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判断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论文文献综述）

余瑞丰^[1]（2021）在《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与新诗有密切关系的现当代歌词,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音乐文学艺术,其在附属于歌曲的音乐价值外,也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摇滚、民谣歌词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流行歌词的文学性也在提升。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对歌词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些文学作品选、诗歌选也将歌词收入其中。但是作为正典的文学史,除了极少数个例外,都选择了无视。现当代歌词与新诗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两脉,现当代歌词也进入文学史才能完整地呈现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面貌。为此,本文从建构的角度切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现状的由来进行溯源,并对所建立的一系列规范进行剖析、解构,论证现当代歌词进入文学史的合理性,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的设想。论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从建构角度切入,解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排斥的缘起,从现代文学观和文学史的建立、文学史的政治性建构,以及文学史经典形成的文学史书写规范几个方面来论述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现状形成的历程。第二章从解构角度切入,着眼于将歌词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各种因素,从文学史经典的话语霸权压抑、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和文学观念在中国的话语殖民、文学范畴的变化、文学史的叙述性几个方面剖析现当代文学史排斥歌词的书写范式背后的一系列问题。第三章在重构的角度下,分析现当代歌词与新诗的历史和文体差异,提出建立新诗与歌词二分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体系,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并总结历史上重构的经验,以词曲地位的变迁为参照展望歌词的未来。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歌词存在一个从文学被划到音乐,再到在文学边缘徘徊的历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排斥歌词的书写范式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存在一个建构的历程,在范式之外也存在少量明确纳入歌词的个例。被划出文学范畴的现当代歌词,其实应当被划归文学,进入文学史。最后,本文尝试确定现当代歌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提出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歌词的书写,期望抛砖引玉,为现当代歌词进入文学史推波助澜,从而推动对歌词的研究,促进歌词创作水平的提升,引起对诗歌历史和新诗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与评价。本文也意在以歌词为例说明:文学生态日新月异,多元发展,文学理论与日俱新,文学史的写作也应当跟上变革的步伐。

蔡咏^[2]（2020）在《《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聚焦自晚清民国始见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这一作品的书写与评价话语,整理了从出版于1910年的由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始,到出版于2016年由袁世硕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涵盖近百年间百余部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古代、现当代）和分体文学史（小说史）文本。归纳比价后笔者发现它们针对《海上花列传》这一文本的主题内容与思想内涵的阐释大体分为暴露批判说、美化扭曲说、劝诫警示说、客观反映说、怜悯同情说和越界沉沦说六类提法。在元话语的理论视阈下,这些观点必须先假设自己的提法是正确的、本源性的和不证自明的才能保证阐释的有效性,文学史写作并非单纯的编写过程,而是充满了话语博弈的力场,为了和预设的元话语保持一致的步调或颠覆旧有的元话语范式,它在书写过程中使用了极富技巧性的演绎式建构,这些提法综合运用了诗性叙事的编织技巧,在遣词造句、各种情景化论述和元话语预设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建构出了面貌各异的《海上花列传》:诗性叙事结构引发文学史的修辞,暴露批判说成型于原罪元话语和锋芒隐喻、暴露揭露等力量型动词的配合下;历史的诗学带来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美化扭曲说成型于阶级元话语和反动的逆流等措辞中;劝诫警示说有教化元话语、劝诫用词和教导视角的帮助;客观反映说得益于求真元话语和明镜的隐喻、反映再现这些中性动词;为了重塑文学史,怜悯同情说有人性论元话和柔和的语汇;越界沉沦说在欲望元话语和欲望修辞学（流沙等吞噬性比喻、沉沦和堕落等指向失衡与偏离的动词）的配合下,把《海上花列传》变成了一部以欲望为核心面向的近代都市小说。元话语预设决定了每一种说法所能见的视野及采取的叙事修辞手法,元话语制约和决定了诗性叙事,诗性叙事表征和赋形了背后的元话语,给予了作为无形概念的元话语一个语言和意象的实体形态,是元话语在历史叙事领域的一种延伸和载体。在对作品的评价定位上,作为文学史中的一个建构体,《海上花列传》被置于了高峰或低的谷冰火两重天的极端境地,其间是正方和反方、学界和民间、名人与大众的多方多重的经典化角力,在鲁迅的话语影响、胡适的白话文方向和张爱玲的经典连锁化这三盏名人聚光灯、文学史对其的祛魅新变之赞扬定位、高峰叙事和神话修辞这些叙事性增值措施的强强联手下,《海上花列传》的地位被越拔越高,最终走向了至高无上的神坛;而当此书失去了高峰叙事与名人话语的庇护,便会发现存在一些负面性评价,作为文学史高峰的《海上花列传》在反方语境中完全改换了模样,甚至沦落到了文学史低谷的尴尬地位,其消极晦暗、琐碎散漫、销量不佳等缺点被指出,被一些文学史忽视、不重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书在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高峰地位早已不再纯粹和客观,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和建构。最后,本文从“中国文学史”对《海上花列传》一书的这些建构性书写中引申出了对建构主义自身存在的有效性问题、与真实的距离和欲望的无限这三个弊端的思考。

王哲^[3]（2019）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文中指出学衡派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一支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流派,其成员多有留学经历,学问贯通中西,他们勇于指摘提倡新文化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偏谬之处和揭露西方近代文明的缺陷,提倡一种中国文化精华和西方优秀文化融合的文化模式。学衡派的核心思想是一战之后反思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派的核心思想则表现为盛行于西方近代要求锐意进取、竞存救亡的“进化精神”。基于核心理念的分歧,两派在文学、史学、人生观等文化建设的具体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两派的观点主张都有可取之处和缺陷之处,两派的结局也都各有所失所得。两派的文化论争不单纯是两种学说的学理性论争,论争过程中彰显出近代中国寄希望于文化改革达到自由富强的强烈诉求。新文化派追求的是时代价值,关注时代问题的解决,最终发展至高峰,转向革命,完成了他的时代任务,但他的启蒙主张被救亡所压倒,暂时中断;而学衡派追求的是永恒价值,关注对人的关怀,虽然在论战当时败下阵来,但是中国文化渐渐以学衡派所追求的中西融合的方式发展,越来越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对人的关怀。

王鑫^[4]（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说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王冬梅^[5]（2016）在《百年中国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中国大陆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考察从民国时期到当前近百年间英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哪些变迁?和西方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有何不同?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哪些特征?等等。论文运用文学史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文学史书写体例和文学史经典建构四个方面讨论了英国文学史在国内的发展历程,最后选取了不同时期的四个个案,来进一步说明以上讨论的问题。除绪论和结语,论文主体部分共分5章。绪论部分简略地介绍了英国文学史在中国书写的学科背景,英国文学史在中国的发展概况,研究现状,写作目的,写作思路等。第一章从文学观念的角度讨论英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说明文学观念是如何影响和决定着文学史家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并对比了西方的几部英国文学史来说明中国的英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上的书写特色和所受影响。近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是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纯文学观念对国人影响极大,国内的大部分英国文学史都坚持纯文学观念,收入的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泛文学观念影响下文学史把历史、哲学、书信、日记、箴言、小册子都纳入文学史料的范围内。后理论时代的大文学观念对国内英国文学史书写最大的影响就是收入了原来的亚文学类属的文本,妇女文学、地区文学、族裔文学、通俗文学进入文学史,而跨学科性质的文学史在国内并未出现。第二章从文学史观的角度讨论了英国文学史书写问题,并分为二个主要的时期,即民国时期以进化论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和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主导的文学史书写。无论是进化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文学史观在进入中国后,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本着改变落后,争取富强的目的,被变形处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英国文学史书写强调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以开民智,启民力为目的,旨在改变中国国民素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文学史观最初一度变成阶级论的文学史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进入新时期后,文学史的书写则强调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的思想内容,也适当强调作品的艺术特征。最后一节针对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史观问题提出了以人性论为指导的文学史书写问题。第三章首先从文学史的书写体例角度讨论了英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分期和撰写体例问题,对比了西方的几部英国文学史,找出异同并阐明了原因。在分期上,国人倾向于大杂烩式的分期模式,即政治朝代+世纪+文艺思潮等混合体模式。在撰写体例上,受传统史书书写的影响,作家纪传体模式盛行,其次便是分类合编体。而评论体和辞典体则凤毛麟角,应用极少。第二节针对国内分期问题提出了以文学思潮、文学传播方式为依据的分期模式,针对撰写体例问题提出了以编年体、故事体为模式的撰写方式。第四章从文学史经典建构的角度讨论了百年来中国的英国文学史经典演变过程和中国文学传统对经典建构的影响问题。发现中国的英国文学史经典是一步步中国化的过程,是历史、现实、文化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经典的选择、经典作家的评价和经典作品的阐释上都有异于英国本土的文学史。第五章选取了中国不同时期四个比较独特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案例来进一步说明以上问题,以期从中窥见出百年来英国文学史在中国（大陆）书写历程和变迁问题。民国时期国人所着的第一部英国文学通史—王靖版《英国文学史》在观念和方法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的印记；80年代中期杨周翰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在观念和方法上则体现出突破极左路线,尝试新的书写方法；新世纪王佐良版五卷本和常耀信版《英国文学通史》则是新时期跟进时代潮流,独具特色的代表之作。最后结论得出百年来中国（大陆）的英国文学史书写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社会现实的制约,并吸收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是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西方与东方共同作用的产物,并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程丹阳^[6]（2016）在《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流变论》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意识形态始终贯穿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它参与构建了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的建构。如果我们试图重返文学现场,真实感受和准确把握新时期小说,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现代意识形态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和参与因素。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旨在于通过现代意识形态的视域下来进行对研究分析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主体形象群的变迁,从而揭示现代意识形态与小说主体形象建构之间的联系,兼及窥视文学性与社会性、文化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在现代意识形态的视域下分析主体形象群的变迁,再从对主体形象群及其谱系的观察中推演现代意识形态变迁是本文研究论述的核心思路和线索。这两个关系极为密切的理论概念之间既相互依存,又拥有主体间性的张力;既有理论拓展空间,又有现实实践意义。论文根据研究的思路线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在对现代性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历史形成阐释的基础上,介绍并阐释了现代意识形态这一学术概念。同时本文对现代意识形态也进行了功能性定义;其次,本文在现代意识形态视域下提出了小说主体形象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并界定了小说主体形象的内涵及构建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对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进行了文学史学的把握;再次,我们通过现代意识形态与主体形象群两个概念的交叉研究,在对新时期诸多小说文本的分析基础上,提炼关键词并组建了三组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本文在这一部分分别对这三组小说主体形象群的内涵以及流变进行了文本与理论相结合的阐释;最后,本文在前几部分的基础上集中阐明论述了现代意识形态与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的双向映射关系。通过对上述几个部分的梳理分析,我们不但能从理论上较为宏观地了解和把握现代意识形态是怎样参与小说主体形象群生成及流变机制,也能从文本本体出发探索出小说主体形象群的主体性生成过程。

赵启鹏^[7]（2015）在《诗、思、史的完美融合——论朱德发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王国的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德发先生一直坚持以深厚的人本情怀与独立自主的现代主体理性精神,从社会思潮、创作实践、阐释传播、思维科学等层面,构建融合"文学—历史—人"等多维因素的整体性学术王国。他指出"民族化世界化"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制导性因素,而"为什么人"的问题则是其核心基点,他由此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相交融,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相辉映,最大限度地统摄了各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内涵和外延,可谓是文学与史学、哲学与科学的统一。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朱德发文集》（十卷本）汇集了他40余年的学术成果,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体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这一宏大体系的构建轨迹及其深远影响,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范围广阔、逻辑严密、深见卓识的学术王国,其情深,其理彻,其质丰,其文美,是史、诗、思的完美融合,是当今中国学界不可多得的学术盛果。

谭桂林^[8]（2015）在《思维·识地·体验——评朱德发新文学史学建构中的主体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8年朱德发先生出版《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一书时,我曾为此书写过一篇评论。在评论中,我特别地谈到了自己阅读时的一种感慨,觉得朱先生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亲身经历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变化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其间风风雨雨,喜忧得失,由朱先生这样阅历的学者写来,无不有切肤之感。1其文学史学的阐述并非泛泛而谈或悬空而论,许多见解都是出之于几十年来对文学史编着历史的静观默察,凝聚着数十年的学术经验与教训,感之

周海波,闫晓昀^[9]（2014）在《金声玉振显品格,创新趋优呈高远——学术史视野中的朱德发教授的学术成就》文中认为朱德发教授是当代着名学者,新中国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他被同行称之为"学术劳模",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博大的人文胸怀,其创造性成果呈现出创新思维。他从五四文学研究出发,以人为本,以文学史建构为主体工程,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他为领军的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学术团队是一支梯队合理、实力雄厚、成果卓着、影响巨大的学术队伍。《朱德发文集》代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的高度,表现了他敢于而且能够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回应现实的气魄与精神,展现了作为老一代学者代表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

谢彩^[10]（2013）在《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文中提出本课题的研究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着重梳理美国高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在“论”的层面,则探索了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除绪论和结语以外,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下两篇。上篇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下篇则探讨创意写作学科的“软件”。“软件”指能够驱动创意写作学科“硬件”的东西,它应当包括：教师、教学,以及对创意人才的管理机制。结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括,总结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与结论,以及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创意学作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建设本土化“创意潜能激发”的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从“修辞学”到“创意学”研究路径的理论转换。

二、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5）百年中国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7）诗、思、史的完美融合——论朱德发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王国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8）思维·识地·体验——评朱德发新文学史学建构中的主体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金声玉振显品格,创新趋优呈高远——学术史视野中的朱德发教授的学术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读《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构·解构·重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歌词入史问题研究[D]. 余瑞丰. 北华大学, 2021(02)
• [2]《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书写与元话语建构研究[D]. 蔡咏. 西南大学, 2020(01)
• [3]传统与变革之间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研究[D]. 王哲. 青岛大学, 2019(02)
•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百年中国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研究[D]. 王冬梅. 武汉大学, 2016(06)
• [6]新时期小说主体形象群流变论[D]. 程丹阳.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5)
• [7]诗、思、史的完美融合——论朱德发人本主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王国的构建[J]. 赵启鹏.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0)
• [8]思维·识地·体验——评朱德发新文学史学建构中的主体性研究[J]. 谭桂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04)
• [9]金声玉振显品格,创新趋优呈高远——学术史视野中的朱德发教授的学术成就[J]. 周海波,闫晓昀.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05)
• [10]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D]. 谢彩. 武汉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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