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地域上的一体化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齐阿娜尔[2]（2021）在《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文中认为教师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获得专业发展。它既是多元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需求的体现。首先,多元文化互动不是单一文化之间的互动,而是文化混搭互动。文化混搭是文化存在的常态形式。其次,教师是文化混搭的结果和体现,教师专业发展即通过文化整合能动回应文化混搭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是在即时专业情境下,文化混搭环境与个体认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就是文化整合机制,文化整合水平代表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对此,研究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教师为质化的个案研究样本,从教师职业文化视角,在宏观的文化混搭现实和微观的互动文化情境的动态关系中探究了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具体描述和呈现了文化整合过程中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和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立足于职业群体的专业情境,从文化混搭环境和个体认知的互动关系中,以文化构成要素为内在分析线索,以我国多元一体文化为外部分析框架,以专业信念、专业能力、专业互动为分析内容,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展开了对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研究。我国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是在宏观社会结构文化中,是宏观社会关系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文化整合的自组织过程。研究结论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在社会文化层面是由社会文化结构和关系决定的即时专业情境下的文化互动;在职业群体层面是由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而达成的意义整合;在认知因素层面是由价值一体化发展和规范认同而达成的职业认同。研究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在系统论的自组织理论框架内,从宏观社会文化与微观互动文化的关系中全景性理解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整体图景、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二是在全球视野下,在国家间和国家嵌套内的文化合作和依存关系中,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弹性理解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框架,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有效性政策制定和质量提升提供参考与借鉴。研究通过集合个案的质化研究,以文化会聚主义为研究理念,以文化动态建构的解释性建构为研究取向,以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分析为具体研究方法,以共时描述——解释分析——理解建构为表现形式,以文化整合为研究视角,分别从文化的价值、规范和符号维度展开了对教师专业信念、专业能力和专业互动的调查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文化支持机制、文化协同机制及其内外部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信念领域中的价值认同是文化动力机制,多元一体文化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价值的双元生成与一体化发展是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能力领域中的规范互动是文化支持机制,多元文化规范互动和价值一体化发展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规范认同是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专业互动领域中的意义共享是文化协同机制,即时专业情境下的互动需求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职业认同是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最后总结性呈现了文化整合取向的教师专业素的同时,在社会文化、职业群体和认知因素等三个层面上理解性构建了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马峥[3]（2020）在《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协同发展,本质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城市群作为要素空间集聚的载体,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在我国《国家新型城镇规划（2014—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均强调了城市群发展的重大意义,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的战略。城市群由地域上相邻或相近的城市组成,通过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增强规模不等、职能互补的城市间紧密度,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对城市群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呼包鄂榆城市群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自“十三五”规划中首次被国务院批复后,正逐步成为我国北方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相比国内发达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区包括“两省四市”,城市分布稀疏,处于“培育”阶段,存在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不足、城市之间关联度较低、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发展机制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提升城市群资源要素的集聚与扩散能力,推进城市间经济联系,形成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是呼包鄂榆城市群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呼包鄂榆城市群空间经济格局的演化过程、影响因素及提升措施构成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文章对传统经济引力模型进行修正,运用Spss分别对呼包鄂榆各城市的22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城市质量”,将最短时间成本作为城市间距离,得出2010-2017年该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强度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呼包鄂榆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随着城市质量的提高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增强趋势,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空间上,经济联系存在区域性差异,其中呼和浩特市与包头市经济联系最为紧密,包头市与鄂尔多斯市次之,跨省域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最弱,呈现北强南弱的格局;中心城市借助自身比较优势,对城市群内大部分资源、人才、市场份额吸聚能力较强,但辐射作用不明显,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进而,文章从城市群内部中观层面和外部宏观层面,对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内部因素是城市群经济联系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城市综合竞争力与经济联系强度呈正相关;城市产业外向功能存在差距;一定程度的产业互补性可以促进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并且为进一步明确城市组合发展方向提供指引。外部因素中,交通便捷度决定了城市间要素流动的便利程度,是建立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基本条件;通信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建立提供保障;政策因素在城市群的培育阶段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呼包鄂榆城市群从明确城市定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联动发展、构建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加强顶层设计五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曾纯[4]（2020）在《新都区林盘多功能性评价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成都市启动全域林盘保护利用修复规划,在政策引领下,结合新都区区位优势,大量资金、产业、技术、人才、信息为代表的资源向新都区乡村地区流入,理论上可以为地域林盘带来发展契机,但林盘现状仍然持续衰退。面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本文以多功能性理论视角探究位于大都市近郊区的新都区林盘发展特征,通过建立多功能性评价体系,进而为近郊区林盘提出复兴的可行性策略。首先根据实态调研,对新都区林盘现存的资源萎缩、规模不经济、功能同质化、体系无组织等问题,本文提出以外部回流资源为林盘经济社会调整的根本动力,在使林盘资源得到更为合理配置的基础上,促进林盘功能更新,对外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路径。由此以多功能性理论为指导,对新都区的林盘建立多功能性评价体系,将影响林盘发展的外部回流资源和内部要素纳入指标体系,并反映在农耕聚居、生态涵养、农业生产、休闲旅游四类主导功能中,以层次分析法确定确定指标权重,最终构建评价模型。根据对新都区典型区域的林盘多功能性评价结果分析可以发现,林盘内的主导功能以传统农耕聚居和生态涵养为主。农业生产和休闲旅游功能受外部要素影响较大,紧邻特色小镇、产业聚集以及对外交通联系便利的区域分布。在空间分布上各主导功能的林盘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根据林盘多功能性评价识别林盘聚落资源特征,鉴于林盘规模小、空间分散分布的制约,最终引导林盘形成多功能发展的路径需要从不同地域视角建立合作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林盘多功能发展的目标。以规划视角,构建“区域-地域-林盘聚落”三个层次的规划策略。其一,整合新都区区域的乡村资源,构建区域资源网络,为所在地域的林盘提供动态、多元的资源支撑;其二,以业缘和地缘构建功能多元互补、经济社会有机关联的林盘协同单元,以共同体参与区域竞争;其三,根据林盘多功能性评价提炼林盘重点发展方向,构建错位发展、协同促进的林盘体系。
黄超凯[5]（2020）在《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文中认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不仅对我国能源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国家发布一系列扶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大批企业涌入新能源行业推动产量迅速增长,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忽视了生产和利用效率的提升,新能源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较低,再加上中小企业居多且聚集在生产环节,缺少核心竞争力,新能源市场一度处于无序发展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新能源企业采取并购策略,更有一些企业通过并购对产业链进行了延伸,意在降低交易费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产业链并购是解决我国新能源行业“两头冷,中间热”问题的重要措施,是促进新能源行业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新能源企业的产业链并购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研究新能源企业的并购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然后梳理国内外对产业链、并购动因、并购绩效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并购有利于新能源企业的规模扩张,也有助于产业链的发展。接着,本文对我国新能源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并购情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论证并购对新能源产业链整合和升级的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汉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对其产业链并购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行评价,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估并购给汉能带来的整体影响,并以业务转型、市场竞争力为角度分析非财务绩效。总的来说,汉能产业链并购的市场绩效较好,赢得了投资者的信赖;财务绩效上,其偿债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其成长性提高,并购总体支持了企业的发展。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产业链并购有利于新能源企业获得先进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也有助于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的贯通。
初楠臣[6]（2020）在《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进入了开放合作新阶段,将打开全面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城镇化是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研究俄罗斯城镇化是认识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关于俄罗斯城镇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镇化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论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城镇化发展特征、城镇化发展问题,在俄罗斯联邦、8个联邦区、83个联邦主体三个尺度单元上,系统地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城镇化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首先,分阶段探讨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分析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过程和问题;其次,研究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再次,测度俄罗斯城镇化水平、研究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最后探讨俄罗斯未来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问题。该研究通过对俄罗斯城镇化历史过程、条件、背景和城镇化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加深对俄罗斯城镇化特征和问题的认识,对于认识俄罗斯国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促进中俄经济合作提供实践参考。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1.从城镇化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发展阶段、水平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科学内涵。苏联时期罗蒙诺索夫、巴兰斯基、科洛索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萨乌什金等学者提出了生产力布局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经济区划理论,其提倡国民经济发展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构建生产专业化部门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地域单元,保障各个生产部门的最优专业化生产,同时强调农工业的协调、有机组合发展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要点和对本文的启示,为开展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俄罗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二、三次产业向城镇集聚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物质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变动,是经济、社会、交通、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地域上呈现的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2.在回顾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俄罗斯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苏联时期城镇化过程基本呈现“S”形曲线特征,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其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列宁执政时期的停滞和恢复、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波动增长、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缓慢增长、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发展等4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引导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推动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向城市内部迁移人口或通过行政区划管制将农村居民点变成城市,推进城市急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1917年17%增加至1991年74%,实现了从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整体表现出叶利钦执政时期停滞、普京执政时期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率未有显着涨幅,其先后经历了2000-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2009-2013年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2014年-至今欧美制裁下的停滞和发展期等,俄罗斯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苏联长期经济内生结构性的失衡问题,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城市与农村聚落萎缩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3.结合人口重心、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熵度等定量模型分析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密度变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特征构建俄罗斯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和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度俄罗斯及其83个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基于Arc GIS从3D立体、2D平面的视角研究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基础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自然资源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2005-2016年间,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着,经济城镇化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70%左右的联邦主体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低于平均水平,部分联邦主体存在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空间上,不同联邦主体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着,城镇化水平高值区是俄人口高密度核心地、俄人口快速增加区和俄人口重要流入地,主要分布于莫斯科、圣彼得堡、达吉斯坦-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沃罗涅日-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秋明-新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的带状区域,城镇化水平低值区是俄人口低密度边缘区、俄人口快速减少区和俄人口主要流出地,分布在远东区东北部、西伯利亚区南端、西北区北端,整体呈现“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异特征。4.基于俄罗斯的国情背景,在研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过程及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趋势,探讨未来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主要包括,（1）顺应当前世界城镇化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重点发展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彼尔姆等3个超大型城市群,喀山-萨马拉-陶里亚蒂-乌里扬诺夫斯克-伊热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巴尔瑙尔等8个大型城市群;（2）基于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重点建设西伯利亚和远东区的增长极,培育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大区域增长极,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区域增长极,形成由这些增长极及西伯利亚铁路轴带组成的点-轴系统;（3）大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港口、机场、信息设施等,加强国土空间的连接效率和整个国土的紧凑度、一体化联系;（4）大力实施开放开发战略,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包括: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
史宇宏[7]（2019）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无论是个人还是物件,原本相对分散、独立的个体正在通过各个智能终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渐演化出一张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网络。事实表明,网络“将成为与传统工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异的新型组织形态（何哲,2019）”,它广泛存在与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从数学图论上看,相比人类其它已有的传统组织模式,网络组织具有更高效率,它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即时性和异步性特征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并以新的规律和逻辑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吕康娟,2012）”。显然,当前我们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场所——城市也必然受其影响,逐渐由传统科层等级模式向“去中心、扁平化”的网络模式转变,这是由工业文明时代向网络文明时代变革下的历史必然趋势,也是城市主体主动适应当前及未来生产技术发展的战略选择。我国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将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2011年6月,中央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未来我国将依托已有的中心城市为节点,构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和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可见,城市群已然成为了我国当前及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场所。然而,当我们在享受由城市群带来的各种便利时,也正面临着由于空间稀缺而引发的一系列“苦难”,比如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和环境污染等。事实上,上述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矛盾对立,具体而言,就是由于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混乱无序所引发地一系列现实困境。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普遍的应对之法依旧停留在传统工业时代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上,尽管此类方法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种试图追求复杂现象背后简单规律的行为范式只能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系统问题。为此,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出发,以价值链分工为背景,以微观企业为行为主体,以适应外部环境为主体行为目标,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能够为实践操作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参考。首先,将企业视为构成城市群这一复杂系统的微观主体单位,采用数理推导的方法对企业的自组织与自适应行为机制进行了逻辑演绎;其次,通过构建相应的数量指标,对我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现状特征进行了测度;第三,通过建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究各自在不同的城市群中是否具有同样的影响效果;第四,通过构建PVAR模型探讨了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空间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第五,以第四次产业革命为技术背景,探讨了构建高效协同体系,实现“智慧城市群”的具体方案。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个性化和易变化的外部市场需求环境的刺激与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的现代生产技术范式的内在要求共同决定了企业的适应性行为,具体表现为相互之间建立起网络化的分工与协同组织和空间上的“同类集聚、异类分散”的偏好选择;第二,企业空间选址与技术合作行为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与联系,进而对城市群空间功能的分工与协同发展构成关键影响。企业的适应性行为是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底层逻辑;第三,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自组织团队”模式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当前城市群内部空间功能无序的主要矛盾。第四,技术水平、经济联系、政府行为和市场化程度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均会起到显着影响,但影响效果存在地区差异。第五,推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应该以构筑共生互助的功能系统为导向,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避免生拉硬套的“人为设计”。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揭示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内生演化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底层逻辑;第二,搭建了“企业选址——产业布局——空间功能”的结构化认知框架;第三,提出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自组织团队”模式,并就该模式如何实现整体价值增进和内部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黄琦[8]（2019）在《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及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城市与其附近乡村之间出现了一个城乡交错带,学界对此基本上已经认可。但是如何从空间上定量识别该地带,目前尚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方法。已有研究表明,该地带既具有“亦城亦乡”的特征,也具有乡村或城市不具有的独特性,同时往往也是矛盾和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带。而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对解决这些问题捉襟见肘,显现出其现实局限性,亟待发展适应城乡关系变化下的新的城乡地域结论理论,以指导解决出现的此类发展新课题。本文提出了三元地域结构理论,并以武汉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如:对城市和乡村之外的第三元进行了空间识别和划分、该理论对武汉市的土地征收等实际工作的指导等。主要内容有: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解构以及第三元地域的出现。城乡户籍、土地利用管理、耕地红线保护等一系列非此即彼的二元规制,从制度层面将城市和乡村全然人为地分隔开来,形成多重二元结构体系。随着城乡要素流动性增加,城乡之间出现大量亦城亦乡“灰色”地域,空间歧视明显,要素流动的制度仍未完全解除,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已开始解构。这些全新的变化极大的冲击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地关系框架体系,带来了城乡结构特征革新式的变化——第三元地域开始出现。第三元地域是多种因素引致发生,具有多种特征,存在多种空间功能及价值,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城乡地域结构已演化为包含城市地区、城乡交错带和乡村地区的三元地域结构分布。第三元地域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将城乡结构由“城市——乡村”二分法转化为“城市地区——城乡交错带——乡村地区”的三元法。城市地区、城乡交错带和乡村地区三个彼此独立功能区共同构成城乡三元地域结构,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城乡交错带位于城乡之间,存在“亦城亦乡”特性,属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过渡区域,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地区位于区域核心,属区域经济、政治、文化成熟区,对周边具有一定的辐射力,用地范围不断向城市外延扩张,城市化水平较高;乡村地区位于城市外围区域,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城市化水平较低。以城市性视角构建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模型,并以此提出三元地域空间界限的划分测度方法。城市和乡村是矛盾的统一体,城市和乡村相比较而存在。城市性是地域城市化水平高低度量指标,任何地域都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表现出城市性和乡村性的双重属性,乡村性强的区域其城市性弱,城市性强的区域其乡村性弱。假定城乡地域存在城市性程度指标值Ust和乡村性程度指标值Rst,城乡属性关系存在Ust+Rst=1,则在城乡地域之间出现三类地域,一是Ust>>Rst地域,位于区域核心,其城市性占主导,可称之为城市地区;二是Ust<<Rst地域,远离城市中心,其乡村性占主导,可称之为乡村地区;三是Ust≈Rst地域,属于城乡之间的“中介”区域,城乡属性交错混杂,可称之“亦城亦乡”的城乡交错带。基于以上理论假设,文章构建了城乡地域三元地域结构模型,并依据城乡属性程度差异,设计提出了城乡三元地域界限划分测度方法。构建武汉市城乡地域结构要素体系,对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依据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模型,围绕城市性定义界定,选取了武汉市土地利用现状、土地规划、产业类别、土地权属、人口分布、土地市场供应等要素构建指标体系,运用GIS软件网格化分析功能确定各单要素城市性程度,再利用熵权法对各要素网格单元合理赋权;最终,测算得出武汉市城市地区,城乡交错带和乡村地区的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空间分布以及城市性程度数据。城乡三元地域土地利用机理及城乡三元地域理论应用分析。土地是人类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土地利用差异是城乡地域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三元地域土地利用存在“t-1”、“t”、“t+1”三种时空“形态”,在时空纵向上,“t+1”时刻的三元地域土地利用规划对“t”时刻土地利用具有导向性;在时空横向上,三元地域土地利用存在空间冲突。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桎梏,将城乡关系研究从“二元”转向“三元”,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可为划定征地风险预控区域,优化宅基地退出差异化管理,创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因地制宜划定“三元”地域规划,解决“四农”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地理视角的决策参考依据。总之,实证分析表明,武汉市的确存在着城市地区、城乡交错带和乡村地区构成的城乡三元地域,三元地域均具备其独立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三元地域中极易被忽视的城乡交错带更是发挥着城乡交流介质、桥梁等重要媒介作用。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直面现实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对于构建协同共生城乡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关系,实现公平、正义、持续的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荣丽敏[9]（2019）在《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日益频繁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使得教育服务贸易成为服务贸易种类中占比上升速度最快的一个,为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际服务贸易种类中,教育服务贸易为第五类,同时也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来说,教育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作用显着。虽然教育服务存在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但在GATS的教育服务承诺中,很多国家都表现出积极、开放的态度。同时,全球贸易自由化对拥有跨文化学习经历的人才需求不断増加,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传统教育服务贸易强国,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居首位;第二个层面是教育服务贸易后起之秀,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增幅较大;第三个层面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它们是全球最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市场。本文对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三个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演进,从而总结出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动因、现状和前景。通过对中美澳三个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和影响因素分析,发掘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成因,借鉴美澳两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按照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总体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提出论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通过对中外研究现状的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并提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基础,分析了本文所使用或者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等。第三章GATS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影响,重点研究GATS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GATS中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争议、GATS影响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内容。第四章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历程及其比较,主要比较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历程,以及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产品、方式方面对比分析了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不同及相同之处。第五章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估分析,从指标选取、指标比较以及综合竞争力指数方面入手,以实证的方式对比分析了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异同以及优势劣势之处。第六章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比较分析。首先对可能影响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然后从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战略和结构、相关和支持产业、政府因素、机遇因素等影响因素分析了三个国家的异同。第七章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启示与对策,本章从思想观念、政府、高校、社会四个方面分析了美澳两国发达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念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启示与对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世界格局的因素有很多,例如经济实力、政策环境、教育质量、地缘因素等。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近十年来,美国的教育服务贸易顺差十分巨大,大量高端人才的流入,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而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经成为该国的第三大出口行业,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主要是因为国家在整体战略规划上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系统的政策支持。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国际市场份额也在逐步上升,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美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缩减,也逐渐形成了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因此我国必须牢牢抓住发展机遇,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侯丹丹[10]（2017）在《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雁行模式”的发展曾密切了东亚的经济关系,促进了台湾与东亚经济体产业合作的深化。然而,进入后“雁行模式”时期,东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尤其是日本“雁首”地位逐步丧失,台湾、韩国对日本的赶超趋势加剧,三者之间的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两岸产业间的互补性逐步削弱,竞争趋势显现,这些变化改变了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台湾与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合作空间,特别是台湾与日本、韩国及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研究:（1）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结合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理论,提出产品空间理论视角下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并将此命题与产业合作理论相融合,构建“单方引导”与“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的产业合作空间模型。（2）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分析后“雁行模式”时期东亚产业发展与演化的特征及台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依据东亚产业发展特征对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予以验证。“雁行模式”解体初期,东亚经济体间产业发展的阶梯性尚存,随着后“雁行模式”时期的发展,东亚产业发展的梯度性逐步削弱,后发经济体的赶超趋势明显增强,台湾产业在东亚陷入了“上压、下挤、平行超越”的窘境。（3）分析台湾低、中、高技术产品空间结构特征的现状,从产品现有能力与未来潜力视角探讨台湾产业的发展特征。台湾的出口潜力较为集中地体现在陆用车辆、工程产品、电子和电气产品以及其他高技术产品上,而其出口竞争力在加工产品、电子和电气产品以及纺织服装类产品上表现更为突出,台湾的出口潜力并未能很好地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4）探讨“单方引导”合作模式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并分析台湾产业发展中“西进”与“南向”的关系。在东亚,台湾与大陆、日本以及泰国的产业合作空间最突出,其中,日本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空间较大,而大陆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空间明显。同时,基于东亚产业合作,台湾电力机械及其零件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会更大;而皮革、皮革或合成革制品、塑料制品有序实现产业转移的可能性会更大。台湾产业的“南向”确实对“西进”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台湾当局想以“南向”取代“西进”并不符合台湾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5）探讨“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台湾与日本、韩国和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双方推动”合作模式下,台湾与日本、韩国及大陆可展开合作的领域以中等技术产品为主,同时,台湾与日本的产业合作空间在日本带动台湾产业升级上表现最为突出;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合作空间在双方共同促进产业升级上表现更加明显;大陆虽表现出一定带动台湾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但其可带动台湾产业升级领域的产品技术附加值明显低于台湾可带动大陆产业升级领域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展现了台湾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潜力。然而,产业合作潜力是产业合作展开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产业合作的实现离不开执政当局政策的协调与推动。从台湾当前的对外经贸形势以及台湾当局的政策导向来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前景并不乐观,将会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二、科学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地域上的一体化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地域上的一体化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文化混搭的普遍现实 |
|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 |
| (三)多元文化教师的必然选择 |
| 二、文献述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文献简评 |
| 三、研究问题、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价值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借鉴与框架建构 |
| 一、多元文化互动理念的选择 |
| (一)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反思 |
| (二)文化会聚主义及其契合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借鉴 |
| (一)自组织理论:宏观理论视角 |
| (二)多元文化理论:文化整合视角 |
| (三)符号学与符号互动论:微观理论视角 |
| 三、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框架建构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理论分析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质化的个案研究 |
| 一、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质化研究 |
| (一)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集合个案 |
| (二)解释性建构的研究取向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设计 |
| (一)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二)调查工具的选择与设计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一、专业信念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关于专业自我的信念 |
| (二)关于学生发展的信念 |
| (三)关于教育教学的信念 |
| 二、群体社会化进程中的价值认同 |
| (一)群体社会化视角下的教师速写 |
| (二)群体社会化对双文化价值认同的影响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一)价值认同: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动力机制 |
| (二)多元一体文化: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价值的双元与一体:文化动力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一、专业能力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双文化角色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二)双文化知识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三)双文化技能规范的习得能力 |
| 二、群体继续社会化进程中的规范认同 |
| (一)双文化经历是规范认同的基本途径 |
| (二)语言文字是规范认同的主要媒介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一)规范互动: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支持机制 |
| (二)多元一体化: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规范认同:文化支持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一、专业互动视角下的教师发展 |
| (一)校内教研 |
| (二)课程实施 |
| (三)校外培训与交流 |
| 二、群体再社会化进程中的职业认同 |
| (一)共享的社会文化经验是基础 |
| (二)共享的职业互动规范是推力 |
| 三、整合取向下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一)意义共享: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协同机制 |
| (二)即时专业情境: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外因 |
| (三)职业认同:文化协同机制形成的内因 |
| 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一、文化整合取向下的教师专业素养 |
| (一)文化整合:专业信念的确定性 |
| (二)文化整合:专业能力的胜任性 |
| (三)文化整合:专业互动中的建构性 |
| 二、文化整合取向下的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 |
| (一)社会文化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二)职业群体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三)认知因素层面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形成条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二、区域经济联系理论基础 |
| (一)区域经济联系内涵及必要性 |
| 1.区域经济联系内涵 |
| 2.区域经济联系必要性 |
| (二)相关理论 |
| 1.城市群空间结构理论 |
| 2.区域分工理论 |
| 三、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现状分析 |
| (一)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概况 |
| 1.规划范围及区位条件 |
| 2.经济发展概况 |
| 3.产业发展概况 |
| (二)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定 |
| 1.修正引力模型选取 |
| 2.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测算 |
| 3.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结果分析 |
| 四、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 1.城市综合竞争力 |
| 2.产业外向性 |
| 3.产业互补性 |
| (二)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 1.交通可达性 |
| 2.信息可达性 |
| 3.区域发展政策 |
| (三)主要结论 |
| 五、提升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度的建议 |
| (一)明确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
|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联动发展氛围 |
| 1.打造立体交通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
| 2.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实现服务共享 |
| (三)推进产业联动发展,提高城市紧密度 |
| 1.强化产业分工协作,延伸传统产业链 |
|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创新人才队伍 |
| 3.优化产业布局,塑造城市群空间价值链 |
| (四)建设中心城市,构建“双核”城市群格局 |
| (五)加强城市群顶层设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1.完善区域制度,建立一体化市场体系 |
| 2.依托沿黄经济带,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
| 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攻读期间参与课题及发表论文目录 |
（4）新都区林盘多功能性评价及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背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界定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可行性和创新性 |
| 1.5.1 研究的可行性 |
| 1.5.2 研究的创新性 |
| 1.6 小结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林盘的概念辨析 |
| 2.1.2 多功能性的概念辨析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林盘的相关研究 |
| 2.2.2 多功能性评价研究 |
| 2.2.3 研究评述 |
| 2.3 多功能性理论的本土化拓展 |
| 2.3.1 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借鉴性 |
| 2.3.2 对新都区林盘的借鉴性 |
| 2.4 “资源—网络”理论 |
| 2.4.1 理论内涵 |
| 2.4.2 对新都区林盘的借鉴意义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新都区林盘实态调查研究 |
| 3.1 新时期成都市林盘分布特征 |
| 3.1.1 林盘在成都市域总体分布状况 |
| 3.1.2 林盘在成都市域不同经济圈层的分布特征 |
| 3.2 新时期新都区林盘概况 |
| 3.2.1 新都区林盘基本情况 |
| 3.2.2 新都区林盘空间分布特征 |
| 3.3 新时期新都区林盘聚落实态调研 |
| 3.3.1 林盘物质环境分析 |
| 3.3.2 林盘历史文化遗产分析 |
| 3.3.3 林盘产业资源分析 |
| 3.3.4 林盘社会文化分析 |
| 3.3.5 新时期林盘聚落特征 |
| 3.4 传统林盘的有机特征 |
| 3.4.1 林盘空间形态及构成要素分析 |
| 3.4.2 林盘要素流动的封闭性 |
| 3.4.3 林盘空间功能的耦合性 |
| 3.4.4 林盘体系的地域协同性 |
| 3.5 新时期新都区林盘的特征 |
| 3.5.1 林盘资源要素萎缩 |
| 3.5.2 林盘核心功能解构 |
| 3.5.3 林盘体系无序化 |
| 3.6 小结 |
| 第4章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划分及内在机制辨析 |
| 4.1 新都区林盘变化的成因分析 |
| 4.1.1 林盘外部环境的影响 |
| 4.1.2 林盘价值认知的偏失 |
| 4.1.3 林盘传统空间的不适宜性 |
| 4.2 资源回流背景下新都区林盘功能多元化探索 |
| 4.2.1 新都区乡村地域资源回流 |
| 4.2.2 新时期新都区林盘发展诉求 |
| 4.2.3 资源重组导向下林盘功能多元化发展 |
| 4.3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划分 |
| 4.3.1 乡村多功能划分的相关研究 |
| 4.3.2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划分的原则 |
| 4.3.3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划分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性评价体系研究 |
| 5.1 评价指标选取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构建的框架 |
| 5.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 指标数据来源 |
| 5.2.1 实地调研数据 |
| 5.2.2 规划数据 |
| 5.2.3 网络数据 |
| 5.2.4 遥感影像数据 |
| 5.3 指标权重确定 |
| 5.3.1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比较 |
| 5.3.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
| 5.4 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5.4.1 指标标准化处理 |
| 5.4.2 综合评价模型 |
| 5.5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性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5.1 评价对象概况 |
| 5.5.2 评价结果呈现及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发展的规划策略研究 |
| 6.1 新都区林盘多功能发展的引导层次解析 |
| 6.1.1 区域层面—乡村地域三生资源协同 |
| 6.1.2 中观层面—林盘群落协同发展 |
| 6.1.3 聚落层面—林盘聚落差异化重点发展 |
| 6.1.4 整体构建“资源-网络”的发展格局 |
| 6.2 区域层面—新都区乡村地域三生资源现状 |
| 6.2.1 新都区乡村地域生产资源 |
| 6.2.2 新都区乡村地域生态资源 |
| 6.2.3 新都区乡村地域生活资源 |
| 6.2.4 三生资源整合分析 |
| 6.3 中观层面—构建林盘协同单元 |
| 6.3.1 林盘协同单元构建 |
| 6.3.2 林盘协同单元功能优化引导策略 |
| 6.3.3 林盘协同单元空间发展引导策略 |
| 6.4 微观层面—林盘聚落多功能发展实施路径 |
| 6.4.1 农耕聚居主导功能林盘 |
| 6.4.2 生态涵养主导功能林盘 |
| 6.4.3 农业生产主导功能林盘 |
| 6.4.4 休闲消费主导功能林盘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都区典型林盘问卷调查设计 |
| 附录二 :新民镇、军屯镇、马家镇内林盘的社会人口资料汇总 |
| 附录三 :新民镇、军屯镇、马家镇内林盘的多功能性评价结果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角度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链 |
| 2.1.2 并购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2.2 市场势力理论 |
| 2.2.3 交易费用理论 |
| 2.2.4 协同效应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产业链的研究 |
| 2.3.2 产业链并购动因的研究 |
| 2.3.3 产业链并购绩效的研究 |
| 2.3.4 新能源产业链的研究 |
| 2.3.5 新能源企业并购的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3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与并购行为分析 |
| 3.1 新能源产业链结构和行业发展特征 |
| 3.1.1 新能源产业链结构 |
| 3.1.2 新能源行业发展特征 |
| 3.2 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
| 3.2.1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方式 |
| 3.2.2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动因 |
| 3.2.3 新能源企业的并购风险 |
| 3.3 并购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3.1 资源配置与利用 |
| 3.3.2 业务融合与拓展 |
| 3.3.3 并购整合与损耗 |
| 3.3.4 市场能力和产业地位 |
| 3.4 并购对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影响 |
| 3.4.1 横向并购集聚中间环节,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失衡 |
| 3.4.2 产业链并购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链升级 |
| 4 基于产业链视角对汉能并购行为的分析 |
| 4.1 汉能公司概况 |
| 4.1.1 汉能企业基本情况 |
| 4.1.2 汉能业务发展 |
| 4.2 汉能并购进程与产业链延伸 |
| 4.3 汉能实施产业链并购的动因 |
| 4.3.1 遵从发展规律,利用政策优势 |
| 4.3.2 经营协同效应,扩大企业规模 |
| 4.3.3 追求技术转型,提升企业竞争力 |
| 4.4 汉能实施产业链并购的风险 |
| 4.4.1 估值风险高,资金压力大 |
| 4.4.2 文化差异明显,管理协同困难 |
| 4.4.3 薄膜发展挑战大,业务整合难度高 |
| 4.5 汉能并购后的整合 |
| 4.5.1 留用关键人才,实现技术共享 |
| 4.5.2 文化资源整合,融合双方优秀企业文化 |
| 4.5.3 打造全产业链商业模式,研发生产与商业化协同 |
| 4.5.4 供应链整合,提升成本控制 |
| 5 汉能产业链并购的绩效分析 |
| 5.1 市场绩效分析 |
| 5.1.1 计算超额收益率 |
| 5.1.2 结果与分析 |
| 5.2 财务绩效分析 |
| 5.2.1 盈利能力分析 |
| 5.2.2 营运能力分析 |
| 5.2.3 偿债能力分析 |
| 5.2.4 成长能力分析 |
| 5.2.5 综合财务能力——因子分析 |
| 5.3 非财务绩效分析 |
| 5.3.1 技术升级,业务转型 |
| 5.3.2 加强品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力 |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顺应政策环境变化,贯通上下游环节 |
| 6.2.2 避免盲目并购,合理应对并购风险 |
| 6.2.3 注重并购整合,提高融合效率 |
| 6.3 本文的贡献 |
| 6.4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当前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趋势与问题 |
| 1.2.1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 |
| 1.2.2 俄罗斯城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案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城镇化水平 |
| 2.1.3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 |
| 2.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4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2.5 增长极理论 |
| 2.2.6 核心-边缘理论 |
| 第3章 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基础 |
| 3.1 列宁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和恢复 |
| 3.2 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城镇化波动增长 |
| 3.2.1 国民经济一 ·五—二 ·五计划时期 |
| 3.2.2 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 |
| 3.3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缓慢增长 |
| 3.4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发展 |
| 3.4.1 国民经济八·五—十·五计划时期 |
| 3.4.2 国民经济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时期 |
| 第4章 转型时期俄罗斯城镇化特征与问题 |
| 4.1 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 |
| 4.2 普京执政后的城镇化提升阶段 |
| 4.2.1 经济快速增长期 |
| 4.2.2 全球金融危机期 |
| 4.2.3 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 |
| 4.2.4 欧美制裁下的停滞与发展期 |
| 4.3 俄罗斯城镇化问题与特征 |
| 4.3.1 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 |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
| 4.3.3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
| 4.3.4 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
| 4.3.5 城市与乡村聚落萎缩现象较为普遍 |
| 4.3.6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 第5章 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分析 |
| 5.1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变化 |
| 5.1.1 1992-2007年人口严重下降 |
| 5.1.2 2008年-至今人口整体增长 |
| 5.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变化 |
| 5.3 俄罗斯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3.1 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格局 |
| 5.3.2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格局 |
| 5.3.3 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变化格局 |
| 5.3.4 俄罗斯的人口迁移流动格局 |
| 5.4 俄罗斯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1 俄罗斯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 5.4.2 俄全境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3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5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1 俄全境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2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第6章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 |
| 6.1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 |
| 6.1.1 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 |
| 6.1.2 培育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的增长极 |
| 6.1.3 加强高铁、机场、港口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
| 6.1.4 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 |
| 6.2 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 |
| 6.2.1 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 |
| 6.2.2 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 |
| 6.2.3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 |
| 6.2.4 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 |
| 6.2.5 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 |
| 6.2.6 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
| 6.2.7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性质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目标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区位选择与产业分工研究 |
| 2.1.1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 |
| 2.1.2 产业分工研究 |
| 2.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发展研究 |
| 2.2.1 空间分工研究 |
| 2.2.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研究 |
| 2.3 城市群空间功能协同发展研究 |
| 2.3.1 协同合作研究 |
| 2.3.2 城市群空间功能协同研究 |
| 2.4 简短评析 |
| 3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一般理论和分析框架 |
| 3.1 城市群空间产业分工、价值链分工与区域价值链网络 |
| 3.1.1 城市群空间产业分工到空间价值链分工 |
| 3.1.2 城市群空间价值链分工到空间价值链网络 |
| 3.2 城市群空间优势与空间功能及其协同发展 |
| 3.2.1 城市群空间 |
| 3.2.2 城市群空间优势 |
| 3.2.3 城市群空间功能 |
| 3.2.4 城市群空间优势与空间功能的相互关系 |
| 3.2.5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 |
| 3.3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 |
| 3.3.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发展 |
| 3.3.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核心概念 |
| 3.3.3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模式 |
| 3.3.4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机制 |
| 3.4 分析框架的总体描述 |
| 3.5 小结 |
| 4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现状 |
| 4.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现状测度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数据说明 |
| 4.1.3 方法选择 |
| 4.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主要特征 |
| 4.2.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现状与特征 |
| 4.2.2 城市群空间功能协同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3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 |
| 4.3.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存在问题 |
| 4.3.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问题原因 |
| 4.4 小结 |
| 5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影响因素 |
| 5.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核心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社会生产力水平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 |
| 5.1.2 经济联系强度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 |
| 5.1.3 政府行为能力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 |
| 5.1.4 市场化程度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影响 |
| 5.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说明 |
| 5.2.2 变量选择 |
| 5.2.3 模型设定 |
| 5.2.4 结果分析 |
| 5.3 小结 |
| 6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微观企业主体行为分析 |
| 6.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企业行为 |
| 6.1.1 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行为分析 |
| 6.1.2 企业分工与协同合作的行为分析 |
| 6.1.3 企业网络化组织结构的形成与演化 |
| 6.2 城市群空间优势对企业空间选址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城市群空间优势测度方法 |
| 6.2.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2.3 结果分析 |
| 6.4 小结 |
| 7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中观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 7.1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与空间功能属性的关联效应 |
| 7.1.1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演变 |
| 7.1.2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与功能属性相互关系 |
| 7.2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实证分析 |
| 7.2.1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演变测量 |
| 7.2.2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演变特征 |
| 7.3 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与功能结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
| 7.3.1 模型方法选择 |
| 7.3.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7.3.3 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3.4 脉冲响应分析 |
| 7.3.5 方差分解分析 |
| 7.4 小结 |
| 8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宏观体系构筑 |
| 8.1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
| 8.2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体系建构的理论嬗变 |
| 8.3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体系建构的主要内容 |
| 8.3.1 多元化的主体参与结构 |
| 8.3.2 智能化的资源共享平台 |
| 8.3.3 科学化的利益分配规则 |
| 8.3.4 全方位的法律保障体系 |
| 8.4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体系建构的实施路径 |
| 8.4.1 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构筑多元利益共同体 |
| 8.4.2 改进组织工作模式,提升组织执行效率 |
| 8.4.3 注重网络节点建设,增强系统整体性能 |
| 8.4.4 完善法律法规,夯实行为保障 |
| 8.4.5 培育良好社会环境,提升公民行为能力 |
| 8.5 小结 |
| 9 研究结论、政策含义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含义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发展遭遇瓶颈 |
| 1.1.2 乡村发展面临困境 |
| 1.1.3 城乡结构新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构建适于新型城乡关系的地域结构理论 |
| 1.2.2 为城乡融合提供地理视角空间应对策略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 国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1 国外研究进展 |
| 2.1.2 国外研究述评 |
| 2.2 国内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1 国内研究进展 |
| 2.2.2 国内研究述评 |
| 3 城乡二元结构局限性及第三元地域的出现 |
| 3.1 城乡二元结构及制度基础 |
| 3.1.1 城乡二元结构 |
| 3.1.2 制度基础 |
| 3.2 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性 |
| 3.2.1 城乡“灰色”地域的出现 |
| 3.2.2 城乡交错地带界定模糊 |
| 3.2.3 城乡空间歧视的产生 |
| 3.2.4 地理空间固化和要素流动冲突 |
| 3.3 “第三元”地域的出现 |
| 3.3.1 第三元地域的概念 |
| 3.3.2 第三元地域产生的动因 |
| 3.3.3 第三元地域特征 |
| 3.3.4 第三元地域的空间价值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乡三元地域结构及模型构建 |
| 4.1 三元地域概念 |
| 4.2 城乡三元地域结构概念模型 |
| 4.2.1 建模原则 |
| 4.2.2 维度分析 |
| 4.2.3 城乡属性量化关系 |
| 4.2.4 城市性界定 |
| 4.2.5 城乡三元地域结构模型 |
| 4.3 城乡地域要素识别及测度分析 |
| 4.3.1 城乡地域要素识别 |
| 4.3.2 传统量化测度方法 |
| 4.3.3 城市性等级层次测度 |
| 4.3.4 三元地域界限确定 |
| 4.4 本章小结 |
| 5 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5.2 要素分析 |
| 5.2.1 城乡土地利用现状 |
| 5.2.2 城乡土地利用规划 |
| 5.2.3 城乡土地所有权 |
| 5.2.4 城乡产业类型 |
| 5.2.5 城乡人口分布 |
| 5.2.6 城乡土地市场 |
| 5.3 数据空间分析 |
| 5.3.1 数据准备 |
| 5.3.2 要素分级赋值 |
| 5.3.3 数据网格化处理 |
| 5.3.4 各要素权重计算 |
| 5.3.5 城市性程度度量 |
| 5.3.6 城乡属性数值空间分布 |
| 5.4 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的划分 |
| 5.4.1 三元地域空间阈值确定 |
| 5.4.2 三元地域空间结构划分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城乡三元地域土地利用机理初探 |
| 6.1 城乡地域时空锥 |
| 6.1.1 城乡地域时间特性 |
| 6.1.2 时空光锥 |
| 6.1.3 地域时空锥 |
| 6.1.4 城乡时空过程模拟 |
| 6.2 三元地域土地利用机理分析 |
| 6.2.1 时空纵向土地利用机理 |
| 6.2.2 时空横向土地利用机理 |
| 6.3 三元地域土地利用时空表征 |
| 6.3.1 城乡边界的动态变化 |
| 6.3.2 城市开发弹性边界和刚性边界 |
| 6.3.3 城乡交错带城乡要素交错混杂 |
| 6.3.4 城乡交错带独立地域单元的界定 |
| 6.3.5 城乡交错带土地利用覆盖变动最大 |
| 6.3.6 城乡土地利用程度逐步下降 |
| 6.4 城乡三元地域组织模式 |
| 6.4.1 中心近域环绕型 |
| 6.4.2 中心离散点状型 |
| 6.4.3 多中心交汇型 |
| 6.4.4 中心近域点状型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的应用 |
| 7.1 城乡三元地域征地风险预控区上的应用 |
| 7.2 城乡三元地域在宅基地退出管理上的应用 |
| 7.3 城乡三元地域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上的应用 |
| 7.4 城乡三元地域在全域规划上的应用 |
| 7.5 城乡三元地域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的应用 |
| 7.6 城乡三元地域在推进三元地域融合上的思考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8.1.1 城乡交错带是存在于城乡之间的独立功能区 |
| 8.1.2 城乡地域呈现出三元地域结构分布 |
| 8.1.3 城市性是城乡地域结构界限界定的可靠指标 |
| 8.1.4 三元地域融合是城乡发展的根本要义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2.1 首次系统地提出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 |
| 8.2.2 首次以城市性为指标划分出城乡地域空间界限 |
| 8.2.3 运用城乡三元地域结构理论分析了当前存在的某些城乡问题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与GATS研究 |
| 二、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特点及比较研究 |
| 三、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
| 四、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经济效应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目标、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概念与特点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概念与特点 |
| 一、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概念 |
| 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适用性 |
| 二、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适用性 |
| 第三节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一、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教育服务贸易实践的适用性 |
| 第四节 人力资本理论 |
|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人力资本理论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应用 |
| 第五节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ATS对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影响 |
| 第一节 GATS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 |
| 一、GATS的主要目标和原则 |
| 二、GATS关于教育服务的分类和贸易形式 |
| 三、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对于GATS的需求 |
| 第二节 GATS中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争议 |
| 一、有关公共服务的争议 |
| 二、有关国家政府规范权力的争议 |
| 三、有关逐步自由化原则的争议 |
| 第三节 GATS对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
| 一、GATS对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
| 二、GATS对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
| 三、GATS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历程及其比较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历程比较 |
| 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
| 二、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
| 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比较 |
| 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 |
| 二、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 |
| 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品比较 |
| 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品 |
| 二、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品 |
| 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品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式比较 |
| 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式 |
| 二、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式 |
| 三、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估分析 |
| 第一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估指标选取 |
|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 |
| 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
|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 第二节 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估指标比较 |
|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比较 |
| 二、贸易竞争优势指标比较 |
|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标比较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综合评价 |
| 一、权重的确定 |
| 二、综合国际竞争力计算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选取 |
| 一、理论分析和假设 |
|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比较 |
| 一、生产要素比较 |
| 二、需求要素比较 |
| 三、院校战略、结构和竞争比较 |
| 四、相关和支持产业比较 |
| 五、政府因素比较 |
| 六、机遇要素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水平的启示 |
| 第一节 对思想观念方面的启示 |
| 一、加强高等教育业产业化的科学发展观 |
| 二、树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国家化思想 |
| 第二节 对政府方面启示 |
| 一、确定国家教育服务的整体战略,有效引导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
| 二、制定教育服务的扶持体系,扩大出口市场 |
| 三、合理运用经济全球化趋势,提高教育服务贸易收益 |
| 第三节 对学校层方面启示 |
| 一、提高教育质量,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
| 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适应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
| 三、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市场定位 |
| 四、促进高校教育服务的国际化,提高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可度 |
| 第四节 对社会方面启示 |
| 一、改善国内自然人文环境,优化贸易流通渠道 |
| 二、语言培训机构和标准制定,构建多维立体宣传平台和网络 |
| 三、加强保障行业的建设,完善社会服务配套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
| 导论 第一节 |
| 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二节 |
| 研究现状 第三节 |
|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第四节 |
| 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 |
|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第一节 |
| 理论基础 第二节 |
| 研究框架 第三章 |
| 东亚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 第一节 |
| 数据来源及说明 第二节 |
| 东亚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 第三节 |
| 产业优化升级路径命题的验证 小结 第四章 |
| 台湾产品空间结构的现状 第一节 |
| 产品分类标准选取的说明 第二节 |
| 台湾低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第三节 |
| 台湾中等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第四节 |
| 台湾高技术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 小结 第五章 |
| 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单方引导”合作模式 第一节 |
| 台湾产业的优化升级 第二节 |
| “单方引导”模式下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 小结 第六章 |
| 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双方推动”合作模式 第一节 |
| 台湾与日本的产业合作空间 第二节 |
| 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合作空间 第三节 |
| 台湾与大陆的产业合作空间 小结 第七章 |
| 结语 第一节 |
| 研究结论 第二节 |
| 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1 |
|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二位码产品名称 附录2 |
| 低中高技术产品的代码及名称 主要研究成果和相关奖励 致谢 |
四、科学优势与技术优势在地域上的一体化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文化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自组织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蒙古族学校为个案[D]. 齐阿娜尔.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马峥.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新都区林盘多功能性评价及规划策略研究[D]. 曾纯.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5]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我国新能源企业并购行为研究 ——以汉能为例[D]. 黄超凯. 苏州大学, 2020(03)
- [6]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D]. 初楠臣.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7]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协同发展研究[D]. 史宇宏.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武汉市三元地域结构及实证研究[D]. 黄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中美澳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研究[D]. 荣丽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台湾在东亚的产业合作空间研究：产品空间理论视角[D]. 侯丹丹. 厦门大学, 2017(01)
标签：三元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