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传播文化中心的现代性重建——跨文化语言传播观念论（论文文献综述）
余文婧[1]（2020）在《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文中指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中缅、中老边境“直过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少数民族众多,母语认同较高,能力较强,语言使用长期处于自然随意状态。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语言生活问题值得学者们去关注。经过国家、政府及语言工作者的努力,国家通用语言在云南跨境“直过民族”贫困地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并未把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合理的规划,家长和教师的管理不到位,管理策略欠缺,种种因素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率低,能力弱;此外,当前现有研究仅涉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人口、文化教育方面,对家庭语言规划、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涉之甚少。因此,结合当前国家形势,助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控制力,加强宏观政策和微观语言规划相结合,形成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系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的有效提升已迫在眉睫。本研究结合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及语言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以家庭语言规划为基础,以国家通用语言传播为背景,以儿童、家长及教师为目标对象,对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状况进行剖析。全文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调查方案设计。第三部分为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现状,主要通过数据统计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内容包括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实践、管理三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意识主要体现为期望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价值认同;国家通用语言实践包括语言基本能力和应用能力、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情况;国家通用语言管理主要包括家长、教师对儿童的语言认同管理、语言实践管理和管理策略。第四部分为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和成因,特点主要表现为:规划意识低、实践少、管理弱;成因主要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第五部分是对勐腊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思考及提升建议,本文充分挖掘现状背后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础教育建设、脱贫减贫等社会问题,分别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媒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秦阳[2]（2020）在《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视角》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北京首都功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交往中心作为首都的核心功能之一被凸现出来。北京打造国际交往活跃、国际化服务完善、国际影响力凸显的国际交往中心,离不开国际化社区建设,尤其是新型国际化社区的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关于交往实践的思想对指导当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实践与生产实践密不可分,精神交往是物质关系的产物,交往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世界历史的形成,交往方式的发展制约着人类解放的进程,生产的普遍化和交往的普遍化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就其现代发展而言:国际交往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是国际交往的重要保障。北京国际化城市建设目标定位经历了为国际交往创造条件、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等阶段的变化。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也涌现了朝阳麦子店、西城椿树社区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先进社区。这些国际化社区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微观实践,也是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落脚点。当前,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集体归属感不强、交往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不够、多元文化主体参与度不高、社区共同体意识没有形成。究其原因,主要包括:语言沟通仍存在一定困难、国际化社区建设路径不丰富、主体性文化建设仍有差距、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水平亟需提高、未建立起共同的精神纽带。有鉴于此,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应确立新的建设目标,形成多元互鉴的文化共识、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信任与融洽的心理认同、守约与合作的行为认同,从而体现出多元文化包容性强、科学技术支撑性高、思想建设比较完善的特点。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构建开放包容和谐的交往规范、搭建智能化的科技文化空间。具体而言,应通过社会网络推动社区交往,以公共行为助力社区参与,用社会资源提升社区环境,搭建社区多元化公共交往平台,将北京精神融入新型国际化社区,构建国际化社区共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探索出国际化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经验。
徐锋[3]（2020）在《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资源,对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传播和认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和思想价值,以期让中华民族灿烂的东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武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开始,在探索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演变历程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并以史为鉴,汲取优秀的思想道德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本文主要围绕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厘清“武德”、“传统武德”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武德思想的实质;其次,梳理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武德思想内容及其特征,以及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以少林和武当两个文化流派作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传统武德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然后,通过对传统武德思想的梳理与分析,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重估;最后,揭示和弘扬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当代价值。基于此,本文研究观点主要概括如下:第一,武德概念最早萌芽于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的劳动,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与发展。早期的“武德”与军事发展脉络相契合,既存在于彼此交融的个体与集团间,又分别存在于内涵各异的个体武德和军事武德中。个体武术武德或民间武术武德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传统武德既指传统的武德,又指武德的传统。传统的武德主要指历代存留下来的武德伦理思想、制度和规范,而武德的传统主要指从古延续至今、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德伦理传统,囊括实践领域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传统武德思想的实质涵盖所有与“武”有关的思想品德内容,包括道德自觉、行为规范和精神价值等。第二,不同历史时期,武德思想内容和文化特征不同。本文以古代历史上武德文化特征明显、武德思想鲜明为分期理念,把武德思想的发展分为先秦、盛唐、宋元、明清四个主要时期。先秦经历了历史上重要大变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思想大繁荣大发展,“尚礼、尚谋、尚侠”是当时主要的武德思想内容。盛唐时期,唐王朝的开明政治与繁荣经济为社会形成崇武尚侠风气打下基础,“以武壮志、以武立志、以武言志”成为当时武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宋元时期,在“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下,导致民间习武结社规范化、民间武术表演娱乐化特征明显,从而推动武术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明清时期,明代的兵家思想为武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清王朝对民间武术的镇压使民间秘密结社和清规戒律兴起,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使侠者们行侠天下,镖师们侠骨义胆的高尚武德使镖局和镖师们镖行天下。第三,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墨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之根。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阴阳、佛家的禅定、墨家的侠义等思想,在传统武德思想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性的中国传统武术,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传统武术文化流派及特征,少林功夫和武当武术是其中的典型。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少林功夫修禅悟道的武德传统。道教文化与武当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武当武术养生修道的武德传统。少林武德与武当武德,形象反映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特征。第四,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反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形成了一套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教育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忠诚守信的精神节气,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优秀传统。由于历史局限性造成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神秘性和虚幻性等消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武德思想中的糟粕,要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要使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发挥时代价值,满足现实需要,必须要对传统武德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武德思想的仁勇结合、内外相应、古今相继和真善相随。第五,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自觉”后,留下优秀的武德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挖掘与弘扬,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应积极发挥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内容优势、融入优势和传播优势,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和共享,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翟慧慧[4]（2019）在《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价值提升研究——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文中研究表明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是亚洲传媒信息集散中心。"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电视媒体及香港电视播音主持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香港播音主持传播具有特殊性,它为实现香港及香港民众融入国家发展大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舆论环境。香港电视普通话播音、粤语播音根植于中华文化,成长于祖国日渐强大的历史机遇期,担负着传承中华文化、传播多种文明、促进东西方交融的历史使命。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价值提升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阚侃[5]（2018）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化间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与国际间合作和交流日益增多,对具备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除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中交际能力培养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如何在各种文化差异之间建立一种文化关联,激活文化的间性特质,使文化之间能够相互关联,相互融合,促进彼此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要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文化间性问题进行研究,使文化间性所传达的理念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有所彰显。本文基于现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的梳理归纳,从哈贝马斯提出的文化间性理论的哲学视角出发,构建文化间性视域下的跨文化能力维度框架,使文化间性理论的核心能够在跨文化能力维度框架中有所凸显。本文将文化间性视域下的跨文化能力维度框架分为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思维、跨文化意识三个维度,并且进行了具体的划分和解读。同时,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框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验证,最后针对该维度框架,对目前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提出建议和策略。
宋晓丹[6]（2017）在《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文中提出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黄丽娟[7]（2017）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各种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传播各种政治文化信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工、转化所接受的信息,进而完善政治人格、充实政治自我、更新政治观念,将内化的政治意识转化为政治行为实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灌输"和作为个体的政治学习的"内化"共同组成。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三个要素构成。理论学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当下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所做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主要回答"是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理想是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的问题。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是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的桥梁,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视阈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遵循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借助政治社会化的介体和方式两个维度来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的运行,即研究在政治社会化的传播阶段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化阶段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如何实现认同和内化;在政治社会化的外化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化将意识形态的策略主张外化为行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国6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进行历史考察和宏观梳理,可以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特点、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建设在历史铺陈中经历的整合、冲突、调适、传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顺理成章地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各个行业的渗透运用,将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意识形态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意识形态。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了"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灌输成效显着;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过于简单化、形式主义凸显,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向、强制,意识形态整合过度依赖批判运动,夸大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度强调理想信念的培养,忽略现实利益的满足。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国度里,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萌长相得益彰。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里,提炼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的基本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民本导向,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兼顾坚定的主导性与包容的多样性,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意识形态指导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发展之路。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诱致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缺憾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一致性或层次性或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深入人心、实现内化认同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丰富,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有时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大众传媒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意识形态,但却仍不能深入人心,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漂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提出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全盘解决"效果的速效论,以及那种不考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规律和不同受众的接受特点的漂浮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消费主义、"媒体公器论"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媒体主导权,"后真相"现象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助力西方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存在理论传播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缺乏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僵化空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着社会变迁诱致的价值断层导致认同弱化、部分党员的腐败行为耗损合法性基础的不足;此外,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切都削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清晰地提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必须借助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创设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体系,在"话语形象"上,应由"政治符号"转为"文化符号",在"话语表达"上,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认同向日常生活感性认同的转化和深化过程,我们应立足于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将意识形态的显性引导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的特点,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张军锐[8]（2016）在《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主体性承载着现代人文精神的滥觞,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自我意识、提升自身能动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媒介工具的创造与革新,使媒介已经并且正在成为人们维系正常社会交往、推动自身主体性不断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所以,人们在数字交往时代所表现出的主体性,更多的是由数字传播技术工具所赋予的能动性与开放性,它们将进一步成为交往主体实现新一轮自我建构的内在价值基础。本文立足于人与媒介之间的这一基本逻辑关系,通过剖析数字传播技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之间的互动影响,力图确立一种以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视角,来阐释数字媒介对于建构普通人的精神家园的现实作用。这对我们研究当前人们的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现象、理解媒介与人的关系、探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推动交往进步的核心力量,现代媒介拓展了主体性的动力机制,通过日益人性化的技术发展路径,为普通交往者打造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主体之维,以及不断延伸的主体价值适应方式。随着数字交往时代的到来,各类新兴的数字媒介在推升主体流动性的同时,也在全方位加速人的主体性在数字交往语境中的嬗变。因而,作为交往主体的普通人,其主体性在面对前所未有的颠覆的同时,也在充分享有技术演化带来的交往自由与价值重构,使主体镜像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空间化、个体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社交型数字媒介的崛起,进一步为基于普遍的个体化、高维化流动情境中的主体拓展了交往实践的途径,也为其主体性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传承与现实隐喻。主体交往方式的自媒体化,在加速主体性的社会化延伸与社群化效应的同时,也在悄然导致更多群体化特征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数字依赖的产生,便是对数字交往时代所特有的技术隐喻的最好例证。数字媒介工具在助力于主体对多元自我的体验与建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凝聚、强化主体在现实交往实践中的自我动力机制,从而促使主体在高度流动的技术演化之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及时适应,进而确保主体能够尽可能充分的沿着人类技术创新的道路,在多元纷繁的交往互动体系与自我身份切换中,通过不断的参与、体验与调适来颠覆旧我、塑造新我,在广袤无垠的数字家园中乐享交往自由,重建主体性。
马慧茹[9]（2015）在《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认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时期以来回族作家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及关注和反映回族生活现实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以主题研究和审美文化批评为主,以文化认同研究作为重要理论依据,探讨民族个体话语与民族、国家、身份等话语之间的内隐或外显关系,试图对多元文化背景中回族作家多重文化身份的形成、矛盾及调适等问题进行纵深发掘。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是回族作家从艺术与审美的高度观照回族生活进行的表意实践,展现出明显的文化认同、自觉意识,同时又通过这种文学创作活动和具体文本,进一步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机制。因此本论文并非是对于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一次全景式扫描、概括与梳理,而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尤其是兼具民族性、文化性、审美性的作家及其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做一些针对性的研究和探讨,通过从文本中获得回族作家进行文化认同的相关内容,分析作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理念,并同时考察作家多重文化身份建构中,创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景观的方式和途径。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在文化认同中的文学乡愁,引发作家的怀旧与追忆,在怀旧与身份建构的双向交织中,作家的文学创作实现了审美超越,获得丰腴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从而推动了回族作家文化认同的步伐,确认了回族作家的文化身份与发展方向。回族作家以开放的心态超越个人、民族界限的阻隔,通过审美性的情感超越意指多元并包的审美共通性。他们很自然地运用文学创作在永恒命题方面寻找民族的根源,在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中进行艺术的审美表达与创新。当代回族作家的文学表达也因此能够在审美的高度与他者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本文的研究基础是细读阐释大量回族作家作品文本,围绕文学与文化的内在紧密联系,运用文学—文化批评方式,结合宗教、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理论,对当代回族作家作品进行文化与美学的研究:绪论部分,首先对选题的缘由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并提出选题研究将要解决的问题,即问题意识的表述;其次,阐述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分别在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方面体现;再次就选题的研究现状,重点是对论文写作中运用的核心理论,即文化认同及其内涵的国际、国内着作、文献及理论进行介绍和梳理,并详述从文化研究及文化理论对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最后,交待论文写作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独创性。第一章重在从当代回族作家及其创作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全球化时代出发,认为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回族作家既在多重文化碰撞中感受到利于身份意识强化和发展空间的机遇,又拓展了展示本民族文化“差异性”“独特性”的创作空间。但是在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中,回族作家也面临新的挑战——同质化的可能。所以当代回族作家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出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焦虑、重视和重建文化传统的愿望。因此本章的第二节是对“文化认同”进行学理分析,并认为“文化认同危机”中的异质感和危机感成为激发回族作家进行文化书写的正能量,因为这使得回族作家表现出明显的自觉与强化身份的意识,并积极进行身份认同的探索。第二章以当代回族作家作品中的文化书写为切入点,探究回族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作家身份的形成来源于个人成长中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形成过程;受到伊斯兰文化、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具有民族性的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吸收转化中,还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思想,希望在中国多民族一体发展中获得身份认同的强大力量支持。“民族性”、“家国同构”、“多民族文化”的内涵表现是此章选取和论述的重心。第三章旨在探讨当代回族作家基于文化认同建构之上的文学表达特点和方式。由于回族作家吸收转化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品格和艺术风格,因此在面对当代文化普遍“同质化”带来的“家园失落感”;而“差异化”又促使他们的文学表达走向对民族文化和家园情感的回顾;于是在“寻根”情结主导下,其表达策略从语言到叙述都显示出一种重建传统、恢复家园情感的强烈探求。所以用文学建构了一个异于日常空间的文学景观世界,以多种主题展开分析和反思。第四章一方面开掘当代回族作家作品中的“文学乡愁”,这是从文化身份焦虑感中衍生出的潜在情绪,并同时连接着作家对当下文化多重性的各种反应;一方面阐释作家用怀旧追忆的写作手法重建文化传统的意图和目的,这是作家通过文学文本本身所自然形成的情感线索和现代价值;最后,将回族作家作品经由文化认同后提升到的审美取向进行凝练提取,从“审美超越”到反映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本章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审美批评与价值定位,又提升了本选题的研究价值。结语部分对全文予以总结,并对当代回族作家的在现实中的展望,在坚守中的反思,等问题予以补充阐释,并对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提出一定合理的建议与批评。
张颖[10]（2014）在《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文中研究表明文学经典的相关讨论自1980年代以来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长期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催生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至今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仍有着巨大的话语容量和探讨空间。但在现有的讨论中,许多研究忽视了“文学经典”问题在国内出现的语境,同时缺乏对较长时段的文学经典研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造成了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是由西方文化研究带来的伪问题还是中国文学研究和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节点、“文学经典”作为评价标准是否还具有适用性、当下文学研究是否进入了“后经典时代”以及文学经典的戏仿大话是经典的“终结”还是“新生”等问题至今缺乏基本的共识。文学经典理论建构亟待完善。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与其身处的媒介文化语境直接相关。以媒介体制、技术和传播内容等为主要因素的媒介文化是文学经典在当代传播的具体语境,也是研究者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探讨1980年代以来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对论争的发生及发展、论争方式与形态、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一梳理,以立体呈现近四十年间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文化语境和总体状况,系统分析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得失,进而阐明文学经典在当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和理论适用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主要描述和总结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媒介文化嬗变的视野中对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历史、动态和立体的分析。第一章,中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从中西“经典”词源流变分析入手,以时间为序分五个阶段对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思考国内文学经典问题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国内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历史回溯,并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中媒介文化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出现进行了讨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线索。第二章,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主要讨论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为中心的相关论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80年代的报刊出版等活动共同决定了媒介文化的精英化和启蒙性的特征,并参与到了以启蒙话语为主要价值指向、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为中心、以作品重读和文学史重写为主要形式的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当代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的大量翻译都参与到了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与潜滋暗长的大众文化一同构成了对经典建构的挑战。在官方/民间/精英、古代/现代/当代、中国/西方等多组力量的对比与互动中,1980年代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初步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为当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以继承和颠覆的传统。第三章,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主要讨论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1990年代的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学研究学院化和文化价值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以视觉形式为主要媒介、以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文学经典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使得文学经典在不断扩展其影响范围的同时,其标准和文本的权威性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已不再单纯地借由文学史来确立,文学批评的转型、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加剧,制约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变得多元而复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和消解着经典建构的努力。第四章,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本章在以社会文化的媒介化为总体特征的语境中分析2000年以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2000年以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开启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电子媒介传播,推动社会文化走向了媒介化、全球化。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将关注点转向了当代文学,在媒介的推动下,以层出不穷“文学事件”为主要表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关于文学经典认知的混乱。同时,带有总结性和建构性的文学经典研究活动以当代文学60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为契机展开;另一方面,在长期讨论的基础上,研究者积极展开了本土文学经典理论研究的探索,文学经典作为文学和文化价值判断的体系重获理论活力。结语,文学经典的理论重构。总结了 19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价值意义及不足,强调了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重建是理解和解决文学经典论争的关键。对文学经典理论的重建应该充分考虑其本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借鉴现有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媒介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从文学经典理论、文学经典秩序和文学经典阐释三方面入手,构建中国经典理论和实践体系。
二、语言传播文化中心的现代性重建——跨文化语言传播观念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语言传播文化中心的现代性重建——跨文化语言传播观念论（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背景 |
| 二、学术界研究综述 |
| 三、选题研究的理论及方法 |
| 四、选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五、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调查方案设计 |
| 第一节 调查原则 |
| 一、系统性原则 |
| 二、科学性原则 |
| 三、客观性原则 |
| 第二节 调查布点 |
| 一、调查地点的概况 |
| 二、调查地点的选择 |
| 第三节 调查对象 |
| 一、调查对象的确定 |
| 二、调查对象的构成 |
| 第四节 调查步骤与方法 |
| 一、调查步骤 |
| 二、调查方法 |
| 第二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 |
| 第一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状况 |
| 一、 “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的语言意识 |
| 二、 “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长的语言意识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教师的语言意识 |
| 第二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实践状况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及家长的国家通用语言基本能力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及家长的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教师的普通话基本能力及应用能力 |
| 第三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管理状况 |
| 一、家长对“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管理 |
| 二、“直过民族”教师对哈尼族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管理 |
| 第三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的特点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意识的特点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实践的特点 |
| 三、“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管理的特点 |
| 四、“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各要素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问题的成因 |
| 一、主观因素剖析 |
| 二、客观因素剖析 |
| 第四章 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反思 |
| 第一节 国家通用语言传播背景下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地位及功能 |
| 一、“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地位及功能 |
| 二、“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应用能力的地位及功能 |
| 第二节 国家通用语言传播背景下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语言规划的对策及建议 |
| 一、政府层面的建议 |
| 二、学校层面的建议 |
| 三、家庭层面的建议 |
| 四、社会层面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范式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核心内容 |
| 一、交往实践与生产实践密不可分 |
| 二、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 |
| 三、交往实践促进社会的发展 |
| 四、交往实践促进世界历史形成 |
| 第二节 交往实践理论与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 |
| 一、国际交往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
| 二、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三、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是国际交往的重要保障 |
| 第二章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与机遇 |
| 第一节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北京社区文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二、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
| 一、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变化 |
| 二、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新要求 |
| 第三章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集体归属感不强 |
| 二、交往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 |
| 三、传统文化特色彰显不够 |
| 四、多元文化主体参与度不高 |
| 五、社区共同体意识没有形成 |
| 第二节 北京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的成因 |
| 一、语言沟通仍存在一定困难 |
| 二、国际化社区建设路径不丰富 |
| 三、主体性文化建设仍有差距 |
| 四、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成效不足 |
| 五、未建立起共同的精神纽带 |
| 第四章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与特点 |
| 第一节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 |
| 一、文化共识:多元互鉴 |
| 二、价值认同:命运共同体 |
| 三、心理认同:信任与融洽 |
| 四、行为认同:守约与合作 |
| 第二节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一、多元文化包容性强 |
| 二、科学技术支撑性高 |
| 三、思想建设更为完善 |
| 第五章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与举措 |
| 第一节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路 |
| 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 |
| 二、构建开放包容和谐的交往规范 |
| 三、搭建智能化的科技文化空间 |
| 第二节 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的举措 |
| 一、社会网络推动社区交往 |
| 二、公共行为助力社区参与 |
| 三、社会资源提升社区环境 |
| 四、共识共建共治共享 |
| 五、搭建社区多元化公共交往平台 |
| 六、北京精神融入新型国际化社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武德史料研究 |
| 1.2.2 武德现状研究 |
| 1.3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选题的不足之处 |
| 2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内涵解读 |
| 2.1 武德概念的缘起 |
| 2.1.1 武德概念的萌芽 |
| 2.1.2 武德概念的形成 |
| 2.1.3 武德概念的分化 |
| 2.2 传统武德的内涵 |
| 2.2.1 “武德”释义 |
| 2.2.2 传统武德的内涵 |
| 2.3 传统武德的思想实质 |
| 2.3.1 武德是一种非强制性的道德自觉 |
| 2.3.2 武德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行为规范 |
| 2.3.3 武德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 |
| 3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演进历程 |
| 3.1 先秦时期武德思想 |
| 3.1.1 西周时期的“尚礼”思想 |
| 3.1.2 春秋时期的“尚谋”思想 |
| 3.1.3 战国时期的“尚侠”思想 |
| 3.2 盛唐时期武德思想 |
| 3.2.1 “以武壮志”的兴国思想 |
| 3.2.2 “以武立志”的治国思想 |
| 3.2.3 “以武言志”的爱国思想 |
| 3.3 宋元时期武德思想 |
| 3.3.1 “崇文抑武”思想的形成 |
| 3.3.2 民间结社与社约社规的形成 |
| 3.3.3 民间武艺表演的娱乐化趋向 |
| 3.3.4 武艺审美思想的伦理变迁 |
| 3.4 明清时期武德思想 |
| 3.4.1 兵家思想对武德思想的贡献 |
| 3.4.2 秘密结社与门规戒律的兴起 |
| 3.4.3 武侠小说中侠者形象的塑造 |
| 3.4.4 镖局和镖师们的镖行天下 |
| 3.5 民国之后的武德思想 |
| 4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流派及特征:以少林和武当为例 |
| 4.1 修禅悟道——佛教文化与少林武德 |
| 4.1.1 少林功夫与中原文化 |
| 4.1.2 佛教禅宗与少林戒约 |
| 4.1.3 禅拳合一的少林武德 |
| 4.1.4 少林武德思想特征 |
| 4.2 养生修道——道家文化与武当武德 |
| 4.2.1 武当武术与武当文化 |
| 4.2.2 武当道教与养生 |
| 4.2.3 道家思想与武当武德 |
| 4.2.4 武当武德思想特征 |
| 5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历史价值与转化 |
| 5.1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 5.1.1 仁爱为本的伦理核心 |
| 5.1.2 贵义轻利的价值导向 |
| 5.1.3 尊师重道的礼教风尚 |
| 5.1.4 忠诚守信的精神气节 |
| 5.2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
| 5.2.1 传统武德思想的封闭性 |
| 5.2.2 传统武德思想的神秘性 |
| 5.2.3 传统武德思想的虚幻性 |
| 5.3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
| 5.3.1 仁勇结合的武德境界 |
| 5.3.2 内外相应的武德呈现 |
| 5.3.3 古今相继的武德传承 |
| 5.3.4 真善相随的武德追求 |
| 6 中国传统武德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
| 6.1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内容 |
| 6.1.1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
| 6.1.2 厚德载物,贵和尚中的包容精神 |
| 6.1.3 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
| 6.1.4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合作精神 |
| 6.2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 |
| 6.2.1 武舞同源,发挥以舞演武的亲和力 |
| 6.2.2 武书同构,利用以笔论武的影响力 |
| 6.2.3 文以载道,提升以文会武的传播力 |
| 6.3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优势 |
| 6.3.1 健全人格,提高个体修养 |
| 6.3.2 注重礼仪,增进社会和谐 |
| 6.3.3 传承文明,振奋民族精神 |
| 6.4 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路径 |
| 6.4.1 建立践行传统武德思想的长效机制 |
| 6.4.2 营造崇尚传统武德思想的校园环境 |
| 6.4.3 创编体现传统武德思想的教材体系 |
| 6.4.4 探索融入传统武德思想的课堂实践 |
| 6.5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视野 |
| 6.5.1 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国际形象 |
| 6.5.2 连接国际交往的共享通道 |
| 6.5.3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读博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价值提升研究——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电视播音主持带来发展新空间 |
| 三、香港电视主持人需提升文化价值, 增加吸引力和影响力 |
| 四、“两文三语”的国际化语言能力有助提升主持人文化传播力 |
| 五、结语 |
（5）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化间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问题 |
| 五、论文的主要框架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关概念综述 |
| 一、文化的概念 |
| 二、交际能力 |
|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 |
| 第二节 文化间性理论的哲学依据 |
| 一、西方哲学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 |
| 二、间性理论的兴起 |
| 第三节 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国内外文化间性视域下的跨文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
| 一、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背景 |
|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内容 |
| 三、主体间性的内涵 |
| 四、文化间性的内涵 |
| 第二节 文化间性与跨文化交际 |
| 一、文化间性与多元文化 |
| 二、文化间性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 |
| 三、文化间性理论对多元文化下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
| 第三节 文化间性视域下的跨文化能力 |
| 一、跨文化能力的概念及模型 |
| 二、文化间性对跨文化能力维度构建的指导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预设 |
| 一、跨文化知识 |
| 二、跨文化思维 |
| 三、跨文化意识 |
| 第二节 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效度验证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的分析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效度验证的结果与讨论 |
| 第一节 文化间性视域下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因素预调查 |
| 一、样本预调查 |
| 二、预调查问卷信度的检验 |
| 三、预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 |
| 第二节 正式调查及数据分析 |
| 一、问卷效度分析 |
| 二、信度分析 |
| 三、访谈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外语教育中跨文化能力培养的策略和建议 |
| 一、加强外语教师自身的知识素养及教学技能 |
| 二、提供良好的跨文化交际平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调查问卷 |
| 附录2：跨文化能力维度构成调查问卷(修改版本) |
| 附录3：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 |
| 1.1.1 现实的社会状况 |
| 1.1.2 早期的理论探索阶段（50—60 年代） |
| 1.1.3 交往行动理论的形成阶段（70—80 年代中期） |
| 1.1.4 实践伦理政治话语理论的应用阶段（80 年代后期——至今） |
| 1.2 本文的研究理路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理论建构的逻辑 |
| 1.2.3 研究现状、创新点和不足 |
| 1.2.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 |
| 2.1“系统”：传统理性主义的逻辑“变相” |
| 2.1.1 启蒙理性的近代觉醒——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
| 2.1.2 理性主义的现代批判——工具理性的逻辑“变相” |
| 2.1.3 现代理性的话语霸权——系统入侵生活世界 |
| 2.2“生活世界”：现代理性的现实之域 |
| 2.2.1 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概念 |
| 2.2.2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与重构 |
| 第三章 社会共同体的分化与传统理性主义范式的危机 |
| 3.1 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社会共同体分化的根源 |
| 3.1.1 意识哲学范式在哲学史上的证明 |
| 3.1.2 意识哲学范式的内容与困境 |
| 3.2 系统理论范畴的独立化——社会共同体分化的表现 |
| 3.2.1 作为科学技术实证化的工具理性 |
| 3.2.2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视角 |
| 3.2.3 技术理性的实践批判反思向度 |
| 3.3 传统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诊断——社会共同体分化的影响 |
| 3.3.1 现代诊断的两大内容：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
| 3.3.2 理性或非理性？——理性批判的两条对立道路 |
| 第四章 基于合理化的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转换 |
| 4.1 整合前提——语言学转向 |
| 4.1.1 语言学转向的现实视域——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
| 4.1.2 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背景——普遍语用学前提的确立 |
| 4.2 整合的基础——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
| 4.2.1 交往行为与世界的关联及其合理性 |
| 4.2.2 交往理性及其特征 |
| 4.3 整合的目标——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合理化 |
| 4.3.1 生活世界的特征及其理性化 |
| 4.3.2 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合理化 |
| 第五章 理性与新的社会共同体认同：交往理性的实践向度 |
| 5.1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理性分裂的重新弥合 |
| 5.1.1 现代性的主体性及其分裂 |
| 5.1.2 克服主体性分裂的现代性批判考察 |
| 5.1.3 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逻辑出口：交往理性的重建 |
| 5.2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共同体建构 |
| 5.2.1 世界民主话语新模式：世界主义理念与全球正义理念 |
| 5.2.2 理性的后民族话语新模式：民主、宽容理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 |
| 5.2.3 新共同体的实践意旨——程序主义民主的交往内涵 |
| 5.3 新共同体的建构：交往理性范式的中国语境及其启示 |
| 5.3.1 交往理性的当代中国语境：对生活世界价值内涵的时代召唤 |
| 5.3.2 中国现代社会理性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
| 5.3.3 当代中国现代新共同体发展的建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7）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社会化关联的研究 |
| (四) 评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本文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本文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多学科研究法 |
| (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六、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 研究贡献 |
| (二)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政治社会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理论概述 |
|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
| 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
| 三、政治社会化的介体 |
| 四、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 |
|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耦合 |
|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阐释 |
|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
| 第二章 革命与斗争: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路径(1949-1976) |
| 第一节 从"混合多元"到"指导思想一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1949-1956) |
| 一、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扫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障碍 |
| 三、初步建立制度化体系将政策主张转化为物质力量 |
| 第二节 从"指导思想一元化"到"意识形态一元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嬗变(1957-1966) |
| 一、通过政治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 |
| 二、开展政治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确保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日趋成熟 |
| 第三节 泛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异化(1966-1976) |
| 一、通过"四大"与学习毛泽东着作运动固化意识形态理论 |
| 二、通过"批判"与"改革"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扭曲变形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评析 |
| 一、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 |
| 二、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 |
| 第三章 包容与开放: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调试与归位(1976——今) |
| 第一节 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社会思潮的初步交锋:坚持与扬弃(1976-1992) |
| 一、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
| 二、共同富裕导向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
| 三、恢复与重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重构:传承与创新(1992--今)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总纲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
| 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评析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就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 |
| 第四章 问题与挑战:制约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外部因素 |
| 第一节 全新的环境与背景 |
| 一、意识形态理论学说传播面临新情况 |
| 二、价值理想认同遭遇新挑战 |
| 三、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制约因素 |
| 一、理论传播僵化 |
| 二、价值认同淡化 |
| 三、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 |
| 第五章 传承与超越:政治社会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 |
| 第一节 多措并举,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优化体制机制,坚持党管媒体 |
| 二、创新传播方式,增强宣传效果 |
| 三、创设符合人们日常认知特点的大众话语体系 |
| 四、培养高素质的意识形态传播队伍 |
| 五、将互联网建设成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 |
| 第二节 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
| 二、创新方式和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同 |
| 第三节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
| 一、构建科学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 |
|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 |
| 三、创新文化治理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主体性的历史与现实 |
| 1. 主体性与交往实践 |
| 2. 主体性与“自我”价值 |
| 3. 主体间性与价值互动 |
| 4. 主体性的动力机制 |
| 二、相关理论与研究概况 |
| 1. 主体性的理论渊源 |
| 2. 主体性的结构主义拓展 |
| 3. 网络社会的宏观视角 |
| 4.“新媒体”视角的多元切入 |
| 三、研究框架 |
| 1. 研究方法 |
| 2. 研究思路与全文结构 |
| 3.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媒介演进：主体性的承载与延伸 |
| 第一节 技术革新与主体演化 |
| 一 传播技术的效度延伸 |
| 二 主体空间的技术建构 |
| 三 空间演化与主体呈现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内聚与适应 |
| 一 技术适应：主体性的媒介扩散 |
| 二 身份适应：主体性的聚合与裂变 |
| 三 文化适应：主体性的消解与重塑 |
| 第三节 技术生态中的主体性建构 |
| 一 技术生态与媒介的深层关联 |
| 二 技术选择的人性化路径 |
| 三 技术生态与主体性建构 |
| 第二章 数字交往：主体性的承递与嬗变 |
| 第一节 现代交往语境中的主体性 |
| 一 现代性的传承与演变 |
| 二 主体性的流动延伸 |
| 第二节 数字主体的现代性承递 |
| 一 数字主体是现代交往的产物 |
| 二 数字主体的现象意义 |
| 三 数字主体的交往表征 |
| 第三节 数字语境中的主体性嬗变 |
| 一 主体理性的数字承递 |
| 二 现代性的数字演进 |
| 三 数字自我的价值传承 |
| 第三章 数字家园：主体镜像的颠覆与重构 |
| 第一节 空间化进程中的主体镜像 |
| 一 主体维度的多元拓展 |
| 二 空间效应的交往叠加 |
| 三 空间关系的流动演化 |
| 第二节 主体镜像的个体化 |
| 一 个体化的交往意义 |
| 二 个体化加速主体的流动性 |
| 三 个体化效应的主体性承载 |
| 第三节 个体镜像与主体性建构 |
| 一 个体化加速主体的碎片化 |
| 二 个体化促成主体的媒介化 |
| 三 个体化提升主体的高维化 |
| 第四章 数字社群：主体性的现实与隐喻 |
| 第一节 主体性的社群化表征 |
| 一 主体性的社交化传达 |
| 二 主体性的工具化关联 |
| 三 主体性的自媒体展示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社群化效应 |
| 一 社群镜像中的交往主体 |
| 二 社群效应的技术隐喻 |
| 三 社群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适应 |
| 第三节 数字依赖的现实隐喻 |
| 一 数字依赖的交往意义 |
| 二 数字依赖与主体镜像 |
| 三 数字依赖的镜像传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着作与译着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价值述略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关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研究 |
| 二、关于当代回族作家及其文化认同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独创性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独创性 |
| 第一章 当代回族作家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当代回族作家文化认同的多重语境 |
| 一、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 |
| 二、回族文化:熔铸历史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回族作家创作的精神走向 |
| 一、关于“文化认同” |
| 二、文化认同危机:异质感与危机感 |
| 三、文化认同的自觉与强化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与当代回族作家的身份建构 |
| 一、作家身份认同与时代主题 |
| 二、作家身份认同与民族担当 |
| 第二章 当代回族作家文化认同的三重视阈 |
| 第一节 作家身份与个人认同 |
| 一、成长经历:个体蜕变 |
| 二、主体意识:身份觉醒 |
| 第二节 回族文化与民族认同 |
| 一、伊斯兰文化与回族作家身份认同 |
| 二、地域文化与回族作家的文化认同 |
| 三、民俗文化与回族作家的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多民族文化与家国同构 |
| 一、家国同构:回族文化传统 |
| 二、民族性与国家认同 |
| 第三章 当代回族作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寻根意识下的表达策略 |
| 一、差异感:痛惜“家园失落” |
| 二、多种语言的写作策略 |
| 三、从单边到多边的叙述策略 |
| 第二节 家园意识中的空间化写作 |
| 一、空间化写作的现代意义 |
| 二、书写记忆中的文学景观 |
| 三、空间化写作的主题与反思 |
| 第四章 当代回族作家的文化认同与审美超越 |
| 第一节 怀旧与追忆中建构身份 |
| 一、文学乡愁与身份认同 |
| 二、怀旧追忆与重建传统 |
|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与审美超越 |
| 一、朴素的现实主义追求 |
| 二、生命意识下的叙事伦理 |
| 三、推崇洁净而崇高的精神信仰 |
| 四、展现真善美的心灵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中心问题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溯源 |
| 第一节 什么是“经典” |
| 一、汉语中的“经典”流变 |
| 二、西方“经典”流变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 |
| 一、俗语文学:现代经典的建构 |
| 二、文学经典的文化功用 |
| 三、回归正统:经典的重评与重构 |
| 四、文化与社会:文学经典研究的范式转变 |
| 五、“拓宽”还是“扞卫”:文学经典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内“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颠覆与重构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
| 二、媒介文化:新时期新问题 |
| 第二章 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论争:作为问题的凸显 |
| 一、“经典”一词在研究中的使用 |
| 二、作品“重印”、“重评”中渐次展开的文学经典研究 |
| 三、“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 |
| 第二节 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与文学经典论争场域的重建 |
| 一、1980年代社会分化中的媒介转型 |
| 二、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 |
| 三、出版活动的复苏与文学话语场域的重建 |
| 第三节 以出版为依托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一、以史料挖掘重启文学经典研究 |
| 二、以“重评”展开的文学经典讨论 |
| 三、以“重写文学史”确立的现代文学经典 |
| 四、在“影响的焦虑”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 |
| 五、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竞争 |
| 第四节 文学经典的解构性话语力量的潜滋暗长 |
| 一、“人民”话语中的大众 |
| 二、通俗文化中的大众话语权 |
| 三、文学期刊的分流与启蒙话语的分化 |
| 第三章 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中的媒介文化转型 |
| 一、媒介技术的普及与提升 |
| 二、媒介功能拓展与分化 |
| 三、媒介文化生产机制转变 |
| 四、媒介文化的大众化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研究转型与文学经典论争的学术语境 |
| 一、“经典”作为研究话语使用的总体状况 |
| 二、文学经典论争主体的转变 |
| 三、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文学经典的变动 |
| 四、文学批评的转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构 |
| 五、激活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理论话语 |
| 第三节 “百年文学经典”建构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选本引发的经典论争 |
| 二、“文学大师”之争 |
| 三、“百年文学经典”之争 |
| 第四节 媒介文化大众化对文学经典的冲击 |
| 一、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冲击:以金庸小说经典化为例 |
| 二、视觉文化对文学经典文本的冲击: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之争 |
| 三、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价值的冲击 |
| 第四章 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文化媒介化 |
| 一、信息网络化 |
| 二、媒介融合与媒介化社会 |
| 三、媒介化时代文学经典的境遇 |
| 第二节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论争 |
| 一、“大师事件”引发的时代与经典关系论争 |
| 二、“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参与下的当代文学经典论争 |
| 三、被“炮轰”的文学界:媒介对文学经典论争的策划和影响 |
| 四、当代文学60年回顾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反思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理论论争与理论探索 |
| 一、文学经典“危机” |
| 二、文化研究引发的文学经典理论反思 |
| 三、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结语:文学经典理论的重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语言传播文化中心的现代性重建——跨文化语言传播观念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勐腊“直过民族”哈尼族儿童家庭国家通用语言规划调查研究[D]. 余文婧.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北京新型国际化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视角[D]. 秦阳.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2)
- [3]中国传统武德思想研究[D]. 徐锋.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
- [4]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价值提升研究——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J]. 翟慧慧. 传媒论坛, 2019(08)
- [5]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化间性问题研究[D]. 阚侃. 黑龙江大学, 2018(09)
- [6]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D]. 宋晓丹. 吉林大学, 2017(09)
- [7]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以政治社会化为研究视阈[D]. 黄丽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8]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D]. 张军锐. 上海大学, 2016(02)
- [9]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认同[D]. 马慧茹.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4)
- [10]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D]. 张颖.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