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国民经济总量统计的一般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冒小栋[1]（2021）在《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高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高铁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研究高铁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是高铁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高铁效应的评价理论、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等基本上以定性为主,缺乏一个系统、全面、定量评价高铁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的高铁经济效应评价研究是对高铁经济学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从界定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识别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开始,通过设计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构建并实现了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表、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等核算表的编制和分析。从而全面反映了高铁经济活动的运行数量特点、数量规律,客观评价了高铁经济总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乘数效应等,论文研究主要结论有:（1）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是全面、系统反映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有效工具。卫星账户用来衡量打破SNA中心框架的现有行业分类或产品分类之后重新组合形成的如高铁经济等特定领域、主题或部门的规模和贡献的数据系统,将卫星账户原理运用到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评价之中正好发挥了卫星账户可以解决行业统计口径不全的问题,全面描述高铁经济的生产过程、资金来源及流向、投入与产出关系、收入分配与使用等相关问题。利用卫星账户原理构建的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系统、全面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工具。（2）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7个大类,有33个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行业大类相对应的特有产业,分布在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高铁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高铁线路建设及服务”“高铁运输设备”等7个大类,23个中类,60个小类。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目录中有货物21种,服务39种;有22种特征产品、38种关联产品。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可以分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等共计33个。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布在“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品”“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玻璃及玻璃制品”等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3）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由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四部分组成。核算表之间的一些平衡项对应着高铁经济总产出、高铁经济增加值、高铁经济最终消费支出、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铁经济进口额和出口额、高铁经济最终支出、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等一些重要经济总量。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是为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提供数据来源,是编制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的基础,按照153产品部门分类的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中间产品矩阵为196?196方阵。（4）2018年高铁经济增加值为2,422.09亿元,占GDP比重为0.26%。收入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与生产法计算结果一样,其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占比分别为58.31%、10.04%、16.72%、14.92%,支出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显着大于生产法和收入法。固定资本形成总额4112.09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8.35亿元、就业人数为1,423,561人。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为276.65亿元,进口额为158.30亿元,进出口差值（净出口）为118.35亿元。（5）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感应度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取值范围为0.3657～1.5255之间,影响力大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影响力小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服务业,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为1.0290,稍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影响力。感应度系数取值范围为0.000～1.1855之间,只有“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3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大于1,其他40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为0.4346,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感应度。（6）高铁经济具有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等6个产品部门可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中间投入率高出约6个百分点,增加值率低了近6个百分点,单位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加值低了近14个百分点。从支出法增加值相关比例系数看,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差异较大,最终消费率（消费率）低了约3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了约40个百分点,净出口率高了近2个百分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等6个产品部门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7）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总产出15283.22亿元,完全居民收入2285.36亿元,分别为高铁经济总产出的1.95倍,为直接高铁经济劳动者报酬的1.62倍。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产出乘数为2.9553,差距较大。简单产出乘数效应最高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部门,最低的主要是服务业产品部门。“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G”等完全总产出最大的5个部门占全部完全总产出比例高达85.00%。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收入乘数为0.4540,收入乘数效应最高的前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服务业产品部门,最低的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制造业产品部门。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I型收入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类似、与简单收入乘数效应相反的特点。（8）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就业乘数为0.1150,差异较大,各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似的特点。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为4,897,457人,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1,423,561人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9）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4985.71亿元,为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简单增加值乘数均为1,平均I型增加值乘数为3.9099。各产品部门I型增加值乘数差异较大,呈现制造业产品部门高、服务业产品部门低的特征。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为4985.71亿元,是生产法和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比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多出158.30亿元。
童超[2]（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提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李燕辉[4]（2020）在《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升,社会各界对体育相关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体育统计从1985年萌芽至今,有关体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体育行业核算、以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为主要目标的体育产业核算以及投入产出核算中的体育产品部门核算。现有体育统计并不能完整反映体育经济活动的运行全貌,尤其难以从产品角度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卫星账户系统针对经济中特定的主题、领域或部门,遵循SNA的基本核算规则,为某个特定主题、领域或部门形成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账户系列,是用于测量特定行业的经济重要性的强大统计框架。它可以从特定领域内的产品视角出发,在识别出特定领域内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该领域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展现。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论文在SNA2008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框架指导下,采用卫星账户这一国际社会广为采用的方法进行体育经济核算,全面、系统地反映体育相关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科学测度体育的规模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探讨了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体系并开展编制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论文系统地梳理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了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程序,界定了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全面识别了体育特有产品,设计了体育卫星账户的基本核算框架与核算表式,并基于201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系列表格;进而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体育的经济效应、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性等角度分析了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论文得出了如下具体的结论。（1）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论文从体育产业统计工作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虽有体育行业统计、体育产业统计和体育产品部门统计,但由于存在SNA的生产范围未能包含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生产、现有体育统计未能完整反映SNA范围内与体育相关的生产活动及难以从产品视角为国家的宏观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等不足,提出从学理上要求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再由于各级政府部门对体育的管理需要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支撑、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水平的提升需要体育卫星账户助力、体育经济重要性的国际间比较有赖于体育卫星账户等因素,在我国构建体育卫星账户显得十分必要。而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渐趋完善、体育产业调查体系初具雏形、体育产业增加值核算的经验积累、其他国家卫星账户的成功编制等可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提供产品分类基础、基础数据来源、测算结果评估以及经验借鉴,使得构建我国体育卫星账户成为可能。（2）完整的体育特有产品目录展示了所有体育经济活动的成果。根据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起点是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在对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界定的基础上,依照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及步骤,论文识别出体育特有产品87种,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小类对应的产品多16种;它们与276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行业小类相对应,比《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小类多98个。论文主张将体育志愿服务纳入体育特有产品目录,以便科学完整地展现与体育有关的货物和服务。（3）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通过编制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直接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为1.910万亿元,体育增加值为7,894.267亿元,占2017年GDP的比重为0.954%;体育就业人数为472.947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为0.609%。体育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体育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直接效应来看,体育经济活动尚未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4）2017年我国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体育完全就业人数为1,439.839万人。通过乘数分析,计算得到了反映体育完全效应的总量指标:2017年体育完全总产出为3.023万亿元,是体育总产出1.910万亿元的1.583倍;2017年体育完全就业人数达1,439.839万人,占2017年全国就业人数的1.854%;体育完全增加值为11,543.06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396%。体育完全就业人数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于体育完全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考虑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后,体育经济活动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体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间接解决就业问题。（5）批发-S部门的经济效益最好。体育的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表明,不论是直接经济效益系数还是完全经济效益系数,批发-S部门都是最高的。软件服务-S、信息技术服务-S、保险-S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S这4个新兴服务部门的直接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合成材料-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信息技术服务-S和建筑安装-S这4个部门的完全经济效益排名靠前。（6）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最大,而房屋建筑-S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通过产业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部门基本上都来自制造业和建筑业,而服务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基本上都小于1。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S、家用器具-S、纺织服装服饰-S、其他交通运输设备-S和纺织制成品-S这5个部门排在前五。有18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大于1,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商务服务-S、金属制品-S和纺织服装服饰-S名列前茅。计算结果同时表明,57个部门中有12个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同时大于1,可以列为优先发展部门,其中6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S,合成材料-S,塑料制品-S,房屋建筑-S,土木工程建筑-S,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S）与体育场馆有关,4个与体育装备有关（纺织服装服饰-S、有色金属及其合金-S、金属制品-S、汽车零部件及配件-S）,充分说明了重视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体育装备的生产对发展体育大有益处。另外,各类体育商务服务如体育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体育旅游服务、体育会展服务等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
石凯[5]（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林光彬,拓志超[6]（2019）在《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梳理我国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提炼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学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总结这一理论的学术发展演变脉络,说明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与之的继承关系,为构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通过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学者将马克思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它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第二,宏观调控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学者在研究中与时俱进,在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同时,通过借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将国民经济看作有机整体,善于抓主要矛盾,同时强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种比例关系,将物资平衡看作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看作是关键,把实物平衡和价值平衡辩证统一起来,对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动规律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内核,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辩证取舍、继承创新。
袁继安[7]（2019）在《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文明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已成为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并于2015年再度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明确指出,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可以看出,国家近年正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监管进行新一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5年多来,围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新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部分省市也开展了试点工作,获得初步经验。论文以湖南省森林资源中的优势树种为研究对象,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2012》,以下简称SEEA-2012）框架内,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 1721-2008）及相关标准为依据,核算了2013年至2016年优势树种森林资源的林地、林木资产价值与主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在此基础上,按年份试编了2014-2016年连续3年的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对各有关要素及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作了分析;研究了湖南省在资产负债表试编阶段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尝试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研究结果如下。（1）2013-2016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林地面积累计增幅1.64%,各年度间同比增幅分别为0.76%、0.53%和0.34%,各年度间平均增幅为0.61%;各年林地资产价值分别为3702.05×108元、3823.18×108元、4332.59×108元和4889.11×108元。因价格上涨因素,林地资产价值各年度间同比增幅分别为3.72%、13.32%和12.84%,年度间平均增幅达到9.96%。（2）2013-2016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林木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3028.17×108元、3127.20×108元、3279.76×108元和3351.54×108元。年平均为3196.67×108元·a-1,单位面积林木账面价值为36300元·hm-2（不含利润、税金和运输费用等）。（3）湖南省优势树种林分生态服务功能实物量在2013-2016年间,年均为340.68×108t·a-1,单位面积年均3805.46 t·hm-2·a-1。其中,在实物总量上贡献最大者为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单位面积涵养水源量年均为3730.11 t·hm-2·a-1。除涵养水源功能外,其他各项服务功能从4年平均来看,所提供的实物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固土保肥、净化大气、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分别为34463.03×104t、22343.62×104t、10710.55×104t和31.14×104t,单位面积年均提供实物量依次为38.44 t·hm-2·a-1、24.92 t·hm-2·a-1、11.94 t·hm-2·a-1和0.035 t·hm-2·a-1。优势树种年均提供生态服务总价值近3200×108元,4年间累计增幅5.74%;在生态服务的各项目方面,以2016年为例,6大服务功能创造的价值总计为3304.4×108元,单项价值在60.30×108～848.55×108元之间,最高者为涵养水源功能848.55×108元,最低为积累营养物质功能60.30×108元,大小排序依次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保护>固土保肥>净化大气>积累营养物质>。各功能创造的价值在全部生态服务价值中所占比重处于2%-26%之间,（4）2013-2016年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分别为9855.23×108元、10090.77×108元、10840.51×108元和11545.04×108元,4年累计增长17.15%。其中,从4年平均观察,在优势树种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中,所占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林地资产39.44%,林木资产30.25%,生态服务30.31%。（5）2013-2016年间,森林年均被侵害面积1.595×104hm2·a-1,被侵害蓄积71.53×104m3·a-1。因毁林开荒等森林资源侵害因素造成的优势树种森林资源综合负债各年分别为19.82×108元、28.86×108元、27.41×108元和30.64×108元,各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0.201%、0.286%、0.253%和0.265%。2013-2016年,每1元的森林资源负债,有高达377元的可控森林资源资产来偿还（2016年）。湖南省优势树种森林资源净资产比重连续4年平均保持在99.7%以上。各年的森林资源资本积累率分别为5.42%、2.30%、7.47%和6.49%。（6）根据森林资源资产存量、价值、森林资源负债和净资产核算结果,结合生态学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方法与财务会计学下的“科目汇总表法”,经由科目汇总表和总账平衡表2个基础表,运用“资产=负债+净资产”平衡原理,可以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7）森林资源质量方面,2013-2016年的4年间,湖南省优势树种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累计上升10.9%,达到55.51 m3·hm-2,但相比于全国及国际平均值,仍有明显差距。研究该选题,可以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之间的一般规律;综合利用生态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寻求创新自然资源监管制度,加强资源保护,最终达到服务于生态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目的。研究发现,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在国内的研究与试点相当有限,相关报表的设计与编制亦在探索过程当中。对森林资源负债的项目设计与科学核算仍然相当不足,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对编制资产负债表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以加强资源管护和生态的可持续性,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国际社会上并无成法可依,未来可进一步依据国情,科学设计与细化报表考核指标,重点研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演变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科学规律等问题。
曹译文[8]（2019）在《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借鉴国内外文献对于综合运输（integrated transport,comprehensive transport）和综合交通运输概念的阐述,本文将综合运输定义为包含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和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总体规划等因素有机协调的运输体系。综合运输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完善的综合运输不但最大程度地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安全的客货运输服务,同时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相衔接,推动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亦是促进和保障我国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力手段。本文研究的综合运输法律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特定社会关系,即综合运输经营者、综合运输服务消费者、政府综合运输管理部门之间在综合运输活动中产生的纵向抑或具有公法性质的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各种必要的制度,促进和保障综合运输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和安全的运输服务,以及综合运输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于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综合运输发展和调整综合运输关系的法律尚处于初级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主要表现为调整政府代表国家管理各种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和少量设及综合运输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调整模式和调整程度难以满足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综合运输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的需要,不能为我国综合运输建设、运行和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不利于综合运输乃至我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我国综合运输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综合运输中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布局合理、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综合运输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外部关系,在深入剖析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得出我国现阶段综合运输法律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发展需要的结论。同时,运用法理学、立法学、经济法学和系统学的理论,以现行我国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为基础,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综合运输立法经验,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基础理论,包括综合运输法律的调整对象、目的、价值、基本原则和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并论证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制度体系和各项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的立法模式和主要内容的建议,为进一步开展综合运输法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将来制定《综合运输法》提供理论参考。除引言与结论外,本文包括五章。引言部分阐述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第一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体现在:我国综合运输发展迅速,但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存在缺失,在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和制度内容上均存在很大不足,不能反映综合运输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不能满足综合运输快速发展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制定《综合运输法》,构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体现在:现行调整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公法关系的法律已初步奠定了制定《综合运输法》的基础,国家重视完善综合运输法律、构建制度体系的政策导向,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以及立法部门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第二章“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运用经济法基础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定义和调整对象;运用法理学、经济法和法哲学的理论,论述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从建立和维护综合运输经济秩序,构建满足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需要的综合运输体系,实现政府对综合运输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保障综合运输业可持续发展角度,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运用立法学和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综合运输立法的特殊性,论述综合运输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从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两个层面,论述我国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结合立法模式的理论,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性立法模式,并与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的法律相衔接。第三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包括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管理体制的含义,从加强政府对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保障政府对综合运输依法和科学管理、满足综合运输对政府管理高要求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管理学、系统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管理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一是结合规划与综合运输规划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综合运输规划制度完善的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规划的编制与审批、规划实施评估、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规划制度之具体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市场准入规则、市场秩序规制、市场宏观调控规则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运用经济学和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和市场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之要点构想。第四章“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提出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包括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并对每一制度加以分析和论证。对于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一是结合资金和综合运输资金的含义,从综合运输建设与发展之需要,综合运输资金保障和合理配置之需要,法律规范与保障资金的供给、分配和使用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意义;二是从资金提供主体、融资渠道和融资鼓励政策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从惠及社会公众利益之需要、法律保障之需要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实施主体、监管主体和监管内容等角度,提出建立我国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服务供给稳定和使用安全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从综合运输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综合运输经营主体和消费者权益以及政府部门管理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意义;二是从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的原则、方式、具体要求和救济机制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之要点构想。对于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一是结合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从保障绿色交通发展的需要、安全普惠原则的要求等角度,分析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意义;二是运用环境法和绿色发展理论,从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等角度,提出建立和完善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之要点构想。第五章“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论述我国将来制定的《综合运输法》应采用纲领化模式,提出《综合运输法》主要内容的具体建议,并从立法位阶、立法内容和文本结构角度,论述《综合运输法》与现行调整单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港站等立法的衔接。其中,《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总则、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综合运输规划、综合运输市场管理、综合运输资金支持、综合运输普遍服务、综合运输安全保障、综合运输信息共享、综合运输绿色环保、法律责任和附则。结论部分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性观点。
张丽伟[9]（2019）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文中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其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文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这个主题,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比较相关照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方针,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国内与国际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若干重大关系。在高质量思想理论指导下,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积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评价体系、中观评价体系和宏观评价体系建设,其中,从产品、市场、企业、创新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微观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中观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微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微观经济体系中,产品是微观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的标的物;市场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场所与机制系统,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使用的价值实现过程;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发展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全社会最终产品的产出、效率、效益与资源配置水平;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品质量治理、市场体制机制、企业公平制度、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中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议题。中观经济体系中,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价值链系统,其体系分工、协调、升级的质量水平决定着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质量水平。城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协同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协同、相互作用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国际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交换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质量水平。推进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表现,也是保障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宏观经济体系中,宏观均衡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其均衡水平、程度、状况本身也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表现。国民分配质量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要议题,公平分配是经济善治的核心,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绿色发展质量是所有微观经济活动与行为的最终外部结果,是最终决定人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标的物。调控能力质量是政府全部经济管理活动的宏观效能总和,其制度体系、政策手段、管理能力等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全部经济活动的质量水平效能。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宏观经济均衡、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杨莹[10]（2019）在《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新时代以来,政策顶层设计日益凸显善治思维,社会建设整套改革举措渐次落地,慈善公益法制进程迎来突破,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更加优化。在系列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快速成长时期,组织数量、就业人数等指标持续稳步增长。社会组织不仅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逐步成为第三产业乃至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供给者。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却一直被忽视,政府、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甚至学术界也缺乏基本的关注和讨论。从政府统计的情况来看,反映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十分不足,仅有的能够反映经济规模的增加值数据又因不断受到慈善界和学者关于数据准确性的质疑而停止发布。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以经济学视角评价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崭新的研究维度,不仅能够客观地评估该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和长远意义,也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逻辑主线是“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被忽视——测量结果显示了值得重视的经济力量——应优化政策促进其经济发展”。首先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政府和学界普遍缺乏对该类组织真实经济贡献的认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作为研究视角和引导,阐述了社会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比较分析了国际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做法,调研考察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提出本文进行社会组织经济指标测算和数据分析的必要性。随后,对北京市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分析,获得结果主要包括: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重要的就业部门、提供服务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构成支出主体、增速超过整体经济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本测算研究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组织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梳理和借鉴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经济贡献情况及经验启示,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深化认识理念、构建核算体系、强化制度供给、提升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优化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二、试论国民经济总量统计的一般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国民经济总量统计的一般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高铁效应及分类研究现状 |
| 1.2.2 宏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3 中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4 微观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5 卫星账户研究有关现状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铁与高铁经济 |
| 2.1.2 高铁经济效应与高铁经济宏观效应 |
| 2.1.3 卫星账户与高铁经济卫星账户 |
| 2.2 国民账户与卫星账户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3 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原理 |
| 2.3.1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及平衡关系 |
| 2.3.2 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假定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
| 2.3.3 投入产出系数及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识别及分类 |
| 3.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高铁经济产业链与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 |
| 3.2.1 高铁经济产业链 |
| 3.2.2 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中有关高铁经济产业链的分类 |
| 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 |
| 3.3.1 高铁经济产品的划分与分类 |
| 3.3.2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和路径 |
| 3.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与行业小类 |
| 3.4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及特有产业分类 |
| 3.4.1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类 |
| 3.4.2 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及核算框架的确定 |
| 4.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1.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作用机理分析 |
| 4.1.2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 |
| 4.2.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思路 |
| 4.2.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体系的基本框架 |
| 4.3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 |
| 4.3.1 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 |
| 4.3.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 |
| 4.3.3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3.4 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 |
| 4.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扩展核算 |
| 4.4.1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作用 |
| 4.4.2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范畴 |
| 4.4.3 常用的就业统计指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表式 |
| 5.1 高铁经济相关产品部门分类 |
| 5.1.1 基于153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分类 |
| 5.1.2 基于42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 |
| 5.1.3 其他产品部门分类 |
| 5.2 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1 生产法与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2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与增加值总表 |
| 5.3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3.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 |
| 5.3.2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 |
| 5.4.1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4.2 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表测算及分析 |
| 6.1 高铁经济比例的确定 |
| 6.1.1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理想方法 |
| 6.1.2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实际方法 |
| 6.1.3 产品部门高铁经济比例测算结果 |
| 6.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建立及结果 |
| 6.2.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方法 |
| 6.2.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 |
| 6.3 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1 生产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2 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3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4 高铁经济增加值总表测算及分析 |
| 6.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总量指标测算 |
| 6.4.1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
| 6.4.2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测算 |
| 6.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总量测算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高铁经济产业关联及乘数效应测算与分析 |
| 7.1 高铁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 7.1.1 后向联系(拉动作用)分析 |
| 7.1.2 前向联系(推动作用)分析 |
| 7.1.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和感应度综合分析 |
| 7.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乘数效应分析 |
| 7.2.1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产出乘数效应分析 |
| 7.2.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收入乘数效应分析 |
| 7.2.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分析 |
| 7.2.4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增加值乘数效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2）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卫星账户有关研究现状 |
| 1.2.2 体育卫星账户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研究范畴与相关理论 |
| 2.1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概念 |
| 2.1.1 体育卫星账户的涵义 |
| 2.1.2 体育卫星账户之“体育”的概念辨析 |
| 2.2 体育卫星账户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2.3 体育卫星账户编制的方法论 |
| 2.2.4 基于体育卫星账户的体育经济影响测评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和分类问题 |
| 3.1 体育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体育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
| 3.2.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中的体育行业 |
| 3.2.2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体育产业 |
| 3.3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品分类 |
| 3.3.1 产品分类的基本原则 |
| 3.3.2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步骤 |
| 3.3.3 体育特有产品的识别结果 |
| 3.3.4 体育特征产品 |
| 3.4 体育卫星账户所需的产业分类 |
| 3.4.1 体育特征产业 |
| 3.4.2 体育关联产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框架 |
| 4.1 基本核算 |
| 4.1.1 体育增加值核算 |
| 4.1.2 体育投入产出核算 |
| 4.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1.4 体育进出口核算 |
| 4.2 扩展核算 |
| 4.2.1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 |
| 4.2.2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体育卫星账户的主要总量及基本表式 |
| 5.1 宏观经济指标 |
| 5.1.1 体育最终支出 |
| 5.1.2 体育增加值 |
| 5.1.3 体育劳动力 |
| 5.1.4 体育进口额和出口额 |
| 5.1.5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 5.2 基本表式 |
| 5.2.1 核算表中的体育相关产品部门 |
| 5.2.2 体育增加值表 |
| 5.2.3 体育投入产出表 |
| 5.2.4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2.5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2.6 体育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2.7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2.8 体育志愿服务核算表 |
| 5.2.9 体育非货币指标表 |
| 5.3 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1 体育特征产品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3.2 其他产品类别的体育比例的确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体育卫星账户在我国的应用实践 |
| 6.1 体育卫星账户的核算表及结果 |
| 6.1.1 体育投入产出表及结果 |
| 6.1.2 体育增加值表及结果 |
| 6.1.3 体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及结果 |
| 6.1.4 体育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及结果 |
| 6.1.5 体育劳动投入核算表及结果 |
| 6.1.6 体育增加值与体育就业人数对比分析 |
| 6.2 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评结果分析 |
| 6.2.1 体育的经济效应结果分析 |
| 6.2.2 体育的经济效益结果分析 |
| 6.2.3 体育的产业关联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启示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5）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 1.5.1 难点问题 |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 3.3.2 模型的求解 |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 4.1.1 单一指标 |
| 4.1.2 多指标 |
| 4.1.3 虚拟变量 |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 4.4 本章小结 |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1.1 准则依据 |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 5.4.1 本章小结 |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 8.2 建议与启示 |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3.1 存在的不足 |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森林资源核算 |
| 1.2.2 自然资源账户与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
| 1.2.3 国外环境审计与中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创新 |
| 1.2.4 国内外研究述评与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及重点与难点 |
| 1.4.2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2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森林资源与森林资源核算 |
| 2.1.1 森林资源的内涵、分类与特征 |
| 2.1.2 森林资源核算的内涵与原则 |
| 2.1.3 森林资源核算的指标体系 |
| 2.2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与净资产 |
| 2.2.1 森林资源资产的确认与分类 |
| 2.2.2 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必要性以及分类与特征 |
| 2.2.3 森林资源净资产的确认及意义 |
| 2.3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 |
| 2.3.1 森林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 |
| 2.3.3 森林资源核算理论 |
| 2.3.4 委托代理理论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 |
| 3 研究区概况 |
| 3.1 湖南省自然地理概况 |
| 3.2 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3.3 湖南省森林资源概况 |
| 4 森林资源核算方法 |
| 4.1 森林资源资产核算方法 |
| 4.1.1 森林资源的计量属性与评估方法 |
| 4.1.2 林地资产核算方法 |
| 4.1.3 林木资产核算方法 |
| 4.1.4 生态服务核算方法 |
| 4.2 森林资源负债与净资产核算方法 |
| 4.2.1 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方法 |
| 4.2.2 森林资源净资产核算方法 |
| 5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建 |
| 5.1 传统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与作用 |
| 5.2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内涵及其定位 |
| 5.3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建议结构 |
| 5.3.1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国际经验 |
| 5.3.2 我国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设想 |
| 5.4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
| 5.5 现阶段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困难 |
| 5.5.1 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一般性困难 |
| 5.5.2 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在业务与技术上的困难 |
| 5.5.3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在干部离任审计中的局限性 |
| 6 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与净资产的核算 |
| 6.1 林地资产的核算 |
| 6.1.1 林地资产核算结果 |
| 6.1.2 林地资产核算结果分析 |
| 6.2 林木资产账面价值的核算 |
| 6.2.1 林木资产账面价值核算结果 |
| 6.2.2 林木资产账面价值核算结果分析 |
| 6.3 森林生态服务的核算 |
| 6.3.1 涵养水源的核算 |
| 6.3.2 固土保肥的核算 |
| 6.3.3 固碳释氧的核算 |
| 6.3.4 净化大气的核算 |
| 6.3.5 积累营养物质的核算 |
| 6.3.6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算 |
| 6.3.7 生态服务功能汇总核算 |
| 6.4 森林资源综合负债与净资产的核算 |
| 6.4.1 森林资源负债的核算 |
| 6.4.2 森林资源净资产的核算与分析 |
| 7 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分析 |
| 7.1 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探索编制 |
| 7.1.1 编制资产负债表前的年终清理与账务准备 |
| 7.1.2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步骤 |
| 7.1.3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结果 |
| 7.2 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分析 |
| 7.2.1 森林资源资产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 |
| 7.2.2 森林资源质量变化分析 |
| 7.2.3 有林地、防护林地及其他林地增长率分析 |
| 7.2.4 公益林和商品林面积结构变化动态分析 |
| 7.2.5 林业与非林业经营活动减少森林资源分析 |
| 7.2.6 资产负债率与资本积累率分析 |
| 8 讨论与结论 |
| 8.1 讨论 |
| 8.1.1 优先解决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一般性困难 |
| 8.1.2 统一标准,集中克服业务与技术上的困难 |
| 8.1.3 充分发挥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在离任审计中的作用 |
| 8.1.4 研究展望 |
| 8.2 创新与不足 |
| 8.2.1 研究创新 |
| 8.2.2 研究的不足 |
| 8.3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林木资源分类 |
| 附录 B 计算森林资源预计负债用的年金现值系数表（部分） |
| 附录 C SNA-2008国家资产负债表 |
| 附录 D SEEA-2012价值型资源账户概念格式 |
| 附录 E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价值量)核算表 |
| 附录 F 林地租赁合同书 |
| 附录 G IPCC推荐使用的木材密度(D) |
| 附录 H (按龄组)2014-2016湖南省优势树种调节水量 |
| 附录 I 长沙市城区供水用户分类 |
| 附录 J (按龄组)2014-2016湖南省优势树种涵养水源价值 |
| 附录 K 大气污染物当量值(部分) |
| 附录 L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一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必要性 |
| 一、综合运输迅速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 |
| 二、我国现行综合运输法律完善之需要 |
| 第二节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的可行性 |
| 一、国家重视综合运输发展的有利政策导向 |
| 二、现行综合运输法律的基础支持 |
| 三、国外综合运输立法经验可供借鉴 |
| 四、国家对综合运输立法的关注度提升 |
| 第二章 我国综合运输立法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 |
| 一、综合运输法的定义 |
| 二、综合运输法的调整对象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律的价值 |
| 一、法的价值与经济法的价值 |
| 二、综合运输法律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 |
| 三、综合运输法律的秩序价值 |
| 四、综合运输法律的效率价值 |
| 五、综合运输法律价值冲突的解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目的 |
| 一、确立综合运输立法目的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立法的具体目的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立法的基本原则 |
| 一、基本原则确立的依据 |
| 二、制定《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
| 三、《综合运输法》应遵循的特殊原则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法律制度架构 |
| 一、综合运输法律制度确立的依据 |
| 二、综合运输法律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核心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管理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管理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规划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规划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市场规范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章 我国综合运输法律的保障性制度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 |
| 一、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资金支持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 |
| 一、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普遍服务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三节 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 |
| 一、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安全保障制度的要点构想 |
| 第四节 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 |
| 一、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信息共享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节 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 |
| 一、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的含义和意义 |
| 二、综合运输绿色环保制度要点构想 |
| 第五章 制定我国《综合运输法》的建议 |
| 第一节 《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和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一、《综合运输法》的立法模式 |
| 二、《综合运输法》与现行立法的衔接 |
| 第二节 《综合运输法》的主要内容建议 |
| 一、总则 |
| 二、综合运输行政管理体制 |
| 三、综合运输规划 |
| 四、综合运输市场管理 |
| 五、综合运输资金支持 |
| 六、综合运输普遍服务 |
| 七、综合运输安全保障 |
| 八、综合运输信息共享 |
| 九、综合运输绿色环保 |
| 十、法律责任 |
| 十一、附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1 1978-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指标对比情况 |
| 表1-2 全社会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3 各运输方式客货运量和周转量变化 |
| 表1-4 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港口 |
| 表1-5 2018年全国铁路运输量与其他交通运输业比较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的词义与内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词义辨析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一、经济:定义、内涵、特征 |
| 二、发展:定义、内涵、特征 |
| 三、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一、质量:定义、内涵、特征 |
| 二、经济质量:定义、分类、关联 |
| 三、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第三节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意义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词义内涵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二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理论指导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享发展 |
| 四、坚持用发展新理念统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
| 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经济发展方针 |
| 二、构建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模式 |
| 三、推动城乡区域国际经济协调发展 |
| 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关系 |
| 一、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
| 二、处理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 |
| 三、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决定的相互关系 |
| 四、处理好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 |
| 五、处理好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的相互关系 |
| 六、处理好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相互关系 |
| 七、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 |
| 八、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三、评价体系的框架选择与基本遵循 |
| 四、加速构建三层多维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微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微观经济理论研究要义 |
| 二、微观质量评价四大问题探析 |
| 三、微观评价指标体系构成研究 |
| 第三节 中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产业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城乡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区域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国际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宏观均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国民分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调控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章 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品质量治理建设 |
| 一、我国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历程 |
| 二、我国产品质量治理面临挑战 |
| 三、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
| 一、现代市场结构体系建设 |
| 二、现代市场机制体系建设 |
| 三、市场价格机制建设 |
| 四、市场竞争机制建设 |
| 第三节 企业公平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二、推进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建设 |
| 三、推进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建设 |
| 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正确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心 |
| 三、高质量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
| 第五章 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产业经济高质量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加快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 |
|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四、加快服务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
| 二、推进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
| 二、重点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牢固树立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国际投资高质量发展 |
| 四、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建设 |
|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 |
| 第六章 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推进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
| 一、坚持宏观均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 二、构建供需均衡型经济发展格局 |
| 三、高质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构建高质量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
| 一、推进国民收入分配高质量建设 |
| 二、推进初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三、推进二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四、推进三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第三节 推进资源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 |
| 一、充分重视资源生态环境建设的深刻重要性 |
| 二、推进资源节约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三、推进能源发展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四、推进环境保护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五、推进生态多样性高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构建高质量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 一、全面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
| 二、推进政府调控思想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 |
| 三、推进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高质量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社会组织经济功能研究 |
| 二、社会组织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目标 |
| 第二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范畴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支持 |
| 一、社会经济理论的启示 |
| 二、资源配置理论的要义 |
| 三、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 |
|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范畴 |
| 一、政策文件的演变发展 |
| 二、学界研究的观点探讨 |
| 三、本研究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机制分析 |
| 一、社会组织直接经济贡献 |
| 二、社会组织间接经济影响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的现状和问题 |
| 第一节 国外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的经验做法 |
| 一、SNA体系中的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 |
| 二、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手册》的倡议 |
| 三、非营利部门核算方法的持续改进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现状 |
| 一、国民经济核算总体情况 |
| 二、第三产业经济核算存在短板 |
| 三、社会组织经济核算仍在起步 |
| 四、社会组织经济核算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测算和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测算方法设计 |
| 一、测算思路和样本选择 |
| 二、数据采集和处理 |
| 三、测算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
| 四、测算方法的不足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测算结果 |
| 一、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 |
| 二、重要的就业部门之一 |
| 三、富有特色的经济结构 |
| 四、较高的经济增速 |
| 五、有待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特点分析 |
| 一、主要优势 |
| 二、问题短板 |
| 第五章 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研究思路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情况 |
| 第一节 美国非营利部门经济图景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美国特色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非营利组织经济面貌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日本实践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德国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经济影响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澳大利亚特征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经验启示 |
| 一、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 |
| 二、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
| 三、宽严并济的法律规制 |
| 四、卫星账户具有核算优势 |
| 第七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结论分析和思考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制约因素 |
| 一、政策制度因素 |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因素 |
| 三、经济社会环境因素 |
| 第三节 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 |
| 一、深化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认识理念 |
| 二、构建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体系 |
| 三、强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供给 |
| 四、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试论国民经济总量统计的一般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D]. 冒小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体育卫星账户的编制构想与应用研究[D]. 李燕辉.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2)
- [5]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中国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基于学术史的研究[J]. 林光彬,拓志超. 政治经济学报, 2019(03)
- [7]湖南省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D]. 袁继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05)
- [8]我国综合运输立法问题研究[D]. 曹译文.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D]. 张丽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D]. 杨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标签：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