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习考察团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文献综述）
石磊[1]（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认为《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郑丽颖[3]（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吴莉婷[4]（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文中提出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理念,最终虽未能落实,但是社会各界考察西北的步伐并未停止。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的持续入侵使得华北、华东等地区大部分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采取南进战略,1942年4月攻陷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封锁了中国陆上最主要的国际交通线。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深处内陆的西北地区,试图一方面将西北打造为新的抗战根据地,另一方面从西北出发,开拓陆上国际交通线,摆脱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越来越多的团体或个人前往西北进行各项考察活动。1942年蒋介石亲临西北考察之后,鉴于西北拥有丰富的工矿资源,工业发展前途良好,发布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政策,开发西北活动再次被提上日程。因此经济部决定约集工业界重要人士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前往西北考察。此次考察活动以明确西北工业资源、拟定设厂计划为目的。经过月余准备,成行团员共21人,由林继庸率领从重庆出发,考察范围遍及陕、宁、甘、青、新五省。考察团不仅详细记录了各地工矿资源、工业相关产业、基础设施等,并在详细分析各地工业前途后提出相对应的开发设想。此次考察活动耗时四月余,之后社会上主张开发西北的呼声更加热烈;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工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制订颁布了更多开发西北政策。在西北工业考察团的影响下,更多企业家前往西北设厂开矿,西北工业取得了一定进步。西北工业考察团是在抗日战争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国民政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实行的开发西北战略准备之一,虽提出了一系列开发设想与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但并未长远的开发规划与目标,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最后由于种种困难的限制,该团所提出的设想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
章彤晖[5]（2020）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是由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发起组建的,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学会早期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对华西边疆地区展开一系列人类学、自然科学、宗教学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考察研究,创办学术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民国时期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学会为适应政局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革,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籍学者开始入会并在抗战爆发后,中国籍学者入会人数逐年增长,入会的中国籍学者以学会为依托,积极开展边疆研究,日渐成为学会边疆研究的主力军,为近代中国的边疆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战时中国籍学者在学会体量上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学会的发展,也形成了中国籍学者边疆研究团体,形成了中国籍学者齐聚华西,集体作战的边疆研究繁荣局面。笔者将目光聚焦入会的中国籍学者团体,通过整体把握和个例分析的方式,理清中国籍学者在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对本土边疆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展现当时国人视野下的边疆研究风貌。
巩玮[6]（2020）在《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指明西北大学是一所“地源于陕,学源于京”的大学。1937年,“陕源”与“京源”合二为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此后受局势影响,校名及院系几经变更,总体上历经了西北联大与国立西北大学时期。其中1939年8月成立的国立西北大学在边疆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边政学系一度成为该校边疆研究的主导力量。全面抗战兴起后,随着全国高校布局的改变,以大学为依托的边疆研究中心地带逐渐形成,地处陕西的西北大学亦跻身其中。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了相关的档案文献及学者着述,着重对西北大学边疆研究的背景、相关学系边疆研究的开展、学人对边疆社会的认知及边疆建设服务进行阐述。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西北大学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开展的一系列有关边疆地区地理、民族、宗教、教育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人们对边疆社会的认识与思考体现着他们对抗战建国与促进边疆社会发展的关切。在学术研究之外,西北大学积极投身于服务边疆的社会实践中,为西北边疆地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力[7]（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认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喜饶尼玛,李威颖[8]（2019）在《“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文中提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娄乃月[9]（2019）在《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民国伊始,中央政府即设立蒙藏事务局以辖蒙藏地区要务。但因其时方推翻清政府统治不久,各方对新政府之走向多持见不同,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故实难以重视边务。至南京国民政府于形式上完成统一,其国家主权和边疆观念日臻,加之抗日战争对“大后方”的需求,使得举国上下对边疆问题日趋重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表面上看似乎仅为北洋政府之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的沿革,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要远大于前。南京国民政府亟欲整顿蒙藏边政之时,却因边疆距离遥远、交通未辟,政府及时人对边疆地区之认识较为陈旧刻板。故而中央政府为免所定政策成为“空头文件”,徒有其表实难下行,决定不骤然规划边政建设,而先拟定安定边疆之大纲、实地调查边地之详尽计划,后派调查小组和专员深入边地,通过调取政府公文、实地访查等方式收集边疆之更新更可靠的情报,以供蒙藏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参考。此后,为长期掌握边疆动态,故设立调查室以掌边疆调查相关事务。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作为该会的下属部门,主司调查边疆时情,且整理汇编各调查小组、调查专员于边疆地区所收集的资料和情报。或将其上报予有关部门,或将其整理成册加以出版。分驻各处的调查员不仅要分工调查责任区域内的地形、气候、政治、经济、军事、矿产、农林牧、与外关系、民心舆论等事宜,还要负责向当地宣达中央政府之政要,更有部分调查员就所得情报加以研究,书成边疆问题相关论文或普及读物。蒙藏委员会设立调查室,旨在为蒙藏委员会制定边疆政策提供有力的依据。同时,这些报告亦对边疆研究有所助益,进而加强了政府对边政干部的训练,间接推动了其时的边政建设。且因其调查员为政府接触边疆地区民众的直接人员之一,或于当地宣达政令,或辅助当地发展教育,以期令当地民众了解中央政府,从而巩固政府权威,维护边疆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建立的调查室无疑是连通中央与边疆最基础的“桥梁”,不仅对增进内地与边疆的相互了解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对稳固中国边疆有所贡献。
秋色[10]（2019）在《民国时期康道段乌拉制度积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藏语“乌拉”一词来自蒙古语,源自突厥语,意为百姓向统治者承担无偿劳役。乌拉制度起源于元朝时期,系为驿站提供服役和供应而建立,主要包括提供骑驮牛马、住房柴草、烧火做饭、背水喂马等服务,它是新中国以前西康地区维持军运交通运输的唯一办法。自1911年（宣统三年）赵尔丰在全康范围内建立乌拉台站以后,康定道孚段成为西康交通运输中最繁忙,持续时间最长的乌拉段程。康道间有台站7个,由康定北上道孚至少需要7日,从道孚返回康定同样需要7—8日,康道民众当差一轮须耗时20天左右,所得脚价低微,支出和收入不对等。康、道两县是西康乌拉差徭最繁重的两县。研究康道段乌拉制度能够以小见大,管窥乌拉制度给西康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赵尔丰改革乌拉制度,制定乌拉章程,规定西康藏民除了承担国家田地和牲畜赋税以外,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有偿乌拉差,但是给价很低。而且支用乌拉的人不守章程,办理乌拉者不思民困,应支乌拉者贿买、避差或逃亡,寺庙、汉籍垦民不担负乌拉等导致乌拉弊病丛生。历任西康统治者意图改革乌拉制度,制定各种《乌拉制度》和有关训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少部分得以实施,在短期内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很快被破坏。乌拉制度具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压榨的双重弊端,给西康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康民无暇经营土地和副业,甚至破产逃亡,严重阻碍了西康经济的发展进步,进而导致社会治安不稳。乌拉积弊难除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区地形崎岖险峻、经济落后、财政拮据、汉藏文化差异大以及战事频发等原因,导致西康当时无力投资道路建设,不得不借助乌拉这种原始交通办法;一是西康乌拉制度设计不合理、西康地区人事腐败、政令不通等,导致西康乌拉制度积弊难除。
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习考察团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习考察团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旨趣 |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史料概述 |
| 第一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动机研究 |
| 第一节 从塔什干到喀什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的“学者”身份 |
| 第三节 俄国学术组织的指令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科学院联系的建立 |
| 三、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合作”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协助 |
| 五、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委员会的联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彼得罗夫斯基的新疆考察活动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及其周边古迹的考察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对三仙洞石窟的考察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古城的定义及“鸽子窝”废墟的考察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察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库车、库尔勒收获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和莎车发现的古币及研究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的发现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在库尔勒等地的发现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币及文物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AI写作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探险队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协助 |
| 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地理考察和军事探察双重特性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地理考察的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政治探察的情报协助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协助 |
| 一、探险目的 |
| 二、探险经费来源 |
| 三、非法入境 |
| 四、彼得罗夫斯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及评价 |
| 一、格罗姆切夫斯基——英俄大角逐的重要参与者 |
| 二、格罗姆切夫斯基访问坎巨提的过程及结果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 |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三次亚洲考察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欧洲探险家的协助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和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死因的追查 |
| 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考察 |
| 二、各国政府和探险家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调查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追查 |
| 四、彼得罗夫斯基为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树碑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协助及评价 |
| 一、与彼得罗夫斯基的初次见面 |
| 二、1894-1902 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的多次协助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评价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坦因的协助 |
| 小结 |
| 第五章 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学者关于新疆考察的讨论 |
| 第一节 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指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曾交往的建立——新疆古AI写作本和文物流失的开始 |
| 二、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周边考察的指导 |
| 三、罗曾与彼得罗夫斯基里应外合应对英俄考古竞争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与奥登堡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一、奥登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佛学研究集大成者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寄给奥登堡的新疆收集品及二人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 三、关于库车考察方案的探讨 |
| 四、关于俄国委员会新疆考察方案的探讨 |
| 五、结语 |
| 第三节 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一、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 二、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语文献的研究 |
| 三、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代手稿的语言鉴定 |
| 四、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佛教手稿的确定及研究 |
| 五、未完待续工作 |
| 小结 |
| 第六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俄考古之争 |
| 第一节 英俄在新疆的考古之争——以彼得罗夫斯基书信为中心 |
| 一、国家为支撑的考古竞争 |
| 二、保尔获得库车梵文写本——英俄古文书竞争的催化剂 |
| 三、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的古文书收集 |
| 四、英俄对中国新疆古文书的研究 |
| 五、影响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伊斯拉姆·阿訇伪造“未知文字”古文书再考 |
| 一、伪造古文书的出现 |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三、斯坦因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 四、结论 |
| 小结 |
| 第七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特点、影响及其手稿收集品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新疆考察活动的特点 |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影响 |
| 一、打开了欧洲探险家新疆研究的大门 |
| 二、开启了俄国探险家新疆探险的新纪元 |
| 三、掀起了俄国外交官员收集新疆古文书的热潮 |
| 四、造成了我国珍贵文书文物的大量外流 |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的价值 |
| 一、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教手稿 |
| 二、其他未知语言古代手稿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外文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北工业考察团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西北的自然与社会概况 |
| 第二节 工考团成立前西北工业发展状况 |
| 第三节 国际国内政治状况 |
| 第四节 民国以来的西北开发政策与西北考察活动 |
| 第二章 西北工业考察团考察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西北工业考察团的前期准备 |
| 第二节 西北工业考察团成员构成 |
| 第三节 西北工业考察团的考察任务 |
| 第三章 西北工业考察团考察经过和成果 |
| 第一节 考察经过 |
| 第二节 考察成果及开发设想 |
| 第三节 工业考察团对西北工业的总体评价 |
| 第四章 西北工业考察团的影响 |
| 第一节 引发各界展开对西北工业发展的热烈讨论 |
| 第二节 促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开发西北 |
| 第三节 对西北工业开发实践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 文章的框架结构 |
| 2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本土化转型 |
| 2.1 学会本土化的动因 |
| 2.2 学会本土化进程及影响 |
| 3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籍学者群体的形成 |
| 3.1 学会中国学者群体体量的变化 |
| 3.2 在学会中的学术活动 |
| 4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籍学者的边疆研究 |
| 4.1 成立边疆研究机构 |
| 4.2 开展边疆考察活动 |
| 4.3 边疆自然科学研究 |
| 4.4 边疆人文社科研究 |
| 5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籍学者的边疆思想 |
| 5.1 对边疆问题的认识 |
| 5.2 对边政改良的主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题目释义 |
| 1.2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3 学术史回顾 |
| 1.4 史料来源及扩展 |
| 1.5 创新点和不足 |
| 2 西北大学边疆研究的缘起 |
| 2.1 外部时局变迁及政府的重视 |
| 2.2 西北大学的学术传统 |
| 2.3 学界边疆问题研究的兴起 |
| 3 西北大学相关学系的边疆研究 |
| 3.1 边疆研究的初步开展 |
| 3.2 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与边疆问题研究 |
| 3.3 西北大学边疆学人研究概述 |
| 4 学人的边疆认识与建设主张 |
| 4.1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问题的宏观认知 |
| 4.2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社会的调查与认知 |
| 4.3 西北大学学人对边疆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
| 4.4 西北大学学人边疆思想之评析 |
| 5 西北大学的边疆服务 |
| 5.1 积极推进社会教育活动 |
| 5.2 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初渋藏事 |
| 二、致力藏事 |
| (一)陪同西藏地方代表贡觉仲尼在南京活动 |
| (二)关于蒙藏事务的提案 |
| (三)关于蒙藏问题的报告 |
| 三、献身藏事 |
| (一)奉命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 |
| (二)初至拉萨 |
| (三)与西藏地方的商谈 |
| (四)奉命留驻拉萨办事 |
| 四、结语 |
（9）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设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蒙藏委员会之设立背景 |
| 第二节 蒙藏委员会之设立 |
| 第二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的设立 |
| 第一节 人员配备与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调查活动的规划与实施 |
| 第三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对边疆地区的调查报告 |
|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调查报告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 |
| 第三节 西北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 |
| 第四章 对边疆建设的推动 |
| 第一节 为蒙藏委员会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依据 |
| 第二节 为时人认知边疆提供资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康道段乌拉制度积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民国时期关于西康乌拉制度的研究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西康乌拉制度的研究 |
| 三、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来源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康道段乌拉概况与民国时期乌拉负担的加重 |
| 一、乌拉路线及站程分布 |
| 二、乌拉种类及差额划分 |
| (一) 乌拉种类 |
| (二) 差额划分 |
| 三、民国时期康道段乌拉负担的加重 |
| (一) 军队过境负担 |
| (二) 大官过境时的乌拉负担 |
| (三) 科学考察团过境负担 |
| 第二章 康道段乌拉制度积弊及其后果 |
| 一、乌拉章程先天不足 |
| (一) 站程长短不一 |
| (二) 各地差务不均 |
| (三) 各户差额不均 |
| 二、乌拉制度人事腐败 |
| (一) 支差人不守法纪 |
| (二) 办差人不思民困 |
| 三、乌拉积弊的后果 |
| (一) 增加民众的日常负担 |
| (二) 导致差民抗差逃差 |
| (三) 阻碍社会的发展 |
| 第三章 康道段乌拉积弊的整治过程 |
| 一、川边镇守使时期 |
| 二、刘文辉主政西康特别区时期 |
| (一) 改善制度章程 |
| (二) 创立官运乌拉事务所 |
| (三) 成立牧运公司 |
| (四) 设立监察制度 |
| (五) 设立递骑哨和修复台站 |
| 三、刘文辉主政西康省时期 |
| 第四章 康道段乌拉积弊难除的原因分析 |
| 一、客观原因 |
| (一) 地理环境特殊 |
| (二) 文化背景特殊 |
| (三) 经济落后 |
| (四) 战事连年 |
| 二、主观原因 |
| (一) 制度设计不合理 |
| (二) 人事腐败导致政令不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习考察团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4]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D]. 吴莉婷.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边疆（1922-1950） ——以中国籍学者群体为中心[D]. 章彤晖.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西北大学的边疆研究（1937-1949）[D]. 巩玮.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8]“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J]. 喜饶尼玛,李威颖.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 [9]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D]. 娄乃月.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民国时期康道段乌拉制度积弊研究[D]. 秋色.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标签：蒙藏委员会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 博物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