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腐败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警惕: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论文文献综述）

沙涛^[1]（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认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尤达^[2]（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邓欣^[3]（2020）在《论略萨小说中的身体书写》文中研究指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荒诞幽默,艺术技巧多变,叙事立场宏大,思想丰富深刻,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也是略萨创作中的显着特色。本论文从身体书写视角切入,立足于拉丁美洲文化时代背景,结合略萨本人的创作观点、个人经历,分析其小说中身体书写的内容,讨论身体书写的成因,最后联系身体书写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反思。首先,本论文对略萨作品中的身体书写进行了梳理,通过权力等级层次,将身体书写依次分为种族视域下的身体、政权视域下的身体和家庭视域下的身体三种身体景观。在种族关系视域下,略萨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塑造了一系列身体状况不佳的殖民者形象,他们在原始森林中处处碰壁,与被殖民者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在政权关系视域下,略萨本着反对独裁和暴力的原则,突出了暴力机器的非法滥用,以及暴力革命的双重困境。在家庭关系视域下,略萨从反对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了传统婚姻、代际关系和婚外情中的男性话语,以及其中的反叛迹象。其次,就身体书写成因而言,略萨的个人经历培养了其叛逆性格,使得他对男权和家庭的感触颇深,这是略萨身体书写的主观因素。而拉丁美洲特殊的文化背景,比如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以及土着意识的觉醒,是构成身体书写的客观原因。此外,在文学渊源方面,略萨的身体书写还受到了福楼拜和福克纳等人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念。略萨小说中的身体书写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呼吁文化多元,反思工业文明引发的道德危机,批判秘鲁军事独裁,关注个人生存困境。略萨通过批判现实,赋予了身体书写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和意义。与此同时,身体书写也暴露了略萨本人的思想局限,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他对秘鲁本土文化存在误解,导致土着人身体变形。此外,他还流露出传统男性意识,免不了对女性身体的“情欲化”处理,缺乏对心理机制的有效研究。由此可见,略萨小说中的身体书写再现了20世纪拉丁美洲的苦难命运和时代变幻,身体在此被符号化,是反映权力话语、社会发展面貌和文人思想意识的重要载体。

黄丽娟^[4]（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张南侠^[5]（2020）在《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冷战前南海基本相安无事,各南海诸国都未对南海地区提出过任何异议。冷战时期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地缘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突出,南海诸国出于对南海资源的觊觎,南海争端问题才渐渐的浮出水面。菲律宾也不例外。以至于其在冷战时与冷战后都在想方设法的非法侵占南海的利益。1946年菲律宾建国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菲律宾在南海的政策方面,一开始只是处于试探阶段,并未有大的动作;最后在域外大国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开始变得激进。以至于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菲律宾把整体南海局势的复杂化与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即为“南海仲裁案”。此仲裁给南海地区带来了持续的动荡及不稳定因素。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调整了阿基诺三世时期激进的南海政策。他主动对南海地区降温,对中国抛出橄榄枝,采取与中国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议问题,从而使紧张南海的局势趋于缓和。虽然杜特尔特的南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与中国的关系,但他却难以摆脱阿基诺三世的南海政策影响。总的来说,杜特尔特南海政策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的让步。他南海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首先,一方面坚持与中国交好,另一方也坚决支持菲律宾南海争议区主权主张的立场;其次,杜特尔特主动搁置“南海仲裁案”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又声称不会放弃“南海仲裁案”仲裁裁决;再次,他主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COC）的落实问题并付出努力;最后,他在南海方向采取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及“安静外交”的策略,使得菲律宾实现了阿基诺三世时期未实现的政治目标。换言之,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政策两面性特点。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其在国内外政治压力集团的相互作用下,杜特尔特总统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国内外压力集团的政治诉求。虽如此,但他依然更关心的是与中国的交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4年来,杜特尔特总统南海政策的转圜给菲律宾国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大建特建”计划的实施改善了其国内的经济状况。在短时间内或者杜特尔特总统的任期内,其南海政策转向的可能性极小。中菲两国搁置争议、稳定发展双边关系的势头将会大于两国分歧。

孙晓楠^[6]（2019）在《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主席强调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党的精神、意志和主张灌注于官兵的头脑和灵魂之中,从而牢牢掌握官兵思想,确保我军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们一方面因为能够为广大官兵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而日益成为广大官兵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其传播的信息内容和其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信息传播特性而对广大官兵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会给我们党牢牢掌握官兵思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显然,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我军绝不能再视社交媒体如洪水猛兽而简单粗暴地对其一禁了之,相反,必须因势而为、随势而制,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并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还能在彰显时代性和感召力上有着更为卓越的表现。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意义进行了阐释,并对已有的且对与本论文紧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框架,最后再总结归纳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本论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社交媒体、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这一组概念进行充分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分析讨论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此外,还明确了本论文开展研究的直接指导理论和相关理论借鉴。第三章,探讨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双重影响。在强调了将社交媒体引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既着重从丰富教育素材、改善教育方法、强化官兵的接受意愿以及提升了教育主体的主导能力这四个方面对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认可,又从增加了教育阻力、导致官兵价值判断异化、降低官兵的学习能力以及造成官兵的身心状态失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交媒体给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重视、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矩阵规模初步显现、教育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施教更为主动、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更加生动活动以及官兵参与的热情高涨这五个方面对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所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其次指出了当前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四大问题,即:教育主体对社交媒体的理解和运用仍浮于表面、官兵面对社交媒体中大量冗余信息时常陷入茫然、主流涉军社交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及不同单位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层面的有效统筹规划。最后,分析了导致上述四大问题的原因所在,即: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未能跟上媒体环境的变迁、具体教育内容的设置与社交媒体环境相适度低、教育方法的选用上囿于思维固化而创新力不足、相关平台建设运营上的思路理念不够清晰明确和缺乏一整套成体系的科学规范的教育运行机制。第五章,提出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相关建议举措。在明确了社交媒体环境下教育主体应具备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的能力素质、理解媒体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的能力素质、掌握操作技能推动教育实施的能力素质以及“表里如一”彰显人格魅力的能力素质这四大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院校培养培训奠定基础、社会力量参与辅助支援以及岗位实践锻炼彰显成效三条优化途径,并进一步论述了优化教育主体能力素质的配套保障措施,即:以岗位任职资格的形式明确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要求、将审视教育主体能力素质作为党组织议教的规定内容以及建立针对教育主体能力素质进行考核评价的实施细则。第六章,提出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提出了对教育内容进行优化设置的三项基本原则,即:方向性原则、传承性原则和适应性原则。接着,明确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具体指向,即:着重强调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补充媒体素养教育内容以及优化教育内容呈现形式。最后,论述了优化教育内容设置的实施途径,即:军队专家团队主导、军地媒体机构合作和鼓励普通用户参与。第七章,提出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相关建议举措。首先从宏观层面明确了优化教育方式方法的三项要求,即:科学精准滴灌、多方力量参与和官兵喜闻乐见。接着,提出了优化教育方式的三条建议,即:共享式教育、互动式教育和内隐式教育。最后,针对优化教育方法提出四条建议,即:翻转传统课堂教育、改造升级在线教育、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和深化教育双方的交流互动。第八章,基于强军网和互联网两个空间提出优化教育载体平台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打造依托强军网固定设备的军用社交媒体,二是要强化互联网主流涉军社交媒体传播影响力,三是要净化基于互联网的各类社交媒体空间环境。第九章,提出优化教育运行机制的相关建议举措。一是要完善教育筹划,二是要开展教育协作,三是要健全教育评估总结。最后,全文总结和展望。第十章对全文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既提出了我军应当深入了解社交媒体、牢牢掌握社交媒体并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机融合,真正使社交媒体为我军所用、为我军服务这一结论,又明确指出了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需要把握的趋势和方向。

陈唯鹤^[7]（2019）在《19世纪英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文中提出19世纪英国近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埃及的关系密切。埃及地处亚、欧、非三大陆要冲地带,战略地位显要,是奥斯曼帝国内的藩属国之一。出于维持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战略平衡的需要,也出于确保英国通向印度及东方之路的畅通,英国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逐渐形成了对埃及的“坐收渔人之利”的政策。这一政策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坚持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反对埃及的独立及扩张;第二,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在埃及扩张势力,以此保证和加强通往东方印度道路的安全。这一政策是英国遏制欧洲列强、主要是遏制法国在埃及近东地区扩张的产物。19世纪后半期,由于法国向东方扩张的需要,企图以修建苏伊士运河控制埃及,英帝国在埃及的利益受到挑战,近东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英国已不能坚持“坐收渔人之利”的政策,也不符合英帝国的整体利益。1846年苏伊士运河的提出,至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英国从维持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到直接“干涉”埃及内政,从苏伊士运河股权的购买,到英法“双重控制”埃及,从“欧洲内阁”的建立到出兵占领埃及,英国对埃及的政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其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19世纪中英国虽多次调整对埃政策,但英国维护其帝国利益的实质却没有改变。同时,英国对埃及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及其演变,反映了列强在近东和北非地区的争夺与勾结,并与在近东地区的角逐和复杂的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对埃及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英国的近东政策,服务于维护东方属地印度的安全原则。19世纪英国对埃及政策演变的历史也完全证明对外关系的总原则和特征“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雷建红^[8]（2019）在《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文中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机构创建新社会的新型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巴黎公社原则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集中概括。可以具体归纳为:人民民主原则、社会自治原则、社会公仆原则、双廉政府原则、劳动解放原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早期中共党员在不同时期学习、宣传、纪念、接受巴黎公社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对巴黎公社伟大革命经验的认知,经历了从自觉到自为、从理论向实践的探索,使巴黎公社革命精神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有效结合。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认知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并实现了从理论认识向中国革命实践的转化。他批判照搬巴黎公社经验的教条主义,基于中国革命实践,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崭新事业,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续。毛泽东继承和发扬巴黎公社原则的精神,开启了民主制度试验,创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定和颁布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制度与法规。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改善苏区人民生活,不仅创立了中国特色的苏维埃法律体系,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而且通过苏区的廉政建设将巴黎公社社会公仆原则中国化;延安时期,在日本外敌入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陕甘宁全国民主模范抗日根据地建设与巴黎公社经验的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巴黎公社工农联盟思想的发展,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对巴黎公社党的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为充分将巴黎公社原则这一本质抽象的规定化为具体的施政措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为契机,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等等,都是巴黎公社原则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改造相结合的产物。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巴黎公社原则的探索到发展,是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中国化的缩影。

王刚^[9]（2019）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改革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袭上述提法,只是将“完善”两字改为“健全”两字。在字字珠玑的两届党的全会公报中均提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衔接”）机制问题,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也反映出“两法衔接”中存在诸多问题。“两法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行政调查与刑事侦查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是关键性环节,长期以来“两法衔接”不畅的原因也大多出自这个环节。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以下简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对于推进我国“两法衔接”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考虑,文章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产生与发展。一是移送机制产生的原因。该机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侦查机关审查并及时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的联动工作机制,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社会治理、规范执法、实现公正的需要。二是规范性文件出台的脉络。有关该机制最早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移送规定》）,随后公、检、法、行等多家机关都根据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了规范。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从最初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渐覆盖到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环境,督促公、检、法、行等机关依法履责,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作用。三是实务机关探索的成果。行政执法机关从选择合适的移送时机、划分清晰的移送步骤、确定明确的执法状态对优化移送程序进行了探索。侦查机关从审慎开启侦查程序,适度进行“借壳侦查”进行了探索。检察机关从拓展多样的外部监督方式对加强移送监督进行了探索。上述做法中,有的合理、合法,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有的虽然行之有效,但是潜在的隐患较多,需要加以改造;有的思路超前,需要上位法的支持。第二部分,域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的比较与借鉴。行政犯罪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增多的,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早于我国,其拥有一些管制市场经济的成熟机制,其中就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考虑到域外的此类机制根植于其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与其基础性制度息息相关,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域外的此类机制进行全景式的论述,只能选取我国移送机制中三个亟待解决且与域外情况有可比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三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作用、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限制、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规制。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警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案情较轻且当事人已认罪等情况下也可以向法庭提起公诉,这种公诉权的分散,削弱了检察机关在移送中的决定权;美国的检察机关主要起到了回应公众的关切,对某些事关公众利益的涉嫌犯罪案件进行侦查并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再决定是否起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方面,英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可以作为反驳证据在法庭质证中使用;美国并不刻意区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的界限,其将证据审核的重心放在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上。第三个问题方面,在令状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警察投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形成了侦查人员“不能、不愿、不敢”交叉适用两种权力的格局;美国最高法院在伯格一案的判决中将警察以行政调查为借口收集刑事证据的行为认定为“规避性搜查”的两种情形之一,并提出了以行为目的来辨别行为性质的判断方法。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法国、德国的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对涉嫌犯罪案件起诉前,会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考量、国家形象等因素,再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方面,法国的检察官可以提取行政执法机关获得的任何材料,按照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甄别后,合格的可以进入刑事程序;受追求实体正义理论和严格证明理论的影响,德国的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言在证人已经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情况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机关的鉴定报告等可以在制作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朗读。第三个问题方面,法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警察机关在行政法院、检察机关、预审法官的多重制约下,自由裁量权较小,行政权与侦查权交叉适用的空间不大;德国的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在职权和身份上的界限比较明显,前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后者负责刑事侦查,侦查人员很难动用行政调查权调查刑事案件。三是混合法系国家的移送机制。第一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既可以被动的接受报案,也可以主动发现犯罪线索,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开展初步侦查;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一般监督,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条款的适用、案件性质的判断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来保障移送工作的正常运转;日本的检察机关虽然可以指挥警察进行侦查,但其决定是否移送和起诉的裁量权受到反则金制度和检查审查会的多方掣肘。第二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证据保全程序为行政言词证据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如果证人在行政程序中所出具的证言对证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且证人有可能在庭审前遭遇不测,那么检察机关可以申请法官开启证据保全程序,要求证人重新做供并记录在案。日本注重发挥行政言词证据的反驳作用,即当事人、证人在行政、刑事两种程序中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以前程序中的陈述反驳其后程序中的陈述,以达到去伪存真的作用。第三个问题方面,意大利的司法警察在侦查中受到了检察官和预先侦查法官的双重监督,利用行政执法的名义收集刑事证据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意大利普遍设立的行政法院促使行政执法机关养成了循规蹈矩的执法习惯,客观上也排斥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做法。俄罗斯在初步调查权力的授予、程序的细化等规定为侦查员初步掌握案情、获取启动证据、权衡利弊关系提供了合法的途径,也就替代了两种权力交叉适用的作用。日本的行政令状制度所确定的如果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有实质性关联,那么此类程序应先取得司法令状方可进行的标准,也使侦查机关假借行政执法的名义逃避司法控制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归于无效。四是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比较中外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法国、德国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监督、引导作用的发挥,英国、美国等国家对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开放性态度,美国、日本对“借壳侦查”的判断方法和规制方式都对完善我国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以从丰富查阅权的种类、扩展询问权的对象、提升建议权的实效、加大督促权的力度入手,强化检察机关在案件移送中的权力;从增加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行政证据种类入手,将“证据三性”作为判断行政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的标准;从客观看待“借壳侦查”在追求实体正义方面的特殊功用入手,既学习日本对“借壳侦查”的规制之策,又不像美国一样对“借壳侦查”全盘否定,而应对“借壳侦查”的启动主体、启动标准、适用程序、责任承担、救济途径作出统一规定,使侦查机关有章可循。第三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与保障。涉案当事人、涉案财物、涉案证据的移送共同构成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有机整体。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对案件移送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一是涉案当事人的移送。涉案当事人是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向侦查机关移送涉案当事人有助于其完成强制嫌疑人到案的任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将延长移送期间作为惩罚当事人的手段,扭送式移送负面效应比较明显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涉案当事人实施随案移送机制,严禁先行移送案件的有关材料,待到满48小时后再移送涉案当事人的行为;在行政执法人员遭遇辱骂、威胁、殴打等非常事件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防其带着情绪执法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案物品的移送。涉案财物包括受害人财产、违法所得、不合格产品等,移送涉案财物有助于审判机关利用其价值来修复被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安机关有选择性的接受涉案财物,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就费用支付产生争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公安机关承担涉案财物保管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行政执法机关协助公安机关进行保管和处置,地方政府发挥兜底作用进行综合处理等方式予以规范。三是涉案证据的移送。涉案证据是形成证据链条的基本素材,移送涉案证据有助于审判机关确定刑事责任的归属。针对符合“证据三性”的行政言词证据是否可以进入刑事程序,采用何种补救性的措施淡化行政言词证据的主观色彩,特殊的实物证据以何种形式进入刑事程序才能发挥其证明作用等问题,建议从合理界定行政言词证据直接移送的适用范围,参照刑事标准规范行政言词证据的收集程序,明确特殊实物证据的收集方式和移送载体等方面加以解决。四是涉嫌犯罪案件应移尽移的落实。应移尽移的落实与否关系到案件移送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应移尽移的落实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传统因素,也包括权力授予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新因素。建议从在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遭受较大破坏的领域,为行政执法机关增设侦查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经费予以全额保障,严禁将罚没返还作为筹资渠道和奖励手段等方面保障应移尽移的落实。五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平台的构建。为了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移送效率,各地纷纷建立了具有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功能的网络平台,此类平台在畅通沟通渠道、形成执法合力、促进信息共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此类平台只能在某一地域内发挥作用,阻碍了案件移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协同推进的问题。建议从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移送功能、确定录入信息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全国统一的移送平台,从而将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将所有的行政犯罪罪名纳入到移送平台当中。第四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的接受与处置。相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在案件移送领域中的“以法代刑”“有案不移”等现象的受关注程度,学术界、实务界都对侦查机关在上述领域中的“借壳侦查”、“案情反馈不规范”、“交叉使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关注甚少,但是上述现象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对正常移送秩序的破坏隐秘而又巨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一是接受案件后特殊合作方式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出于逐利违法、规避风险、完成考核等原因超过必要限度进行“借壳侦查”,对人权和行政管理秩序造成损害。鉴于“借壳侦查”的潜在危害,需要设定不得在刑事立案后进行“借壳侦查”,不得干预适用的正常执法,不得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性权益三条限度。同时从强化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强制性制裁权力,保持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对独立性,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适当授予侦查机关初步调查权力等方面对其加以规制。二是接受案件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交叉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以便达到“方便执法”或规避司法审查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将被留置盘问和行政扣留的时间计入刑事拘留的时间,以行为的目的作为判断强制措施性质的依据,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等措施进行破解。三是接受案件后案情进展反馈的规范。有的侦查机关不向行政执法机关反馈案情进展,既挫伤了后者移送案件的积极性又容易使行政执法陷入被动。建议通过侦查机关建立案情定期反馈责任清单、检察机关对案情反馈进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案情三个方面对案情反馈进行规范。第五部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制约与监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保障“法之必行”则要内靠坚定的法治信仰,外靠严密的多重监督,这个道理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领域中同样适用。当然加强监督也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规范的权力制约和适度的信息公开对其提供有力的支撑,前者可以区分各个公权力机关的职责边界,减少互相推诿的空间;后者可以将权力的运行过程晒在阳光之下,让潜规则无所遁形。一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权力制约。针对权力制约中存在的案件移送工作的牵头部门缺位、各部门难以发挥各自优势、部门本位主义占据上风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担任案件移送的牵头组织者;监察委员负责责任追究,统一行使党纪、政纪、国法;检察机关负责法律监督,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作为移送机制的两端负责具体实施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多重监督。针对移送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实际状况、对事不对人的惯性导致监督效力孱弱、未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整体优势等问题,建议从扩展监督机关的信息来源渠道,以从案到人为抓手提升监督针对性,丰富移送监督形式等方式加以解决。三是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信息公开。针对移送信息公开中存在的公开的主体不明确、公开的界限不易掌握,公开的媒介不明确等问题,建议从确定信息公开要件、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及时公开移送信息等方面入手,让公民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过程能看到、能听懂、能监督。第六部分,立法的建议（代结语）。与实践的期待所不同,目前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从责任主体到权力边界,从证据采纳到涉案财物管理,从实施监督到责任追究等方面,至今只有一些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可以遵循,存在立法层级较低、立法主体较多、立法内容笼统、立法刚性不足等弊端。建议从吸收地方立法的经验,提升立法的层级,确定立法的重点内容,细化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入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来对案件移送工作进行规范。

竟辉^[10]（2018）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一时间,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兼而有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擘画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景象。然而,社会思潮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政治诉求、系统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抑或侵蚀。在犹如万花筒般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就是衍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确定政治制度意向的社会思潮。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程度和思想分化裂度的不断加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激烈论战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心忧虑和认识分歧,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双方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但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毋庸置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较量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通过对中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学理概述,阐释了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流变过程,同时分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心理基础,从而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新左派思潮与西方新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发展脉络、存在形式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嬗变历程、表现样态,能够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特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演进所凸显的只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样化图景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多样化图景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并非孤立的个体,二者同其他社会思潮存有密切联系。我们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基本立场、现实评价、政治主张等方面相对立,但并不排斥它们在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现代建构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融通之处。反观20余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其深刻的论争背景、宏大的论争主题、丰富的论争内容和嬗变的论争过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纷争乱象。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是在实践的操作性方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变量,它们针对的虽是同样的中国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关怀。囿于各自理论逻辑的依附性、政治逻辑的排他性和思维逻辑的教条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既有理论主张上的误区和偏差,也有价值认知上的分野和悬殊。这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模式、社会性质、改革开放、自由平等和全球化进程上。显而易见,这种内在的价值裂变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境遇,从比较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各自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整体上把握二者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合关系,继而重点剖析和论证它们潜在的意识形态危害。然而问题在于,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评价都要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和所经的阶段来进行。众所周知,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而且还要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则遵循、方法探求和目标建构三个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

二、警惕: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论文提纲范文）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略萨小说中的身体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世纪英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9）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警惕: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论文参考文献）

•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论略萨小说中的身体书写[D]. 邓欣. 湘潭大学, 2020(02)
• [4]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5]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研究[D]. 张南侠. 郑州大学, 2020(06)
• [6]基于社交媒体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孙晓楠.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7]19世纪英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D]. 陈唯鹤.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8]毛泽东对巴黎公社原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D]. 雷建红. 大理大学, 2019(01)
• [9]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D]. 王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D]. 竟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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