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霍巍,马伯垚,金弘翔,吕宁晨^[1]（2020）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霍巍教授访谈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访问者（以下简称"访"）:霍老师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向您采访。我们知道,您自从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考古系以来,已经在考古学界耕耘了四十余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的领域,创获颇丰。而这四十年,中国考古学也发展得十分迅速,重大发现目不暇接,各项研究也都有所突破。那么在您看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这四十年间发展的如何?它目前在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中,处

龚吉雯^[2]（2019）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文中指出观音是佛教神只中一位负责现世救赎的神只,在大乘佛教传播的区域中基本都存在着观音信仰,南诏大理有“妙香佛国”的美誉,特别崇拜观音,拥有众多观音造像,产生了独特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为核心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起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研究热潮持久不衰。本文通过对现存于世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进行梳理,对盛行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深入探讨。明清之际南诏大理文献毁损严重,相关历史信息相对匮乏,使其复杂的观音信仰成为一个谜。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整理研究,考察观音造像所体现和蕴涵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典籍记录和考古发现,试图还原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观音信仰的样貌,对观音造像体系做出客观评价、还原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在佛教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重新考察佛教传播道路上南传道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观音信仰对白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重新考证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通过历史文献及观音图像在云南的分布现状和艺术风格对观音造像进行分期、分布区域、类型的划分;对几尊典型的观音像进行详细分析,围绕着构成观音造像元素的几个重点:背光、法器、莲座等探讨南诏大理观音成像的源头与社会成因;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分别探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图像与周边区域的观音造像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仔细深入的比对研究和思考,掌握观音造像中蕴涵的白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作为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代表未免显得以偏概全,割裂了阿嵯耶观音与其他观音的关系,学术界对阿嵯耶观音的重点研究使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其他观音造像研究较为薄弱,所以研究密教、显教观音在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中各自所居位置和呈现的宗教意义,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结合汉地、吐蕃、中南半岛、印度的观音图像,通过从表征到内涵的深层分析,解读南诏大理观音造像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佛教南传道路提出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佛教南传和北传道路的关系。因此,本文分成六个部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探讨。首先针对观音分布和图像情况合理划分时期、类型,进行分类;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和现存的观音造像进行整理,分别从画卷、石窟造像、石刻造像、金铜造像中寻找观音造像,从传说、文献等抽离出观音形象,以得窥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全貌。南诏大理观音数量多、种类复杂,在发展中有较大演变,其中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晰的脉络,以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为发展主线,密教观音和柳枝观音在这条主线左右相辅,构建了庞大的观音体系,所以有必要对梵僧观音、阿嵯耶观音、柳枝观音等做深入研究,还原各尊观音在南诏大理国观音体系中的位置、探讨其图像意义。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必须关注周边环境的观音造像,位于南诏大理周边的汉地、吐蕃、中南半岛等地都存在着观音信仰,以汉地和吐蕃较为明显,所以对这几个地区的观音造像探讨很有必要。六个部分的划分研究使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基本兼顾到整体呈现和细节分析,关注了观音造像与密教造像仪轨、所处环境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重新审视梵僧观音的地位和身份转换;对《南诏图传》重点表现的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造像中出现的汉地与印度、中南半岛观音文化的融合进行详细的探讨。通过对观音造像的研究,认为云南是观音造像进入汉地的先行地,是佛教南传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佛教观音造像南传路先到云南后再进入汉地,巴蜀是连接佛教北传道路和南传道路的纽带,汉地观音通过巴蜀回流至云南,对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造成深刻影响。《南诏图传》反映了南诏时期复杂的观音造像运动,显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大理时期顺承了南诏时期的佛教传统,尤其强调了梵僧观音的重要性,《张胜温梵画卷》中既有明显的密教特征,也有较为隐晦、隐藏在其中的本土元素。

俞方洁^[3]（2017）在《横断山区新石器文化格局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横断山区包括川西高原、藏东和滇西地区。通过对上述地区典型遗址的层位关系、器物形态以及碳十四等数据的综合分析,首先构建起横断山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将旧石器文化分为三个区域类型,将新石器时代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确立了这一地区石器时代的考古编年体系。对比研究了这一地区与我国华北、欧洲、东南亚、南亚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认为旧石器时代三个区域类型分别与华北小石器文化、东南亚和平文化和旧大陆西侧莫斯特文化关系密切,新石器时代四个阶段与甘青地区、南亚东北部、东南沿海和东南亚亦有文化交流。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引入环境考古学、人地关系、分子遗传学及语言学的方法论,以个案研究结合综合分析,深入剖析了横断山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的成因,复原了考古学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如何更好地展开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通过对这一区域的综合研究,认为横断山区作为人类起源地的可能性不大,它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从非洲向东亚迁徙的重要通道。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横断山区石器工业处于南北技术的交汇地带,东北部受华北小石器技术直接影响,东南部与旧大陆西侧莫斯特工业密切相关,西部作为“和平文化技术丛”的发源地对我国华南、东南亚中石器时代石器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石器时代,横断山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横断山区东北部（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受到了来自陕甘宁庙底沟类型的直接影响,这里发现了庙底沟类型的口沿内带凸棱钵、钝角底尖底瓶、双唇口式、退化重唇口式小口瓶和弧边三角纹、变体鸟纹彩陶等;第二阶段,横断山区北部（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上游和澜沧江上游）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典型器物如卷沿盆、高领罐、长颈壶和平行条纹、水波纹、草卉纹等彩陶片可看出甘青马家窑类型对该区域的直接影响。其中西北部（澜沧江上游）不仅受到马家窑文化影响,还与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存在文化交流。卡若文化用衬花手法表现的折线纹、回字纹、三角纹等陶器图案见于年代更早的梅尔伽赫文化。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还出土了卡若文化的穿孔石刀、骨笄、玉珠等。第三阶段,横断山区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较小,区域内部交流加强。第四阶段,东南沿海尤其是两广地区对横断山区南部（怒江中游、澜沧江下游以及金沙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有段石锛、磨制双肩石斧、有肩有段石锛、印纹陶等都可在这些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中见到。通过磨制双肩石斧、偏刃小型石锛、尖尾斧、衬花刻印纹陶等文化因素可以发现怒江、澜沧江流域对南亚东北部、中南半岛缅甸、泰国西部新石器文化产生了影响。横断山区北部新石器文化中的庙底沟和马家窑文化因素可能与北方人口的南迁有关。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波动事件（降温）引起资源紧张,人群竞争加剧导致了人口持续南迁。藏东高原新石器文化出现的南亚西北部文化因素可能与交换贸易有关,为适应高原不稳定的生态环境,狩猎采集、物品交换成为农业经济必要补充,加之人群不定期的迁徙促使远距离商贸网络形成。横断山区南部（怒江中游、澜沧江下游）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经济落后,文化堆积瘠薄,人群不定期的迁徙导致了文化扩散。

陈继宏^[4]（2016）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文中研究表明吐蕃曾于公元786—848年统治敦煌达62年。虽然传统汉、藏史籍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但敦煌地区所出吐蕃统治时期汉、藏文文献资料,以及当时开窟造像活动留下的石窟壁画等考古资料,为厘清这一时期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些文献、考古资料,选定吐蕃入主敦煌后的统治秩序和经济生产两个专题,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本文按照所选二题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敦煌后建立的新统治秩序,下含三章。第一章为背景铺陈,探讨了吐蕃攻陷敦煌的历史背景,对敦煌落蕃始末的相关史事做一梳理。第二章探讨吐蕃统治敦煌的管理方式即部落制,从纵向上按时间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分别探讨每一时期的部落设置情况,并对部落内部的百户组织、十户组织做了探讨。第三章探讨吐蕃对敦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容包括敦煌的上级机构、当地职官设置和军事基层组织三个方面。下编重点探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经济生产,下含三章。第四章探讨了吐蕃在敦煌执行的经济制度,内容包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四个方面。第五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其中农业从水利、具体生产情况、农业人口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畜牧业一节对当时敦煌的官营、寺营、民间饲养等几种生产方式分别进行了研究。第六章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的手工业,内容包含金属铸造业、纺织业、粮食加工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情况,并就吐蕃当局对敦煌手工业劳动者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

李燕^[5]（2016）在《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2008年3月,在西藏拉萨等地先后发生了一些骚乱行为,西方媒体也急忙将焦点对准了拉萨和达赖集团,对中国妄加批评;与此同时,奥运火炬传递中受到国外“藏独”分子的破坏与阻挠。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这个人们印象中神秘、圣洁、几乎与世隔绝的地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什么西方势力对西藏问题表示出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藏独势力如此猖狂?如何看待新时期的西藏问题?这些不但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西藏的政治地位也日益突显。习近平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的和谐发展、社会稳定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如何统一认识,加快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增强其吸引力与感召力,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相比较其他民族地区,西藏地区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值得关注和研究,论文从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作为出发点,梳理了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了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2015年西藏第六次工作座谈会之前的四个阶段,通过此过程中我党关于西藏地区各项方针政策的践行情况,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为了充分了解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论文主要采用了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西藏群众、党员、大学生群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度、社会现状的满意度、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的认知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总体上看,西藏地区群众、党员、大学生对当前社会状况比较满意,赞同党和国家在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认知但了解不深、不够全面;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日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分裂势力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另外伴随着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党中央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的搭建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制约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经济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以及落后风俗习惯和封建农奴思想残余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论文特别分析了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特殊困难,有宗教因素的影响;国外“西化”、“分化”势力的干扰;达赖分裂势力的捣乱等,并以此为依据,深入探讨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策略。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机制,必须准确把握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引导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运用多种传播手段推进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李敏华^[6]（2016）在《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文中研究指明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民间结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敦煌社邑文书的发现,一方面使得学术界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唐宋时期的社邑组织；另一方面可以借用敦煌社邑文书去探讨少数民族社会中还遗留的类似于中古社邑的结社组织。本文就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敦煌社邑的研究现状、研究资料、论文研究视角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的第一章探讨敦煌女人结社问题。分析了参与结社女性身份特点、魏晋南北朝到宋不同时段女性结社活动内容的转变及其原因,并且将女人社文书与新疆地区女人“恰依”做了比较研究。第二章对敦煌亲情社、兄弟社文书资料做了归纳整理,试分析亲情社、兄弟社出现的原因,并探讨其与家族关系。论文的第三部分将敦煌社邑组织和西藏民间存在的结社组织“沙尼”、“吉毒”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甘南藏族地区的“沙泥”组织和卫藏地区的“吉毒”很有可能是敦煌社邑的延续。余论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私社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起来的原因,并对整个论文做总结论述。

盖志芳^[7]（2010）在《《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亦随之变迁。唯物史观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目前,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研究已逐渐成熟,学术界的前辈们从史学思潮、史学史等多个角度分析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成果斐然。但总体来看,宏观研究多于微观考察,整体论述强于具体分析。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集中体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本文在深入了解新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外交领域巨大变迁的同时,从《历史研究》——一个史学刊物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54—1966年《历史研究》十三年的文本及文本背后的内容研究,旨在探求建国后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征,反思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微妙关系,以便对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做出科学地认识和合理地评价。作为一份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是刊物、人、文章三方面的综合体。本文从刊物本身、组织群体、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论文首先对刊物创办前后的社会背景、学术大势作鸟瞰式论述,从而直观、形象地说明《历史研究》之创刊乃时代发展之要求,史学前进之呼唤。《历史研究》是在毛泽东“百家争鸣”的口号下直接创办的。其版面设置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一脉相承,栏目编排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透过刊物直观、形象的外在风格,论文继而系统研究了《历史研究》的编委群体和作者队伍。该部分对每一位编委、作者的生平、教育经历及社会职务进行了表格化的直观展示,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历史研究》群体的学者水平、历史变动及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学者的信件、日记、回忆录等第一手可靠资料勘查《历史研究》编委群体在审阅稿件、读者交流等方面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从三百多位作者队伍中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借以审视新中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的学者精神。本文通过对史学研究者的充分发掘,力图客观地展示新中国史学在面对社会变局、政治运动时的发展特点。作为新中国史学刊物的杰出代表,《历史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在第三、四章集中论述了新中国史学在学术求真的追求下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作为宣传和弘扬唯物史观的先锋力量,《历史研究》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或开风气之先,或推进高潮之实现,在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重要理论问题上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章,极大的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发展。而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质疑苏联史学理论时所表现的学术勇气,为推进新中国史学教育所耗费的心力,都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的珍贵财富。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同时,传统实证性史学依然得以保存和延续。近代考据学所专注的古文字研究、甲骨铭文考释也受到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这些文章文辞严谨、考证得法,可谓深得乾嘉考据之三昧。而与历史事件及人物相关的时间、地点考证,少数民族族源、制度调查也是《历史研究》中耀眼的明珠。中国传统考证性史学在承袭近代史学脉络的同时,逐渐向纵深领域发展,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与交流。在史学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五朵金花”研究中,考释古典文献、解读甲骨铭文、实地考察等以传统治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史学论文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史料介绍”专栏的存亡更是印证了实证史学在新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命运更迭。受史学自身特点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历史研究》的文章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这即是该文第五、六部分着重考察的内容,即史学在国内、国际时代背景的变迁下其内容、风格的演化特点。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厚今薄古”、“红专辩论”,《历史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变更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胡适、梁漱溟、雷海宗、吴晗等史学代表的批判。同时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研究也随着“厚今薄古”运动的开展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关涉唯物史观的重大理论问题——历史人物评价,其标准也在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历史功过等诸多标准间反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语言同样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最好见证。《历史研究》不但与国内的政治、经济运动遥相呼应,而且见证并记录着国际关系的变动。这以苏中关系的变化最为抢眼。以1962年为界,此前的中苏蜜月时期,史学论文、史学动态都以学习苏联、引用苏联学者的文献、发表苏联学者的文章、介绍苏联作品为荣耀,而此后非但俄文目录取消,苏联学者的着作、观点不再刊登,甚至一度出现了批判苏联史学的作品。史学研究中的冰火两重天,不得不归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乃新中国排斥的对象,这一方面体现在其研究文章数量少,另一方面在这为数不多的文章中充满了对资产阶级学者、帝国主义侵略的憎恨。因西藏问题而有所变化的中印关系同样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反映。总的来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内容、评价标准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趋于一致。时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选题,但受此影响史学界对中外关系及世界史的研究掺杂了太多非学术性的因素。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历史研究》创刊为第一阶段,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时期；1954年至196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斗争时期。1964年之后,史学研究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史学求真与致用两大功用的角度出发,反思新中国十七年史学,我们发现,史学的致用功能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应有之义,这是由史学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手段以及史学研究的主体所决定的。因此,在坚持史学求真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开拓其为社会服务的价值。而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尽管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甚至一度被扭曲异化,但其珍贵的学术内核依然耀眼闪光,其史学成就亦值得后世研究者珍视。

汪亚光^[8]（2010）在《新中国初期（1949-1965）民族法制建设》文中提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们习惯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新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新中国,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多制度和观念上都对传统的中国做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观和民族关系的改变则是众多变化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而民族观和民族关系的变化都是由于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法制建设带来的。作为中国民族法制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改变整个中国民族法制历史的一环,新中国初期的民族法制建设,其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其建构的法制体系、以及其走过的曲折的路程,都是民族法学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大致花了17年的时间,即自建国的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这一个17年,是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开创性时期。那么,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在这之前的中国民族法制的状况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民族法制的思想和理论来源是什么?在这个创建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进行了怎样的选择?民族法制建设的成果是什么?然而又为什么会走上曲折的道路?凡此种种,学界虽然有过零星涉猎,但都是轻描淡写,缺乏系统探讨和深入分析。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利用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通过宏观分析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动态考察与静态描述相结合、历史梳理与法学思辨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尽可能详尽地解答这些问题,以期对当下的民族法制建设进行源头上的思考,提供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认识。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是中国民族法制建设历史上的转折点。从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开始,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二千年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华夷两分的民族观转而向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友爱的民族观改变。而这个改变的过程,源于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崛起革命运动,即新民主主义运动。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过对西方传来的启蒙时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法治思想和民族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的接触、学习和借鉴,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随着革命和建设情况的转变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最终凝练出新中国的民族法制的核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后就解决民族问题所得出的最适合中国民族实际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和运用源于对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的摒弃。这一制度在新中国的确立开始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型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个过程就是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过程,也是新中国民族法制框架形成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使得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状况得到最根本的改善,派出民族访问团进行了大量的访问,在民族聚居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在展开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充分照顾和结合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经济特色,对国家的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正。然而,当运用法律的理性对新中国的民族法制框架进行深入的分析时,我们发现,新中国的民族法制框架存在很严重的体系缺陷。从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领导人指示的对比上我们发现,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中,法律制度的建设仅仅停留于框架层面,而没有形成有机的法律体系。而相反,大量的民族问题都是通过行政规章和领导人指示来进行“一事一议”式的解决,法律制度和行政规章及领导人指示的比例严重失调。这种方法在短时期内有其快速高效的好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弊端则是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或者个人崇拜的产生。后来的历史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担心是完全必要的,而这种问题和缺陷就是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软肋,是当下中国民族法制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通过历史的梳理和法学理性的讨论,通过框架的分析,通过微观的数据分析与宏观的比较,我们对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这一问题得以呈现了出来。总之,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状况,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新生。正是由于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探索和努力,才得以使得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现在这样团结繁荣的民族关系。这都是源于新中国初期民族法制建设的思考和探索的成果。但是,我们也更要清醒得认识到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仔细的分析,才能够防止我们未来的民族法制建设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并促进我国民族法制建设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这一正反两方面的分析,使我们对现行的民族制度得以正本清源的了解,也使我们对今后的民族法制建设得以更良好的展望。

刘丽,胡槿,杜华^[9]（2009）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詹志华^[10]（2009）在《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科学史学史以科学史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中国科学史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其涉及的范围和内容甚广,包括中国科学史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它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等。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科学史学科以及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可以唤醒人们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关注、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和融合,甚至还有利于科学的创新。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史学性与对应性相统一的原则、连续性与间断性相统一的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在方法上,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既要运用到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历史比较法等,还要运用到许多其他的方法,如统计方法、计量方法、移植法、历时分析与移时分析方法,以及具体研究上的分期、分类及其分层研究的方法,等等。中国科学史学,既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科学史学,亦包括中国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学。论文从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的萌芽、开创、初步发展、调整与繁荣以及深入发展等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论文还从机构、团体、会议、刊物、论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大陆科学史学的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其中在对会议和论着的梳理,又分为综合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医学史、农学史、技术史等方面予以分类研究。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存在的发展难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台湾地区的科学史学经历了开创、低谷、转机、兴起与繁荣发展等阶段。论文对这几个阶段台湾地区科学史学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并对台湾地区科学史学的机构、团体、刊物、论着亦进行较为详细梳理与介绍。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论文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科学史学史与包括中国科学史、中国史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中国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突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论文还阐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创新的关系,主要论述了科学史学与科学发现、科技发明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其研究的社会影响。最后,论文把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置身于世界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在对国外科史学发展历程与国外中国科学史学状况进行必要梳理的前提下,探讨它们对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问题。

二、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霍巍教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2）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横断山区新石器文化格局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论文提纲范文）

（5）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初期（1949-1965）民族法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西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霍巍教授访谈录[J]. 霍巍,马伯垚,金弘翔,吕宁晨. 南方文物, 2020(01)
• [2]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D]. 龚吉雯. 云南大学, 2019(09)
• [3]横断山区新石器文化格局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研究[D]. 俞方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4]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问题研究二题[D]. 陈继宏. 兰州大学, 2016(03)
• [5]西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问题研究[D]. 李燕. 兰州大学, 2016(06)
• [6]唐宋时期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D]. 李敏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7]《历史研究》（1954-1966）研究[D]. 盖志芳. 山东大学, 2010(09)
• [8]新中国初期（1949-1965）民族法制建设[D]. 汪亚光.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3)
• [9]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胡槿,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9(05)
• [10]中国科学史学史研究[D]. 詹志华. 厦门大学,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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