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岛投资四千万 学校告别“土”操场（论文文献综述）
庄细细[1]（2020）在《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实践方式。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妇女“国民责任”,成为了她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同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初步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妇女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创建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近代中国战乱频发和灾荒饥馑,具有善心的近代妇女积极结成团体从事慈善活动。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这亦推动了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觉醒,开展了有别于传统的妇女慈善活动。在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而在慈善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转变;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涨使得近代妇女团体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时期慈善活动开始多样化;在慈善救济理念上,由“养”转变到“教”;在慈善组织上,基督教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发,妇女团体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慈善活动重心由筹款赈灾转向“民族救亡”。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妇女团体在慈善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团结一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活动,而这时基督教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也更加活跃。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近代妇女团体慈善事业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复员为中心的战后救助,寡弃妇女成了重要救助对象,而举办廉价托儿所成了新的慈善内容。由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演进所知,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赈济灾荒、抗敌后援、慈善教育、儿童保育和戒除烟瘾、法律援助等。透过其慈善活动的内容,亦可窥探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进行探究,发现近代妇女团体更擅长通过娱乐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更加关注儿童保育。其次,引入社会阶层理论对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妇女引领近代妇女慈善。最后,分析妇女的生理特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指出近代妇女团体逐渐从辅助男性开展慈善活动的配角转变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逐渐撑起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半边天。同时,通过考察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与特点,亦可看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宣扬了妇女解放思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战争中的募捐救济活动还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一定贡献。当然,受到近代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汪浩[2]（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抗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也使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抗战的研究自爆发以来即成为中外学界的一门“显学”,在历史学“下沉”背景下,建筑和城市从社会经济史的物化空间进入到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战时重庆住房问题是反映战争状态下中国城市社会变迁重要的历史现象。论文主体架构共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与结语。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与意义,认为住房对于人类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使个体生命获得安全与健康保证,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住房也是国家民生建设的重要标识,考验着执政党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同时,在当代世界,如何让人们诗意栖居也是研究住房问题的重要动力。对于战时重庆住房问题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抗战史学理论研究深度,为城市社会史研究开拓新视野,而且对于政府解决民生困局有着观古照今的实践作用。正文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阐述战前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战前重庆经济已在西南诸省独占鳌头,但社会发展极不均衡,社会问题突出。在居住方面,受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影响,整体居住环境欠佳;城市房租并不昂贵,除了繁华地带人口集中以外,整个城市住房并不拥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城市建制不断演进。为解决居住问题,重庆建造了公馆、别墅、平民新村等各类住房,也建造了一大批具有战争特色的“抗战房”,甚至防空洞也用作临时“住房”,重庆的住房呈现多样化形态。第二章阐述战时重庆城市住房困境诸多面相。既有承租人面临的缺少房屋的艰难,也有出租户面对租金上涨受限、拆迁补偿款难以到位、建筑房屋动能不足等困扰。住房匮乏给重庆人民带来了诸多生活困难,甚至影响了民众健康与生存。第三章分析战时重庆住房困境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战时重庆住房问题导致的纠纷是战时社会主要的纠纷类型。住房缺乏以及居住环境恶劣,易产生狭隘心理或造成失衡心态,助长了种种反社会行为。战时重庆住房困境造成的社会分裂,不仅造成战时阶层之间的不满和对立,也使团结抗战蒙上阴影。第四章审视造成战时重庆房荒的原因。在诸多可见的因素中,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是造成战时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的根本原因。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去家园,涌入大后方,远远超过了重庆等城市承载力。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也造成房屋损毁至少达到城区房屋数目的三分之二以上,加剧了重庆城区住房困难。第五章从立法角度阐述房荒治理。法律是组建国家机构与实施社会管理权力的有效工具。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重庆房荒问题,密集立法,建构战时重庆临时的稳定性社会秩序,从法律政策层面基本完成了战时房屋救济任务。战时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第六章阐述由于重庆战略地位突显,国民政府加强了掌控重庆。重庆市政建设受到国民政府中央制约而不再完全是一种地方行为。重庆市政府积极应对房荒,执行战时重庆城市住房的规制和调剂政策,从房屋建设、住宅租售、住户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第七章从民众的视角阐述应对战时重庆房荒困境。在战时重庆,实施国难自救成为战时重庆社会共识。面对战时重庆城市房屋的困境,重庆民众积极参与解决住房困境,通过多种途径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度过了战时重庆住房最困难时期,为抗战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文章结论认为:消灭战争,就要研究战争;住有所居,就要研究“住房问题”,全文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重回抗战时期历史现场,审视抗战图景下,重庆城市住房短缺的严重状况,透视战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幸;二是探讨导致重庆城市住房困境的原因,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是造成战时重庆城市住房困难乃至中国人民生活不幸的根本原因;三是通过对战时住房困境的解决,书写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自强的抗战精神以及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希望与追求;四是梳理战时国民政府、重庆地方政府以及民众个体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政策与措施,反思当今城市治理中住房问题解决之道。结论进一步总结分析了战时重庆住房问题研究的目的和历史价值。认为,战争时态下的重庆城市住房绝非是简单具有居住属性的人造建筑,战时重庆城市住房的匮乏、损毁、重建、纠纷以及围绕住房产生的种种社会关系,已和日本侵华、抗战大业、种族延续、民族存亡、国际观瞻等紧密相连。住房问题是战争时态下重庆人民真实生活的呈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物理形态的寄托,是体现战时重庆人民乃至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屹立不倒、坚强不屈精神的“最有力的表征符号。”结论对论文研究主旨进行了认真反思,呼吁人们以史为鉴在历史进程中反思如何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延续;反思如何应对战争、灾难造成的千千万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潮;反思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安宁栖居地球做好前行的规划。
叶设玲[3]（2018）在《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民国时期,休闲教育被认为是改善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休闲教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本文以休闲学的学术思维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基于民国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对民国休闲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以揭示其中丰富而精辟的休闲教育智慧。绪论是古今中外的休闲教育研究的述评。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民国时期的休闲教育应是我国现代意义上休闲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开端。挖掘民国休闲教育思想能拓展中国现当代休闲学研究视野,弘扬休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并推动我国当下休闲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第一章探讨民国休闲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产生是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成果,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逐渐走向现代生活文明的印证。民国时期“培养新民”的时代特征、走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及西式生活理念的传播,为民国休闲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提供了有利环境。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二章探讨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从思想与实践、传统与西方两个维度来作分析。民国休闲教育思想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孟“闲居为不善”的训教、《学记》中“藏息相辅”的教育方式,以及唐宋山林讲学与游学的休闲教育之风,并在借鉴西方休闲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如亚里士多德的“闲暇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斯宾塞的闲暇教育论、杜威的生活教育论,在当时广泛流行的“民众本位”与“现代教育理念”的社会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在看到与听到当时西方主要国家休闲教育的成果与实践后,构筑了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多个理论支点。第三章论述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内涵。本章根据民国学者对休闲教育不同角度的认知和定位,将休闲教育的内涵分为五个方面:指导善用闲暇时间之教育、调剂生活之娱乐教育、指向艺术生活之教育、追求快乐幸福之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社会补充。这是认识休闲教育的五个不同的角度,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自身经历及目标群体有关。第四章探讨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流派。以陶行知和俞庆棠为代表的民众派,强调回归生活、回归人民;以蔡元培、朱光潜为代表的学院派,将休闲教育视为实现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以林语堂、梁实秋、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生活艺术派,他们的休闲教育思想共同的逻辑起点是休闲教育能有助于超脱世俗远离不良道德,达到生活之艺术化。第五章主要论述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实践。主要从学校、民众、乡村三个方面展开。学校休闲教育的实践主要包括游戏娱乐、艺术创作、户外活动、社会实践等方式。民众休闲教育坚持经济性、服务性、引导性等原则,以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新民茶社等为主要休闲教育组织。乡村休闲教育主要通过公益电影、民乐、补习班、戏剧等形式来实施。第六章是对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评价。民国休闲教育思想基于对“闲暇”价值的肯定,倡导社会多方推动共同实施,倡导民众平等、全面共享的进步思想,并与时代结合致力于挽救国家危亡与改善民众生活,同时注重与实践的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局限性在于全民休闲教育理想与社会实践形成反差,艺术追求与谋求生存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最后是余论。当下的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积极倡导实施休闲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方法。在全国推行公共休闲教育计划、在教育系统内构建学校休闲教育体系,这是本文最后给出的参考性建议。
郭旭[4]（2015）在《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中国酿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先民已经准确了解了酿酒的相关知识及饮酒礼仪。中国古代的酒以谷物酿制为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密切。酒在中国农业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举凡祭祀、丧葬、嫁娶、交际、礼仪、节日,均少不了酒这种道具,饮酒贯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始终;另一方面,酿酒业的发展又必须消耗部分粮食,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灾荒和战乱频繁,政府又不得不考虑限制酿酒业的发展以部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饮酒被当作一个普遍接受的行为,而较少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酗酒顶多被看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也被认为是个人因素造成的。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酿酒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饮酒及相关问题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方兴未艾。但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酿酒历史还是酒文化,都未将中国酒业和酒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多是静态的、共时性的描述。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文化的急遽变迁,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代酒业和酒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洋酒大规模输入,啤酒、葡萄酒等新式酒类的普遍消费,国家酒类管理制度的变迁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力图真实展现近代酒业发展及其生产、运输、销售、消费情形,总结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及人们对健康饮酒的科学认识,深入研究近代酒税制度及其变迁,剖析贵州茅台酒在近代的发展,为了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个案。除绪论和结论外,论文主体由七章组成,主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传统酿酒业,是指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黄酒、白酒酿造业。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传统酿酒业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地域特征,在北方以高粱酒、烧酒为主,南方以黄酒、米制烧酒为主,西南、西北等地则以杂粮酒为主。从酿制技术上言,也渐趋成熟,无论是黄酒还是白酒的酿造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与今日无异。二,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外国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权利,洋酒也开始随着其他商品大肆涌入中国。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是直接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结构,丰富了酒类品种;其次是刺激了诸如葡萄酒、啤酒等新式酿酒业在中国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近代酿酒产业的结构。三,近代中国酒类生产、运输和消费情形。在近代中国,酒类生产多是作坊式生产组织,但也开始出现公司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虽然在数量上未占多数,但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酒业资本规模、效益、成本、利润、工人及工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近代酒类运输、推销、广告、品牌推广和商标保护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酒类消费方面,近代酒类消费场所、消费文化出现了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特征。四,对酒的科学认识。这主要体现在酿酒科技和健康饮酒两个方面。酿酒科技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上,研究人才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发酵和酿造研究的群体,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酿酒知识开始向大众传播和普及。在这一时期,国人也开始从近代科学的角度关注和审视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人们认识到饮酒会对饮酒者的身体、行为、道德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力倡导健康饮酒。五,近代酒税制度的变迁。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1915年,北京国民政府将酒类管理纳入国家政策层面。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对酒税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决算系统的正轨。并对原有酒税税率及征收制度加以改革,实行类似于专卖的公卖制度,征收公卖费,新征营业税性质的烟酒牌照税,对酒类生产和流通领域加强管理。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酒税制度又进行了一些改革,相继开征了土酒定额税和国产烟酒类税,并实现关税自主权,加强了对进口酒类税收稽征和管理。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各地也因灾荒实行过不同程度的禁酒,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六,近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个案分析。近代是贵州茅台酒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形成了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鼎足生产的态势,时人对茅台酒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这一时期,茅台酒酿造原料使用、粮曲比、操作设备,乃至制曲、发酵、酿造、蒸馏、储存等工艺流程,已与今日相差无几,酿造工艺趋于成熟和定型。茅台酒的影响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品饮者无不对茅台酒表示赞赏之情。同时,茅台酒的发展也受酒税制度、交通、经营方针与策略、原料、包装、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茅台酒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透视近代中国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吕晶[5]（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认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孙璐[6]（2014）在《民国全运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全运会是民国时期中国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的近代体育发展水平。但是,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并不像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运会那样一帆风顺,也不像今天的全运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举行,而是历尽艰辛,步履蹒跚。民国全运会的举办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陡然衰落的过程。按照民国年间体育界的说法,民国全运会总共举办过七届,但所谓的民国第一届全运会是举办于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之后民国全运会的届次即以此类推下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模糊了历史界限,既然是民国时期的全运会,就不应该把1910年举办的运动会计算在内。也就是说,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共举办过六届全国运动会。根据民国历届全运会的举办年代以及举办水平,笔者将民国六届全运会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评述。晚清全运会和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前者于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南京举行（晚清时期举办,民国时期追认为第一届全运会）,后者在民国三年（1914年）于北京举行。这一时期正是清末民初时期,辛亥革命的烽火摧毁了老大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家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北洋政权窃取了革命果实。民国全运会正是在这样动乱的背景下,由基督教青年会筹划开办的,一切主办权均归由西方人控制的基督教青年会所有。参赛队伍仅有来自国内少数学校的学生运动员,比赛项目仅有田径和球类运动,没有女子运动项目。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尚处于萌芽草创时期,一切制度均按照英美国家的标准和范式,全运会的举办地点也都不是专业的体育场所。此时的全运会虽冠名为全国运动会,但实际上仅有几所大城市里的学校学生参与,当时的全运会也仅有少数热心体育的国人知晓,在社会上并无影响力。民国近代体育在此时仍处于萌芽期,因大多数人对于体育尚无概念,学校体育尚停留在军事体操的阶段,对田径、球类等运动尚不熟悉。因此,这一时期是民国全运会的萌芽草创期,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备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二、影响范围小,不受民众重视；三、主办权归外国人所有,规则标准以国外为准。虽然这一时期的所谓全运会名不副实,不过它们的举办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直至清末新政时期,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之上的。在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薄弱的基础上,晚清全运会和民国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仅仅是点燃了民国全运会的星星之火。民国第二届全运会于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相互之间忙于争权夺利,在近代体育方面疏于重视,因此这一阶段的近代体育发展步履蹒跚,路途坎坷,1914年之后的10年内竟未能再举行一次全国运动会,是为这一时期近代体育发展艰难的佐证。及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队成绩一落千丈的糟糕表现,都促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了出来,在体育界亦掀起了收回体育主办权、努力发展民族体育的热潮。在这种背景下方才有1924年于湖北武昌举行的民国第二届全运会。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主办权首次被中国人收回,参赛单位也第一次出现了以省份报名的情况（虽然仍然以五大区的划分作为基础）,参赛规模较清末民初时期的全运会更加庞大,参赛选手达到数百人。在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上,女子体育首次亮相全运会的舞台,虽然仅仅是作为表演赛,不列入正式成绩,但足以证明民国体育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成果,推广普及范围较清末民初时期明显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有所扩大,举办水平开始上升,民国全运会从此初具雏形；二、影响范围有所扩大,在举办地及其周边地区均产生较大影响,对当地近代体育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三、首次实现了由中国人掌控全运会主办权,是为收回体育主权的表现。全运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之中才真正开始引起相当数量和一定范围内国人的重视和注意。民国第二届全运会的举办是建立在近代体育项目逐渐在学校普及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时期,学校体育逐渐走向近代化是本届全运会举办的重要基础,五四运动和远东运动会中国的失败是本届全运会的诱导因素。民国全运会的举办从此开始缓慢起步,走上正轨。民国全运会的繁荣时期包括民国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运会,分别于1930年、1933年和1935年在杭州、南京、上海举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这三届全运会都是在“黄金十年”举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年底实现了对中国全境的统一（虽然仅仅是形式上的）,虽然这一时期接连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日寇挑衅的大事件,东北地区沦于日人之手,华北地区也岌岌可危,但此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都达到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较好的文化氛围还是为这一时期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创造了历史最好条件。这一时期的民国全运会开始由中国的中央政府全程组织筹划。从民国第三届全运会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拨款用于组织筹划全国运动会,包括建筑体育场等相关设施,一并包揽,这时期的每届全运会筹划都会由南京国民政府拨款修筑一座大型体育场以供大会及今后其他各种运动会使用。全国运动会在此时期举办频率高,规模也越来越大,参赛团体开始以各省为单位参加比赛,并且参赛省份越来越多,从第四届民国全运会至第五届民国全运会,全国各地包括边疆省区诸如新疆、西藏、青海、云南、东北地区等均有派代表团体参加大会,运动选手中不乏来自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运动选手,运动员的身份也不再是以学生作为主力,社会各界人士均有参加比赛,全运会场面愈益宏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女子体育项目开始计入正式成绩,取得了与男子体育项目平等的地位。全运会的举办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制度化轨道,而近代中国体育的各个竞技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旧中国时期各体育项目最高纪录也大多在这一时期的全运会上诞生。因此,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达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大会水平为旧中国历史上最高；二、全运会的影响遍及全国范围,对各地近代体育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边疆地区体育发展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催化作用；三、中央政府主导筹划全国运动会成为定制,并将全运会的举办逐渐引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轨道。民国全运会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代背景下,振兴体育、自强不息不但成为体育界的精神动力,也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这一时期的全运会成为激励中国人民的动员大会,民国第五届全运会甚至成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全民誓师大会。这一时期民国全运会的举办基础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起的体育行政体系对全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领导以及自清末民初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学校体育体系。民国最后一届全运会即1948年于上海举行的民国第六届全运会。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经历了8年浴血奋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很快又陷入了国共内战的烽烟中。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拒绝履行重庆谈判所签订的以和平方式建立新中国的双十协定,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为换取美国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国内经济趋于崩溃,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被用于战争,荒废了8年之久的近代中国体育错失了恢复发展的良机。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完全是国民政府为粉饰太平、安抚国内反对内战的声音以及转移民众注意力、加强内部团结而举办的安抚大会。从参赛规模和和参赛人数来说,本届全运会都达到了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的最高峰,但是从大会筹划组织以及举办水平来看,本届全运会也是民国全运会历史上筹备最为仓促、秩序最为混乱的一届大会。本届全运会赛场上出现多起运动员打人事件,观众席上出现多次拥挤踩踏事故,致使大会观众多人受伤。本想以全运会的举办来笼络人心的国民政府,却将人心涣散的局面用本届大会上这样的混乱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再将本届全运会的优胜成绩与之前几届民国全运会相比,就会发现大部分竞技成绩不进反退,这正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动乱环境给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体现。这一时期的全运会具有以下特点：一、举办规模和参赛人数创民国全运会有史以来最高纪录；二、比赛秩序之混乱创民国全运会之最；三、人心涣散成为本届大会所表现的实际主题。本届全运会举办的基础是建立在抗战时期撤退到大后方以保存实力所积累的体育人力资源之上的,再加上抗战时期,日军的铁蹄从未踏入大西北边疆地区,因此大西北地区的近代体育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本届全运会上得到较好的体现。国民政府为笼络人心、加强内部团结而坚持举办大会是本届全运会能够举办的主观动因。
武明雄（VO MINH HUNG）[7]（2014）在《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研究（1991-2011）》文中研究指明越南和法国不仅有着悠久历史关系,而且是特殊的关系。在19世纪中叶,法国侵略越南,逐渐把越南变成他的殖民地。到1954年,在奠边府一役失败之后,法国政府被迫于1954年7月20日签署了日内瓦协定,主要是公开承认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虽然战争的伤口还没全愈,但是要保持法国在越南的利益和影响力,法国选择了与越南结为良好的关系,将越法两国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美好的关系。1973年4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跟越南民主共和国（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另外,自法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帮助越南摆脱经济制裁,且支持越南融入国际社会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所以,需要每个不同文化、不同类型、不同制度的国家日益合作发展、日益交融,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越法也不例外。因此,越南与法国随着国际社会潮流的发展,迅速改变自己的外交策略,恢复了外交关系。1986年,越南在越共“六大”确立了全面革新的路线,提出了“广交友,少树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特别是“扩大与西欧发达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尤其是与法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国也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亚洲新外交政策”。可见,越南与法国不谋而合,不断寻找合作机会,拓展共同利益,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所以,越法两国的利益可以作为互相合作的桥梁。法国将越南视为一个在亚洲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并且法国通过与越南的关系,可以进入亚洲市场。同时,法国是越南与欧洲关系的桥梁,帮助越南进入欧洲市场。至今,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更特别的是,在2013年,正是两国邦交40周年之际,将两国之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辟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可以以扬帆破浪的航船来形容越法关系。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无论经历多少困难挫折,“或许摇晃但绝不会下沉”,并最终抵达成功的彼岸。越法关系已经成为勇于结束过去、越过坎坷曲折的象征,两者结束了沉痛的过去,共同努力建立战略互信,开创和平、友好和发展的未来。同时,越法在全球、跨地区和地区多边论坛上积极配合。至今,越法之关系成为了欧洲工业强国和正在活跃发展的东南亚国家的东西合作典范。因此,对越法关系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和迫切的需要。本论文首先以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背景,然后从国际战略视角出发,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和历史主义方法等,以深入地研究越法关系的战略地位,系统地简述越法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阐述与分析越法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针对越法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其提供解决途径的建议,以促进与加强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对未来越法关系发展进行前瞻性的分析。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越法历史关系回顾本章,主要介绍越法从战前至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关系。具体地介绍越法关系是由商贩和法国传教士开启的、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法国把越南变为他的殖民地。同时,简介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关系。第二章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本章是本文的核心。首先,深入分析对越法两国之关系的影响因素。例如,国际背景与地区状况、两者的外交政策等。其次,通过阐述与分析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例如,外交、政治、文化等等说明两国的实际状况与展望。第三章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整体评价本章,主要分析越法关系的主要特点、存在的问题,并且提供解决的路径,以促进与加强两国未来的发展。最后,总结越法关系的若干启示与越法关系的前瞻。
陶海洋[8]（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格非[9]（2011）在《春尽江南》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招隐寺1"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
吴郁琴[10]（2012）在《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 ——以民国时期江西省为中心》文中认为公共卫生是关系一个国家和或地区范围内所有人群卫生习惯与健康安全的公共事业,公共卫生相关制度的制订推行以及公共卫生习惯的教化养成,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透过公共卫生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定区域内国家权力如何运作?不同社会群体的卫生观念有何区分?中西医的冲突如何展开?近代卫生医疗观念如何形成?等等。本文共五章,分三大部分。第一部为前三章,以民国时期江西公共卫生事业的演变为中心,首先从卫生制度上,着重分析了江西省的四级卫生行政组织体系、卫生法规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江西省中西医人力资源分布状况,政府对卫生人员的教育、培训与管理,政府的卫生经费划拨与基层医院的经费困境。其次,从卫生实践上,分别论述了江西的防疫制度与鼠疫、血吸虫病防治事业,江西的妇幼卫生教育事业,包括饮水、公厕在内的城乡环境卫生改良事业。第二部分即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政府如何通过“公医制度”的建立和“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推行,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公医制度是国民政府在引进国外医疗保障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目的在于降低人口死亡率,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增进国民健康。而首先发端于南昌的“新生活运动”则是从“清洁”、“规矩”入手,力图改造脏乱、苟且、散漫的国民生活习惯,养成国民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的新风尚。事实上,国民政府在积极推行这些公共卫生制度,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运动背后,同时还隐含着政府增强政府合法性、建立“新权威”的政治诉求。同样,在江西省的苏区,苏维埃政权也在非常重视公共卫生的防疫工作,并将防疫提高到关系政权存亡的高度。第三部分即第五章,主要以中医与西医的冲突为中心,分析了专业化的西医职业群体的兴起以及新式卫生理念的逐步形成,迫使中医日渐失去话语权,但在基层社会中,中医却远远没有退出其“主流”地位,“新”病人与“旧”病人也是杂然相处。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博弈由激烈冲突转而归于平静,大小传统之间重新达成相对平衡。综观民国时期江西公共卫生事业的艰难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国家的积贫积弱、政府力量有限、公职人员的敷衍、医学人才的严重短缺,以及民众素质较低,一起阻碍着民国卫生事业发展,“公医制度”因此而成为泡影。尽管如此,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公共卫生的近代化建设还是对人们的卫生观念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也正是在这种新旧交织的过程中艰难前进的。
二、青岛投资四千万 学校告别“土”操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青岛投资四千万 学校告别“土”操场（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大 |
| 第三节 政治诉求的表达 |
| 第四节 灾荒饥馑的触动 |
| 第五节 战乱频仍的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至民国前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三节 抗日救亡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以后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赈济灾荒 |
| 第二节 抗战后援 |
| 第三节 慈善教育 |
| 第四节 儿童保育 |
| 第五节 其他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擅长欢娱慈善 |
| 第二节 关注儿童保育 |
| 第三节 精英女性的引领 |
| 第四节 从女性特质看其善举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评价 |
| 第一节 践行妇女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 第三节 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 第四节 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缘起 |
| 二、意义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战时重庆”的研究 |
| 二、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战时”的概念界定 |
| 二、作为城市的“重庆”概念 |
| 三、“住房”与“住房问题”概念解析 |
| 第四节 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时重庆城市建制变化及多样的住房形态 |
| 第一节 战前重庆城市社会状况 |
| 一、战前重庆地方政治格局演变 |
| 二、战前重庆的经济发展概况 |
| 三、战前重庆城市社会状况 |
| 四、战前重庆城市居住状况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城市建制的演进 |
| 一、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四川省辖之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 |
| 二、国民政府行政院定“重庆市为直属市” |
| 三、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陪都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城市多样的居住形态 |
| 一、战时首都对重庆住房发展影响 |
| 二、战时重庆城市多样化的居住形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时重庆城市住房困境的呈现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城市承租人困境 |
| 一、居民租房极其不易 |
| 二、私人建房更为困难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城市出租户的另类艰难 |
| 一、畸高的住房税 |
| 二、租金不对称增长 |
| 三、拖欠房屋补偿 |
| 四、战时重庆住房拆迁典型案例——“太平巷”工程 |
| 第三节 居住环境恶劣 |
| 一、住房拥挤 |
| 二、交通不便 |
| 三、基础设施落后 |
| 四、空气污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住房纠纷是社会纠纷主要类型 |
| 一、房东与承租人的利益纠纷 |
| 二、重庆本地居民与难民之争 |
| 第二节 住房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民众心理失衡 |
| 二、逃离行为 |
| 三、不良的反社会现象 |
| 四、引发健康问题 |
| 第三节 住房不平等造成的战时阶层分化 |
| 一、食利阶层增加 |
| 二、中产阶层减少 |
| 三、贫富悬殊，阶层分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城市住房问题原因审视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人口急剧增长 |
| 一、外来人口急剧增长 |
| 二、人口进出难以掌控 |
| 三、人口分布不均 |
| 第二节 日军无差别轰炸对重庆城市住房的损毁 |
| 一、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 |
| 二、无差别轰炸下重庆房屋损失 |
|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住房政策的执行偏差 |
| 一、不能抑制权贵阶层占据大量豪宅 |
| 二、对公私建筑的过度审查 |
| 三、税收、公债减弱了民众住房消费 |
| 四、物价上涨限制了住房消费 |
| 第四节 战时民众住房消费的节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时解决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的立法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建制立法 |
| 第二节 战前城市住房救济立法 |
| 一、战前国民政府城市房屋救济立法 |
| 二、战前重庆市政府住房管理政策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城市房屋救济立法 |
| 一、国民政府立法 |
| 二、战时重庆市政府房屋救济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战时重庆市政府执行救济住房的举措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住房管理机构的组建 |
| 一、国民政府中央住房管理机构 |
| 二、重庆市政府住房管理机构 |
| 第二节 充足住房供给数量 |
| 一、规范房屋建造标准 |
| 二、建造平民住宅 |
| 三、修建新村 |
| 四、奖助民众自建房屋 |
| 第三节 疏散人口与分区建设解决房荒问题 |
| 一、疏散人口 |
| 二、规划分区建设 |
| 三、疏散区住房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战时重庆城市民众应对房荒自救措施 |
| 第一节 政府积极鼓励民众自救 |
| 一、政策支持 |
| 二、经济扶助 |
| 三、税收救济 |
| 第二节 军公教人员自救措施 |
| 一、借住 |
| 二、租房 |
| 三、改建 |
| 四、新建 |
| 五、共建 |
| 第三节 一般民众的住房自救 |
| 一、修葺损毁房屋 |
| 二、重建或新建住房 |
| 三、掌握居住安全自救措施 |
| 第四节 社会团体参与援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住房即家园：战时住房的另一深层涵义 |
| 二、保护人口资源，战时重庆住房建设的非常意义 |
| 三、住房建设培育了抗战精神与国家意识 |
| 四、战时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研究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为何关注休闲教育 |
| 1.1.2 为何关注民国休闲教育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1.3.1 国内近三十年休闲教育的研究 |
| 1.3.2 西方休闲教育研究的发展 |
| 1.3.3 有关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基本研究方法 |
| 1.4.2 史料文献的检索与归档 |
| 1.5 研究难点及创新之处 |
| 2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2.1 “培养新民”的时代需要 |
| 2.2 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 |
| 2.3 西式生活理念传播的直接结果 |
| 3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
| 3.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教育理念 |
| 3.1.1 孔孟“闲居为不善”的训教 |
| 3.1.2 “藏息相辅”的教育理念 |
| 3.1.3 唐宋山林讲学与游学的教育之风 |
| 3.2 现代教育框架下的社会教育理念 |
| 3.3 西方休闲教育思想的“东渐” |
| 3.3.1 亚里士多德“以闲暇为中心”的教育观 |
| 3.3.2 斯宾塞的闲暇教育思想 |
| 3.3.3 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 |
| 3.4 二十世纪初西方休闲教育实践的经验 |
| 4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内涵 |
| 4.1 指导善用闲暇时间 |
| 4.2 调剂生活娱乐 |
| 4.3 指向艺术生活 |
| 4.4 追求快乐幸福 |
| 4.5 补充学校教育事业 |
| 5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流派 |
| 5.1 陶行知:回归生活的休闲教育 |
| 5.1.1 休闲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 |
| 5.1.2 休闲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 |
| 5.2 俞庆棠: 平民大众的休闲教育 |
| 5.2.1 平民大众更需要接受休闲教育 |
| 5.2.2 围绕民众的特点开展休闲教育 |
| 5.3 林语堂:追求生活艺术的休闲教育 |
| 5.3.1 “优游人间”的休闲生活观 |
| 5.3.2 休闲教育在艺术生活上的作用 |
| 5.4 蔡元培与朱光潜:作为审美与艺术载体的休闲教育 |
| 5.4.1 休闲教育是审美与艺术走入大众生活的载体 |
| 5.4.2 休闲教育是审美与艺术的重要实现形式 |
| 5.5 王国维与梁启超:“嗜好”与“趣味”下的休闲教育 |
| 5.5.1 休闲教育系培养高尚之“嗜好”与“趣味” |
| 5.5.2 休闲教育系“教育完全之人物”之重要方面 |
| 6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实践 |
| 6.1 民国学校的休闲教育 |
| 6.1.1 学校开展闲暇教育的必要性 |
| 6.1.2 中小学休闲教育大纲 |
| 6.2 民众休闲教育 |
| 6.2.1 民众休闲教育目标 |
| 6.2.2 民众休闲教育内容与实践 |
| 6.2.3 民众休闲教育的特点 |
| 6.3 乡村休闲教育 |
| 6.3.1 乡村休闲教育的教育目标 |
| 6.3.2 乡村休闲教育的实施 |
| 6.3.3 乡村休闲教育的特点 |
| 7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评价 |
| 7.1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特点 |
| 7.1.1 对“闲暇”价值的肯定 |
| 7.1.2 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
| 7.1.3 全民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
| 7.1.4 “忧国”与“忧民”的现实考虑 |
| 7.1.5 理论与实验并行的休闲教育思路 |
| 7.2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7.2.1 全民休闲教育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落差 |
| 7.2.2 艺术追求理想与谋求生存现实的矛盾 |
| 8 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的当下启示 |
| 8.1 休闲教育的价值倡导 |
| 8.2 公共休闲教育计划 |
| 8.3 构建学校休闲教育体系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4）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论题说明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论题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嬗变 |
| 2.1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1.1 近代酒业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1.2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2 各地区酿酒业发展情形 |
| 2.2.1 东北地区 |
| 2.2.2 北方地区 |
| 2.2.3 南方地区 |
| 2.2.4 西南、西北地区 |
| 2.3 传统酒类酿制工艺的发展与成熟 |
| 2.3.1 绍兴酒酿造工艺与鉴别 |
| 2.3.2 高粱酒酿造工艺 |
| 2.3.3 米制烧酒酿造工艺 |
| 2.3.4 市酒酿造工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 |
| 3.1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洋酒输入 |
| 3.1.1 近代早期洋酒在中国的传播 |
| 3.1.2 20 世纪上半叶洋酒输入状况 |
| 3.1.3 上海的洋酒品牌 |
| 3.1.4 洋酒在华市场与价格 |
| 3.2 葡萄栽培与葡萄制酒的历程 |
| 3.2.1 近代中国的葡萄种植 |
| 3.2.2 葡萄酒业发展的思路设计 |
| 3.2.3 葡萄制酒的认识与发展 |
| 3.2.4 近代张裕酿酒公司发展情形 |
| 3.3 啤酒业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中国啤酒业的早期发展 |
| 3.3.2 国产啤酒之一：双合盛啤酒汽水公司 |
| 3.3.3 国产啤酒之二：烟台醴泉啤酒公司 |
| 3.3.4 近代啤酒酿制工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酒类的生产、运输与推广 |
| 4.1 近代酒业生产基本情形 |
| 4.1.1 酒业生产组织形式 |
| 4.1.2 酒业生产资本及其构成 |
| 4.1.3 酒业营业成本与利润 |
| 4.1.4 酒业工人与工资 |
| 4.2 酒类运输与推销 |
| 4.2.1 酒类运输及其地域范围 |
| 4.2.2 近代酒类的推销 |
| 4.3 酒类品牌推广与保护措施 |
| 4.3.1 广告：酒类品牌推广新方式 |
| 4.3.2 展览会、招幌与酒类品牌展示 |
| 4.3.3 酒票与商标：酒类防伪与法律保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酒类消费及其变迁 |
| 5.1 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场所 |
| 5.1.1 北京的酒店与“大酒缸” |
| 5.1.2 上海的酒店与酒馆 |
| 5.1.3 绍兴酒店 |
| 5.1.4 下层民众的街头饮酒场景 |
| 5.2 近代酒类消费文化的变迁 |
| 5.2.1 饮酒场所与环境的变化 |
| 5.2.2 酒的侍应方式发生变化 |
| 5.2.3 饮酒诉求出现新的变化 |
| 5.2.4 饮用酒类品种出现变化 |
| 5.2.5 名酒成为消费时尚 |
| 5.2.6 鸡尾酒开始流行 |
| 5.2.7 啤酒文化的发展 |
| 5.2.8 酒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淡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酿酒科技的发展和饮酒危害性的科学认识 |
| 6.1 近代中国酿酒科技的发展 |
| 6.1.1 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 |
| 6.1.2 中国酿酒研究科学化的先驱：魏喦寿、金培松 |
| 6.1.3 传统酿酒技术的总结与提高：以孙学悟、方心芳为中心 |
| 6.2 饮酒与健康的探索之路：近代对酒的医学认识 |
| 6.2.1 对酒之危害的科学认识 |
| 6.2.2 多举措促进健康饮酒 |
| 6.2.3 关于酒与健康的一些争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1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1.1 清末酒类厘金制度 |
| 7.1.2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2 北京国民政府的酒税制度设计 |
| 7.2.1 民国初年酒税征收情形 |
| 7.2.2 将酒税列入国家财政预算，改进征收管理 |
| 7.2.3 开征烟酒营业特许牌照税 |
| 7.2.4 建立公卖机构，推行公卖制度 |
| 7.2.5 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收入状况 |
| 7.2.6 烟酒公卖制度剖析 |
| 7.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3.1 南京国民政府对酒税管理的整顿 |
| 7.3.2 土酒定额税的开征 |
| 7.3.3 国产烟酒类税沿革 |
| 7.3.4 国产烟酒类税稽征管理 |
| 7.3.5 南京国民政府的烟酒类税收入 |
| 7.4“维民食”与“重国课”：民国禁酒政策演变 |
| 7.4.1“以维民食”：禁酒的初衷 |
| 7.4.2 禁酿与限饮：民国禁酒的主要内容 |
| 7.4.3“以重国课”：财税部门对禁酒的干预 |
| 7.4.4 民国禁酒的贵州案例 |
| 7.4.5“停酿莫如禁饮”：对民国禁酒的考察 |
| 7.5 近代酒税制度构建与酒业发展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酒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以贵州茅台酒为个案 |
| 8.1 近代茅台酒生产概况 |
| 8.2 茅台酒酿制技术的成熟 |
| 8.3“仿茅酒”新品类的形成 |
| 8.4 茅台酒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
| 8.5 限制茅台酒发展的因素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I：图（表） |
| 附录Ⅱ：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民国全运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基础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全运会的萌芽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 |
| 一、西方教会学校对近代体育的移植 |
| 二、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体育的发扬 |
| 三、洋务学堂对近代体育的引入 |
| 四、清末新学制的出台对近代体育的传播 |
| 第二节 晚清“全运会”的举办 |
| 一、举办背景 |
| 二、举办过程 |
| 三、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 |
| 第二章 民国全运会的缓慢启动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近代体育在中国的推广 |
| 一、新学制与新法规的出台 |
| 二、学校体育师资的培养 |
| 第二节 民国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 |
| 一、举办背景 |
| 二、举办过程 |
| 三、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 |
| 第三章 民国全运会的蹒跚行进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后近代体育在中国的缓慢普及 |
| 一、《壬戌学制》与学校体育的革新 |
| 二、学校体育师资的培养 |
| 三、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建立 |
| 第二节 民国第二届全运会的举办 |
| 一、举办背景 |
| 二、筹备情况 |
| 三、举办过程 |
| 四、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 |
| 第四章 民国全运会的稳步发展 |
| 第一节 抗战前体育法规的完善 |
| 第二节 民国第三届全运会的举办 |
| 一、大会筹备 |
| 二、举办过程 |
| 第三节 民国第四届全运会的举办 |
| 一、大会筹备 |
| 二、举办过程 |
| 第四节 民国第五届全运会的举办 |
| 一、大会筹备 |
| 二、举办过程 |
| 第五节 本阶段全运会的积极意义 |
| 一、举办规模愈益宏大 |
| 二、推动近代体育发展 |
| 三、增强民族凝聚力 |
| 四、催生体育明星 |
| 五、提高民众关注体育的热情度 |
| 第六节 本阶段全运会的历史局限 |
| 一、历史局限 |
| 二、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民国全运会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第六届全运会的举办背景 |
| 一、政治背景 |
| 二、筹备背景 |
| 第二节 民国第六届全运会的举办情况 |
| 一、开幕仪式 |
| 二、比赛状况 |
| 三、会场内外 |
| 四、闭幕仪式 |
| 第三节 民国第六届全运会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 |
| 一、参赛规模空前 |
| 二、会场秩序紊乱 |
| 三、判罚争议不断 |
| 四、竞技成绩退步 |
| 五、组织安排欠妥 |
| 六、体育贵族化倾向严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研究（1991-20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学术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越南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二) 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三) 其它国家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五、篇章结构及内容简介 |
| 第一章 越法历史关系的回顾 |
| 第一节 越法两国之间最初的接触 |
| 一、越法宗教之接触 |
| 二、越法经济之接触 |
| 三、法国对越南之侵略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的越法关系回顾 |
| 一、冷战时期越法外交关系 |
| 二、冷战时期越法经济关系 |
| 三、冷战时期越法文化关系 |
| 第二章 后冷战时期的越法关系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与地区状况对越法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地区状况 |
|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越法相互外交政策述评 |
| 一、后冷战时期法国的外交政策 |
| 二、越南在法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
| 三、后冷战时期越南的外交政策 |
| 四、法国在越南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
| 第三节 后冷战时期的越法关系 |
| 一、后冷战时期越法外交关系 |
| 二、后冷战时期越法经济关系 |
| 三、后冷战时期越法文化关系 |
| 第三章 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整体评价 |
| 第一节 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整体评价 |
| 一、后冷战时期越法外交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二、后冷战时期越法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三、后冷战时期越法文化关系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
| 一、后冷战时期越法外交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
| 二、后冷战时期越法经济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
| 三、后冷战时期越法文化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
| 结束语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的启示与前瞻 |
| 一、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的若干启示 |
| 二、越法关系的前瞻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 ——以民国时期江西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民国以前的卫生观念与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卫生观念与卫生行为 |
| 一、传统之卫生观念 |
| 二、传统之卫生行为 |
| 三、西医东渐与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萌芽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卫生管理 |
| 一、传统时代的国家医政组织及其特点 |
| 二、传统时代的国家与公共卫生 |
| 三、近代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初步形成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江西的卫生组织与管理 |
| 第一节 组织与体系——民国江西卫生行政组织体系 |
| 一、民国时期全国卫生行政组织概要 |
| 二、民国江西卫生行政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制度”与“规训” #49——民国江西卫生法规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
| 一、民国江西卫生法律体系的形成 |
| 二、民国江西卫生法规体系的特点 |
| 三、民国卫生法律建设之反思 |
| 第三节 管理与培养 #54一 民国江西卫生人力资源状况分析 |
| 一、民国江西卫生人力资源概况 |
| 二、民国江西卫生人员管理及任用 |
| 三、医事教育与培训——卫生人员的培养 |
| 第四节 民国江西卫生经费及基层卫生组织收费分析 |
| 一、民国江西全省卫生经费概况 |
| 二、基层卫生服务组织的收费分析 |
| 第三章 民国江西公共卫生事业之发展 |
| 第一节 民国江西卫生医疗与卫生防疫事业 |
| 一、卫生医疗 |
| 二、卫生防疫 |
| 第二节 民国江西妇幼卫生与学校卫生 |
| 一、妇幼卫生 |
| 二、学校卫生 |
| 第三节 民国江西环境卫生与卫生教育事业 |
| 一、环境卫生的改良与建设 |
| 二、卫生教育与卫生运动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与国家政治 |
| 第一节 国家与卫生 |
| 一、“病夫”之喻——卫生与民族性的隐喻 |
| 二、国家“卫生”——公医制度 |
| 三、卫生与红色政权——以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卫生防疫为中心 |
| 第二节 卫生与国民性改造——以南昌新生活运动为中心 |
| 一、清洁·规矩·规训——南昌市新生活运动 |
| 二、国民性改造 |
| 三、新生活运动失败之原因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亦新亦旧”——复杂的多元社会 |
| 一、两个“范式的斗争”——中西医的冲突 |
| 二、“亦新亦旧”——新旧并存的图景 |
| 三、诠释——从“大传统”与“小传统”想起 |
| 第二节 冲突与沉淀 |
| 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 |
| 二、两个案例——“制度化”的后面 |
| 三、沉淀——控制与牵制、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
| 第三节 “世事浮云多变迁”——卫生与社会变迁 |
| 一、医生群体的变迁 |
| 二、医疗空间的转换 |
| 三、新的卫生理念的形成 |
| 结语 |
| 一、公共卫生与国家权力 |
| 1. 国家权力的扩张 |
| 2. 西医“霸权话语”的确立 |
| 3. 现实与虚拟之间——民国公共卫生建设事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
| 二、公共卫生与社会变迁 |
| 1. 社会变迁加速了公共卫生现代化进程 |
| 2. 公共卫生现代化建设促进了社会发展进步 |
| 3. 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凸显了近代中国变迁的特点 |
| 附录 |
| 附表1 江西省卫生行政系统表(1937年) |
| 附表2 江西各县县立医院或诊疗所状况表(1935年8月制) |
| 附表3 江西农村服务区关系系统图 |
| 附表4 民国中央及江西省主要卫生法规表 |
| 附表5 国内医校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
| 附表6 江西省立助产学校教职员一览表 |
| 附表7 江西各县卫生院工作简要统计表(1937年) |
| 附表8 江西各农村卫生组及保健所工作简要统计表(1937年) |
| 附表9 1939年江西各县卫生院所治疗疾病分类统计 |
| 附表10 1940年江西各县卫生院所治疗疾病分类统计 |
| 附录11 南昌市医师注册规则 |
| 附表12 民国时期全国防疫组织系统图表 |
| 附表13 各地疫情旬报表(样表) |
| 附表14 江西省历年鼠疫流行情况(1941-1946年) |
| 附录15 学校卫生实施方案 |
| 附表16 省立中学校医一览表(1929年) |
| 附表17 县第〇区〇〇乡镇〇保初期环境卫生工作月报表(样表) |
| 附录18 工合社应如何注意卫生 |
| 附录19 公路卫生须知 |
| 附表20 江西全省医药卫生人员人数统计 |
| 附表21 南昌市中西医生调查表 |
| 1.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一分局西医调查表 |
| 2. 南昌市公安局第二分局中西医师调查表 |
| 3. 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中西医师调查表 |
| 4.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四分局境内中西医调查表 |
| 5.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五分局中西医士调查表 |
| 6.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六分局中西医师调查表 |
| 7.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七分局辖内中西医师调查表 |
| 8.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八分局境内中西医生一览表 |
| 9. 江西省会公安局第九分局界内中西医师调查表 |
| 10. 江西省会公安局牛行特设分局界内中西医调查表 |
| 附表22 江西省立医专附属医院现任职员一览表(1928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 |
四、青岛投资四千万 学校告别“土”操场（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D]. 庄细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2]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住房问题研究[D]. 汪浩. 西南大学, 2019(12)
- [3]民国休闲教育思想研究（1912-1949）[D]. 叶设玲. 浙江大学, 2018(05)
- [4]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郭旭. 江南大学, 2015(11)
- [5]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6]民国全运会研究[D]. 孙璐. 扬州大学, 2014(12)
- [7]后冷战时期越法关系研究（1991-2011）[D]. 武明雄（VO MINH HUNG）.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8]《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9]春尽江南[J]. 格非.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1(06)
- [10]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 ——以民国时期江西省为中心[D]. 吴郁琴. 上海师范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