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求变·求生（论文文献综述）
梁壮[1]（2021）在《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题为“叙事、符号与知识——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意在通过叙事、符号与知识三个角度分析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形式,全文分为绪论和五个章节。绪论主题为“中医文化的表达”,述明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中医文化的形成应存在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类形式是其他领域的文化现象对中医学产生影响,第二类是中医学体系与知识进入其他其他文化领域中造成影响。第二类过程的实质之一为中医内容的不同形式展现。中医文化内容则指文化理论、思想、观念与成果本身,而文化形式则指把这些思想内容加以呈现的表现形式。形式研究的一个简明思路是将文化作为文本。涉医文学是医学与文学两者互相需求、互相协助的结果,作为叙事性涉医文学,明清白话小说具有特殊价值:是中医文化总结期的见证、是中医文化的综合性平台、是贴近中医文化现实的语言表达方式。第一章为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说明不仅疾病无悬念地成为了文学对象,中医学和中医文化也广泛地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涉医文本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丰富但不集中、广泛但稍显重复。按照多寡详略和文章结构,可以将涉医文本分为单句式、组句式、段落式、章节式和跨章节式五类;按照所引医学内容的专业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泛称疾病、指名论症、谈因辨机、拟构医方、书写医案五类。医学主题小说较少,有医者小说、医界小说、药物和药名小说三类。涉医文本的形成有继承和创新两种情况。文本的继承,主要是从或不同体裁或前代作品中直接改用;创新则是从积累的原始素材入手,进行素材的文学化和小说化。作者的医学背景与涉医文本风格,尤其是涉医深度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发展受到小说发展和医学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明初至明中叶、明后期至明末、清前期、清中后期、晚清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小说面对同样的涉医素材,会基于类型风格和读者期待风格进行类型化的处理。写入小说的中医文化内容丰富,有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等。第二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研究。小说继承了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一部分是史书中的医家传记,一部分则是医案记录。涉医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技巧方面值得探讨是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两个部分。视角有患者视角、亲属视角、医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等。叙事空间上,以病床为核心的患者空间和辐射状的医者空间存在交叉,医者的身体空间对患者小空间形成了有效介入。疾病故事的线性结构可分为病前、病中、医疗、病后四个情节单元。一个成熟的涉医叙事模式,应包括:趋同的叙事功能、类似的叙事特征、叙事空间上和人物形象的接近等要素。模式的形成应经历开创、模仿、发展、最终成熟等过程,又会在内容、形式、主旨三个方向发生变异。叙事中的疾病发挥线索和隐喻两个功能;医者则承担帮助者、推动者、观察者和隐喻的功能。在叙事主题的表达上,疾病作为主人公的考验代表着困境主题,医疗直面生死,代表着拯救主题。《西游记》形成的谐趣化审美和《红楼梦》为先导的唯美主义风格代表着对中医文化审美的发扬。第三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研究。文化符号学可以适用于中医文化研究之中。中医文化的符号化过程有自己的特色、脉诊的符号化是典型例子。小说中会进行进一步符号化,若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或者受众共识,则容易失败。中医文化符号化的典型是药物。中药的符号化,可以获得次文本意义、文本意义、超文本意义三种层次的意义。具有文化意义的药物大多会在情节中发挥一定的叙事功能。这类文化符号化中药常常成为了所属功效类中药的标志性药物。鸦片类似的药物文化符号则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代主旋律共振,成为时代的共同文化记忆。如毒药、迷药、哑药、性药之类的特殊药物统称,亦取得了与具体药物一样的符号化程度。药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药名代码是否能被发现和理解,因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用编码一解码理论来审视。白话散文中的药名文学是小说的新贡献。中医符号还可以进行临时符号化,也就是作为比喻的喻体;同时又进入了民间语言之中。第四章为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中医知识是在中医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也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中医术语为中医药学内用来表示中医药学相关概念的词语集合,对术语的运用是显性知识的特殊形式。小说以表达显性知识为主,才学小说是其典范。为了知识对接受者的顺利传达,作者往往选择做进一步解释,即对知识的评论。以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医医籍的固定体例属于一种特殊的程序化知识,小说家常对于这类中医文化形式知识的利用和表达进行仿拟。第五章为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和意义阐发。明清小说当然地属于明清社会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疾病与医学概莫能外,可分为具体知识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的曲折反映、医学观念的隐含反映三种情况。中医文化可以放置到集体记忆理论之中,特定时期的医疗民俗有较强的仪式性和稳定性,是一类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医学认为医疗过程具备叙事属性,普及中医叙事阅读,需要选择适合的阅读文本,应满足符合中医思维和观念、熟练运用中医语言、足够的叙事性和人文素养三个条件。明清通俗小说具有丰富的文本与多样的中医内容、丰富的叙事元素与医患视角、自然逼真的中医语言与浓厚的人文素养三个优势,具备成为中医阅读文本的条件。明清涉医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是一个完整的中医文化传播过程。将明清小说放置到传播学的框架之内可以考察小说形式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积极影响和经验教训:应满足作为受传者的读者对易读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作为媒介的小说有真实与虚构的裁量、事理情的融合、文学技巧的使用三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传播者,中医文化者应重视话语权把握,扮演好把门人的角色。
李敏[2]（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徐慧极[4]（2020）在《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文中指出“体式”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家对艺术门类、类型、体裁、风格等涉及体制与样式问题的总体概括。本文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体式问题。中国古代艺术体式有其独特的形式构成与理论表达方式。本文针对艺术体式理论的论述是以四个结构层次为划分依据,从五个理论维度进行阐述。四个结构层次分别是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以及从体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风格;五个阐释维度分别是物质媒介与艺术语言、形制规范、名家样式、地域风格、时代风格。艺术体式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它在门类、类型、体裁三个层级上经历了从混融综合之“艺”到独立之“体”,再到具体体式细化、整合的演化过程。先秦、秦汉是艺术体式的混融期,体式在礼乐制度的规约下发展,该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体式与礼乐制度、百工技艺的生成及规范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体式的确立期,各艺术门类作为独立个体的艺术批评意识日渐强烈,门类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界限渐趋明朗,体式理论侧重于强调艺术家的主导作用及名家样式的典范地位,体式形构、样貌的形式认识逐渐深化,二者在体的生成、确立中互为因果。唐宋是体式的系统整合期,也是体式形制规范的重构期,艺术门类、艺术类型、艺术体裁的样式标准逐渐建立,书、画、乐门类艺术的样式类型论逐渐形成,奠定了后世艺术体式阐述的理论基础。元明清时期,艺术体式在整合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艺术体式理论通过拓展体式阐述的本体向度,整合前代艺术体式,再释体式活力。从种类形式层面延伸至风格,时代风格、名家样式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成为体式阐述的主要方面。历史阐述维度进一步推进,既有体式的样式形态获得了系统的梳理,体式的形式构成因素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凝练,部分原有艺术样式的体式价值得以彰显。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理论,是重审古代艺术样式形态、样式谱系、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等论题的一个窗口,也是认识古代艺术整体样式构成的一架梯子,对之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阐释。
郑欣[5]（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薛浩[6]（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张承志[7]（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提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赵丽艳[8]（2020）在《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奋斗一生的画家、学者不胜枚举,李伯安是世纪末的一个特例,他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文革”的时代影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用尽自己毕生心血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之路,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绘画语言。本文以李伯安的绘画艺术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将其代表作品巨幅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感悟画家的精神世界,通过对李伯安个人性格成因的剖析,分析画家在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其水墨人物的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及思想变化;以探究《走出巴颜喀拉》最终形成极其震撼的、独具特点的中国水墨人物作品之成因,进而分析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中,李伯安的绘画艺术对画坛的重要影响及启示作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社会模式激变、巨变的时代,李伯安师法传统、师法西方造型艺术、师法民间艺术、师法自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李伯安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绘制了气势撼人的水墨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他的作品在继承传统人物长卷表现手法的基础上,结合画家对传统中国画用线的理解,大胆的融合西方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语言,以坚实有力的团块体量结构、强烈的黑白冲突及画家独有的意象造型语言,创造出中国历代画史到近世画坛不曾有过的大气雄强、现代感十足的绘画巨作,将中国水墨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李伯安的生活背景、个人性格、艺术经历、自身素养、插图、连环画作品等方面的研究,分析李伯安绘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系下个性化意象造型等绘画语言转变过程及形成的内因与外因,突出《走出巴颜喀拉》特殊的精神价值。李伯安纯粹的艺术精神值得人们永久怀念与崇敬。从绘画风格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其作品藏族题材绘画的图像表意进行转译,研究李伯安作品的章法布局、形式规律、写实技法、造型变化,新笔墨语言等特征,以李伯安不同时期人物画作品为依托,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图像研究,着眼于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剖析艺术家的绘画思想及绘画风格转变的过程以及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李伯安汲取传统绘画营养的内在根基,分析画家融汇西方古典绘画及现代艺术等多种元素和造型理念的开放性视野。得出结论,即李伯安作为现实主义人物画家,实现了中国人物画造型写实的写意化转换,以及在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中笔墨与造型、中与西的冲突问题所做的努力及成效。以此研究《走出巴颜喀拉》从现实主义到写意精神的转变,探析时代背景下中国画现代转型发展轨迹;站在21世纪的视角分析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得与失,以此探析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规律及未来发展方向。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指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谭潇潇[10]（2020）在《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两种叙事来看,1912至1937年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基于晚清民初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洋画运动”的历史背景,催生了“中国油画”的新兴面貌。在东西文明的互撞与互鉴中,既引发了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也促成了西方油画体系与中国油画形态的调和。中国油画家群体作为中国油画的创作主体,也同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致力于在东西文化中寻找国家命运的前路与民族艺术的前途。他们从“西学东渐”与“西画东渐”的双重路径,为实现“中国艺术复兴”展开了积极而有效地探索。面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油画家以女性肖像为题材的艺术实践,则提供了一种可视的观念图像。女性肖像所蕴藏的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也集中体现在油画语言的风格演变之中。本文所提出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须要确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范围的类型研究,而不限于“女性肖像画”这个相对狭义的画科概念。具体而言,通过对“女性肖像”内容愈加精细的分类,梳理特定时期内油画题材与画种发展的独特形质。首先,在研究立意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展开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油画本体的语言研究;二是关于整体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主要结构设置为四章。分别为: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时代情境、语言形态、艺术实践、观念建构。这四个部分的内在线索是将历史、图像、话语与包含性别意识的“人”的主体认知相结合。在图像分析与阐释中,主要论及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蔡威廉、潘玉良、陈抱一、汪亚尘、李毅士、吴法鼎、秦宣夫、常书鸿、常玉、王悦之等代表画家的油画女性肖像案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反观女性肖像题材的油画实践,受制于创作手法、观看方式、思想观念等多重影响,产生了“写实”与“表现”两种主要风格倾向。可以说,这两种风格的演变是从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开始,再以中国油画家理解的“印象主义”的色彩和“自然主义”的形式为中间桥梁,最终出于各自不同的艺术主张而走向了风格的分野。基于此,本文试从中西油画的历史来源与文化观念的讨论中,多角度还原1912至1937年中国油画中女性肖像题材的发展情状。一方面,从时代情境聚焦艺术实践,以中国油画之义理解女性肖像之义;另一方面,从语言形态拓展观念建构,以女性肖像之义理解中国油画之义。通过从风格到观念的研究路径,展开整体性的考察,以明确中国油画的技术与艺术定位,进一步完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的体例。同时,旁及中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提出全球语境下反思中国油画自身独特的“现代性”问题。
二、2002·求变·求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求变·求生（论文提纲范文）
（1）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绪论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的表达 |
| 一、中医文化的定义与形成 |
| 二、中医文化的主要形式:文本 |
| 三、中医文化的文本:从文学文本到明清小说 |
| 第二节 研究结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医文化与明清白话小说的整体关系 |
| 第一节 承载中医文化的明清白话小说 |
| 一、明清白话小说涉医现象的繁荣 |
| 二、涉医文本的特征和分类 |
| 三、医学主题小说 |
| 第二节 涉医文本的生成 |
| 一、文本的继承和创新 |
| 二、作者与文本 |
| 三、文本的时代性与类型化 |
| 第三节 写入明清小说的中医文化 |
| 一、全面多样的疾病文化 |
| 二、众星拱月的诊疗文化 |
| 三、琳琅满目的医者文化 |
| 第二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疾病与医学叙事 |
| 第一节 叙述形式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医文化的叙事传统 |
| 二、叙事视角与叙事时间 |
| 三、涉医情节的叙事空间 |
| 第二节 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形成 |
| 一、涉医故事的结构特点 |
| 二、涉医叙事模式的要素 |
| 三、模式的形成和变异 |
| 第三节 为叙事服务的疾病与医者 |
| 一、疾病在叙事中的作用 |
| 二、医者形象的叙事功能 |
| 三、历史名医文化的叙事演绎 |
| 第四节 涉医主题与审美的呈现 |
| 一、疾病与困境主题: 主人公的考验 |
| 二、医疗与拯救主题: 直面生老病死的中医学 |
| 三、中医文化的审美取向 |
| 第三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文化符号 |
| 第一节 中医文化符号的概念 |
| 一、符号与文化符号学 |
| 二、中医文化的符号化 |
| 第二节 药物与药名:中医符号的典型例证 |
| 一、符号化的中药 |
| 二、特殊药物的符号化 |
| 三、药名文化 |
| 第三节 其他中医符号现象 |
| 一、作为喻体的中医药文化 |
| 二、民间语言中的中医药 |
| 第四章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中医知识表达 |
| 第一节 中医知识 |
| 一、中医知识与分类 |
| 二、术语与中医术语 |
| 第二节 小说语境下的中医知识呈现 |
| 一、知识的显性表达 |
| 二、对知识的评论 |
| 三、对中医形式知识的仿拟 |
| 第五章 小说式表达的价值诠释 |
| 第一节 社会医疗与小说 |
| 一、社会的投射: 小说的医学史研究 |
| 二、社会关系和医疗观念的反映 |
| 三、民俗: 中医文化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作为叙事医学的文本 |
| 一、叙事医学与叙事阅读 |
| 二、作为中医叙事阅读文本的小说 |
| 第三节 中医文化传播与明清小说 |
| 一、受传者与反馈:读者导向 |
| 二、媒介的使用: 明清小说的创作经验 |
| 三、身为传播者: 中医文化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末五子”命名缘起及其作为群体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 |
| 第一节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继承与变革意图 |
| 第二节 胡应麟、李维桢与王世贞的依合 |
| 第三节 魏允中、赵用贤、屠隆与王世贞的依违离合 |
| 第二章 晚明文学思潮与“末五子”的文学观 |
| 第一节 万历前后文学思潮的嬗变 |
| 第二节 “末五子”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末五子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 |
| 第三章 晚明博学思潮与李维桢、胡应麟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末五子”与明代博学思潮 |
| 第二节 李维桢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胡应麟的拟乐府诗创作 |
| 第四章 晚明儒释道思潮与屠隆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概说 |
| 第二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 |
| 第三节 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及践履 |
| 第四节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 |
| 第五章 晚明政治复兴理想与赵用贤、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政坛与“末五子”的政治复兴理想 |
| 第二节 赵用贤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六章 “末五子”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胡应麟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二节 屠隆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三节 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李维桢年谱简编(1547-1626) |
| 附录 2:赵用贤年谱简编(1535~1596) |
| 附录 3:魏允中年谱简编(1544——1586) |
| 附录:4:屠隆《吉道人传》为“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源头考论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 |
| 二、体式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现状 |
| (一)艺术形态分类相关成果 |
| (二)古代文体研究相关成果 |
| (三)古代艺术史研究兼及成果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学方法 |
| (二)比较法 |
| (三)历史阐述学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礼乐制度和百工技艺规范下的先秦、秦汉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礼乐制度与艺术体式 |
| 一、礼乐为主导的音乐体式 |
| 二、典仪仪制下礼乐体式的分化 |
| 三、礼制规约与音乐体式的样态 |
| 四、发展至性情、模仿的音乐起源论 |
| 第二节 诗乐舞由一而分 |
| 一、上古到先秦:诗乐舞一体,乐舞为主导 |
| 二、秦汉:歌舞音乐形成,歌、舞为主导 |
| 第三节 隶变与书体书势的衍生 |
| 一、经典书学势体文 |
| 二、势体文文献剖析 |
| 三、《四体书势》的体式意义 |
| 四、势体文与书法体势 |
| 五、势体文综合艺术语言、形制规范、样式风格阐述维度为一体 |
| 六、势体文对唐代书体论的影响 |
| 第四节 百工技艺、礼乐观念下的工艺和绘画体式 |
| 一、工艺技艺与百工艺术体式的分化 |
| 二、宇宙观念与百工艺术体式的统合 |
| 三、礼乐观念与绘画体式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主体和样式典范主导的“体”:魏晋南北朝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形构、样貌与魏晋南北朝艺术体式 |
| 一、《文心雕龙》之“体势” |
| 二、形构、样貌与书法体式 |
| 第二节 阮籍、嵇康以琴体言乐体 |
| 一、阮籍音乐体式论 |
| 二、嵇康琴体论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音乐体式分化 |
| 第四节 二王典范与书家体式 |
| 一、魏晋南朝二王体式典范 |
| 二、钟张二王与古今二体 |
| 三、书家、书体的体式建构 |
| 第五节 人物画、山水画体式 |
| 一、传神论与人物画体式 |
| 二、山水画体式论形成 |
| 三、六法与画体 |
| 第三章 形制规范的建立:承前启后的唐宋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唐宋乐舞、戏剧体式整合 |
| 一、诗、词的音乐体式衍变 |
| 二、宋音乐体裁文献转折期 |
| 三、从唐歌舞燕乐至宋杂剧 |
| 四、乐部制与乐部样式标志 |
| 第二节 体法与唐宋书法体式 |
| 一、书体为纲与书体体式 |
| 二、书体体式与书家体式 |
| 三、书法体式的融合与分化 |
| 第三节 类型与唐宋绘画体式 |
| 一、体式风格类型 |
| 二、门类与绘画体式 |
| 三、门类间体式融合 |
| 第四章 本体向度的拓展:元明清整合再释的艺术体式 |
| 第一节 风格阐释维度的延伸 |
| 一、时代风格与名家样式 |
| 二、地域风格与流派风格 |
| 第二节 形构阐释维度的延续 |
| 一、戏剧体式与戏曲体制 |
| 二、书体体式的系统整合 |
| 第三节 历史阐述维度的推进 |
| 一、时代、艺术家体式的历史概括 |
| 二、钩沉体式传衍的流脉意识显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5）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1.1 民间武术 |
| 1.4.1.2 自由 |
| 1.4.1.3 秩序 |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 1.4.2 理论基础 |
| 1.4.2.1 四因说 |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创新 |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方法 |
| 1.6.2.1 文献研究法 |
| 1.6.2.2 田野调查法 |
| 1.6.2.3 历史分析法 |
| 1.6.2.4 案例研究法 |
| 1.6.2.5 口述史方法 |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内容 |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8.1 研究重点 |
| 1.8.2 研究难点 |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1.2.1 兵操演练 |
| 3.1.2.2 隐匿民间 |
| 3.1.2.3 寓于舞中 |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1.3.1 战事之需 |
| 3.1.3.2 武举制度 |
| 3.1.3.3 任侠尚武 |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1.4.1 统一天下 |
| 3.1.4.2 治国理政 |
| 3.1.4.3 竞逐自由 |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2.2.1 流转授拳 |
| 3.2.2.2 民间结社 |
| 3.2.2.3 湖团组织 |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2.3.1 自然环境 |
| 3.2.3.2 政权迭变 |
| 3.2.3.3 社会变迁 |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2.4.1 驱除鞑虏 |
| 3.2.4.2 强国强种 |
| 3.2.4.3 自由放任 |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4.2.1 竞技武术 |
| 3.4.2.2 群众武术 |
| 3.4.2.3 学校武术 |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4.3.1 国家战略 |
| 3.4.3.2 政策利好 |
| 3.4.3.3 续写传统 |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 4.2.1 纷呈图景 |
| 4.2.2 地理分布 |
| 4.2.3 传承谱系 |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 6.1.1 自利则生 |
| 6.1.2 以正求反 |
| 6.1.3 自由扩张 |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 8.1 精英行动 |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 8.2 地方社会 |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 8.3 国家在场 |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 8.4 相互在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 附录8 :文件Ⅰ |
| 附录9 :文件Ⅱ |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第一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创作语境 |
| 第一节 写实水墨人物长卷《流民图》的影响 |
| 第二节 从写实到宣情的启示——人物组画《矿工图》 |
| 第三节 表现主义人物组画《原爆图》的影响 |
| 第二章 李伯安与《走出巴颜喀拉》 |
| 第一节 李伯安的艺术成长背景 |
| 一、 学艺之初 |
| 二、 插图对其创作的影响 |
| 第二节 李伯安的个人性格 |
| 一、 作为普通人的李伯安 |
| 二、 作为画家的李伯安 |
| （一） 初为画家 |
| （二） 结缘《走出巴颜喀拉》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确定 |
| 一、 关于《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的不同版本 |
| 二、 《走出巴颜喀拉》绘制时间考证 |
| 第三章 《走出巴颜喀拉》的图式研究 |
| 第一节《走出巴颜喀拉》组画介绍 |
| 一、 神圣的灵魂诉求 |
| 二、 虔诚的宗教信仰 |
| （一） 《开光大典》 |
| （二） 《朝圣》 |
| （三） 《哈达》 |
| （四）《玛尼堆》 |
| 三、 丰富的世俗生活 |
| （一） 《劳作》 |
| （二） 《歇息》 |
| （三） 《藏戏》 |
| （四） 《赛马》 |
| 四、 生命意义的追问 |
| 第二节 对传统长卷结构的借鉴与拓展 |
| 一、 故事画的叙事方法 |
| 二、 人物画长卷结构 |
| （一） 单景式构图法 |
| （二） 连续式构图法 |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时空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形式构成 |
| 一、 对西方宏大场景人物画的借鉴 |
| 二、 形式美的个性化表现 |
| （一） “点”、“线”、“面”的形式安排 |
| （二） 对比与均衡 |
| （三） 移动的视点 |
| （四） 节奏的运用 |
| 第四节 连环画场景设计表现语言的运用 |
| 一、 连环画叙事结构的传承与演变 |
| 二、 《走出巴颜喀拉》“摄取”场景的特点 |
| 第四章 《走出巴颜喀拉》绘画语言分析 |
| 第一节 李伯安水墨人物的造型基础 |
| 一、 写实水墨人物造型特征 |
| 二、 “太行系列”人物画造型的意象变化 |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意象造型转化 |
| 一、 头部造型的意象表现 |
| （一） “重意与尚形”的造型特征 |
| （二） 眼部的“形”、“神”表达 |
| （三） 丑拙的意象变化 |
| 二、 躯干、四肢及服饰器物的意象特征 |
| （一） 躯干、四肢造型的意象转换 |
| （二） 服饰从方直到浑圆的团块塑造 |
| 第三节 《走出巴颜喀拉》笔墨语言的生成与特征 |
| 一、 李伯安的笔墨源流 |
| 二、 笔墨题材的丰富多元 |
| 三、 《走出巴颜喀拉》的笔墨特征 |
| （一） “中西融合”的笔墨形态 |
| （二） 笔墨运用的精神指向 |
| 第四节 《走出巴颜喀拉》用线的审美特质 |
| 一、 寻“形”用线的非传统笔法 |
| 二、 线条的张力 |
| 第五章 李伯安绘画思想的形成与艺术价值 |
| 第一节 李伯安绘画的三个转折 |
| 一、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绘画语言探索期（1984-1988） |
| 二、 “见异，唯知音耳”巨幅长卷的磨砺与洗练（1989-1994） |
| （一） 跨艺术门类“取法” |
| （二） “藏族题材”的时风影响 |
| （三） 大气雄强的审美理想与传统用线的溯源 |
| 三、 “墨韵通达天地宽”超越自我的写意境界（1995-1998） |
| 第二节 《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价值 |
| 一、 “崇高”之美 |
| 二、 时代呼唤的力作——《走出巴颜喀拉》的现实意义 |
| 三、 “有容乃大”——对中国人物画现代转型的融合之法 |
| 四、 从写实到写意——李伯安的笔墨与造型观 |
| 五、 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立意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关键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思路 |
| 二、涉及研究方法的理论及阐释 |
| 三、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及价值 |
| 第一章 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时代情境 |
| 第一节 历史来源:“西画东渐”中的女性肖像 |
| 一、中国油画历史分期中女性肖像的“三个阶段” |
| 二、中国油画历史转型中女性肖像的“三种类型” |
| 第二节 思想启蒙:“西学东渐”中的文化语境 |
| 一、从“西学”到“女学”——女性意识觉醒 |
| 二、从“先觉”到“自觉”——自我人格独立 |
| 第三节 创作主体:中国油画家的角色建构 |
| 一、负笈西行的留学生群体 |
| 二、本土美术教育中的油画家群体 |
| 第二章 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语言形态 |
| 第一节 油画语言的风格形成 |
| 一、“第一次全国美展”西画中女性肖像风格的特征 |
| 二、“二徐之争”对中国油画中女性肖像风格的影响 |
| 第二节 油画语言的再现功能 |
| 一、轮廓线:结构的确立 |
| 二、色块:意象的唤起 |
| 三、笔触:质感的塑造 |
| 第三节 油画语言的中国意味 |
| 一、形式语言的“至善”与“尽美” |
| 二、色彩语言的“纯化”与“调和” |
| 第三章 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艺术实践 |
| 第一节 男画家的选择与立场 |
| 一、“美色妙像”:徐悲鸿写女子之美 |
| 二、“艺术叛徒”:刘海粟绘人性之真 |
| 第二节 女画家的觉醒与坚守 |
| 一、“无我之境”:潘玉良的《假面具》独白 |
| 二、“人类之爱”:蔡威廉的《自画像》宣言 |
| 第三节 作为“中国艺术复兴”理想图像的女性肖像 |
| 一、“中国艺术复兴”的精神理想 |
| 二、《关紫兰像》及其象征意义 |
| 第四章 女性肖像题材与中国油画的观念建构 |
| 第一节 民族特质:油画观念的多元化倾向 |
| 一、中国油画的“调和观” |
| 二、中国油画的“自然观” |
| 第二节 观看方式:油画观念的差异化合作 |
| 一、两种女性肖像类型的观看方式 |
| 二、中国油画家的观看方式 |
| 第三节 “整体观”的建构及其重要性 |
| 一、创作视域的整体观 |
| 二、研究视域的整体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2002·求变·求生（论文参考文献）
- [1]叙事、符号与知识 ——中医文化在明清白话小说中的表达[D]. 梁壮.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中国古代艺术体式研究[D]. 徐慧极. 东南大学, 2020(02)
- [5]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6]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薛浩.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8]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D]. 赵丽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7)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D]. 谭潇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