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许天翔[1]（2021）在《中国廉政治理研究中的“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关于中国廉政治理的阐释性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理论研究视角,即"国家整体主义"的分析视角和"地方局部主义"的分析视角。前者秉承整体性思维,将整个国域视作一个治理单元,将中央政府视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行动者,强调国家反腐的决心、意志和专门性的反腐败机构在廉政治理中的作用。寻求廉政治理取得局部突破的"地方视角"则更为关注地方层面的行动者在廉政治理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进而强调他们在推动国家廉政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廉政治理不仅涉及中央或地方层面的政策制定、惩罚力度,更关乎法律、制度的执行。对此,不少研究已经关注到,在巨大的治理规模和多层级的治理体系下,开展廉政治理活动需要解决"交易成本"和"做对激励"问题,否则廉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导致反腐力度不足,这是廉政治理绩效不佳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廉政治理的"国家视角"虽然揭示了中国反腐倡廉的整体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但忽视了政府层级性、治理成本和代理人激励问题。而"地方视角"虽有助于理解廉政治理的多元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割裂了央地关系的影响,过度拔高了地方自主性。新近研究虽然将重点转向廉政治理过程,但仅强调了治理成本、代理人激励和反腐败动力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揭示其内在机理。推动中国特色廉政学"三大体系"建设,需要从我国特殊的央地关系、条块关系出发,以廉政治理的激励机制—执行动力—治理绩效为切入点,探寻超大规模国家、多层级政府实现廉洁政治的治理之道。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彭斌[4]（2020）在《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关于权力反腐败理念的新阐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实社会中,无论腐败行为还是反腐败行动,都是在既定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实施的,都需要通过生产、激活或运用相应的权力才能实现。从权力的角度分析,那种导致腐败行为的权力与实施反腐败行动的权力具有本质差异,前者属于支配性的权力,后者属于反支配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腐败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将其职权异化为自身控制的支配性权力以谋取私利而导致的,反腐败则是党和政府动员和整合各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构建起反支配的权力体系,生产、激活和运用反支配的权力,以预防和惩治那种导致腐败行为的支配性权力。在反腐败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既不同于多元化的权力,也不同于分权制衡的权力机制,它是具有强制性的,需要在行动者心中塑造出反支配的认知、偏好与价值信念,协调政治体制内的反支配机制与其外部的反腐败诉求之间的关系。
王传利,方仲奇[5]（2020）在《中国反腐制度的四个显着优势》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着优势,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上有多方面的显着优势:具有宗旨基因和政治品格的体制生成优势;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能够将强大资源优势转化成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具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优势;具有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功能优势。
姜新[6]（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刘蕊[7]（2019）在《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话语创新,它指涉的是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共生演化,反映的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状态。政党政治生态则是政治生态在政党领域的综合映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执政党政治生态必然是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政府行政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状况。因此,在中国政治生态话语体系中,研究政治生态必然绕不开执政党政治生态,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业已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态研究领域中亟待解决和亟需突破的重要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塑造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必须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有关政治生态建设的讲话精神,全面精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把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净化和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和战略部署,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本质、要素构成、生成机理及优化路径,唯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伟大工程的宏伟目标。本文选取政治生态中最核心、最关键、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执政党政治生态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出发,探究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并运用生态化思维分析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张力,以寻求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与治理效能双向提升的逻辑进路,促进执政党系统的要素匹配和肌体健康,营造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执政党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探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职能、权力和利益的结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找寻实现党的权力、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的现实路径。因此,在分析视角选择上,本文不仅从宏观视角,分析从政环境与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关联问题,而且注重从政治生态学的系统性分析视域,深入探究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及其机理,并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看作一个整体,既深入剖析执政党外部环境的深刻变迁,也统筹关注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的匹配和结构功能的优化问题。换言之,就是把执政党内部系统的要素匹配和结构功能优化,同外部环境的修复净化统筹起来,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的生成看作是党的执政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共生演化的结果。唯此,才能准确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运行轨迹,才能更好地探究促进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的实现路径。本文在整体结构布局上分为上下两个篇章,上篇主要是提出问题,包括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下篇主要是分析对策即提升论,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执政党政治生态基本理论。旨在从静态分析维度,重点探究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意蕴,分析论证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要素、基本结构及其本质功能等。执政党政治生态,就是执政生命系统与执政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关联互动所生成的相对稳定态势。它是执政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效衔接,以及执政系统与环境系统关联互动的整体性映射;执政党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必然会涉及诸多相关性要素,这些要素互相关联,彼此联系,主要包括主体性要素、程序性要素和支撑性要素;为准确理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时空结构,全面认知执政党政治生态全貌,总体上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结构。纵向层级上,可划分为中央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地方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和基层执政党政治生态。横向结构上,可划分为执政党政治“内生态”和执政党政治“外生态”;功能属性上,执政党政治生态还具有维护功能、反映功能、检验功能三大功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阐释框架。主要探讨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发生、发展、运行的基本过程及其演替规律,并从动态分析维度,宏观上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进程和结果,以及如何科学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劣状况等。执政党政治生态是政党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革新性调适的自然演化,其演替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变革动力所形成的双向合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健康和谐发展,既需要执政生命系统对执政环境进行汲取、吸收和反馈,并通过自处理系统内化为执政系统内生态要素,也需要执政党政治内生态根据外生态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内部结构功能,并满足、适应、引领外生态的发展,以达至内外生态的和谐共生、协调进化;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状况的关键因子,宏观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执政系统内部相关因子和执政系统外部相关因子。内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执政主体状况、执政体制机制状况、执政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状况等。外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文化习俗和政治传统、社会风尚氛围等;对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进行评价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精细工程,从现实工作角度分析,结合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核心构成要素和关键影响因子等信息,本文选取了有效适应性、复杂多样性、动态稳定性和持续发展性,作为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四个一级指标。同时把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外监督制约四个核心监测点,作为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二级评价指标。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考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政治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外强净化与内增活力相统一不断推动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回顾梳理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呈现出把纪律挺在前面、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实现巡视派驻全覆盖、重点查处扶贫、污染防治领域的腐败等多种鲜明特点;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执政系统结构功能调适上,还是在内外部环境系统净化上都有长足进步,执政党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公权力仍然存在异化风险、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公信力弱化倾向显现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关键要素尚不匹配、相关限制性因子缺位、外部场域劣变因子侵入以及内外良性循环不畅等等。为此,亟需我们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统筹思考、对症下药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不断优化的建构路径。执政党政治生态提升论。本文认为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来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和提升,宏观层面要遵循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统筹整合的逻辑进路。中观层面要做好执政系统内部各要素匹配协调,执政系统外部环境的修复与净化,以及执政系统整体效能的调适优化。微观层面上,一方面,需要通过调适和完善党的执政系统来进行。调适和完善执政系统的过程,即不断完善执政要素之间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过程,也是执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科学化、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来进行。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即不断提升执政环境系统开放性和有机性的过程。如果说党的执政系统的调适和完善是内向优化进路,那么执政外部环境的净化,则是外向优化进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推动着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总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需要执政党不断主动调适更新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状况,以执政党内部自身变革积极引领外部环境的优化发展,最终达至执政党政治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和谐共生、良性互动和协同进化。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探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实践过程的始终。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最终目的,是构建起能够维护和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履行长期执政使命的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能够生生不息输入执政系统,党的执政能力显着提高、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环境更加健康、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能够更高效科学地履行执政使命,更快捷恰当地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这样的生态系统是理想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这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江亚洲[8]（2019）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量官员纷纷落马反映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出现了重大问题,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环境正在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面对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如何才能不断提高传播效应,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健康、稳定、繁荣的思想文化环境和提供精神动力呢?本研究选择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详细剖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和整合的深层机理,最终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从结构和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文章认为这种传播机制既要有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功能,又要切合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构安排,另外还应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其政治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具体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概括并剖析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认为:可以从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和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三个环节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这三个环节分别表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和作用过程。其中: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先进性论证包括价值论证、逻辑论证和事实论证;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政治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融入则有身份建构、规则嵌入和政策输出这些主要途径。另外,这三个大环节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前后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并无先后性,这三个环节是整体统一而又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并向前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使命。研究发现: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被建构,而且这一建构过程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本身具有开放性,它的各个环节并不是僵化和单向的,它包含的各个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中存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构的新动能,这将我们带入到了一种具有反思和创造性的传播主义思潮。即不能再单以那种受控制论、文化遗传主义的传播学观点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它的运转也是一个开放阐释和建构的过程。研究还发现: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存在实际传播对象范围没有被有效覆盖、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互动性不强、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行为存在偏差和党媒传播媒介的空间逐渐受到侵蚀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所以需要针对性的推动传播对象向广大工人和农民阶层延伸、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有效互动、强化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和实践和加大对新型媒介生态的调控力度。这一发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的建构完善非常具有针对意义,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播机制称为开放式的传播机制。那么,要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有效传播,仅靠单向度的宣传是不够的,更是要让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在开放式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创新、与时俱进。借助于这一开放式的传播机制,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再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
王敏[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陈心香[10]（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核心任务。而现代国家由执政党来治理,即政党治理,又是现代政治的普遍现象。因此,政党治理的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诉求。就中国而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明确,为目前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权威的目标指导。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现状和优化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的研究问题,本论文试图采用系统分析与过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辅以比较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技术工具。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首先解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政党治理结构要素,发现政党治理包含着作为前提要素的党内治理,作为重要要素的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关键要素的政权治理,以及作为归宿要素的社会治理等结构要素。还剖析了政党治理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发现政党治理是凭借价值凝聚、组织调适、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等作用的发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题中之意和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提供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依据上述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本论文梳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探索,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实践历程。通过梳理发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苏联都对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积累了不少的有益经验,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些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而在吸收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思想和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历程。在历程回顾后,本论文考察了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通过考察发现,从实践上来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至今在政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据此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形成了对世界政党治理的“引领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也为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但是,尽管如此,在取得重大成就和面临重要历史机遇的同时,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也面临着传统管治思维、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民众参与耦合度低、政党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外部西化、分化等挑战。在对挑战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和对策问题。其中,本论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基本原则至少包括遵循和贯彻落实“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等。而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必须通过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等具体对策,来应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优化。最后,本论文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上述梳理和探讨后发现,这样的研究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政党政治理论研究,如何对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等事业,均具有丰富的启示价值。
二、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廉政治理研究中的“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整体主义的国家视角 |
| (一)“运动式反腐” |
| (二)国家廉政体系建设 |
| 二局部突破的“地方视角” |
| (一)地方政府廉政治理的意义 |
| (二)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类型学与动力机制 |
| (三)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限度 |
| 三廉政治理的成本、执行与激励问题 |
| 四小结与评论 |
| (一)既有研究的贡献与启示 |
|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与缺憾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关于权力反腐败理念的新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权力腐败的发生机制再审视 |
| 二、权力反腐败的动力机制与过程分析 |
| 三、权力反腐败的基本属性与特征分析 |
（5）中国反腐制度的四个显着优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具有宗旨基因和政治品格的体制生成优势 |
| 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
| 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具有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优势 |
| 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具有确保社会主义方向的功能优势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依规治党研究现状评析 |
| 二、国外政党建设研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及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意涵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语义 |
| 一、“依”阐释理论出发点 |
| 二、“规”意指法律性规范 |
| 三、“治”强调治理落实 |
| 四、“党”表明治理对象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 |
| 一、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依规治党的前提 |
| 四、依规治党的治理切入点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概念界定 |
| 一、依规治党的概念 |
| 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概念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根据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社会根据 |
| 一、国际社会新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国情 |
| 三、国内外实践经验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 |
| 一、政党理论 |
| 二、执政党理论 |
| 三、法治理论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 |
| 一、依法治国框架下依法执政建设 |
| 二、依治国框架下的依规治党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教训 |
| 第三节 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创新探索 |
| 一、新时代依规治党创新性发展 |
| 二、新时代依规治党成效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价值和核心范畴 |
| 一、依规治党的价值理念需凝练 |
| 二、依规治党的核心范畴需转移 |
| 第二节 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方面 |
| 一、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不够严谨 |
| 二、党内法规的内容有待规范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执行效力方面 |
| 一、执行落实不到位 |
| 二、法治思维、规矩意识不足 |
| 三、监督、救济体系制待完善 |
| 四、依规治党的软环境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 |
| 一、明确党内法规的生成原则 |
| 二、优化党内法规制定队伍 |
| 三、充实党内法规生成环节 |
| 第二节 提高依规治党的执行力 |
| 一、以用人为切入点,从严治吏 |
| 二、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 |
| 三、坚持法治原则,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 |
| 四、完善党内救济机制,补足依规治党的兜底环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述要 |
| (一) 国外文献回顾与梳理 |
| (二) 国内文献回顾与梳理 |
| (三) 简要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 |
| 一、政治生态基本概述 |
| (一) 政治生态涵义解析 |
| (二) 政治生态的思想渊源 |
| 二、执政党政治生态内涵及要素 |
| (一)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要素 |
| 三、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结构 |
| (一) 纵向层级 |
| (二) 横向结构 |
| 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功能属性 |
| (一) 维护党长期执政地位的系统工程 |
| (二) 反映执政过程现实复杂性的核心指标 |
| (三) 检验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 |
| 第二章 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阐释框架 |
| 一、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逻辑进路 |
| (一)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原理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三)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二、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因子 |
| (一) 执政系统内部相关因子 |
| (二) 执政系统外部相关因子 |
| 三、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评价指标 |
| (一) 政治生态评价体系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考量 |
| 一、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时性考察 |
| (一)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二)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鲜明特点 |
| 二、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 阶层利益不断分化,执政基础面临压力 |
| (二) 公权力仍然存在异化风险,执政地位有待巩固 |
| (三) 执政环境复杂多变,执政能力亟需提升 |
| (四) 公信力弱化倾向显现,执政形象面临塔西佗陷阱风险 |
| 三、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面临挑战的成因分析 |
| (一) 关键要素尚不匹配,执政系统自身净化功能偏弱 |
| (二) 相关限制性因子缺位,权力制约机制运行欠佳 |
| (三) 外部场域劣变因子侵入,存在社会环境诱发因素 |
| (四) 内外良性循环不畅,执政肌体活力不足 |
| 第四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内部系统的动态平衡 |
| 一、提升执政系统的要素性能 |
| (一) 塑造权责一致的执政主体 |
| (二) 搭建科学完备的执政体系 |
| (三) 打造廉洁高效的执政过程 |
| 二、调适执政系统的结构关系 |
| (一) 建构扁平化的政党组织结构 |
| (二) 完善民主化的政党运行体系 |
| (三) 构建网络化的政党治理机制 |
| 三、优化执政系统的功用能效 |
| (一) 发挥好执政党聚合民意的功能 |
| (二) 发挥好执政党创设政策的功能 |
| (三) 发挥好执政党指挥协调的功能 |
| 第五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外部场域的良性有机 |
| 一、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
| (一) 赋权于社会,释放社会治理活力 |
| (二) 聚焦于民生,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
| (三) 施惠于大众,建构利益共享机制 |
| 二、开发党的执政资源 |
| (一) 保持党的先进性资源 |
| (二) 运用党的意识形态资源 |
| (三) 合理配置党的组织资源 |
| 三、建设党的执政文化 |
| (一) 培育尚德崇廉的人文精神 |
| (二) 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风尚 |
| (三) 清除腐朽庸俗的圈子文化 |
| 第六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内外系统的兼容协同 |
| 一、权力规范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政府职能发挥的平衡点 |
| (一) 优化党政职责分工,明晰党政职责关系 |
| (二) 理顺党政权力关系,提高政权机关效率 |
| (三) 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统合协调多元力量 |
| 二、利益整合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
| (一) 积极依托社团组织,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
| (二) 密切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维护其合法权益 |
| (三) 严格规范政商关系,控制腐败增量减少存量 |
| 三、党际民主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参政党协商的平衡点 |
| (一) 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
| (二) 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图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
| (二)理论回应 |
| (三)现实关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政治传播 |
| (二)政治文化 |
| 第四节 基本理论 |
|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三)政治传播的功能理论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跨学科研究法 |
| (二)结构功能分析法 |
| (三)深入访谈法 |
| (四)内容分析法 |
| 第六节 论文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内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构成 |
| (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政治思想 |
| (二)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
| (三)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政治心理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内涵 |
| (一)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植入人们的政治生活之中 |
| (二)贬抑与之相对立的其他政治文化的发展 |
| (三)检验并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的隐蔽性 |
| (二)传播的超政党性 |
| (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
| 第二章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视角的引入 |
| (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使命 |
| (一)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 |
| (二)提升国民政治文化素养 |
| (三)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的结构 |
| (一)传播主体 |
| (二)传播内容 |
| (三)传播中介 |
| (四)传播对象 |
| 第四节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的构成 |
| (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先进性的论证 |
| (二)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为内容的社会化教育 |
| (三)对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吸纳式融入 |
| 第三章 先进性论证:传播主体探寻传播内容的价值、逻辑和事实根基之过程 |
| 第一节 传播主体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先进性的价值论证 |
| (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渊源之再阐释 |
| (二)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优良传统的传承 |
| 第二节 传播主体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先进性的逻辑论证 |
| (一)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 (二)强调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 |
| 第三节 传播主体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先进性的事实论证 |
| (一)突出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的事实 |
| (二)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事实 |
| 第四节 案例实证:对科学发展观先进性的论证——围绕《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分析 |
| (一)素材选择与处理 |
| (二)对科学发展观先进性的论证 |
| (三)对科学发展观先进性认识的深化 |
| 第四章 社会化教育:传播主体对传播客体有组织地开展政治文化教化的过程 |
| 第一节 引导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的学校教育 |
| (一)以高校党委为领导的党团组织生活培养 |
|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引领的教学课程引导 |
| (三)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的校园文化熏陶 |
| (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为内容的科学研究 |
| 第二节 提高公职人员政治素养的干部教育 |
| (一)学习党内政治文化的干部准入教育 |
| (二)党政干部任职期间的例行教育培训 |
| (三)党中央领导下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推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社会化的群众教育 |
| (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实践教育 |
| (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引导 |
| (三)领导经由出版工作的宣传教育 |
| (四)培养树立先进形象的典型教育 |
| 第五章 吸纳式融入: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内容与其他群体政治亚文化的互动过程 |
| 第一节 身份建构:吸收其他群体加入中国共产党 |
| (一)党员身份带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植入 |
| (二)新时期党组织对其他群体的逐步开放 |
| 第二节 规则嵌入:推动和规范其他群体的政治参与 |
| (一)其他群体政治参与规范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调节作用 |
| (二)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制度实践 |
| 第三节 政策输出:其他群体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消费 |
| (一)党的其他基本群体政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消费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基本群体的政策输出 |
| 第四节 案例实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融入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实践 |
| (一)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特点 |
|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融入 |
| (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思想的发展变化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实际传播对象的范围没有被有效覆盖 |
| (二)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的互动性不强 |
| (三)传播内容与传播主体行为存在偏差 |
| (四)党媒传播媒介的空间逐渐受到侵蚀 |
| 第二节 完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的对策 |
| (一)推动传播对象向广大工人和农民阶层延伸 |
| (二)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有效互动 |
| (三)强化传播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和实践 |
| (四)加大对新型媒介生态的调控力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成果 |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为什么海外要重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一)中国模式的兴起 |
| (二)华盛顿模式的困局 |
|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
|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况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五、研究意义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海外 |
| (二)中国学 |
| (三)海外中共学 |
| (四)海外中共党建研究 |
| 七、写作框架 |
| 第一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意识形态建设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调适 |
| 一、毛泽东思想 |
| 二、邓小平理论 |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四、科学发展观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一、“中国梦” |
| 二、“四个全面”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内化机制 |
| 一、党内学习制度 |
| 二、党内集中教育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构成 |
| 一、技术官僚 |
| 二、党员 |
| 三、新社会阶层入党问题 |
| 第二节 组织制度 |
| 一、干部任命制 |
| 二、干部考核制 |
| 三、干部选拔标准 |
| 四、干部培训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领导小组 |
| 二、纪委 |
| 三、基层党组织 |
| 四、党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反腐败斗争 |
| 第一节 腐败成因及对策 |
| 一、腐败成因 |
| 二、反腐对策 |
| 第二节 对十八大之前反腐的评价 |
| 一、选择型反腐 |
| 二、打个“平手” |
| 第三节 对十八大以来反腐的评价 |
| 一、真反腐vs选择型反腐 |
| 二、反腐动因 |
| 三、反腐之道 |
| 四、反腐成效、影响及前景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执政前景 |
| 第一节 悲观主义 |
| 一、社会力量的增强 |
| 二、体制衰朽 |
| 三、悲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二节 乐观主义 |
| 一、出色的政党适应性 |
| 二、强大的治理能力 |
| 三、丰富的执政资源 |
| 四、乐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化 |
| 一、走向西式民主 |
| 二、走向中国特色民主 |
| 三、几种可能的民主模式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范式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范式 |
| 一、市民社会 |
| 二、法团主义 |
| 三、权威主义 |
| 四、合法性 |
| 五、政党适应性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定量研究 |
| 二、田野调查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一、贡献 |
| 二、不足 |
| 第二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启示 |
| 一、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启示 |
| 二、对提升党建研究质量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的体系 |
| 二、国家治理的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党内治理:前提要素 |
| 二、政党关系治理:重要要素 |
| 三、政权治理:关键要素 |
| 四、社会治理:归宿要素 |
| 第三节 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 |
| 二、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评判标准 |
| 一、政党治理的民主化 |
| 二、政党治理的法治化 |
| 三、政党治理的科学化 |
| 四、政党治理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政党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及其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成就与危机 |
| 一、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教训 |
| 一、治理的思维应适时调整而不能僵化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应坚持而不能放弃 |
| 三、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应厘清而不能忽视 |
| 四、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应谨慎而不能马虎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历程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开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继续推进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接续奋斗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一、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直接成就 |
| 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间接成就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机遇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挑战 |
| 一、传统管治思维的挑战 |
|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挑战 |
| 三、民众参与耦合度低的挑战 |
| 四、政党治理能力不足的挑战 |
| 五、外部西化、分化的挑战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 |
| 第一节 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一、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根本保证 |
| 二、将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
| 一、尊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基本规律 |
| 二、光扬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
| 三、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将党内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抓手 |
| 二、将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依托 |
| 三、将政权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关键 |
| 四、将社会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基点 |
| 第四节 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一、坚持政党治理的引领地位 |
| 二、不断丰富其他治理的内容和形式 |
| 三、推进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第五节 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 |
| 一、始终警惕西化、分化的图谋 |
| 二、吸收和借鉴世界政党治理的有益成果 |
| 三、加强政党治理的国际交流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 |
| 一、加强政党治理规律的研究 |
| 二、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协同研究政党治理 |
| 三、重视政党治理的话语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 |
| 一、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
| 二、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
| 第三节 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 |
| 一、以问题为导向优化党内治理 |
| 二、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关系治理 |
| 三、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权治理 |
| 四、以问题为导向优化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一、重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地位 |
| 二、以系统工程对待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 |
| 三、以人才建设为抓手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廉政治理研究中的“国家视角”与“地方视角”[J]. 许天翔. 廉政学研究,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构建反支配的权力体系:关于权力反腐败理念的新阐释[J]. 彭斌. 政治学研究, 2020(05)
- [5]中国反腐制度的四个显着优势[J]. 王传利,方仲奇. 前线, 2020(06)
- [6]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7]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刘蕊. 山东大学, 2019(02)
- [8]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传播机制研究[D]. 江亚洲. 苏州大学, 2019(06)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D]. 陈心香. 华侨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