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出版物:一个悄悄的话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目坤[1]（2020）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变化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为控制社会思想传播,监管社会舆论变化,过滤敌对价值观的书刊审查制度是维系俄国专制统治的重要保障,受到历任俄国沙皇的格外重视。受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国际国内革命形势、沙皇个人思维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果以俄国出版业发展为水平线,那么书刊审查政策就以波浪线式的方式悬挂在上方,时而自由较宽松,时而保守较严苛,就这样来回切换: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前期（1801—1812）是书刊审查政策的宽松自由期,颁布了第一个书刊审查法律,规范了书刊审查秩序,国民教育部和大学负责处理书刊审查事务,到他执政后期（1812—1825）,书刊审查政策开始转向保守;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是书刊审查政策的保守严苛期,颁布了两部书刊审查法律,其中一个被称之为“铁律”,出现了部门书刊审查体系,在1848—1855年甚至出现了极度严苛的书刊审查政策,被史学界称之为书刊审查史上的“白色恐怖”;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1855—1881）的书刊审查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水岭,从1855年至19世纪7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整体上比较宽松、缓和:实施了豁免预审制（仅限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允许私人创办报刊,运用司法手段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纠纷;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加剧,书刊审查政策逐步走向保守,行政专断权和经济处罚举措更多的出现了书刊审查事务处理之中,这种保守趋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时代（1881—1894）是书刊审查政策走向全面保守的时期,“四大臣委员会”的筹建将处理书刊审查事务的行政专断权发挥到了极致,经济手段开始更多的用于对出版物的惩罚之中,这种专断权延伸到了尼古拉二世时期。直到1901年,在出版业与俄国专制政府斗争了一个世纪左右之后,终于从法律层面出现了利于出版业的规定:出版物的警告处罚不再是无限期性质:在没有受到其它处罚的情况下,第一次警告处罚的期限为1年,如果在1年之内获得了第二次警告处罚,则有效期延长至2年,如果没有第3次警告处罚,则之前的警告处罚自动消除。到1905年,又剥夺了“内务大臣禁止出版物登载广告”和“四大臣委员会”的特权。至此,俄国的出版业在法律层面迎来了曙光。在俄国君主专制体制下,新闻出版业的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认可。书刊审查和新闻出版业是一对矛盾体,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沙皇认为出版业和社会舆论应完全依附于绝对君主制度的公理之下,政府无须对社会舆论负责。在政治选择上,国家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权,沙皇的权力由上帝赋予,沙皇只对上帝负责,国家君主也没有义务去考虑任何人的意见。到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崛起,完全“封印”出版业的策略已经宣告失败,俄国政府开始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第一,改变出版业过去被完全压制的发展道路,“疏通发展渠道”;第二,开始主动利用新闻出版业,有意制造和利用社会舆论为政府服务;第三,完善对出版物的惩罚体系,设置各种条条框框,打压敌对舆论和出版物。这些举措将长期成为俄国政府制定书刊审查政策的核心出发点。
薛婧[2]（2020）在《《西厢记》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毫无疑问,《西厢记》是中国戏曲经典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自诞生以来它不仅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研究者的目光,同样也引起了各国翻译家和汉学研究者的注意;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它被陆续翻译成各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取得的成绩尤为瞩目。从19世纪末起,它就先后被十几位译者以全译本、改译本、英文剧本等形式翻译出版;在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撰写硕博论文、学术论文,对它进行专题研究,呈现出《西厢记》在海外广泛的接受和强劲的传播态势。本论文主要运用译介学、描述性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研究对象涵盖《西厢记》英语译介的全过程及其他相关因素,如《西厢记》英译的社会文化语境、英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不同《西厢记》英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等细节上的处理、《西厢记》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经典化历程等。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西厢记》的英译这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具体来说,首先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土壤、元代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以及文人的被动选择这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细致地分析;并对《西厢记》故事的流传和版本问题进行了简单阐述,指出《西厢记》的英译本底本选择以《金批西厢》和弘治本《西厢记》两种为主。继而在广泛搜集大量关于《西厢记》译者、译本和评价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历时性传播进行了梳理,阐明《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时间和译者活动为线索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提出《西厢记》在英语世界已经完成经典化的结论,并且从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两方面对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厢记》在译者、研究者、出版社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角色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宏观角度上,论文全面分析了《西厢记》七个主要英译本的文本和副文本。重点结合译者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译者的主要翻译思想或目的进行探讨;并对各个译本在语言和风格上所体现的特色进行了具体分析;某些译本由于副文本内容较多,信息量大,论文也进行了额外的探讨和分析。微观角度上,笔者指出《西厢记》的外译过程其本质乃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文化负载词是文化交流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位。因此,本论文对《西厢记》译介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做了比较细致的微观研究;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分成语言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五类,每一类各选取大量的例证进行微观分析;总结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呈现出较大差异的结论。最后论文对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和传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展望。《西厢记》是英语世界被重译次数最多的中国戏曲作品,研究其英语译介活动对于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研究和探讨《西厢记》英译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译介传播的本质特征和内因,对于中国戏曲典籍今后的外译工作无疑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童敏[3]（2020）在《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文中指出空间危机是晚清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一切危机的源头,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租界是空间危机的重要表征。上海是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最先西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伴随着租界的设立,西人开始实施针对上海的城市空间改造计划。兴修街道、完善街道网是城市空间改造的首要任务。随着现代街道在上海的成型,街道网络格局日益成熟,上海城市空间的传统状态逐渐消失。如此来看,现代街道的修建触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空间变动,用大卫·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手段,它显示了上海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上海开始以一种“现代”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上海街道是对西方城市街道的模仿。首先,居住在租界内的西方人将其本国的街道建设经验移植到中国。型态完善的租界街道满足着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良好的感官体验,并成为中国人想象西方物质文明的“刺激源”。在当时旅沪人员的相关记载中,“街道体验”成了他们判断城市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租界街道的对比之下,老城街道成了“负面”的存在。因此为了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老城街道又开始了对租界街道的模仿。空间上的危机会触发社会整体秩序的崩塌。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有多种功能。空间不是简单的物质组合,而是凝聚了深厚文化记忆的场所。上海街道由传统向现代地转型在深层次上意味着空间文化记忆的扭转。在直观层面上,现代街道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原有的水乡秩序,都市日常生活的节奏由慢走向快,由静走向动。空间上的剧烈变动改变着都市人的感知结构,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街道被反复书写,尤其是四马路、南京路、霞飞路、北四川路等街道。它们表明以满足市民大众日常生活为目的的现代生活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同。在上海,街道给予人们以独特的城市美学体验,即异域情调。当人们穿梭于上海的街道,仿佛置身于异国。然而,这异域情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危机。上海街道是一个西化的空间,更是一个殖民的空间。殖民暴力虽化身为异域情调,却无法掩饰它的殖民野心。因此,走在南京路上的上海人,在感受异域情调的同时,也成了殖民权力直接宰制的对象。尤为独特的是,在现代上海,修建街道并不只是市政事务,它还体现为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博弈。正是因为如此,华界当局亦通过修建街道来表达自我的民族主义诉求。街道作为城市的外部空间,从性别角度来说,它还关涉着传统的两性秩序。“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如若发生颠倒、错乱,那么便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但在上海,走在街上的女性改变了传统的性别秩序格局。女性以街道这一公共空间实践着自我的性别诉求和政治诉求。现代上海的街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暧昧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失序的同时又建立新秩序的空间。正是基于此,“空间”与“秩序”可以看作是理解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关键词。街道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嬗变的空间。这嬗变首先发生在物质空间层面。本论文的第一章,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和文学文本,考察了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以及转型后的现代街道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在上海,街道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一些实际的障碍,如河浜、城墙。填浜筑路、拆城筑路是上海街道现代转型的重要措施。然而在上海,河浜、城墙既是街头景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且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清末民初因拆除城墙而引发的争论,便可见一斑。河浜、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这预示着上海逐渐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秩序,开始适应专属现代都市的新秩序。此外,越界筑路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越界筑路在租界当局主导下进行。然而,“筑路”并不是这一措施的目的,“越界”才是本质。现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城市,空间上的越界正是租界对华界权力的侵犯。所以说,越界筑路是租界进行殖民扩张的手段,由此而形成的街道则是殖民扩张的产物。外部空间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在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具备现代型态的上海街道不仅是作品的描述对象,也是文本空间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古代城市小说中,城市的街道未能成为文本空间的构成因素,作为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街道往往被忽略。现代街道参与文本空间的建构,并成为文本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街道在空间上的嬗变是直观的,也就是说是可视的、可触的,可以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往往会把街道所赋予的经验揉进创作之中。这样说来,现代街道同时也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和书写技巧。本论文的第二章阐释现代街道如何影响都市日常生活秩序。街道是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时刻与街道发生联系。上海街道构建了现代都市的新时空。与传统街道的日常时空秩序相比,这一新时空是变形的,是被权力所规训的。街灯、车辆是现代街道最重要的附属品,是街道文明的物质表征。但同时,它们的存在让街道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形变。街灯延长了人们在街道上停留的时间,它的存在让街道成了昼夜颠倒的时空。车辆以速度为媒介让街道成了压缩的、流动的、叠加的时空。街灯、车辆让都市日常生活获得了现代化的传奇色彩。巡警是现代街道的重要配置,这预示着作为市民空间的街道开始接受权力的规训,都市日常生活被裹挟在一张巨大的权力网中。现代街道改变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内容。现代都市是物质聚集的场所,人的欲望在物质的刺激下摆脱了日常伦理道德的束缚,开始寻求正常的表达方式。因此,街道成了市民日常生活欲望的表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上海兴起了一种依托于街道的日常休闲运动,即“荡马路”。所谓“荡马路”也即是散步。“荡马路”是市民大众理解现代上海的重要手段,是人与城市的互动。人既接受了现代城市时空秩序的约束,也在通过行走的方式去改变这一秩序。上海正是在市民大众的脚部下才获得了意义。摩登与革命是理解现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关键词。本论文的第三章从摩登与革命的关系阐释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摩登”一词词义丰富,它在30年代的上海与现代物质消费产生了直接的关联。因此,由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现代街道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摩登的空间。左翼文人行走在这摩登的空间中,自然会产生愉悦的感官体验。但阶级意识却阻止他们进一步沉迷于其中。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城市贫民、无产者处于殖民者和上层阶级的压迫中,他们被排斥在这个充满摩登情调的空间之外。左翼文人的上海街道叙事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识。为了寻求空间正义,上海街道被挪用为革命的实践空间。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呼喊口号,上海街头的革命活动是对既有城市空间秩序的否定,同时也是改写城市空间记忆的手段。本论文的第四章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上海女性是如何利用现代街道的空间特质来颠覆传统性别秩序。街道是城市的外部空间,因而在性别视角下,它亦是男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街道是拒绝女性的。具体说来,拒绝女性其实是拒绝她们的身体。而现代上海的街道却成为女性身体的展示空间,从晚清的妓女到30年代的摩登女郎和革命女性,上海街头因她们的存在而更加异彩纷呈。走在街上的女性一方面无法避免被男性凝视和被物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女性的城市经验。为了调整自我身体、街道（公共空间）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诉求之下,女性主动接受革命的编码,将自我的女性气质隐藏起来,试图以一个政治的身体、革命的身体弥合两性之间的裂缝。晚清以来,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剧烈的空间嬗变过程,本论文从“空间”与“秩序”入手,结合现代上海城市史、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分别从都市日常、左翼和性别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阐释在一个嬗变的空间中,旧有的秩序如何被颠覆,新的秩序又如何被建立的过程。
邓海燕[4]（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施瑞婷[5]（2018）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文中认为当代社会情感感受与表达规则失范、社会心态失调等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我国几度社会转型的历史实情来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变迁都会深层次地影响处于时代洪流中的个体情感,情感社会化研究便发轫于此。社会化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情感社会化不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机制,对情感社会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创性地在情感体制的研究视角下,历时性地剖析了我国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情感社会化问题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变性。通过选取跨越五十年历史的《中国少年报》上“知心姐姐”相关栏目的全样本作为研究材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历时性内容分析法,展开纵向和横向的多角度探讨,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理想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在这一情感体制下建构起了一整套“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主要特征是情感色调以“勇敢”为主,集体主义情感主旋律突出,情感趋向两极化、片面化,许多情感都被摆在了对立的位置上,目的在于烘托、强化以及反衬集体主义情感。围绕这套话语有着相应的话语实践,重点在于对个体与集体的情感关系的处理。集体主义情感大于一切,家庭功能政治化。对少年儿童与对成年人的情感社会化的期待并无明显分别。具体的情感教育方式首先是自我反省,接着对有益于情感社会化话语的情感进行潜移默化地渗透,以及采用反衬手法进行强化。对于不符合话语要求的情感,同样采用反衬法凸显其错误性,并利用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关系,进行集体性的批判以及夸大危害性的后果,直至将其扭转。现实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导性情感体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经济腾飞,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教兴国”战略使认知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中最受重视的内容。与此相应,“集体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式微,理想主义的狂热回归现实主义的理智。在此历史情境下形成的现实主义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这套情感社会化话语实践的重点,在于处理个体与互动性重要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由于核心家庭在情感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亲情之爱重新回到情感社会化话语中,情感色调以“爱”为主。少年儿童成为情感教育中最受关注的群体,情感教育方式虽种类繁多,但总体呈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被理智对待的情感若是能够促进认知教育的发展,社会化过程就完成了。若还不能,则需经由自省,辅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方式重复这一过程,进行情感的再社会化。自我主义情感体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主导性情感体制。这种情感体制建构起了一套系统的“快乐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理智至上”的情感社会化话语由于引起许多负面情感而逐渐式微,社会对正面情感的呼吁加强,因此,这种情感体制的情感色调以“快乐”为主。对“快乐人生三句话”及相应的“快乐人生的36个好朋友”的建构,完整地诠释了这套话语的内涵。随着情感逐渐“被看见”,不再依附于其他,情感指涉个体、回归自身。话语实践所处理的主要是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情感涉及的环境不再局限在日常生活范围内,还涉及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少年儿童的情感得到进一步彰显。情感成为情感教育的核心,对于负面情感往往采取“以情育情”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促使其转化为有益于“快乐人生”的正面情感。如难以转化,则会选择忽视、忍耐、遗忘、向内归因等方式进行排解。若起初体验到的是正面情感,也要经由自我反省,判断其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如不符合,还需通过情感教育进行再社会化,以达成“快乐人生”的目标。三种主导性情感体制之间是一种交叉渐进的关系。随着情感体制的变迁,情感社会化的话语建构及实践亦在不同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为一个时期的情感意涵、情感序列、情感关系以及情感教育等定下基调。情感教育方式从极端化转向人性化,原本受到压制的个体情感日益得到关注,个体与自身的情感关系成为情感社会化话语处理的核心关系,代际关系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些都反映出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但是,鉴于我国文化一直非常重视情感,即便是在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时代,也体现出强烈的试图将情感予以规训的冲动和要求。通过“知心姐姐”形象的创立,促使受众与其产生情感联结,其目的还是为了进行情感教育,强调情感的统一性,强化情感社会化话语。国家意志以及工具理性在每个时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其对情感规训的影响力,高度简化的情感判断与向内归因的情感教育方式也始终存在。情感社会化话语还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研究最后分析了对情感社会化话语的过度内化可能带来的情感问题,指出情感或许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结构性因素之外,引发情感体制本身更迭变化的内在推动力,由此探讨了情感体制转向的新趋势。研究最终落脚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解释这些变迁及其机制是如何通过曲折的历程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生存体验和生活感受的,并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个体与社会两方面提出处理社会情感问题的建议,且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总体而言,在情感体制视阈下探讨情感社会化问题不仅能够帮助人际沟通与代际间的理解,更有助于将历史照进现实,为洞悉时代的命运与精神提供参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情感社会化是连接看似个体层面的情感与整体层面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桥梁,唯有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都通过良性循环的方式解决情感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好社会”。
荀利波[6]（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刘霞[7]（2017）在《日本原爆文学主题研究》文中提出原爆文学是指以二战末期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称。原爆文学在日本发展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涵盖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散文以及评论等多种文学样式,作为战后文学的重要分支,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整个战后文学史,是日本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通过归纳整理日本原爆文学的生成语境及发展脉络,结合具体文本对其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做一个历史性的梳理与勾勒,从“毁灭”、“创伤”、“反思”三个方面对日本原爆文学的主题意蕴和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的剖析,从而对日本原爆文学进行纵横交织的研究。简要来说,纵向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的历时性维度。日本原爆文学在战后社会的综合语境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文本内涵,三大主题的呈现跟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步调基本一致,蕴藏着一种承上启下且相互并列的内在逻辑。而横向研究主要通过对具体的文本细读、解析、阐释与比较,考察各个阶段的文本在表现主题的过程中的异同,以核认知为主线横向挖掘日本原爆文学的内在主题意蕴和文本价值。具体将从五个部分进行阐释。绪论部分首先对日本原爆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沿革进行梳理。通过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归纳和总结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第一章“毁灭主题:人间地狱的再现”。本章主要以原民喜的《夏之花》三部曲、大田洋子的《尸横遍街》等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从“毁灭的序曲”、“毁灭的瞬间”、“毁灭的惨景”三个层面,探讨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毁灭性”在原爆文学中的具体呈现。原民喜、大田洋子等作家基于自身的被爆体验,肩负着厚重的写作使命,通过记忆的书写和历史的证言,再现了广岛和长崎被爆之前的民不聊生、被爆之时的人间地狱之惨状、以及被爆之后人们在废墟上苦苦挣扎的图景。第二章“创伤主题:呐喊与安魂”。本章主要以大田洋子、林京子、井伏鳟二等作家的原爆文学为分析对象,研究原爆文学中的创伤记忆与历史书写。具体从“创伤的症候”、“创伤的展演”、“创伤的安度与复原”等逻辑相继的三个方面,对被爆者的肉体之痛和精神之殇进行分析和阐述,尤其是对作品中表现的女性被爆者因遭受歧视而造成的心理创伤进行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些作品不再停留在记录的层面,主要聚焦被爆幸存者所承受的身心伤害,关注他们战后的生存状况,思索个体生命的价值,拷问作为一个被爆幸存者在战后如何有尊严地存活下去等更深层面的问题,向人们展示了被爆幸存者的战后是一部言说不尽的血泪史。由此可见,原爆文学不仅对被爆幸存者发出了自强不息的呐喊,也向逝者表达了深切哀悼之情以及对骨肉同胞的无尽追思。与此同时,它对战后的社会矛盾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也进行了强烈地控诉。第三章“反思主题:痛定思痛”。本章主要以井上光晴的《手之家》《大地的群像》、堀田善卫的《审判》、小田实的《广岛》以及大江健三郎的核文学为文本分析对象,对原爆文学中的反思精神进行深入探索和挖掘。这些作品突破以往固有视角——狭隘的民族主义视点或个人体验的宣泄,立足国际视野对原爆这场灾难的实质进行思索和反省。多重主题的交错与民族视野的超越,从广岛体验走向世界和平,是作家们历经劫难后痛定思痛的蚌病成珠。如果说井上光晴通过国内视野对被爆者与部落民歧视等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话,那么堀田善卫的《审判》以及小田实的《广岛》则是一种国际视野,对被害与加害的相对性以及被爆无国境等问题进行探讨,触碰到道德根本问题的核心之处。此外,大江健三郎通过一系列核文学作品直击时代命脉,把广岛体验国民化,并把这种“屈辱”附上普世价值从而达到世界化的目的,强烈呼吁废除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向人们提出如何面对核时代这一重大课题。最后为结语部分。该部分主要从文学特色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对日本原爆文学的总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评述。首先,日本原爆文学在叙事策略上,纪实与虚构在文本实践中各有侧重,并相互补充彼此衬托。早期的原爆文学,偏重个人体验和历史纪实,现实主义气息浓厚。60年代以后的原爆文学基于文学张力的自身需求,不乏作者的虚构想象。在纪实和虚构之间、生活和艺术之间,日本原爆文学通过虚构想象与历史真实,从而达到了平衡且完美结合,实现了作家抒写历史并反思时代精神价值的创作本心。其次,日本原爆文学不仅从形式上与时俱进地实现了过渡,在对核认知这一层面上也呈现出其突出的特征,从唯一被爆国的民族受害情结到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从狭隘的民族愤恨到人类永久和平的演进,核认知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升到全人类的角度可以说是日本原爆文学超越时空最有价值的表现。总之,日本原爆文学将全部的情感与理性思考都放置于文本载体中,树立了灾难书写的典范,在呈现主题的同时满足了大众情感宣泄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心理疗伤和警示后世的功能。其真实性和历史理性,给人们带来的教诲是鲜明和深刻的,从而使日本原爆文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与意义。
程曦敏[8]（2017）在《干部本地化与地方政治 ——以江津县领导干部构成变动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为实现对西南等新区的有效接管,从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党员干部到新区任职,形成了新区县级政区领导干部群体以外来干部为主的格局。学界称之为新区地方干部的“北方化”。以往研究对此强调较多,但也容易遮蔽新区干部任用和干部构成的其他面相。本文以江津县为个案,梳理1949至1966年间新区地方领导干部构成的变动情况。江津的个案显示,自1950年代中期起,该县的本地干部便开始由下而上逐步取代外来干部,1960年代即确立了本地干部占主导的干部构成。这一“干部本地化”的现象,揭示出毛泽东时代地方干部构成变迁的某些复杂面相。分析江津县的个案,可以发现,干部本地化与三个因素相关联,即第一把手政治、人际关系网络和宏观政策背景。干部本地化对地方政治产生了重要而又复杂的影响。在地方权力和地方利益这对范畴里,干部本地化并不一定导致地方公共事务的决策向地方利益倾斜,有时还可能会与地方利益相抵牾。这一现象凸显出地方政治中“地方权力优先”的取向。
周明怡[9]（2016）在《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报刊的“停刊潮”,多家具有国际影响的报刊结束了纸质印刷出版,或停办,或转向数字出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停刊潮”已逐渐波及到我国的出版业。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移动终端数量的激增,都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人们由传统的纸质媒体转向了移动端的电子阅读,消费者消费模式的转变意味传统的出版社必须面临转型的难题。有些大型的出版机构,比如凤凰传媒,已经着手转型,成立了自己的数字出版和发行平台,但是大多数的机构不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渠道等其他方面都不具备自主研发、推广的能力。期刊和报纸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是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瑞丽时尚先锋》也避免不了停刊的命运。A公司作为全国首家移动数字智能出版平台,致力于为媒体、企业和政府提供移动媒体发展策略、平台开发及运营服务。然而,因为初始创业团队成员多为技术人员,较为单纯的从技术和产品优化升级方向出发,对于营销和产品推广方面经验不足。虽然战略方向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但由于自身缺乏市场分析和应对能力,忽视了买方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和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三方面的因素,导致大客户快速流失,企业发展陷入了停滞期。改进战略管理和寻求相应对策己经成为A公司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A现有发展战略入手,在战略管理理论指导下通过借助波特五力模型、PEST、SWOT等分析工具深入分析其企业发展需求、所处行业现状及目前战略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据分析结果权衡比较,选定优化企业战略管理方案改进企业现状,并结合国家监管规定和行业环境,系统地提出其优化战略管理和对策。本文的研究对于A公司乃至其他同行企业在寻找发展方向,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冯晓[10]（2014）在《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文中研究说明如果说40至80年代的批评家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难题,那么,进入90年代,批评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型考验,即商业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施加的巨大压力。90年代文学的俗化发展,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构成了双重挑战,一方面纯文学的审美主义批评话语体系面临“失语”的危机,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中心地位面临崩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迅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批评家坚持文化批判的立场对文学的俗化倾向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一部分批评家顺应时代文化的俗化潮流直接做起了商业的帮闲,还有一部分批评家选择回归学院“躲进小楼成一统”。文学批评话语的分化导致90年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空前地混乱,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多是缘于对文学（批评）观念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其背后却又往往蕴含着争夺文化权力的意味。如何客观地分析这些纷乱无序的文学批评现象并厘析出其潜在的文化涵义,这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属于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在对1990至1999年发表的批评论文及着作进行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批评文本和话题,通过细致的批评文本分析和追根溯源式的现象考察,以期以点带面式地描绘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精神风貌。本文共分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些关键词作了概念阐释,然后从整体上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生态作了介绍。第一章围绕“严肃文学’危机’论”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批评”两个问题展开。通俗畅销书给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带来了深重的职业焦虑,本章主要考察批评家对之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批评姿态,其中重点分析精英立场的审美主义批评和商业帮闲式的印象主义批评。第二章围绕“金庸小说经典化”问题展开,主要分析90年代文学批评家精英群体内部发生的立场转移以及价值论争。金庸小说经典化事件暴露出90年代文学批评的市侩气质,同时也表明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观念已入侵90年代的文学批评场域。第三章围绕“《废都》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雅俗共赏’观批判”、“’新市民文学’批判”、“’闲适文学’批判”、“’中产阶级文学’批判”等相关话题展开。如何看待严肃文学与商业的关系?如何应对严肃文学的俗化挑战?通过梳理90年代批评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凭藉文化批判话语在积极寻求着对商业意识形态压力的突围。第四章围绕“’学院派’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问题展开,主要对新型文学批评范式做了发生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建立新型批评范式,是90年代文学批评家在对自身的边缘位置确认后的一种学术自觉,这背后涌动着批评家扩张学术话语权力的强烈动机。
二、世纪出版物:一个悄悄的话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出版物:一个悄悄的话题（论文提纲范文）
（1）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书刊审查以及对象的概念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俄国书刊审查发展的历史沿革 |
| 1.1 俄国书刊审查的起源 |
| 1.1.1 书刊审查的发端——宗教审查 |
| 1.1.2 第一个正式书刊审查文件——《百章会议》 |
| 1.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的兴起 |
| 1.2.1 世俗书刊审查初露锋芒 |
| 1.2.2 世俗领域书刊审查体系初步成型 |
| 1.2.3 书刊审查组织工作 |
| 1.3 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确立 |
| 1.3.1 《1804年书刊审查章程》 |
| 1.3.2 19世纪初的俄国出版业现状 |
| 1.4 书刊审查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1 书刊审查法律秩序的重新建构 |
| 1.4.2 书刊审查机构的重新建构 |
| 1.4.3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新闻出版业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19世纪60年代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论争 |
| 2.1 失败的战争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崛起 |
| 2.2 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2.1 革命民主派 |
| 2.2.2 自由派 |
| 2.2.3 斯拉夫派 |
| 2.2.4 保守派 |
| 2.3 官僚阶层的书刊审查政策观 |
| 2.3.1 自由派官僚 |
| 2.3.2 保守派官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 |
| 3.1 书刊审查政策立法筹备 |
| 3.2 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2.1 书刊审查隶属权的变更 |
| 3.2.2 中央书刊审查机构组织改革 |
| 3.2.3 地方书刊审查机构改革 |
| 3.3 主要的书刊审查政策 |
| 3.3.1 废除部门书刊审查体系 |
| 3.3.2 施行预审制豁免制度 |
| 3.3.3 新惩罚机制体系 |
| 3.3.4 引入司法审判体系 |
| 3.3.5 设立印刷厂、图书贸易专职监察员 |
| 3.4 1865年4月6日书刊审查政策立法评述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影响 |
| 4.1 改变了俄国书刊审查官员结构 |
| 4.2 改变了俄国定期出版物的结构 |
| 4.2.1 俄国出版物数量增加 |
| 4.2.2 改变了定期出版物结构 |
| 4.3 俄国出版业的资本化趋势 |
| 4.3.1 报刊成员组织构成 |
| 4.3.2 日趋现代化的印刷厂 |
| 4.3.3 报刊的财务资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书刊审查政策的倒退 |
| 5.1 国家政权与社会舆论力量的对比 |
| 5.2 俄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
| 5.2.1 创办普适性官方报刊 |
| 5.2.2 支持半官方出版物 |
| 5.2.3 支持保守派和右翼报刊 |
| 5.3 渐趋反动的出版业政策 |
| 5.3.1 书刊审查领域保守主义思想的强化 |
| 5.3.2 逐渐增多的反动政令 |
| 5.3.3 反动书刊审查政策下的出版物现状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2）《西厢记》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西厢记》的创作语境和底本概况 |
| 第一节 杂剧在元代兴盛的历史文化语境 |
| 一、地理环境及文化土壤 |
| 二、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 |
| 三、文人的被动选择 |
| 第二节 王实甫和《西厢记》创作 |
| 一、元代文化语境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影响 |
| 二、《西厢记》的故事流传 |
| 第三节 《西厢记》的版本和英译底本问题 |
| 一、戏曲典籍翻译中底本的重要性 |
| 二、金批本和弘治本的概况 |
| 三、《西厢记》主要英译本的底本选择 |
| 第二章 《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之旅 |
| 第一节 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概况 |
| 第二节 《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一、小荷才露尖尖角:被误解的首次翻译 |
| 二、发轫期——中外译者的不经意巧合 |
| 三、探索期——各具特色的译本 |
| 四、稳定期——学者型翻译 |
| 五、瓶颈期——中国译者后继乏人 |
| 第三节 《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 |
| 一、经典和经典化 |
| 二、《西厢记》的经典化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厢记》英译本的翻译面貌 |
| 第一节 熊式一译本:首个英文全译本 |
| 一、《王宝川》与《西厢记》:截然不同的翻译思想 |
| 二、晓畅通顺和雅化的语言 |
| 第二节 亨利·哈特译本:大众读本 |
| 一、《西厢记》的介绍性译本 |
| 二、亨利·哈特译本的底本问题 |
| 三、尊重原文基础上的适度归化 |
| 第三节 亨利·威尔斯译本:舞台剧本 |
| 一、亨利·威尔斯:从英国诗歌到中国戏曲 |
| 二、西方戏剧在亚洲戏剧中寻找灵感 |
| 三、翻译思想及具体表现:总体戏剧 |
| 四、舞台性强的戏剧语言 |
| 第四节 赖恬昌和《西厢记》改译本 |
| 一、赖恬昌:中国文化的华人传播者 |
| 二、戏曲的故事性改编 |
| 第五节 杜为廉:《西厢记》全译本 |
| 一、杜为廉的中国戏曲研究及翻译 |
| 二、忠实于原文和译本的“文学性” |
| 第六节 奚如谷和伊维德:《西厢记》全译本 |
| 一、伯牙子期:奚如谷和伊维德 |
| 二、阴和阳:《西厢记》英译本副文本解读 |
| 三、口语化和诗性并存 |
| 第七节 许渊冲:《西厢记》韵文本 |
| 一、许渊冲的翻译理论 |
| 二、独树一帜的韵文版译本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厢记》中的文化负载词 |
| 第一节 文化负载词 |
| 第二节 文化负载词在《西厢记》中的具体表现 |
| 一、语言文化信息负载词 |
| 二、社会文化信息负载词 |
| 三、宗教文化负载词 |
| 四、物质文化负载词 |
| 五、生态文化负载词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对中国戏曲典籍外译的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为什么是街道? |
| (二)为什么是上海的街道? |
| (三)文学书写的“街道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对“街道”的研究 |
| (二)对“现代上海街道”的研究 |
| 三、研究价值、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双重嬗变:街道转型与文本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上海旅行与街道书写 |
| 一、引入旅行视角 |
| 二、旅行视角下的上海街道 |
| 三、街道差异体验的书写 |
| 第二节 上海街道的现代转型及其悖论 |
| 一、转型的前奏:街道政治的发生 |
| 二、转型的措施:填浜·拆城·越界 |
| 三、悖论的表征:空间殖民主义 |
| 第三节 街道与现代文本的空间构成 |
| 一、现代文本空间的生成 |
| 二、文本空间生成与更迭的文化机制 |
| 三、文本空间中的人物位移 |
| 第四节 文本叙事中的街道经验 |
| 一、身体在场与感官世界 |
| 二、街道速度与文本节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街道与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街道秩序与日常的逻辑 |
| 一、时空变形中的都市日常 |
| 二、权力下移与被规训的日常 |
| 第二节 日常之“变”:街道空间的欲望化表达 |
| 一、生活物欲化:街道的消费空间属性 |
| 二、狂欢审美:作为娱乐空间的街道 |
| 三、情感公开:两性关系的“街道叙述” |
| 第三节 荡马路:街道的日常实践和审美体验 |
| 一、日常实践 |
| 二、审美体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摩登与革命:左翼话语中的上海街道 |
| 第一节 北四川路与左翼文化中心的崛起 |
| 一、东洋风·平民气·“半租界” |
| 二、北四川路左翼文化空间的形成 |
| 三、改造与同化:左翼文化空间的巩固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的双重街道体验 |
| 一、摩登街道与左翼“新感觉” |
| 二、底层书写与街道阶级化 |
| 第三节 街道挪用:左翼文人的街头革命 |
| 一、革命的准备:走向街头 |
| 二、革命的开始:“街上人”的革命启蒙 |
| 三、革命的形式: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
| 四、南京路:革命的记忆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间与身体:走在街上的女性 |
| 第一节 “见或不见”:女性身体与女性空间 |
| 一、“藏之不见”:传统女性空间的形成机制 |
| 二、看街:女性身体的“视觉突围” |
| 三、街道:“新”女性空间 |
| 第二节 街道与女性身体的再发现 |
|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身体的自我发现 |
| 三、性别共谋:革命化的女性身体 |
| 第三节 街道上消失的身体——对1936年妇女节游行的考察 |
| 一、游行、身体与街道的空间转变 |
| 二、女权还是国族? |
| 三、“为国献身”:女人还是中国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发表论文 |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问题聚焦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材料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一个栏目的几个时代 |
| 一、“我群”与“他者”:主要受众群体的聚焦 |
| 二、政策与教育: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 三、回到情感:情感色调的年代差异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想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革命的“理想主义” |
| 二、“集体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公而忘私”的情感关系 |
| 四、“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实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生存的“现实主义” |
| 二、“理智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亲情回归”的情感关系 |
| 四、“工具理性”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自我主义情感体制下的情感社会化话语 |
| 一、发展的“自我主义” |
| 二、“快乐至上”的话语建构 |
| 三、“彰显自我”的情感关系 |
| 四、“以情育情”的情感教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跨越时期的情感话题 |
| 一、情感意涵的时代变迁 |
| 二、“公与私”的消逝与重构 |
| 三、“男与女”的性别意识 |
| 四、“贫与富”的对立与感知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阶段已发表论文及着作 |
| 致谢 |
（6）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 |
| 第一节 抗战中崛起的西南大后方 |
| 一、西南大后方区域范围及政治地位的确立 |
| 二、西南大后方社会整体发展的稳定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中心的西南重构 |
| 一、北京、上海现代文学中心的沦陷 |
| 二、硝烟中流散的现代文学 |
| 三、抗战时期现代文学中心的西南重构 |
| 第三节 现代新诗在西南大后方的历史出场 |
| 一、现代诗人抗战时的西南集聚 |
| 二、诗歌传播场域在西南的构建 |
| 三、现代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 |
| 第一节 战火中的洗礼:诗人生存状态与诗歌态度 |
| 一、流散期:吹响民族抗战号角 |
| 二、稳定期:浴火后的西南聚集 |
| 三、困难期:向现实的深处掘进 |
| 第二节 硝烟中的集结:诗歌社群与诗人组织 |
| 一、“文协”的建立与诗人动员 |
| 二、《七月》等报刊媒介与诗人组织 |
| 三、西南联大等校园文学社群与诗人的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 |
| 第一节 接受群体类型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
| 一、底层的大众:文艺动员中的普通市民和工农 |
| 二、挑剔的读者:西南大后方城市知识分子群体 |
| 三、诗歌逐梦者:西南大后方校园中的学生群体 |
| 第二节 诗歌传播的主要途径与困境 |
| 一、出版发行机构的发展与诗歌文集出版 |
| 二、《抗战文艺》等报刊媒介的诗歌传播 |
| 三、诗朗诵、街头诗等传播途径的发展 |
| 四、战时环境下诗歌传播的主要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 |
| 第一节 朗诵诗等:“使诗歌,成为大众的东西” |
| 一、高兰等的朗诵诗创作 |
| 二、田间等的街头诗创作 |
| 三、沙鸥等的方言诗创作 |
| 第二节 叙事诗:“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 |
| 一、战时生态适应中走向新的抒情 |
| 二、战时生态适应中的形式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 |
| 第一节 战时生态下的新诗创作活动特点 |
| 一、创作目的的工具化 |
| 二、创作活动的组织性 |
| 三、接受对象的大众化 |
| 第二节 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的整体变化 |
| 一、规定性的“我们”对个体的“我”的超越 |
| 二、现实性在诗歌现代性构建中的合法性的确立 |
| 三、多元文化整合对西南大后方诗歌艺术的丰富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937 年 7 月至1945 年 8 月出版的主要诗集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日本原爆文学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日本原爆文学 |
| (一) 原爆文学的概念与诞生背景 |
| (二) 原爆文学的发展沿革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毁灭主题:人间地狱的再现 |
| 第一节 毁灭的序曲 |
| 一、《毁灭之序曲》: 时空维度下的灾难预示 |
| 二、《毁灭之序曲》: 多重视角下的精神幻灭 |
| 第二节 毁灭的瞬间 |
| 一、《夏之花》等: 原爆瞬间 |
| 二、《来自废墟》等: 原爆的次生毁灭 |
| 第三节 毁灭的惨景 |
| 一、《尸横遍街》等: 人的毁灭 |
| 二、《来自废墟》等: 家园的毁灭 |
| 三、《广岛的回忆》: 城市文明的毁灭 |
| 小结 |
| 第二章 创伤主题: 呐喊与安魂 |
| 第一节 创伤的症候 |
| 一、肉体之痛 |
| 二、精神之殇 |
| 第二节 创伤的展演 |
| 一、普遍性的个体创伤 |
| 二、独特性的女性创伤 |
| 第三节 创伤的安度与复原 |
| 一、《祭场》: 艰难的哀悼与安魂之路 |
| 二、创伤记忆与历史书写 |
| 小结 |
| 第三章 反思主题: 痛定思痛 |
| 第一节 多重主题的交织: 井上光晴的原爆文学 |
| 一、《手之家》: 多重主题的反思 |
| 二、《大地的群像》: 多重主题反思之深化 |
| 第二节 战争责任之思: 堀田善卫的《审判》 |
| 一、《审判》: 加害者保罗与恭助的对比 |
| 二、《审判》: 罪与罚 |
| 三、《审判》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民族主义视野的超越: 小田实的《广岛》 |
| 一、《广岛》: 民族与种族歧视的交织 |
| 二、《广岛》: 被害与加害的辩证思考 |
| 三、《广岛》的进步意义 |
| 第四节 核时代的生存之道: 大江健三郎的核文学世界 |
| 一、《广岛札记》: 大江反核之旅的起点 |
| 二、《治疗塔》: 现代危机的预言 |
| 三、核时代的生存之道 |
| 第五节 原爆认知及战争反思 |
| 一、反对战争抑或反对战败 |
| 二、“请安息吧,战争错误不再重演” |
| 三、“提起广岛时” |
| 小结 |
| 结语 |
| 使用文本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8）干部本地化与地方政治 ——以江津县领导干部构成变动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设计 |
| 第一章 江津县领导干部概况 |
| 第一节 江津县概况 |
| 第二节 外来领导干部 |
| 第三节 本地领导干部 |
| 第四节 干部任免权限 |
| 第二章 建政初期外来干部主导地位的形成 |
| 第一节 江津解放与干部构成 |
| 第二节 征粮与“匪乱”中的干部 |
| 第三节 外来干部主导地位的强化 |
| 第三章 干部本地化的初现: 基于凌文德个案的分析 |
| 第一节 凌文德的政治经历及其特殊性 |
| 第二节 外来干部的两次失误 |
| 第三节 川东地下党干部关系网络 |
| 第四节 干部政策的变动 |
| 第四章 干部本地化的退与进 |
| 第一节 干部本地化遭遇挫折 |
| 第二节 激进运动中的本地干部 |
| 第三节 干部本地化的关节点 |
| 第五章 本地干部主导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激进政策调整的影响 |
| 第二节 凌文德政治权威的逐步恢复 |
| 第三节 本地干部的加速提拔 |
| 结语 |
| 一、干部本地化的趋势和成因 |
| 二、干部本地化与地方政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图五资料来源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战略 |
| 2.1.2 战略的层次 |
| 2.2 企业战略理论 |
| 2.2.1 传统战略理论 |
| 2.2.2 竞争战略理论 |
| 2.2.3 战略理论发展方向 |
| 第3章 A公司简介 |
| 3.1 公司愿景 |
| 3.2 公司经营目标 |
| 3.3 组织结构及股权结构 |
| 3.4 主要业务 |
| 3.5 赢利模式 |
| 3.6 经营现状 |
| 第4章 A公司战略分析 |
| 4.1 外部环境 |
| 4.1.1 PEST分析 |
| 4.1.2 竞争性分析(波特五力分析) |
| 4.1.3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矩阵) |
| 4.1.4 小结 |
| 4.2 内部条件分析 |
| 4.2.1 公司资源和能力分析 |
| 4.2.2 内部因素评价(IFE矩阵) |
| 4.3 SWOT分析 |
| 4.4 战略地位和行动评估矩阵(SPACE) |
| 4.5 A公司战略分析总结 |
| 第5章 A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 |
| 5.1 发展战略方向与目标 |
| 5.2 战略配套职能措施 |
| 第6章 A公司市场营销模式创新和实施方案 |
| 6.1 数字出版营销模式的假设 |
| 6.2 基于差异化战略的数字出版营销模式分析 |
| 6.3 移动媒体代运营服务营销模式的提出 |
| 6.4 A公司目标市场定位 |
| 6.5 A公司移动媒体代运营技术实现方案 |
| 6.6 A公司市场营销策略 |
| 6.6.1 产品服务 |
| 6.6.2 营销渠道 |
| 6.6.3 定价策略 |
| 6.6.4 营销手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学批评话语的裂变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危机”论 |
| 一 80-90年代文学发展背景概述 |
| 二 危机意识与批评姿态 |
| 第二节 畅销书时代的文学批评——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批评谈起 |
| 一 审美主义批评:逆大众文化潮流而行 |
| 二 印象式批评:“抵抗最小的路” |
| 三 从文化先锋到商业帮闲 |
| 第二章 文学批评权威的沉落——以金庸小说经典化讨论为核心 |
| 第一节 为大众文化英雄加冕 |
| 一 大师“登堂入室” |
| 二 “莫名惊诧”的批评界 |
| 三 高调的“金学”家 |
| 第二节 经典如何生成 |
| 一 “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自觉实践 |
| 二 大众文化意志的胜利 |
| 三 “金学”家们的实用主义批评观 |
| 四 哪里有纯粹的批评! |
| 第三章 纯文学批评的突围——文学俗化倾向批判 |
| 第一节 《废都》批评 |
| 一 论商业化包装 |
| 二“危险”的性话语叙事 |
| 三 穿越颓废:知识分子的自警意识 |
| 第二节 论“雅俗共赏”观 |
| 第三节 “新市民小说”批判 |
| 第四节 “闲适文学”批判 |
| 第五节 “中产阶级文学”批判 |
| 第四章 文学批评价值立场的转移——从知识分子到职业学者 |
| 第一节 在“边缘”重返自身 |
| 一 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反思 |
| 二 对后现代文化语境的确认 |
| 第二节 换一种形式“在场” |
| 一 “缺席”论之辩 |
| 二 “学院派”批评 |
| 三 文化研究 |
| 结语 批评家与商业时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四、世纪出版物:一个悄悄的话题（论文参考文献）
- [1]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研究[D]. 王目坤. 吉林大学, 2020(03)
- [2]《西厢记》英译研究[D]. 薛婧.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空间嬗变与秩序重建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上海街道书写[D]. 童敏. 西南大学, 2020(01)
-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情感体制视阈下情感社会化话语的嬗变 ——基于一个情感教育栏目的研究[D]. 施瑞婷. 南京大学, 2018(04)
- [6]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日本原爆文学主题研究[D]. 刘霞.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8]干部本地化与地方政治 ——以江津县领导干部构成变动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D]. 程曦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9]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周明怡. 北京理工大学, 2016(03)
- [10]商业意识形态笼罩下的90年代文学批评[D]. 冯晓.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