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沉月“一代慈宗”的文学主张

一、论“一代辞宗”沈约的文学主张（论文文献综述）

楼特钦^[1]（2020）在《南朝吴兴沈氏家族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兴沈氏家族作为十分重要的南朝吴姓世家,不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具备强大的实力,更在文学理论建构与诗文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并以“文学世家”的身份在南朝文坛占据一席之地。本文通过家族文学研究视阈,对吴兴沈氏家族的宗脉发展、文学世家形态及沈氏文人们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观照,并从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视角对沈氏文学进行深入考察,以期获取二者间的文学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南朝吴兴沈氏家族的基本情况作出总述。首先,对吴兴沈氏家族的世系情况作出梳理与考释,并以此胪叙家族的发展历程。其次,明确家族在南朝时期进行的由武至文的家族文化转型情况,进而探究其产生的相关原因及其对沈氏家族文学发展的影响。最后,在与相近时期其他文学世家比较的前提下,对南朝吴兴沈氏家族的文学世家形态作出界定,研讨其家族形态特征对于家族文学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南朝吴兴沈氏家族文学的发展概况。整理沈氏家族文人在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并从中归纳出沈氏家族文学的具体面貌及流传特点。同时,对沈氏文人们的文事活动、诗文创作及理论建构等文学实践活动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沈氏文学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共通性。第三部分是对南朝吴兴沈氏家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特征作出外部考察。从政治角度入手,以沈氏文人的仕宦情况与南朝独特的政治大环境为背景,探究沈氏文学中的政治信息。从经济角度入手,选取庄园经济与货币经济这两个维度,探讨南朝经济与沈氏文学之间的关系。从宗教角度入手,对吴兴沈氏家族性质的“奉道”、“事佛”行为进行探讨,进而探索相关宗教对沈氏文学的具体影响。从家学门风角度入手,分析家风及家族观念在沈氏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

刘珊珊^[2]（2020）在《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研究》文中认为昭明太子东宫学士这一群体是萧统文学集团的核心力量,对其进一步研究是对萧统文学集团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同时他们作为当时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作品风格的变化与当时文坛的发展轨迹多有相似,相关研究对南朝文学研究的深化也有一定的助推意义。本文分为五个章节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是对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群体界定问题之探讨。昭明太子东宫学士是指在昭明太子东宫任职并在史书上记载有学士职位头衔的文人:明山宾、殷芸、殷钧、陆倕、张率、到洽、谢举、刘孝绰、王筠、张缅、王规、张缵、王锡共十三人。其中重点论述“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是一个历时性的指称,受东宫学士职位更替的影响,经历一定的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又由于成员的名气和声誉在历代文人的传播下逐渐固定下来。第二章对昭明太子东宫学士仕履行迹的稽查考述。对各学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也对一些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考论,展示了梁代上层知识分子的仕宦浮沉,也从侧面反映着当时注重擢拔寒门子弟的人才政策影响下各方势力的力量升降。第三章对昭明太子东宫学士交游活动的考述。从群体性和个体间两个维度进行阐述,群体性交游包括游宴侍作、游览赋作和编撰典籍三个方面;个体间的交游包括成员间的交游和与其他文人的交游,既着眼于群体交流也重视个体沟通,促进了对昭明太子东宫学士文学创作和理论形成轨迹的认识。第四章对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的文学作品分析。分析了其作品中的诗、赋和文三大类。其诗歌创作有赠答唱和、侍宴应制、赋体咏物、山水游览和闺阁怨情五种,各富特征。赋从其结构特征、题材内容和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分析,文的研究以现存数量较多的书、铭、启、表和议五种来窥探在文笔初分阶段东宫学士对不同应用文体的写作特征。最后探讨昭明太子东宫学士与梁代文坛的互动。在审美取向发生转变、帝皇醉心文学和群体创作趋同的梁代文坛大环境的影响下,昭明太子东宫学士形成了尚通且变、丽则言约和吟咏性情的审美趣尚。昭明太子东宫学士处于永明诗风未歇、宫体诗风未至的过渡阶段,他们继承了永明新体诗的风范,尊崇着典雅之调,又下启了宫体之风,成为这时期梁代文坛主流思潮的缩影。

李秋香^[3]（2020）在《沈约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约是南朝时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文人,历任宋、齐、梁三朝,在美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均有突出成就。文学方面,他是永明体的倡导者之一,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引领时代的风气,是齐、梁文坛着名的领袖,被誉为“一代辞宗”。史学方面,他撰有《晋书》、《宋书》、《齐纪》、《梁武纪》等四代历史,今存《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史家称他“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1）。现今研究沈约的学者较多,研究内容、成果也颇为丰富、扎实。但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学、史学方面,较少从美学的角度去探讨他的美学思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沈约显在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结语共七部分构成。绪论为百年来沈约研究的相关成果的综述与补充。第一章为沈约的家世与时代。特定的社会思潮、家族环境对沈约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他美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二章为沈约的佛教美学思想。齐梁时期由范缜《神灭论》一文引发的神灭与神不灭之争论,持有神论的沈约由此创作大量与佛相关的作品来维护自己的信仰。结合沈约的论、义等护教作品分析其神不灭思想的知识体系和构成,即神本非形的二元论;知性常传的佛性论;“一念之间,众缘互起”的因果论。分析了其杂糅的佛教美学思想,即佛性之美与净国之美;神妙形粗与贵神贱形;“情照”说;无念的审美状态。第三章为沈约的礼乐美学思想。首先,对沈约涉乐作品做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其次,结合沈约作品分析其论乐的构成:器、文、情、官;最后,从南朝统治集团出生庶族、乐自身发展的需求及沈约个人原因三个方面,结合沈约的作品重点分析其“歌功颂德”的雅乐观和“清丽哀伤”的俗乐观。第四章为沈约文学批评的审美批评标准。主要围绕沈约史论、诗赋等作品,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其诗赋“情真彩丽”的自然审美旨趣,分析其“平易晓畅”的声律美,分析其“情文并茂”的审美理想。第五章为沈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沈约作为南朝齐梁美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美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活动和审美趣味对南朝后期和永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教融合下形成多元、杂糅的美学形态;沈约对“北方士族孙,祖根源阳夏”（1）谢灵运的接受和认同,可看作是其南北审美文化融合的体现,也是南北审美文化的交流过程体现;刘勰对其文学批评审美理论的继承,主要表现为抒情重文的文学发生论,倡导平易自然的审美理想论,追求诗歌声律的完美和谐,崇尚“清丽”之美;永明声律美的继古与新变。沈约作为南朝齐梁时期审美文化的大杂糅、大综合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古时期古典审美文化向更高的综合阶段和圆熟形态上、转换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大综合、大统一的审美文化,为盛唐审美文化的真正圆熟境界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历史铺垫和准备。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观点的总结及对沈约美学思想价值的概括。

赵亚男^[4]（2019）在《关于诗歌声律问题研究综述（2000—2019）》文中研究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中声律问题的研究,既延续了二十世纪对四声八病发明者和佛经对其影响的探讨,又对声律和古代乐论五音等关系进行探究。部分学者认为,四声由周颙最先提出,沈约是重要实践者,八病是后人附会在沈约名下的。更多学者关注到四声与五音的关系,认为四声受到古代音乐中的五音的影响。在诗人创作上,更关注沈约和杜甫,肯定沈约和永明声律的意义,认为杜甫的拗律属于律诗。在文学批评上,对刘勰和钟嵘声律观进行了讨论。

蔡艳丽^[5]（2019）在《沈约文研究》文中认为沈约是齐梁文坛领袖,诗文兼备,然而“沈诗任笔”的影响,使沈约其他文体一直被诗歌光芒所掩盖。沈约文也是沈约文学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其篇目多达一百九十来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沈约文研究零星而薄弱,内容范围虽然涉及辞赋、公文、佛教文、骈散文、着述等方面,但研究范围不大,分类标准不一,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因此,拟以沈约文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期望能够对沈约个人文学及南北朝文学研究有参考作用。全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沈约生平事迹及其文系年考证研究。事迹研究主要包括民国《德清县志·沈约传》生卒年信息考与沈约上任荆州考两部分。《县志》署名姚察,其生卒年信息却与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的《梁书·沈约传》完全不同。以《梁书》作为参考本进行比较发现,《县志》卒年具体信息不同、孤证无立且新增内容也不完全源自梁代,由此推测《县志》生卒年信息有误。泰豫元年,权臣王道隆担心新任荆州刺史蔡兴宗拥兵自重,在上任前就将其征召回京。沈约作为荆州刺史记室,在蔡兴宗逝世后继续上任荆州。在跟随新任刺史沈攸之平刘休范期间,沈约认识晋熙王刘燮并于荆州任期结束后担任刘燮参军兼记室。作品研究主要针对系年有争议者,主要分辞赋、制诏、表启三部分论述。第二章为沈约文辑录研究。沈约一生着述丰富,有文集百卷。隋唐时期,文集保存良好,并行于世。唐末五代十国后,文集大部分作品散失于战火中,以致宋代时期仅剩零星十来卷残本。沈约文的辑录工作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发展的演变过程。明代嘉靖年间,梅鼎祚《梁文纪》与《释文纪》共辑录文体二十三种、文章一百五十一篇,初步构建文章原貌框架。万历年间,陈启原利用梅鼎祚辑录成果将诗文合体成集,明确文体分类,注重文体排序,成为最早的《沈约集》辑本。明代末年,张燮在陈启原本基础上,对文章辑录出处重新进行详尽搜罗,新辑录文章二十五篇,丰富篇目数量。清人严可均结合前人成就,将搜索范围拓展至史书、杂记等,增加四种新文体,使辑录工作取得质的飞跃。今人陈庆元以《全梁文》为主要参照对象,对沈约文进行校笺,删除重复内容、设立余编与补编,明确区分前人研究与自身成果,共辑录文体二十八种、文章一百九十四篇,成为目前最完善的《沈约集》辑本。第三章为沈约文分类研究。以陈庆元《沈约集校笺》所录之文为研究对象,分为朝廷公文、记事颂赞、辞赋与其他三大类。沈约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仕途上奔波,其朝廷公文数量最多、文体最丰富,也最能反映沈约在官场上的常态。透过因人而异的授官制诏、格式严谨的AI写作表启以及话题保守的政论,我们对沈约在官场上的圆滑谨慎与小心翼翼了解更加深刻。记事颂赞类主要围绕人物事迹进行颂扬。在评价他人时,沈约喜欢因人而异侧重描述。虽然免不了盛颂奉承,但其人物评价并非杜撰,而是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符合逝者在当时的风评。此外,沈约其他文体也各有特色。其辞赋“体物写志”,反映沈约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仕途艰辛;其书牍文情感真挚,可展现沈约多重身份角色;其论说文溯本铺叙,层层递进,辩驳针对有力,体现了沈约较强的思维能力。第四章为沈约诗文互渗关系研究。主要从题材内容、思想信仰、艺术表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沈约诗文在题材内容上相互渗透。在侍奉竞陵王期间,其文学创作以应诏奉和为主,诗文出现大量同题作品;其同题诗文在吟咏树木或刻画美人时,写作手法相应,形成固定写作模式;其诗文内容相互补充,既丰富沈约个人事迹又能补阙历史人物事件史料。沈约诗文在思想信仰上相互渗透。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提倡积极出仕,此儒家情怀也影响着他对典故的引用。因而,其诗文典故大部分出自四书五经,人物典故亦倾向明君贤臣。沈约诗文在艺术表现上相互渗透。他注重文章雕饰,精工骈偶,用字精炼;他讲究声律,善用押韵、双声叠韵与叠词,使语句连贯,节奏分明,韵律和谐,朗朗上口;他提倡文章三易,善用自然山川意象与日常譬喻,追求平易质朴的文风。

田鹏^[6]（2018）在《出入佛老的真实心境 ——以沈约的个人交往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试图以沈约的个人交往为中心,通过史料分析来研究其与齐梁之际佛、道的关系。由于沈约本人身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所交往的人物自然也带有不同的身份标签。故应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角度全方位的来看待此时的佛道关系。即当以儒家为主导的地位三教关系一旦确定后,佛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佛道是怎样应对的这种关系的、佛道之争的是如何发展的,其斗争的结果又是怎样的。我们都知道,国家的宗教政策势必会影响到民众的宗教态度,政治嗅觉灵敏的政治人物更是如此。沈约从早期的援道入佛到后来的援佛入道,他在面临信仰的抉择时,内心的状态如何,又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甚至是与他相交的那些名士、僧人、道士是如何影响沈约的,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所以,选择沈约作为研究对象不是偶然的。首先,沈约是齐梁之际的朝野重臣、文坛领袖、高门士族,同时,他也具备佛道教的信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沈约他出身于天师道世家,祖上累世信奉天师道。其次,他同上清派茅山宗的宗师陶弘景交往非常深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两人的交往时间超过了三十年,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佛道关系,沈陶之交是非常重要的。沈约不仅同道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同佛教也拥有十分殊胜的因缘。早在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时年35岁的沈约就写下了《长栖禅精舍铭》,这是目前已知文献中沈约关于佛教最早的文字。入齐之后,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他,积极参与了竟陵王萧子良所举办的各种佛教活动,同名重当时的高僧们交往、切磋。其中最为着名的是永明五年（公元487）萧子良所组织的反《神灭论》大论战中,沈约亲自上阵,撰《论形神》、《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三篇文章来驳难范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作为佛教护法的沈约,其《难范缜〈神灭论〉》一文却是用道家思想写成的,而范缜的《神灭论》虽然对形神问题做了富有哲学色彩的形而上的思辨,可是《神灭论》却体现了他对玄学甚至佛学营养的自觉不自觉的融会和吸收。因此,这种习而不察的佛道融合,更值得讨论研究。从历史上看,佛道之争主要是围绕着“夷夏之争”来讨论彼此之间的合法性、正统性、优劣性。比之东晋时代的佛道之争,齐梁之际的佛道之争依旧徘徊在自佛教传入时就已存在的夷夏之争上,但此时又有新的特点,即佛教学者对道教的认知已经进一步深入,把道家与道教分开讨论。由齐转梁之际,佛道关系更多的则是围绕着生死问题、形神问题。这一时期,学者通过道家无神论的观点驳斥佛教信仰,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道家“性命自然”的理论,在当时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的论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佛道间更多的则是渗透与融合。客观的说,佛道间既有交叉点,也有关联性,佛教徒认为这是“殊途同归”的。梁武帝萧衍曾作《会三教诗》,提出了三教并列的观点,沈约作《均圣论》,认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沈约在《内典序》中说:“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孔发其端,释穷其致”,像这样的例子,在文献中还有很多。可见,儒释道的许多观点已经融入到各个阶层的民众生活当中了,已经成为中国人灵魂的一部分。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即试图通过搜集齐梁之际有关佛道关系的资料,诸如历史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来揭开中国人人性中这层朦胧的面纱。当然,这一切讨论都应以沈约为中心,即沈约眼中的佛道之争是怎样的。

王巍洁^[7]（2014）在《沈约辞赋研究》文中认为沈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生活在南朝宋齐梁时代，生活阅历十分丰富，见识颇为广博，在当时的文坛享有盛誉，其作品也被后世广为传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沈约的辞赋作品,由于六朝文献的严重散失,其中大部分已经佚去,现在的所能看到的,只有从唐代欧阳询所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中辑出的十篇辞赋的片断,和《梁书沈约传》所收录的《郊居赋》一篇全文了。历来学术界对于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谱、声律论、《宋书谢灵运传论》、《宋书》的史学价值和诗歌作品等几个方面，而对其辞赋的关注则相当少，导致对于沈约辞赋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将重点深入研究沈约的辞赋，希望能够系统、全面地呈现出沈约辞赋的创作背景、历史传承、思想内容和其中所体现出了文学创作理论，包括声律论和文章“三易”说，希望能够引起对沈约辞赋的相对重视，也使对沈约的研究进一步趋向全面和完整。绪论，对沈约研究的现状进行简单梳理，指出有待提高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第一章，结合沈约所处的社会环境、生平经历以及辞赋内容，对沈约的现存辞赋进行创作实践的考证，以便结合创作背景更好地理解辞赋中表达的情感。接下来把具体的辞赋作品按照题材分为四类，进行细致解读，通过细致研读辞赋原文，全面理解其思想内容，深刻领悟其情感内涵。第二章，根据沈约的相关文学创作理论，对沈约辞赋的艺术特色进行深入分析，从其声律之美、赋的诗化倾向和“三易”文学创作观中发掘辞赋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中声律之美主要得益于押韵、对偶、双声叠韵、平仄等的成功运用，赋的诗化主要体现在同题诗赋创作，赋中运用五言律句，诗赋唱和等方面。第三章，重点研究沈约辞赋的历史继承，包括对楚辞的继承、对咏鸟传统的继承、对潘岳《闲居赋》和谢灵运《山居赋》的继承。对楚辞的继承体现在骚体句式、虚词使用、词语沿用和写作手法等方面。从《反舌赋》和《天渊水鸟应诏赋》两篇咏鸟赋中可以看出对前代咏鸟传统的继承，《郊居赋》中写实性的写景手法借鉴自谢灵运的《山居赋》，而赋中表达的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又与潘岳的《闲居赋》如出一辙。结语，尝试总结沈约的辞赋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说明其历史意义，以引起对沈约辞赋的重视。

全亮^[8]（2014）在《论范晔《后汉书》在南北朝的传播与影响》文中指出范晔是刘宋时期着名的史学家，出身于士族家庭，博学多识却又恃才傲物，因此仕途坎坷。元嘉后期，宋文帝刘义隆和弟弟刘义康争夺最高权力。范晔卷入这场争斗，最后被刘义隆和大臣徐湛之诱杀。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相权的胜利，象征士族的衰落，象征私史传统的没落。范晔《后汉书》不但没有完成，而且立刻成为刘宋的禁书。到了南齐，史家开始重视范晔《后汉书》。可是文坛领袖沈约却努力抵制范晔及其《后汉书》，给此书的传播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范晔《后汉书》的史志基本上散佚，沈约难辞其咎。沈约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大学者，从范晔《后汉书》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比如声律论。沈约甚至仿效《后汉书?范滂传》写下《宋书?范晔传》。因为宗教信仰、家族利益、生活方式、现实利益、文学观点等原因，沈约抵制范晔及其《后汉书》。沈约在当时有不少追随者。刘勰《文心雕龙》、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虽然也学习范晔《后汉书》，却故意不提及范晔及其《后汉书》。沈约的反对派开始为范晔鸣不平。他们肯定范晔的文史成就，恢复范晔的部分名誉，为范晔《后汉书》的传播奠定基础。陆厥肯定了范晔对音韵学的贡献，指出沈约剽窃范晔的音韵学成果。钟嵘肯定范晔的诗歌成就，也批评沈约的诗学观点。萧子显肯定范晔的史学、书法成就，揭露沈约利用编修史书的机会公报私仇。到了萧梁，萧衍对沈约逐渐失去信任，最终排斥了沈约。范晔《后汉书》实现了公开传播。刘昭和吴均都注解了范晔《后汉书》。吴均注解本大概是范晔《后汉书》的第一个注解本。刘昭将司马彪《续汉志》附在范晔《后汉书》后面，使全书成为整体，影响很大。萧统《文选》高度肯定范晔《后汉书》的文史成就，所收范晔《后汉书》论赞的数量超越了班固和沈约。随着《文选》的“选本的力量”逐渐加强，范晔《后汉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萧绎、萧方等、萧该等皇族成员也参与范晔《后汉书》的研究。萧梁前期是范晔《后汉书》传播的转折点。范晔《后汉书》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齐民要术》都运用了范晔《后汉书》的资料。其中郦道元《水经注》引用的次数较多。魏收《魏书》也比较重视范晔《后汉书》。东魏皇帝甚至公开朗诵范晔《后汉书》。南北朝末期，范晔《后汉书》取得了优势地位。文人、学者涉及东汉史书，基本上离不开范晔《后汉书》。徐陵《玉台新咏》、庾信的骈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运用了范晔《后汉书》。尽管颜之推并不喜欢范晔，对范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他对范晔《后汉书》却有精深的研究。考察《隋书?经籍志》，范晔《后汉书》在东汉历史书籍中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总之，范晔《后汉书》从刘宋的禁书，变成了南北朝末期的通书。范晔《后汉书》在南北朝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释源清^[9]（2014）在《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至南北朝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可少的部分。江南一带佛教重视义理,专经专论沙门奠定了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基础。同时重视义理之事适应于文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愿意与僧人交往,使佛教成为文人寻求新的领域。文人追求佛教的目的不同,有的意识到佛教对现实的生活有意义,而自己努力以佛教作为心灵的依托,以及尽力弘扬佛法;有的为了满足个人的信仰,以佛教为寄托心灵安慰的寄托之处;有的满足个人博大精深的学问,而在大海佛典中寻找知识;有的因仕途坎坷不得意,而寻找宗教来安慰心灵;有的为拉拢统治者和进入仕途之道而以宗教来服务政治仕途的目的。总之,他们以佛教作为一个手段来满足个人的需求。当然其中亦有的以善意求学而研究佛法,以佛法作为生活所需要的哲理。本论文从宋齐梁三个朝代以三位文人为代表来考察南朝文人与佛教的关系。首先介绍谢灵运与佛教,他以佛教作为仕途失意为寄托和安慰的宗教,同时也是一位以居士的身份与僧人辩论佛法的文人代表。他与僧人交往,参与佛教活动,还为佛教作了不少文章,如改治《涅盘经》、注《金刚般若经》、与僧人辩论“顿悟说”。虽然他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可是最后临终一刻他能运用佛教的道理寄托个人的心灵,使心情安定,舍离怨恨之心,自在走去。其次,介绍萧子良与佛教,他是一位深信佛法,以王者的身份努力弘扬佛法。他对佛教的贡献最突出就是创作《净住子净行法门》,这是一篇忏文,也是一篇居士布萨的仪式,也是《梁皇忏》成就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忏文成就。他虽然文学创作不是很有成就,可是他能推动南朝文学发展。子良组织文学活动,使知识分子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使文人有机会与僧人交往和研究佛法。这样让文人进入大海佛理中,以佛教丰富了文学圈,促进文学创作和成就。再次,介绍沈约与佛教,他是一位从道教转移信仰佛教,而以佛教徒的身份与外道辩论佛法。他与僧人交往,为僧人写碑、行状,为寺院写铭,可以说他为佛教创作了多种文体,如碑、铭、文、论、义、疏、赞、颂等,这是他对佛教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莫大贡献。同时佛教也促进了他创作文学中的成就,如“四声八病”和“永明体”的诞生是从佛教文学中产生了启发。沈约创作音韵学的成就是接受了佛典中的转读和梵文拼音影响。他是文学音韵学创始人之一。佛教虽乃为外来的宗教,但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少。从文学发展而看佛教丰富了中国文学语言、音韵、典故、故事等,使文人创作的想象力,扩大视野,丰富了题材、观念、哲理等方面。文人从佛教教理中找到新的领域,新的思想,使他们对创作登上更高一层楼,成为南朝创作诗歌成就的基础。总之,佛教是一种促进中国文学成就的肥料,同时中国文人也增进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少的部分,形成中国佛教的特色。

胡疆锋^[10]（2013）在《知识制度与中国文论生产——从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说起》文中研究指明知识制度是通过权力运作而形成的稳定秩序,中国文论的构型和知识谱系的确立,是伴随着知识制度的建立过程发生的。嘉庆壬戌年的会试事件显现出了传统知识制度对中国文论生产的保障和制约作用。在传统知识制度中,学者、馆臣、文人和统治者是文论知识的生产主体和建构主体,官学、书馆、寺庙是主要生产机构,文论知识的生产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知识体系成为垄断性知识,文论传播以手抄本和手工印刷为主,知识的控制和管理以各种形式渗透于整个生产过程之中,学术自由的存在是有限的。随着西方现代知识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统治地位,中国文论的知识制度经历了颠覆性的变迁。知识制度一旦建立,对文学理论既是保障也是制约。

二、论“一代辞宗”沈约的文学主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一代辞宗”沈约的文学主张（论文提纲范文）

（1）南朝吴兴沈氏家族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沈约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关于诗歌声律问题研究综述（2000—2019）（论文提纲范文）

（5）沈约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出入佛老的真实心境 ——以沈约的个人交往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沈约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范晔《后汉书》在南北朝的传播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一代辞宗”沈约的文学主张（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朝吴兴沈氏家族文学研究[D]. 楼特钦. 江南大学, 2020(01)
• [2]昭明太子东宫学士研究[D]. 刘珊珊.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沈约美学思想研究[D]. 李秋香.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关于诗歌声律问题研究综述（2000—2019）[J]. 赵亚男. 文教资料, 2019(34)
• [5]沈约文研究[D]. 蔡艳丽.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6]出入佛老的真实心境 ——以沈约的个人交往为中心[D]. 田鹏. 西北大学, 2018(01)
• [7]沈约辞赋研究[D]. 王巍洁.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8]论范晔《后汉书》在南北朝的传播与影响[D]. 全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4(11)
• [9]南朝佛教与文人 ——以谢灵运、萧子良、沈约为例[D]. 释源清.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4)
• [10]知识制度与中国文论生产——从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说起[J]. 胡疆锋. 文学评论,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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