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两用“空城计”（论文文献综述）
谢茂松[1]（2020）在《“中正以观”——举国体制抗疫的政治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一、引言:"中正以观"中国文明是最富有历史感的,对于中国抗疫启动之后的快速、高效以及成功控制住疫情的过程,需要加以复盘。复盘要从技术、组织、领导、精神及其文明底层结构等方面做整体性、合而观之的政治学分析。
林琳[2]（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郭忠文[3]（2020）在《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目前,随着语素教学法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语素选取的问题。杨晓黎（2018）选取了有利于教学的重点语素与核心语素,重点语素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严格的选取标准、确定的数量（228个）,为开展语素教学提供了方便。然而,已选重点语素只是根据《等级大纲》和《等级划分》来选取,而以重点语素为基础选取的核心语素（95个）更是严格地按照规定标准来操作,它们都未对实际对外汉语教学语料或相关教材进行考察,所以重点语素的选取标准和核心语素的选取情况还有待探讨,同时,我们还需研究重点语素的教学应用情况。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和语料来源,并描述了前人关于语素构词和语素教学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为统计和分析重点语素在现代汉语中构词情况。这部分首先介绍了重点语素的选取和划分标准;其次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构建了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并选取构词能力强的重点语素进行构词分析。第三章为分析重点语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构词分布情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考察重点语素在《等级划分》中的构词与分布情况;其二是结合对外汉语教材分析重点语素在具体教材中的构词分布情况;其三是将重点语素在《等级划分》中的构词情况和在教材中的构词情况进行比对分析。其四是在比对分析基础上补充重点语素中的核心语素。我们对重点语素在《汉语教程》六册共计2522个词汇构词情况进行穷尽性考察,并构建语料库,在杨晓黎（2018）选取的95个核心语素基础上,根据重点语素在实际汉语教学中的构词能力,对核心语素进行了适当增补。第四章为研究重点语素的对外汉语教学与应用。包括初中高级班重点语素教学的开展策略、教材的编排建议等。结语是对本文的观点和建议进行总结,同时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
范雨竹[4]（2019）在《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研究》文中提出自人类诞生起,声音就承载着传递信息、交流沟通、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的功能。随着声音复制技术的诞生,声音突破时间、空间局限,变得可复制、可存储、可远距离大范围传播。有声出版物产生后,突破了传统的口耳相传,阅读也不再仅有视觉阅读的单一形式,人与声音符号之间的互动交流,开创了有声出版物发展的新形式。本文旨在剖析我国有声出版物的演变过程,分析作为知识传播的有声出版物的发展特征及其在演变过程中对人与社会产生的影响,揭示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及逻辑,探究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新路径。本文按照“载体技术→出版主体→功能迭新→演变动因→发展逻辑→理性探究”的框架,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论述我国有声出版物的演变:首先,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顺序,即机械技术时期、模拟技术时期和数字技术时期,剖析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出版主体及有声出版物教育功能的演变过程,对我国有声出版物的演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究与归纳、总结和比较,呈现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历史图景与规律特征。其次,结合教育技术学和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依照“技术——环境——影响”的动态关系逻辑思路,分析有声出版物演变过程中技术、环境、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缘由。在教育技术视角下,从人的多维感知入手,探究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全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过程探究;第四章为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第五章为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传播视角分析;第六章建构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的新路径。第一章我国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演变。本章以声音复制、传播技术为核心,阐述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演变的过程和特征,以及在我国的应用和影响。从留声机诞生起,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记录、贮存和传输声音成为可能,声音信息不再依赖于人和人面对面的传递,而是借助科学技术呈现出可记录、可复制、可传播的新样态,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使用经历了从小众化到大众化再到个性化的变化过程。第二章我国有声出版物特征与出版主体的转型。我国有声出版物的出版主体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转型后的出版商和出版人为有声出版物的生产带来海量的扩容,有声出版物形态丰富。在现代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支持下,有声出版主体开发和利用声音资源,将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的有声出版物资源整合,形成一个集语言、文学、教育、科学为一体的、生动有趣的开放型阅读环境,让阅读者能够更加主动地探索阅读兴趣,提高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能力,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第三章我国有声出版物功能的迭新。从机械技术时期单一的音乐戏曲类有声出版物给人们带来的娱乐教育功能,到模拟技术时期有声出版物的丰富对学校教育、继续教育带来的推动,再到数字技术时期有声出版物的海量收听及收听途径的多元化、个性化,全方位满足了人的教育发展需求。有声出版物在信息传播、情感传递、思想交流、消除知识鸿沟,促进阅读效果,推动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终身学习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四章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我国有声出版物的发展演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声音艺术表现力的影响、听觉文化的回归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是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技术上的优势和先进,使有声出版物的载体技术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特征,这是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声音的艺术表现以其强烈的情感性、伴随性和艺术可感性,激发了有声出版物的吸引力,使人与之交流互动;听觉文化的回归重塑人的听觉审美,想象空间的留白与耳语式的娓娓道来,让人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空间,享受“围炉谈话”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社会环境的变化、全民阅读氛围的兴起,推动了有声出版物的健康持续发展。第五章有声出版物演变的传播视角分析。本章依据教育技术学和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理论,以教育技术学关注的“媒体技术——学习环境——学习者”,结合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媒介环境——人与社会”为研究思路,从技术、环境、人三方面对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缘由进行探索。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声出版物媒介技术呈现出人性化趋势;有声出版物传播环境经历了从原生口语时期到次生口语时期,线下单向传播到线上双向传播的两次变化;有声出版物受众范围从精英式的少数人扩展到平民式的大众化,收听注意力和习惯随之变革。第六章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新路径。以教育技术学为视角,以人的听觉感知为基础,融合视觉感知及多感知感官系统,从媒体技术、阅读环境、阅读资源和有声出版物应用四个方面建构多维有声出版物发展新路径。在面对声音复制技术对有声出版物的冲击和声音符号对文本意义传递的干扰时,以“阅听合一”、“以听为读”的态度去面对,将声音、技术和文本彼此融合,相互促进。随着5G技术时代的来临,有声出版物将会更加深入各个场景,为阅读者带来更加智能化的阅读环境。本文认为我国有声出版物的演变是在科学教育技术发展引领下的演变;阅读者需求和环境变化是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从未来发展上看,多维有声出版物将是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的新形式。
宋春丹[5]（2018）在《机要秘书鞠开:在粟裕身边的日子》文中提出1948年7月10日,21岁的华东野战军机要员鞠开接到新任务:到"4725"那里工作。"4725"是"粟"字的电报明码,代指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10天后,鞠开来到粟裕处报到,粟裕正拿着放大镜看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见他来了,转过身,一边将手中的一沓电报塞进军装口袋里,一边笑着打招呼:"小胖子,你来啦,欢迎你!"从那天起,鞠开一直跟随在粟裕身边。粟
李光柱[6]（2016）在《大历史的戏剧性：先秦历史叙事作品研究 ——以《国语》“超越反讽”的话语方式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事实上指出,历史就是戏剧,而戏剧本质上是反讽的。本文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了 "反讽"概念:形式层面的历史诗学,以及内容层面的政治诗学,两者统一于对政治行动之戏剧性的直观。本文起于政治哲学的界定,终于政治诗学的发现。政治诗学是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政治哲人的行动最富诗艺。对政治哲人行动的考察使得"王何以为王"这一问题在"政治哲人何为政治哲人"这一问题中得到解答。本文首先以今文《金縢》中的周公故事为基点进行了一次界定先秦政治哲学的尝试。我们将在对《金縢》叙事的分析中看到,作为"立法者"的周公如何展示了其整全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建基于他对"神"与"人"在力量类型上的明辨。对"新受命"的阐述表明,周公关于"神"的观念是经过反思而被纳入政治事物之中的。"受命于天"由此成为对"人"的政治哲学式的定义。对"王何以为王"的关注表明,周公关心"最佳政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由周公的行动锚定的"先王传统"富有一种政治哲学的内涵。而"先王（传统）"这一提法本身表明,"丰产"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是透过周公的行动,换言之,是借助《金縢》作者的一次转喻才看到先王传统的轮廓。《金縢》叙事的张力——周公与二公（太公/召公）的分歧——表明存在一次"隐喻的危机"。正如政治哲学存在于对什么是"善"的永恒追问之中,隐喻的危机也表现为政治哲人们对"道义"问题的持续关注。换言之,先王传统也存在于不断地追问之中。而这一追问在政治哲人那里,在某个时刻,必定只能以反讽的方式进行。反讽是一种"消极辩证法"。反讽永远不死,它们只是被超越。当本文在标题中使用"超越反讽"这一提法的时候,就意味着本文对《国语》文本以及相关文本其内在的"积极辩证法"取向的基本判断。"超越"是为了"复返",对"王何以为王"这一问题的追问意味着政治哲人并不沉浸于"反讽的愉悦",他选择了政治。为免于在反讽的无限性中迷失,理解反讽首先需要理解语境。因此,我们需要一点点地还原问题的语境,这里我们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转义理论。《国语》开篇再现了"隐喻的危机",由此,"受命"事实上也成为《国语》文本的支配性隐喻。"隐喻的危机"首先在分别在《国语》各部分中以提喻的策略得以显明,它在各部分都作为主导性的转义方式用以组织文本。"危机叙事"预设了隐喻的复原,由此,《国语》作为一个整一的叙事,总体上就按照"话语构型的原型情节",然而是以转义的方式致力于超越反讽。《郑语》从被认为是《周语》的一部分而单独分离出去,正是服务于阐明《国语》编者的转义策略。在《周语》、《鲁语》、《齐语》中,作者不同程度地在提喻的基础上叠加了反讽——事实上它们呈现为一个递增的趋势,在《齐语》中达到临界点:《齐语》声称它完美再现了先王政制,而我们将发现,在它那里,"王"是缺席的。《晋语》明确地致力于先王传统的复返——重耳被反复强调是"天命"的享有者——它因此作为一个"转喻"旨在实现对"支配性隐喻"意义整体的还原。转喻作为主导性转义塑造了《晋语》文本的螺旋形结构。而《楚语》与《吴语》、《越语》则由于对先王传统的要么是理性的拒斥、要么是非理性的拒斥——拒斥也是一种转喻——从而成为与《国语》支配性隐喻相异的隐喻,同时也开启了新的反讽。关注《国语》文本的语言策略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借此建立一个理解先秦政治哲学以及先秦历史叙事的连续性框架,并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诸如对周公、孔子、范蠡等作为"政治哲人"行动的重演,以及"复返"主题如何深植于叙事者的情节意识之中;对孔子"正名"概念的发微,以及这一概念可能蕴含的孔子思想的一次转向;对《中庸》、《大学》主题的辨析,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考察政治哲人的行动,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中发现了一种政治诗学的维度,正是这一维度使政治哲学的命题能在反讽-超越反讽的语言策略中贯穿始终。最后,以对《金縢》、《国语》叙事分析为基础,我们以对《史记》中的两个个案的分析作结。在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全的政治视野是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对这个故事进行阐释。同样,在对一个整全的前视野的观照下,我们也对史迁之商鞅变法故事的写作意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葛中俊[7]（2012）在《钱锺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 ——《谈艺录》汉英译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时缤纷的“钱学”天空,经过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已经逐步地变得风轻云淡,唯一不变的是钱锺书毕一生心力写下的文学话语和学术文字。从“文化昆仑”到“思想荒芜”,从“天下第一”到“一‘钱’不值”,从对林纾翻译的宽容到“化境”理论的苛刻,钱锺书生前经历的极端的、两面的评价,在钱锺书已经作古的今日逐步演变成对钱氏文本的冷思考。钱锺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在人文学科内表现出的多样性、多纬度和对文艺学问题的广泛涉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讨翻译问题的文化范式和独特视域。钱锺书本身便是一个语境。不论褒贬,钱锺书堪称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奇异景观：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脑力非凡,笔达犹得神助；他逍遥自适,惬意如沐春风；他想远离政治,但世俗万物始终伴随左右；他做研究、写小说、搞翻译,他的学问人生,清澈而澄明。也许凭一己之力我们真的不能对钱锺书作出客观的、哪怕是相对中肯的整体评述,无论如何,钱锺书的独特性和多学科跨越非一般智识能够洞悉和涵盖。但是就钱锺书所涉及到的、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专门领域或者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抑或是认识整体钱锺书的一个切入点。新批评说：文本进场,作者退场。让文本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许能管窥到一些零星的钱氏真实。钱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学术文本、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钱锺书的翻译文本,除了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等以外,其他均一概杂混于其学术着作之中。抛开钱锺书的学术建树和文学成就于不论,一种从修辞学或文章学层面研究钱氏文本的新的研究范式正在形成。本文从文化和文本双重视角,探讨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精髓及其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兑现和落实。对某一历史人物或者文化现象研究的结论通常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本文的目的并非意欲颠覆钱学研究的某些既有结论,而是在于对这些观点的偏颇和疏漏进行指陈和补充。本文的选题意义在于将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掉书袋”式的英语引文及其应用作为一种严肃的翻译现象来对待,对照钱锺书本人的翻译文本观,从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类别划分、技巧分析、属性和价值探讨,从而对这一独特的翻译文本展开研究。离钱锺书再近,似乎都不能全懂,不只因为他在某一专门领域内的深刻和犀利,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多样性和跨界特征。钱锺书是学者、作家和翻译理论家。若在钱锺书的文化身份上添加一项翻译家的名号有溢美之嫌,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予以澄清。本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扼要梳理国内外对钱锺书作为学者和作家文化身份的研究现状、国内对“钱锺书与翻译”课题的研究现状等,为后续着力探讨的钱锺书作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的文化身份作理论、资料及方法论上的铺垫和准备。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如下几个要点：一、“钱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1)钱锺书学术论着研究；2)钱锺书文学作品研究；3)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4)钱锺书翻译实践研究。二、截至目前的“钱学”研究主要围绕以《管锥编》、《围城》“化境”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文学成就以及翻译思想等三个层面展开。三、国内对钱锺书文化身份的讨论集中在对其作为学者、文学家的研究上,极少涉及他重要的另一面：翻译家。对钱锺书作为翻译家身份的认识度不够、认同度不高。四、国内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研究多半集中在对其“化境”的理论高度的探讨。相对系统的探讨虽有出现,但是没有联系到钱氏翻译实践的层面。五、国内对钱锺书翻译实践的研究尚属零星、片段式述介,对钱锺书翻译作品的“文本研究”寥寥,对钱氏某部着作的翻译专论尚未出现。六、海外对钱锺书的研究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因而钱锺书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国际声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第二章和第三章着力讨论《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的特点。第二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中的隐形和竞争。钱锺书钟爱民族语言,深谙中英文法差异,运用自己深厚的汉语表达功力、娴熟的汉语表达技巧和个性化语言在翻译中作出恰当的灵活处理,从而以独立性表达个性实现语言的跨越和文本的重构。在钱锺书的翻译实践中并非刻意谋求译本的不忠实,只是不把忠实当作翻译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谈艺录》41个英汉翻译例证中我们印证了钱锺书在“化境”注疏中对“忠实”的推崇。在实现忠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钱锺书尊崇汉语习惯,运用语序变迁、句式重构等娴熟的翻译方法,采用全盘打乱、以“意”和“喻”为中心的重写和变构、以简代繁、以动代静、以陈述代疑问、以重复代单述等翻译技巧,彰显译者表达功力,在有限的意义框架中展开汉英两种语言之间、译作与原作之间、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译作独立的文本价值。第三章探讨《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中的“失本成译”,通过文本对比说明钱氏译文的创造性以及不拘原本的突围性特征。钱锺书运用夹写夹译的手段,让英语文献的引用服务于自己的学术写作；运用不拘字对、概括大意的缩略式编译手法,以添加背景、情境、属性描写和评价性话语为主要特征的扩展式编译手法,以及比照式互译和主旨式翻译等手段实现对原文的突破,创制出钱氏特色的个性化翻译文本,从而实现以对照、述介、竞争和创新为价值核心的个性化言语结构模式。钱氏译文清新秀丽、古朴典雅、艺术性强、可读性高。本章通过除直译和顺译11个例译以外的76个例证分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语译释“失本成译”的属性及翻译文本的建构性特征。可以这样说,钱锺书的翻译之“失”,并非源于“力不能及”,而是他作为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对翻译的主体性选择。《谈艺录》中的翻译不是为译而译,而是出于学术写作的需要。钱锺书通过“夹写夹译”、“借译为文”、关键词引领下的中西对比等写作和翻译策略,目的是更好地阐明其学术观点,为读者服务。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构成钱氏文本的“斧削”之“失”；添加情境、属性描述、评判性话语或背景构成钱氏文本的“拓展”之“失”。说钱锺书是翻译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英语翻译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者；其二,好比说曹雪芹是诗人、麦当劳是地产商一样同理,作为学问家的钱锺书,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学和诸多外国语文的深厚学养之上。钱锺书的几乎所有文艺学研究无不充斥着对中西文诸多文字的转换。若有人不嫌麻烦曾经做过这样的统计,我们便会发现,散见在钱氏论着中以注释或译注形式出现的原文本文、目的语译文,以及中英、中法、中意、中拉、中德等中西文对译的篇幅,足可整理出一部系统的中西互译教科书。钱锺书不光是个翻译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对翻译具有深刻和独到认识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思想一脉相承。第四章着重探讨钱锺书的翻译文本观。钱锺书对古今中外文艺学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并对包括翻译在内的诸多文艺学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和视角独到的阐发。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犀利学术眼光的学者,钱锺书能够看穿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翻译真实自在情理之中。假想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和研究者。在钱锺书所有的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他有关翻译的论述有专论,有散记,序跋和信函中皆见谈及。翻译之于钱锺书,抑或钱锺书之于翻译,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纵观钱锺书关涉翻译问题的讨论文字,我们发现：“失本成译”是钱锺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常时抑或多半在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事实上,翻译实践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翻译在试图实现自身的同时已经不成其为自身。且不说译者的言语表达力和主体性参与,仅语言的特异性一项,便足可撼动翻译大厦的全部根基,这是翻译的先天不足；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是不相符的。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锺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关于翻译之名,钱锺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翻者,“翻转花毯”；译者,“误解作者、误传读者”是也。钱锺书引用中西方的譬喻对翻译属性进行描述,简言之,翻译乃“换器弹曲”。关于翻译之实,钱锺书论述翻译史上的“失本”论并逆言之：失本成译,认为无失不成译、有失皆为本。本着“失本成译”的基本理念,他对译者采取宽容、豁达的态度。钱锺书具有文化倾向和描写翻译学倾向的翻译观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出,应该说是与国际同步,在国内则具有前瞻性。他以温和的方式修正前人,并与西方众多的翻译理论一道引领当代中国译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它的不设翻译标准的观察家态度,不仅为当今中国译界诸多争论的化解提供依据,还直接为翻译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极好的诠释。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本文的基本结论有二：一、钱锺书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翻译理论家；二、钱锺书是贯彻自己翻译思想、技巧娴熟的翻译家。钱锺书对待忠实的态度并不刻板,他对原文采取的是选择性忠实策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字面和意义层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谈艺录》不是一部翻译作品,因此变通式述译的成分构成了《谈艺录》英语引文汉译的主体。钱锺书身居学术和文化高地,用自己的广博和艰深拒绝读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读者有着深刻关切的作者和译者。每逢遇到可能造成读者在文化上的阅读障碍时,他常会用译述的方式,用“浅显”直白的语言直陈原着之“质”,从而实现文本的文化跨越。
赵阵[8]（2012）在《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对作战方式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末期尤其是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呈现出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表现形式，有人把这种改变称之为新军事变革。这场变革由军事技术变革引发推动，进而导致了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作战方式、体制编制等领域的一系列变革。虽然人们关于技术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引起全面军事变革已经达成共识，但新军事变革纷繁复杂的表象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其具体逻辑机理和实现过程有待深入剖析。技术哲学的兴起源于对技术广泛应用产生一系列后果的哲学反思，根据技术科学化、系统化的特点，当代技术哲学强调要结合具体过程思考研究技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思路为研究军事技术变革提供了方法借鉴。研究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对作战方式的影响实质上是分析技术因素对于军事领域尤其是战争产生影响的微观进路和具体实现。作战方式是军事力量在一定作战空间的运用表现形式，包括作战空间、军事力量和军事力量运用方式三个方面的要素，军事技术变革正是通过改变这些要素进而影响作战方式。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信息化变革，信息和信息技术并没有改变军事力量实体内容。从军事力量的角度而言，作战方式实现了传承发展。信息化变革深刻影响了军队指挥控制，改变了军事力量运用方式，强化了传统作战方式。信息化变革形成了人工信息空间，围绕制信息权的争夺衍生出了信息作战方式。恩格斯在考察了火器发展历程之后，做出了技术进步与应用必定改变作战方式的论断。军事技术变革是作战方式演变的根本动力，不同形态的军事技术决定不同的作战方式，比如冷兵器对应肉搏作战，火器对应火力作战，机械化装备对应机动作战等，而随着主导军事技术的更替，这些主要作战方式实现了累加传承。在变革时，新军事技术往往应用于已有的作战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从已有作战方式过渡到新的作战方式实现了衔接传承。信息化变革以机械化为基础，火力作战、机动作战等得到传承。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深刻影响了军队获取、传输、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法和模式，主要表现为战场信息实时感知传输，决策指令快速制定实施，武器装备实现自动指控等。指挥控制信息化强化了传统作战方式，联合作战方式成为主要作战方式，火力作战实现了远程精确打击，机动作战呈现出非接触、非线式特点。这些传统作战方式出现了作战层次淡化、作战力量融合和作战节奏紧凑等特点。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催生了信息空间，而对制信息权的争夺衍生出信息作战方式。主要表现为电子战、计算机网络战和心理战。信息作战方式对传统的作战时空、作战对象、作战主体等方面的划分提出了挑战。信息作战方式的实施需要社会基础作为支撑，包括信息化产业、一体化科技和智能型人才等。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强化了传统作战方式，催生了信息作战方式，这种变化突出了物质能量的基础地位和信息的主导作用；在现实作战方式中物质能量与信息必须有效融合，在作战思想指导下不断实现创新应用。作战方式发展需要军事理论牵引和战争实践推动。日益强大的功能提升了军事技术的地位，但却无法改变其作战工具的本质；在现代战争中科技与艺术都非常重要，需要在作战方式中实现有机统一。为应对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对作战方式的影响，要建设指导军事实践的军事技术哲学，重新审视其研究取向，坚持把实践贯穿始终，实现从“体”到“体”、“用”兼顾转变。要面向需求发展国防科技，及时更新发展理念，用对抗、建构和系统的理念指导建设，坚持立足现有深化改造，突出瞄准前沿实现跨越发展。要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充分认清人和体制等因素对于战斗力生成的重要作用，深化作战力量建设和应用方面的体制改革，面向未来战争革新教育训练。
程聪[9]（2012）在《试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固定短语”》文中提出现代汉语词汇单位中包括词和词的等价物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词的等价物具体包括哪些单位学术界一直还在探讨。本文通过考察《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未标注词性和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词语分词类频率表》中已标注词性的多字条目，比照《汉语成语词典》、《中国惯用语大全》等其他辞书，大体上分析了辞书、词表中收录的词以外的多字条目的性质，发现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除了词和语素以外还包括有固定短语、类固定短语、固定格式以及一些难以归入上述单位的其他成分。虽然这些词汇单位分类只是对辞书收录词语的分析，还不能完全概括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全貌，但是从对这些具体条目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现代汉语词汇单位的存在、演变及发展情况。最后，本文还对词典和语料库中词语的收录与标注情况作了分析，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对词的等价物的分类地研究、词典的编纂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效率做出贡献。
陈龙[10]（2012）在《毛泽东实践智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一样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实践哲学，而“改变世界”或改变中国就必须考虑实践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即考虑中国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复杂因素，需要一种关于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实践智慧。毛泽东实践哲学最集中的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而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如何付诸实践所需要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历史表明，毛泽东的这种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取得成功以及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因素。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因而与此相应，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也就集中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两大方面的活动及其着作中。就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智慧来说，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问题上的智慧。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际环境出发，认为这场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突破了传统的议会斗争道路和城市起义模式，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匠心独运地提出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的革命现实环境出发，十分注重从思想上建党，采取了加强道德修养和整风运动以达到思想上建党的独特方式；在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上，毛泽东独具智慧地将其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制定了相应的既具有资本主义特色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的实践智慧还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他的军事智慧中。毛泽东的这种军事实践智慧，是对中国传统兵家智慧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冷静理性的态度、任智巧夺的精神和对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为其运思特征，运思的焦点是夺利避害，争取主动，在总体上集中体现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调积极防御、主观能动性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弱者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实践智慧不仅体现在政治与军事等实践活动及其相关论着中，而且更深刻的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形成政治、军事等方面实践智慧的哲学升华与表达。这种反思与表达，建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之上，既是客观上的理论需要，也是主观上的兴趣使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系统、集中地批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着作之后，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升华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经典哲学表达，进而指向和凝练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并进一步转化为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等“改变世界”的具体方法，实现了由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变。毛泽东实践智慧是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它所蕴含的实践的思维方式、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关系等在当代仍然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毛泽东两用“空城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毛泽东两用“空城计”（论文提纲范文）
（1）“中正以观”——举国体制抗疫的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中正以观” |
| 二、快速进入战时状态的举国体制：全民组织动员 |
| （一）“封城”决策的政治学分析：专业判断与政治决断、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的“执两用中” |
| （二）政治对人性中恐慌的理解与超越 |
| （三）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划分出武汉、湖北与全国三层战场的战略思维 |
| （四）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战争丰厚历史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 |
| 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 |
| （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
| （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
| （三）国家治理精细化：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三者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 |
| 四、抗疫的技术、组织与领导 |
| （一）中国为何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党的全面领导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
| （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战时应急状态下中央、地方、部门的权力分工 |
| （三）领导的领导力：政治能力、政治发展与工作方法 |
| （四）中西政治传统及抗疫问责差异 |
| 五、总结：“一视同仁”与“适者生存”的中西比较 |
（2）中国独幕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背景 |
| 二、研究现状与目的 |
| 三、创新点与价值 |
| 第一章 “五四”启蒙的引领和开创 |
| 第一节 中国戏剧的转型 |
| 一、西方戏剧的传播 |
| 二、传统旧戏批判 |
| 三、“爱美剧”运动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独幕剧发展概述 |
| 一、中国现代话剧文本创作的“终身大事” |
| 二、独幕剧译介引领先河 |
| 三、创作群体的“跨界”探索 |
| 第三节 开创性的剧作和剧作家群体 |
| 一、“娜拉剧”的创新探索与演变升级 |
| 二、丁西林开创独幕剧“喜剧范式” |
| 三、“融西贯中”的剧作家群体 |
| 第二章 为抗战服务的实验与开拓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黄金时代 |
| 一、蓬勃开展的戏剧运动 |
| 二、戏剧理论建设的丰收 |
| 三、积极推进戏剧民族化方向 |
| 第二节 抗战独幕剧的特色 |
| 一、“急就章”和“排头兵”:与时代同频共振 |
| 二、街头剧的衍生:探索多变的演剧形式 |
| 三、抗战演剧队:创作和观演方式的开拓 |
| 第三节 探索试验性的创演案例 |
| 一、于伶和抗战“报道剧” |
| 二、《好一记鞭子》:应时而作的创新与探索 |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突破与爆发 |
| 第一节 新中国话剧生存土壤 |
| 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剧创作 |
| 二、苏联戏剧观的影响 |
| 三、戏剧的“四次创作浪潮” |
| 第二节 “十七年”独幕剧发展概述 |
| 一、紧扣时代脉搏的独幕剧创作 |
| 二、全民开启独幕剧的“全盛时代” |
| 三、独幕剧创作主体的转向 |
| 第三节 创新突破的代表剧作 |
| 一、突破与发展:女性题材独幕剧特色 |
| 二、先锋与探索:独幕讽刺喜剧特色 |
| 第四章 最后的挽歌:新时代的沉寂与延展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话剧生存图景 |
| 一、文革后的喷发 |
| 二、独幕剧在困境中求索创新 |
| 第二节 独幕剧的微光与流变 |
| 一、最后的实验与探索 |
| 二、独幕剧与戏剧小品之辨析 |
| 结论 呼唤独幕剧精神 |
| 第一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与时代同频共振” |
| 一、有灵感缺灵魂:当代中国话剧的突出问题 |
| 二、中国话剧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
| 第二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重场戏意识” |
| 一、重场戏:优秀剧作的重要元素 |
| 二、道阻且长:训练重场戏意识 |
| 第三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创新探索实验之光” |
| 一、纸醉金迷:中国话剧发展之痛 |
| 二、探索和创新:中国话剧前行之核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3）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语素构词研究 |
| 1.2.2 语素教学法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重点语素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构词情况考察 |
| 2.1 重点语素的界定 |
| 2.2 重点语素语料库的建立 |
| 2.3 重点语素构词状况考察 |
| 2.3.1 构词频率 |
| 2.3.2 构词类型 |
| 2.3.3 构词位置 |
| 第三章 重点语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构词情况统计分析 |
| 3.1 《等级划分》中重点语素构词分析 |
| 3.1.1 构词分布 |
| 3.1.2 构词类型 |
| 3.1.3 构词对比分析 |
| 3.2 对外汉语教材中重点语素构词分析 |
| 3.2.1 构词统计 |
| 3.2.2 构词分布 |
| 3.3 《等级划分》和《汉语教程》构词对比分析 |
| 3.4 重点语素中的核心语素 |
| 3.4.1 新增核心语素的构词情况 |
| 3.4.2 增补核心语素相关分析概括 |
| 第四章 重点语素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
| 4.1 利用重点语素进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优势 |
| 4.2 不同阶段重点语素教学实施策略 |
| 4.2.1 初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2.2 中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2.3 高级阶段的重点语素教学 |
| 4.3 重点语素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
| 4.3.1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存在的不足 |
| 4.3.2 重点语素对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附录二 《等级划分》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附录三 《汉语教程》重点语素构词语料库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4）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演变 |
| 一、机械录制技术产生有声出版物 |
| (一)记录声音的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 |
| (二)声音录制技术的诞生:机械录音记录声音 |
| (三)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传入我国 |
| 二、模拟录制技术促进有声出版物快速发展 |
| (一)传播声音的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 |
| (二)磁性录制技术的出现与声音传递优势 |
| (三)广播的普及与大众化使用 |
| 三、数字录制技术加快有声出版物创新 |
| (一)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交融 |
| (二)数字录制技术的产生与声音的高保真突破 |
| (三)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个性化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有声出版物特征与出版主体的转型 |
| 一、我国有声出版物出版主体的类型演变 |
| (一)外商为主,自主生产为辅的有声出版物出版主体 |
| (二)音像电子出版社交融成为有声出版物出版主体 |
| (三)数字出版行业与个体主体并行 |
| 二、我国有声出版物的特征 |
| (一)唱片有声出版物的传播性 |
| (二)磁带有声出版物的产业性 |
| (三)数字有声出版物的新形态 |
| 三、我国有声出版物出版主体的转型 |
| (一)技术促进有声出版物形态多样化 |
| (二)有声出版物的多样化开启出版主体的变化 |
| (三)阅读市场倒逼有声出版物出版主体革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有声出版物教育功能的迭新 |
| 一、机械技术时期有声出版物娱乐至上的教育功能 |
| (一)有声出版物以大量戏曲音乐的唱片为主 |
| (二)声音的艺术性决定了娱乐的普适性价值 |
| 二、模拟技术时期有声出版物突出展现知识传播教育功能 |
| (一)教育类有声出版物的数量、种类占主要地位 |
| (二)教育类有声出版物知识传播的优势 |
| 三、数字技术时期有声出版物的多元化教育功能 |
| (一)有声出版物内容全面发展 |
| (二)有声出版物娱乐、知识、审美融合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的动因 |
|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有声出版物的兴盛 |
| (一)有声出版物声音录存技术的发展 |
| (二)有声出版物传播介质的多样化、个性化 |
| (三)有声出版物内容的“数字化生存” |
| 二、声音的艺术性强化了有声阅读的吸引力 |
| (一)声音符号强烈的情感性 |
| (二)声音传播紧密的伴随性 |
| (三)有声出版物艺术的可感性 |
| 三、听觉文化的回归激发了有声出版物的活力 |
| (一)听觉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听觉审美的再度重塑 |
| (三)听觉空间的“重新部落化” |
| 四、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有声出版物的发展 |
| (一)有声出版物的碎片化时间链接 |
| (二)全民阅读氛围的兴起 |
| (三)有声出版物的快速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有声出版物演变的传播视角探究 |
| 一、有声出版物演变的理论支点 |
| (一)从媒体技术、学习环境到学习者 |
| (二)从媒介技术、媒介环境到人与社会 |
| 二、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的人性化趋势 |
| (一)从人自身作为媒介到人使用外部媒介技术 |
| (二)有声出版物载体技术发展演变的人性化因素 |
| 三、有声出版物传播环境的显着变化 |
| (一)从原生口语时期到次生口语时期的传播环境迭新 |
| (二)从线下单向传播到线上互动传播的传播环境变化 |
| 四、有声出版物受众选择的认知变革 |
| (一)不同技术形态下有声出版物的认知变革 |
| (二)受众从仪式化收听到碎片化填补的认知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有声出版物未来发展新路径 |
| 一、教育技术视角下的多维有声出版物 |
| (一)多维有声出版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二)多维有声出版物搭建优化的阅读环境 |
| (三)多维有声出版物资源的开发 |
| (四)多维有声出版物的实现路径是教育媒体的建立 |
| 二、多维有声出版物的发展路径 |
| (一)建构单一的以听为读的有声出版物 |
| (二)建构交互的视听符号有声出版物 |
| (三)建构多重感官交织的多维度有声出版物 |
| 三、数字时代有声出版物发展的挑战与变革 |
| (一)当前有声出版物面临的挑战 |
| (二)未来有声出版物发展演变的新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大历史的戏剧性：先秦历史叙事作品研究 ——以《国语》“超越反讽”的话语方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历史诗学:大历史的戏剧性 |
| 1.2 海登·怀特:拯救历史叙事 |
| 1.3 《国语》:先秦叙事传统的再发现 |
| 1.4 隐喻与反讽:先秦政治哲学的困境 |
| 2 《尚书·金縢》叙事研究 |
| 2.1 "受命"神话的政治哲学意涵 |
| 2.2 《金縢》中的行动 |
| 2.3 《金縢》中的仪式 |
| 小结与补充 |
| 3 《国语》叙事研究 |
| 引言 |
| 3.1 《周语》:"属灵"的叙事 |
| 3.1.1 祭公谋父 |
| 3.1.2 密康公之母 |
| 3.1.3 太子晋 |
| 3.1.4 鲁侯 |
| 3.2 《鲁语》: "巴洛克"式叙事 |
| 3.2.1 鲁庄公 |
| 3.2.2 柳下惠与臧文仲 |
| 3.2.3 公父文伯之母 |
| 3.2.4 《中庸》 |
| 3.2.5 《大学》 |
| 3.3 《郑语》: "转义"叙事 |
| 3.3.1 郑桓公 |
| 3.3.2 子产 |
| 3.3.3 周太史伯 |
| 3.4 《齐语》:透明的文本 |
| 3.5 《楚语》:逻各斯与秘索思 |
| 3.5.1 士亹与申叔时 |
| 3.5.2 楚灵王 |
| 3.5.3 观射父 |
| 3.5.4 论"怨而不怒" |
| 3.5.5 屈原 |
| 3.6 《吴语》《越语上》《越语下》:"时命" |
| 3.6.1 夫差与句践 |
| 3.6.2 句践与范蠡 |
| 小结与补充 |
| 4 《国语·晋语》叙事研究 |
| 引言 |
| 4.1 曲沃武公 |
| 4.2 史苏 |
| 4.3 骊姬 |
| 4.4 晋献公 |
| 4.5 申生 |
| 4.6 论"孝" |
| 4.7 孟子 |
| 4.8 正名 |
| 4.9 信仁 |
| 4.10 丕郑 |
| 4.11 夷吾 |
| 4.12 齐姜 |
| 4.13 怀嬴 |
| 4.14 狐偃 |
| 4.15 赵衰 |
| 4.16 受地 |
| 4.17 郭偃 |
| 4.18 晋悼公 |
| 4.19 晋平公 |
| 4.20 范宣子 |
| 4.21 赵文子 |
| 小结与补充 |
| 5 历史叙事的悲剧意识:《史记》个案研究 |
| 引言 |
| 5.1 赵氏孤儿 |
| 5.1.1 赵盾与俄狄浦斯 |
| 5.1.2 下宫之难 |
| 5.1.3 "麦克白的预言" |
| 5.1.4 程婴作为悲剧英雄 |
| 5.1.5 孤儿 |
| 5.2 商鞅变法 |
| 5.2.1 秦穆公 |
| 5.2.2 公叔痤 |
| 5.2.3 卫鞅 |
| 5.2.4 秦始皇 |
| 小结与补充 |
| 6 结语: 弦外之音 |
| 参考文献 |
（7）钱锺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 ——《谈艺录》汉英译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钱锺书研究 |
| 1.1.1 国内对钱锺书文化身份的研究 |
| 1.1.2 国内对“钱锺书与翻译”的研究 |
| 第二节 海外钱锺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谈艺录》汉英译释中的隐形与竞争 |
| 第一节 换装：典丽古雅的文学语言包裹一切 |
| 第二节 译者隐形、汉语优先：原作者用汉语文言说话 |
| 2.2.1 语序变迁：叙事挪前、表态置后 |
| 2.2.2 重复替代单述 |
| 2.2.3 并列结构中的语序调整 |
| 2.2.4 陈述替代疑问 |
| 第三节 全盘打乱、文本重构：意义框架中的个性化翻译 |
| 2.3.1 全盘打乱、以“意”为中心的重写 |
| 2.3.2 以“喻”为中心改变主体结构 |
| 2.3.3 以简代繁 |
| 2.3.4 以动代静、以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翻译名词短语 |
| 第四节 小结与阐发 |
| 第三章 《谈艺录》汉英译释中的创新与突围 |
| 第一节 突围之“失”：“质”而能“雅”、创建新文本 |
| 3.1.1 夹写夹译：译中有写、写中有译 |
| 3.1.2 借译为文：学术上的“拿来主义” |
| 3.1.3 围绕学术“关键词”的汉、英比照 |
| 3.1.4 意译为主、服务读者 |
| 3.1.4.1 以“实”译“虚” |
| 3.1.4.2 以“义”译词 |
| 3.1.4.3 以典译典 |
| 3.1.4.4 意译之外：直译与顺译 |
| 第二节 “斧削”之“失”：编译概括和主旨指陈 |
| 第三节 “拓展”之“失”：添加附益、佐以评论 |
| 3.3.1 添加情境：用故事讲述观点 |
| 3.3.2 添加属性描述或评判性话语 |
| 3.3.3 添加背景 |
| 第四节 小结与阐发 |
| 第四章 钱锺书的翻译观：“换器弹曲”、“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 |
| 第一节 译之“名”：“换器弹曲” |
| 4.1.1 “翻”：“翻转花毯” |
| 4.1.2 “译”：“误解”和“误告” |
| 4.1.3 翻译之喻：“嚼饭与人”与“换器弹曲” |
| 第二节 译之“实”：“失”本成译 |
| 4.2.1 “失”之一：对原着的删削 |
| 4.2.2 “失”之二：对原文的附益 |
| 4.2.3 “失”之三：文亦失本、质亦失本 |
| 第三节 译之“化”：变则“通”、“通”则“不隔” |
| 4.3.1 换个角度看“化境”：钱锺书不设翻译标准 |
| 4.3.2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分离 |
| 4.3.3 “讹”与“诱”：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钱锺书视角下的文本竞争观 |
| 4.4.1 不拘原文的个性化表达构成翻译文本的独立价值 |
| 4.4.2 在意义范围内译作与原作的竞争 |
| 4.4.2.1 可译性：意义的诠释来自语言的应用 |
| 4.4.2.2 意义表达的竞争性：译作可以高于原作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钱锺书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翻译理论家 |
| 第二节 钱锺书是贯彻自己翻译思想、技巧娴熟的翻译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后记 |
（8）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对作战方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新军事变革研究 |
| 1.2.2 相关作战理论研究 |
| 1.2.3 军事技术哲学研究 |
| 1.2.4 军事史研究 |
| 1.3 本文主要研究工作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军事技术变革促使作战方式传承发展 |
| 2.1 军事技术变革影响作战方式的判断 |
| 2.1.1 恩格斯关于火器发展应用改变作战方式的论述 |
| 2.1.2 作战方式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
| 2.1.3 军事技术变革是作战方式演变的根本动力 |
| 2.2 历史上作战方式的累加传承 |
| 2.2.1 军事技术继承发展促使作战方式累加传承 |
| 2.2.2 历史上主导军事技术与主要作战方式 |
| 2.2.3 作战方式累加传承中的融合及分类 |
| 2.3 变革中作战方式的衔接传承 |
| 2.3.1 衔接传承源于新军事技术保守应用 |
| 2.3.2 军事思想超越性回归促进衔接传承 |
| 3.3.3 武器装备的物理极限促使信息凸显 |
| 2.3.4 信息技术进步改进力量的运用方式 |
| 第三章 军事技术变革强化传统作战方式 |
| 3.1 信息化变革深刻影响指挥控制 |
| 3.1.1 战场信息实时感知传输 |
| 3.1.2 决策指令快速制定实施 |
| 3.1.3 武器装备实现自动指控 |
| 3.2 传统作战方式在信息化指挥控制模式下得到强化 |
| 3.2.1 联合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 |
| 3.2.2 火力作战实现远程精确打击 |
| 3.2.3 机动作战呈现非线式、非接触特点 |
| 3.3 强化型传统作战方式的新特点 |
| 3.3.1 作战层次的淡化 |
| 3.3.2 作战力量的融合 |
| 3.3.3 作战节奏的紧凑 |
| 第四章 军事技术变革衍生信息作战方式 |
| 4.1 信息空间的拓展与争夺衍生信息作战方式 |
| 4.1.1 军事技术变革拓展了信息空间 |
| 4.1.2 对制信息权的争夺催生信息作战方式 |
| 4.2 信息作战方式的具体表现 |
| 4.2.1 电磁空间的电子战 |
| 4.2.2 网络空间的计算机网络战 |
| 4.2.3 认知空间的心理战 |
| 4.3 信息作战方式的伦理问题 |
| 4.3.1 作战时空：战争与和平的模糊 |
| 4.3.2 作战对象：军事与民用的一体 |
| 4.3.3 作战主体：专业与业余的并存 |
| 4.4 衍生型信息作战方式的社会基础 |
| 4.4.1 信息化产业 |
| 4.4.2 一体化科技 |
| 4.4.3 智能型人才 |
| 第五章 军事技术变革影响作战方式的哲学反思 |
| 5.1 传统作战方式与信息作战方式并存 |
| 5.1.1 能量基础与信息主导 |
| 5.1.2 逻辑先后与现实融合 |
| 5.1.3 方式创新与思想“无限” |
| 5.2 军事技术变革影响作战方式的实现途径 |
| 5.2.1 军事理论牵引 |
| 5.2.2 战争实践推动 |
| 5.3 军事技术“在”与“不在”的哲学反思 |
| 5.3.1 “失误”还是“超越” |
| 5.3.2 军事技术能否制胜 |
| 5.3.3 在作战方式中实现科技与艺术的统一 |
| 第六章 军事技术变革影响作战方式的现实应对 |
| 6.1 促进军事技术哲学实践转向 |
| 6.1.1 以经验性作为基础 |
| 6.1.2 把实效性贯穿始终 |
| 6.1.3 用价值性进行取舍 |
| 6.2 面向需求发展国防科技 |
| 6.2.1 面向需求革新理念 |
| 6.2.2 立足现有深化改造 |
| 6.2.3 借鉴民用吸收融合 |
| 6.2.4 瞄准前沿跨越发展 |
| 6.3 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
| 6.3.1 正确认识战斗力及其生成模式 |
| 6.3.2 适应信息化要求的体制改革 |
| 6.3.3 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教育训练 |
| 结束语 |
| 致谢 |
| 摘引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试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固定短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对《现汉》中未标注和《词表》中已标注词性的多字条目的考察 |
| 2.1 本文依据的词典、词表 |
| 2.1.1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
| 2.1.2 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词语分词类频率表》 |
| 2.2 《现汉》未标注词性的多字条目 |
| 2.2.1 三音节条目 |
| 2.2.2 四音节条目 |
| 2.2.3 五音节及以上条目 |
| 2.2.4 双音节条目 |
| 2.3 《词表》标注词性的多字条目 |
| 2.3.1 三音节条目 |
| 2.3.2 四音节条目 |
| 2.3.3 五音节及以上条目 |
| 第3章 《现汉》未标注和《词表》已标注词性的多字条目的类型分析 |
| 3.1 固定短语 |
| 3.1.1 成语 |
| 3.1.2 惯用语 |
| 3.1.3 谚语 |
| 3.1.4 歇后语 |
| 3.1.5 专名语 |
| 3.1.6 专业术语 |
| 3.1.7 口语习用语 |
| 3.2 类固定短语 |
| 3.3 固定格式 |
| 3.4 词 |
| 3.5 其他单位 |
| 3.6 小结 |
| 第4章 余论 |
| 4.1 《现汉》对“固定短语”的标注 |
| 4.2 《词表》对“固定短语”的标注 |
| 4.3 《现汉》和《词表》中的“AABB”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毛泽东实践智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2章 实践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 |
| 2.1.1 马克思对理论哲学的批判 |
| 2.1.2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
| 2.2.1 十月革命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
| 2.2.2 十月革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
| 2.2.3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 |
|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实践智慧 |
| 2.3.1 实践与实践智慧 |
| 2.3.2 毛泽东实践智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因素 |
| 第3章 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智慧 |
| 3.1 特殊的革命性质 |
| 3.1.1 “二次革命论” |
| 3.1.2 “一次革命论” |
| 3.1.3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
| 3.1.4 “两个阶段”和“两种性质” |
| 3.2 独特的革命道路 |
| 3.2.1 议会斗争道路 |
| 3.2.2 城市起义模式 |
| 3.2.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
| 3.3 革命的统一战线 |
| 3.3.1 放弃领导权与“关门主义” |
| 3.3.2 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 |
| 3.3.3 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 |
| 3.4 思想上建党 |
| 3.4.1 政党建设中的诸种问题 |
| 3.4.2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 |
| 3.4.3 加强道德修养 |
| 3.4.4 整风运动 |
| 3.5 兼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
| 3.5.1 政治纲领 |
| 3.5.2 经济纲领 |
| 3.5.3 文化纲领 |
| 第4章 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智慧 |
| 4.1 中国传统谋略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
| 4.2 夺利避害，争取主动 |
| 4.2.1 夺利避害的重要性 |
| 4.2.2 夺利避害的条件 |
| 4.2.3 两条作战原则 |
| 4.3 冷静理性的态度 |
| 4.3.1 冷静理性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
| 4.3.2 冷静理性的具体表现 |
| 4.4 任智精神的发挥 |
| 4.4.1 兵家的任智传统 |
| 4.4.2 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任智精神 |
| 4.5 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 |
| 4.5.1 兵家传统中的辩证思维方式 |
| 4.5.2 毛泽东军事论着中辩证思维方式的表现 |
| 4.5.3 毛泽东军事指挥中辩证思维方式的运用 |
| 4.6 弱者的战略战术 |
| 4.6.1 积极防御 |
| 4.6.2 强调主观能动性 |
| 4.6.3 人民战争 |
| 第5章 毛泽东实践智慧的哲学升华 |
| 5.1 客观的理论需要与主观的兴趣 |
| 5.1.1 反机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
| 5.1.2 主观上的兴趣 |
| 5.2 哲学升华的传统资源与历史积淀 |
| 5.2.1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 |
| 5.2.2 “两论”主题的端倪与雏形 |
| 5.3 批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 |
| 5.3.1 关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的发展过程 |
| 5.3.2 重视“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等问题 |
| 5.3.3 留意“特性”、“质”等哲学概念 |
| 5.3.4 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与实际 |
| 5.4 《实践论》与《矛盾论》 |
| 5.5 实事求是 |
| 5.5.1 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与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 |
| 5.5.2 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与面向现实的“实事求是” |
| 5.5.3 湘学经世务实的文化氛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
| 5.5.4 “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轨迹与旨趣 |
| 5.6 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转化 |
| 5.6.1 矛盾分析法 |
| 5.6.2 调查研究法 |
| 第6章 余论：毛泽东实践智慧的时代意义 |
| 6.1 实践的思维方式 |
| 6.2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6.3 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毛泽东两用“空城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正以观”——举国体制抗疫的政治学分析[J]. 谢茂松. 东方学刊, 2020(02)
- [2]中国独幕话剧研究[D]. 林琳.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3]重点语素的构词及其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D]. 郭忠文. 安徽大学, 2020(08)
- [4]我国有声出版物演变研究[D]. 范雨竹. 西南大学, 2019(05)
- [5]机要秘书鞠开:在粟裕身边的日子[J]. 宋春丹. 金秋, 2018(03)
- [6]大历史的戏剧性：先秦历史叙事作品研究 ——以《国语》“超越反讽”的话语方式为中心[D]. 李光柱. 浙江大学, 2016(08)
- [7]钱锺书视域中的翻译之名与译品之实 ——《谈艺录》汉英译释研究[D]. 葛中俊.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
- [8]信息时代军事技术变革对作战方式的影响[D]. 赵阵.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2(10)
- [9]试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固定短语”[D]. 程聪. 河北大学, 2012(08)
- [10]毛泽东实践智慧研究[D]. 陈龙. 湘潭大学,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