D]. 王琳琳. 聊城大学, 2019(01)
- [8]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9]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
- [10]大规模人员伤亡事件中军队医院医学救援处置流程构建及救治策略研究[D]. 王魁英. 第三军医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