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中“马”的多重涵义（论文文献综述）
李方元[1]（2021）在《西周“周乐”的文化基质（中）》文中认为三、姬周:周初"周乐"的文化根基上节考察已基本厘清"三礼"中"周乐"的情况,其面目显露无遗。那么,如何看待和理解周初"周乐"的情形,尤其是它的文化面目呢?本节的讨论先从"周乐"一词的语义说起。一般来讲,"周乐"一词或有二义:一在时间意义上;一在族群（或文化）意义上。前者,"周"指周代,是相对于商代或汉代等而言的时间概念,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指出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吕芳[3]（2020）在《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尝试为《孔子诗论》“仁”以贯之的“关键词”寻获可能的最佳译词。先前儒学关键词的英译研究尚未触及《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的本质,它们的跨文化翻译,因局限于西方译论历史中的“译意”倾向,其思想内涵在译入语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本文转化视角,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以源语思源语的方式,重新审视《孔子诗论》核心语汇的语际翻译问题。与传统的探究模式不同的是:我们通过此一文本“关键词”的英译及与之相关的儒家典籍的不同译文的分析对比,意在为该出土文献的枢纽性表达寻找较为适宜的传译方式,并提取出此一翻译背后的基本原理:儒家之“仁”,寄望它能以其自身力量,为儒学经典的跨文化英译及翻译研究的基础理论层面的探究提供新的思想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简要概括整体研究思路,包括选题原因、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等;进而,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以前研究的得失,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此外,我们也对研究意义、思路及结构予以介绍。第二章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译意”观的追溯,指出这一翻译思想之于儒家典籍英译的重要影响。研究显示,语文学派侧重翻译实践,如何忠实、对等地在译入语中传达原文的意义是其关注焦点,“直译”与“意译”之争成为此一时期翻译理论家的主要议题;语言学派考察的是如何通过微观分析探讨语言各个层级的“对等”问题;文化学派批评语言学派囿于语言的机械转换,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因素引入理论探讨,反对统一的意义,将翻译视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但不可否认,译者对原文的“改写”或“操纵”最终仍落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传递;解构学派意在颠覆原文中心主义,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张扬,主张终极意义的不在场,然而,寻求意义的流动性及不确定性,却可能使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总的来说,西方译论历史的爬梳可见,“译意”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翻译观的照应下,我们的典籍英译多以西方现成的抽象语言直接替换原文中动态化、生命化的核心语汇,使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之中难以彰显。第三章关注的是西方翻译理论观照下以《孔子诗论》为中心的儒学“关键词”英译中存在的“译意”问题以及我们的反思。本文认为,“关键词”蕴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与思想精义,以它们为切入点更能说明典籍翻译中的有关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首需抽取出《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为达至这一目的,我们的论述:一、对孔门《诗》学产生的历史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略作说明;二、通过《论语》中夫子评《诗》的相关言论,揭示背后“仁”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进而,三、在《孔子诗论》三条评《诗》脉络的梳理中,发现:这一夫子之“仁”亦隐含其中;由此,四、我们遴选出该典籍文本中以“仁”置基的关键语汇;五、通过它们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根植于西方译论历史研究中的“译意”思想严重影响着《孔子诗论》中这些枢纽性表达的英译,这一翻译观在中国文论及儒家典籍的语际处理中同样显现。如此,西方的翻译理论或已应对无方,思想的转化成为历史必然,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或能以其自身魅力在译界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第四章主要探讨《孔子诗论》以儒家之“仁”为纲领之思的四个层级“关键词”的英译,分为:第一层级“仁”、“文”、“志”;第二层级“天”、“命”、“德”;第三层级,“性”、“礼”、“心”及第四层级“诚”与“信”。具体做法为,笔者借鉴其他儒家典籍文本与之相关的译文,通过对比、比较的方式,为《孔子诗论》上述思想语汇寻获可能的最为合宜的译词,从中抽取出翻译背后的“仁”学思想,用来指导儒学典籍的英译。本文认为,儒家之“仁”以“仁者爱人”的心与心的沟通所带来的“生之意”（对生命的尊重、呵护与回归）,走向化育流行、变动不已的宇宙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贯通,以“生生”之态回归自身。此一儒家“仁”思在跨文化译解之时,表现为:一、让“人（仁）道本身作为语言说话”;易言之,让蕴含仁思的语言直面自身“言说自我”;二、要求我们以自仁而来的那种思想或意义引导对儒学关键词的解释,意在回到仁本身;三、凡如此回归的,都可视为可行的,因为它们凸显的是动态化的生命。依此,“仁”、“德”、“性”、“诚”等关键词的翻译,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语言,而是理应回到儒家之“仁”所要求的“生生”样态,即:man-manning（ren仁）,virtue[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and then acting]（de德）,cultivating heart and mind（xing性）,word-becoming（cheng诚）,如是,方能切近夫子之教的微言大义。须要说明,儒家之“仁”的跨文化意义尚处于研究的起始阶段,有关理论的深入应用需假以时日。第五章:归纳本文要点,指出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与建议。本文最终的结论是:《孔子诗论》中的“关键词”在儒家“仁”思的观照下,将不再囿于抽象语言的意义替换,而是转化为动态化、生命化的思想转渡,如此,儒学关键词方可在另一种语言及文化中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此外,此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但以之为参照,后续探究的主要方向包括:一、进一步完善儒家之“仁”用于译论研究的相关思考;二、在这一“仁”学思想的观照下,可将有关理论深入运用于其他儒家典籍的跨文化翻译之中。
石莹[4]（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刘美华[5]（2020）在《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发展理路与当代建构》文中提出“敬”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形成的情感基础。中华先民的道德感由敬畏衍生而来,“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1）在古代典籍中,“敬”不仅是重要的道德情感,也是立身修己之本,立国兴业之基。《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2）此语被认为是《礼记》的纲领和灵魂,范祖禹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3）陈澔注曰:“三者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也。”（4）朱熹释曰:“‘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5）南怀瑾称此语是“礼之本”。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对“敬”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关注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首先,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儒家伦理思想受到了一些非理性的批判与否定,地位江河日下,儒家的“敬”德思想逐渐被消解。其次,基于近年来“国学热”的推动以及现实道德危机的预警,学界开始正视并着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子时代的仁、义、礼等核心道德范畴上,对作为这些核心道德范畴情感之基的“敬”研究甚少,对“敬”的历史生成、发展理路的研究更为阙如。再次,从现实层面看,“敬”也日渐被边缘化。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迎合并增强了人们的趋利性,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一些人失去了对道德的敬畏之心,导致底线伦理失守,进而引发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沦丧等问题。因此,培植人们对道德的敬畏之心和崇尚之情成为当下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敬”作为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其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从内在的道德情感到外在的道德行为,再到独立的道德德目的过程。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是儒家“敬”德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对这一时期“敬”德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掌握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而且有助于国人道德敬畏之心的培养,为当代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风尚改善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探讨“敬”德思想的发展理路与嬗变规律,探赜在发展演变中“敬”的本质,分析当代社会“敬”德持存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为“敬”德思想的当代转化找寻有效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其一,“敬”义溯源与“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从“敬”的字形变化上看,“敬”的原始字义表示为对外部事物、异己力量的敬畏与警惕,并逐渐延伸出了谨慎、严肃、勤勉、认真等义。“敬”的字形变化反映了“敬”观念的生成过程,而“敬”观念的生成与发展又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敬”源于熟人社会中人们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最早体现为对超自然物的敬畏之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殷商时期,“敬”主要体现为对上帝的敬畏之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敬”在对象与内涵上逐步扩大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中的掌权者可以直接决定百姓的命运,所以此时的“敬”也体现为对君上的敬畏之情。“国家大事,在祀与戎”（1）,涉及到祭祀、战争方面的事情,人们必须持有恭敬的态度,不能掉以轻心,此时“敬”也体现为敬事,临事而惧。西周时期,“敬”从“敬畏上帝”发展为“敬畏天命”。在周革殷命的历史教训下,人们意识到天命靡常,天命会转移到有德者身上,如果要永保天命,就必须敬畏天命,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命授受逻辑之下,敬畏天命最终落实在敬德保民上,由此“敬”德思想雏形日显。而后“敬”在春秋时期步步下贯,其对象与内涵不断扩大,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道德德目,“敬”德思想日趋完善。其二,“敬”德思想的发展枢轴、发展理路与内在本质。春秋时期,孔子继承与发展了商周时期的“敬”德思想,使“敬”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意蕴,这标志着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基本形成。孔子的“敬”德思想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在此之前的“敬”德思想,还为后世对“敬”的思考与探索提供了基本范畴与研究方向,其后儒家的“敬”都从此汲取营养,对其进行多向度的阐释与发挥。因此,孔子的“敬”德思想成为了先秦儒家“敬”德思想发展的枢轴。从发展理路上看,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经历了由宗教而政治,再由政治而伦理的转向。从先秦儒家典籍中“敬”的意蕴变化可看出,“敬”的神性、宗教性不断淡化,并逐步向人性化、理性化发展,在其发展嬗变中遵循着人道原则、理性原则、适度原则与德性原则。而无论“敬”的对象与含义如何变化,“敬”的本质都是不变的,即“敬”始终是一种理性化的道德情感,具有多向度、内外知行统一、积极向上超越,最终指向人与大自然自在自为和谐的根本属性。其三,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当代困境与转化。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必须观照现实,传统理应投射当代,并在当代转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先秦儒家“敬”德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逐渐走向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工业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日益转化为超越血缘地缘局限性的陌生人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代社会形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传统的五伦关系受到冲击与挑战,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地带。在当代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下,先秦儒家“敬”德思想遇到了公共责任落空、个体道德败坏、价值理性缺失与中庸之道失守的困境,不能对处于当代社会新的伦理关系下的国人以有效的伦理指导。针对这些困境寻找当代转化的路径,从而赋予先秦儒家“敬”德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与当代表达方式,才能让其继续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将致力于探讨与分析“敬”德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当代转化,并尝试为当代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探寻合宜的路径。
丁艳[6]（2020）在《汉语植物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植物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众多植物词语在传达自身的概念意义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富含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词。植物词语不仅是解读民族文化的一种媒介,也成为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出口。本文选择汉语植物词语（包括用来称说植物的名词和以植物名为构词语素构造的词语）为研究对象,以汉语相关权威字典、词典及综合性语料库中的植物词语为语料,依据传统语言学、文化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知识对植物词语从命名、语义等语言层面以及认知、文化等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章对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理据、意义构成、意义衍变特别是具有文化义的植物词语的语义特点及表现、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植物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微观的描写与宏观的分析,深入探讨语言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在植物词语意义及植物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揭示植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勾勒出汉语植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希望借助某一类词语聚合的研究,从词汇层面上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论文的研究目标为:从植物名出发,分析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和命名的特点,探讨植物概念获得名称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它们在词义特征中的具体表现;分析植物词语的意义构成和语义特征,探讨社会文化对语义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植物词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词义的演进与隐喻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汉语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多源,它们多方面揭示出植物词的词义特征并反映出植物的某种特点,呈现出类比性和具象性等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汉语植物词语的词义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也有主观词义,是植物概念义和深层附加义的双层叠加,词义蕴涵的民族文化色彩浓厚。植物词语文化涵义的产生和理解是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特征属性和文化模式（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形式、习俗生活形式、心理文化形式）与认知模式（隐喻或转喻）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隐喻的认知机制是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植物的隐喻命名从属于与植物相关的基本概念隐喻,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隐喻也是植物词语词义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植物词语的语义,以相似性（或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途径实现了语义的衍生和拓展。汉语植物隐喻涉及的层面极广,模式多样且特色鲜明。这些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模式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适应。植物词语词义的演进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方式及其被用于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对汉语植物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论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汉语植物词的命名。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植物词的命名理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特点,同时对植物词中的异名同名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从语言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产生植物词异名现象的深层原因。第二章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植物词语的语义构成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文化义。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重点分析植物词语理性义和文化义两个方面。通过索解植物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植物词语理性义的直接性、间接性的语义表现和产生原因;阐释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特征,指出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来源和产生途径;通过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语义模式,探讨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意义对应模式,分析引起这种语义模式差异的原因。第三章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隐喻是植物命名的一种重要依据,也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植物隐喻化认知表现在植物名的隐喻化上,也表现在借植物的隐喻含义来映射反映非植物域的某一概念上。论文从两个方面即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来分析植物词语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指出在植物词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隐喻起着重构、联想和转移的认知作用。同时,文章在深入考察植物隐喻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汉语植物隐喻生成的动因。第四章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意义作为一种概念系统,基于人们的认知模式而存在,词义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限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章从文化的物质层次挖掘植物词语反映的古代生产生活以及植物词语对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映射,通过词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的微观解读,探讨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五章汉语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植物词语不仅可以反映物质文化,有些更是精神文化下的言语结晶。植物词语蕴涵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色彩,并烙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迹。蕴含于植物词语中的大量礼俗事象,折射出汉民族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植物词语也映照出民族价值观念,人们以花草树木为载体,抒发了对高尚精神人格的赞美与追求,彰显出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张子峻[7]（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研究表明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张绍时[8]（2019）在《先秦“象”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象”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审美特质的范畴,它跨越了哲学、美学、文学、天文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汉语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乃至社会价值体系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范畴,与其孕育、发生最为关键的先秦时期有着紧密关联。“象”是构建先秦思想文化系谱的一个基本符号,从日常生活的器物之象到祭祀活动的祭器、乐舞之象,从天文学的日月星辰之天象到医学的藏象、脉象,从巫卜文化中的龟筮之象到宗法文化的制度之象,“象”涉及到先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包含思想价值、精神品格、民族意识的概念。“象”又是关涉到先秦人们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范畴,象思维和象喻言说在先秦时期得到广泛运用,经过思想家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以“象”为思维纽结,以天地人互通为平台的整体运思模式。“象”范畴虽然在先秦的知识系谱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象”范畴在先秦时期的孕育发生、历史演化、内涵特征及其与象思维的关联、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有必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范畴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对先秦“象”范畴进行全面整理、系统研究。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厘清“象”范畴的孕育、发生、发展过程,梳理各家学派对“象”范畴的论述,探析“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彰显“象”范畴所包含的民族思维模式,探讨“象”范畴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这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有助于把握先秦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有助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有助于把握中华文艺美学的特征与精神,有助于中西文化及文论的比较研究。“象”字丰富的含义为“象”范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中“象”有动物名、氏族名或人名、乐舞名三义。周代“象”字含义主要沿着动物义、神圣义、视觉义发展。“象”又转化为动词,具有效法、相似之义。在“象”的字义发展及转化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关系到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总结直接促使了“象”范畴的发生,推动了“象”范畴的发展。《老子》提出“无物之象”“其中有象”“大象无形”等一系列命题,最先将“象”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易传》提出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制器尚象”等命题分别阐释了易象的发生、目的和功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象论思想。《乐记》将“象”引入到艺术领域,“气以成象”“声者,乐之象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等命题关涉到乐象的发生、形态和功能,“象”在乐中相应地具有本体、媒介、功能等多重意义。先秦思想家较少对“象”范畴进行直接地理论界定,“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是在与其他范畴的关联与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从内涵来看,“象”与“物”“形”“名”“文”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象”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效法,它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象”既保留了自然物象的感性形态,又包含了主体观念之象的超自然、超实体特征,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化符号。从特征来看,“象”与“气”密切相关而具有直观性,与“道”密切相关而具有形上性,是心物交融的产物而具有主客交融性。从功能来看,“象”是先秦思想家尽意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广泛地运用象喻方式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象”之所以成为先秦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与它所包含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象”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先民的采集渔猎活动、龟卜占筮活动以及图腾符号、象形字等都体现出这一本源性的尚象思维模式。象思维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方式展开,以“立象尽意”为目的,以象征、比类、联想、暗示等方式把握和表述未知的世界。象思维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浑融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形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先秦象思维的广泛运用从潜在层面促进了“象”范畴的发生,“象”范畴的发生、发展与广泛运用又是象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思想家对“象”范畴的讨论以及象思维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文艺美学为例,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从话语层面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衍生出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等一系列次生范畴,在唐代形成了成熟的审美意象论,由“象内”“象外”之论进而发展成为艺术意境论;从思维与言说层面来看,先秦时期形成的象思维方式和象喻言说方式,对古典文艺美学的象思维及象喻言说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偏重于直觉感悟与象喻妙譬的理论品格;从文化精神层面来看,先秦“象”范畴与象思维对古代艺术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都有着重要影响。总而言之,“象”具有原始具象、认知中介和本体意义等多重内蕴,它在先秦思想文化演进与知识系谱生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象”与龟卜、占筮相结合,确立了它作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阐释中完成了理论层面的超越。老子的“大象”论将“象”提升到哲学层面,确立了其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儒家将“象”与伦理道德相关联,确立了“以象比德”的政教传统。凡此种种体现了原始“尚象”意识到象思维的转化。先秦“象”范畴和象思维对重视形象性、审美性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清员[9]（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吴江[10]（2019）在《山东汉画像石中的羊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东汉画像石中可见众多羊形象,从羊形象的空间场景构图分析,场景有三,祭祀、庖厨、狩猎,得出羊可充当美食,有娱神、娱人的涵义;从羊关联的精神世界看,有三种组合形式:羊与人组合、羊与树组合、羊与瑞兽组合,可知羊具有吉祥、仁义、善良、正直、升仙、祥瑞、辟邪的涵义;以上两种情况说明,山东汉画像石中羊形象已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历来关于汉画像石中羊形象涵义的分析有后人过于拔高其德性的一面,而低估了其财富象征以及功利性的一面,即统治阶级所寄托的升仙、长生和重生思想。
二、《诗经》中“马”的多重涵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经》中“马”的多重涵义（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先秦儒家心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问题、路径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
| 一、先秦儒家心论诞生的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秩序: 礼坏乐崩 |
| (二) 兼并战争: 不义攻伐 |
| (三) 大道即隐: 民风败坏 |
| 二、《易经》《尚书》《诗经》中的“心”说滥觞 |
| (一) 《易》“心”典型应用 |
| (二) 《书》“心”丰富发展 |
| (三) 《诗》“心”蔚为大观 |
| 三、先秦儒家“心”范畴体系的层次和演变 |
| (一) 先秦儒家“心”说义涵之历史进路 |
| (二) 先秦儒家“心”范畴对天性情知等概念的涵括 |
| 四、先秦时期道、墨、法、管四家论“心” |
| (一) 老子:以无知、无欲论“心” |
| (二) 庄子:以虚心、游心论“心” |
| (三) 墨家兼爱: 以爱正“心” |
| (四) 刑名法家: 以法正“心” |
| (五) 管子四篇: “心”治与国治 |
| 五、先秦儒家论“心”的独特之处 |
| (一) 先秦儒家论“心”的特点 |
| (二) 孟荀“心”论进路的差异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心”说的天人际会品格 |
| 一、天赋心以德性: “以德论天”和“以天论德” |
| (一) 殷周之间的范式转换 |
| (二) 以德论天: 天之德义的产生 |
| (三) 天赋人德: 自天子至庶民 |
| (四) 以天论德的完成: “天生德于予” |
| 二、心知的天生人成 |
| (一) 认知辨义: 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 |
| (二) 知之可能: 心何以能知 |
| (三) 心知的性质: 经验知识与德知 |
| 三、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体认: 与天合德与不求知天 |
| (一) 天道与人心的内在遥契: “以天论心”与“以心明天” |
| (二) 荀子“天人之分”乃“复归之分” |
| 四、外在的天命与人心的尊严和抉择 |
| (一) 命的预设: 命定 |
| (二) 儒家的天命即人道之抉择而显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诸子“心”“性”学说异同 |
| 一、先秦儒家“性”论大同小异之流变 |
| (一) 前诸子时期“性”的概念 |
| (二) 由特殊至一般:先秦儒家“性”之定义的共同规定性 |
| (三) 同中有异: 先秦儒家“性”之多义性阐释 |
| 二、从仁本到“心”“性”交错含融的历史演化过程 |
| (一)初变: 从仁本涵摄“心”“性”至“心”与“性”大体相同 |
| (二) 再变: 从孟子“即心言性”至荀子“以心治性”的演变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思想中“心”与“情”“欲”的内在张力 |
| 一、先秦儒家“情”意涵的变迁与升华 |
| (一) 孔子以“仁者爱人”推而广之的道德情感论情 |
| (二) 《性自命出》以“好恶”与“喜怒哀悲”的自然情感论情 |
| (三) 《大学》《中庸》以“喜怒哀乐”等具有价值义的自然情感论“情” |
| (四) 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论“情” |
| (五) 荀子以“性情”与“情欲”地双重涵义解“情” |
| 二、先秦儒家“心”“欲”关系的发展 |
| (一) 前诸子时期天赋欲望思想的萌发 |
| (二) 诠欲以见历史现实:孔孟荀的解读 |
| 三、先秦儒家以“心”范“情”“欲”的主张 |
| (一) “心”对“情”的中和 |
| (二) “心”对“欲”的约束 |
| 第五章 体用一贯:从心本体论建立到仁政的探索落实 |
| 一、“心”有其本:先秦儒家心本体论的内蕴 |
| (一) 先秦儒家以天道为“心”的形上根据 |
| (二) 先秦儒家以“心”为创生道德的本体 |
| 二、内在成德:正心与修身的互动 |
| (一) 道德本体之应然到“身”“心”同体之实然 |
| (二) 从“身”“心”同体之实践到道德价值的升华 |
| 三、从内圣仁心到外王仁政的落实 |
| (一) “礼”“仁”一贯的为政吁求 |
| (二) 德治为主,先教后刑的治国理念 |
| (三) 仁政治国的举措 |
| 结语: 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和在当今世界的价值 |
| (一)运思于天人之际: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意义 |
| (二)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 |
| (三)先秦儒家心论思想对新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对象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孔子诗论》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2 《诗大序》“关键词”英译研究国、内外现状 |
| 1.4.3 中国文论“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4.4 四书“关键词”国内、外英译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意义 |
| 1.5.2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论文结构及内容 |
|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中的“译意”观 |
| 2.1 导言 |
| 2.2 西方翻译理论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
| 2.3 语文学派——传统译论研究 |
| 2.4 语言学转向——翻译科学派的开启 |
| 2.5 “文化转向”下的“先锋”——文化学派 |
| 2.6 “文化转向”下的“强劲”力量——解构主义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反思 |
| 3.1 导言 |
| 3.2 《诗》与孔子论《诗》 |
| 3.3 《论语》——孔子论《诗》之滥觞 |
| 3.4 “仁”以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 3.4.1 王者:参天地之“仁”人:第一简之“提纲”之论 |
| 3.4.2 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仁”思脉络 |
| 3.4.3 《关雎》七篇《诗》评之“仁”思 |
| 3.5 夫子之“仁”观照下《孔子诗论》“关键词”的界定 |
| 3.6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中的“译意”倾向及其反思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孔子诗论》“关键词”英译研究 |
| 4.1 导言 |
| 4.2 回归“仁”道”:翻译理论的中华文化转向 |
| 4.2.1 “仁者爱人”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
| 4.2.2 儒家之“仁”的“生生”样态 |
| 4.3 “合内外之道也”:第一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3.1 “天人合一”之“仁” |
| 4.3.2 夫子之“文” |
| 4.3.3 诗以言“志” |
| 4.4 “执两用中,互生互成”:第二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4.1 主宰之“天” |
| 4.4.2 天降之“命” |
| 4.4.3 观心之“德” |
| 4.5 “阴阳反转,生生变易”:第三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5.1 培心之“性” |
| 4.5.2 礼乐之“礼” |
| 4.5.3 思、感之“心” |
| 4.6 “自我回归的‘参/三’的境界”:第四层级“关键词”的跨文化译解 |
| 4.6.1 以言“诚”(成)之 |
| 4.6.2 言以立“信”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孔子诗论图版 |
| 附录(二) 《孔子诗论》释文1 |
| 附录(三) 《孔子诗论》英译文(一) |
| 附录(四) 《孔子诗论》英译文(二) |
| 附录(五) 海德格尔“存在”视角下的“思想翻译” |
|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4）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既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性 |
| 1.4.1 研究的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性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道德 |
| 1.5.2 道德教育 |
| 1.5.3 君子人格 |
| 第2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
| 2.1 历史演进 |
| 2.1.1 上古三代君子观念的萌芽 |
| 2.1.2 春秋孔子对君子概念的确立 |
| 2.1.3 战国孟子、荀子对君子观念的发展 |
| 2.2 基本特征 |
| 2.2.1 人文性 |
| 2.2.2 实践性 |
| 2.2.3 普遍性 |
| 2.2.4 内在超越性 |
| 第3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融入的必要性 |
| 3.1.1 有助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3.1.2 有助于化解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
| 3.2 融入的可能性 |
| 3.2.1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相连通 |
| 3.2.2 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育人理念相契合 |
| 3.2.3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 |
| 第4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 |
| 4.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内容 |
| 4.1.1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道德 |
| 4.1.2 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系 |
| 4.1.3 治平天下,仁民爱民的家国情怀 |
| 4.2 德育内容融入 |
| 4.2.1 和合之美与大学生社会公德涵养 |
| 4.2.2 敬业乐群与大学生职业道德完善 |
| 4.2.3 孝悌为本与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 |
| 4.2.4 仁礼存心与大学生个人品德提升 |
| 第5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 |
| 5.1 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教育方法 |
| 5.1.1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道德教化法 |
| 5.1.2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自我修身法 |
| 5.2 德育方法融入 |
| 5.2.1 立德树人,明确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
| 5.2.2 克己内省,强调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化过程 |
| 5.2.3 言传身教,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示范引导 |
| 5.2.4 知行合一,夯实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践基础 |
| 第6章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原则和路径 |
| 6.1 基本原则 |
| 6.1.1 方向性原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 |
| 6.1.2 时代性原则,推动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 6.1.3 科学性原则,遵循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 |
| 6.2 实施路径 |
| 6.2.1 融入育人主渠道,发挥课程德育主阵地作用 |
| 6.2.2 构建立体化传承体系,创设良好德育环境 |
| 6.2.3 推动道德主体性生成,塑造时代“新君子”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发展理路与当代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第1节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第2节 研究综述 |
| 第3节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学方法 |
| 1.3.2 社会学方法 |
| 1.3.3 诠释学方法 |
| 1.3.4 现象学方法 |
| 1.3.5 结构语言学方法 |
| 第4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敬”义溯源与“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 |
| 2.1 “敬”义溯源 |
| 2.2 “敬”德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 |
| 2.2.1 自然条件: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 |
| 2.2.2 社会条件:群居生活与熟人社会 |
| 2.3 “敬”德思想的萌芽:敬畏天命 |
| 2.4 “敬”德思想雏形的出现:敬德保民 |
| 2.5 “敬”德思想的生成:从“敬德”走向“敬”德 |
| 第3章 :“敬”德思想发展的枢轴:孔子的“敬”德 |
| 3.1 孔子之“敬”的丰富意蕴 |
| 3.1.1 “敬”与天命鬼神 |
| 3.1.2 “敬”与人际关系 |
| 3.1.3 “敬”与临事 |
| 3.1.4 “敬”与修己 |
| 3.2 “敬”与其他范畴的关系 |
| 3.2.1 “敬”与“礼” |
| 3.2.2 “敬”与“仁” |
| 3.2.3 “敬”与“义” |
| 第4章 :“敬”德思想的发展理路与内在本质 |
| 4.1 “敬”德思想的发展理路 |
| 4.1.1 由宗教而政治 |
| 4.1.2 由政治而伦理 |
| 4.2 “敬”德思想的嬗变规律 |
| 4.2.1 人道原则 |
| 4.2.2 理性原则 |
| 4.2.3 适度原则 |
| 4.2.4 德性原则 |
| 4.3 “敬”的本质 |
| 第5章 :“敬”德思想的当代困境与转化 |
| 5.1 古今社会环境的变化 |
| 5.2 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当代困境 |
| 5.2.1 公共责任落空 |
| 5.2.2 个体道德败坏 |
| 5.2.3 价值理性缺失 |
| 5.2.4 中庸之道失守 |
| 5.3 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当代转化 |
| 5.3.1 明确“敬”的社会定位,填补公共责任真空 |
| 5.3.2 重构“敬”的个体道德,消除等级特权思想 |
| 5.3.3 重建“敬”的价值理性,培植当代敬畏意识 |
| 5.3.4 践行“敬”的中庸之道,遵守惟义执权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汉语植物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植物词语的界定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植物词语的界定与选取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传统训诂学对植物词语的研究 |
| 二、植物词语文化内涵研究 |
| 三、植物词语隐喻认知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语料来源 |
| 第一章 汉语植物词的命名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词命名理据的探求方法与类型 |
| 一、植物词命名理据的探求方法 |
| 二、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命名的特点 |
| 一、理据多源,但命名单一 |
| 二、选取事物最典型的特征进行命名 |
| 三、命名具有类比性 |
| 四、命名具有鲜明的具象性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词的异名与同名 |
| 一、植物词的异名同实 |
| 二、植物词的同名异实 |
| 第二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 |
| 第一节 植物词语的理性义 |
| 一、理性义的直接性及其表现 |
| 二、理性义的间接性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植物词语的文化义 |
| 一、文化义的语义特征 |
| 二、文化义的语义来源 |
| 三、文化义的产生途径 |
| 第三节 植物词语语义对应模式及成因 |
| 一、植物词语的语义对应模式 |
| 二、植物词语语义对应模式差异成因 |
| 第三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 |
| 一、植物概念与植物隐喻命名的认知形成 |
| 二、汉语植物名称的隐喻类型 |
| 三、汉语植物名称的隐喻认知分析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 |
| 一、植物基本层次概念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二、植物构成部分概念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三、“人是植物”“事(物)是植物”概念隐喻为基础的隐喻模式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隐喻的特点及生成动因 |
| 一、汉语植物隐喻的特点 |
| 二、汉语植物隐喻的生成动因 |
| 第四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 |
| 第一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古代的生产生活 |
| 一、植物词语与古代的农业生活 |
| 二、植物词语与古代的社会生活 |
| 三、植物词语与古代其他生产活动 |
| 第二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饮食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饮食生活 |
| 二、植物词语与食事规仪 |
| 第三节 汉语植物词语与中医药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药学典籍 |
| 二、植物词语与药学理论 |
| 三、植物词语与医食保健 |
| 四、植物词语与涉医文学 |
| 第五章 汉语植物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 |
| 第一节 植物词语的礼俗文化 |
| 一、植物词语与古代传统礼仪 |
| 二、植物词语与民风民俗 |
| 第二节 植物词语的价值观念 |
| 一、“君子之风”理想人格的赞颂与追求 |
| 二、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 |
| 三、“德容兼备”古代社会的审美要求与反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8）先秦“象”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评析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象”字义的发生与演变 |
| 第一节 殷商和西周早期“象”字含义考论 |
| 一、作为动物名 |
| 三、作为乐舞名 |
| 二、作为氏族名或人名 |
| 第二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名词义考论 |
| 一、“象”之动物义 |
| 二、“象”之神圣义 |
| 三、“象”之视觉义 |
| 第三节 西周中期以后“象”字动词义考论 |
| 一、“象”之效法义 |
| 二、“象”之相似义 |
| 三、“象”之象征义 |
| 第二章 “象”范畴的发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道家论“象” |
| 一、《老子》论“象”与“大象” |
| 二、《庄子》论“象”与“象罔” |
| 三、《鹖冠子》论“象”与“名物” |
| 第二节 《易传》论“象” |
| 一、“象”的多重含义 |
| 二、“观物取象” |
| 三、“立象以尽意” |
| 四、“制器尚象” |
| 第三节 《乐记》论“象” |
| 一、“气以成象” |
| 二、“声者,乐之象也” |
| 三、“乐以象德” |
| 第四节 其他文献论“象” |
| 一、《鬼谷子》论“象” |
| 二、《黄帝内经》论“象” |
| 三、《管子》《荀子》论“象” |
| 第三章 “象”范畴的内涵、特征与功能 |
| 第一节 “象”与“物”“形” |
| 一、“象”与“物” |
| 二、“象”与“形” |
| 第二节 “象”与“名”“文” |
| 一、“象”与“名” |
| 二、“象”与“文” |
| 第三节 “象”的特征 |
| 一、直观性 |
| 二、形上性 |
| 三、主客交融性 |
| 第四节 “象”的功能 |
| 一、“六经”之以象尽意 |
| 二、儒家之以象比德 |
| 三、道家之以象喻道 |
| 四、兵墨法诸家之以象言理 |
| 第四章 “象”范畴与象思维 |
| 第一节 先民的尚象意识与象思维 |
| 一、先民实践活动的观象意识 |
| 二、图腾符号的想象与象征 |
| 三、汉字造字的尚象思维 |
| 四、原始思维中的尚象意识 |
| 第二节 象思维的过程与特征 |
| 一、象思维的过程 |
| 二、象思维的特征 |
| 第三节 先秦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一、《周易》的“取象”与“立象” |
| 二、老庄对“道”的体悟与“象”的营构 |
| 三、《黄帝内经》“以象测藏”的运用与“藏象”论 |
| 四、其他文献中的象思维与“象”范畴 |
| 第五章 先秦“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 |
| 第一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话语形态 |
| 一、“象”从哲学范畴向文艺美学范畴的演变 |
| 二、“象”从“象外”到“境”的发展 |
| 第二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
| 一、“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维方式 |
| 二、“象”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言说方式 |
| 三、象思维和象喻言说的优势与局限 |
| 第三节 “象”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精神 |
| 一、“象”与文艺美学的超越精神 |
| 二、“象”与文艺美学的生命精神 |
| 三、“象”与文艺美学的诗性精神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先秦文献“象”字语句辑录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山东汉画像石中的羊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和创新 |
| 第一章 羊文化略论 |
| 第一节 羊的驯养 |
| 第二节 牧羊人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各种仪式中的的羊 |
| 第二章 山东汉画像石羊形象概况 |
| 第一节 山东汉画像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山东汉画像石羊形象的分布与题材 |
| 第三章 山东汉画像石中的羊形象 |
| 第一节 空间场景中的羊形象 |
| 一、祭祀场景 |
| 二、庖厨场景 |
| 三、狩猎场景 |
| 第二节 精神世界中的羊形象 |
| 一、羊与人组合图 |
| 二、羊与树组合图 |
| 三、羊与瑞兽组合图 |
| 四、羊形象的符号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诗经》中“马”的多重涵义（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周乐”的文化基质（中）[J]. 李方元. 中国音乐, 2021(04)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儒学“关键词”英译研究 ——以《孔子诗论》为中心[D]. 吕芳. 南京大学, 2020(09)
- [4]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先秦儒家“敬”德思想的历史生成、发展理路与当代建构[D]. 刘美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汉语植物词语研究[D]. 丁艳.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7]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8]先秦“象”范畴研究[D]. 张绍时.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10]山东汉画像石中的羊形象研究[D]. 吴江.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