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安金融》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白光[1]（2021）在《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文中提出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不佳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问题,由此造成的长时间、超长时间通勤,导致城市生产力下降和居民幸福感缺失。城市规划及相关政府部门在数十年的探索中不断尝试着以“他组织”的方式积极应对,所运用的职住平衡、绿带政策、多中心等规划设计方式虽然有助于通勤时间的缩短,但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依旧不理想,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依旧突出。他组织部门因为对职住空间自组织机制认知不足、对自组织与他组织边界界定不够,导致干预方式不当、自组织权利受限,不利于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以做到化解职住空间问题。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形成远远早于城市规划的出现,说明城市是可以在没有目标导向的特定干预之下产生、发展的,具有自组织的性质。经济自组织是历史、地理环境、城市定位、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影响空间结构的重要中间过程,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出发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哈肯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自组织理论和经济学思想构建了经济自组织理论,构建了“职住协同”概念框架,依据机制关系构建出包括要素和职住协同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层、演化机制协同层和他组织机制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机制框架”,并结合了运输经济理论、交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构建了理论解释框架,对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进行了研究,提出应以“职住协同”替代“职住平衡”的观念,并通过东京、北京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对比验证了基本理论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特大城市职住空间自组织是市场机制引导流动性资源要素向时空禀赋较高地区产生空间集聚和功能组织的过程机制,需要以就业匹配、居住匹配、通勤协同三方面构建的职住协同,作为判断空间结构优劣的标准。干预和反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关系上存在着错位性,容易对他组织部门产生误导。对此,他组织部门需有序弱化对要素和职住协同层的直接干预,适度扩大自组织的权力边界;大幅加强对演化机制协同层的干预,充分发挥他组织的组织协调性优势。2.自组织演化通过引导经济要素和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优化重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并显着化解集聚效应与时空资源高度稀缺之间的矛盾性。从路径上看,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包括劳动细化分工和集聚与扩散）打破要素和时空间的低效协同,并通过功能引导机制（包括集聚与扩散和通勤交通建设）构建出高效、集约的时空关系。因时空利用效率不同,功能引导之间呈现出通勤轨道交通>一般地面公交>私人交通>集聚与扩散的优劣关系,对应着从优到劣的演化结果。3.通勤轨道交通与职住空间协同开发引导的强中心大都市区,是推动特大城市职住空间高效、有序化的重要途径,体现出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演化的特征,呈现出:协同建设——职住时空重构——要素自组织（需要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参与）——点、线、面的空间自组织（需要他组织部门协同）——职住空间高水平演化的路径过程。4.他组织部门需要将自组织机制中对通勤铁路时效、速度的要求,作为投资、运用服务的供给依据。需在物理协同层面构建直达直通就业中心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及站点与用地空间协同纵向高密度开发模式,组织协同层面构建多样化运营组织以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利对等,制度协同层面建设完善轨道交通投融资运营制度、协同开发供地制度、开发主体确权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充分发挥自组织的激励性并适度确权,将微观层面城市空间重构和塑造的权利适当交给市场经济主体,以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之间循环互动的权利迭代和权利协同关系。5.东京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体现出路径破除机制和功能引导机制的协同关系。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体现出他组织部门对自组织机制和市场主体的适当“让权”能够提升自组织机制的功能发挥,实现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同并演化至强中心大都市区,对北京和我国特大城市具有借鉴价值。6.虽然发展、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北京和我国众多特大城市在历史和现状上高度相似。需要借鉴东京经验,以自组织与他组织协同推动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出发点,从物理协同、组织协同、制度协同、权利协同的层面上构建高效、有序的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促进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邱丹[2]（2020）在《兰州庄园牧场公司股票市值管理方案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我国资本市场出现重要股东股权质押问题,一些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质押率高达99%,风险承受能力弱。经济下行,民营上市企业面临巨大挑战。政府层面不断地出台救市行动,释放流动性来缓解股票质押风险。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再次引起重视。随着资本市场地不断完善与规范,上市公司规范管理必然要建立完善的市值管理体系。数据显示我国乳品行业尚有较大发展空间,但2018年乳品行业上市企业整体业绩下滑。伊利股份和蒙牛乳业两大乳业巨头产品线不断丰富与完善抢占了越来越多的市场,行业市场逐渐集中。兰州庄园牧场为民营上市乳品企业,市场份额占比不高,上市以来业绩增长缓慢。兰州庄园牧场虽然在甘肃青海地区市场占有率比较高,但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当地市场也逐渐被龙头企业渗透。兰州庄园牧场需要有效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快速提升市值,稳固当地市场后布局全国市场。本文引用市值管理评价体系对庄园牧场市值管理现状进行描述,并分析庄园牧场市值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价值创造、价值经营、价值实现三方面对庄园牧场市值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庄园牧场在市值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DEA模型对乳品行业市值管理效率分析,重点对比分析行业龙头企业伊利股份和区域性企业天润乳业、西部牧业、燕塘乳业,找出兰州庄园牧场的市值管理中可以参考借鉴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庄园牧场实际情况在量化和测算的基础上针对庄园牧场存在的问题设计出适合庄园牧场的市值管理方案。针对市值管理方案提出相应的评价方法和保障措施。最后对研究的内容提出结论和总结,为乳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提供一些启发和思考。
徐婷婷[3]（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樊理斌[4]（2019）在《XS公司融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凸显其重要的地位。尽管民营经济在市场占比不断增加,但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高增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显得尤为迫切。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而企业的良好的发展又一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融资的是否得当对于企业业务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化企业融资风险管理,能有效加强企业融资效率,增加企业管理质量,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由于各行各业的企业在融资活动中存在差异,通用性的风险防范措施难于具体应用,本文选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一家属于大旅游行业的民营企业XS公司,研究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开展,以实现研究结论的可应用性。本文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对XS公司进行融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控。首先,本文以融资风险的相关研究理论为基础,参考国内外有关融资风险的研究成果,把XS公司视为目标样本,对企业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其次,结合XS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运用财务报表法、财务比率法以及一些定性描述,对公司进行融资风险的初步识别。再次,运用财务杠杆系数法和功效系数法分别对XS公司进行融资风险评估,两种方法对比对XS公司进行融资风险评估。最后,针对XS公司存在的融资风险,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可实施的风险控制措施。
周雨城[5]（2019）在《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文中认为人才是生产的第一资源。对于以创意为特征的文化产业而言,人才尤为重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人才已成为深化文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同国际上文化产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在创新规模、效果、动力和资源供给特别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方面,仍是短板。因此,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变革显得尤为迫切。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促使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成为“热门”乃至“显学”。文章阐述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与转型趋势,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与问题检视,对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最后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全文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培养的现状如何”以及“如何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三个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文章从培养院校、院系归属、学位授予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和协议式,并对其进行了反思。随着文化新业态层出不穷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迫在眉睫,文章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高端价值链跃升三方面分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其次,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文章从政策保障、人才培养模式、企业人才培训及激励等方面,运用问卷调查,并对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详细分析了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厘清了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性因素、观念性障碍和产业发展水平限制三方面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阐述。再次,文章从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政策保障及资金支持、校企合作等方面,对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得出了相应的启示。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孵化器”,从一开始就成为从事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的相关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国家在教育政策、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最后,在剖析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现状和困境、吸取国外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C-GUE”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人才培养的主体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府应在制度、观念、政策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高校应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内涵建设,企业（用人单位）应从激励、投资、培训、评价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机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数量分析与质性分析并重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其涉及人才培养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制度体系、产学研合作等要素,只有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才能“摸清病痛,对症下药”。本文针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对问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对问卷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通过走访高校学生和教师、文化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深入了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情况,为本文的对策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构建了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政府、高校、企业虽然是三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对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同维度的影响。通过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相关主体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共担风险,形成创新合力,促进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各要素发挥作用,提升自身效率,通过机制性互动资源共享进行价值创造。高校、政府、企业协同创新打破人、财、物、信息、组织之间的各种壁垒和边界,更强调合作主体间的协作、共享及目标关系。文章通过构建政府、高校、企业联动耦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模型,分析人才培养机制的主要特征和保障措施,促使人才链与政策链、产业链的三链融合。（三）提出了基于多元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新路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不仅仅是高校的责任,更需要政府、企业、文化产业协会及不同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单一视角,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公共治理视角,从政府、高校、企业等三大人才培养主体入手,分析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现状和困境,借鉴国外文化产业管理培养经验,采取现实视野与历史视野交叉分析,探索出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新路径,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王旭辉[6]（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龙梅[7]（2016）在《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日益浮现且愈发严重的种种城市问题——超速的城市增量发展导致空间与资源的不堪重负,中国特色建筑文化意识形态的薄弱导致建筑价值判断失衡,全球化趋势下跨文化思考的缺乏导致对外来建筑潮流囫囵吞枣——急需得到重视和严肃对待。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审视总结、除弊创新刻不容缓。众多反映建筑理论、设计实践和物质空间规划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专业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建筑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对学科期刊的剖析能回顾与梳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第一批建筑学学术期刊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传播意义上的专业媒体,建筑专业期刊除了发挥媒介作用传播建筑学信息,其刊载的专业论文具有学科代表性和权威性,能较直观全面的反映出我国建筑理论、建筑实践、建筑技术、建筑评论等专业领域的基本演变状况。本文选择建筑专业期刊的量化数据作为观察学科关注点演化变迁、学术空间生产发展嬗变的切入点,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两本期刊自创刊到2014年间的研究热点、学术产量及其空间分布情况,以期揭示这段时间内的建筑学科发展势态,勾勒学科发展的宏观轨迹,管窥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图景,为建筑研究、学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建筑学专业期刊研究的目的和基于学术、社会、方法三方面的研究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就研究对象——两本期刊的选取依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详细说明。第二章主要为量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角度出发,揭示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和发文量的演化历程,对期刊核心作者群及其被引量也有一定的量化分析。第三章、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分别涉及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的统计和剖析。第三章通过对作者机构的分类,了解机构发文情况,探究学界、业界的研究势态;对机构和文章题名所提及的地域信息的统计,观察学科学术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第四章采集期刊关键词和题名有效词做高频词分析,试图呈现学科热点和其嬗变过程。第五章以前面章节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行剖切分析,总结和判断学科知识成产动态和趋势,反思论文研究对学科发展的启示,以期揭示学科发展新要求。
冯洁[8]（2016）在《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表明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时期中国银行以陕西西安为中心投资创办的一家适应社会需要的国营工业企业,它在大陆的发展从抗战时期延续至抗战后,贯穿整个20世纪40年代。雍兴公司通过单独投资设厂经营、参加投资或代管中行主办厂矿等方式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它的经营区域集中于西北陕甘和西南川渝,又以陕西等地为主；经营范围涵盖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动力燃料业及其他,又以纺织工业为中心。雍兴公司是近代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其在大陆的十年发展历程,书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西北近代工业史的重要篇章。西北地区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30年代,西北近代工业才开始初步发展,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了工矿业全面开发的高潮。西北地区在战时成为大后方,国民政府应抗战建国之需,加大西北开发力度,这是促成西北近代工业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西北工业开发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工业投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中。战前,中国银行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各项投资事业,其中工业投资比重日益增大。中行通过工业投资,逐步介入企业经营,进而接管企业管理权,完成银行资本向产业资本的渗透。束云章领导的中行天津分行在华北进行的棉纺织业投资活动更是为战时中行经营后方企业提供了经验基础。抗战开始后,中国银行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拓宽经营范围,更加广泛地参与西北工矿企业的投资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和中国银行的工业投资共同构成雍兴公司的创立背景。1940年3月,以发展西北经济、提倡生产事业为目的的雍兴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于次年从天水迁至西安。雍兴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资本总额、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加强会议研讨,各项工作稳步有序地展开。雍兴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单独投资设厂经营为主,依托西北自然资源,坚持走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兼营机器制造、动力燃料等工业的经营道路。另外,雍兴公司作为中国银行的附属事业,对中行享有权益的棉纺织业相关工厂实行代管,并对个别纱厂作参与性投资,也参加投资了西北地区的其他工厂,并开设相关学校。抗战时期,雍兴公司成立并迅速发展,规模宏大,实力雄厚,是当时西北地区仅次于资源委员会的工业系统。1945年抗战胜利后,雍兴公司试图在战时获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成全国性的大型企业,但最终并未实现。战后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发生变化,雍兴公司随之调整经营管理,并根据现实所需先后关停了一些工厂,变更酒精厂的生产重心,新参加投资一家纱厂,继续推进其他厂矿业务。这一时期,国内战事频繁,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雍兴公司各厂矿生产经营遭遇重重阻力,整体发展渐趋停滞。1948年4月,雍兴公司即开始拆迁机器设备,准备撤离。同年12月,总公司迁至上海。至1949年解放前夕,雍兴公司迁往台湾,大陆剩余厂矿被新政府接收。抗战后,雍兴公司努力谋求继续发展,但受时局动荡影响,它的宏大扩张计划落空,最终难逃结束大陆经营的命运。雍兴公司在大陆历经十年发展,就规模和实力而论,当为西北地区工业企业之冠。它是中国银行投资创办、经营工业的附属事业,中行的资金支持和管理保障为其快速发展壮大提供强劲动力；它在国民政府重视西北开发的契机下成立,政府的扶持优待和严格管控又对其生产经营形成正反两面作用力。雍兴公司的发展始终受到中行和政府的双重监管,它与二者关系所构成的发展环境深刻影响其历史进程。雍兴公司本身的发展是西北近代工业史上的重要内容,而雍兴公司的历史影响也对战时经济与西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的生产经营活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军需民用,有力支援了抗战,同时对改善西北工业布局、储备技术与管理人才、推动西北工业发展作出贡献,并为当代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启示和借鉴。
刘霄[9]（2016）在《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文章以民国时期的陕西农村合作金融为题,主要研究的中心和重点是农村合作金融中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合作金库,通过对陕西农村合作金融中这二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陕西地区农村的社会面貌,进而了解当时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有助于加深对民国时期陕西经济史的了解以及陕西区域史的研究。此外,以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对陕西农村合作社的贷款以及金融活动,也作为本篇论文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本篇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来分别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发展。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与农村金融枯竭两方面论述了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变现了合作金融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背景和必要性,通过对合作思潮的兴起及传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合作金融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大致情,并且通过对合作金融概念的描述,清楚了合作金融与金融合作的区别；而本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合作金库在中国的创办。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对于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且大致交代了合作金库在民国初年创办的大致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抗战前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初步兴起。首先交代了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的背景,陕西在抗战前由于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农村经济的凋 敝,就对于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杨虎城主政陕西后社会环境的稳定,又为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抗战前还没有创办合作金库,所以这一章主要介绍信用合作社,通过对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的背景以及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运作方式两个方面的论述,,对于抗战前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兴起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全面发展。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的状况以及以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对合作社的贷款类型,并分析了其对农村经济以及农民生活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抗战时期合作金库的产生与初步发展。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抗战结束后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衰落。本章将重点放到了中央合作金库陕西分库的创办情况,同时也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在陕西对合作社的贷款,从而分析了陕西农村合作社衰落的情况,通过对于中央合作金库陕西分库的情况介绍,可以看到在抗战后,中央合作金库陕西分库对于战后陕西经济所起的一个作用。第五章,主要对陕西农村合作金融进行了评价,主要从其绩效和不足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虽然陕西农村合作金融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主要着眼于其绩效,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的,对于陕西近代农业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吕晶[10]（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二、《西安金融》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安金融》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对自组织机制重视不足 |
| 1.1.2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问题有待改善 |
| 1.1.3 经济自组织是各类因素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机制过程 |
| 1.2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自组织和他组织 |
| 1.3.2 大都市区和都市圈 |
| 1.3.3 特大城市 |
| 1.3.4 职住空间结构 |
| 1.3.5 演化 |
| 1.4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逻辑主线和研究方法 |
| 1.5.1 逻辑主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经典的空间结构模型 |
| 2.1.2 相关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 |
| 2.1.3 职住平衡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城市空间方面的文献综述 |
| 2.2.2 交通和城市空间的联系 |
| 2.2.3 相关自组织理论在城市空间方面的探索 |
| 2.3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3 经济自组织的理论基础构建 |
| 3.1 基本概念的构建 |
| 3.2 协同是自组织中的核心机制 |
| 3.3 从协同效应看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 |
| 3.4 经济自组织的主要性质 |
| 3.4.1 自主逻辑性 |
| 3.4.2 路径依赖性 |
| 3.4.3 演化性 |
| 3.4.4 可持续性 |
| 3.4.5 不完美性和缺陷性 |
| 3.5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差异和关系 |
| 3.5.1 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差异 |
| 3.5.2 他组织对自组织的干涉结果 |
| 3.5.3 应建立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协同关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自组织演化的理论构建 |
| 4.1 本文的核心理论框架 |
| 4.2 职住协同是职住空间结构优劣的判断标准 |
| 4.3 从机制层面看职住空间自组织演化 |
| 4.3.1 劳动细化分工——路径破除机制 |
| 4.3.2 集聚与扩散——路径破除和低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3 通勤建设——高效的功能引导机制 |
| 4.3.4 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协同机制框架 |
| 4.4 地面通勤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1 从时空资源约束性看通勤交通建设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4.2 通勤工具对空间结构的主导性 |
| 4.4.3 从通勤看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演化路径差异 |
| 4.5 通勤轨道交通对职住空间的功能引导作用 |
| 4.5.1 通勤轨道交通改善空间结构、引导职住协同的路径机制 |
| 4.5.2 从时空要素层面看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优势 |
| 4.5.3 他组织需要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层面加强轨道交通自组织 |
| 4.5.4 通过点-线-面引导职住空间自组织的过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东京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1 相关空间概念介绍 |
| 5.2 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5.2.1 江户时期的职住空间结构(1868明治维新以前) |
| 5.2.2 近代化时期的职住空间演变(1868明治维新至1923年关东大地震) |
| 5.2.3 职住空间的郊区化时期(1923关东大地震至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 5.2.4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1945二战结束至1964东京奥运会) |
| 5.2.5 强中心大都市区形成期(1964东京奥运会至1985广场协议) |
| 5.2.6 职住空间结构缓慢演变期(1985广场协议之后) |
| 5.3 基于一都三县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5.4 从自组织机制看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5.4.1 职住空间郊区化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2 职住空间粗放式重建时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4.3 强中心大都市区化中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分析 |
| 5.5 轨道交通引导的职住空间结构演化路径 |
| 5.5.1 站点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2 线路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5.3 网络的职住空间自组织 |
| 5.6 政策启示 |
| 5.7 本章小结 |
| 6 北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 |
| 6.1 古代和近代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前) |
| 6.2 计划经济时期(1949北平和平解放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 |
| 6.3 市场经济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6.3.1 不良空间结构形成阶段(1978-2004) |
| 6.3.2 交通建设转型阶段(2004-2014) |
| 6.3.3 近期现状及展望(2014以后) |
| 6.4 本章小结 |
| 7 从自组织看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 从自组织机制看北京职住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计划经济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2 特大城市扩张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3 强中心郊区化时期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4 大都市区化的职住空间自组织理论分析 |
| 7.1.5 北京和东京职住空间结构的对比 |
| 7.1.6 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7.2 应从物理、组织、制度、权利协同提升通勤轨道交通的功能引导机制 |
| 7.2.1 北京通勤轨道交通的现状及问题 |
| 7.2.2 北京和东京在轨道交通要素协同方面的对比 |
| 7.2.3 通勤轨道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 |
| 7.3 针对我国特大城市的拓展研究 |
| 7.3.1 我国一般特大城市与北京在发展过程和现状上的相似性 |
| 7.3.2 基于我国特大城市的职住协同计量分析 |
| 7.3.3 我国特大城市现状中的共性问题 |
| 7.3.4 共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兰州庄园牧场公司股票市值管理方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相关市值管理理论综述 |
| 2.1 市值管理相关理论 |
| 2.1.1 市值管理相关概念 |
| 2.1.2 市值管理相关理论 |
| 2.2 国内外市值管理发展情况 |
| 2.2.1 国内市值管理发展情况 |
| 2.2.2 国外市值管理发展情况 |
| 2.3 国内外市值管理研究情况 |
| 2.3.1 国内市值管理研究情况 |
| 2.3.2 国外市值管理研究情况 |
| 2.3.3 国内外研究情况评述 |
| 第三章 兰州庄园公司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庄园牧场基本情况 |
| 3.1.1 基本信息 |
| 3.1.2 业务情况 |
| 3.1.3 财务情况 |
| 3.1.4 股权关系情况 |
| 3.1.5 员工构成情况 |
| 3.2 庄园牧场市值管理现状 |
| 3.2.1 价值创造方面 |
| 3.2.2 价值经营方面 |
| 3.2.3 价值实现方面 |
| 3.3 庄园牧场市值管理问题分析 |
| 3.3.1 战略问题 |
| 3.3.2 管理问题 |
| 3.3.3 投融资问题 |
| 第四章 兰州庄园公司股票市值管理方案设计 |
| 4.1 市值管理目标 |
| 4.1.1 业务目标 |
| 4.1.2 管理目标 |
| 4.1.3 资本目标 |
| 4.2 市值管理方案的设计原则 |
| 4.2.1 成本最低原则 |
| 4.2.2 风险最低原则 |
| 4.2.3 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 4.3 市值管理方案的设计方法与途径 |
| 4.3.1 市值管理方案设计方法 |
| 4.3.2 市值管理方案设计途径 |
| 4.4 庄园牧场市值管理方案内容 |
| 4.4.1 基于DEA模型市值管理效率分析 |
| 4.4.2 市值管理财务基础 |
| 4.4.3 价值创造方案 |
| 4.4.4 价值经营方案 |
| 4.4.5 价值实现方案 |
| 4.5 市值管理方案实施 |
| 4.5.1 市值管理方案实施过程 |
| 4.5.2 市值管理实施进度安排 |
| 4.6 市值管理风险控制 |
| 4.6.1 市值管理风险类型 |
| 4.6.2 市值管理风险管控措施 |
| 第五章 兰州庄园股票市值管理方案的评价与实施保障 |
| 5.1 市值管理方案的评价 |
| 5.2 市值管理方案的政策支持 |
| 5.3 市值管理方案的实施保障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问题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4）XS公司融资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融资渠道方面研究现状 |
| 1.2.2 融资风险成因方面研究现状 |
| 1.2.3 融资风险识别、评价方面研究现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融资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
| 2.1 融资风险概述 |
| 2.1.1 融资的定义及融资方式 |
| 2.1.2 融资风险的含义 |
| 2.1.3 融资风险的特征 |
| 2.2 融资风险管理 |
| 2.2.1 融资风险的识别 |
| 2.2.2 融资风险的评估 |
| 2.2.3 融资风险的控制 |
| 2.3 财务杠杆分析法 |
| 2.3.1 财务杠杆分析法的原理 |
| 2.3.2 财务杠杆分析法的评价 |
| 2.4 功效系数法 |
| 2.4.1 功效系数法原理 |
| 2.4.2 功效系数法的评价 |
| 第三章 XS公司融资风险识别 |
| 3.1 XS公司概况 |
| 3.1.1 XS公司简介 |
| 3.1.2 XS公司组织架构 |
| 3.1.3 XS公司财务状况 |
| 3.2 XS公司融资现状 |
| 3.2.1 XS公司融资结构存在问题 |
| 3.2.2 XS公司债务期限存在问题 |
| 3.3 XS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
| 3.3.1 XS公司资产质量状况分析 |
| 3.3.2 XS公司债务状况分析 |
| 3.3.3 经营状况分析 |
| 第四章 XS公司融资风险的评估 |
| 4.1 财务杠杆系数法的XS公司融资风险评估 |
| 4.1.1 财务杠杆系数法定义范围 |
| 4.1.2 XS公司融资风险评估分析 |
| 4.2 功效系数法的融资风险综合评估分析 |
| 4.2.1 财务指标选取 |
| 4.2.2 指标权重 |
| 4.2.3 融资风险区间划分标准 |
| 4.2.4 XS公司融资风险综合评估分析 |
| 第五章 XS公司融资风险控制措施 |
| 5.1 调整融资结构 |
| 5.1.1 优化负债性融资 |
| 5.1.2 增加权益性融资 |
| 5.2 制定融资管理目标 |
| 5.2.1 控制融资成本 |
| 5.2.2 设定合理融资规模 |
| 5.2.3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
| 5.3 完善企业内控制度 |
| 5.3.1 定期进行融资风险预警 |
| 5.3.2 提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释义 |
| 一、文化产业 |
| 二、文化产业管理 |
| 三、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公共治理理论 |
| 三、人力资源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转型趋势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演进 |
| 一、文化产业管理与其他人文社会领域的关系 |
| 二、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归属:从多学科介入到最终确立 |
| 三、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现状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反思 |
| 一、三种模式:工作室制、项目引导式与协议式 |
| 二、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反思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改革的动力源 |
| 一、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二、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供给侧改革 |
| 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
| 第四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及问题检视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调查分析 |
| 一、调查目的和意义 |
| 二、调查对象与内容 |
| 三、问卷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问题检视 |
| 一、政府人才政策和服务保障机制不完善 |
| 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不匹配 |
| 三、企业人才培训与激励的相关措施匮乏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 |
| 一、制度性局限 |
| 二、观念性障碍 |
| 三、发展水平限制 |
| 第五章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特色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理念 |
| 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并重 |
| 二、德国:双元制与能力本位 |
| 三、英国:聚焦应用能力培养 |
| 四、日本:产官学一体化模式 |
| 五、澳大利亚:创意产业驱动人才培养 |
| 第二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培养特征 |
| 一、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 |
| 二、全面丰富的文化产业创新课程体系 |
| 三、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与产学研一体化 |
| 四、人才培养投资方案与财政政策保障 |
| 第三节 国外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经验借鉴 |
| 一、贯穿“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
| 二、注重文化产业管理创新创业实践 |
| 三、加大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 |
| 四、加强高校文化建设,优化创新育人环境 |
| 五、构建政府—高校—产业三螺旋协同机制 |
| 第六章 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机制 |
| 一、C-GUE人才培养机制模型构建 |
| 二、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主要特征 |
| 三、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运行保障 |
| 第二节 政府层面:加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
| 一、建章立制:完善人才培养制度体系 |
| 二、观念引导:树立科学人才观念导向 |
| 三、统筹规划:合理优化文化产业布局 |
| 四、综合协调:多种手段加强协调监管 |
| 第三节 高校层面:推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 |
| 一、模式更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 |
| 二、师资建设: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
| 三、教材建设:健全教材质量评价体系 |
| 四、文化建设: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
| 第四节 企业层面: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成长与评价机制 |
| 一、激励管理:建立全方位人才激励机制 |
| 二、利益共享:构建风险共担的投资机制 |
| 三、人才考核:健全人力资源的考核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7）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研究基础论述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社会变迁与期刊发展 |
| 1.1.2 研究目的：学科动态与现代化进程 |
| 1.1.3 研究意义：学术意义、社会意义与方法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成果述要 |
| 1.2.1 对期刊文献特征的研究 |
| 1.2.2 对期刊媒介自身和社会效益的研究 |
| 1.2.3 小结：国内建筑期刊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3.2 研究内容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
| 1.3.3 原始数据的来源 |
| 1.3.4 本研究可能的局限 |
| 1.4 论文结构 |
| 2 期刊论文生产与作者发文量研究 |
| 2.1 两本期刊历年发行情况 |
| 2.1.1 《建筑学报》历年发行情况 |
| 2.1.2 《建筑师》历年发行情况 |
| 2.2 两本期刊发文量及其年度变化 |
| 2.2.1 《建筑学报》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2 《建筑师》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
| 2.2.3 小结：两本期刊学术生产情况 |
| 2.3 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1 《建筑学报》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2.3.2 《建筑师》的作者发文量及被引量分析 |
| 3 作者机构发文量和空间分布研究 |
| 3.1 作者机构分类和发文量研究 |
| 3.1.1 机构分类依据 |
| 3.1.2 《建筑学报》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3 《建筑师》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总量及年度变化 |
| 3.1.4 小结：发文机构论文生产情况 |
| 3.2 高等院校机构的发文量研究 |
| 3.2.1 建筑院校机构研究统计项的延续与扩充 |
| 3.2.2 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总量 |
| 3.2.3 1954-2014年八大院校在两本期刊上的发文年度总量 |
| 3.3 机构地域空间分布 |
| 3.3.1 机构地域信息录入依据 |
| 3.3.2 《建筑学报》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3 《建筑师》论文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 |
| 3.3.4 小结：发文机构空间分布情况 |
| 3.4 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1 数据采集 |
| 3.4.2 《建筑学报》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3 《建筑师》研究对象地域空间分布 |
| 3.4.4 小结：研究对象空间分布情况 |
| 4 关键词、题名名词年度变化研究 |
| 4.1 工作方法说明 |
| 4.1.1 数据采集 |
| 4.1.2 数据整理 |
| 4.1.3 分析方法 |
| 4.2 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1 研究情境 |
| 4.2.2 《建筑学报》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2.3 《建筑师》关键词、题名名词词频概况 |
| 4.3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 |
| 4.3.1 数据源分析 |
| 4.3.2 《建筑学报》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3.3 《建筑师》高频词年度变化 |
| 4.4 关键词研究结果对比 |
| 4.4.1 时间段内高频关键词的对比 |
| 4.4.2 高频关键词年度变化趋势对比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建筑类知识生产基本状态 |
| 5.1.1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量性分布 |
| 5.1.2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地理分布 |
| 5.1.3 从两本期刊看建筑类知识生产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基于关键词研究 |
| 5.2 学科知识生产呈现的中国建筑现代化图景与发展趋势 |
| 5.2.1 总结：知识生产历程 |
| 5.2.2 讨论：动态与趋势 |
| 5.2.3 展望：学科发展要求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创新之处 第一章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背景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后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概况 |
| 一、战前西北近代工矿业的初步开发 |
| 二、战时西北近代工矿业的全面开发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前后中国银行的工业投资活动 |
| 一、战前中国银行的工业投资活动 |
| 二、抗战开始后中国银行的机构变动 |
| 三、战时中国银行的工业投资活动 第二章 抗战时期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建与发展 |
| 第一节 雍兴公司的创建经过和概况 |
| 一、创建过程 |
| 二、基本概况 |
| 第二节 雍兴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 |
| 一、单独投资厂矿 |
| 二、参加投资厂矿 |
| 三、接管其他工厂 |
| 四、相关学校 第三章 抗战后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与结局 |
| 第一节 雍兴公司的战后发展计划 |
| 一、设计蓝图 |
| 二、准备措施 |
| 第二节 雍兴公司的发展情况和结局 |
| 一、调整经营管理 |
| 二、推进业务活动 |
| 三、结束大陆经营 第四章 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评价 |
| 第一节 雍兴公司的双重发展环境 |
| 一、中国银行的投资和管理 |
| 二、国民政府的监管和优待 |
| 第二节 雍兴公司的社会经济影响 |
| 一、满足战时军需民用 |
| 二、推动西北工业发展 |
| 第三节 雍兴公司的经营管理启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 学术价值 |
| 2. 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 关于合作运动的研究 |
| 2. 关于合作金融的研究 |
| 3. 关于信用合作社的研究 |
| 4. 关于合作金库的研究 |
| 三、研究目标及创新之处 |
| 1. 研究目标 |
| 2.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合作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合作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 一、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合作思潮的兴起及传播 |
| 三、合作金融的概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合作金融在中国的实践 |
| 一、华洋义赈会的成立 |
| 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创办 |
| 三、合作金库的创办 |
| 第二章 抗战前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初步兴起 |
| 第一节 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的背景 |
| 一、自然灾害频发 |
| 二、农村经济的凋敝 |
| 三、稳定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兴起与运作方式 |
| 一、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概况 |
| 二、借贷资金的来源 |
| 三、借贷对象及用途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全面发展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概述 |
| 一、抗战时期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背景 |
| 二、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西安分行对陕西合作社的贷款 |
| 一、农业生产贷款 |
| 二、农产运销贷款 |
| 三、农业推广贷款 |
| 四、农田水利贷款 |
| 第三节 合作金库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
| 一、陕西设立合作金库的必要性 |
| 二、合作金库的在陕西的创办 |
| 第四章 抗战结束后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衰落 |
| 第一节 抗战结束后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衰落 |
| 一、农业生产贷款 |
| 二、普通生产贷款 |
| 三、粮食增产贷款 |
| 四、农业推广贷款 |
| 五、农产运销贷款 |
| 第二节 抗战结束后陕西省合作金库的发展与衰落 |
| 一、中央合作金库陕西省分库概述 |
| 二、中央合作金库陕西省分库的主要业务活动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评价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绩效 |
| 一、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 |
| 二、促进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
| 三、发展农村合作事业,抑制高利贷盘剥 |
| 四、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的不足 |
| 一、贷款手续繁杂,影响农时 |
| 二、一些地主豪绅把持农贷,贫苦农民得利极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西安金融》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经济自组织的特大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北京和东京为例[D]. 白光.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兰州庄园牧场公司股票市值管理方案设计研究[D]. 邱丹. 兰州大学, 2020(01)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4]XS公司融资风险管理研究[D]. 樊理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9(02)
- [5]我国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研究[D]. 周雨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6]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7]从建筑期刊探究学科知识生产的演变 ——以《建筑学报》、《建筑师》为研究对象[D]. 龙梅. 重庆大学, 2016(03)
- [8]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1940-1949）[D]. 冯洁.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9]民国时期陕西农村合作金融研究[D]. 刘霄.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