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施“大区域、大资源、大农业”发展战略——甘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吕慧娜[1]（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认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冯斐[2]（2020）在《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两者既具有内在差异,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属性是旅游业更具魅力的产业属性,其文化比重及其价值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效用不断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产业发展趋势。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信息,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文化事业繁荣拓展了传播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40年起飞、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旅游业通过“涓滴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1,可以说,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产业部门亟待通过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打造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增长新引擎。因此,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既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向国际社会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愿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在地理区位上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覆盖全国21%的国土面积,GDP和人口占比均超过全国的40%,域内拥有以长江流域文化为载体,丰富多元、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伴随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文旅经济也从单一扩张转向融合发展,开始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然而,“实践之树常青,但理论却是灰色的”,相比于如火如荼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对于文旅融合产业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对其文旅融合产业的体系性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以资源创新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特征分析—能力评价—区域差异—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对策建议”为研究框架,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1）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与概念辨析,对文旅产业的资源系统和融合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阐释;（2）借助历史分析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该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识别;（3）基于专家访谈与统计分析,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4）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各要素维度的资源能级进行了有效评价,从而挖掘区域内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特征;（5）基于时空特征,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6）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在资源端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2007年以前的项目带动阶段、2008至2010年的要素驱动阶段;2011至2013年的融合发展阶段以及2014年之后的创新驱动阶段;（2）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具有多层级结构,由基底层、中间层、潜力层三个层级以及条件性资源、主体性资源、发展性资源3大体系构成;（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能级的区域特征呈固化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下游区域“多极均衡发展”、中游地区的“两翼互补拉动”、上游地区的“四川单极突进”总体发展态势;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稳态提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以来,文旅融合资源总体水平快速增长。（4）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时变性特征明显,且投入冗余情况较严重,具体表现为:1)总体层面及三大区域都表现出阶梯上升状的资源利用效率特征;2)主体性资源系统中的文旅企业规模、文旅人资规模以及发展性系统维度中的文旅生态资源、区域创新资源的投入冗余率较高;3)从区域来看,与上游和下游相比,中游地区的投入冗余情况相对较好,各项投入要素的冗余水平基本平衡。（5）资源要素对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文旅市场规模HB与文旅生态资源ML对于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具有显着的带动作用;相反,区域交通条件FCD、对外依存度FTD、文旅品质资源QRS对现阶段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则具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最后,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协调发展5个方面的建议:（1）建立全域视角的要素协调平台,探索文旅融合产业新形象与新品牌;（2）注重区域资源开发与产品创新,促进文旅市场主体内新业态的形成;（3）协同旅游、经济与生态间关系,提升区域文旅产业耦合度与融合性;（4）正视沿线省区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跨区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5）降低文旅融合过程的投入冗余,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高效发展。
丁宇[3]（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江琴[4]（2019）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全党、全民关注的高度。作为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依然相当突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全面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所体现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和低效性特征,冷静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在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各方面的现实困境,系统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对于有效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增加与社会文化进步、不断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以传统农业改造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农业发展阶段论、农业资源互补论、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农业产业化理论,以传统农业改造为研究主题,以西部民族八省区为研究目标,客观判断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全面剖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探索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体系,明确提出包括战略框架、制度安排以及战略路径的研究思想,为西部民族地区各个组织与主体进行传统农业改造提出决策咨询和政策指引。本文研究基本结论如下:（一）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态势缓慢。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其农业发展独有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低效性,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仍呈现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现代理念缺乏、农业管理水平滞后的缓慢态势。（二）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重重。深度分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发掘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演变基本态势缓慢的背后,存在着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五大制约困境。（三）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框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应探索构建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特色小城镇建设为战略背景,以促成产业兴旺、人才回流、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组织有效为战略目标,以探索特色农业主导、干旱地区节水、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支持、人力投资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战略模式为战略重点的战略框架。（四）探索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制度安排。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提出以探索土地制度和改革户籍制度为前提、以创新教育培训制度为重点、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的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特色制度安排。（五）明确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路径。通过深度剖析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基本态势和主要困境,从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五个方面展开明确具体战略路径。
杨智[5]（2016）在《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提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神圣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的关键时期,西部、农村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则成为难点中的难点。为了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扶贫开发成为当前贫困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指出: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本文从全面小康建设的要求出发,在梳理小康社会战略思想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力图对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为代表的西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历史、成就、经验、现状、障碍、问题及其精准扶贫、可持续脱贫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从而窥斑见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益参考。甘肃作为典型的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众多,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区域集中的特征显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多年居于全国末位,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当前,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搞好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对于提高全省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全面、科学认识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找到科学的破解路径,我们需要对有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贫困、农村、农业、农民、城乡关系等科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指引。国内外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直接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邓小平小康社会建设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汲取了如冈纳?缪尔达尔、西奥多?舒尔茨、阿玛蒂亚?森等国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学术观点,以期为科学分析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扶贫开发夯实理论基础。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如美国的“向贫困挑战”计划、巴西的“发展极”开发试验、孟加拉格莱米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等国外扶贫开发成功实践经验,为推进甘肃扶贫开发提供经验借鉴。今天的扶贫开发是过去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延伸和发展。本文在回顾甘肃自20世纪80年代“两西”建设以来的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要的扶贫开发措施及其扶贫开发取得成就和经验。在30多年的扶贫开发中,甘肃形成的“甘肃经验”以及如“甘肃精神”、“五苦精神”等精神财富,对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事业具有重大奠基意义。历经30年大规模扶贫开发,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甘肃人民在扶贫开发实践中探索出的诸多有效举措为全国扶贫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在全世界扶贫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甘肃为全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贫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和形成原因具有多元复合性特征。贫困不仅在于经济收入不足,更体现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质是整个社会现代发展滞后。我们不能就贫困来论贫困,应在“三农”问题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视野来认识农村贫困。对于甘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农村贫困在地域和人口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从区域角度看,贫困是地理资本贫困、基础设施贫困、社会服务贫困、历史基础贫困、生产能力贫困、经营管理贫困、社会治理贫困、风俗习惯贫困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小规模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影响下,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贫困农村“空心化”不断加重,其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从人口角度看,其贫困主要在于文化素质、家庭负担、身体健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发展需要也千差万别。扶贫开发虽历经多年,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本身也面临诸多内在矛盾和实施难题。扶贫与开发、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投入与需求等内在矛盾和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不够、资源整合不足等突出问题深刻制约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甘肃农村扶贫开发事业进一步发展,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我们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瞄准主要制约瓶颈,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同时,需要从发展目标、动力、环境、路径、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完善扶贫开发措施体系,在进一步增加投入的同时完善体制机制,拓展发展路径,激发内生动力。
冯艳[6]（2015）在《区域贫困测度、识别与反贫困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联合国已将其列为社会发展问题三大主题（贫困、污染、人口）之首,因此,如何反贫困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难题。然而,直至今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没有能完全彻底地解决这一难题。中国虽然经过长期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已使大多数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失衡,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还在逐渐拉大且日益严重,致使彻底消除贫困任务仍然还十分艰巨,它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滋生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消除贫困仍然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资源是有限的,只有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才能加速人们摆脱贫困,为了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区域发展差距,使人们真正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本文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省级、市、县级的区域贫困度的测度、识别,并对区域致贫因素及反贫困战略和路径选择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区域贫困问题是贫困研究领域中的一全新课题,对该课题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它可以丰富贫困研究理论,扩大人们对消除贫困研究的视角,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实践上,该课题研究对分析致贫因素,寻找化解贫困直至彻底消除贫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我国“四个全面”和对世界承诺的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论文研究内容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文献和理论基础。内容主要有:绪论,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的内容与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国内外关于区域贫困研究的文献综述;区域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基础,包括区域发展理论流派与区域发展的阶段理论,贫困和区域贫困的内涵,区域贫困测度方法及区域贫困识别标准等。第二部分是中国区域贫困度识别、测算及贫困区域的空间分布。主要内容有:根据贫困发生率测算方法,测算区域的贫困程度,并根据测算的结果建立区域贫困识别的标准,从贫困深度（收入缺口）和贫困广度（贫困发生率）两个方面对中国31个省域（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区域贫困程度进行测度,并基于地区年人均收入水平对380个地市级区域(333个地级行政区域和47个县级市和自治州的区域贫困程度进行测算,然后分别对省、地市级区域的类型（极度贫困、相对贫困、一般区域、相对富裕、富裕）进行了识别,描绘这些区域在中国版图上的空间地理分布。第三部分是贫困区域致贫因素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有:通过所建立的省级区域贫困发生率与区域致贫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区域贫困与区域自然禀赋（自然环境、能源和资源）、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化程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经济与产业结构、财政收入、投资规模、消费水平、经济外向度）、区域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劳动适龄人口、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和教育经费投入）、区域财政与金融发展（财政在社会保障及扶贫专项的投资和经融机构的规模、结构及效率）、区域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里程数、电话普及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乡低保率、医院人均床位数）等的关系对区域贫困广度的影响,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将这5个分组要素综合成5个代表性指标分析其和区域贫困广度的关系。第四部分是中国反贫困政策及其成效分析。主要内容有:对于我国所实施过的和正在实施的反贫困政策及其所产生的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等效果进行分析,找出这些政策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贫困区域反贫困路径的选择提供政策依据。第五部分是中国区域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根据第三和第四部分对我国贫困问题的分析,重点讨论在新形势和新阶段下制定反贫困战略目标以及针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贫困区域反贫困的路径设计。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从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看,尽管如何界定贫困及区域贫困还存在各不同认识,但收入水平与贫困线下贫困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即贫困发生率仍然是绝大多数界定区域贫困内涵的根本,因此,以此为根据对区域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其科学合理性;按照我国所确定的贫困标准,通过本文所构建的区域贫困度测度算法,结合区域贫困发生率和收入缺口,对我国2013年31个省域（台湾、香港和澳门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和380个地市级（333个地级市和47个县级市及自治州）城乡一体的区域贫困度测算识别分析发现,我国仍然有很多省域处于相对贫困或贫困区域水平之下。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标准,情况还要严重。（习近平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中曾指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尚有2亿人口处于贫困水平下）。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差距在逐渐拉大,彻底消除贫困,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仍然任重道远;导致区域贫困的因素十分复杂,实证分析表明,贫困区域致贫因素与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禀赋匮乏、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或体制和政策缺失等众多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是其全部或部分因素的综合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部分贫困区域的社会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的状态,无法通过内部驱动使其彻底摆脱贫困状态,必须通过外部作用加以解决;虽然,1994年,我国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2001年又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目前,正在执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建立了农村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大多数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攻破了贫困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扶贫开发的攻坚阶段。但通过对这些反贫困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效果分析发现,在制订和落实反贫困发展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化解的问题;因此,制定基于贫困程度与贫困类型的差别化区域反贫困战略目标和政策,摆脱完全靠政府投入,着力发挥贫困区域内部优势,协调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帮扶力度,大力促进社会化参与程度是区域反贫困路径的根本选择。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区域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以区域为研究单位,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给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区域贫困测度、识别的标准、模型和方法,并对我国省、地市级和部分县乡镇的区域贫困度进行了测算分析,描绘出了它们的空间地理分布;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贫困区域致贫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区域反贫困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我国所实施的反贫困政策进行绩效分析评价,找出其存在的问题;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的贫困程度和类型,提出了差别化的区域反贫困战略目标、政策和路径选择。
徐云松[7]（2015）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马颖忆[8]（2015）在《中国边疆地区空间结构演变与跨境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边疆地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敏感区,也是深度协调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还是国家对外开放与扩大合作的关键门户与基础平台,其多重属性决定了对边疆地区展开研究的必要性。传统的边疆开发、民族、舆地、治边等研究,已难于直接支撑国家透过边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分析与决策需求,使得边疆研究成为难点,而基于人文地理学视角,从类型区和功能区入手,对边疆地区空间结构及其合作策略展开分析与探讨可提供不一样的思路。因此,本文在阐述中国边疆地区5种类型区的自然与人文本底要素特征基础上,展开边疆地区空间结构点（城镇节点）、线（交通路网）和网络（空间联系）要素的分布特征、空间组织形态及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的分析,进而基于国家透过边疆地区扩大开放及合作需求和边疆本身参与合作的发展需要,从时空收敛、高铁服务水平、国际联系格局及对外合作的主要通道等方面分析跨境高铁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带来的区域效应,并提出中国未来地缘博弈和跨境合作的基本策略。该项研究不仅能够清晰体现国家实施沿边开放以来中国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态势,还对未来国家地缘战略和对外合作策略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边疆地区城镇节点空间结构演变表现出空间分布的离散特性和各向异性、省会／几何居中城镇耦合与空间控制类型差异、区域重心演化的相似性以及城镇等级结构演化的差异性等基本特征。具体为,门户边疆城镇分布较之省区边疆更为离散,东北边疆的离散程度最低。省会／几何居中城镇耦合的居中、偏离和混合的类型分异明显,其中,西藏边疆为居中型,内蒙、西北和西南3类边疆为偏离型,东北边疆为混合型。区域人口重心均少量迁移,而经济重心迁移程度各异。5类边疆区域城镇等级结构各异,东北边疆城镇等级结构完整,为相对稳定的发达型边疆城镇体系；西南边疆城镇等级结构基本完整,为高度稳定的较发达型边疆城镇体系；内蒙边疆城镇等级结构较不完整,二三级中心缺失,等级结构较不稳定；西北边疆城镇等级基本齐全,等级结构波动明显；西藏边疆城镇等级结构很不发育,为高度稳定的落后型边疆城镇体系。中国边疆地区交通路网结构演变表现出路网结构不断完善及其带来的可达性不断提升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路网规模大幅提升和拓扑结构不断优化,并且东北、西南、内蒙、西北和西藏渐次降低的边疆类型分异特征。区内、区外和区域可达性均提升显着,核心-圈层分布结构鲜明。发展条件较好的城市经济区、城市组团和城镇密集带构成区内可达性优良区,而门户地区则成为区外可达性优良区。随着多层次路网的不断发育和口岸体系的日臻完整,省会城市的区外可达优势得到凸显。从综合交通便捷性看,东北和西南是区域可达性最高的两类边疆。中国边疆地区空间联系结构特征体现在联系强度的不断增强、联系格局的更加鲜明和内陆省份选择门户出口的空间分异等基本特征。具体为,区内空间联系格局的数理特征表现为各地市州盟集聚辐射能力的扩散或接受潜力不断增强,表现出与路网结构高度吻合的边疆类型分异特征；空间特征体现在主导、次主导、一般和次要的四层级联系结构特征鲜明,区内主导联系格局更加鲜明,并与区内可达性分布格局表现出较高的内在耦合性。内陆省份对门户出口的选择表现出南北分异特征,具体为,基于空间联系角度,包头和百色是内陆省份北上南下的最优门户,首位联系门户大致呈现以长江为界,南部省份首选西南,北部省份首选内蒙的边疆门户空间分异特征；基于综合评价角度,边疆门户表现出包括包头、丹东、崇左、红河、延边、呼伦贝尔、乌兰察布、牡丹江8个优良门户,百色、博尔塔拉、锡林郭勒、德宏、防城港、文山、伊犁、巴彦淖尔、黑河、通化10个次优门户,以及其他27个一般门户和次要门户的层级结构特征。国家门户是边疆地区的基本属性,跨境高铁建设是当前国家透过边疆地区扩大开放与跨境合作的关键手段,也是边疆地区自身参与跨境合作的重要平台。跨境高铁建设将带来显着的时空收敛效应、服务水平提升、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提升和空间联系增强等基本特征。具体为,高铁建设带来显着的时空收敛效应,沿线国家或地区时空收敛最为明显,带来服务水平的提升表现在对国土面积、人口与GDP的影响且呈现国别分异的层次结构特征。高铁建设带来关键节点区位优势增强,凸显其作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通联接点作用,其中,泛亚高铁凸显了昆明、曼谷和万象的枢纽节点地位；欧亚高铁凸显了乌鲁木齐、哈尔滨、莫斯科和柏林的枢纽节点地位；中亚高铁凸显了乌鲁木齐、柏林、德黑兰、巴格达、比什凯克和塔什干等关键节点的重要地位。3大高铁建设强化了中国与相应次区域和区域的空间联系,并形成形态各异的主导联系格局,泛亚高铁促成昆明（曲靖）-曼谷,昆明（曲靖）-河内围合的“^,’型主导联系格局的形成；欧亚高铁促成北京-莫斯科、北京-柏林围合的“>”型主导联系格局的形成；中亚高铁促成北京-柏林、北京-安卡拉、北京-德黑兰构成的“爪”型主导联系格局的形成。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将使中国的主要联系地区由周边邻国转向整个欧亚大陆,由东向为主转为多向均衡开放格局,并将带来中国在欧亚大陆主导地位明显抬升,使得中国将由欧亚大陆边缘国家转变为欧亚大陆核心国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地缘战略和合作策略的思考,主要包括：深化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中国陆上地缘战略空间是基本策略；提升中欧之间以中德为主体的战略伙伴关系,拓展中国通往欧洲的陆地战略空间是跟进策略；先行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通往印度洋的海上战略空间是必要策略；重视中国与欧亚大陆汇合区破碎地带的合作,保障能源供应,削减地缘压力是补充策略；有层次地推进欧亚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是终极策略。
孙根紧[9]（2013）在《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协调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国家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但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差距的缩小速度越来越慢。基于此,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西部地区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快速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推动力量消失,西部地区是继续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抑或重返贫穷与落后?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之上。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由此以来,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已从生态恢复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之上。因此,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探讨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这一主题,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我们在对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和简要述评之后,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通过设计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进行了战略分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低下,而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现状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因此通过区域开发逐步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推动西部地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新形势下构建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应从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和提升。本文一共分为8章。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行文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之处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是基于研究内容的文献述评,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研究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对现有的关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界定清楚,为后续研究造成了障碍；二是没有从根本上把握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认为只有欠发达地区才存在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问题,没有认识到自我发展能力的空间一般性,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也需要面对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维持问题；三是关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仍然不足；四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相关研究不到位。因此,本文将尝试对下述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比如究竟什么是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哪些一般特性?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西部地区而言,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如何?其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如何去培育和提升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诸如上述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和形成机理的阐述。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某一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能够使得这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去创造资源,集聚、利用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实现区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健康发展。它是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一个地区实现自我发展并不代表它是在封闭环境中实现发展,而是强调这一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资源有效率地利用,推动区域实现内源型发展。另外,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同于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与它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的角度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由不同的要素构成。从发展主体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宏观行为主体——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表现为区域微观行为主体——家庭、企业、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自我发展能力。从发展要素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表现为区域行为主体在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从发展内容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由创新开发能力、要素集聚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构成。从实现状况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又可以分为现实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潜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两种类型。总之,从本质上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增加区域财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能力。一般来讲,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一种区域层面的行为能力,它表现出综合性、系统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可塑性特征。虽然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区域内部这四种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去追求能力的提高,而且可能存在、也需要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作用。来自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扶植和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竞合关系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活动,都会在受援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4章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介绍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力和生成路径。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偶然性历史事件等。区域内部民众对高质量生活的个体追求和国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需求构成了某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泉,因而这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受市场竞争和政策调控两个源动力的双重驱动。区域内部企业的逐利性、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次级地域单元在竞合关系中对区域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而其外部动力则有中央政府的扶持政策、其他区域的援助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等外部力量构成。对一个特定的地区来说,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善中央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等。在第5章中,我们设计了一套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通过评价分析,我们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我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二是西部各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也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整体上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不佳,历史文化传统相对保守,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高素质劳动力缺乏,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低下。与此同时,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不同,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第6章是对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的归纳总结。通过对美国、前苏联、日本和巴西等国对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过程进行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启示：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成立专门的区域开发机构、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性,以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在我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过程中,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进程,也要认真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在积极探索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途径的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在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错误。第7章是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新时期西部地区通过实施自我发展战略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总体思路是：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既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在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快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不断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途径进行构建。第8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概括,并对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有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界定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本文认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区域主体基于自身现实条件,依靠系统内部发展机制,利用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扬长避短,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以实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能力。它是一种综合性概念,强调在开放环境下,依靠区域系统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区域的内源性发展,其本质是区域系统利用自身力量对区域内外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的能力。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具有空间一般性,欠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提升或维持问题。第二,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阶段性特征分析中,我们将一个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初始发展阶段、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较高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和完备自我发展能力水平阶段。阐述了一个地区在每个自我发展水平阶段的表现,间接回答了“一个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才算是具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第三,构建了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承载主体包括区域内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推动主体除上述四类行为主体外,还包括区域外部的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企业、家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根本性基础作用,而来自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要通过区域内部行为主体发挥作用,但其强弱则能够加快或延缓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进程。第四,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据。通过构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直接支持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这一直观判断,也为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长期存在找到了深层次原因,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韦伟[10]（2013）在《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世纪之交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新世纪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美国曾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从19世纪初开始西进运动,走上了拓荒西部、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的道路,通过成功的西部开发,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西部开发的成功,就不可能有现在全面繁荣的美国。在这个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工具,就西部开发而言,可供指导的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后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又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们分析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国力许可的情况下,都会致力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巩固。但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始终未能达成美国那样的成就。尤其是到了近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在我国近代与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政府主导下的西部开发的热潮,但都未能促成西部经济持续发展,更未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开发史上,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本文就中、美两国的西部开发进行横向比较,从政府这个层面作为切入点,抽丝剥茧分析两国政府的异同点,对于厘清我国西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理性认识,开阔视野,从而走出一条既借鉴西部开发的国际经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大开发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但是政府在各自西部开发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的重视程度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但是两国政府更多的是不同点,这些差异性因素包括政府开发自然资源的不同方式、政府对外政策的差异、开发主体的差异、体制上的区别以及对文化影响的不同。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存在的这些差异对于两国西部开发的路径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从美国西部开发史来看,政府在推动西部开发过程中有宝贵的经验,重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政府推出优惠政策,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其开发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诸如环境问题、基建中的浪费、城镇的盲目建设等,这值得我们参考并引以为鉴。在中国现阶段的西部开发过程中,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走弯路,对于我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西部开发之路将起到促进作用。
二、实施“大区域、大资源、大农业”发展战略——甘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施“大区域、大资源、大农业”发展战略——甘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 二、研究思路创新 |
| 三、研究内容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产业融合相关研究 |
|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研究 |
| 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 |
| 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研究 |
| 五、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量化研究 |
| 六、区域层面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实证研究 |
| 七、长江经济带文化及旅游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三、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趋势 |
| 四、文旅融合产业相关研究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评述与启示 |
| 一、现有研究的进展与评述 |
| 二、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规模经济理论 |
| 二、新资源理论 |
| 三、资源基础理论 |
| 四、发生学理论 |
| 五、嵌入式理论 |
| 六、区域增长极理论 |
| 第二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文旅融合产业主体类型及动力机制 |
| 三、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定义及属性 |
| 四、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的特征 |
| 第三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分析框架搭建依据 |
| 二、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发展脉络及历史变迁 |
| 一、总体发展脉络 |
| 二、发展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现状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开发现状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演化特征 |
| 一、空间功能演化特征 |
| 二、区域政策演化特征 |
| 三、文旅资源演化特征 |
| 第四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特征 |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特征分析 |
| 二、基于资源要素维度的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发展阶段分析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依据 |
| 一、研究设计与技术路径 |
| 二、现有研究中文旅融合产业评价体系的描述性统计 |
| 三、基于扎根理论对现有文献指标的三阶段编码分析 |
| 第二节 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 一、评价维度分析 |
| 二、“嵌入式”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要素系统结构 |
| 三、评价体系的建立原则 |
| 第三节 指标选择和评价赋权 |
| 一、指标甄别与筛选 |
| 二、指标评价模型 |
| 三、指标赋权处理 |
| 第六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水平评价 |
|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
| 二、长江经济带各发展阶段资源水平评价 |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整体水平评价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一、资源要素维度的耦合机理分析 |
|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
| 三、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耦合协调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各子系统发展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要素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分析 |
| 第七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效率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投入冗余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投入冗余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投入冗余分析 |
| 第八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一、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层面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1.4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4.1 基本结论 |
| 1.4.2 研究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西部民族地区 |
| 2.1.2 传统农业 |
| 2.1.3 传统农业改造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改造传统农业思想 |
| 2.2.2 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 |
| 2.2.3 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 |
| 2.2.4 农业规模经济理论 |
| 2.2.5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4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 3.1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线索 |
| 3.1.1 解放前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2 1949-1978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3 1978-2000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4 2000-至今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2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 |
| 3.2.1 农业经济贡献 |
| 3.2.2 农业产业结构 |
| 3.2.3 农业生产水平 |
| 3.2.4 农业创新能力 |
| 3.2.5 农业现代理念 |
| 3.2.6 农业管理水平 |
| 3.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分析 |
| 3.3.1 基础性评价指标选择 |
| 3.3.2 体系构建和权重计算 |
| 3.3.3 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
| 3.3.4 农业发展区域性分析 |
| 3.3.5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点 |
| 3.4.1 区域性 |
| 3.4.2 民族性 |
| 3.4.3 传统性 |
| 3.4.4 封闭性 |
| 3.4.5 低效性 |
| 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主要困境 |
| 4.1 区位困境 |
| 4.1.1 地质地貌 |
| 4.1.2 自然灾害 |
| 4.1.3 区位条件 |
| 4.2 制度困境 |
| 4.2.1 土地制度 |
| 4.2.2 户籍制度 |
| 4.2.3 宗教文化制约 |
| 4.3 产业困境 |
| 4.3.1 农业技术水平低下 |
| 4.3.2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
| 4.3.3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 4.4 人力资本困境 |
| 4.4.1 总体发展水平低下 |
| 4.4.2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 4.4.3 人力投资主体单一 |
| 4.5 资金投入困境 |
| 4.5.1 财政支农不足 |
| 4.5.2 金融支撑不力 |
| 4.5.3 社会援助不够 |
| 4.5.4 内生能力缺乏 |
| 5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框架 |
| 5.1 战略背景 |
| 5.1.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5.1.2 “一带一路”倡议 |
| 5.1.3 脱贫攻坚战略 |
| 5.1.4 乡村振兴战略 |
| 5.1.5 特色小城镇建设 |
| 5.2 战略意义 |
| 5.2.1 调整农业结构 |
| 5.2.2 发展现代农业 |
| 5.2.3 建设特色小城镇 |
| 5.2.4 推动乡村振兴 |
| 5.2.5 维护社会稳定 |
| 5.3 战略目标 |
| 5.3.1 产业目标 |
| 5.3.2 人才目标 |
| 5.3.3 文化目标 |
| 5.3.4 生态目标 |
| 5.3.5 组织目标 |
| 5.4 战略模式 |
| 5.4.1 特色农业主导型 |
| 5.4.2 干旱地区节水型 |
| 5.4.3 龙头企业引领型 |
| 5.4.4 技术创新支持型 |
| 5.4.5 人力投资推动型 |
| 6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特色制度安排 |
| 6.1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土地制度 |
| 6.1.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
| 6.1.2 探索土地资源配置制度 |
| 6.1.3 摸索异区土地置换制度 |
| 6.2 改革民族地区农民户籍制度 |
| 6.2.1 探索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 |
| 6.2.2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
| 6.2.3 促进自由流动与利益分配 |
| 6.3 创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制度 |
| 6.3.1 完善学前教育公共体系 |
| 6.3.2 优化实施9+3 教育模式 |
| 6.3.3 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 |
| 6.3.4 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
| 6.4 强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
| 6.4.1 完善社会保险救助体系 |
| 6.4.2 推进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
| 6.4.3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
| 7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路径 |
| 7.1 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
| 7.1.1 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
| 7.1.2 强化电力基础设施 |
| 7.1.3 加强通讯设施建设 |
| 7.1.4 修复病险水利工程 |
| 7.1.5 引入排污环卫设施 |
| 7.2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 |
| 7.2.1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
| 7.2.2 设立专项投资基金 |
| 7.2.3 拓宽人力投资渠道 |
| 7.2.4 优化人力投资结构 |
| 7.2.5 提高人力就业保障 |
| 7.3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 |
| 7.3.1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
| 7.3.2 构建信息技术平台 |
| 7.3.3 提高农业机械水平 |
| 7.3.4 引进生物化学技术 |
| 7.3.5 加强科技成果推广 |
| 7.4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 |
| 7.4.1 科学确定龙头企业 |
| 7.4.2 加大农业政策扶持 |
| 7.4.3 加快产业基地建设 |
| 7.4.4 加强企业招商引资 |
| 7.5 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 |
| 7.5.1 创建微观管理组织体系 |
| 7.5.2 推动微观技术组织创新 |
| 7.5.3 促进微观金融组织发展 |
| 7.5.4 扩大农业经纪人规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
| （一）国外贫困问题研究 |
| （二）国内学者贫困问题研究 |
| （三）甘肃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有关小康社会的基本概念 |
| 一、小康社会 |
| 二、全面小康 |
| 三、农村小康 |
| 第二节 有关贫困的基本概念 |
| 一、贫困 |
| 二、贫困线 |
| 三、反贫困 |
| 四、扶贫开发 |
| 第二章 研究视角：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
| 第一节 小康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社会理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目标的理论探索 |
| 一、毛泽东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 |
|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实践对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 |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进农村温饱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总体小康 |
| 三、统筹城乡发展阶段稳步进军全面小康 |
| 第四节 2020年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解析 |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立的依据 |
| 二、中共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
| 三、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
| 第五节 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一、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难度大 |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
| 三、农村社会发展滞后 |
| 四、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 |
| 五、特困地区农村按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困难 |
| 第六节 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思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思想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农村建设和城乡关系思想 |
| 一、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重要思想 |
| 二、列宁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思想 |
| 第三节 毛泽东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 |
| 一、农村建设思想 |
| 二、城乡关系思想 |
| 第四章 理论发展：新时期“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与精准扶贫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农村建设思想的发展 |
| 一、邓小平农村改革和建设思想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农村建设的发展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建设的推进 |
| 一、科学发展观概述 |
| 二、科学发展观对于农村建设的理论指导意义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以来“三农”问题新战略 |
|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 二、协调推进农业现代化 |
| 三、深化农村改革 |
| 四、强化农业农村生态治理 |
| 五、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
| 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
|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战略 |
| 一、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
| 三、新型城镇化是统筹协调的城镇化 |
| 四、新型城镇化是环境美好的城镇化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战略 |
| 一、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 |
| 二、实施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三、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 |
| 第五章 国际借鉴：国外反贫困的经验借鉴与思考 |
| 第一节 开发式扶贫 |
| 一、政府制定和实施反贫困特别计划 |
| 二、区域开发战略 |
| 三、小额信用贷款 |
| 四、人力资源开发和促进就业 |
| 五、注重发挥扶贫对象的主体性 |
| 第二节 保障式扶贫 |
| 一、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和法制化管理 |
| 二、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 |
| 三、注重培育贫困群体的自立能力 |
| 四、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
| 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
| 第六章 实践基础：甘肃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措施与经验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农村反贫困政策历史回溯 |
| 一、经济体制改革和“两西”建设阶段（1978～1985年） |
| 二、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1993年) |
| 三、全面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 |
| 四、大扶贫阶段（2001以后） |
| 第二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措施归类 |
| 一、投入扶贫开发资金 |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 三、产业培育 |
| 四、移民搬迁 |
| 五、劳务输出 |
| 六、能力提升 |
| 七、金融扶贫 |
| 八、组织化扶贫 |
| 九、社会帮扶 |
| 第三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措施的效果分析 |
| 一、贫困程度显着减轻 |
| 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 |
| 三、发展环境明显改善 |
| 四、精神面貌逐步改变 |
| 第四节 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 |
|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
| 二、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性作用 |
| 三、集中力量破解制约瓶颈 |
| 四、注重体制机制创新 |
| 五、注重精神财富的积累 |
| 第七章 现实分析（一）：甘肃农村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贫困现状及特征 |
| 一、贫困的区域性特征 |
| 二、贫困的人口性特征 |
| 第二节 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
| 一、生产方式制约 |
| 二、自然条件制约 |
| 三、历史基础制约 |
| 四、体制机制制约 |
| 五、主导产业制约 |
| 六、人口因素制约 |
| 第八章 现实分析（二）：甘肃农村扶贫开发的内在矛盾与有利条件 |
| 第一节 甘肃农村反贫困的内在矛盾分析 |
| 一、扶贫与开发的矛盾 |
| 二、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
| 三、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
| 四、投入与需求的矛盾 |
| 五、上层设计与底层实际的矛盾 |
| 六、扶民与扶县的矛盾 |
| 七、扶村与扶人的矛盾 |
| 八、放权与治村的矛盾 |
| 九、教育与就业的矛盾 |
| 十、发展与稳定的矛盾 |
| 第二节 现行反贫困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农内扶贫，产业延伸能力不足 |
| 二、政府主演，社会力量参与不够 |
| 三、以情识扶，扶贫精确程度不高 |
| 四、就贫扶贫，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
| 五、利益多元，协调整合扶贫不够 |
| 六、观念落后，思想教育扶贫滞后 |
| 第三节 甘肃扶贫开发面临的有利条件与历史机遇 |
| 一、地理区位条件 |
| 二、自然资源条件 |
| 三、文化资源优势 |
| 四、发展基础条件 |
| 五、政策叠加机遇 |
| 第九章 研究整合：甘肃农村反贫困与全面小康建设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瞄准小康目标，找准脱贫关键 |
| 一、瞄准小康目标，明确任务责任 |
| 二、找准关键问题，破解主要难题 |
| 第二节 调动积极因素，增强脱贫动力 |
| 一、广开帮扶渠道，整合投入力量 |
| 二、完善参与机制，发挥主体作用 |
| 三、深化土地改革，推进现代发展 |
| 四、发展合作组织，壮大集体经济 |
| 五、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脱贫意志 |
| 六、强化教育培训，开发人力资源 |
| 七、加强城镇建设，带动乡村发展 |
| 第三节 改善发展环境，夯实脱贫基础 |
| 一、建设基础设施，提升硬件环境 |
| 二、加强组织建设，改善领导环境 |
| 三、加强民主法治，改善治理环境 |
| 四、加强生态建设，改善发展环境 |
| 第四节 广开增收渠道，拓展脱贫路径 |
| 一、培育特色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二、完善农村金融，增强金融支撑 |
| 三、壮大劳务经济，增加工资收入 |
| 第五节 完善帮扶机制，增强脱贫保障 |
| 一、增强项目弹性，契合实际需求 |
| 二、完善后续保障，促进持续发展 |
| 三、完善民生保障，兜底特困群体 |
| 四、关注特殊群体，促进发展公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区域贫困测度、识别与反贫困路径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贫困的概念 |
| 2.1.2 贫困标准与贫困测度 |
| 2.1.3 致贫原因与反贫困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贫困与贫困标准 |
| 2.2.2 反贫困模式与政策绩效研究 |
| 第3章 区域贫困相关理论 |
| 3.1 贫困与区域贫困的概念与内涵 |
| 3.1.1 个体（家庭）贫困定义与贫困标准 |
| 3.1.2 区域贫困的定义与标准 |
| 3.2 区域发展理论 |
| 3.2.1 区域发展理论主要流派 |
| 3.2.2 区域发展进程 |
| 3.3 区域贫困形成机理与反贫困理论 |
| 3.3.1 区域贫困形成机理 |
| 3.3.2 区域反贫困理论 |
| 3.4 区域贫困测度与识别理论 |
| 3.4.1 区域贫困的测度方法 |
| 3.4.2 区域贫困识别标准与等级划分 |
| 第4章 区域贫困的测度、识别与空间分布 |
| 4.1 区域贫困的变化趋势分析 |
| 4.1.1 全国城乡贫困动态 |
| 4.1.2 省域贫困动态 |
| 4.2 省域贫困测度与识别 |
| 4.2.1 省域城乡一体的贫困广度和深度 |
| 4.2.2 省级贫困区域的贫困等级与空间分布 |
| 4.3 地级市区域贫困测度与识别 |
| 4.3.1 地市级区域贫困测度方法 |
| 4.3.2 地市级区域贫困识别标准 |
| 第5章 贫困区域致贫因素实证分析 |
| 5.1 贫困区域与区域自然禀赋 |
| 5.1.1 自然禀赋因素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1.2 区域贫困度与自然禀赋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5.1.3 区域贫困度与自然禀赋因素的关系分析 |
| 5.2 贫困区域与区域经济基础 |
| 5.2.1 经济基础因素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2.2 区域贫困度与经济基础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5.2.3 区域贫困与经济基础因素的关系分析 |
| 5.3 贫困区域与区域人力资本 |
| 5.3.1 人力资本因素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3.2 区域贫困度与人力资本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5.3.3 区域贫困与人力资本因素的关系分析 |
| 5.4 贫困区域与区域财政金融 |
| 5.4.1 财政与金融因素的选取与模型设定 |
| 5.4.2 区域贫困度与财政金融面板模型估计与检验 |
| 5.4.3 区域贫困与区域财政金融的关系 |
| 5.5 贫困区域与区域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 |
| 5.5.1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因素的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5.2 区域贫困度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面板模型估计与检验 |
| 5.5.3 区域贫困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关系分析 |
| 5.6 区域贫困致贫因素的综合分析 |
| 5.6.1 自然禀赋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5.6.2 经济基础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5.6.3 人力资本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5.6.4 财政金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5.6.5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
| 5.6.6 区域贫困度致贫综合影响因素分析 |
| 第6章 反贫困政策与成效 |
| 6.1 农村反贫困政策与效果 |
| 6.1.1 农村反贫困政策 |
| 6.1.2 农村扶贫政策的效果 |
| 6.2 城市反贫困政策与效果 |
| 6.2.1 城市反贫困政策 |
| 6.2.2 城市反贫困政策的效果 |
| 6.3 城乡一体反贫困政策与效果 |
| 6.3.1 城乡一体反贫困政策 |
| 6.3.2 城乡一体反贫困政策效果 |
| 6.4 反贫困政策存在的问题 |
| 6.4.1 反贫困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体系不健全 |
| 6.4.2 扶贫政策衔接性差，投入和目标相脱节 |
| 6.4.3 以政府扶贫为主，缺乏专业化和社会化参与 |
| 6.4.4 以物质性措施为主，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 |
| 6.4.5 反贫困可持续性弱，返贫现象控制不力 |
| 第7章 贫困区域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1 区域反贫困总体战略与路径 |
| 7.2 贫困区域反贫困政策措施 |
| 7.2.1 中国扶贫开发现状 |
| 7.2.2 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思考 |
| 7.3 扶贫攻坚时期的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3.1 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3.2 中部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3.3 东北地区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4 贫困区域差别化反贫困战略与路径选择 |
| 7.4.1 贫困区域反贫困战略与途径 |
| 7.4.2 相对贫困区域的反贫困战略与途径 |
| 7.4.3 一般区域的反贫困战略和途径 |
| 第8章 结论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1 选题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
| 1.3.1 区域金融的概念与研究范畴简述 |
| 1.3.2 金融发展的概念简述 |
| 1.3.3 非均衡概念简述 |
| 1.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范畴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全文逻辑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2.1 区域经济的理论分析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传统区域发展理论 |
| 2.1.3 近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进展 |
| 2.1.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
| 2.2.2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 |
| 2.2.4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 |
| 2.2.5 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视野——区域金融理论 |
| 2.2.6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2.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理论分析 |
| 2.3.1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 |
| 2.3.2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 |
| 2.3.3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 |
| 2.3.4 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 |
| 2.3.5 理论总结与研究述评 |
| 第3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与问题表现分析 |
| 3.1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1.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1.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内涵与表现 |
| 3.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历程与表现 |
| 3.2.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均衡阶段的背景 |
| 3.2.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格局与表现 |
| 3.3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现状与表现 |
| 3.3.1 西部区域经济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现状 |
| 3.3.2 西部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与与劳动力价格非均衡 |
| 3.3.3 西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均衡现状 |
| 3.3.4 西部区域财政收支的非均衡表现 |
| 3.3.5 西部区域对外贸易水平的非均衡 |
| 3.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情况与表现 |
| 3.4.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从均衡向非均衡阶段的历史转变 |
| 3.4.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统计比较方法 |
| 3.4.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4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5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指标与非均衡表现 |
| 3.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特征与变动趋势 |
| 第4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
| 4.1 制度因素 |
| 4.1.1 金融制度及政策影响 |
| 4.1.2 对外开放程度与试验点政策 |
| 4.1.3 财税体制改革 |
| 4.1.4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 |
| 4.1.5 法律环境差异 |
| 4.2 经济条件因素 |
| 4.2.1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差异 |
| 4.2.2 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水平 |
| 4.2.3 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
| 4.2.4 技术创新与开发能力 |
| 4.3 客观环境因素 |
| 4.3.1 区位因素 |
| 4.3.2 资源禀赋 |
| 4.4 非正式制度因素 |
| 4.4.1 多元化的宗教信仰 |
| 4.4.2 多样化的民族传统 |
| 4.4.3 社会资本 |
| 4.5 不确定性冲击因素 |
| 4.6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 |
| 第5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 |
| 5.1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
| 5.1.1 资本的区域流动效应 |
| 5.1.2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人为市场分割 |
| 5.1.3 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影响 |
| 5.1.4 宏观调控的弱化效应 |
| 5.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
| 5.2.1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
| 5.2.2 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 |
| 5.3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
| 第6章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
| 6.1.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6.1.2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6.2 西部区域金融发展与动态经济增长 |
| 6.2.1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2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2.3 实证研究的数理方法 |
| 6.2.4 西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5 东部数据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6 基于东西部两个地理层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西部区域法律环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3.1 引言 |
| 6.3.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西部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6.4.1 引言 |
| 6.4.2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4.3 样本数据的来源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总结与建议 |
| 7.1 总结 |
| 7.1.1 全文逻辑体系的归纳总结 |
| 7.1.2 全文研究观点与结论归纳 |
| 7.2 建议 |
| 7.2.1 顶层设计的协调机制 |
| 7.2.2 措施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8）中国边疆地区空间结构演变与跨境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边疆地区已成为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敏感区与激烈冲突区 |
| 1.1.2 边疆地区的深度协调发展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
| 1.1.3 边疆地区是国家对外开放与扩大合作的关键门户与基础平台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查询法与综述分析法 |
| 1.3.2 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
| 1.3.3 静态分析法与动态分析法 |
| 1.3.4 理论研究法与实践应用法 |
| 1.3.5 GIS空间分析法 |
| 1.4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和目标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领域研究进展 |
| 2.1.1 中国边疆地区区域发展研究 |
| 2.1.2 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研究 |
| 2.1.3 中国边疆地区跨境合作研究 |
| 2.1.4 综合评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空间相互作用 |
| 2.2.2 区域空间结构 |
| 2.2.3 地缘空间格局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边疆地区本底要素基本特征 |
| 3.1 中国边疆地区自然地理基本特征 |
| 3.1.1 涉及国境线的省区范围和地市范围 |
| 3.1.2 边疆地形地貌的分布特征 |
| 3.1.3 边疆水系流域的分布特征 |
| 3.1.4 边疆气候类型差异特征 |
| 3.1.5 边疆自然资源的分布特征 |
| 3.2 中国边疆地区人文地理特征 |
| 3.2.1 边疆人口的分布特征 |
| 3.2.2 边疆民族的分布特征 |
| 3.2.3 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概观 |
| 3.2.4 边疆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 |
| 3.2.5 边疆重要小城镇发展概况 |
| 第四章 中国边疆地区城镇节点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 |
| 4.1 城镇节点空间分布聚散特性及各向异性对比 |
| 4.1.1 城镇节点离散程度的测度方法 |
| 4.1.2 城镇之间离散程度与集中程度的测度结果 |
| 4.1.3 城镇相对平均中心的离散程度的测度结果 |
| 4.2 省会/几何居中城镇耦合与空间控制类型与结构分析 |
| 4.2.1 城镇节点几何居中性的测度方法 |
| 4.2.2 城镇节点的几何居中性评价结果 |
| 4.3 区域重心演化的结构与特征分析 |
| 4.3.1 城镇节点重心的计算方法 |
| 4.3.2 区域重心迁移过程分析结果 |
| 4.4 城镇等级结构类型与特征分析 |
| 4.4.1 城镇等级划分方法 |
| 4.4.2 各类型边疆城镇等级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陆路交通网的中国边疆地区空间格局及演变 |
| 5.1 陆路交通网的特征及演变分析 |
| 5.1.1 陆路交通网络特征的评价方法 |
| 5.1.2 陆路交通网的规模特征分析结果 |
| 5.1.3 陆路交通网的结构特征分析结果 |
| 5.2 区内/跨境交通便捷性格局与特征分析 |
| 5.2.1 可达性评价方法 |
| 5.2.2 区内可达性评价与格局特征 |
| 5.2.3 区外可达性评价与格局特征 |
| 5.3 区域综合交通便捷性格局及类型分析 |
| 5.3.1 东北边疆区域可达性格局 |
| 5.3.2 内蒙边疆区域可达性格局 |
| 5.3.3 西北边疆区域可达性格局 |
| 5.3.4 西藏边疆区域可达性格局 |
| 5.3.5 西南边疆区域可达性格局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边疆地区空间联系结构及演变 |
| 6.1 区内空间联系结构特征与对比分析 |
| 6.1.1 东北边疆空间联系格局 |
| 6.1.2 内蒙边疆空间联系格局 |
| 6.1.3 西北边疆空间联系格局 |
| 6.1.4 西藏边疆空间联系格局 |
| 6.1.5 西南边疆空间联系格局 |
| 6.2 边疆与内陆的空间联系特征分析 |
| 6.2.1 首位联系特征 |
| 6.2.2 空间联系格局 |
| 6.3 内陆省份跨境合作门户的综合评价 |
| 6.3.1 门户城镇的综合评价与结构类型 |
| 6.3.2 内陆省份的优选门户与类型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对中国跨境合作的影响分析 |
| 7.1 泛亚高铁建设对中国与中南半岛空间联系的影响分析 |
| 7.1.1 通往东南亚的高铁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
| 7.1.2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技术方法 |
| 7.1.3 泛亚高铁建设前后的可达性变化 |
| 7.1.4 泛亚高铁建设对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南半岛空间联系特征的影响 |
| 7.2 欧亚高铁建设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空间联系的影响分析 |
| 7.2.1 通往欧洲的高铁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
| 7.2.2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技术方法 |
| 7.2.3 欧亚高铁建设前后的可达性变化 |
| 7.2.4 欧亚高铁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空间联系特征的影响 |
| 7.3 中亚高铁建设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空间联系的影响分析 |
| 7.3.1 中亚高铁建设前后的可达性变化 |
| 7.3.2 中亚高铁对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空间联系特征的影响 |
| 7.4 高铁建设对欧亚大陆地缘格局的影响 |
| 7.4.1 中国区位特征的变化 |
| 7.4.2 空间联系特征的变化 |
| 7.4.3 对中国地缘战略与合作策略的思考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4.3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1.3 区域发展理论 |
| 2.1.4 能力理论 |
| 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2.3 简要评述 |
| 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涵 |
| 3.1.1 几个基本概念 |
| 3.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 |
| 3.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本质：资源的自我优化配置能力 |
| 3.1.4 与其他几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
| 3.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 |
| 3.2.1 发展主体 |
| 3.2.2 发展内容 |
| 3.2.3 实现状况 |
| 3.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特征 |
| 3.3.1 综合性 |
| 3.3.2 系统性 |
| 3.3.3 动态性 |
| 3.3.4 阶段性 |
| 3.3.5 可塑性 |
| 3.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机理 |
| 3.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行为主体 |
| 3.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 |
| 3.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 |
| 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机制 |
| 4.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
| 4.1.1 自然条件 |
| 4.1.2 自然资源 |
| 4.1.3 区位条件 |
| 4.1.4 物质资本 |
| 4.1.5 劳动力资源 |
| 4.1.6 科学技术 |
| 4.1.7 社会制度 |
| 4.1.8 偶然性历史事件 |
| 4.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动力 |
| 4.2.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动力源 |
| 4.2.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源动力 |
| 4.2.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内部动力 |
| 4.2.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外部动力 |
| 4.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路径 |
| 4.3.1 开发与提升劳动力素质 |
| 4.3.2 培育企业家精神 |
| 4.3.3 促进技术进步 |
| 4.3.4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 |
| 4.3.5 培育经济增长极 |
| 4.3.6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
| 4.3.7 扩大对外开放 |
| 4.3.8 寻求政策支持与区域援助 |
| 4.3.9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
| 5.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评价分析 |
| 5.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
| 5.1.1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5.1.2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1.3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说明与解释 |
| 5.1.4 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方法 |
| 5.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1 西部地区基本概况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与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
| 5.2.4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2.5 西部地区省域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3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1 四川省基本概况 |
| 5.3.2 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整 |
| 5.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4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分析 |
| 5.3.5 四川省21地级市自我发展能力的聚类分析 |
| 5.4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原因分析 |
| 5.4.1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
| 5.4.2 西部地区区位条件不佳,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 |
| 5.4.3 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缓慢 |
| 5.4.4. 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不足 |
| 5.4.5 西部地区制度安排不完善 |
| 5.4.6 西部地区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
| 5.6.7 西部地区文化传统保守 |
| 5.5 本章小结 |
| 6.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6.1 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国际比较 |
| 6.1.1 美国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2 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3 日本北海道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1.4 巴西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 |
| 6.2 国外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经验与启示 |
| 6.2.1 完善法律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
| 6.2.2 成立区域开发机构,提供组织保障 |
| 6.2.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
| 6.2.4 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
| 6.2.5 实施倾斜性财政金融政策,提供资金保障 |
| 6.2.6 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
| 6.2.7 调动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积极性 |
| 6.2.8 积极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
| 6.3 本章小结 |
| 7.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战略分析 |
| 7.1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总体思路 |
| 7.1.1 既要调动本土潜能,又要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 |
| 7.1.2 既要依托区域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区域竞争优势 |
| 7.1.3 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 |
| 7.1.4 既要加强资源开发,又要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
| 7.2 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主要措施 |
| 7.2.1 逐步完善国家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制度安排 |
| 7.2.2 转变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方式 |
| 7.2.3 提升劳动力素质 |
| 7.2.4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 7.2.5 积极培育和完善西部区域创新体系 |
| 7.2.6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7.2.7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2.8 加强区域合作 |
| 7.2.9 扩大对外开放 |
| 8.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
| 1.3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西部开发的理论探索 |
| 2.1 可持续发展论 |
| 2.2 梯度理论 |
| 2.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的西部开发 |
| 3.1 美国政府推动的西进运动 |
| 3.2 西部开发对于美国的意义 |
| 3.3 我国政府主导的西部开发史 |
| 3.4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西部开发 |
| 3.5 西部大开发10多年来的发展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西部开发中共性因素的对比 |
| 4.1 中美西部开发演进历史中政府作用的比较 |
| 4.2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 |
| 4.3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人口迁移政策的比较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美两国政府主导西部开发中差异性因素的对比 |
| 5.1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 |
| 5.2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在利用国际环境方面的比较 |
| 5.3 中美西部开发主体的比较 |
| 5.4 中美西部开发政府体制环境的比较 |
| 5.5 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影响比较 |
| 注释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西部开发的政府思想 |
| 6.2 西部开发政府的经验 |
| 6.3 西部开发政府的经验和教训 |
| 6.4 西部开发史对当代政府的启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实施“大区域、大资源、大农业”发展战略——甘肃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冯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4]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D]. 江琴.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5]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D]. 杨智. 兰州大学, 2016(08)
- [6]区域贫困测度、识别与反贫困路径选择研究[D]. 冯艳. 辽宁大学, 2015(06)
- [7]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12)
- [8]中国边疆地区空间结构演变与跨境合作研究[D]. 马颖忆. 南京师范大学, 2015(12)
- [9]中国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其构建研究[D]. 孙根紧.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10]中美西部开发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D]. 韦伟. 复旦大学,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