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1)第17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蔡青辰[1]（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杜方正[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俞汉群[4]（2020）在《讨真心-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晚明王、湛两家学说并驾齐驱,身为湛甘泉及门弟子的唐一庵糅合了两家学说而别为一义,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其思想值得研究,对于了解王、湛两家学说之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等方面,也有一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唐一庵哲学思想的专门研究不多,既有研究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其“讨真心”的思想,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即以唐一庵“讨真心”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具体从本体论的“何为真心”以及功夫论的“如何讨”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力图呈现其哲学思想的系统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在本体论方面,唐一庵赋予“真心”以存有论和境界论的双重内涵,既吸纳了甘泉的“天理”观念,又糅合了阳明的“良知”思想。“真心”虽然在本质内容上与“天理”和“良知”无别,但甘泉的“天理”在唐一庵处更多地被转换成了“生理”,阳明的“良知”也拥有了新的表达形式。在功夫论方面,唐一庵的“讨”在本质内容上虽然与阳明的“致”以及甘泉的“体认”也无别,都是一种“本体功夫”、“道体功夫”、“自然功夫”,但唐一庵也有自己独特的发挥。唐一庵“讨真心”的思想既融合了王、湛学说,也兼综了佛、道思想。虽然与佛、道两家均有往来,但唐一庵始终以儒者自居。总体而言,唐一庵虽出身湛门,但其思想更倾向于王学。因此,本文将唐一庵“讨真心”的思想定位为“具有甘泉学背景的阳明后学”。
孙舒[5]（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吴凌杰[6]（2020）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文献校读、图表分析等方法,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进行了专题探讨,共分五章。笔者认为,唐以前历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诸多内容,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初礼制承袭隋代,唐太宗时修撰的《贞观礼》是较为完备的礼典,其中包含了涉及帝王丧葬礼制内容的《国恤》,高宗以后将《国恤》删去,致使唐代官方礼典皆缺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唐代宗葬礼时,德宗命颜真卿撰修《大唐元陵仪注》作为行事细则,不仅对《国恤》的重塑,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帝王治丧之礼流程繁多,各具特色;唐代告哀使按礼行事,在唐后期复杂多变的局势下扮演了使皇权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唐代帝王治丧过程中的丧服,也有礼制规范,呈现出突出宗亲身份、“以日易月”等特点。唐代帝王治葬之礼亦分许多步骤,其中遣奠之前的步骤在长安城内的太极殿和太庙举行,遣奠之后的步骤在长安城外陵墓等地举行,礼制规范,等级森严;考察现存曾被采纳的唐代挽歌,除了歌颂死者丰功伟绩外,还时常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唐代帝王祭祀之礼同样有许多礼仪程序,其中大部分传承周礼又带有唐代礼制的特色,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思想。
刘冰涛[7]（2020）在《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蜀道记述的历史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地理总志的编纂蔚为大观,有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和南宋《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共五部。传统意义上的蜀道主要指由关中平原翻越秦岭、经过汉中盆地再穿越大巴山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主干道有“北四南三”包括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及荔枝道,主要覆盖了宋代行政区划下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及夔州路等。在五大地理总志中,保存了大量蜀道路线所属府州县的山川、动植物、名胜古迹及碑记等珍贵的史料。通过汇总制成对比表格发现,五部总志的记述可从体例与内容两方面进行论述,体例上,五部都记述了各个府州的建置沿革,除《胜览》之外,其他四部还对府州下的领县建置沿革进行了单独记述;五部中只有《寰宇记》、《九域志》及《胜览》对府州的土产进行了简述;《寰宇记》、《纪胜》及《胜览》详细论述了府州县的山川、名胜古迹,但前部未进行分类记述,而南宋两部详分了如“山川”、“古迹”等栏目;在五部的总体对比中,发现南宋两部有最多的相似之处,《胜览》的记述基本包含在《纪胜》中,但是不可否认《胜览》语言更为简练,便于查找。而从内容来看,北宋的《九域志》重经济,《广记》重政治,《寰宇记》经济、政治、风土并重;南宋的《纪胜》重政治、风土名胜及地方文化,《胜览》则只重风土名胜及地方文化。从内容与体例两个维度进行对比后发现,蜀道路线州县的名胜古迹数量多少与其道路的废弃次数成反比,山川数量多少与其道路的废弃次数成正比。总之,通过对于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蜀道沿线州县的记述研究,即可对五大地理总志进行其编纂的对比研究,又可以进一步认识蜀道的废弃使用、险峻程度及旅游价值等,且五大地理总志中的蜀道记述保存大量的文化遗存记述及自然生态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地名史料、碑记石刻及部分图经的保存,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天一[8]（2020）在《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研究（1932-1945）》文中认为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是西安市政发展史中一段重要历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鉴于东北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强调要以西北为国家复兴基地,提出了许多开发西北的决议。翌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面对东北尽失,华东渐受日军侵凌,如何避免日军暴力胁迫就成为了举国关注的大事。为此,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专门通过了一项以西安为陪都的决议案,开始着手建设西安。于是,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与“陪都”计划的构想下,西安开展了一系列市政建设与管理活动。本文首先对西安自然地理概况、历史变迁以及战前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沿革进行论述,并以此展开阐述了推动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产生的两大动因,包括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和建设西安陪都的构想;其次以市政建设与管理机构、市政工程计划、资金、城市测量、土地规划为切入点,分析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基本擘画;最后从市政建设的内容和管理方面入手,复原城郊道路建设管理、城市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城市卫生设施的改进、古迹文物调查与保护、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建筑管理的基本内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极力推动西安市政建设,使得城市路况、环境卫生较之前大为改善。但是,由于受到战争、经费短缺、市民保护意识不强等影响,许多市政建设与管理工作还未进一步展开。因此,总体市政绩效有限,但依然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
徐长生[9]（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邹淋[10]（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1)第17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1)第17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讨真心-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与王、湛两家关系的研究 |
| 1.2.2 “讨真心”具体内涵的研究 |
| 1.2.2.1 “真心”内涵的研究 |
| 1.2.2.2 “讨”之内涵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基源问题研究法 |
| 1.3.2 文献分析法 |
| 1.3.3 概念分析法 |
| 1.3.4 思想史的方法 |
| 2 何为真心——本体论 |
| 2.1 真的双重意蕴 |
| 2.2 真心即心体 |
| 2.2.1 存有论意蕴 |
| 2.2.2 境界论意蕴 |
| 2.2.2.1 中无所着 |
| 2.2.2.2 太虚无物 |
| 2.2.2.3 空藏于心 |
| 2.3 真心与习心 |
| 2.4 真心即良知 |
| 2.4.1 良知是活机 |
| 3 如何讨——功夫论 |
| 3.1 讨之必要性 |
| 3.1.1 真心被人自埋没 |
| 3.1.2 人有昧于致之之义 |
| 3.2 讨之解义 |
| 3.2.1 自然义 |
| 3.2.2 学思义 |
| 3.2.2.1 存存不失之谓思 |
| 3.2.2.2 以学为思才是真思 |
| 3.3 讨之下手处 |
| 3.3.1 在本体上下功夫 |
| 3.3.2 定真种子 |
| 3.4 直须自信 |
| 3.4.1 须知得人身甚大 |
| 3.4.1.1 人备五行之全 |
| 3.4.1.2 人身与天地万物同体 |
| 3.4.1.3 满宇宙都担在自家身上 |
| 3.4.2 心之精神是为圣 |
| 3.5 为学先须立志 |
| 3.5.1 聚精神 |
| 3.5.2 有悦处 |
| 3.5.3 贵辨志 |
| 3.5.3.1 真立志 |
| 3.5.3.2 悦于学 |
| 3.6 实察而实守 |
| 3.6.1 自家认取 |
| 3.6.2 自出义理 |
| 4 唐一庵哲学思想的源流与定位 |
| 4.1 思想源流 |
| 4.1.1 对于朱子思想的修正 |
| 4.1.2 对于甘泉思想的汲取 |
| 4.1.3 对于阳明思想的继承 |
| 4.1.4 对于敬庵思想的影响 |
| 4.2 总体定位 |
| 4.2.1 真心本体的定位 |
| 4.2.2 寻讨功夫的定位 |
| 4.2.3 整体思想的定位 |
| 4.2.3.1 儒家认同 |
| 4.2.3.2 学派归属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Ⅰ:唐一庵先生画像 |
| 附录Ⅱ:唐一庵佚文摘略 |
| 附录Ⅲ:唐一庵门下名贤考略 |
| 作者简历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6）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以前历代帝王葬礼述略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三节 魏晋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考析《大唐元陵仪注》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唐代礼典的流变 |
| 第二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文本与流变 |
| 第三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价值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帝王治丧之礼 |
| 第一节 治丧礼仪 |
| 一、初丧之礼 |
| 二、既丧之礼 |
| 第二节 告哀使与赴丧人员 |
| 一、告哀与告哀使 |
| 二、赴丧人员与酬劳 |
| 第三节 服丧之制 |
| 一、宗亲服丧 |
| 二、诸卿服丧 |
| 第四节 小、大敛与皇道尊严 |
| 一、小敛与小敛奠 |
| 二、大敛与大敛奠 |
| 三、敛礼与皇道尊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帝王治葬之礼 |
| 第一节 葬前墓地之选择 |
| 一、堪舆学与葬地选择 |
| 二、皇陵形制与特点 |
| 第二节 治葬礼仪 |
| 一、将葬筮宅 |
| 二、启殡朝庙 |
| 三、荐车马明器及饰棺 |
| 四、祖奠、遣奠 |
| 五、挽歌 |
| 六、葬仪 |
| 第三节 挽歌与政治隐喻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帝王祭祀之礼 |
| 第一节 葬后丧祭 |
| 一、虞祭 |
| 二、祔祭 |
| 三、小祥、大祥、禫 |
| 第二节 皇陵祭祀 |
| 一、皇帝拜陵 |
| 二、公卿巡陵 |
| 第三节 庙祭荐享 |
| 一、庙数与祔庙之争 |
| 二、享祀与告庙之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
| 附录三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
| 附录四 唐代帝陵位置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五 唐代皇帝陵庙损坏史料钩沉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蜀道记述的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界定 |
| 四、学术史回顾 |
| 五、研究重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宋代五大地理总志的蜀道记述 |
| 第一节 五大地理总志的蜀道记述 |
| 一、宋代的行政区划 |
| 二、宋代五大地理总志简述 |
| 第二节 宋代狭义蜀道基本概况 |
| 一、故道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二、褒斜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三、傥骆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四、子午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五、金牛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六、米仓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七、荔枝道的路线走向及其特点 |
| 第二章 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的蜀道自然生态 |
| 第一节 地理总志中蜀道沿线的山川 |
| 第二节 地理总志中的蜀道沿线动植物 |
| 第三章 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的蜀道名胜古迹 |
| 第一节 地理总志中的蜀道名胜古迹 |
| 第二节 地理总志中的蜀道碑记石刻 |
| 第四章 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蜀道记述对比研究及历史地理价值 |
| 第一节 总志蜀道记述的内容详略与侧重对比 |
| 一、从体例来看 |
| 二、从内容来看 |
| 第二节 《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蜀道记述对比 |
| 一、从体例来看 |
| 二、从内容来看 |
| 第三节 宋代五大地理总志蜀道记述的历史地理价值 |
| 一、文化遗存记述价值 |
| 二、自然生态记述价值 |
| 三、史料保存辑佚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研究（1932-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西安自然地理与战前城市发展沿革概况 |
| 第一节 西安的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西安城市发展沿革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的动因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 |
| 第二节 战时陪都的构想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的擘画 |
| 第一节 市政建设机构的设置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计划与资金来源 |
| 第三节 城市测量 |
| 第四节 土地规划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的实施 |
| 第一节 道路系统的改善 |
| 第二节 城市水利设施建设 |
| 第三节 城市卫生设施的改进 |
| 第四节 文物保护与培修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西安市政管理的实施 |
| 第一节 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卫生管理 |
| 第三节 绿化管理 |
| 第四节 建筑管理 |
| 第六章 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述评 |
| 第一节 市政建设与管理取得的成效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与管理的制约因素 |
| 第三节 市政建设与管理的经验与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 一、镇闽将军 |
| 二、闽浙总督 |
| 三、福建巡抚 |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 一、福建盐法道 |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 一、福建官书局 |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 一、福州府 |
| 二、兴化府 |
| 三、福宁府 |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 一、泉州府 |
| 二、漳州府 |
| 三、永春州 |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 一、延平府 |
| 二、建宁府 |
| 三、邵武府 |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 一、汀州府 |
| 二、龙岩州 |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 一、鳌峰书院 |
| 二、凤池书院 |
| 三、正谊书院 |
| 四、致用书院 |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 一、版本特征 |
| 二、内容特征 |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 一、各级官员 |
| 二、各级衙署 |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 四、书院山长等 |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 一、福建的刻工 |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 三、刻字费 |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 二、书板的贮藏 |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 四、不许买卖 |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 一、福建的活字 |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 一、管制之书 |
| 二、违碍之书 |
| 三、党禁之书 |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 一、官方渠道 |
| 二、非官方渠道 |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 一、上层精英 |
| 二、科举士子 |
| 三、下层群众 |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一、图书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在线数据 |
| 索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绪论 |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义及哲学涵义演化 |
| 1.2 意识关联: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聚焦 |
| 1.3 文献综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研究概述 |
| 1.4 研究设想:写作目的和理论依据 |
| 2.吐故纳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生成 |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兴与影响 |
| 2.2 主旨归纳:“力”的美学涵义与文学表征 |
| 2.3 理论特质:“力”的文学思想的认识与建构 |
| 3.聚焦主体: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意识结构 |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 3.2 营造“高尚的人格” |
| 3.3 做“超世界的主体” |
| 4.审美显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美学特征 |
| 4.1 冲破“中和”的束缚 |
| 4.2 推崇“对立”与“崇高” |
| 4.3 “崇高”美的价值形态 |
| 5.文本设计: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创作实践 |
| 5.1 叩问存在 |
| 5.2 审视灵魂 |
| 5.3 透视本体 |
| 6.风格独创: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艺术特质 |
| 6.1 活力性:生命潜流与冲力勃发 |
| 6.2 抒情性:浪漫情怀与自我袒露 |
| 6.3 超越性:艺术冥想与灵性显现 |
| 7.时代印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之理论限度 |
| 7.1 文学理念的偏颇 |
| 7.2 创作手法的缺陷 |
| 7.3 艺术价值的减损 |
| 8.结语 |
| 参考书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四、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1)第17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4]讨真心-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D]. 俞汉群. 浙江大学, 2020(01)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6]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D]. 吴凌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宋代五大地理总志中蜀道记述的历史地理研究[D]. 刘冰涛. 西南大学, 2020(01)
- [8]抗战时期西安市政建设与管理研究（1932-1945）[D]. 杨天一.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10]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