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金融契约、治理结构与资产定价的内在联系（论文文献综述）
许嘉禾[1]（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郑军,李仲飞,丁杰[3]（2020）在《道德风险约束下的最优融资结构——动态金融契约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债务违约、企业资金链断裂与破产,以及宏观层面的金融危机等经济金融现象促使经济学家反思金融契约的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问题.以契约理论的建模技术为逻辑主线,以信息非对称环境中最优契约设计与融资结构优化为关注对象,结合融资结构、资产定价与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动态金融契约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评述,并根据金融契约理论发展逻辑导出公司金融与资产定价的理论融合方向.基于理论发展路径,初步探讨了动态金融契约理论的未来拓展方向,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特点给出了该理论的应用前景.
林明灯[4]（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陈树德[5]（2020）在《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雇员股票期权作为公司授予其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在未来某特定时间内购买一定数量股票的选择权,其目的在于向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提供一种长期性的报酬激励,以激励员工努力提高公司价值。雇员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阶段,上市公司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在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扮演“头雁角色”。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离不开上市公司的发展,雇员股票期权作为最受青睐的激励工具无疑能更好地满足上市公司发展的需求,对于推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与激励效应分析,一直是会计界、统计界和其他相关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联合国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SNA2008）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做法,使用公允价值法对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雇员报酬处理。中国于2017年8月发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CSNA2016）参照SNA2008的建议,同样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劳动者报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然而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SNA2008,还是CSNA2016,均未涉及核算雇员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具体方法。相对于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理论,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方法研究明显滞后。由于雇员股票期权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复杂特征,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形成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雇员股票期权核算方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核算方法,才能更加贴切地核算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雇员股票期权不同于雇员的工资和奖金等传统薪酬,雇员股票期权对于公司雇员来说是一种主观价值,雇员可以通过事前估计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来预期未来的期权收益,从而影响雇员股票期权执行过程中的激励效果。然而,现有关于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刻画比较混乱,或说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测度标准并不清晰,导致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真正从雇员股票期权关键特征出发构建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指标的文献比较鲜见。针对以上雇员股票期权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对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并基于此对其激励效应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指导中国日益兴盛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雇员股票期权的基本理论出发,对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记录原则、估价方法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利用Wind资讯金融终端和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的数据,分析了雇员股票期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根据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提出了适合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期权定价模型,估计相关参数,核算2006-2018年中国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规模与结构;利用核算得到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数据,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雇员股票期权条款的设定、大股东控制以及企业的生命周期三个不同视角,实证研究了雇员股票期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给出了完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理论与方法、优化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相关建议。通过上述研究内容,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分析了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现状。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总体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从2006年的12个递增到2018年的166个。从行业层面来看,实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合计占样本企业的79.64%,行业集中特征较为显着。从各行业实施的深度来看,实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数量占各自行业企业总数的比重较低。从中国上市公司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和有效期时长的设置来看,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和有效期平均为2.17和4.28年。（2）基于SNA2008框架和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提出了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方法。尽管SNA2008以及CSNA2016将雇员股票期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但均没有公布具体的核算方法。雇员股票期权由于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特征,与交易所标准的股票期权具有较大的差异,不能采用传统的股票期权定价模型估计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以SNA2008框架中对雇员股票期权的核算范式为依托,对现有的雇员股票期权核算方法进行了梳理,提出了适合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方法—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传统的BlackScholes和Binomial tree期权定价模型未能考虑雇员股票期权的关键特征,导致其测算结果高估了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纳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存在等待期、雇员离职和提早行权等复杂特征,且其参数具有可估性,利用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测算得到的结果能更加贴切地反映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3）测算了中国2006-2018年间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总规模及其分布结构。采用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对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进行核算的难点在于模型参数的估算,参数估算所需的数据资料可通过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和Wind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得到。在参数估算的基础上,对中国2006-2018年间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规模与分布结构进行了统计测度。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6年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为0.61亿元,到2018年增至39.08亿元,年均增速为41.43%。分行业来看,雇员股票期权价值集中特征明显,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占总体的比重分别为58.29%、13.65%和10.91%左右,合计占总体的比重为82.85%。同时,基于Black-Scholes所得到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相比CWZ期权定价模型要高出36%左右;以美的集团第五期股票期权计划为案例,进一步估算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高估范围在35%39%之间。（4）对基于测算的雇员股票期权价值进行了多视角的激励效应分析。上市公司处于不同的环境中,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所处环境的不同,其激励效果也有所差异,即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并非作为整体而独立存在,其受到期权条款的设定、股权结构和公司基本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微观期权条款设定、中观大股东控制和宏观企业生命周期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雇员股票期权对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结果发现:第一,雇员股票期权激励在“严格型”样本中的激励效应明显优于“宽松型”样本组;进一步研究发现,雇员股票期权在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第二,大股东控股比例的提高抑制了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大股东侵占动机更强,而在国有企业,这种侵占动机不明显;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更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掏空行为不明显。第三,在企业的成长阶段和衰退阶段,企业实施雇员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绩效,雇员股票期权对成熟期阶段企业的激励作用较明显。（5）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本文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结果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分析结果,给出了本文的建议。首先,根据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的核算结果,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完善雇员股票期权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相关准则和雇员股票期权信息的披露制度,提高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第二,建立雇员股票期权统计报表,完善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基础工作。其次,根据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分析结果,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设计适度的期权激励期限和激励条件,保证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有效性;第二,加强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提高其监督和治理作用;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的运行环境。
阮昊[6]（2020）在《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文中指出违约债券交易是一种以实质违约或有违约风险之虞的债券为交易对象的新型债券交易种类,因该种交易具有高风险性需以层次性制度体系防范风险。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间徘徊的过程,并集中体现在是否允许债券违约。债市发展初期,由于法制缺位、监管经验不足,初时发行企业债券未能妥善防范市场风险,导致出现大面积违约现象,甚至引发金融群体性事件。此后监管层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在促进债市发展,丰富投资品种的同时以政府信用为发行主体背书,导致了长期“零违约”的非市场化现象。2014年超日信用债事件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市场惯性,债券市场逐步呈现“违约常态化”趋势,市场主体也已经逐渐适应市场转变并停止对政府不合理的期待。自2018年起至今,债券违约出现“新常态”,无论在数量、规模上都远超前些年,违约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债券市场运行基础在于风险定价机制,违约是市场正常现象。随着违约债券余额持续累积,催生出违约债券如何处理的问题。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备以及相关制度僵化,导致违约债券的后续处置并不顺利,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亦不断累积,基于这些前提违约债券转让业务应时而生。此前,虽在法律层面未明文禁止违约债券交易,但由于两大交易所违约债券停牌制度以及配套交易制度缺失,导致该种交易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违约债券交易不同于其他违约处置方式,是一种将风险消弭于市场的手段,既能够使想要进行风险管理的原债券持有者能够及时处理债券,又能给予风险偏好投资者以市场参与渠道。违约债券交易是制度变革后出现的交易种类,符合金融创新理论,蕴含根雕理论、冰棍理论,也是优化决策理论驱动下的产物。违约债券有着普通债券的“债性”及“券性”,是一种标准化有着流通能力的商事契约,又有着股票某些特性以及高风险性等不同于一般债券的特质。违约债券交易是高收益债券市场的一部分,美国高收益债券中“堕落天使”与违约债券具有同质性,都是属于“跌出来”的债券,因而对违约债券制度讨论可以借鉴高收益债券。违约债券交易对构建多层次债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推进债券市场国家化。违约债券包含一般性风险。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见的非系统性风险,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管理风险、分散风险,违约债券具有高信用风险,因其交易标的本身就是风险资产。对准备持有债券至到期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并不足为虑,但对打算在债券到期之前就出售的投资者来说,价格风险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违约债券和其他债券一样与利率之间呈现反向相关关系,违约债券价格相较于其他债券对利率的变化不那么敏感,但对发行主体的信誉变化则敏感的多。流动性风险是投资者在需要时不能以合理价格,并无法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将债券出售的风险,违约债券交易市场限于规模及惯用交易模式有出现该种风险之虞。因违约债券一般期限较长且票息较高,该种债券的再投资风险比较高。违约债券交易标的具有高风险,容易产生次生风险。该种风险是一种试图应对风险而产生的一种新风险,是因风险溢出被传染而产生的风险,不妥善应对可能会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雏形。违约债券具有权益债券特性,价格高低受公司基本面因素决定远大于利率水平且具有与股票媲美的流动性,规制内幕交易对违约债券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内幕交易能够作为披露机制市场发布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缓解代理成本问题,因而能提升交易效率。事实上,只有当市场确认内幕消息后价格才会产生相应变化,而确认消息的方式一般是等待公布或发现价格有不同寻常的波动。允许内部人以内幕交易获利会变相鼓励其在公司经营中去尝试高风险项目,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利益受损。此外,以公平市场理论、侵占理论或是信赖义务理论来规制内幕交易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虚假陈述需要考量信息的重大性、公开性以及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违约债券对市场信息敏感程度相较于一般债券更强,虚假陈述不但容易影响交易效率,也有可能成为其他违规行为的推手。违约债券交易缔约方式呈现出系统性特征,交易双方都先要在己方竞争里脱颖而出才能获取缔约机会,形成缔约行为关联性。交易主体之间、交易主体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等各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契约而形成群落,并产生密切关联,风险防范不但要关注微观风险,还需要着眼于市场性风险。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要对市场风险妥善监管。金融风险监管是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市场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够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理论是为了抑制市场不完全性缺陷并维护公众利益,站在公正立场通过政府监管替代部分市场竞争,保障市场效益。法律自身局限性决定其具有不完备性,而后就需要解决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分配的问题,考量标准在于标准化程度以及预期损害大小。监管也是有成本的,金融领域的高标准化与强外部性决定了在该领域监管是适宜获取剩余立法权以及执法权的,即引入监管能够覆盖所产生的成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公共利益论的前提监管者是中立道德且有能力的并不成立。监管层并非完全中立的“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会被某些群体俘获而成为利益代表,监管规则也会为这些人服务,并非是单纯为了公众利益以及市场效率提升。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识别风险并将其类型化,然后积极避免风险或处理风险。而金融风险理论则是旨在实现风险较小情况下获取较大收益或者收益一定条件下风险相对最小,在承认风险的情况下与风险和平共处。妥善管理金融风险需要及时识别风险、准确测算风险、客观评价风险并以多样化方式管理风险。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风险防范问题都需要依靠“立法论”来解决。法律解释是让纸面文字发出声音的过程,立法也是有成本的,因而风险防范规范应当在法律解释无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再交由立法解决。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的核心在于使风险防范原则化,实现具体路径在于构建多层次风险防范规范体系。新修订之《证券法》里为债券制定了专门性规则,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仍未摆脱名为“证券法”实为“股票法”,债券依然依附在股票规则之上的窘境。债券规则边缘化地位导致了从制度供给方面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防范债券市场风险的需求,《证券法》中的规定未能体现债券特性以及反映债券治理逻辑,风险防范规则方面无论是“量”、“质”或者“针对性”上都有所欠缺。关于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特殊性规定仅存在于市场交易规则内的寥寥数语,无法满足市场实际需求。同时,我国债市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相当浓厚,处理违约风险最为惯用的方式就是政府兜底。主要以管制式防范风险措施,通过对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来消极避免风险,最终将会导致经济体系僵化、金融压抑。尤其对于违约债券交易这类依赖风险机制运行的交易,一旦采用这类防范风险措施将会导致交易无法运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上位法缺失,差异化规则明显。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采用不同的规则标准,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使用三套各异的制度,监管机构间的监管竞次使得各债券制度差异化,风险防范制度无法统一会造成适用混乱,留下规则真空地带。中介机构承担市场“看门人”之职,应当发挥出其专业特性,起到提升市场透明度、缓解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分担市场风险等作用,在债市风险防范体系中承担重要角色。然而,从实践来看中介机构未能以市场实际为基础,反映交易主体需求,而是以行政监管部门要求为最高指令,未充分考虑其市场定位,过度发挥其理性经济人本性、贯彻功利主义,而忽略其对市场风险存在机构责任。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监管者认为违约债券虽然具有高风险但仍是债券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对违约债券的风险防范思路应当延续证券市场一以贯之的以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而非由监管层作出实质性判断。美国与欧盟都已形成完善、全面且层次分明的法律规定,并构建起良性的监管制度。TRACE系统是一种强制性报告制度,通过充分收集场外市场交易数据,以提高价格透明度,并进而提升市场整体透明度。既能够提升投资者对市场信息获取度,也能够增强监管机构对债券市场活动的监督效果。提升市场透明度并非全是赞美之声,也有观点认为这样做无意义且降低高收益债券市场运行效率。通过分析TRACE应用前后市场内幕交易风险数据的变化,可以得出增加市场透明度确实有助于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风险。美国违约债券交易参与主体构成随规范修改而经历过较大幅度变化。关于是否要设置准入门槛,反对者认为垃圾债并不是金融机构可以投资的唯一高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可以适当在机构投资组合中配置。而支持者则以高风险性债券年限较长且受经济波动影响大为依据认为应当设置。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持续性披露、财务披露和持续报告义务是违约债券交易信息披露重点。评级机构身份经历过数次变化后成为承担“准监管”角色的市场中介机构,市评级机构出现利益冲突问题严重、自我信息披露不足且依赖经验化判断对金融创新产品预测能力不足等问题。违约债券有其风险生成特殊性,评级机构有针对性评级规则。风险管理工具能够释缓违约债券风险,更为主动的管理风险,但需注意避免风险沦为单纯投机工具且需要妥善监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需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市场化风险防范机制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根据债券市场风险机理,以市场化方式作用于风险的制度。法制化就是将市场规则以及其他对交易各方约束的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使其能够拥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以及强制力保障,进而规范市场行为维持市场秩序。市场化与法制化理念之间并不是割裂开的,在风险防范机制中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市场化是法制化的前提和基础,良性的规则才能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促进市场发展。违约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具有“债性”以及“券性”,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同时,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债市风险防范制度应当是统一的,统一性规范意味着理顺规范统一与监管统一之间的关系,并非仅能有一个监管机构与一套制度,而是应当妥善协调,同质性债券适用统一标准。违约债券并没有突破债券的本质属性且风险防范思路与普通债券并无二致,因而应纳入债市整体风险防范体系,并通过针对性规范应对违约债券交易风险特性。此外,需平衡金融安全与效率理念,如果仅出于防范风险目的来说,禁止交易就能够直接掐灭风险源头,没有交易自然就不会带来风险。债券市场是风险市场,防范风险可以与市场效率原则实现共存。安全理念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性理念,防范风险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保障市场的安全运行。安全理念与效率理念应该统筹兼顾、力求协调,不可偏废。需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在市场整体层次,应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将同质性债券放入统一市场交易,该市场容纳风险的能力相较于分裂交易市场更强,也拥有更优越的流动性。以完善的监管制度、集中有效的信息集中制度增加投资者信息获取度,并提升市场透明度,能够及时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并妥善管理风险。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应当以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投资者为价值取向,在政府与市场间妥善分工,构建层次性的预警机制。在市场规范层次,多层次规范体系是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各层次规则各有独特作用,现阶段着力改进自律规则是现实途径。在司法制度层次,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是法律公平原则的体现,也能够弥合监管与规则标准不一所带来的风险,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各项风险防范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并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实现多元化风险防范。在市场监管层次,监管统一并非是为了形式主义而是希望能够缓解监管真空、监管失灵等问题。更为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监管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统一监管标准,减少重复监管。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秉持适当性执法原则,既需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又应该及时介入并以妥善方式执法,避免风险生成或者扩散。为加强执法监管效果,还需要提升债券监管机构透明度,并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有约束方能促使机构妥善履行职责。在市场中介主体层次,应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着力提升评级质量,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细化跟踪评级等规定来完善违约债券特殊性规则。由于长期以来的“零违约”市场,导致风险管理市场发育不良,应完善规则重点落实信息披露规则,为风险管理提供市场化工具。《证券法》以及《债券纠纷纪要》等已对受托管理人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做出了制度回应。在市场主体层次,违约债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反应价格信号与偿债能力,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应作出针对性规定。设置适当投资者准入制度,避免没有风险承受以及风险识别能力的投资者盲目进入市场,并积极引入多元化适格投资者参与交易。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通过规定投资者资金比例结构、单笔交易规模限制等措施成为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关口。
刘何[7]（2020）在《外资参股券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证监会宣布将于2020年取消我国证券业对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限制,我国证券市场即将迎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篇章。券商作为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市场中生产财务信息和认证新股发行企业质量的重要中介机构,外资机构的进入会直接影响我国券商的声誉、执业水平与监管力度,而券商的声誉、执业水平以及对IPO公司监管力度均会影响IPO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继而对IPO市场的效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外资参股我国券商的视角出发,探讨外资参股券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以期为我国证券市场引进外资提供政策参考。首先,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创新性地从制度嵌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券商声誉机制三方面对外资参股券商、IPO公司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三者间的相关性展开讨论,以此探索外资参股券商影响IPO定价效率的机制与路径;其次,以2007-2018年A股IPO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以新股发行价与首日收盘价的偏离程度衡量IPO定价效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均值差异检验、OLS回归分析、PSM分析法检验外资参股券商、IPO公司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三者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1）我国发行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且外资参股券商能够显着降低IPO企业盈余管理程度;（2）外资参股券商所承销的企业IPO定价效率显着高于境内券商,且券商的外资持股比例对外资参股券商的IPO定价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3）发行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引起新股发行价偏离新股发行公司内在价值,影响IPO定价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在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定价效率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外资参股券商是通过抑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继而提升IPO定价效率,验证了外资参股券商影响IPO定价效率的具体路径,本文控制了券商层面的自选择问题与替代性解释,实施稳健性观察后,实证结论依旧成立;最后,本文的研究结论填补了目前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市场效率研究的盲区,对发行公司挑选券商以及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具有参考价值,从促进IPO定价效率提升的角度,为检验我国证券市场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刘一涛[8]（2020）在《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不同时期的治理环境变化下,公司治理研究的重心也在不断地改变。从早期对股东与管理层的权利分割的关注到大股东与外部分散中小股东的权利分配,最后再到公司实控人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安排问题,每个两权分离的视角都代表了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而这个重心转移的过程也是内部代理成本的外化过程。债权人既是公司外源融资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所以提升公司债权治理的效率不仅保证了债权资产的安全,对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限制三类权利分割产生的代理冲突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论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的视角为基础,研究了为企业提供债权资金的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其筛选机制和监督机制对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规模和债权融资结构产生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两种机制对中国上市公司中的经理人代理成本、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以及债权融资代理成本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债权人筛选机制是双方在缔约前对潜在债务人的约束行为,即资金需求者为满足债权人的风险偏好,需要释放能够达成契约的信号。而债权人的监督机制是在双方契约达成后形成的,即双方已经建立了债务——债权关系,并且必须遵守和履行在契约的约束下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两种治理机制在受到公司内部治理、产权控制、外部环境等治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债权融资规模的边际因素的影响后,对三类代理成本的治理效用也是变化的。所以,论文从影响公司债权治理的环境因素的维度、债权融资规模边界的维度和债权人参与债权治理机制的维度分析了这三个维度如何相互联系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代理成本和债权融资代理成本产生治理效应,以此给予处在这个空间中不同点上的资金供求双方做出投融资决策的参照。
雷卫[9]（2019）在《券商网络对新三板公司被并购效率及其财富效应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突破融资与发展的困境,成长为资本市场的中流抵住,是国家、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为完善、发展资本市场,2001年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和试点“场外”资本市场,始称“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到2006年逐步发展成型,称为“新三板”。新三板的建立,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困境创造了契机,截止2018年底,已有10691家挂牌公司,总市值达到34487.26亿元。随着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2010年至2018年上市公司并购挂牌公司共774件,交易金额2300多亿元,市场并购日益活跃,业界称新三板是上市公司的并购标的池”。上市公司缘何青睐并购挂牌公司,原因可总结为两点:（1）新三板挂牌公司90%来源于中小型企业,具有高成长、高收益性潜力和专利技术等优势,但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发展约束,希望借助新三板实现并购融资和获取发展资源;)上市公司在面对全国海量非上市企业投资选择时,缺乏获得潜在信息渠道,寻找相匹配的目标公司比较困难。新三板为双方提供并购平台,节约双方交易的时间、成本和精力。然而,新三板尚存在着制度不健全、信息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赖和认可度降低,致使信息和资本流动对金融中介的依赖性增大;而且,新三板实行主办券商和做市商交易制度,券商担任多种角色活跃在资本市场“如上市公司主承销商与保荐商、并购财务顾问、机构投资者及证券公司等),使券商在新三板作用更加凸显。因此,挂牌新三板使得中小企业在并购融资中作为弱势方,借助新三板平台和券商的中介优势,提升并购融资能力。新三板不仅为券商参与并购提供宏观环境,而且迎合了挂牌公司融资和控制权转让的需求。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以并购方来研究的文献很多,而从被并购方来思考和探讨、研究金融中介对并购影响的文献较少。以往的研究为本文的思考和探索提供了空间、以及丰富可靠的观点和方法。在上述背景下,券商凭借信息、并购经验、资源和中介服务,满足挂牌公司和上市公司并购融资需求,运用网络搭建双方桥”联结渠道,对挂牌公司被并购效率及财富效应有影响。基于文献、相关理论和案例,发现券商介入对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有支持作用,聚焦被并购方利益问题,思考券商网络如何影响被并购新三板公司财富效应,探索并购效率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研究内容可归纳为三个部分:首先,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第1和2章)。1.对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背景、新三板券商的职能和特点分析,以及相关文献梳理,提出券商介入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交易,券商网络是否对并购效率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产生影响?进而作用到被并购方财富效应变化?这种本质又是什么?等思考问题。2.以信息不对称、资源依赖、组织学习、金融中介和博弈等理论为基础,分析券商网络影响并购的本质,构建思考逻辑:（1）券商网络可降低信息不对称,建立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保障和约束机制,降低并购交易成本和风险;（2）券商与挂牌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有动机和能力为并购提供支持,提高挂牌公司被并购的效率及财富效应。3.以券商与资本市场公司的业务关系为研究基础,分析券商网络形成的方式与机理,进而对本文关键概念界定。在此基础上,探讨券商网络中心度对并购信息、资源和经验的支持,分析其对交易双方博弈、被并购挂牌公司效率及财富效应的影响。其次,券商网络影响挂牌公司被并购的机理分析第3章)。1.回顾新三板发展历程。（1）归纳分析新三板的现状和特征,以及与沪深证券市场差异。探索挂牌公司寻求融资和控制权转移的内在驱动因素,以及上市公司青睐挂牌公司的动因;（2）分析券商与挂牌公司关系,解释券商参与并购的动机。主办券商和做市商交易制度,致使挂牌公司对券商形成一定的资源依赖关系。券商运用网络为挂牌公司筛选符合需求的上市公司并购方,搭建双方利益需求的交易桥梁。2.归纳券商网络影响挂牌公司被并购的能力,包括信息聚散、经验溢出、资源控制、风险控制和中介治理能力,进而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3.通过案例分析和对并购双方网络联结数据观测对比,发现券商联结在新三板相比大股东联结和董事联结更具有研究可行性。为后文实证研究提供可靠基础。最后,在第1到3章分析、阐述和理清券商网络与挂牌公司被并购效率及财富效应关系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实证研究券商网络与被并购挂牌公司财富效应关系,以及并购效率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果（第4到6章）,解答本文提出的问题。第一步,探讨券商网络联结的关系,以挂牌公司的主办券商同时是多家上市公司主承销商的联结关系,来构建券商网络中心度测度模型。第二步,检验券商网络与挂牌公司被并购效率的关系。从挂牌公司利益着眼,探讨券商网络中心度对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的影响。发现（1）券商网络中心度与并购溢价和现金支付概率正相关;（2）券商搭建并购双方沟通渠道”,降低交易摩擦和不确定性,提高并购交易效率。第三步,检验券商网络与挂牌公司被并购财富效应的关系。（1）以并购公告前后[-60,45]为窗口期,共106个交易日,探讨券商网络与被并购挂牌公司的短期累积超常收益率（CAR）的关系,观察挂牌公司短期股东财富值变化。券商和分析师通过网络和媒体传播有关并购信息,对被并购挂牌公司的窗口期财富造成影响;（2）以并购完成后第一年和第二年末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增长率的变化值,探讨券商网络与被并购挂牌公司的长期股东财富值变化内在关联。券商在挂牌公司被并购后,仍然担任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人和做市商,出于职责、声誉和收益考虑会积极督促和帮助被并购挂牌公司业绩改进。第四步,检验并购效率的中介作用。（1）并购溢价和支付方式公告包含有关交易双方的信息,加之券商网络及分析师也会释放有利于并购的信息,吸引投资者和市场关注,造成被并购挂牌公司窗口期的股价波动;（2）探讨并购效率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对被并购挂牌公司股东财富效应影响。并购效率会作用到协同效应和并购整合效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挂牌公司财富效应有积极作用。研究证实并购效率有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即券商网络对挂牌公司被并购效率及其财富效应有显着影响。本文运用和模型对研究变量回归,采用自助法（Bootstrap）对原模型稳健性检验;将券商的声誉和分析师数量作为研究的工具变量,运用二阶段回归模型（ZSLS和ZGMM）来探讨和消除内生性问题。稳健性和内生性模型回归的结论一致,支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结论与启示,提出以下建议:（1）完善新三板并购政策,提高市场监督与风险防范意识,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2）应对新三板的主办券商、做市商和持续督导制度持续改进,增强挂牌公司融资能力,提升新三板市场流动性和效率;（3）严格企业进入和挂牌新三板的审核规则,健全退出制度,降低投资者准入门槛等;（4）将国家信用信息监管注入金融中介和新三板平台,保护合法交易,拒绝违法经营。本文创新之处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金融中介研究内容拓展。结合中国情景和资本市场制度,以券商介入探索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现象,研究券商网络影响挂牌公司被上市公司并购的本质、机理和存在问题。发现券商在新三板的金融中介作用得到加强,券商网络对挂牌公司被并购有积极作用。这对理解制度不健全且关系型社会”影响下的中国资本市场金融中介网络与治理职能”提供新的思路。可丰富金融中介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2.对被并购方研究拓展。以被并购方（挂牌公司）为主研究脉络,并购方（上市公司）为辅助探讨的方式研究,解释券商网络影响挂牌公司被并购的逻辑和内在机理。中小型被并购公司作为弱势方,通过有效挖掘社会资源,如挂牌公司的券商网络资源,支持公司博弈争取利益,提高有利于己方的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对财富效应有积极影响。3.初步构建券商网络测度思路和方法。对券商网络界定,认为券商拥有资本市场多种业务职能,积累业务关系,形成以券商为联结核心的关系集合。鉴于研究内容,以被并购挂牌公司主办券商同时是多家上市公司主承销商数量为基数,借鉴现有社会网络测度模型,计算券商网络程度、紧密和中介中心度。以券商的声誉和分析师数量为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问题。对券商网络及效应的理解、测度起到抛砖引玉。4.探索并购效率（并购溢价、支付方式和交易效率）中介作用。对并购效率界定:（1）对并购溢价和支付方式从并购定价效率视角解释;（2）将并购交易效率看作,交易双方对并购方案制定、标的定价、合同签订、执行过程、到交易标的完成过户的单位时间交易金额大小。在此基础上,研究券商如何支持挂牌公司争取有利的并购效率,发现并购效率在券商网络与挂牌公司财富效应之间的中介作用。这对以被并购方利益来重新审视并购博弈和市场资源配置,提供新的思考内容。
程德巧[10]（2019）在《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融资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行为,也是关联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在现实的资本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和套利限制等因素,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价值的现象长期存在。股票定价偏误的存在,给公司决策增添了复杂度,但也给他们提供了通过融资活动提升自身基本价值的机会。那么,股票定价偏误会对公司融资产生怎样的影响?资本市场又如何看待公司的融资活动?在我国当前正在实施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实现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策大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已有关于股票市场错误估值如何影响公司融资的研究,大多基于权衡理论和市场择时理论,探讨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融资与资本结构的影响,却较少研究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留存收益、债务融资以及隐性股权融资的影响,结合代理问题考察股票定价偏误融资效应的亦鲜见。因此,本文基于股票错误定价在现实资本市场广泛存在的事实,在使用公司财务数据评估其股票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构建股票定价偏误度量;应用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股票定价偏误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综合运用多种融资理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监管政策,研究股票定价偏误对上市公司留存收益、股权再融资、隐性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影响,以揭示资本市场运行与公司微观行为,以及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本文既有助于各界加深对公司融资与股票价格关系的认识,给资本市场参与主体的各种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也有助于推动价值评估模型与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丰富国内关于公司融资决策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第一,以现金股利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票定价偏误对留存收益这种内源融资方式的影响。依据权衡理论、代理理论和市场择时理论,就现金股利与股票定价偏误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并运用Probit回归和Tobit回归等实证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股票定价偏误对现金股利存在显着影响,且这种影响在股价高估状态与股价低估状态下表现不同。当股价低估时,现金股利与股价水平正相关;当股价高估时,现金股利与股价水平负相关;换言之,股价过高或过低,都会对现金股利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还考察了现金分红的市场效应,发现股价低估时的短期市场效应要显着大于股价高估时的短期市场效应,表明市场并不支持股价高估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现金股利只有在股价低估时,才有良好的信号传递功能。第二,研究了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再融资的影响,并以股票定向增发为研究对象,对控制权理论的预期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股价高估时,股权再融资与股价水平显着正相关,且融资约束对这一正相关关系具有强化作用,民营公司和小公司的股权再融资对股价水平的敏感系数,要分别大于国有公司和大公司。介于股票定向增发在我国公司新股增发中的核心地位,运用单变量分组检验与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大股东参与对定向增发的时机选择和长期业绩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倾向于在股价较低时参与定向增发,并且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存在较好的持股异常收益,此外,大股东的国有属性对增发后的持股异常收益有影响。第三,介于股权激励具有隐性股权融资功能的特性,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效应和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的影响。首先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功能,发现不管是采用限制性股票方式,还是采用期权方式,限制性股票认购或期权行权流向公司的现金,对公司资本支出存在显着影响,说明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存在股权融资的动机,股权激励发挥着股权融资功能。然后考察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意愿与股票价格水平的关系,发现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意愿,总体上与股票价格水平负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只在股权被市场高估的情形下存在。接着又考察了股票定价偏误是否会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选择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概率随股票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国有控股公司相对非国有控股公司、两权合一公司相对非两权合一公司、以及高控股公司相对低控股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意愿与股票定价偏误相关性更弱。第四,研究了债务融资、债务率变化与股票定价偏误之间的关系。将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和债务水平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是否受股票定价偏误状况的影响时发现:净债务融资与股票价格水平在总体上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关系只存在于股价被低估的公司,且受影响的只有短期债务融资;融资约束影响股票定价偏误的债务融资效应,股价水平对小公司和民营公司的债务融资存在正向影响,对大公司和国有公司的债务融资未产生显着影响;股票定价偏误对负债水平存在显着的负面影响。总体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变化与股票价格水平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会随股票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公司财务杠杆受到股票定价偏误的负向冲击,主要出现在股票高估情形。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视角方面。首先基于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的视角,从个股层面考察资本市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其次,从股权融资工具的视角,研究了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对公司资本支出的影响,以及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实施意愿和激励方式的影响;最后,研究了股价低估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弥补了鲜有文献探讨股价低估对债务融资影响的不足。第二是理论拓展方面。把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纳入到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融资影响的研究中,拓展了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关于股权融资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结论与意义,发现大股东参与的股票定向增发、以及通过增发新股方式的股权激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股东和管理者权力干涉行为。第三是研究结论方面。首先,发现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都会对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造成负面影响,但股价低估公司的现金分红公告效应,显着好于股价高估公司;其次,发现不管是限制性股票认购款,还是期权行权现金,均会对公司资本支出产生显着影响,且低融资约束公司的期权行权现金,对资本支出的影响比高融资约束公司更大;此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股票定价偏误的相关性,在股价高估与低估情形下表现不同,债务融资与股票定价偏误只在股价低估时显着正相关。
二、探索金融契约、治理结构与资产定价的内在联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金融契约、治理结构与资产定价的内在联系（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体育产业 |
| 2.1.2 高质量发展 |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 2.1.4 金融支持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 5.2.2 耦合的应用 |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 5.6.2 变量选取 |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样本选取 |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 7.3 建模准备 |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 7.5 模型检验 |
| 7.5.1 外观检验 |
| 7.5.2 运行检验 |
| 7.5.3 稳定性检验 |
| 7.5.4 历史检验 |
| 7.5.5 灵敏度检验 |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5）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雇员股票期权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特征 |
| 一、股权激励计划下的股票期权 |
| 二、雇员股票期权与标准股票期权的差别 |
| 三、雇员股票期权提早行权的事实 |
| 第二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原则 |
| 一、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时间 |
| 二、雇员股票期权的记录账户 |
| 第三节 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 一、国际会计准则中关于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 二、SNA2008 中雇员股票期权的估价方法 |
| 第四节 雇员股票期权激励作用的理论基础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
| 三、激励理论 |
| 四、人力资本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历史演变 |
| 一、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酝酿期(1993-2005 年) |
| 二、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探索期(2006-2009 年) |
| 三、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成熟推广期(2010-现在) |
| 第二节 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总体实施情况 |
| 二、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业分布 |
| 三、中国雇员股票期权条款的基本情况 |
| 第三章 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 |
| 第一节 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 |
| 一、雇员股票期权定价的传统方法 |
| 二、纳入雇员股票期权特征的定价方法 |
| 第二节 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及参数估计 |
| 一、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阐述 |
| 二、CWZ雇员股票期权定价模型的参数说明 |
| 第三节 基于CWZ模型的中国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 |
| 一、参数估计 |
| 二、中国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 |
| 第四节 雇员股票期权价值核算的案例研究 |
| 一、美的集团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
| 二、美的公司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
| 三、基于Black-Scholes和 CWZ期权定价模型核算结果的比较 |
| 第四章 期权条款设定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 第一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理论分析 |
| 一、期权条款设定与激励效应 |
| 二、期权条款设定、产权性质与激励效应 |
| 第二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模型设定 |
| 一、期权条歀的划分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四、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期权条款设定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实证检验 |
| 一、检验结果 |
| 二、稳健性分析 |
| 第五章 大股东控制视角下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 |
| 一、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 二、产权性质、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 三、公司成长性、大股东控制与雇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 |
| 第二节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大股东控制对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 |
| 第一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理论分析 |
| 一、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 |
| 二、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 |
| 第二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模型设定 |
| 一、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 |
|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变量选取和度量 |
| 四、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雇员股票期权激励效应计量分析 |
| 一、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描述性统计 |
| 二、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计量分析结果 |
| 三、稳健性分析 |
|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录 |
| 致谢 |
（6）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的意义价值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违约债券交易概述 |
| 第一节 债券市场关于违约问题的变化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企业债券违约事件 |
| 二、20世纪末至2013年债券市场“零违约”神话 |
| 三、2014年到2017年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趋势形成 |
| 四、2018年至今债券市场违约数量及规模出现“新常态” |
| 第二节 违约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分析 |
| 一、整体违约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
| 二、违约主体性质多元化,民营企业占比较高 |
| 三、违约债券种类多样化 |
| 四、违约债券发行地域既有集中趋势亦有分散态势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 |
| 一、违约债券的定义 |
| 二、可交易违约债券范围 |
| 三、违约债券的“债性”与“券性” |
| 四、违约债券相较于普通债券所蕴含的特性 |
| 五、违约债券与高收益债券之间关系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交易 |
| 一、被限制的违约债券交易及产生的弊端 |
| 二、违约债券交易现状分析 |
| 三、违约债券交易制度分析 |
| 四、违约债券交易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
| 五、违约债券交易的意义 |
| 第二章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一般性风险 |
| 一、信用风险 |
| 二、价格风险 |
| 三、流动性风险 |
| 四、再投资风险 |
| 第二节 次生风险 |
| 一、以18洛娃科技MTN001为例 |
| 二、次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
| 三、次生风险防范的逻辑 |
| 第三节 内幕交易风险 |
| 一、以Ft.HowardCorp案与HarcourtBraceJovanovich案为例 |
| 二、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率的损害 |
| 三、内幕交易规制的理论争议 |
| 第四节 虚假陈述风险 |
| 一、以 Miller v. New Am. High Income Fund 案2为例 |
| 二、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 |
| 三、虚假陈述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
| 第五节 系统性风险 |
| 一、系统性缔约 |
| 二、契约群 |
| 三、市场主体的群体性 |
| 第三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风险监管理论 |
| 一、风险监管理论基础 |
| 二、法律不完备理论 |
| 三、外部监管质疑论 |
| 第二节 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
| 一、理论概述 |
| 二、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
| 三、金融风险管理悖论 |
| 第三节 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 |
| 一、法律规范化的原因与作用 |
| 二、法律解释论 |
| 三、风险防范法律规范化路径 |
| 第四章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之检视 |
| 第一节 风险防范规则匮乏且针对性欠缺 |
| 一、长期边缘化的债券规则 |
| 二、债券风险防范规则缺失且未能体现债券特性 |
| 三、缺乏符合违约债券特性的风险防范制度 |
| 第二节 风险防范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
| 一、行政式风险防范的表现 |
| 二、主要通过管制手段防范风险 |
| 三、行政式风险防范对违约债券交易的影响 |
| 第三节 债券风险防范规则体系混乱 |
| 一、两个市场,三套制度 |
| 二、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 |
| 三、上位法缺失与差异化规则 |
| 第四节 市场中介主体未能起到风险“减缓器”的作用 |
| 一、市场中介主体偏离预期定位 |
| 二、信用评级机构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四、信用增进机构 |
| 第五章 域外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比较借鉴 |
| 第一节 违约债券风险防范制度概述 |
| 一、是否就高收益债券单独立法的争议 |
| 二、高收益债风险防范理念 |
| 三、高收益债券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二节 市场透明度体系 |
| 一、TRACE系统 |
| 二、违约债券市场是否需要提升透明度的争议 |
| 三、TRACE 系统对市场风险防范的效果—以内幕交易规制效果为例 |
| 第三节 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主体制度 |
| 一、高收益债市场投资者结构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的争议 |
| 三、受到限制的保险公司 |
| 四、完全禁止的储蓄机构 |
| 第四节 违约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披露是风险防范制度的核心 |
| 二、违约债券信息披露规则 |
| 三、未妥善信息披露规则的惩罚措施 |
| 第五节 信用评级 |
| 一、信用评级机构角色的转变 |
| 二、评级机构监管制度之变化 |
| 三、针对高收益债券所作出的特殊性规定 |
| 第六节 风险管理工具 |
| 一、风险管理工具对违约债券市场的作用 |
| 二、信用违约互换自身的风险 |
| 三、信用违约互换的法律监管变化 |
| 第六章 风险防范制度应遵循的理念 |
| 第一节 坚持市场化与法制化为根本路径 |
|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市场化与法制化的内涵与作用 |
| 三、市场化与法制化的互动逻辑 |
| 第二节 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妥善分层与结合 |
| 一、债券特性决定了需要单一性规范与涉众性规范结合适用 |
| 二、单一性规范为违约债券风险防范之基础 |
| 三、涉众性规范侧重于防范市场整体性风险 |
| 第三节 针对性规范与统一性规范相结合 |
| 一、债券市场风险防范制度应实现统一规范 |
| 二、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制度应纳入债市风险防范框架内 |
| 三、通过针对性规范适应违约债券交易特性 |
| 第四节 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平衡理念 |
| 一、金融效率原则 |
| 二、金融安全理念 |
| 三、效率与安全平衡 |
| 第七章 构建多层次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体系 |
| 第一节 市场整体层次 |
| 一、构建统一违约债券交易市场 |
| 二、提升市场透明度 |
| 三、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 |
| 第二节 市场规范层次 |
| 一、完善多层次规范体系 |
| 二、规范统一的可能性与现实路径 |
| 三、现阶段以改进自律规则为主 |
| 第三节 司法制度层次 |
| 一、同种类债券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
| 二、改进制度保障风险防范机制有效运行 |
| 三、妥善发挥审判延伸职能多元化风险防范方式 |
| 第四节 市场监管层次 |
| 一、统一监管的可能性与壁垒 |
| 二、应改进债券市场监管执法 |
| 三、完善债券监管问责制度 |
| 第五节 市场中介主体层次 |
| 一、信用评级机构 |
| 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
| 第六节 市场主体层次 |
| 一、针对性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 |
| 三、投资者风险预防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外资参股券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券商引进外资的研究 |
| 1.2.2 IPO盈余管理的研究 |
| 1.2.3 IPO定价效率的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券商与外资参股券商 |
| 2.1.2 盈余管理 |
| 2.1.3 IPO定价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资参股券商的基础理论 |
| 2.2.2 盈余管理的基础理论 |
| 2.2.3 IPO定价效率的基础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我国外资参股券商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外资参股券商的基本情况 |
| 3.1.2 参股我国券商的外资机构与境内券商竞争力对比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
| 3.2.2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定价效率 |
| 3.2.3 IPO公司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
| 3.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4 变量设计 |
| 3.4.1 被解释变量 |
| 3.4.2 解释变量 |
| 3.4.3 控制变量 |
| 3.5 模型构建 |
| 3.5.1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
| 3.5.2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定价效率 |
| 3.5.3 IPO公司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1.1 样本公司分布 |
| 4.1.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4.1.3 IPO前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检验 |
| 4.1.4 IPO定价效率均值差异检验 |
| 4.2 相关性检验 |
| 4.3 多元回归分析 |
| 4.3.1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
| 4.3.2 外资参股券商与IPO定价效率 |
| 4.3.3 IPO公司盈余管理与IPO定价效率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自选择问题 |
| 4.4.2 替代性解释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未来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启示 |
| 5.2.1 对于监管部门的启示 |
| 5.2.2 对于券商、IPO公司与投资者的启示 |
|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已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8）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五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六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基础理论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债权治理的研究现状与具体内容 |
| 第三章 中国债权人治理与金融发展的历史过程 |
| 第一节 中国金融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与投资贡献率 |
| 第三节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债务结构的变化 |
| 第四章 债权人参与治理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债权人筛选机制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二节 债权人监督机制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五章 债权人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债权人筛选机制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二节 债权人监督机制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六章 债权人参与治理对债权融资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一节 债权人筛选机制对债权融资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二节 债权人监督机制对债权融资代理成本的治理效应 |
| 第七章 结论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9）券商网络对新三板公司被并购效率及其财富效应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贡献 |
| 1.4.1 创新的内容 |
| 1.4.2 可能的贡献 |
| 2 关键概念、理论与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公司并购界定 |
| 2.1.2 券商网络界定 |
| 2.1.3 并购效率界定 |
| 2.2 相关并购理论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2.3 组织学习理论 |
| 2.2.4 金融中介理论 |
| 2.2.5 博弈理论 |
| 2.3 社会网络文献综述 |
| 2.3.1 社会网络理论 |
| 2.3.2 社会网络作用 |
| 2.3.3 社会网络对并购的影响 |
| 2.4 并购效率的影响因素 |
| 2.4.1 影响并购溢价的因素 |
| 2.4.2 影响并购支付方式的因素 |
| 2.4.3 影响并购交易效率的因素 |
| 2.5 并购财富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5.1 并购效率对财富效应的影响 |
| 2.5.2 财务特征对财富效应的影响 |
| 2.5.3 协同效应对财富效应的影响 |
| 2.5.4 金融中介对财富效应的影响 |
| 文献评述 |
| 3 券商网络影响挂牌公司被并购机理探析 |
| 3.1 并购参与方动因分析 |
| 3.1.1 新三板发展历程 |
| 3.1.2 新三板发展现状 |
| 3.1.3 双方的需求动因 |
| 3.1.4 券商支持的动机 |
| 3.2 券商及其网络的作用分析 |
| 3.2.1 信息聚散 |
| 3.2.2 经验溢出 |
| 3.2.3 资源控制 |
| 3.2.4 风险控制 |
| 3.2.5 中介治理 |
| 3.3 券商网络影响公司被并购分析框架 |
| 3.3.1 券商网络影响公司被并购的路径 |
| 3.3.2 券商网络影响公司被并购的框架 |
| 3.4 案例与数据探析 |
| 3.4.1 案例探讨 |
| 3.4.2 联结数据对比观测 |
| 本章小结 |
| 4 券商网络与挂牌公司被并购效率 |
| 4.1 券商网络中心度测度 |
| 4.1.1 测度的逻辑与依据 |
| 4.1.2 券商网络中心度测度模型 |
| 4.1.3 券商声誉测度模型 |
| 4.2 券商网络影响并购效率机理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券商网络影响并购溢价假设 |
| 4.3.2 券商网络影响支付方式假设 |
| 4.3.3 券商网络影响并购交易效率假设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变量定义与测度 |
| 4.4.2 计量模型 |
| 4.4.3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4.4 描述性统计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券商网络对并购溢价影响 |
| 4.5.2 券商网络对并购支付方式影响 |
| 4.5.3 券商网络对并购交易效率影响 |
| 4.5.4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
| 本章小结 |
| 5 券商网络、被并购效率与短期财富效应 |
| 5.1 券商网络影响被并方短期财富效应机理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券商网络影响短期财富效应假设 |
| 5.2.2 并购溢价中介效应假设 |
| 5.2.3 并购支付方式中介效应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变量定义与测度 |
| 5.3.2 计量模型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券商网络对短期股东财富效应影响 |
| 5.4.2 券商网络、并购溢价与短期股东财富效应 |
| 5.4.3 券商网络、并购支付方式与短期股东财富效应 |
| 5.4.4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
| 本章小结 |
| 6 券商网络、被并购效率与长期财富效应 |
| 6.1 券商网络影响并购长期财富效应机理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券商网络影响长期财富效应假设 |
| 6.2.2 并购溢价中介效应假设 |
| 6.2.3 并购支付方式中介效应假设 |
| 6.2.4 并购交易效率中介效应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变量定义与测度 |
| 6.3.2 计量模型 |
| 6.3.3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券商网络对长期股东财富效应影响 |
| 6.4.2 券商网络、并购溢价与长期股东财富效应 |
| 6.4.3 券商网络、并购支付方式与长期股东财富效应 |
| 6.4.4 券商网络、并购交易效率与长期股东财富效应 |
| 6.4.5 稳健性与内生性讨论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与建议 |
| 7.1.1 结论 |
| 7.1.2 建议 |
| 7.2 启示 |
| 7.3 未来拓展方向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拓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股票定价偏误 |
| 1.3.2 公司融资 |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影响的研究进展 |
| 2.2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内源融资 |
| 2.3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股权融资 |
| 2.4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债务融资 |
| 2.5 股票定价偏误与公司资本结构 |
| 2.6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公司融资的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公司融资的基础理论 |
| 3.1.1 传统金融框架下的融资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框架下的融资理论 |
| 3.2 股权估值理论与方法 |
| 3.2.1 股权估值的基础理论与模型 |
| 3.2.2 剩余收益模型估值技术 |
| 3.2.3 股票定价偏误的度量 |
| 4 股票定价偏误与留存收益——以现金股利为研究对象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1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现金分红的模型分析 |
| 4.3.2 理论假设的提出 |
| 4.4 研究设计 |
| 4.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4.2 变量定义 |
| 4.4.3 检验模型及思路 |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1 描述性统计 |
| 4.5.2 股票定价偏误对现金分红的影响 |
| 4.5.3 现金分红的市场效应 |
| 4.5.4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再融资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股权融资的市场择时 |
| 5.4.2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择时 |
| 5.4.3 产权性质对定向增发的影响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股票定价偏误与隐性股权融资——以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2.1 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
| 6.2.2 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 |
| 6.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1 股权激励的股权融资效应 |
| 6.3.2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激励意愿 |
| 6.3.3 股票定价偏误与股权激励方式选择 |
| 6.4 实证研究设计 |
| 6.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2 实证模型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股票授予与期权行权对资本支出的影响 |
| 6.5.2 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股权激励意愿的影响 |
| 6.5.3 股票定价偏误对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融资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股票定价偏误影响债务融资的内在机理 |
| 7.2.2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融资 |
| 7.2.3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水平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模型设定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净融资 |
| 7.4.2 股票定价偏误与债务水平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探索金融契约、治理结构与资产定价的内在联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道德风险约束下的最优融资结构——动态金融契约研究综述[J]. 郑军,李仲飞,丁杰.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0(08)
- [4]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5]雇员股票期权的价值核算及其激励效应研究[D]. 陈树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论违约债券交易风险防范[D]. 阮昊.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外资参股券商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D]. 刘何. 江苏科技大学, 2020(04)
- [8]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的视角[D]. 刘一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券商网络对新三板公司被并购效率及其财富效应影响研究[D]. 雷卫.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股票定价偏误对公司融资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程德巧.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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