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传记文史关系的独到见解

一、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论文文献综述）

辛欣^[1]（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王晋^[2]（2020）在《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着名的教育家、学者,梁启超早在上世纪初就对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他力主废科举、进行学制改革,开启了语文现代化的新纪元,致力于办学、讲学,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梁启超在总结民初之际的作文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思想、求真求达”的作文教学观点,而且主张作文可教的是规矩,不可教的是技巧。这对于作文教学实践活动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随着课程改革进程的深入,学者和一线教师日渐认识到写作教学对育人的重要性,真实语境写作也受到普遍关注。升入中学,学生在心理发展上进入快速增长期,此时也是语言与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整理思想不仅能帮助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所需观点,还能促进组织材料以形成科学的思维框架,同时还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和综合能力的提高,发展批判思维、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能力,反映本真的作文教学重新受到青睐。面对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写作教学需要在学习任务群的指引下整合,以获得语文素养的提升。文章构造原则是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的精髓。秉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研习中外写作教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在实习期间的写作教学实践,对梁启超中学写作教学思想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首先,建立在对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的学理价值思考的基础之上,结合梁启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个人教育实践经历,分析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思想来源、新文体蕴含的写作观。其次,结合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法专着系统梳理写作教学思想,依次从重“规矩”轻“言巧”、教做“真人”教作“真文”、心中常怀“读者意识”的教学原则,为“立人”而“立文”、立“规矩”弃“技巧”、重“结构”轻“修辞”的教学目标,文体分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几方面来阐述。最后,结合当下写作教学理论来对梁启超写作教学的局限进行补充修正,总结出适应核心素养下写作教学的范式策略,从加强情境化写作设计、激发写作兴趣、加强阅读与写作的融合、加强写作序列训练的过程性管理、完善写作教学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希望通过以上的策略能够提高中学生写作教学的效果,使中学写作教学更好地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田明^[4]（2020）在《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清初浙东学派重要人物之一,邵廷采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的成就,在文学上也有独特造诣,而其文学实即学术的外化。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四个方面回顾梳理明清之际浙东学术之演化过程。一是浙东理学的传播。浙东理学以阳明心学为重点,钱德洪、刘宗周接踵其后。其后明清之际的姚江书院派以宣传阳明学说为己任。邵廷采之父、祖包括他本人皆为姚江书院派弟子。二是经世实学的流衍。在浙东,晚明以来的经世思潮一直持续至于清初。浙东学派学术精神要义实即外王经世。三是西洋学术的传入。四是经史之学的兴起。浙东学派底色虽是理学,但在后世以经史之学着称,从中可以看到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化。第二章叙述邵廷采学术人生的转向,并对其一生处境及心态进行研究。邵廷采幼年即习理学,十七岁时表现出对史学的强烈兴趣。其后学术又日见驳杂,涉足各种学术,而以经世践履为根本治学精神。至于晚年,方重新回归史学,并编辑成一系列史学着作,成就了不朽的成绩。一般世人皆以理学家目之,但事实上其对理学的空虚亦有所批判的。其“成圣”情结贯穿一生。第三章对邵廷采学术成就进行补充说明。他本身有一种鲜明的学术史构建意识。在构建的基础上进行理学的整合,而这种整合恰反映了理学自身在理论上已经丧失了持续发展的生命活力。其经世思想以儒家传统“民本”主义为本,反对官府乃至皇帝的惨酷剥削,倡导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暗契黄宗羲《原君》诸篇之旨。其史学以明道为宗旨,秉持以《易》经为基础的历史哲学观。第四章述其古文写作之成就。邵廷采论文不重辞采藻绘,而重是否有关世道。于古文最推崇越中陶石篑、王阳明之文。倡导作文、为人应该合一,“学”、“行”、“文”三者不可分割,深契中国传统文论精神。邵廷采古文书写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可分三点,曰沉痛,曰刚毅,曰雅正。其古文特征表现为:根底经史;文以经世,风格健实;卷舒开阖,任情摇曳;思维遽密,严峻清洁。其古文严谨雄健,可以为后世浙东散文的血脉渊源。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索清代“浙东古文”概念构建之可能。

杨凯良^[5]（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张巍^[6]（2020）在《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旅日时期、民国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是其中的代表作。梁启超以李鸿章为代表来展现晚清四十年之历史,文中体现着梁启超“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的撰述旨趣,通过对李鸿章一生之行事的叙述来表现出晚清军事、洋务、外交三方面的大事记,故不同于旧史将历史描绘成“人物之画像”,可视为其新史学思想在人物传中的体现。《李鸿章传》的表现形式是以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加以呈现,并附有“序例”“绪论”“结论”,从而显示出与“中国旧文体”的不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评传体的先河。在撰述特点上亦有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择取最能体现李鸿章洋务外交活动的奏议公文及与李鸿章“关系极繁杂”湘军人物群体来叙述晚清中外交涉之历史和展现“当时之形势”。其二,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的评价方法,梁氏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认清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评判李鸿章之功过,重在分析时势背景对人物活动之影响,从而对李鸿章得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和撰述特点不仅在梁氏以后传记作品中运用广泛,更对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梁启超在此传中所用的书写方法,多为后世学者为李鸿章作传时加以借鉴,使得此传成为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中的代表。

方啸天^[7]（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提出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苗建荣^[8]（2019）在《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文中认为晚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着名的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维新儒学,即为晚清时期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指导的儒学。在维新儒学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科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使得维新儒学成为了研究儒学与西方科学关系的绝佳素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科学在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探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关系。维新儒学是在反思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进西方科学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而维新派主张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进一步说,是否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最大区别。因此,与洋务派不同的是,维新派提出了自己的旨在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思考了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此,维新儒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二是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前者讲的是如何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具体方案;后者讲的是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即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作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维新儒学不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自己相对较为固定的范畴系统。维新儒学的范畴,大致说来包括两个层面的:一是变法主张层面的,如通情、制度局、兴民权、废科举、兴学校、建学会等等;二是理论依据层面的,如进化观念、夷夏观念、变易观念、道器观念、托古改制、仁通观念等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维新儒学,均是在对上述范畴的阐释中展开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维新时期读过不少西方科学书籍并熟悉很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数学知识、几何学知识、医学知识等等,这在康有为的着述中均有所体现。康有为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对于其维新儒学的建构,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康有为在政治上要求立宪法、开国会、设制度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完善金融体系、鼓励自由通商;在文化上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废科举、兴学校,这些均是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为其维新变法提出了一套理论依据,即以三世进化说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无论是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主张,均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层面提出的设制度局的主张,而作为其制度局之一的学校局的主要职责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工业实业,而在康有为看来要发展工业实业就必须先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在文化上要求兴学校,而其所设想的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一就是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康有为为维新变法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三世进化说,而其三世进化说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为维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维新时期不仅读过《谈天》、《地学浅释》、《格致汇编》等等诸多介绍西方科学的着作,而且还熟悉诸多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知识、地质学知识、物理学知识等等,这在梁启超的着述中亦有着充分的体现。梁启超对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了解,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在政治上主张兴民权,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中。梁启超的维新儒学,与西方科学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如其在政治上提出兴民权,而其兴民权的具体措施是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的手段之一,就是学习西方科学。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梁启超对变易观念、夷夏观念、进化观念的阐释,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对变易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梁启超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充分考虑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的基础上进行的。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谭嗣同亦对西方科学有着充分的了解。从现有着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不仅熟悉西方科学,如代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而且还对西方科学作了大量的宣传,为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谭嗣同对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仅大大开阔了其学术视野,而且也为其维新儒学的建构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谭嗣同在政治上主张模仿西方议会制度、以学会代议会,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鼓励机器生产;在文化上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这是谭嗣同维新变法的基本主张。与此同时,谭嗣同还为其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阐释中。谭嗣同的维新儒学,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变法主张的层面讲,谭嗣同的变法主张中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比如其主张学习西方议会制度是通过兴学会来完成的,而其所设想的学会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比如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通商,而其振兴商业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科学。再比如其主张废科举,而其提出废科举的动因之一就是看到了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学相比之下的巨大优势。从变法的理论依据层面讲,谭嗣同对夷夏观念、进化观念、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同样与西方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其对夷夏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进化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生物进化论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对仁通观念、日新观念的论证是在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科学参与了晚清时期维新儒学的建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中天然地包含着引进西方科学的诉求,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中亦大量地包含着西方科学的因素。这充分说明:在晚清时期,儒学并没有排斥西方科学,更没有阻碍西方科学。需要指出的是,在维新儒学对西方科学的吸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用。如康有为在其《实理公法全书》中试图用西方几何学的成果来论证其变法主张,谭嗣同在《仁学》中试图用西方代数学的方法来论证其仁观念。这些论证看似增加了其结论的普遍性必然性,实则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是误用西方科学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儒学和科学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在于,西方自然科学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价值判断。因此,当维新儒士利用西方科学来丰富自己的变法主张、论证自己的变法依据时,会增加其维新儒学的说服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维新儒士试图利用西方科学直接来作某种价值判断,误用就在所难免。进一步说,西方科学可以为儒学的价值判断提供有力的根据,但不能代替儒学去作价值判断。总之,作为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维新儒学的建构过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儒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种开包容性与开放性表明:儒学不会排斥西方科学,更不会阻碍西方科学。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儒学与西方科学之间是存在某种界限的。

黄程程^[9]（2019）在《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研究涉猎政治、经济、地理、教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本文通过考察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并在结合梁启超个人政治活动经历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大同”和“均平”学说、西学中的进化论政治观以及东学中日本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三个方面,全面揭示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的缘起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多重理论和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笔者重点介绍了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概念阐释以及主观评价,并揭示了社会主义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经济问题中的分配不公和“自由竞争造成的反动结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外为放任,内为干涉”,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则是要“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阶级,同时劳动群众也普遍缺乏阶级意识,因此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当务之急应首先发达实业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过渡的手段,以期能够为将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打下基础。为了使得研究更为具体,笔者将梁启超与同时代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作了一个系统的比较,以此来突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嬗变性,但其嬗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时刻将救国新民视为己任,不断对政治形势作出应变,导致其思想观点也有进有退,但终究是功大于过,其社会主义观不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汤浩^[10]（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二、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论文提纲范文）

（1）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梁启超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创见（论文参考文献）

• [1]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梁启超写作教学思想研究[D]. 王晋. 河南大学, 2020(02)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邵廷采的学术与文学[D]. 田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5]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 [6]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D]. 张巍. 兰州大学, 2020(01)
• [7]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8]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儒学的建构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例[D]. 苗建荣. 山东大学, 2019(09)
• [9]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研究[D]. 黄程程. 东南大学, 2019(03)
• [10]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标签：梁启超论文;  九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