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鲁木齐市明年重点抓函件（论文文献综述）
陈璐阳[1]（2021）在《清准战争中的察哈尔官兵》文中研究表明
赖阳[2]（2021）在《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评价及改进策略》文中提出中国邮政集团是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服务企业,包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邮人寿保险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寄递事业部等直属控股公司,各地邮政承担着代理各家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重任。MY邮政是四川省下辖的一家分公司,市内各网点都是代理业务网点,与邮储银行网点在业务上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是代理网点,在业务和费率上缺少自主权,网点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市面上各家专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纷纷开设新网点,在这种高竞争环境下,市场的主导地位就逐渐由客户来担任,由于现在市场上可选择性较多,产品同质性较大,所以客户在选择金融企业时也越发看重企业的服务质量。如何把更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让客户感到满意并对邮政保持一定的忠诚度,就是MY邮政网点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和最终的努力方向。为了找出邮政网点服务在客户心中的期望和实际体验差距,作者参考了相关文献中前人对于服务质量调查的问题选取原则,结合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和服务质量感知模型,设计出一份关于邮政网点服务质量的问卷调查,通过收集186份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总结出客户满意度与邮政网点服务在有形性、安全性、响应性和移情性四个维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根据与邮政领导进行的访谈交流,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从差距一到差距四分别提出了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改进的策略,包括深入理解客户需求、大力完善制度设施、严格执行服务标准、加强各级人员之间的配合。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旨在为MY邮政的客户服务质量提升提出可实施性的建议,并由此带动MY邮政代理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赵建达,吴昊[3]（2021）在《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文中指出1990年1月5日,水利部发出水电[1990]1号文《关于加强农村水电及其供电电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水利（水电）厅（局）对当前农村水电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省、自治区政府领导汇报,采取措施及时扭转当前出现的"上收"或变相"上收"地方电网的混乱现象,使农村水电工作能够正常进行。1月9日,李鹏总理在接见全国能源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指出:"为了扶持小水电的发展,应当给他们供电区,小水电没有自己的供电区很难发展。"1月12
孙家丰[4]（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认为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斯琴[5]（2018）在《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县制改革可以分为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两次改革出发点、设县目的各有不同。北洋政府选择了双轨制模式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通过盟旗组织对蒙古族基层社会进行间接控制,另一方面对民族间的纠纷和盟旗外的涉及蒙古族的社会事务进行直接管理,并制定各类民族政策对蒙古族基层社会产生影响,加强国家观的培育,以转变其观念,为后来的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奠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新疆政局相对稳定,新疆省政府着手对新疆蒙古族盟旗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削弱盟旗组织的权力,逐步加强国家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随着县制改革获得成功,各级政府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治理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新疆蒙古族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组织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民国时期的县制改革,首先,加强了国家对边境地区的管理,解决了流民引起的治安问题;其次,调动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蒙古族聚居区新式教育的完善;再次,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内的经济发展、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和各民族的融合,维护了新疆社会稳定;最后,推进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近代化转变,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向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并在蒙古族聚居区建立了现代性的县级行政组织体系。本文以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以县制改革为视角,论述民国整个发展阶段蒙古王公与盟旗的社会管理变迁,具体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改革目的和异同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引起的变迁展开研究,揭示国家社会管理因素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作用。本文共分以下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论述了文章的选题目的与意义,梳理了本文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动态,总体上介绍了对论文的研究径路与篇章架构。第一章从介绍新疆蒙古族的源流与分布开始,探讨了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和盟旗组织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其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探讨了新疆蒙古族王公制度得以保留和延续的原因,以及在新疆蒙古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研究了民国初步发展阶段新疆蒙古族盟旗组织的结构,以及盟旗管理机构的变革,分析了县制改革前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模式与清代的异同,进而讨论了政府如何强化国家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从而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形成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第三章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各类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探讨了北洋政府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以及其原因,总结了北洋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途径,进而讨论了蒙古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盟旗内社会管理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各类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及其动机,总结了国民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方式,论述了蒙古族聚居区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其对蒙古族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文章结语总结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县制改革的原因、不足及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并认为民国时期新疆的县制改革,打破了新疆原先以族群划分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使南北疆最终连成一体,不同民族与不同区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模式,从而促进了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逐渐向现代化治理模式迈进。
韩世杰[6]（2014）在《甘肃辛亥革命研究》文中认为甘肃辛亥革命是近代甘肃，乃至西北地区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对甘肃社会的长远发展及民众的生产生活均影响深远。由此，甘肃才开始真正摆脱封建专制统治，进入近代民主社会。这是甘肃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也是甘民启蒙觉醒的起点。通过辛亥革命的洗礼，甘肃由蒙昧落后开始走上一条民主共和的新兴之路，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论文试图探析甘肃辛亥革命的全貌及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以期揭示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填补区域性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些许不足。以下是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绪论，共分四节，即“选题旨意”、“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与思路”、“资料来源”。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主旨，回顾甘肃辛亥革命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本文的研究重点与难点。首先较为全面的揭示辛亥革命在甘肃演进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最后总结甘肃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及历史意义。第一章，甘肃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共分三节，即“辛亥革命前的甘肃社会”、“辛亥革命前甘肃各地的历次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前民主革命思想在甘肃的传播”。着重论述甘肃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阶级条件及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态。第一节，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阐述辛亥革命前甘肃社会的主体概貌及其特点，并解析革命爆发的契机。第二节，主要论述辛亥革命前甘肃所爆发的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由此探析革命在甘肃爆发的阶级条件及群众基础。第三节，重点介绍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在甘肃的一些革命活动及民主革命思想在全省的传播情况，进而阐述该省的新军、会党、学生等对民主革命思想的接受与宣传，以便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前甘肃社会的实况和具体的革命环境。第二章，辛亥革命在甘肃，共分五节，即“陇东地区的革命风潮”、“河西一带的反清起义”、“陇南及天水地区的数次革命”、“宁夏起义”、“西宁起义”。主要阐述甘肃辛亥革命发展演变的概况，并分析各地起义的异同及相继失败的原因。第一节，着重论述陇东地区的几次重大起义。譬如，“胡家店起义”、“早胜镇起义”等，进而分析该地区的革命动态。第二节，论述河西一带的两次革命，即“凉州起义”、“肃州起义”，并探析两次起义失败的动因。第三节,为本章核心章节，探析甘肃辛亥革命的高潮——“秦州起义”的相关概况，并介绍陇南地区的历次小规模起义。最后，综述甘肃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第四节，重点探讨宁夏地区革命发展的情况，并分析“宁夏起义”的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第五节，阐述“西宁起义”的具体脉络，并探究当时青海地区的革命态势。第三章，革命进程迟缓的缘由，共分四节，即“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保守闭塞的人文与社会”、“先进的革命力量薄弱”、“甘肃当局全力抵制镇压”。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解析甘肃辛亥革命发展缓慢的原因。前两节是客观因素，后两节是主观因素。第一节，论述甘肃的自然地域条件，进而分析其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先天因素。第二节，分析近代甘肃社会的特性，并从中探究革命爆发的巨大阻力。第三节，探析本省及外省的革命志士对甘肃辛亥革命的贡献及努力。主要从进步官绅、革命党人、学生、会党人士、新军和民众等方面予以研究，探寻甘肃革命力量的特点与不足。第四节，研究甘肃当地的一些顽固派对革命的打击与迫害，着重从封建官吏、地方军阀及旧士绅三方面进行论述。第四章，社会影响：民国初年甘肃的变与不变，共分五节，即“封建势力与地方军阀相互固结”、“社会经济缓慢前行”、“文教事业初步发展”、“城市及家庭日益褪旧换新”。主要从民初甘肃社会的概况分析此次革命的深远影响，并以近代化为视角从一些历史细节入手，辨析甘肃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学术地位。最后以期能较为中肯的对其予以评述。结语：辛亥革命对甘肃社会近代化的作用及意义。统贯全文，总述甘肃辛亥革命对民初甘肃社会的有力冲击和激流涌荡，指出其虽发展进程稍缓，但仍有伟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首启甘省近代化之门，顿促千余年专制陈腐之气日益消散，使大量进步事物逐渐传入省内，不仅推动了该省政治、经济的前进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令甘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些许变更，为日后甘肃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根基。
阿达来提[7]（2013）在《中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文中认为乌孜别克族,国外的乌孜别克族被写作乌兹别克族,是从中亚迁入我国的跨境民族。国外的乌孜别克族人口众多,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家,而生活在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人口较少,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市县,其中以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塔城地区和南疆的喀什地区居多。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的乌孜别克族共有12370人,其中90%以上居住在城市,少数在农村或牧区。在城市的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或散居,牧区的乌孜别克族大多与哈萨克族杂居。特殊的居住环境使得乌孜别克族在不同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然而,至目前为止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并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更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说明其语言生活状况,可以说这是我国语言国情调查中的一项空白。本研究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主,采用了个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及融入式观察法,并结合民族学和统计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个案进行了综合分析,力求得出我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的科学结论。文中的调查结果均为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本研究的选点及取样的依据有以下特点：一,典型性。以我国乌孜别克族人口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一伊犁州伊宁市、喀什地区喀什市、莎车县、昌吉州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自治乡作为调查点,再根据居住格局类型,对典型的社区及个人进行调查；二,代表性。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进行入户调查,尤其是重点调查各社区中具代表性的乌孜别克族家庭。对掌握乌孜别克语的被调查对象进行专访,并录音摄像,收集语料；三,全面性。取样时主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社区居住的乌孜别克族家庭发放问卷,使每个家庭都能参与调查研究中,全面反映各家庭成员的语言情况。参与本研究的共有1008人,其中伊宁市438人,喀什地区435人,木垒县135人。以2000年全国乌孜别克族总人口为准（12096人）,本研究的被调查者占总人口的8.3%。调查涵盖6岁以上所有年龄段,职业包含了乌孜别克族所从事的各个行业领域。无论被调查者的人数、年龄段分布,还是从不同职业及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覆盖面来看,本研究都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研究结果能够体现我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情况的真实面貌。本研究对三个调查点的乌孜别克族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认为我国乌孜别克族已经基本不使用母语,乌孜别克语不也再是乌孜别克族日常工作学习及生活中的交际工具,也已经基本失去家庭内部语言的地位。乌孜别克族母语使用现状有三种显着的类型：母语濒危型、完全维吾尔语转用型、完全哈萨克语转用型。从乌孜别克语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使用群体及使用场合等方面说明在我国该语言已成为具典型特征的濒危语言之一,其表现为除少数老人能够使用乌孜别克交流外,伊宁市及喀什地区的乌孜别克族基本转用维吾尔语,维吾尔语也已成为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从三地调查情况来看,木垒县的乌孜别克民族乡全体乌孜别克族转用了哈萨克语,哈萨克语水平熟练,并成为其第一语言。综合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的研究结果,乌孜别克族现在的语言使用情况有四种类型：第一,维吾尔语汉语兼用型,在年龄段上主要集中在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伊宁市及喀什地区。第二,哈萨克语汉语兼用型,在年龄段上主要集中在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第三,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兼用型,这主要集中在老年组,地域上集中在伊宁市及喀什地区。第四,维汉乌哈混合型。这种类型人数较少,主要集中在伊宁市,但不普遍。引起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多样化的主要原因有：人口少,杂居和散居的居住格局是乌孜别克族语言转用和兼用的客观条件；长期的族际婚姻是影响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民族的适应性是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基础。基于实地调查,乌孜别克族的母语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或顺其自然,直至在我国境内消亡,或全力保护,逐渐恢复使用。鉴于国内外乌孜别克族文字体系使用的差异,本研究了解了我国乌孜别克族使用文字的意愿,结果显示我国的乌孜别克族更希望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这为日后推广乌孜别克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附录中的乌孜别克语访谈录、基本词汇和日常用语的整理,为研究我国乌孜别克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提供了基本材料。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填补了建国以来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一乌孜别克族语言调查研究方面的空白；第二、对我国新疆各地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了首次较为全面的介绍和了解；第三、对我国乌孜别克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这对于乌孜别克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及统一规划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四、积累了较多的乌孜别克语语料,为语言学研究人员进一步探讨乌孜别克语提供了第一手田野调查语料；第五、对我国境内其他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选题缘由、选题的目的及意义,以及整个研究的调查设计及实施。第二章从族源、人口分布、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介绍中国乌孜别克族的概况。第三章为论文的主体,调查分析了我国新疆伊宁市、喀什地区及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三地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第四章综合三地调查结果,总结了我国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现状。分析乌孜别克族母语及兼用语使用及转用的成因及条件。第五章为结语,分析本研究的局限性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田春宁[8]（2011）在《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政府传统的宣传控制型模式,过渡为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间接地引导公共舆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公共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如能进行正确地引导,使其理性发展、为己所用,便能使其成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重要手段之一。新疆的政府发言人制度于2005年底建立起来,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地探索尝试,如何将其全面制度化,并形成一套可行的系统的应对方案,仍然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讨。本文以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基础,结合行政管理,新闻学、政治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知识,系统分析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不断地发展中产生的新形式,即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出现,然后对新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和问题加以总结和概括,并通过调查和分析新疆地方政府发言人制度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便为新疆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参考,进一步加强促进我国地方政府的自身建设。
艾清[9]（2011）在《牛录—新疆锡伯族族群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锡伯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与同语族的满族早期都生活在东北腹地。清初年,锡伯人加入八旗组织,成为“旗民”。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全国驻扎八旗军队,史称驻防八旗。清乾隆29年（1764）,四千多锡伯军民被清政府派驻西域边陲——伊犁。自此,东北与新疆两地的锡伯族在相互隔绝的地理单元,沿着不同的历史脉络向前发展,分别形成了新疆锡伯族、东北锡伯族两个族群（ethnic group）。这里所谓的“新疆锡伯族”不仅指在新疆这个地理单元内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伊犁驻防八旗之一——锡伯营的官兵、眷属及其后代。当代,锡伯族是新疆十三个世居民族之一,现有人口近四万,在新疆被喻为“第一代兵团战士”,享有“翻译家摇篮”的美誉,也是新疆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一个小民族,如何在新疆复杂的多民族社会中生存、发展并保持凝聚?作为八旗组织中的”非满非汉"成分和全国最晚解体的驻防八旗,新疆锡伯族在“后八旗时代”的认同如何?本文讲述的这个关于“牛录"的故事,就是要通过传统农村社区样本,来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选取的农村社区位于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简称察县）的爱新舍里镇。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金泉镇”。那里被认为是全县锡伯族人口聚居、锡伯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两百多年前,锡伯军民在伊犁河南岸分为八个牛录驻扎后组建锡伯营,金泉镇正是当时一牛录和三牛录的所在地,至今,从本地锡伯族人的观点出发,这里依然是想象中的“一牛录”和“三牛录”。论文开篇是以我到新疆上学和去金泉镇调查的经历为线索,从一个在内地出生长大的汉族人的视角,描述了新疆锡伯族生活的多重行政空间的历史与现实。其后,论文通过岁时节庆——春节时我的亲身经历和人生礼仪——葬礼的仪式研究,探讨了新疆锡伯族的家族文化。并且,从当地锡伯族和汉族在“村庄政治”中的不同表现,延伸出“牛录”存续的问题,为后面的叙述埋下伏笔。然后,我记述了本地汉族的移民史。其中,通过对锡伯族传统的“翁巴西”制的变迁,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当地汉族的大量涌入所造成的锡伯族与汉族间的资源竞争。在此基础上,我探讨了当地锡伯族人与河南籍汉族人之间的歧视与偏见。再后,我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探讨了当代锡伯族的八个牛录间的竞争。这既包括乌珠牛录入和依拉齐牛录入在村庄政治和日常实践中的较量,也包括寨牛录人为“正名”所进行的努力。最后,论文在结尾处从社会现实回归到历史和“诗意”的想象。在历史上,牛录是锡伯营的军事与生产单位。对当地的祭祀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信仰结构与八个牛录的社会结构高度同构,构建出的传统新疆锡伯族社会是个超稳态的社会。在“诗意”的想象中,牛录是故乡。在结语部分,我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命题：新疆锡伯族“族群性”的建构与维系。在历史研究中,锡伯族族源“历史”的书写呈现出与满族相关的建构性。在文化研究中,传统新疆锡伯族的族群认同是家族与牛录的双重认同结构。牛录认同与家族认同间有“公"与“私”的清晰界限。由此,新疆锡伯族社会可视为由八个牛录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
梁海峡[10]（2010）在《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从1840至1949年）的时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史上巨大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几经变革,曲直前进,螺旋式上升。期间不仅有阿古柏伪政权对清朝南疆传统司法制度的彻底破坏,也有清朝在收复新疆南疆后,如何重建新疆南疆司法制度上的争论与探索,更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法东渐,西方资产阶级法制思潮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巨大冲击。加之,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在司法制度方面,推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司法制度,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地对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新疆南疆地处边陲,民族复杂、习俗各异,尤其伊斯兰等宗教传统势力的长期存在,致使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实际运行,变得更加复杂。本文通过对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它的时代性特征,更加凸显了其区域性、民族性特点,为新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制度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本文的内容,由四部分组成,即新疆建省前（18401884年）南疆的司法制度、新疆建省后（1884——1911年）南疆的司法制度、民国时期（1912——1949年）南疆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近代南疆涉外司法。第一部分中,主要对新疆建省前南疆传统司法制度的运行、废止情形作了一番系统研究,既从静态的角度剖析了清朝南疆传统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又从动态的角度梳理出其废止情形。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新疆建省后南疆司法制度的运作情形,在突出反映中国司法制度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又集中剖析清末新政与南疆近代司法制度萌芽的关系,客观上阐述民国时期南疆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第三部分,民国时期南疆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能突出反映“近代司法制度”这一时代特征的部分。因此在叙述中用了较多的笔墨去分析,通过大量的史料,来证明新疆南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近代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总是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伴随祖国心脏的跳动而跳动。第四部分,近代南疆涉外司法,之所以将其专门列出,专章介绍,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其二,对于地处边陲的新疆南疆,近代外国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其危害性更甚于内地。纵观全文,在阐述前述四部分内容中,其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特征贯穿全文,隔离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面反映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全貌。通过研究不难发现：（一）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内地趋于一体化,深化了中华民族内在核心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繁荣、富强,具有积极的意义；（二）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的发展相对缓慢,这既有历史的因素,又受制于现实司法人才匮乏、财力紧张等因素,因此加大对边疆司法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是加快当地司法建设的重要途径；（三）因俗施治与改良习俗并存,因为新疆南疆民族复杂、习俗各异,因此政府在推行相关法律法规中,必须充分尊重当地民族习俗,尊重民族感情,否则适得其反,同时对于那些完全违背国家政策、背离善良风俗的一些成规陋习,必须严厉禁止取缔,甚至予以法律制裁；四、加快民族地区的立法工作,区域的特殊性必须因地制宜制定特殊的地方法律规范,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二、乌鲁木齐市明年重点抓函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乌鲁木齐市明年重点抓函件（论文提纲范文）
（2）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评价及改进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2、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 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 2.2.1 服务质量 |
| 2.2.2 客户满意度 |
| 2.2.3 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关系的相关文献 |
| 2.2.4 服务质量差距模型 |
| 2.2.5 服务营销策略 |
| 3、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管理现状分析 |
| 3.1 MY邮政分公司概况 |
| 3.2 MY邮政服务质量管理现状 |
| 3.2.1 注重厅堂营销活动氛围 |
| 3.2.2 加大营销成本投入 |
| 3.2.3 提高员工专业水平 |
| 3.2.4 优化服务态度 |
| 3.3 MY邮政服务质量管理面临的问题 |
| 3.3.1 城市网点分布不均 |
| 3.3.2 客户发展缓慢 |
| 3.3.3 网点环境和设施落后 |
| 3.3.4 客户资产分配不合理 |
| 3.3.5 重项目轻客户需求 |
| 3.3.6 前台服务人员短缺 |
| 3.3.7 激励制度注重于结果 |
| 4、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访谈与调查 |
| 4.1 MY邮政分公司管理者访谈 |
| 4.1.1 访谈样本选取 |
| 4.1.2 访谈结果分析 |
| 4.2 调查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 4.2.1 服务质量调查问卷的设计开发 |
| 4.2.2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
| 4.3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
| 4.3.1 信度检验 |
| 4.3.2 效度检验 |
| 4.3.3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
| 4.4 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4.1 有形性存在认知差距 |
| 4.4.2 安全性上有待完善相关制度 |
| 4.4.3 响应性上标准执行困难 |
| 4.4.4 管理制度存在移情性差距 |
| 4.5 本章小结 |
| 5、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改进策略 |
| 5.1 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
| 5.1.1 加强网点内外部环境建设 |
| 5.1.2 科技赋能提升客户体验 |
| 5.1.3 从网点布局开始改善客群结构 |
| 5.2 大力完善制度设施 |
| 5.2.1 专业融合提升服务质量 |
| 5.2.2 从以项目为导向转化为以客户为中心 |
| 5.3 严格执行服务标准 |
| 5.3.1 加强员工思想培训 |
| 5.3.2 打造财富管理专业团队 |
| 5.4 加强各级人员之间的配合 |
| 5.4.1 加强管理层对一线的了解和支撑 |
| 5.4.2 提高外包人员与网点员工的协作性 |
| 5.4.3 管理层制定激励政策注重以过程为导向 |
| 6、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论文提纲范文）
| 1990年 |
| 1991年 |
| 1992年 |
| 1993年 |
| 1994年 |
| 1995年 |
| 1996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1999年 |
（4）“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厘金的研究 |
| (二) 邮政的研究 |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相关界定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 一、国货与免税 |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基本史料 |
| (一) 汉文文献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 |
| (二) 关于民国新疆县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为主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一) 史料选取的创新 |
| (二)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一章 新疆蒙古族的源流、分布及传统社会组织 |
| 第一节 新疆蒙古族的源流及分布 |
| 一、新疆蒙古族的起源及发展 |
| 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分布 |
| 第二节 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 |
| 一、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形式 |
| 二、清代新疆蒙古族盟旗的管理模式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县制改革前的蒙古王公与盟旗社会管理变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王公制度的延续及作用 |
| 一、王公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延续 |
| 二、蒙古族王公与新疆社会发展 |
| 三、新疆蒙古族王公与边疆稳定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县制改革前盟旗社会管理的变迁 |
| 一、盟旗管理机构的变革 |
| 二、盟旗社会管理的变迁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的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变迁 |
| 第一节 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影响 |
| 一、北洋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 二、新疆省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的县制改革 |
| 一、精河县 |
| 二、乌苏县 |
| 三、额敏县 |
| 四、博乐县 |
| 五、承化县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管理 |
| 一、对王公的控制 |
| 二、对盟旗的管理 |
| 三、对宗教的管理 |
| 第四节 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变迁 |
| 一、中央专案组办理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
| 二、中央司法机关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指导 |
| 三、地方行政机关对各类社会纠纷的处理 |
| 四、蒙古王公对盟旗内部社会纠纷的处理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49年)的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变迁 |
| 第一节 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影响 |
| 一、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 二、新疆省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49年)的县制改革 |
| 一、特克斯县 |
| 二、和靖县 |
| 三、昭苏县 |
| 四、温泉县 |
| 五、和丰县 |
| 六、和硕县 |
| 七、小结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管理 |
| 一、行政制度的变革 |
| 二、经济政策的变革 |
| 三、司法制度的变革 |
| 四、宗教管理的强化 |
| 第四节 教育发展与社会管理 |
| 一、义务教育的发展 |
| 二、师范教育的发展 |
| 三、会立教育的发展 |
| 四、留学热潮的兴起 |
| 五、小结 |
| 结语:民国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社会的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甘肃辛亥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意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甘肃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甘肃社会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甘肃各地的历次农民起义 |
|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民主革命思想在甘肃的传播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在甘肃 |
| 第一节 陇东地区的革命风潮 |
| 第二节 河西一带的反清起义 |
| 第三节 陇南及天水地区的数次革命 |
| 第四节 宁夏起义 |
| 第五节 西宁起义 |
| 第三章 革命进程迟缓的缘由 |
| 第一节 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保守闭塞的人文与社会 |
| 第三节 先进的革命力量薄弱 |
| 第四节 甘肃当局全力抵制镇压 |
| 第四章 社会影响：民国初年甘肃的变与不变 |
| 第一节 封建势力与地方军阀的固结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缓慢前行 |
| 第三节 文教事业初步发展 |
| 第四节 城市及家庭日益褪旧换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甘肃临时军政府职官表 |
| 硕士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奖励情况 |
| 后记 |
（7）中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调查设计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乌孜别克族概况 |
| 第一节 族称和族源 |
| 第二节 人口分布 |
| 第三节 经济生活 |
| 第四节 语言文字 |
| 第五节 宗教信仰及民俗 |
| 第六节 我国乌孜别克族相关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伊犁州伊宁市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 |
| 一、伊宁市人文地理概况 |
| 二、伊宁市乌孜别克族的母语使用现状及成因 |
| 三、伊宁市乌孜别克族的语言兼用及转用情况 |
| 四、伊宁市乌孜别克族的汉语文使用情况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喀什地区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 |
| 一、喀什地区人文地理概况 |
| 二、喀什地区乌孜别克族母语使用现状及成因 |
| 三、喀什地区乌孜别克族语言兼用和转用情况 |
| 四、喀什地区乌孜别克族的汉语文使用情况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昌吉州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自治乡语言使用情况 |
| 一、昌吉州木垒县人文地理概括 |
| 二、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自治乡乌孜别克族母语使用情况及成因 |
| 三、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乌孜别克族语言兼用和转用情况 |
| 四、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乌孜别克族的汉语文使用情况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乌孜别克族的语言使用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乌孜别克族母语使用现状及类型 |
| 第二节 中国乌孜别克族的语言兼用及转用现状及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乌孜别克族文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
| 附录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
| 附录三 问卷 |
| 附录四 访谈提纲 |
| 附录五 访谈录 |
| 附录六 乌孜别克语字母表 |
| 附录七 乌孜别克语田野调查语料 |
| 附录八 工作日志 |
| 附录九 乌孜别克语常用词600个 |
| 附录十 乌孜别克语日常用语100句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二、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概述 |
| （一）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概念和内涵 |
| 1.传统形式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
| 2.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
| （二）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 1.传统制度形式的产生和发展 |
| 2.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 （三） 建立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 |
| 1.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
| 2.有利于促进政府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 |
| 3.有助于增强政府舆论塑造能力 |
| 4.有助于改善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 |
| 5.有助于我国政府网站的建设和完善 |
| 6.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
| 三、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一） 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
| 1.新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法律保障不断完善 |
| 2.新闻发言人的队伍不断壮大 |
| 3.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
| 4.对提高新疆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作出贡献 |
| （二） 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1.观念层面的问题 |
| 2.制度层面的问题 |
| 3.操作层面的问题 |
| 4.人员层面的问题 |
| 四、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路 |
| （一） 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原则 |
| 1.坚持党管新闻的原则 |
| 2.主动原则 |
| 3.真实原则 |
| （二） 完善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对策 |
| 1.观念层面的对策 |
| 2.制度层面的对策 |
| 3.操作层面的对策 |
| 4.人员层面的对策 |
| 结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9）牛录—新疆锡伯族族群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主题与意义 |
| 二、相关理论综述 |
| 第一章 初识锡伯 |
| 第一节 新疆,蛮荒之地? |
| 第二节 塞里木湖,像海一样的湖 |
| 第三节 跨过伊犁河 |
| 第四节 金泉镇 |
| 第二章 家族 |
| 第一节 我叫大力 |
| 第二节 春节 |
| 第三节 丧葬制度 |
| 第四节 锡族咋不争呢? |
| 第三章 牛录里的陌生人 |
| 第一节 伊堪 |
| 第二节 "小香港"的"河南街" |
| 第三节 "翁巴西"制的变迁 |
| 第四节 猪与牲口 |
| 第五节 汉化之忧 |
| 第四章 较量 |
| 第一节 彩排的纠纷 |
| 第二节 庆功宴 |
| 第三节 西迁纪念碑 |
| 第五章 八个桌腿要一样长 |
| 第一节 所谓"大河灌区" |
| 第二节 扬眉吐气的寨牛录人 |
| 第六章 锡伯人为牛录活着 |
| 第一节 锡伯营 |
| 第二节 祭祀圈 |
| 第三节 扎坤古萨,八个村庄 |
| 结语 |
| 族源之争 |
| 族群性的建构与维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1840--1884)南疆司法制度 |
| 第一节 南疆传统的司法制度 |
| 一、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 |
| 二、司法诉讼制度 |
| 三、司法审判制度 |
| 四、司法监察制度 |
| 五、民间调解与仲裁制度等 |
| 第二节 阿古柏入侵及南疆传统司法制度的废止 |
| 一、阿古柏入侵及"晢德沙尔"政权的建立 |
| 二、司法成为宗教的附庸 |
| 三、司法腐败与司法监察制度 |
| 第三节 清朝收复新疆之初(1877——1884年)南疆司法制度 |
| 一、司法机关的设置与司法人员 |
| 二、司法审判诉讼制度 |
| 三、司法监察制度 |
| 第二章 新疆建省后(1884--1911)南疆的司法制度 |
| 第一节 行省制度下南疆司法制度的运行与发展 |
| 一、清末行省制下南疆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 |
| 二、清末行省制下南疆司法审判诉讼制度 |
| 三、行省制下南疆的司法监察制度 |
| 四、民间调解与仲裁制度等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1901—1912)与南疆近代司法制度的萌芽 |
| 一、"新政"时期司法革新的历史背景与革新措施 |
| 二、南疆近代司法制度的萌芽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疆司法制度 |
| 第一节 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 |
| 一、司法机关 |
| 二、司法人员 |
| 第二节 司法审判诉讼制度 |
| 一、诉讼制度 |
| 二、司法审判制度 |
| 第三节 司法监察制度 |
| 一、监督南疆司法的法定机关 |
| 二、南疆司法监督的实际运作 |
| 第四章 南京民国政府时期(1928—1949)南疆司法制度 |
| 第一节 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 |
| 一、司法机关 |
| 二、司法人员 |
| 第二节 司法审判诉讼制度 |
| 一、诉讼制度 |
| 二、审判制度 |
| 三、覆判制度 |
| 第三节 司法监察制度 |
| 一、金树仁时期对南疆的司法监督 |
| 二、盛世才时期对南疆的司法监督 |
| 三、国民党时期对南疆的司法监督 |
| 第五章 近代南疆涉外司法 |
| 第一节 近代南疆领事裁判权制度 |
| 一、俄英领事与领事裁判权在南疆始末 |
| 二、俄英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性 |
| 第二节 涉外案件的处理 |
| 一、处理南疆涉外案件的办事机构 |
| 二、南疆涉外案件的处理方式 |
| 第三节 南疆涉外区域法 |
| 一、涉外婚姻法 |
| 二、涉外土地房屋买卖、租赁、转让、抵押法 |
| 三、涉外商业贸易法 |
| 四、涉外籍贯法 |
| 五、涉外审判程序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乌鲁木齐市明年重点抓函件（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准战争中的察哈尔官兵[D]. 陈璐阳. 内蒙古大学, 2021
- [2]MY邮政网点服务质量评价及改进策略[D]. 赖阳.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3]中国小水电大事记（1904—2019年）（之三）[J]. 赵建达,吴昊. 小水电, 2021(02)
- [4]“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D]. 斯琴.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甘肃辛亥革命研究[D]. 韩世杰. 西北师范大学, 2014(02)
- [7]中国乌孜别克族语言使用现状研究[D]. 阿达来提. 中央民族大学, 2013(07)
- [8]新疆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研究[D]. 田春宁. 新疆大学, 2011(11)
- [9]牛录—新疆锡伯族族群认同研究[D]. 艾清.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 [10]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研究[D]. 梁海峡.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