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定武七荒”人口流失

一、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棉^[1]（2021）在《“丁戊奇荒”的社会应对与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文中研究说明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历时之长、受害范围之广、灾情之重为历史罕见,造成朝野震动并引发舆论的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在舆情的影响下,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新兴工商业者和外国传教士等新型的民间赈灾组织也积极呼应,采取多种形式展开赈济。绅商的慷慨义举成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主要源泉和民间赈灾新生力量的表达,而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救灾"成式",使西方的赈灾慈善理念得到传播。救灾过程中,官民互动尤其是民间力量中近代绅商和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书写了中国救灾的多样形式、多元主体及趋向专业的新篇章。

刘响,王尚义,田毅,丁柏峰^[2]（2021）在《清代汾河上游自然灾害时空研究》文中认为通过整理和分析清代汾河上游灾害的频次、类型和等级,运用小波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其时空特点及原因展开探讨。结果表明:研究区在清代共发生自然灾害111次,灾害类型包括水灾、旱灾、冰雹、地震、蝗灾和霜冻,灾害等级分为重度、中度、轻度。中度水灾频次最多。水灾、旱灾、霜冻之间有显着的相关性。自然灾害的年际变化呈现出高—低—高3个时段,整体呈递减趋势,10 a频次在公元1690—1699年最高,主周期变化为37～38 a。灾害种类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阳曲最多。其原因与明清小冰期、ENSO事件和区域内的小气候、落后的农业条件、人口增多导致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有关。

白豆^[3]（2020）在《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是以山西地方文献为史料基础,尝试从普通民众的受灾经历、灾害认知、灾害应对与灾害记忆等维度对清代山西灾害社会予以深度解剖,进而系统地揭示灾害对山西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展现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清代山西灾害史。在回顾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将地方文献应用于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分别从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灾害书写、历史语境和发掘利用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与官方文献的灾情记录主要侧重于灾情和赈济相比,地方文献所呈现的内容则涉及民间社会应对、粮价物价、地权流转、灾民心态、民间信仰和灾害记忆等多个方面,成为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灾害经历的重要文本。其次,主要展现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情况,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清代山西灾害的总体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前提下,将碑刻记录中个体的灾害重新放置于整体的灾害中做定性分析,尝试以此探究民间灾害记忆的特点,以及因此映射出的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内涵。首先,选择灾害记录较多的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分府、州等分别对其中的灾害情况进行分区讨论。其次,以碑刻记录的灾害发生地为基点,上溯至各地方志,对其中的相关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山西内部的区域灾害特性明显,其中影响各地的主要灾害并非完全一致,也并不都以旱灾为首。最后,结合官方文献《清实录》等对碑刻灾害记录的特点进行探讨,发现民间灾害记忆具有较明显的分层。第三,主要讨论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从其开展的相应救灾模式来看,则实际包含了官方赈济和地方自救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地方社会的应灾手段可细致划分为神灵崇拜、村社救灾、宗族赈济、乡绅赈济、商人赈济和官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官民互动则是地方灾害应对中的重要特色。即便是缺乏国家赈济,地方社会同样拥有独立的一套防灾自救体系。它区别于国家荒政体系,但在特定条件下又与官员赈济和国家赈济相结合,以此共同应对地方灾害。第四,以清代山西重大灾害“丁戊奇荒”为研究个案,分别从灾民认知、灾害应对、灾民生活、地权流转和灾害记忆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根据碑刻资料的相关记录,分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来“还原”基层民众认识和应对灾害的全过程。其次,以“丁戊奇荒”期间的土地交易文书来分析基层社会的地权流动以及由此展现出的灾民日常性生活,进而揭示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逃荒”和“救荒”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生活面向。最后,对“丁戊奇荒”的民间记忆开展长时段研究,深入分析民间灾害记忆生成和流传的基本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以清代静升村的民间灾赈为例,具体从受灾情况、灾赈背景、宗族赈济和村社赈济等方面展开分析,并重点考察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其中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地方民众的传统禳灾习俗和长时期形成的防灾减灾经验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独特的“民间”救灾传统,并逐渐生成相应的灾害记忆与独特的灾害文化。其中碑刻是民间灾害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而相关灾害记忆的生成则与地方社会的自我救灾能动性有很大关联。由此表现出的明显分层,则既是民间社会开展自救活动的有力印证,也是对清代官方赈济实效的侧面肯定。

李雪雪^[4]（2020）在《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灾荒、战乱等原因加速了农村的衰落,下层民众纷纷离村,踏上逃亡的道路。这种移民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间跨度囊括了20世纪前中期。此类外来移民的迁出地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等省份,迁出原因以水旱灾害、虫灾、战乱,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地关系失衡为主,在寻找宜居地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而此一时期的山西由于灾害引发的人口亡失,在劳动力上有很大需求,为外来移民的迁入提供了必要空间。近代以来的外来移民主要集中在山西省的晋南地区,绛县就是其中的重要迁入地之一。外来移民在绛县的分布主要以涑水河流域和浍河流域两个区域为主,相对优越的水文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区位优势。外来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定问题。对外来移民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细致深入的解读,对掌握该地区的发展变迁是有利的。在进入新的乡村社会后,外来移民面临着生存生活上的多重选择,在初期大多以讨饭为生,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地位低。一段时间后逐渐开始开垦荒地和出卖劳力,这也是外来移民立足当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一些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外来移民寻求生计方式的过程,也加速了横水镇的职业分化,谋生方式为外来移民奠定了生存基础。“革命”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贫下中农的家庭成分为其谋求了政治资本,通过分房、分地等方式,外来移民获取了部分生产资料,在村庄的政治事务中也更能积极参与。通过入党、参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逐渐在村庄中担任职务并进入村庄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层,成为村庄建设的新生力量。婚姻、家庭生活也是外来移民融入村庄过程的一个重要见证,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土改前外来移民的婚姻关系受到很大限制,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地位低下;土改后在社会阶层和地理空间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总的来看仍然被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所局限。土改后外来移民的家庭结构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父子分家、兄弟分家的现象很常见,这一现象也与土改的进行有莫大的联系。外来移民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上发生的变化,从进入村庄到融入村庄的动态过程,是时代背景下下层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

郭心钢^[5]（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力^[6]（2018）在《新荒与老荒:“丁戊奇荒”后山西省的荒地清查与整理——兼论灾后山西土地抛荒情况》文中认为光绪"丁戊奇荒"造成灾区的人口亡失与土地荒芜,二者相互影响形成灾后荒地问题。在巡抚曾国荃的主持下,山西省于光绪五年（1879年）进行了荒地清查。光绪八年（1882年）后,随着停征期满,荒地问题又凸显出来,巡抚张之洞对此进行了新的调整。对此过程进行考察,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灾后荒地数字的来源与性质。光绪《山西通志》载光绪五年豁免荒地仅是不堪耕种的老荒地,而未入册的新荒地更能反映灾后抛荒情况。新老荒地的差别也为考察灾荒后人口损失和迁移提供一些新的佐证和线索。

文彦君,方修琦,李屹凯,萧凌波^[7]（2019）在《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文献综述》文中研究说明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是历史灾害及极端干旱事件社会影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历史文献等资料,相关学者在旱灾气候变化背景与旱情、旱灾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及旱灾社会响应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从研究阶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主要结论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研究成果。结果表明:现有文献全面涵盖不同视角与区域尺度,热点视角与研究区域反映了旱灾社会影响及响应的关键环节,以及区域不平衡的重要特征;现有文献采用史实陈述、综合分析、定量评价、空间分布及过程分析、对比分析及统计分析等方法,认为在极端干旱事件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下,旱灾社会影响被放大、赈灾成效受到制约,导致灾情极为惨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相关指标空间分布与过程的集成、插补、重建,旱灾社会影响与响应的区域差异与关联,极端干旱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的定量解释。

柏桦,赵宁芳^[8]（2018）在《官民相得——清王朝灾荒赈济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隆八年（1743）直隶等地大旱灾的赈济、光绪初年山西河南等地大旱奇荒的赈济,是比较典型的灾荒赈济案例。前者完全是以官府为主导的赈济,后者则不但有官赈,还有民间的义赈及外国人的洋赈。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官府主导,还是民间参与,官府与民间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乃是最佳的选择。构建官民相得的救灾体系,不仅是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最佳选择,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构建官民相得的救灾体系并不容易,清王朝的努力不但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利弊得失,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启示意义。

张爱明^[9]（2017）在《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文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灾荒、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华北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大量灾民从各处涌向了山西。从时间上看,近代山西移民始于清末的“丁戊奇荒”,盛于动荡不安的民国,在抗战时期达到顶峰,建国后因政局的稳定与全国性的集体经济而趋于平缓。从空间上看,山西省移民数量呈由南向北递减之势,外来移民主要集中于晋南、晋东南地区。从籍贯上,移民主要来自冀、鲁、豫三省,还有徽、湘、赣、川等跨区域移民。从原因来看,是历史、生态、区位、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地关系的失衡是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因素。从数量上看,近代迁往山西移民的总量超过150万,属于重大的移民迁徙事件。移民入迁对山西乡村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聚落形态等均造成一定影响,也引发了相应的社会问题。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有利于理解近代华北乡村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过程。大量移民进入导致的资源分配问题是土客之间矛盾纠纷的根源。大量逃荒人群的涌入,在村庄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外来户。为了生存,这些逃荒人群历尽艰辛、落足异乡。作为一无所有的外乡人,他们在耕地、住房、婚姻、政治等方面都处于边缘地位,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租种土地、借贷等来维持生计。这样,外来户与村中的一些老户就自然形成了雇佣、租佃、借贷的关系。外来户为了获得村庄的“入住权”,成为村子里的人,在土地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亲缘与地缘网络。在亲缘上,外来户通过过继、认干亲、拜把子等模拟血缘关系;男性入赘、女性嫁入等姻亲关系与本地人建立联系,逐渐在村中生根。在地缘上,外来移民之间相互通婚,在生产与生活上相互协助与扶持,逐渐形成移民的社会文化网络,与本地人相处与竞争。外来户以佃农或雇农身份维持生计,成为近代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努力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但在短时期内通过经济手段很难实现翻身。革命来临后,中共积极鼓励底层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外来户便成为动员对象之一,抗战时期,外来户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解放后,土改是对晚清以降人口流动性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一次彻底解决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土改运动,不仅使外来户与老户之间实现了财富分配的平等化,也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平等化。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外来户最终实现了与老户传统意义上的“入住权”平等。

吉淑娟,李松松^[10]（2017）在《光绪年间山西境内客民探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清朝建立,山西境内的边远山区和交通便利之处已有少量客民存在。光绪年间客民数量发生重大转折,人数不断增多。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鸦片种植泛滥,吸食者日益增多,更使人地关系紧张。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成为开垦荒地和恢复农业生产的障碍。因此,清政府采取优惠政策招徕外省民众前来垦荒。大批河北、山东等地的民众纷纷入晋,主要分布于晋南、晋东南、晋中地区,而晋北则较少。这些客民的到来弥补了山西劳动力的紧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山西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丁戊奇荒”的社会应对与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汾河上游自然灾害时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7）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文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官民相得——清王朝灾荒赈济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0）光绪年间山西境内客民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丁戊奇荒”的社会应对与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J]. 王国棉. 东岳论丛, 2021(10)
• [2]清代汾河上游自然灾害时空研究[J]. 刘响,王尚义,田毅,丁柏峰.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05)
• [3]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D]. 白豆. 山西大学, 2020(08)
• [4]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D]. 李雪雪. 山西大学, 2020(01)
• [5]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6]新荒与老荒:“丁戊奇荒”后山西省的荒地清查与整理——兼论灾后山西土地抛荒情况[J]. 张力. 历史地理, 2018(02)
• [7]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文献综述[J]. 文彦君,方修琦,李屹凯,萧凌波. 灾害学, 2019(01)
• [8]官民相得——清王朝灾荒赈济的启示[J]. 柏桦,赵宁芳. 山东社会科学, 2018(04)
• [9]近代山西移民与乡村社会[D]. 张爱明. 山西大学, 2017(03)
• [10]光绪年间山西境内客民探究[J]. 吉淑娟,李松松.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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