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军阀与国民党在新疆的宗教政策

一、20世纪上半期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宗教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娜^[1]（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丁凌^[2]（2020）在《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长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年代的一次特殊行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保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吹响了抵御外敌入侵和反抗剥削压迫的冲锋号。虽然今天的我们已无法重回当年的时空环境,但是若有机会重走长征路,依然能够直观地感受长征的一些特点——“大多时候行走于民族地区”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的存在,才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民族实际情况的深刻认知,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的进程,才在印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同时留下了可资借鉴与总结的民族政策完善与发展经验。基于此,本文从统战学的视角出发,以增进了解、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逻辑递进线路作为论文的结构指向,同时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中的相关知识,充分阐释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变化理路、基本内容、历史成效,进而总结其在总体定位、价值实现和创新发展三个方面的当今启示。其中,在阐述这一时期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民族政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一定有其客观存在的基础。只要中华民族多元互融的基本特点不变,民族政策就有存在的必然和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支撑;只要国内外情势有所变化发展,民族政策就有随之调整的方向;只要在此基础上有更加具体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民族政策就有细化的现实参考。而这三项因素又成为不断形塑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动力。简言之,上述因素决定了民族政策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外形”,即彼时的时空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紧接着对长征时期民族政策变化理路的探究,实际上是呈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段是如何调适民族政策使其得到进阶式发展并与上述环境影响下的时代任务相契合的。本文依据长征时期所发布的民族政策相关文件及其内容,总结了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研究认为,战略转移的开始推动了在此之前民族理论的延续,同时也使此前的民族政策派上了用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突破性”进展。懋功会师后,党和军队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对前期的民族政策做了总结与调整,使其与中国革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有了相对充裕的时间对民族政策进行实践贯彻。红军北上后,《八一宣言》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研究了具体形势变化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同时将民族政策调整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相结合的新高度。这是民族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指导着民族政策朝向更加符合国内外情势和少数民族具体情况的方向变化完善,并成为突显民族政策作为统一战线领域政策供给的重要节点。上述前后相继、不断升华的民族政策发展脉络,不仅诠释了其质态与目标的变化,还为形成彼此相关却又作用不同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基础。自长征开始,频频出现敌对势力对党和军队的虚假宣传,而党和军队在长征之前尚未在民族地区充分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少数民族群众对真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为了打消少数民族同胞的疑虑,红军宣传并执行了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等政策,建立了政治关联的通道。同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宣传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政策,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民族平等,由此增进了与各族群众的团结。当看到少数民族同胞生活上的困难后,党针对土地没收与分配、工商业发展、税收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内容,虽然有些还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调整,但依然不影响少数民族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为了保障各族同胞当家作主的权利,探索了制度化的组织方式并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区域自治由此萌芽。毫无疑问,民族政策的质态与目标变化,基本内容的丰富,红军纪律严明的执行等,不仅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还带来了不同角度的收获。从时代发展之维观察,表现在保存革命发展的有生力量、壮大革命队伍、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三个方面。从作为民族政策制定者的中国共产党之维来观察,其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有了深入、具体的了解,提高了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并由此奠定了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发展的雏形。从少数民族作为民族政策受众方的维度观察,其对党的认同,对民主平等与互助发展信念的坚定正是民族政策既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现在时态,又作用于以那段历史为基点的将来时态的具体表现。以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为切点,在体悟那段历史的过程中不难提炼很多规律性的内容。不管是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把握民族政策的总体定位,还是传承调查研究、政策宣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在长征中得到充分验证的民族政策价值实现的基本条件,抑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做到共性目标与具体实践有机统一,保证民族政策内容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等经验承继中实现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都是通过民族政策来增进各族同胞的团结,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时代发展的有益做法。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立体、全面地开展上述研究,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嵌入式分析的方法,将具有辅证性质的纪实性故事,流传下来的歌谣、诗作,刻在板壁桥头的标语、口号等内容融入了正文中,尽可能地弥补目前成果中以纪念性、描述性研究居多这一不足;运用以内容变化为基础分时段展现民族政策进阶过程的方法,避免了单就某一区域、某一具体政策为研究出发点带来的碎片化现象;加之归纳对比、语句情境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在解析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力求讲清楚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民族政策,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在不断的理论提升、实践突破与观点积累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内容、作用,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按照上述逻辑线路在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论证了历史文化因素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与形塑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之间的关联,说明了基本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指向,还细致分析了各主力军在民族政策实践层面事实上经历的阶段和各阶段的首创性内容,在挖掘材料的过程中整理了各主力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时间、对应地区和接触到的主要少数民族,以期进一步完善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为后续开展某项具体政策源流或少数民族地区红色基因与社会变迁等主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导引。与此同时,由上述过程去体会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讲到的长征的意义,了解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中国革命发展做出的贡献,感受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共御外侮的决心,不仅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知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为激发民族政策的价值与作用,使其在不断完善中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之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黎雪^[3]（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董慕华^[4]（2020）在《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文化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位于中国西北边境,作为中国最大省份的新疆,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毗邻8个国家。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同时也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文化政策是民国政府新疆治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对民国时期的新疆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新疆,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先后分别经历了杨增新主政时期（1912-1928年）、金树仁主政时期（1928-1933年）、盛世才主政时期（1933-1944年）及国民政府直接统治时期（1944-1949年）。为了维护新疆的和平与稳定,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历届政府均实施了相应的社会文化政策。杨增新在恢复和建构新的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绝对权力和独裁地位,从而开辟了民国新疆军阀政治的格局。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近代国际与国内的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国民政府实现对新疆的直接统治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调整民族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民国时期,新疆历届地方政府及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文化政策,具有各自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当时的新疆的社会环境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党的有关新疆社会文化政策方面的主张,具有时代的进步性,相对而言更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和新疆人民的需要。

龙见福^[5]（2020）在《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由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军团合编而成的工农武装。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开始长征,于同年12月12日经湖南省通道县转兵向西进入贵州。贵州境内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复杂,边缘区位长期固化的贵州正处于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政权频繁更替及连年的战争,各族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社会发展也陷入低谷,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各民族呈现出相互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居住格局,各民族间矛盾也十分突出。再加上长期以来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贵州各族人民毫无政治权利,造成较深的民族隔阂。在如此紧迫的革命形势和及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影响下,中央红军肩负着与敌人进行革命斗争和解决贵州民族问题的双重任务。中央红军始终做到实事求是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科学的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在贵州行军期间,中央红军通过散发革命传单、文告、写标语、绘漫画、编歌舞、演话剧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宣传党关于民族平等团结、发展少数民族武装、进行少数民族统战工作、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弱小民族等政策主张,所到之处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注重维护各族人民利益。正是中央红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消除了贵州各族人民对中央红军的敌视躲避,转而开始亲近、支持中央红军,与红军建立了深情厚谊;形成了解决贵州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谱写了民族关系新篇章;点燃了贵州革命之火,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推翻反动统治的意识愈发强烈;积累了民族工作经验,为党在其他民族地区如何做好民族工作起到了主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建国后党开展民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当今贵州的发展,特别是处理与解决民族问题上,要善于总结和吸收中央红军在贵州制定与执行民族政策的宝贵历史经验,做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将中央红军留下的红色文化和长征精神融入到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之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贵州发展之路。

哈克木·阿里甫汗^[6]（2019）在《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我国主要的战略防御屏障。在新疆和平解放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心系新疆各族人民,依据新疆区情,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探索新疆和平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规律,总结了治理新疆的经验,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这一思想在当前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依然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研究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新疆和平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实践,重点分析毛泽东在治理新疆过程中解决复杂问题的方略。通过梳理毛泽东关于新疆的党政建设、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改革、稳疆固边、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资料,研究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历史镜鉴、理论渊源和背景分析,归纳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及特点和实践成效,并提出现实启示。本文以史料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系统研究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中共党史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等学科在新疆治理方面的内容,为新疆治理研究开辟新的视阈。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和查阅,主要做了三方面的梳理。一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着;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研究新疆局势的文献;三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第二,梳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理论渊源。通过对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分析,总结孙中山国家治理思想,研究苏联解决多民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挖掘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理论渊源,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经验基础。第三,分析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历史镜鉴及形成背景。本文通过梳理和研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理新疆的智慧,分析和批判国民党政府治理新疆政策,分析毛泽东如何从历史镜鉴中得出治理新疆的思想。本文分析了新疆解放前夕的局势,梳理了毛泽东规划新疆和平解放的每个步骤,新疆解放前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梳理了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形成过程。得出新疆在解放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起的重要作用。第四,阐述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四个内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屯垦戍边战略、慎重稳进的社会改革方式、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方略。四个特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坚持统筹兼顾的基本方针、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方法、坚持精细化的治理方式。通过搜集资料,分析毛泽东解决新疆解放和建设问题的方法,研究毛泽东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思路。梳理毛泽东在新疆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发布的电文和文献资料,整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新疆工作的文件,对这些资料内容和实际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按照史料研究理论,在理论中解读历史,用真实资料归纳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和特点。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每个内容,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根据新疆区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指导新疆工作、探索治理新疆的思想。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内容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得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整个内容是围绕“为新疆人民做好事”的民本思想这一宗旨展开的论断。这一思想内容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达到解决新疆实际问题的效果。第五,总结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的实践成效。本文搜集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新疆各领域的新变化和成效,得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是科学的,治理新疆方略是符合实际的,政策是易于操作的,实践效果也是可观的。最终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探索新疆具体区情,而形成的关于做好新疆工作、造福各族人民、稳疆固边为主题的思想。第六,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对当今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启示。结合当今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可看出,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在当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可以为新疆党委和人民政府继续探索治理新疆提供重要依据。

杨学平^[7]（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初阔林^[8]（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全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我国新疆也进入了一个“军阀”掌权的特殊时期。在军阀割据的混乱时局下,如何以保持有限的武力来维持政局稳定,成为民国新疆主政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程度,由于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门户、边防国防任务艰巨的属性,从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因此,军制建设,详细来说,包括军事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体制、军事教育训练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建设,成为新疆各位主政者所必须考量问题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新疆之军制,系承接清末新政军事改革而来,同时也是世界军事近代化浪潮下对清代新疆军制之继承、革新与发展。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即:民国新疆的军事组织编制,民国新疆的兵役制度,军事后勤与地方经济,军事训练和教育,军制、多民族社会与边疆安全。在本论文第一章中,首先在略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基础上,回顾了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军事改革的情况,而后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政府入主新疆后的四个阶段期间,不同军事建设思路下新疆军事组织编制的变迁情形,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对军事编制体制的考证研究,可以看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政者力图实现省部的军政统一与省内各地方的军政分离是其治军原则之一重点。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民国新疆的兵役状况,对兵役制度的性质进行界定,重点着眼于兵源的民族、籍贯属性以及兵员服役状况等,更进一步从兵役的权利义务方面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治建设缺乏建树的话语体系下,其兵役体制依然很难走出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募兵的窠臼。从这一点来讲,在兵役制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似,具有传统募兵与强征相结合的特点。第三章从民国新疆的军事后勤组织、官兵薪饷制度、军械的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着重探讨军费筹支与人口、地方经济之关系。通过对各种数据的整理分析,表明民国时期新疆的军饷支出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这对地方经济、地方政治,乃至地方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章讨论了民国新疆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组织体制,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内容,以及军事教育训练所产生之影响。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具有从学习德日到仿苏效美的演变轨迹,体现了鲜明的受外来因素影响的特点。第五章首先分析民国新疆军制变迁之国际、国内背景,力图从风起云涌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中,探寻军制发展的规律。之后再从民族、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民国新疆军制发展特征以及总结其对边疆安全的启示,认为政治稳定统一是边疆安全的根本,坚守文化传统对于安边固疆具有灵魂作用,并认为加强民族理论研究、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至关重要。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门户,其政治、军事稳定直接关系到边疆安全,也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国时期新疆军制建设内容颇为复杂,本文抽丝剥茧,从五个主要的方面,主要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并参用军事学、社会学理论,在分析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综合运用各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述研究。研究认为,民国新疆的军事建设,与当时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宗教文化等各领域建设息息相关,在混乱复杂的时局下,虽历经各种艰难,但民国新疆的军事基本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变,维护了边疆的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其中经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朱江华^[9]（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王晓芳^[10]（2018）在《认同视阈下的近代宁夏回汉关系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中国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国内民族关系也因受各民族自身发展和复杂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许多新的形态。回汉两族是宁夏两大主要民族,回汉关系是宁夏乃至西北地区十分重要的民族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近代宁夏回汉关系在历史剧变进程中的演变发展,侧重从认同角度进行论述。清代前期,统治者对回汉两族在政治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对待,对伊斯兰教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清中期之后,清廷统治由盛转衰,西北地区回族也因门宦制度发展等因素产生变化,随着几次由回族内部教争演变为回民反清斗争的事件发生,清廷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态度也变得日益严厉。同治初,在全国各地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以宁夏的情况来看,回汉矛盾并非导致起义的主要原因,但战乱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立场对立的回军与汉团之间的冲突;起义中的抚局期间,回民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缓和回汉关系的措施;普通回汉民众在战争洪流中无力选择,共同经历了这场悲剧。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实行了一系列隔离政策,宁夏回汉两族在此后很长时期处于隔阂状态。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华夷观被新型民族关系格局所取代,民国政府倡导的“五族共和”理念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回汉两族的平等有了政治和法律依据。但这种平等主要仍停留在口头上,宁夏地区回汉之间仍延续着晚清以来的隔阂状态。宁夏政界、宗教界、知识界精英开始从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特别是回民文化水平的方式入手,沟通调和回汉关系。民国时期,国内知识界对于回民是一个宗教群体还是民族群体的问题,围绕族源、文化等方面开展了许多讨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回族的认同和构建团结为一的中华民族的努力。马鸿逵主政宁夏后,尽管实施残酷的军阀独裁统治,但由于他淡化回族的政治性,管制和利用伊斯兰教,发展回民文化教育,消极处理回汉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回汉关系的稳定。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试图通过挑拨回汉关系以进一步分裂中国的阴谋,回族人民进行了积极的抗日斗争。宁夏回汉两族各阶层也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国家意识有所增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西征和建设陕甘宁边区的过程中,在宁夏宣传和实践自己的民族平等理论与政策,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在其影响和领导下,宁夏回汉群众开始了追求民族平等、进步和解放的新实践。近代宁夏回汉关系体现了历史的痕迹和时代的转变,也给今天的回汉等民族关系处理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二、20世纪上半期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宗教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上半期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宗教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文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10）认同视阈下的近代宁夏回汉关系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20世纪上半期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的宗教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D]. 丁凌. 山东大学, 2020(04)
• [3]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4]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文化政策研究[D]. 董慕华.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7)
• [5]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研究[D]. 龙见福.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6]毛泽东治理新疆思想研究[D]. 哈克木·阿里甫汗. 西北大学, 2019(04)
• [7]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民国时期新疆省地方军制研究（1912-1949）[D]. 初阔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9]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10]认同视阈下的近代宁夏回汉关系研究（1840—1949）[D]. 王晓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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