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文学创作“自省”视野

一、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内省”视界（论文文献综述）

李国华^[1]（2021）在《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文中指出鲁迅留日时期对于20世纪文明的根本性理解都与"内部之生活"有关,其所谓"内部之生活"发生在"本有心灵之域",通过"客观之物质世界""自然""观念世界"等外部关联的参照确立边界。（1）鲁迅以此提出了现代心灵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文艺工作叩问和解决它,从而写作《摩罗诗力说》和翻译域外小说。

蔡毅^[2]（2021）在《鲁迅与齐白石之比较与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一、可比与不可比吴冠中先生曾提出过许多惊世骇俗的观点,引起过一些广泛的争议。其中他提出过一个极好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这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对此做出过正面回应。我猜想将不同领域的大师进行比较,这本身是件困难危险的事,可能出力不讨好会得罪一些人,所以大多数人没吭声。我却非常想回应这个挑战智识的问题,对之谈谈我的理解与认识。

张挺玺^[3]（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刘秀珍^[4]（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臧晴^[5]（2015）在《“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个人”与“女性”话语的角度来进入对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考察,以问题为中心,以历史线索为参照,探讨90年代女性文学流变的原因、语境和意义增殖的过程。在绪论部分,通过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对本文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范畴作出了阐释:“九十年代”是一个文化、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是指以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为起点、到世纪之交前后,作为文化历史空间的“九十年代”;而“女性文学”则泛指该时期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所引起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反思学界在女性文学研究上的基本路径与典型代表,指出其主要弊病就在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路径和二元对立思维的预设,并由此带来了对女性主体性的过分突出和对作品反叛意识的过分拔高等问题。针对这些研究的本质化倾向,本文以“个人话语”为研究切入点,纵向上追溯这一线索的缘起和流变,横向上围绕“个人”与“女性”的关系来分析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与逻辑。第一章分析女性文学的形成历史。“个人”与“女性”的概念在晚清时即已出现,并随着五四“人的发现”的潮流而被普遍接受,但当它们还未来得及进一步被阐发,就已被意识形态悄然收编、在民族话语的裹挟中消泯了自己的声音。大半个世纪后,新时期“怀疑一切”、“解构一切”的浪潮使得人们重新检视集体话语、宏大叙事,“大写的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而“个体”又旋即取而代之,“女性”在与“个人”的艰难拆解中深刻体会到了分裂的苦痛。第二章阐释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个人化”倾向入手,试图指出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书写通过“个人”策略形成了多元分化与意义真空的发展态势;在消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合谋下,其中的女性书写更在窥视中被放大、扭曲了女性书写的生存经验与个体表达。其次,根据书写中表现“个人”与“女性”的不同偏向,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内部可划分出两个分支:八十年代成名作家群和九十年代新兴作家群。此外,在“个人”与“女性”这样的内在线索之外,官方文化首次参与到了女性文学的构建之中并实现了对其的操控;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更助推了学界的相关研究。第三章讨论女作家否认性别身份的文学现象。女作家们“我不是女作家”的宣言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固化审美心理的延续使得女性主义被等同于一种对抗思维和缠绵风格,大众媒体的助推使得女性文学随着“美女作家”的兴起而被进一步污名化,并且,作为一个全球化现象,女作家对性别身份的否认又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巴特勒对“女性”的颠覆直接相关。对此,女作家们往往通过“我的写作是关于广阔的人性天地”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人”的指认上,但在同一个“指女为人”的表象下呈现出分野的态势——或是女扮男装、以去女化的方式跻身写作主流;或是“雌雄同体”、以直视身份的姿态坚持自我的立场。第四章分析作品的性别表述问题。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异质书写在九十年代大规模出现,其中性别表述上的差异赋予文本以不同的内涵、也使其遭受了不同的境遇。《废都》与《上海宝贝》的异质性都在于放纵得几近失控的性话语,前者隐喻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清醒地把握到了知识分子失根的精神状态,由此营造出文本的颓废氛围;后者意在探索后殖民语境中的个体存在与性别经验,却被消费文化所击倒,文本价值观上的混乱最终导致了文本的迷茫心态。《回廊之椅》与《桃色嘴唇》的异质性都在于同性恋书写,前者的“同性爱”是虚构的文本策略,通过对姐妹情谊的书写发出了具有女权意味的性别精神诉求,并从对自我镜像的认知与欣赏来确认主体自我;后者则展现了同性恋生存体验中真实的审美经验,通过唯美的自恋情结来挑战了性别秩序,进而消解同性恋群体的边缘性。概言之,本文在纵向上追溯这一线索的缘起和流变,理出史的线索;在横向上围绕“个人”与“女性”的关系,着意于分析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的种种问题,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与逻辑。通过种种历史化与语境化的问题讨论,论文试图呈现出女性文学在时间线索上的承继流变和在空间层面上的文化生态与内在问题。

康宝芳^[6]（2015）在《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两次“张爱玲热”现象的研究》文中指出张爱玲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传奇”之处主要体现在：在内地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和20世纪90年代的大陆地区,两度产生“张爱玲热”现象。在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研究两度“张爱玲热”现象,不仅要明晰历时和共时的接受情况,而且要关注随着社会历史地向前发展社会政治文化语境、文学接受主体的接受动机和接受心理所发生的变化。文学接受客体——作家及作品,之所以能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赢得不同时代的文学接受主体的追捧,除了文学接受客体本身的魅力之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文学接受客体与不断变化的文学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发生了不同程度地契合。那么,本文就主要从张爱玲文学在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的沉浮现象、内地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特定时期的文学接受主体、文学接受客体等四个方面来解读内地两度“张爱玲热”的文学现象。本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将简要介绍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张爱玲热”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价值。第二部分论述内地文学接受视域中张爱玲文学的沉浮现象,分为四个阶段,并且主要凸显上海“沦陷区”第一次“张爱玲热”现象和内地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张爱玲热”现象。第三部分论述内地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接受之于“张爱玲热”现象,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两次“张爱玲热”现象的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上海“沦陷区”“乱世”的社会形成了这一时期“低气压”的政治文化环境。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相对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环境。虽然这两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同,但对张爱玲的创作或传播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似性。二是特定时期的文学文化因子对“张爱玲热”的导向作用。上海“沦陷区”形成了特殊的文学文化因子,主要表现在通俗性质的文学的发展,使得张爱玲对女性、家庭等的另类书写受到追捧。内地90年代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出新的景象,与“张爱玲热”相关的文学文化因子主要有“散文热”和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文学接受主体在特定时期的生活状态以及视野选择,从中把握接受主体期待视野的变化之于“张爱玲热”现象。一方面,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上海沦陷区的文学接受主体面对的是动荡不安的战时生活,而内地20世纪90年代则是和平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但产生相似的生存心态,文学接受主体普遍存在孤独感、无助感和焦虑感,对人性的陌生感。第五部分主要从文学接受客体出发,展现作家与作品的独特魅力之于“张爱玲热”的现象。一方面论述张爱玲个人的传奇命运,在这两个特定时期都或直接或间接的对“张爱玲热”现象发生影响。另一方面论述张爱玲作品的魅力能够穿越时代使文学接受主体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彰显作品的魅力对“张爱玲热”现象的影响。第六部分是本文的小结。

潘莉^[7]（2015）在《女性审美视角下张爱玲创作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爱玲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表面上勾画了一幅幅日常生活的“小世界”图景,但是隐藏在这个日常小世界之下的,是她高度敏锐的性别意识及高度自觉的创作态度,这体现在她对女性在强大父权宗法制压抑下的生存现状、心理变化的密切关注与思考体悟。本文讨论张爱玲在“女性审美”视角下形成的文学创作观,一方面着重考察张爱玲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经验的书写及其在其中表达的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强调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或“女性论述”在处于以男性文学创作为主的时代中所富有的浓郁“女性话语”的审美特质。具体来讲,本文的张爱玲研究主要是从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意识切入,探讨其以女性的敏锐视角观察世俗生活、人生百态,挖掘日常细微,展示百态千姿的人生与人性。身处于破坏中、更大的破坏将要到来的时代,张爱玲的生命意识是彻底绝望与空虚的,其悲观的人生观使其作品呈现一种“苍凉”的意味。通过与以启蒙改造为创作目的的鲁迅相比较,解释张爱玲的“非启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与特殊意义。

何昕^[8]（2015）在《疾病叙事的生命伦理研究》文中认为疾病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不愿遭受但又无法回避的基本生命体验,它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会加速生命走向终点的进程。正因为此,疾病会使人们对生命本身及其存在价值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启发人们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对生命状态“善”和“应当”的探究构成了生命伦理的核心。疾病叙事在本文被理解成以疾病为叙述线索或者疾病对故事情节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相关文学作品,可以说,疾病叙事是通过对患病生命的展现表达出作者对人的普遍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切关怀,其中必然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生命伦理思想。然而,这一领域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权当一次勇敢的尝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基于对人的生命形态的尊重和关切,本文以疾病叙事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为研究视角,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对疾病叙事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伦理思想,从人的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以及社会生命三重伦理维度来进行展开研究。疾病带给人们痛苦的生存体验和对生命脆弱的感悟,文学则能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也必然叩问生命的价值及终极关怀。真切的疾病体验激发着患病之身文学创作的热情,而文学创作的过程又帮助患者实现自我疗救和社会疗救,这便是疾病叙事频繁出现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对疾病的道德解读及社会隐喻让疾病与伦理密切相关,而文学的伦理价值和叙事伦理的兴起又成为疾病叙事伦理的理论基础。人的生命的自然、精神、社会三重属性拓展了对生命伦理的界定,也丰富了疾病叙事的生命伦理内涵。首先,从追寻自然生命本真的层面来看,生命科技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现代医学情境下死亡尊严的丧失,人的生命价值也遭到质疑,疾病叙事文学作品对此做出了积极的伦理思考和回应,否定工具理性,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其次,从追寻精神生命圆满的层面来看,疾病叙事中体现出对人的多种生存困境的伦理观照：五四时期的疾病叙事中存在许多自杀情节,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表达出自杀行为的伦理意义；身处荒诞的群体或病态的社会之中,只有反抗才是生命存在唯一的出路；身心俱伤的女性生命在身份价值嬗变的过程中追求的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内省：而残疾的生命面对比常人多得多且不能逃离的苦难,投身信仰的怀抱并获得某种永恒的意义也不失为一剂良方。再次,从追寻社会生命和谐的层面来看,疾病叙事中体现出对医患关系的伦理审思：现阶段医患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医疗关系市场化、医患感情冷漠化、医患纠纷白热化,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重建医患共同体。文章的最后,分析了疾病叙事中生命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包括：倡导敬畏生命的精神、弘扬人道主义的情怀以及开阔生命问题的视野三个方面。论文通过上述内容的探讨,在汗牛充栋的疾病叙事文学作品当中梳理出一系列宝贵的生命伦理思想,抨击了过分依赖生命科技而忽略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行为,倡导了面对生命困境时坚定信念、反抗命运的执着精神,揭露了当前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等,试图从根本上表达出对人的生命的尊敬和关怀之情,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伦理观,使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都得以彰显。

刘康凯^[9]（2012）在《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研究（1899-1949）》文中研究说明文学真实问题是文学理论的重要论域，几乎从文学理论甫一诞生的时候起，“真实”与否就成为对文学加以评判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在中西文论史上，也形成了种种关于关于文学真实的观念。本文认为，对这些观念加以研究非常必要，因为这此观念关涉到对文学之本质的理解。本文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对中国现代文论史上的文学真实观念进行了一番考察，分析这些观念的具体特征，探讨它们的形成原因，揭示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在第一章，本文首先通过概念分析和文化人类学角度的考察，对中西文化中的真实观念进行探讨。其次，以西方文学观念史为例，探讨文学真实观念的不同形态，同时也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的发生和形成提供一个西方背景。第二章专章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学真实观念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发展情况。本文借用道家和儒家的“真论”与“诚论”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真实论加以概括，认为“真论”与“诚论”是中国传统文学真实论的两种基本观念型态，它们分别以中国道家和儒家思想为基础，它们之间对抗与融合的互动关系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学真实论的基本历史面貌。本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真论”与“诚论”的考察，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的深层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第三章从晚清时期开始，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的发生情况，本章选取梁启超、王国维、早期鲁迅为个案，分析他们的文学真实观念中源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观念如何在一起冲突与融合，以及他的文学真实观念在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现代性。第四章考察五四时期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的确立与演变。首先分析晚清以降的语言变革与现代文学真实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其次探讨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对写实主义的热衷及其与当时的文学真实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考察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革命文学理论的文学真实观念，探讨其形成与社会状况、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第五章考察三十年代文学真实论的概貌，分别从左翼文学阵营和自由主义文学阵营透视那个年代文学真实论域的分裂以及这种分裂的原因。此外，本章还专门分析了晚年鲁迅的文学真实观念，展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和作家对文学的独立思考。第六章考察了从抗战爆发到四十年代末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真实观念。本章首先分析毛泽东的《讲话》及其阐释者的文论观念，探讨文学真实观念在政治权力话语支配下的变异与影响；其次分析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文论思想，比较其在文学真实观念上与左翼正统派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意义、原因和历史影响；最后以张爱玲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她的文学观念、由她所引发的文学论争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出在四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场域中，不同文学真实话语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及其给我们的启示。本文认为，文学是基于经验的审美形式，表达经验性真实，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文学也需要理性的参与，理性可以防止文学经验书写的流荡和泛滥；也可以有助于文学表现人类生命的超越性梦想，传达出关于世界与生命的更高的真实。对于文学来说，经验与理性并不矛盾，在理想的状态下，他们能够相得益彰，有助于文学真实更好的传达。但是当理性僭越自身的界限而强制文学表达更多的理性真实时，文学就沦为虚伪意识的傀儡。

姜子华^[10]（2010）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二、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内省”视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内省”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论文提纲范文）

（2）鲁迅与齐白石之比较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两次“张爱玲热”现象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女性审美视角下张爱玲创作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疾病叙事的生命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研究（1899-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四、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内省”视界（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心灵及身体与言及文之关系——鲁迅《野草》的一个剖面[J]. 李国华. 文艺争鸣, 2021(11)
• [2]鲁迅与齐白石之比较与启示[J]. 蔡毅. 南方文坛, 2021(05)
• [3]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4]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5]“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D]. 臧晴. 南京大学, 2015(01)
• [6]内地文学接受视界中两次“张爱玲热”现象的研究[D]. 康宝芳.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7]女性审美视角下张爱玲创作观研究[D]. 潘莉. 苏州大学, 2015(02)
• [8]疾病叙事的生命伦理研究[D]. 何昕. 东南大学, 2015(08)
• [9]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研究（1899-1949）[D]. 刘康凯. 苏州大学, 2012(09)
• [10]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标签：文学论文;  张爱玲论文;  散文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