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一）

一、广西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一)（论文文献综述）

王延霖^[1]（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指出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范丛昕^[2]（2020）在《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研究 ——基于效应与效率双重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是关乎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的重大议题。事实证明,中国昔日“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问题经年累积,为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时至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等多重挑战,环境负荷也到达临界水平。雾霾天气、水源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频现,不仅给生态修复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为转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与资源节约利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强,尤其自十八大以来,环境问题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增强环境污染治理强度离不开我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支持。面对日益扩大的支出规模,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究竟起到哪些作用,其效率如何,是否存在优化空间,这些都值得审慎考量与检验。聚焦于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本文首先基于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物品等经济理论阐明政府介入能源环境领域的必要性,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国民健康的作用机理;其次结合对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现状及不足的剖析,分别从环境和健康两个角度实证检验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实证测算中国省级政府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针对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得出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优化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管理模式与支出效果,最大限度发挥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积极作用。在行文结构上,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以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与政府积极的治理态度为出发点,阐述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明确研究对象,界定基本概念,归纳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介绍本文的结构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理论内涵及作用机理。基于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本部分阐明政府介入能源环境领域的必要性,进而论述政府为达到节能环保目的所采取的干预方式、运用的财政手段、划分的政府间职能,以此明确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在环境财政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内涵,及其在提供资金保障、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绿色行为、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愿景,阐述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促进环境改善的作用机理,探索节能环保财政支出通过环境治理给民生健康带来影响的渠道机制。第三章为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发展状况及问题分析。通过阐释中国节能环保意识由浅显到深刻,政策法律由零散到健全,治理机构由粗泛到系统,财政体制由碎片化到规范化的发展历程,文章明确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发展与完善的必要性,进而从规模、结构、省份和地区差异的角度剖析中国2007—2017年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发现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呈现出支出规模扩大、中央与地方功能互补、地方政府作用显着等特点。分析指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存在着支出规模有限且地区差异较大,增速、结构以及预算完成度方面稳定性不足,权责划分有待细化,支出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政府节能环保工作的有序推进、影响节能环保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而且为资金违规滥用提供温床,严重制约节能环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第四章为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效应分析。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下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环境保护和国民健康的影响,本部分首先通过构建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检验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环境效应,发现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确起到抑制污染物排放的作用,但抑制程度还有待提高。其次,鉴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的要求,文章尝试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法验证“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国民健康”三者间的传输路径,最终证实节能环保财政支出能够通过降低PM2.5浓度、改善空气质量给国民健康带来积极影响。依据实证结果,本章得出优化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结构、关注地方节能环保财政压力等启示。第五章为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效率分析。鉴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本部分全面考察地方政府对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期充分发挥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应有功能。为弥补传统DEA存在的不足,文章采用四阶段DEA模型测算中国大陆30个省份（不含西藏）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剔除外生环境变量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并运用Bootstrap-DEA方法对四阶段DEA结果进行偏误修正。结果发现,在剔除外生环境变量与随机偏误的影响后,中国省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普遍较低,30个省份的综合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均未达到过有效水平,效率增幅也并不可观;不同省份和地区间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差距较大,2017年综合技术效率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9倍。这既需要地方政府加强节能环保财政资金的管理与应用水平,又需要中央政府提高节能环保财政资金协调统筹能力。第六章为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优化对策。本部分针对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现存不足,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主要包括稳步提升节能环保财政资金投入水平、完善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保障制度、明确节能环保工作中的权责划分、平衡地区差异、提高节能环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五个方面内容,并对各个方面展开论述。相较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的既有研究,本文作出以下尝试性探索。首先,本文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核心内涵为切入点,将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应研究聚焦于环境和健康两方面,这不同于已有文献更多对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经济效应的关注,有助于展现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改善环境、普惠民生的积极作用。其次,检验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健康效应时,本文选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PM2.5浓度作为衡量大气污染程度的中介变量,比通常采用的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PM10等大气污染指标更具时效和新意。测算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时,本文对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内容,从污染治理、能源节约和生态修护三个方面设定产出指标,与比多数文献采用的单一污染物排放指标更具全面性。再次,鉴于既有文献通常采用的传统DEA方法难以规避外生环境变量与随机偏误等因素对真实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选择四阶段DEA测算中国省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效率,通过对投入松弛量的Tobit回归,剔除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水平等外生环境变量对真实效率的干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Bootstrap-DEA方法修正效率评估时随机冲击所造成的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DEA方法的不足。最后,基于政府间权责划分对节能环保工作运行以及节能环保财政资金使用的深层影响,本文依据外溢性、信息复杂程度、激励相容三项原则对政府间节能环保纵向事权进行探索式改进,以期丰富政府间节能环保权责划分思路,增强节能环保财政资金分配合理性。“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作为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所必需的资金保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理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基础上引导公众行为、吸引社会投资,带动中国节能环保工作向更深、更远的方向发展。

王璟谛^[3]（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赵佳^[4]（2017）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世纪初,我国制定了文化强国的战略,近些年全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在产业融资方面存在许多不足,成为掣肘产业发展关键问题。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不仅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而且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繁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等目标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方面的研究较少,缺少对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需求及其相适应的融资方式的系统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作为一类比较特殊的文化产业,在产业属性、产业现状以及所处外部环境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因此本文尝试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国内典型案例,从产业内在因素、基础因素、支持性因素三个维度,分析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多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产业融资支持的措施。全文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论文的写作逻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第二部分是第一章,阐述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界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涵及五大特征,根据产业内容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分为传媒型、设施型、制造型、娱乐型四大类,论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及相关概念,融资支持的影响因素。本文涉及金融学、企业管理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本部分是全文逻辑思路、理论分析及对策创新的依据。第三部分是第二章,简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归纳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现状。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面临五个融资约束问题,从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宏观层面妨碍产业的整体升级。第四部分是第三章,在简述文化产业一般性特征对融资影响的基础上,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出发,归纳出内在性、基础性、支持性三类融资影响因素。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在特征提高融资成本与风险;产业基础薄弱导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融资信息不对称;特殊的外部环境增加了产业的融资交易费用。全章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现状为案例做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案例分析。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及产品简介。公司在成长历程中经历了内源融资,政府扶持,外部企业投资,风险资本投资以及在资本市场融资。长期保持产业竞争力、政府支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是公司融资成功的主要原因。第六部分是第五章,从四个角度阐述促进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对策。将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总结为市场主导型,政府引导型、政府主导型三类,用理论与现实依据论证建立政府引导型的融资模式合理性及构建思路。依据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特点,选择相适应的融资方式,并需要引入新型融资方式。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渠道。最后,提高产业自身融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融资支持,完善产业融资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是产业融资支持的保障。第七部分是结论,旨在综述全文,阐明结论,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支持问题的视角展开研究。本文摆脱了从文化产业宏观概念或特点行业出发的传统研究思路,而是以文化特性为依据,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归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产业,并以此为基础专门针对其融资支持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该尝试既是对文化产业融资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展,也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一种补充。第二,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性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在特性,产业特殊现状,所处特殊环境等三个维度构建其融资支持问题的分析框架。每一个维度先论述影响文化产业融资的共性因素,再阐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性对融资支持的影响机制,最后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产业和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这种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第三、多角度创新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对策。本文从四个角度分别提出对策。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本文在全面梳理发达国家融资模式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以及产业融资的现实层面,两方面论证构建"政府引导型"的融资模式的合理性,并提出构建的基本思路。从产业内容角度,本文总结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五大特征,创造性的将其分为传媒型、设施型、娱乐型、制造型四大类,根据每类产业的融资特性提出适合的融资方式。从时间周期角度,本文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渠道。从融资外部环境角度,本文认为各角度融资支持对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产业自身、金融体系、政策制度等全面的保障机制。本论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数据支持相对不足,缺乏定量研究。现有资料多以行政或行业为单位,对文化产业做数据统计,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统计资料不够健全,因此本文更多采取区域数据和案例作为论据。该论证方式减低了论据的支撑力度,也无法建立宏观定量分析模型,限制了文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二,对具体融资方式的研究有待深入。受研究重点及篇幅所限,本文对不同融资方式的具体运作机制并未展开研究,对于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企业如何创新融资模式,未做深入论述。

金德谷^[5]（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王瑞芳^[6]（2014）在《撤拉族水库移民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以M新村为例》文中提出水库移民是一种非自愿性的工程移民,这一人口迁移过程不具有市场选择性,又因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个突变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必然导致移民居住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移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本文主要以社会文化变迁理论和场域——惯习理论为支撑,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M村水库移民为研究对象,探讨水库建设使M村移民异地安置,传统生计生活方式被迫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调适和重构。撒拉族水库移民受地理位置、社会习俗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变迁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以搬迁前后的撒拉族M村水库移民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实地调查为主,结合文献研究,通过对移民生计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宗教生活方式和闲暇生活方式的历时和共时的比较研究,主要考察其生活方式中变迁的内容和原因,兼论其不变之处,透视其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存在的新情况老问题、新情况新问题。最终通过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就地安置模式的探讨,提出了建构水库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思路。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是绪论。从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田野点介绍等方面加以概述。第二部分是主要内容,也是论文研究的重点。通过考察M村移民搬迁前的准备、搬迁中的纠结、搬迁后的问题,得知移民在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生活中诸多问题凸显,亟待解决；深描场域变迁后,老村和新村形成强烈对比的生计模式,探讨空间位移下,国家权力和居住环境对生计模式的影响；探讨多种力量交织下移民消费生活方式的重构、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消费生活方式变迁导致村庄的社会分层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论述了迁移促使移民择偶观念、家庭结构和规模、家庭关系等发生的变化,但长期存在的宗教习俗和父系权力等传统惯习仍强烈地影响着婚姻家庭生活；围绕清真寺修建过程中的一波三折,探讨场域变迁下移民宗教信仰的强化以及信仰的代际差异；通过搬迁前后移民闲暇生活的比较,认为搬迁后移民闲暇生活呈现出闲暇时间增多、闲暇生活内容逐渐褪去民族特色、闲暇时光的文化生活反而变得更加贫乏等特点。第三部分是余论。认为水库移民生活方式的建构,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既要考虑其物质生活的可持续性,又要兼顾其内在的精神生活,做到“生计家园”和“精神家园”的统合。

李宁^[7]（2011）在《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扶持政策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一直重视民族问题。创造性地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施多种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系统分析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民族经济扶持政策的演变、民族经济扶持政策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对我国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途径展开了探索性分析,以期为我国创新民族地区经济扶持政策提供理论支撑。本文的主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已有的经济增长基础理论进行概述与阐释。阐释包括古典、新古典、新增长等主流经济学派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以及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启示。其中,Solow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经济收敛假说,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发展观点,区域经济学对区位的关注,新经济地理学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与经济空间集聚分歧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2.系统分析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的演变。我国民族政策可分为1979年以前、1979年至1992年、1992年以后3段时期。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后,如在确立改革开发的基本政策、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时,我国均积极实施向少数民族倾斜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行积极谋划和指导,并与时俱进的增加新的更大力度的少数民族政策,以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新需求。结合历史经验和我国实际,发现制定民族政策需要把握的6项重要原则,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可划分为6个阶段,即建国初期的创立、“二五”时期的反复、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拨乱反正后的恢复创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完善、区域协调战略时期的新发展。并且,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的演变与“备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区域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转变密切相关。以历史视角观察可知,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稳定、边疆安全发挥重要积极作用,2000年后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的重点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3.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通过对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青海、云南、贵州）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全国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和人均GDP水平上,如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而西藏和贵州均低于全国1个百分点以上,在人均GDP方面,除内蒙古远远领先于全国水平外,其他省份均小于全国水平,个别省份甚至不足全国的一半,这也反映民族地区相对贫穷的基本特征。另外,八个民族省份内部在经济增长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三种不同经济增长类型上:内蒙古的经济快速增长,宁夏、新疆、广西的较快增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低于全国水平的较慢增长;各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对GDP的累积效果最终也突出表现在人均GDP上,内蒙古人均GDP约为全国的1.6倍,宁夏、新疆、青海紧随其后,约为全国的五分之四,广西、云南、贵州因1979年时的人均GDP起点较低,较大程度上落后于全国,好在广西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而贵州则较为困难,其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其人均GDP只是全国的五分之二。以2010年人均GDP水平和1984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标准,可将民族地区划分为5组,经济高水平和高增长的内蒙古,中等水平和高增长的宁夏和新疆,中等水平和低增长的青海,低水平和高增长的广西,低水平和低增长的西藏、云南、贵州。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非民族地区,浙江、安徽、吉林、甘肃四省,与民族八省区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均衡,除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其他地区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十分相似,如安徽、甘肃等;我国经济贫穷地区并非都是民族地区,如甘肃等,同样,民族地区并也非都是我国经济贫穷地区,如内蒙古的人均GDP和经济增长速度均处于全国前列;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我国有些民族地区处于前列,如内蒙古、宁夏等,而有些地区仍处于较低水平,如新疆、西藏等。这意味着民族因素并非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发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我国不同时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力量发展好坏密切相关,如80年代,依靠乡镇企业发展来实现快速低价工业化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90年代,依靠对外开放实现产业升级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2000年后,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如政府积极推动的城镇化和能源开发,带动钢铁、水泥、煤炭等的巨大需求,进而促进资源富集且与经济中心较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通过比较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1986年以来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与工业化有密切关系,低水平和低增长的民族地区往往是工业化水平低的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地区经济也有一定关联,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与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例较高的时期重合,特别是2002年以来,各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例均表现出快速上升势头,成为带动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总体来说,经济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在工业化和加快城镇化方面还有很大作为空间,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缩小与富裕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进行测算,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及其表现,发现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新疆表现最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并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比较均衡,经济增长可持续较强。而其他民族省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贵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但来源单一,主要依赖于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提升,而这与其作为贫穷地区,在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同期水平情况下不断追赶的特征相一致;若要更好地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贵州需要进一步扩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宁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各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有贡献,主要依赖于实现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方面,这表明宁夏的投入规模历史基数较小,在一定时期内可通过扩大投入规模,实现规模收益递增效应来提高产出效率,这也意味宁夏未来需要提升其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情况与贵州相似,但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方面明显不适应于经济发展需要,除了需要扩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他来源外,还要重点大力提升纯技术效率变化。青海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不变,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情况与宁夏相似,但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效果较差,需要充分发挥利用市场对各经济要素投入的优化配置功能,建立发达市场经济和高效率政府,提升技术变化。云南和西藏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情况与青海相似,同样需要重点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技术变化。内蒙古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严重,一方面表现出纯技术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一方面在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严重不足,需要加快建立发达市场经济和提高经济投入的规模效率,避免持续增加效率低下的粗放投入。4.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效果——以中央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为实例。利用基本统计指标检验我国各省人均实际GDP收敛情况,标准差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实际人均GDP存在发散现象,而变异系数结果表明我国实际人均GDP在1978年后出现收敛,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计算结果均表明我国实际人均GDP速度存在收敛,基尼系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人均实际GDP不收敛,泰尔指数结果可知各省市实际人均GDP的不平衡程度在1990年后上升,2005年后出现下降趋势,指数分解表明不平衡主要是组内差距引起的,即民族地区内部和非民族地区内部存在较大的差距,但1976年以后组内差距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组间差距保持不断上升,这表明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差异在扩大。利用截面数据分别检验不同起始时期我国各省绝对β收敛情况,发现我国各省存在绝对β收敛,但β系数随初始年份不同而发生较大变化。利用Islam（1995）提出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各省人均实际GDP的条件β收敛情况,通过加入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指标,对我国民族经济扶持政策的作用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条件β收敛机制,即各省际经济增长收敛到不同的水平,并且因时期不同而发生变化,在1998年后时期效应开始逐年递增,意味着我国总体最终收敛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一致。在利用1994-2009年的样本数据研究中,引入地区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依存度这一新解释变量后,发现β绝对值变小,新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地区财政支出对中央转移支付依存度对各地区经济收敛具有正向影响,即提高中央对不发达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以起到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缩小省际经济差距、实现省际经济条件β收敛。基于上述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实际与基础经济理论,提出我国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科学制定经济扶持政策的建议:①加快民族地区资本积累。②加快向民族地区的技术扩散。③实施空间集中化战略。④充分利用现有民族政策。

稽明^[8]（2011）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在财政体制、税收、投资、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很多特殊的优惠和照顾,实行了倾斜政策。民族地区各级政府也分别对辖区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10余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财政相继制定了很多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研究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财政在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民族地区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的基本框架是：第一章首先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基本范围进行了界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政治法律制度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客观环境的特殊性进行了系统分析。第二章对财政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对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财政在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中的政策定位进行了判断。根据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指出了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是对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历史地理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体现得不够充分,并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目标。第三章分析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支出绩效,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第四章在比较全国平均水平与民族地区的收入规模和税收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税收立法权、分税制改革等重要因素,提出完善民族地区财政收入制度、提高民族地区财政自给率的政策建议,同时也对民族地区规范非税收入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简要介绍了我国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最后,根据民族地区自身的实际条件,提出了改进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

李亚彤^[9]（2011）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展一直是党、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充实民族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必将成为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近二十年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很多。但以往的研究只注重某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新疆地区作为一个个体,并与财政政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专着和文章则不多。本文对新疆地区的财政政策作系统研究将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对新疆地区制定合适的财政政策,建立较完善的财政制度亦有抛砖引玉之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央在加快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新疆地区的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二是新疆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日益遭到破坏,这些因素都抑制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突出难点。本文从民族理论和地区差距理论的分析中,抽象出了新疆地区落后的一般原因和财政政策因素,首先强调劳动力、资本形成能力、自然因素、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及制度因素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其次围绕财政政策说明了制度变迁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主要从财政体制、税收政策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加以阐明。目前,我国新疆地区经济的相对落后,已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缩小新疆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成为民族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在论证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后，回顾了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实践,并从这个共性中抽象出一般性结论,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鉴于对论文研究意义的认识,笔者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的相关理论。本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等相关理论进行概述,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现状。本章首先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然后基于此,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接着进一步阐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认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地位,最后深入阐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落后的一般成因分析。笔者认为,地域自然条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基础脆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商业用银行的实际运作不利于企业融资以及在国外的利润返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共同构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落后的原因。第三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历史,然后论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接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最后从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现状进行了论述。第四章运用财政政策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对国外的经验进行了分析论述,然后进一步阐述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接着深入论述了合理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政策的依据,最后从财政政策的对策与财政配套政策对财政政策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够实现对新疆经济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促进新疆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其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汪德德^[10]（2011）在《中国少数民族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着民族问题。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亦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给中国的少数民族财政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少数民族财政亦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在系统梳理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主要少数民族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得到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和启示,带着这样的启示,来理性看待现阶段中国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并对现行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概述少数民族财政政策理论。首先对几个概念做出界定,如“财政”、“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少数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等,并简单罗列本文主题探讨过程中所依赖的福利经济学、公共财政学、民族学和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对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做出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从中获得政策启示,为下文探讨现阶段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问题做铺垫。第三章：主要罗列中国现行的主要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内容并对其做出政策评价,力图寻找出现阶段实行的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存在问题和缺陷。第四章：针对第三章所总结出的现阶段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提出解决少数民族财政政策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并就少数民族税收政策、少数民族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及少数民族财政投融资政策等几个方面分别给出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在通过对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财政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现阶段少数民族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广西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一)（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研究 ——基于效应与效率双重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撤拉族水库移民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以M新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扶持政策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少数民族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广西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研究(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中国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研究 ——基于效应与效率双重分析视角[D]. 范丛昕. 东北财经大学, 2020
• [3]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D]. 赵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8)
• [5]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6]撤拉族水库移民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以M新村为例[D]. 王瑞芳. 兰州大学, 2014(08)
• [7]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扶持政策与经济增长研究[D]. 李宁. 吉林大学, 2011(05)
• [8]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稽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6)
• [9]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D]. 李亚彤.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 [10]中国少数民族财政政策研究[D]. 汪德德.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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