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返乡“八防”

一、灾民怀揣“八大注意”小心返乡（论文文献综述）

王雨璐^[1]（2021）在《山西河保偏地区民歌的民俗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河保偏民歌是山西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缩影,也是情感交流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载体之一,有着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从传统中走来的河保偏民歌就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环境的剧烈改变、现代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以及新的音乐文化的冲击,都对河保偏民歌的发展传承带来了较大影响。一方面,河保偏民歌独具特色的乡土魅力得到了大众的欣赏和认同,河保偏地区的文化特点得以展现;另外一方面,因为外部因素的冲击,改变了对河保偏地区民歌的审美标准。河保偏民歌在传承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所以,利用民俗志的研究方法对河保偏地区民歌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研究,对于民歌新时代的传承保护来说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关于民俗志概念的使用。第一章对河保偏地区民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分别从这三个角度探析了河保偏民歌独特的演述语境。如果脱离了这些因素,那么河保偏民歌也将失去其独特的魅力。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河保偏民歌的演唱内容。劳动生活、爱情婚姻、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生活都是河保偏民歌演唱的主要内容。民歌已经成为河保偏地区人们生产生活的审美反映,融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第三章讨论了河保偏民歌的发展演变。本章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对河保偏民歌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缕清了民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第四章论述了河保偏民歌演述影响。充分利用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从形势和政策两大方面,分析了河保偏民歌演变的具体影响。余论中则关注了河保偏民歌发展传承中存在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田蕊^[2]（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郭孟媛^[3]（2019）在《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文中提出二十一世纪以来,媒介自身和使用媒介的环境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日新月异以及移动客户端的日益发展和强大,无不改变着人们的媒介环境和媒介消费习惯。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在电视出现之前,广播曾让人们如痴如醉,电视出现后广播的地位似乎被弱化了,而后随着汽车工业的兴起和家用轿车的普及,广播又迎来了再次飞跃的契机,但这个契机似乎又被互联网和新媒体冲淡了,人们获取消息的途径从依靠传统媒体转变为以新媒体与移动客户端为主,媒介自身和其使用环境对传统广播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广播作为传统媒体的老大哥一直拥有着自己的位置。根据中央电视台市场研究公司（CTR）发布的年度数据,2018年传统媒体广告花费同比下降1.5%。广播是传统媒体广告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5.9%,增长率仅比2017年低一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广播依然保持了良好的活力。在当前媒体传播普遍向“全”的方向迁徙的过程中,广播实际坚守了它的“专”——传播手段的单一化,而恰恰是它的“专”和其在单一方向上的“精耕细作”是其得以正向发展的原因,这也对许多传统媒体寻找出路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尝试从叙事学的视角这一全新的角度对广播专题作品进行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既然是广播新闻的研究,就无法避免内容方面的分析,但因本文主要是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理论解读,所以更侧重于文本形式的研究,而对于广播而言就是对其声音文本的研究。由于广播媒介技术特性和新闻的本质,造就了广播新闻与其他类别新闻之间的差异,这也使得广播新闻呈现不同的叙事特征。为了清楚地呈现广播专题文本的特点,本文对中国新闻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的获奖广播专题作品进行了分析研究,系统分析广播专题作品声音叙事的特点和模式,指导广播新闻的实践,开拓叙事学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绪论部分阐明了基于听觉文本的研究思路和基于叙事学的理论支持。概述了叙事学、新闻叙事学和广播新闻叙事研究的现状;第二章从题材、框架叙事和议题设置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总体框架;第三章运用叙事符号学对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中作为叙事符号的声音进行了研究,对典型声音的符号化进行了解读;第四章分析了获奖广播专题作品叙事话语的构建,从叙述者,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三个维度对广播专题进行了研究,在每个维度总结其特点和特征;第五章总结了获奖作品的叙事模式与叙事策略;最后在前几章的基础上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广播叙事发展进行了总结与思考。本文创新性地对广播专题声音文本进行了叙事学研究,把声音作为叙事符号进行探讨,进而提炼出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话语,总结出广播专题作品的基本叙事模式与策略,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广播专题作品的叙事特点,指导广播新闻实践,同时也给叙事学理论在广播新闻研究中的运用提供参考。

杨博惠^[4]（2017）在《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文中研究指明阎毓善作为民国初期新疆第一任实业（建设）厅厅长,在位近17年,通过他对新疆实业的发展,不断形成了 “实业兴疆”的思想,他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新疆实业的建设。其思想与实践对新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深远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阎毓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并对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业建设的举措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客观评价。阎毓善作为清末民初新疆实业建设的开拓者,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和军阀混战等重大历史时期,当时国内外局势影响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势。由于他早年家学和个人的努力,考取了举人,参与过“公车上书”事件,后任职黑龙江兰西县知事、巴彦州知州,1917年起任新疆实业厅长到1933年在建设厅长任上去世。他长期致力于发展实业建设,振兴新疆经济。他的实业兴疆思想源自历代经营西域者留下的宝贵经验,包括左宗棠、严复、张謇、王树楠等人。他的人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新疆经历两次政治风浪,历三任执政者,一直从事实业建设,初心不改。本文重点在于研究阎毓善“实业兴疆”的思想和实践。其实业思想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他主张以开发公路交通运输业为基础,采取派兵筑路,逐段修筑的策略;其二,他以发展教育为前提,主张创办实业学校,选派留学生赴国内外学习先进技术;其三,他以开办各类新式工厂为突破,主要发展轻纺工业、民用企业;其四,他以发展农、林、畜牧业为保障。农业方面注重垦荒,缓解移民压力,采取“齐聚资本”的方式发展农业,畜牧业方面强调“以畜养畜”,林业方面主张植树造林;其五,他认为应该组建商业、金融业机构来促进繁荣,成立了土产公司、筹建了银行;其六,他认为应该以采矿业作为关键,建立健全矿业机关、开设新型企业、改良技术、聘用人才、引进先进设备。围绕这六个方面,阎毓善不断进行实业建设,提出了具体举措。首先,他对公路交通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招商引资,按照“实业兴疆”的思想指导,建设省内外主要公路,采用先进技术、设备,采取派兵修路和逐段修筑的办法;其次,在实业教育上,他购置新教材、优化课程内容,举办实业学校、劳工学校、筹办工业大学,在文化事业上兴建图书馆;再次,他积极筹建新式企业,主要有纺织、电灯、皮革、造纸等企业,优化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亲自参与企业经营;接着,阎毓善整顿了省城农业试验场、创办了畜牧场、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发展农、林、畜牧业;在矿业方面,他重视调查研究、注重规范管理、重视技术和人才的培养、注重交通的配合、维护利权,抵制外资;同时,他成立了 “大天棚”、土产公司,在金融业进行了银行改革;公共事业方面,他负责“同乐公园”的建设,推动了新疆慈善总会的建立;最后,他在实业建设中,想方设法维系好各方关系。主要是处理执政者和同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商会等民间力量之间的关系。文中两处比较研究。一处是阎毓善与执政者杨增新、金树仁的实业思想进行比较;一处是阎毓善将黑龙江与新疆的实业发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得出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的进步性,他旨在以实业建设带动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他对边疆的治理进行了经验总结和发展,将黑龙江的实业经验运用到新疆的发展建设中来。本文还对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影响、评价和局限性进行了研究。其思想主要体现为以实业建设为根本、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以爱国维权为目的、以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践方面阎毓善发展了公路交通业,联通了新疆省内外几条重要的公路;为实业建设培养了大批实业人才,采用了多种教育方式;发展了现代化矿、工企业,重视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培养、引进;农业方面采用“齐聚资本”,以畜养畜,植树造林的方式发展;金融上改革银行业,商贸上采取“大天棚”的形式繁荣市场,对抗侵略。其思想和实业发展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新疆实业建设内容多、范围广、时间长、然而成效浅,成果留存不多。究其原因,首先,他个人实业思想存在历史局限性;其次,主政者政策的改变,带来一定影响;再次,实业企业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如:缺乏管理、技术人才、经费短缺等问题,还包括政局不稳,战乱破坏等因素;最后,国内外局势共同作用下,新疆的实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总而言之,阎毓善作为民国新疆史上实业建设的重要人物,对新疆实业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陈晓峰^[5]（2015）在《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通州范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具有典型意义和独特之处。家族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450余年间繁衍生息,绵延13代,克绍箕裘,文人辈出,先后诞生了文学家30余人,文献留存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家族景观。本文以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是家族整体研究,下编是家族个案研究。从原始文献出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重点突出、深入系统的课题研究。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考订家世谱系、梳理家族文脉。根据家谱、史志、别集等文献记载以及当代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补充和完善通州范氏家族信息。通过世系简表与人物小传的形式还原家族众生群像,勾勒生息、繁衍、迁徙的历史轨迹,建构丰富而明晰的家族文学谱系。通州范氏门祚悠久,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直系后裔,属其次子忠宣公范纯仁支脉。南宋覆亡之际,由江西抚州始迁通州,不断壮大,发展成为该地首屈一指的文学世家。家族各代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传承意识,从明代中叶范应龙开始诗文存世,13代以着述立身,翰墨相继。笔者广泛搜集家族着述信息,务求其详,力求其尽。同时按图索骥,奔赴全国各地图书馆,排比已知诗文版本,考述新出着述内容,梳理出家族成员各类撰着、辑录逾200余种。范氏家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既有彬彬之盛、着述盈门的高峰时期,也有衰落不振、命悬一线的低谷阶段,呈现了曲折推进的态势,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由此带来文学生命的长盛不衰。第二章探讨家族发展演变的文化生态。首先,朝代更迭、社会政治、文学思潮与家族命运紧密相关,直接影响到成员的境遇心态、处世方式、创作阵容、文学审美。其次,范氏家族长期稳定地生活于通州,带有该地鲜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基因,襟江枕海、南北五山的地理环境,重视兴学、文教发达的人文传统,名家辈出、艺文繁富的文化氛围等,成为孕育文化世家的积极因素。又次,家族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重教传统,以实现文化累积和家学传承。不仅重视自身家族的文化建设,还强调婚姻圈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的品节操守和文化背景。范氏内部诗文唱酬,群体参与,交相师友,赏鉴品评,既增进了亲情,又锻炼了诗艺,在艺术化与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激发起强大的家族文学能量。晚辈精心守护、整理前代文学文献,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建构起庞大的家族文学谱系。第三章揭示范仲淹对通州范氏家族文化精神的影响。范仲淹丹心辅国,忠厚传家,通州范氏成员受到其深刻影响,文化精神高度质同,各代传承文正家风不辍。第一,范氏世代演进过程中,家族意识异常强烈,贯穿始终。认祖归宗,称颂家族崛起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敬宗收族,通过兴义庄、修家谱等方式增强亲族联络。高度重视治家教子,对家族未来发展密切关注。第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社会担当引起范氏家族各代普遍共鸣,居庙堂之高,慷慨时事,无私无畏,登进善类,揭发贪鄙;处江湖之远,忧念国君,改善民生,指陈时事,建言献策。第三,范氏家族发扬文正苦读精神,世代不懈。在先祖深厚广博的艺文修养感召之下,各代注重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的累积传承,蓄厚发远,家族内部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高雅的艺术品位。第四,孝悌是范仲淹维系家族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明清通州范氏的显着家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各代自觉发扬先祖人文关怀,传递仁爱,博施于众,普行善举。第五,注重教育也是范氏家族一脉相承的家族情怀,设馆授徒、受聘西席,从事官学、执掌书院,到创办近代新学、投身现代教育,类型丰富,惠泽深远,形成了悠久的教育传统和可观的教育阵容。第六,范仲淹清正廉洁的立身品节对家族影响深远,范氏成员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勤俭持家,甘贫守约;励节修身,正直磊落。在家族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中,各代推重先祖宠辱不惊、进退裕如的儒隐精神。这一超然胸怀的获得或与佛教情结密切相关,发展为特色鲜明的家族佛学修为。第四章以明末范凤翼为研究对象。范凤翼是家族唯一一位立朝言政之人,忠君忧民,正气凛然,以事功和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论述涉及其诗文版本、着述刻书、政治立场、结社赋诗、诗歌创作等。万历三十八年,范凤翼辞官归隐,提倡风雅,积极投身文化事业,其诗文着述在清代特殊文化语境下,流播过程中禁毁与选录二元并存,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尽管家庭经济拮据,范凤翼刻书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涵盖经、史、子、集,扞卫传统经典,鼓励学术创新,关注现实政治,重视人伦教化,悉心甄别,精心校刊,在明末清初出版史上值得关注。范凤翼正道直行,命运与晚明党争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密关联,被时贤后彦普遍视为“东林人物”。笔者通过其与东林党人在政治作为、社会交往、立身原则、党争态度方面的异同,逐一辨析,以澄清事实,还原其非“东林人物”的真相。范凤翼致力于与志同道合者交游结社,是通州山茨社,金陵白门社、兰社的灵魂人物。山茨社寓含鲜明的政治态度,先后绵延近二百年。白门社名流翕集,规模宏大,盛极一时。兰社是明代为数不多、规模最大的画社,诗、画渗透交融。三社均属艺文性质鲜明的文人活动,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众,活动内容多,相互补充,在明清文人结社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范凤翼置身明代门户林立、纷纭杂陈的诗坛格局,主要继承前后“七子”诗学思想,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思考,代表了明末清初文坛的主流风习。其诗歌紧密结合万方多难的时局、坎坷多艰的人生,寻求复古与性灵的融合统一,陶写性情,真挚感人,诗风雄奇,自然流畅,各体兼备,复古模拟的同时求新求变,真实袒露了明末文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第五章以清初范国禄为考察对象。范国禄以布衣终身,是家族文献着述最为宏富之人,诗文杂着且逾百卷。其着述刊刻行世者大部分现皆罕见或亡佚,多以稿本、抄本传世,不乏海内孤存。笔者对其诗集、文集、总集、杂着版本及流传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多有可贵发现。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楼诗年》三卷,卷首自注不见传世他本,为了解人物生平事迹、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材料。中科院图书馆藏《狼五诗存》是通州第一部地域诗歌总集,呈现了该地有宋以来诗歌发展状貌和诗人群体图谱,成为研究地域文学的珍贵参照。中科院图书馆藏《十山书刻序言》,收录了清初李渔等33人为范国禄16种书刻所作序文,内容可靠,归属明确,多数均属首次披露,保留了大量顺康之际文人别集失收之作,颇多正误、辑佚之功,也为考察人物生平、交游、文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清代文学繁荣发展中布衣群体形成了中坚力量,范国禄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清初文坛词苑,努力矫正流弊,积极参与时代建构。其诗学对明代反思批判,对现实救弊补偏,鲜明体现了对儒家诗教精神的皈依和坚守。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前代诗学遗产,取舍慎妥,其复古与总结在清代具有典型意义。范国禄篇目繁多的诗作详细记录了一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留下了解清代前期下层文人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诗歌创作努力挣脱晚明竟陵诗派的幽孤局促,直面广阔社会和现实人生,酣畅淋漓地言志抒情,登山临水、雅集唱酬之作尤多,显示了清初社会安定繁荣带来的士风新变和文坛新景。其诗以情感人,各体兼备,以赋为笔,出入唐宋,具有清逸之美,体现了时代文坛主流的审美观念。范国禄参与词界唱酬,从事词学实践,参编词坛总集,评点词家名作。具有强烈的尊体意识,严格区分诗词之异,规范词作之韵。顺应时代潮流,超越正变论争,主张广泛师法。对重要词学命题的阐发达到了时代新高度,不仅雄峙于广陵词人群体,在清初词学胚变时期亦不容忽视。范国禄爱重交游,这是其作为布衣文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交往人物接近1000人,对象不拘一格,既有遗民志士,如陈济生、冒襄,又有当朝官吏,如王士禛、孔尚任、施闰章,还有布衣文人,如陈维崧、李渔、邓汉仪,笔者选择对其有重大影响者加以分类考察。第六章以晚清范当世为论述重点。范当世作为家族中对时代文坛影响最着者,诗是晚清同光体的杰出代表,文为曾国藩、张裕钊之后桐城一脉的嫡传。范当世具有丰富的问学经历和广泛的文学交游,深刻思考和持续关注古典诗歌发展,鼓励争鸣,主从同光诗体观点,通过复古的方式开创诗界新局面。同时,以积极姿态应对时势,革故鼎新,表现出的文学自信令晚清诗坛为之一振。范当世将创作的源头活水指向了诗人生存和社会现实,强调传统士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对国家与文化的担当。推崇创作主体刚正的人格、渊博的才学,避浅去俗,崇尚“深寒”之境,代表了新旧杂陈的近代语境下文人在诗学道途的锐意进取和艰难探索。范当世主要取法宋代诗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借径苏、黄,上溯杜、韩。以文为诗,纳入了纯熟的散文笔法;诗风鲜明,以甲午战争为界,前期雄放劲健,后期沉郁悲壮;求新求变,在题材、内容、艺术等方面努力开拓;致力于炼字琢句,多用典故。范当世与杜甫在社会政治、家族文化、命运遭际、诗学思想等方面高度一致,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杜甫情结,表现为思想内容的借鉴,艺术技巧的吸收,精神人格的发扬,从具体视角显示了杜甫在晚清的接受和影响。范当世重情笃义,与前室吴氏伉俪情深,相濡以沫,妻死之后以诗文宣泄哀伤,凄美动人。不仅诞生了广为传诵的名篇,而且可见对这一传统题材的艺术开拓与创新。范当世与继妻姚倚云显示了以尊重、平等为核心的全新文人伴侣关系,既呈现为家庭生活内的温馨融洽,又表现为社会场域中的相得益彰;既有对传统道德的恪守,又有对时代新风的吸纳;既有深挚感情的支撑,又有共同事业的维系,深刻体现了传统婚姻的近代转型。范当世交游遍布天下,其中与刘熙载、张裕钊、吴汝纶、陈三立的交往对其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担任李鸿章西席,个体命运与近代时事政治产生了紧密关联。笔者选取这5位人物,全面搜辑文献,细致辨析,详细解读交往事迹,以深入了解人物命运和文学创作。通州范氏家族文人数量可观,文学成果丰硕,主导了通州明清文坛格局,成为乡邦文学的核心,以独特的文学声望和榜样力量带动了该地文学的繁荣,是家族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典型。不仅如此,范氏各代素有重视交游的家族传统,对象不拘,地域开阔,积极投入各地文学活动,参与时代文学思考,不仅提升了自身艺文能力,更带来与时代文坛的交流互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因才华修养为个体和家族赢得了声誉,影响远超一地。范氏清芬世守,虽然功名零落,境遇窘迫,坚定维护诗书传家的生存模式,潜文游艺,扎根现实生活,介入时代发展,追求文学与人生的水乳交融,是超越功利的纯粹文学家族,显示了古代世家的多元存在方式和发展态势。当历史上众多文化家族飘零消逝、成为过往之时,范氏持续推进、绵延至今,岿然灵光,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地域文学乃至国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此外,笔者还对范氏家族第13代成员范曾先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古体文学创作、范氏家风对书画艺术的影响等。因论文篇幅所限,暂且割爱。

谢志远^[6]（2015）在《中国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的文化土壤与基本特征,以具体小说文本为观照对象,考察商业小说在不同时期的历时性发展和共时性特点。首先,从社会发展和文化影响的视角,对商业小说叙事的形成进行文化学的批评和阐释,对不同时期商业小说叙事的发展流变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中国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的三大结构类型,具体分析这些结构类型产生的文化基础、思想资源和创作实践,并分析这些结构类型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同时,考察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的两大主题,详细解读其内涵、文化蕴藉、发展深化、基本特征,以及这些叙事主题所表达的创作意图与拥有的叙事价值。随后,宏观比照古今商业小说叙事的沿承与演变,立足当代商业经济语境,探寻当代商业小说叙事的文化语境及其基本特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最后,以此为基础,探究商业经济时代下,从商业经济发展与文学创作关联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在绪论部分,论文对选题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论题的研究现状、趋势进行了重点阐述,对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了简要阐释。第一章,主要抓住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这一影响商业小说叙事的主导性因素,分析了社会文化语境影响商业小说及其叙事的具体维度,作家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承担的角色、商业小说叙事展开所具有的话语空间,以及商业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基本特征等。商业经济的不可或缺及其与农本经济、儒家观念的不断冲突,构成了商业小说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语境,在此语境下,作家需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与功能,在叙事过程中,选择“汇商入儒”的基本策略,以此缓和甚至消解小说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这种策略的选择,影响了商业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和风格。第二章,抓住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的结构类型这一考察叙事的重要内容,具体分析了“‘神助’命定”、“家庭中心”、“因果报应”三种结构类型。这三种结构类型的产生,各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们在古代商业小说创作中广泛存在和屡被运用,是创作者对商业活动认识上存在局限,以及受思想传统的影响、制约的结果,被动中蕴藏着主动,主动中包含被动。这些结构类型处在不断演进中,对商业小说的叙事样态产生了重要作用。第三章,论述了古代商业小说的财富叙事主题,对财富叙事主题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观照与阐述。财富问题是商业小说叙事难以回避的主题之一,中国古代商业小说财富叙事多持“财富命定”的观念,并以财富为中心来思考金钱与情感的关系,探析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超越。第四章,重点论述了古代商业小说的义利叙事。义利问题则是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的核心主题,集中体现了商业的逐利特性与社会伦理道德规约之间的权衡博弈。论文深入文化根源与小说作品,着重考察了不同时期商业小说义利叙事的特征与发展演变。第五章,对比古今商业小说叙事,论述当代商业小说叙事的沿承与演变。以商业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代商业小说中所流淌的传统文化的血脉,呈现出的中国商人的特殊品质。当代商业小说叙事捕捉时代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对金钱进行了重点观照,总结了金钱所带来的近乎狂欢的状态,堪称一部“金钱物语”。从叙事动力的角度来说,当代商业小说叙事形成“成长遭际型”、“商战谋略型”、“行业揭秘型”等三种叙事动力类型,这些类型,使当代商业小说叙事产生了相应叙事品格,并有进一步超越的必要。结语从宏观上对古代商业小说“以义制利、义以生利”的叙事旨归,以及商业小说的叙事特征和价值进行了归纳。论文较好地弥补了学术界对传统商业小说研究薄弱的问题,在具体的内容上进行了深化和创新。总体而言,论文从文化场域和文本叙事结合的角度,对商业文化、商业小说和叙事研究都进行了有趣的尝试。

高鹏^[7]（2014）在《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天津盐业发展史早于天津建城一千余年,盐业的发展和繁荣在天津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盐商是传统盐业体系中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从天津建城初期,长芦盐商便参与到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使这片“斥卤之地”沿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前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俗和“城市性格”。盐商的流动、盐商对文士的拉拢、盐商的选择、盐商的爱好等等,都在天津城市文化与城市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芦盐商们在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及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本论文要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将主要采用史料实证的研究方法,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个案分析,综合运用考证、综合、统计、比较等方法。笔者选择在天津文化史具有代表性的盐商家族在高雅文化、科举、教育、民俗等方面的作用为主线,综合利用方志、族谱、史料笔记和其他资料,通过文献整理,逐步梳理出盐商家族与天津文化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除绪论外,全文共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军卫时期天津的文化生态,分析、考证了军卫时期天津城市的基本条件和早期天津的文化特征,提出了考察天津文化脉络的两个主要维度。第二章详细梳理了主要长芦盐商家族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考察了盐商家族兴起背后的力量。第三章研究了长芦盐商在南北文化交流和天津科举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津郡文化中的江南“基因”与文人北上的内在需求;长芦盐商与江南文人的互动;长芦盐商对天津科举的推动与带动。第四章详细考察了长芦盐商对天津高雅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在诗词书画与诗社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五章考察、分析了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的贡献,重点研究了盐商家族的女子教育以及盐商在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方面的贡献。第六章阐述了长芦盐商对天津通俗文化的影响。

高笑霜^[8]（2013）在《关于A群体被动迁移的实证调查 ——人口过程中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Ａ群体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53年从上海整建制赴长春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1955年集体转业成为A公司早期主要成员，1960年代南下四川参加三线建设，1970年代末进京至今，历经新中国以来社会变迁和多次迁移。本文通过对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的A群体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尤其是通过其50、60年代档案文本的解读，以实证的方式揭示了A群体作为一个被动迁移的生命历程，重点考察了A群体被动迁移所经历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口实践过程，也即一个典型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的生动过程。迁移的研究是人口学的当然课题，也与社会学紧密相关，本文在关照人口学注重数量统计的基础上，较多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方法，除了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也基于本文关于人口学应当在数量统计基础上关注人口实践过程或生命历程的主张。理论考察和理论假设构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A群体实证考察的基础。通过文献综述及对人口迁移概念的谱系式梳理，本文揭示了中国人口迁移理论尚不能满足中国人口迁移的丰富实践的问题。为展开对A群体的考察，本文首先对人口迁移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厘清，提出所有的人口迁移首先可以作“主动迁移”和“被动迁移”的区分，提出“被动迁移”是指由国家或社会主导的不可选择的迁移，而传统人口迁移理论是基于“理性人假设”，也可以称之为“主动迁移理论”，无法指导和适用于对被动迁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近现代政治思想关于权力和权利概念的梳理，提出了了本文用以对被动迁移进行考察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的理论框架：本文所指权力是指基于国家之为国家和个人之为个人即得成立的最基本的权力，它并不依赖某种政体或法律之规定；国家基本权力运行机制包括“权力扩张”、“象征”、“暴力”、“物资”、“实际措施”、“权势人物”等几个方面；个人基本权力运行机制包括“欲望”、“身体”、“同情”、“造神”、“知识”等几个方面；主体间性是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不能摆脱的基本规定，无论国家或个人，其权力运行均从另一方的权力获得依据和加强自身权力的基础，而且自身权力的加强也必然提供另外一方权力加强的基础，在其中没有绝对的主动或被动一方。作为对A群体实证考察的第一步，本文以个案介绍、群体统计以及行业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视角，对A群体的年龄、生育，A群体的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基本情况做了分析。特别是对A群体所在的A公司在建筑业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分析和介绍，一方面在于揭示A公司作为直接面向A群体的国家权力主体的地位，另一方也在于揭示本文选择A群体作为考察主体所具有的反映全社会人口实践过程的典型意义。在这一部分，同时也揭示了本文何以把A群体作为被动迁移群体的根据。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以A群体生命历程为载体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考察，是本文的第二个重点，也构成对本文关于被动迁移之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理论假设的回应与验证，不仅对认识A群体被动迁移的人口过程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基于人口实践来重新审视和界定中国1950年代、1960年代的政治社会实践提供了的新的路径和发现。根据研究过程中对国家权力运行特点的发现，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证考察与有关发现的揭示。其一，象征权力和暴力权力的混合实践：揭示了新中国成功确立的象征权力根基是“人民”。成功的把自己塑造为人民的代言人，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对“人民”之概念的解释成为其象征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也为其它国家权力运作提供给了基础。和人们对“肃反”之类运动“依靠多数人针对少数人”的印象相反，本文发现这类运动的实质是“通过少数人面向多数人”的一种权力过程，并且和象征权力的运行紧密交织运行。其二，物资权力、实际措施权力的综合统治与扩大化：通过对户籍、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劳动竞赛和先进评选等的考察，以及对三反、五反、肃反、文革等的再讨论，揭示了国家权力如何延伸到“田间炕头”，又如何进一步向“一闪念”、向祖宗三代延伸的机制，及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趋势，揭示了“铁饭碗”作为权力博弈产物的实质。其三，权势人物作为权力运作的机制及其变种：通过对A群体的实证考察，揭示了组织的人格化这一新中国权势人物运作的特殊存在，这种发现对传统把“个人崇拜”作为新中国政治的突出弊病的看法提出挑战，认为“组织崇拜”才是新中国政治的特点和弊病。本文对个人权力实践的考察和揭示也是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欲望的权力和身体的权力作为最活跃的力量：通过对有据可查的档案记载，揭示面对国家权力的个人如何保持以及发展和成长欲望以及身体的权力，懒惰、弄虚作假和性成为几个重要的个人欲望和身体权力运行成长的路径。其二，造神的权力和同情的权力：通过对A群体的实证考察发现，A群体通过对国家象征权力运行的媾合与发展，使自己造神的权力得以迅速成长，这一权力不仅得以辅助他们在当时获得相对舒适的心理生活，也是他们在以后继续向国家主张权力的力量，这种状况也揭示了时至今日仍延续不变的A群体同时代人们对那个时代众口一词的“无私”的神话的精神逻辑。而同情的权力则是近乎和造神的权力同样成功的另外一个权力运行方式，藉此A群体的付出都在子女身上得到必要的回报。其三，知识权力和知识分子与A群体的特殊关系：通过对A群体与知识分子处境的综合讨论，阐述了这样一个思考：使A群体饱受诸多困扰也使A群体收获个人权力诸多成长的国家权力运行模式，来源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不信任，随着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的运行方式不得不重新调整，A群体在从国家权力困扰中得以解放的同时，也在逐渐失去他们由其中获得的个人权力的成功。最后，本文集中阐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或创新：对A群体的抢救性研究；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关注人口过程即国家与个人权力实践生动的实践过程的主张和尝试；对中国人口迁移迁移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揭示；的对人口迁移概念的重新建构和被动迁移概念及其权力实践范式的构建；以及基于本文被动迁移权力实践范式展开的A群体考察及重读中国1950年代、1960年代政治社会实践的新发现。

张斌^[9]（2012）在《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文中提出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强大的渗透力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多点民族志为主要方法,辅以文献法、问卷法、事件—过程分析法、口述史方法等,对湘黔桂三省毗邻边区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八寨（乡）的上岩、坪寨两个侗族村寨和孟冲苗寨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民族志调查。通过全面考察发现,大众传媒与这三个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生活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脱离不开独坡八寨、通道侗族自治县,以及三省毗邻边区大区域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寨的政治信息传播、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寨的治理、村寨政治精英的媒介素养和村寨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同时,大众传媒对与村民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村寨政治文化,村寨政治关系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国家和省级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方便快捷地为村民提供了宏观政策信息；而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以及自订的区域政策信息则往往是借助科层制的组织传播来贯彻,地方媒体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地方媒体在政策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以“节庆传播”为特色的民族传播形式。信息的有效传播为村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村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动员型参与和主动型参与都呈现集体参与的特征,以区域的精英人物为代表。动员型参与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主动型参与主要表现为：民族精英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影响政策制订往对民族有利方向发展。在大众传媒推动下,村民对民族政治体系参与积极活跃。而村民的日常政治生活参与,则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来实现的,大众传媒起了宣传推动和促进作用。村寨精英在村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对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精英的调查发现,无论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乃至潜在型村寨精英,都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比较积极,也非常善于利用大众传媒资源来开展工作。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调查发现,他们的政治信息获取渠道非常不畅,政治生活态度冷漠；而他们有限的大众传媒接触和使用更多地体现为对娱乐消费文化的享用。在村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自由天空”的支教老师们作为舆论领袖的二级和多级传播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村寨治理中,村民利用所获取的大众传媒信息来作为与村干部博弈的工具,往往会给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一些被动。但同时,村干部也会利用其所掌握的大众传媒资源优势,以及组织传播的独有资源,与村民展开信息对弈。当前的少数民族村寨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用,加强信息沟通工作。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村民的视野更开阔,在全球的体认中形成了对国家统一体和中华民族更高的认同；并且学会用国家坐标、全球坐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在大众传媒镜像驱动下,不同民族村寨,同一民族不同村寨之间的关系缓和,在共同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参与中,大家消解了历史矛盾,融洽了政治关系；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不同民族间,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利益关系,仍然存在的矛盾；在传媒影响下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也是需要加以科学引导的问题。大众传媒对侗苗少数民族村寨政治文化的影响表现在物态文化方面主要是对鼓楼和建筑民居的影响,在制度文化方面主要是对“款”的影响,在行为文化方面主要是对村民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影响。而这一切体现在村寨观念心态文化方面是从传统的冲突型和服从型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的协调型、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总体来看,现代传媒技术发展,以及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村寨的日趋普及,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寨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力地推动着“村民自治制度”在村寨的执行,使得政治不再是高墙王宫之事,使得民主在广大的少数民族乡村成为可能。但我们的大众传媒如何走出众声喧哗的“娱乐享受”,如何真正走进那广阔的乡村,回归“大众”本质,却是另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张荣超^[10]（2009）在《张荣超日记1992-2009》文中指出1992年5月23日,晴天今天乡里布置工作,要求全乡要完成300吨油菜籽订购任务,全乡7000户种油菜,凡是春订合同上有油菜任务的,按每亩200斤交售,完不成订购任务的,每斤油菜籽罚5毛钱。县、乡考虑到农户食用

二、灾民怀揣“八大注意”小心返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灾民怀揣“八大注意”小心返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河保偏地区民歌的民俗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论文提纲范文）

（5）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关于A群体被动迁移的实证调查 ——人口过程中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9）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灾民怀揣“八大注意”小心返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河保偏地区民歌的民俗志研究[D]. 王雨璐. 山西大学, 2021
• [2]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
• [3]叙事学视野下的广播专题作品研究 ——以1990年-2017年中国新闻奖获奖广播专题作品为例[D]. 郭孟媛. 山东大学, 2019(09)
• [4]阎毓善“实业兴疆”思想与实践研究（1917-1933）[D]. 杨博惠.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5]通州范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 陈晓峰. 扬州大学, 2015(04)
• [6]中国古代商业小说叙事研究[D]. 谢志远.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3)
• [7]长芦盐商与天津文化的形成发展[D]. 高鹏.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8]关于A群体被动迁移的实证调查 ——人口过程中的国家和个人间权力实践[D]. 高笑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02)
• [9]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D]. 张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1)
• [10]张荣超日记1992-2009[J]. 张荣超. 安徽文学, 2009(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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